星期六，“非常莫扎特”乐团举行最后一场音乐会。我跟埃莱娜一起去，散场之后我们俩还去吃了顿烛光晚餐。这个音乐节不过四个星期，但却比一般歌剧里面死的人还要多。算算还真是不少——伯恩与苏珊·霍兰德、杰森·比尔曼、卡尔·伊凡科、莉雅·帕克曼与按摩女郎、彼得·梅雷狄思和他的四个室友，最后，当然还有亚当·布莱特或阿登·布里尔，或是奥博利·比亚兹莱，看你喜欢叫他什么。

这就已经十二个了。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刚过一半，噩耗传来，死亡人数增为十三人。艾拉·温特沃思说，他早就有预感了，所以请法医室的人重新检查过去八到十个月内的无名尸体。春天，哈得孙河里打捞起一具在水中漂浮了两个月之久的尸体，根据齿模记录，证实是哈罗德·弗希尔。这个欠了租金逃离百老汇与威弗利交会口那间公寓的亚当·布莱特，突然有能力在中央公园西路租下豪宅，也是另有隐情。

我把温特沃思引进厨房，给他煮了一壶咖啡，他照例称赞它很香。我问起齿模比对结果，或是有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地下室那具尸体到底是谁。他说：“一定是他，你不相信？”

“能够证实当然更好。DNA比对呢？他们没从尸体上面取一些DNA样本吗？”

“从恐龙骨头上都采得到DNA样本，”他说，“看过《侏罗纪公园》吧。当然，他们采到一大堆DNA样本。”

“然后呢？”

“没有相符的比对，问题就在这里。”

“按摩店的垃圾桶里不是有卫生纸吗？”

“有人把垃圾桶里面的卫生纸全部翻出来了。”他说，“你知道吧，以后我再抱怨我的工作是全世界最辛苦的时候，请提醒我还有个翻垃圾桶的可怜鬼。他们当然找过了，全都检验过一遍，可是什么也没有。看来这家伙要么是犯罪天才，百忙之中还记得把垃圾桶里沾了精液的卫生纸拿出来丢掉，要么这家伙在电脑上讲的故事，根本就是编的。”

“他根本没有去过按摩店？”

“他根本没有射精。他没有高潮，我们当然找不到沾了精液的卫生纸，采不到DNA样本。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杀她的理由，因为他不想面对他性无能的事实，所以，他绝口不提真正的经过，自己编了一个故事写进电脑里。”

“我是个杀手，在床上也不是个软蛋。”

“大概是这个意思。”

“也许吧。”我说，“当然，还有一种我们没有提到的可能性。”

“我连想都不敢想。”

“他又一次装死，”我说，“留了一个替死鬼在地下室。”

“杰森·比尔曼。”

“没错。火场检查员说，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他不小心引爆火苗，连累自己葬身火场；二是他自己也不想活了。但我马上就想到第三种可能性。”

“我也是。你知道我觉得耿耿于怀的是什么吗？”

“血脚印？”

“说对了。就是他妈的血脚印。一路踩到地下室，好像刻意要引起我们注意似的，你猜我心里浮现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吗？小聪明。”

“他以前也这么干过。”

“只要有机会，他就一定会来这一手。”

“齿模记录呢？艾拉。火烧得再厉害，牙齿总是烧不坏的。”

“话是没错。但是，你要用他的齿模和什么比对呢？漂在哈得孙河里的浮尸有牙齿，但我们得先拿去跟哈罗德·弗希尔的齿模比对一下才会有结果。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亚当·布莱特这个人，以前又用过什么化名。他并没有用这个名字住在纽约，什么记录都没有，只知道他在百老汇和威弗利交会口处住了一年半，在中央公园西路住了半年。美国各地的医学院都找不到这个名字，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职业工会。说不定他从业用的所有证件都是伪造的呢。这又不是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又不会有人要心理医生割盲肠，解释X光照片，你只要时不时地点点头，然后说一句，‘是吗？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常常有人混充医生、律师，甚至西德尼·波蒂埃的儿子，一时半会儿谁能看穿？”

“还经常有人冒充沙皇的女儿。”我补了一句。

“冒充心理医生。”他说，“就跟小朋友扮家家酒一样简单。更何况一半以上的病人都是无病呻吟。”

我拿起咖啡壶，把杯子倒满。我说：“从指纹着手，大概也行不通吧。”

“你开什么玩笑？火场哪里还找得到指纹？我们在中央公园西路倒是找到一些，数量不多，没有办法辨认哪一枚是他的。”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任何一枚指纹多次出现。我想他大概打扫得很勤，而且特别注意指纹，一有机会，就把它们擦得干干净净的。这么说应该不夸张吧。我们所釆集到的指纹，理论上有一大堆应该是麦瑟罗街那群人的，因为他们经常来这里接受治疗，跟他们勇敢的领袖进行个别治疗，或集体治疗。这样留下的指纹就不少了，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比对，因为盐酸不止洒在他们的脸上，连他们的手指都没有放过，又狠狠地烧了一下，什么都不剩了。”

“一团模糊，面目全非。”

“你说得一点也没错。”

我喝了一口咖啡，“他是怎么到那里去的？”

“哪里？布鲁克林？”

“他可不是走着去的。”

“地铁吧，我想。除非有人能指认他乘的是出租车。到目前为止，没有司机出面说他载过这个神秘乘客。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能证明他不是坐出租车过去的。”

“他会不会有辆车呢？”

“目前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在管理所里找不到，没有任何的车辆登记。”

“我想他应该有辆车。”

“登记在别人的名下？有可能。”

“我想他和伊凡科也是开车到霍兰德家去的。我一直这么想。”

“有可能。但不代表他是开车到麦瑟罗街去的，不是吗？”

“没错。”

“他又没扛两大枕头袋的赃物，马修。他完全可以乘地铁，没人会多看他一眼的。”

“这倒是真的。”

“也许他搭麦瑟罗街那伙人的便车，先打个电话给谁，然后叫那个人去接他。到了之后，这些人束手就擒，排着队让他一刀一刀地杀。你觉得可能性不大，对不对？他们不太可能先约好，然后再把这个心理医生载到麦瑟罗街，是吧？”

“我想他们是会去接的。”

“如果他有车，”他说，“那么当天他可能是用别的方法赶到现场的。这样他势必得把车停在车库，或是附近的路旁，这部车迟早会被拖吊，然后被当成无主物品被公开拍卖。我们一辈子也查不出个名堂，因为这部车登记在别人的名下。”

“是啊。”

我们两个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温特沃思说：“如果他是开车去的，车应该停在麦瑟罗街附近。”

“你这么想？”

“可是附近却没有。当然，他可能把钥匙插在上面，所以这部车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对。”

“也许他记得把钥匙拿走，但结果还是一样。那个地方的孩子还没学会开车，就已经会用汽车的点火装置偷车了。”

“这话也是。”

“他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地方藏身？你是不是要问我这个？你是不是要我随便找条街，找些兄弟挨家挨户去搜？”

“这种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没错。你说，最近有没有人失踪呢？”

“我怎么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说，“没收到报告。但是，有多少人失踪之后根本没有报案？马修，我想躺在火场里的人是他了。”

“我想也是。”

“皮夹在他的口袋里，你知道的。已经是一团混乱了，先是被火烧，救火的时候，又被水喷，但里面有证件。是图书馆的借书证，可是这种玩意儿，你在时代广场花点钱，就会有人帮你做一张。谁管你上面的名字是真是假？”

“有没有驾照？”

“没有驾照，没有行车照，也间接证明了他没有车。”

“也许驾照和行车照上是别人的名字，他很小心，不但分开来收好，而且不让它们留在现场，因为以后还用得上。”

“然后他开着车，驶向夕阳。但他却把钱留在皮夹里，你相信吗？我的意思是说，谁会把钱扔下来呢？”

“多少钱？”

“一百七十块。”他说，“如果你忘记了，我再提醒你一次。这笔金额跟电脑上的描述一模一样，凶手离开按摩店的时候，口袋里就是这么多钱。一张一百，三张二十，一张十块，连钞票张数都丝毫不差。”

“金额完全正确。”

“没错。”

“他晃荡了一天，死的时候，皮夹里的钱，一毛不多，一毛不少。”

我们俩对望一眼，他的眼睛睁大了。“你猜到我心里想到的那个词了，是不是？”

“我想是吧。”

“小聪明。”

“就是这个词。”

“哦，天哪。”他说，“我现在已经有点神经兮兮的了，我可不想变成疯子。地上的那排血脚印是他踩出来的，目前还找不到证据驳斥这一点。”

“这我同意。”

“他已经死了。”温特沃思说，“如果老天爷不长眼让他逃过一劫，至少他也不在这个城市了。只要他不在这个城市，他就是别人的问题了，跟我们没有关系。地下室墙上的那句诗，是怎么说来着的？”

“‘我来似水，我去如风。’”

“是啊。”他说，“我只能说，他还真是一股邪风。”

一星期后，埃莱娜接到一个电话，和对方还聊得挺起劲的，过了几分钟，她才捂住话筒对我说：“找你的，是安德鲁。”

还真是这小子。他说，他只是打电话过来，让我知道他又搬家了。他离开图森，先到处晃了晃，看看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然后辗转来到爱达荷州的多蓝城，跟斯波坎市隔一条河。

“再过几个月，”他说，“我希望我仍然在图森，因为每个人都告诉我，这里的冬天长得要命。但目前我觉得这里挺好的。”他找到了个当酒保的工作，他说，住的地方不错，上班只要走五分钟就行了。

“就算我喝多了，”他说，“回家也不是件难事，连马路都不用过。”

“这个好处还真不赖。”

“说到喝多了，”他说，“我那天是过分了点，丧礼那天，我在好时酒吧实在不该那样说话。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因为我的情绪实在受不了吧。”

“不用想得太多了。”

“我想，我应该向你道歉才是。”

我跟他说，我早就原谅他了，而且也忘得差不多了。我抄下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互道珍重，说会常常联络。然后我跟埃莱娜说：“感觉真好，但谈下来，我却觉得看到了冰山的一角。”

“很冷吗？我倒没有这种感觉。”

“是看不见。”我说，“大部分都藏在水面下。他好像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了。”

“迈克尔跟他说的？”

“可能暗示过，没有明说。安德鲁说了半天，其实只是想跟我说，他知道钱是我给的，谢谢我。”

“他现在在爱达荷州，你知道吧。”

“在当酒保。跟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市隔一条河。几步路就可以从住处走到上班的地方，就算喝得烂醉也不怕。”

“你还是担心他吗？”

“我闲着发慌，非得去担心他吗？”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回答了吧，没有吗？我只是不知道‘担心’这个词合不合适。难道我担心了，情况就会不一样吗？人是会变的，但只有不得不变的时候，他们才会变。他在图森做的蠢事又被他躲过去了。后果其实是挺严重的，但他却没有得到教训，轻轻松松就躲开了射偏的子弹。”

“下一次呢？”

“肯定还有下一次。”我说，“我只希望他能保住性命，出狱之后好好重新做人，我会关心，因为他是我的孩子，但我没有办法介入。我又不是他的神，连他的资助者都谈不上。”

“你只是他的爸爸而已。”

“也有点不合格。”我说。

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该给海伦·沃特林太太，也就是杰森·比尔曼的妈妈打个电话。她非常感激我洗刷她儿子的不白之冤，原来他只是连续杀人案里第一名牺牲者罢了，不是什么冷血的江洋大盗。对她来说，这样的结果，忧喜参半。她的儿子还是死了，死得不明不白，没有半点价值。她一直以为赐她儿子新生的人，不但背叛了他，还夺走他的生命。

“可是，你知道吗？”她说，“我实在不想说，但我觉得这样说不定对他比较好。我想杰森这辈子很难找到什么出路了。也许我话不该说得那么绝，因为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是不是？”

“是啊，”我说，“我们永远也不知道。”

我又跟克里斯廷·霍兰德聊了两次。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还没把最后的账单寄给她。我跟她说，我没有账单，她又不欠我什么。

“这不对啊。”她说，“你跟TJ花了这么多时间，应该会有费用产生才对。”

“这就不用提了，”我说，“我又没帮上什么忙。”

“是吗？至少，我还活着。”

“你的表妹却死了。”我说，“威廉斯堡的那些人，无一幸免。你给我一千块，足够了。”

她还想争辩，过了一会儿只得放弃。我想，这事大概就这么结束了吧。两天之后，门房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波多夫寄来的包裹，必须签收。他找了个人送上来，我一边签，一边跟他说，我已经授权楼下的管理人员代收包裹。

“这个不一样，一定要本人签收。”他说。

埃莱娜回家的时候，我把这个包裹递给她，她动手拆开，又还给我。

我说：“这不是波多夫寄来的吗？”她说，那家百货公司也有男用品部门，这是一个礼物，包得很好，里面还有张给我的卡片。我接过来，一时间摸不着头脑。

那是一个鳄鱼皮夹，非常漂亮。盒子里面没有名片，我把皮夹拿出来，再找找有没有什么线索，却发现皮夹里面塞满了钱，簇新的百元钞票，总共五十张，还有一张卡片，“送你的礼物。”有KH两个字母缩写。

我马上打电话给她，她说：“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送你一件礼物，聊表心意，一般的人情世故不就是这样吗？”

如果有人给你钱，你就谢谢他们，放进口袋。这是一个叫做文斯·马哈菲的警察多年前教我的，这一课我学得不坏。我把钱分了一半给TJ，至少一半该是他的，说不定还得分多些才合理。他的眼睛顿时睁得很大，然后接过钱，谢谢我，折好钞票，放进口袋里。看来，他学得也不慢。

埃莱娜和我有天晚上找温特沃思夫妇共进晚餐。一天下午，他又跑过来，说他刚巧在附近，实在想不到哪里的咖啡比我家更好了。我们坐进厨房聊了起来，多半是讲棒球，讨论“地铁大战”谁胜的几率高。“其他地方的人都很恼火，”他说，“但是，你知道吗？这也只能怪他们自己没把球打好。”

过了一会儿，他说：“如果你想把你的私家侦探执照弄回来，我们几个很乐意帮你写推荐信。”

“谢谢了。”我说，“我很感激。但我想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有需要就随时来找我。”他说，“万一你改变主意，也没关系。”

收到克里斯廷·霍兰德的礼物之后，我把他这个提议也当礼物收起来。然后，我发现我正走在教堂的阶梯上，准备进入圣保罗教堂。教堂空荡荡的，我挑了后排的位子，坐了半晌。然后到烛台边点了一整排的蜡烛，又坐了回去，想着什么事情变了，什么没变。

出门的时候，我在捐款箱里放了两百五十元。别问我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