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尸体的是他们的女儿，克里斯廷。她跟朋友在切尔西消磨了一个下午，原本打算住在伦敦特里斯一个女性朋友家中过夜。但这样的话她只能穿前一天的衣服去上班，要不，就得回家去拿换洗衣物。有个男人表示愿意送她回家，克里斯廷答应了。他在西七十四街花了好几分钟时间找车位，最后还是双行停车。

他想下车送她进去，克里斯廷说不必了；然后，她穿过马路，踏上通往家门的台阶。那个男人始终在车里等她，看着她拿出钥匙，开门，走进去。他可曾感到些异样？我想没有。我想这只是一种习惯，他从小到大，大家就是这么教他的：送女孩子回家，一定要看到她安全进门，才可以离开。

所以，他还待在那里，正想要离开的时候，忽然见到她站在门口，一脸惊骇。他立刻熄火，下车察看。

案子发生的时间太晚，报纸已经截稿。地方电视台可不会放过这个可以炒作的社会案件，我跟埃莱娜吃早餐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新闻了。纽约第一电视台的女主播说，受害者是从林肯中心回家后遇害的，我们这才发现，他们跟我们还曾经同处一室，听过相同的音乐。那时我们还没有想到他们俩也出席了感谢晚宴。只是发现他们曾经跟我们——还有其他上千人——共同听过相同乐团演奏的相同曲目，这种感觉就已经很异样了。稍后，才发现我们可能跟他们在感谢晚宴上擦肩而过，心情就更加忐忑了。

这起双尸命案还不止是个头条新闻，它更是记者口中的好故事。受害者是颇有名望的律师和才华洋溢的作家，优雅、尊贵，竟然在自己家中遭到如此残忍的杀戮。何况女主人还被强奸，小报读者绝对难以抗拒这种新闻；拨火棍插进她的阴道，更增加了血腥惊悚的戏剧性。在我们那个保守的年代，这样的新闻会做适当的修饰遮掩。警察也不会把消息和盘托出，总是会抓住关键，筛选嫌疑犯的供词。这一次，媒体的表现落差很大。时报没有报导，可能是因为措辞不易，太过残忍。电视台只暗示歹徒曾进一步侵犯霍兰德太太，却没有讲述细节。但《新闻报》和《邮报》却大肆宣扬，没有半点节制。

警察地毯式地搜查了邻近区域，终于找到一个目击者。这位邻居说，她见到两个男人，在午夜到一点之间离开一幢房子，可能是霍兰德家吧，她不确定。之所以会注意到这两个人，是因为他们身上都背了个大包；她不觉得有什么可疑，常常有人背着这样的包，在阿姆斯特丹大道的街角找二十四小时的洗衣店，一时之间，她也没有想到这两个人是小偷，当时想：这两个年轻人真可怜，工作那么忙，好不容易在午夜才能抽点时间，清理这些日子留下来的脏衣服。

这位邻居的说法相当含糊，警方的肖像画家束手无策，因为她根本没有看到这两个人的脸。至于身材，她只记得这两个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有一件事倒是挺特别的，但她自己承认，没什么把握，其中一个人好像留着一把大胡子。

法医认为她的说法有些根据。他们在现场找到两撮毛发，应该是男性胡须，连DNA比对都用不着，因为霍兰德先生的下巴刮得干干净净。

目击者还说，其中一个的腿似乎有些残疾。她觉得他走路的样子很奇怪，不过有可能是因为他肩膀上那包东西太重的缘故。但不能排除她说的可能性，只是当时无法确定。

碰到这种能炒作的新闻，不管有没有进展，报纸一定会放在头版。《邮报》的报导多半是推测和想象，甚至还附了一张肖像，“你可曾见过这名残疾人土？”画中的男性留着一把浮士德式的大胡子，面目狰狞，邪恶凶狠，一个大袋子横在肩上，把他压得有些驼背。是在朝着阿姆斯特丹大道，还是伯利恒街前进？我不大确定。邮报刊登这幅素描的用意，大概是在暗示这是警方提供的线索。其实压根儿不是这么回事。报社请来的素描画家经常添油加醋，为的是上头版有轰动效果。结果《邮报》的读者捕风捉影，胡乱猜测，累及不少无辜的人。

免不了有十几个人会根据《邮报》的消息向警方通风报信；报上的新闻，足够他们把故事编得天花乱坠的了。碰到这样的大案子，就算对方是胡说八道，就算你知道他们是从报纸上看来的，是受了报纸记者的影响，也得提起精神全力应付。但往往就是会有线索从这种电话中冒出来。打这种电话的人，多多少少觉得谁有点可疑，希望警方去查查看。每个线索都需要查清楚，倒不是真的希望能从其中查出什么结果，而是担心事后才知道某个电话确实有真凭实据，那时再懊恼可就来不及了。这是你在纽约市警察局首先要学会的东西。警察学校当然不会教你这些，但却是实战的要领。只要你当一天警察，经验就会一遍一遍地教你。

有个人告诉警方，他们应该去查一个叫卡尔·伊凡科的人。报纸上的素描并不是很像他，因为伊凡科有些嘴歪眼斜，而且他的脸比报上的素描要窄一些。这个人倒不知道伊凡科有没有留胡子，不过，胡子这种东西，每天都可以变的。他有一阵子没见过伊凡科了，不过即使这辈子再也看不到他，也无所谓。

尽管卡尔跟素描中的人物不大像，但是，有个事实却让警方锁定卡尔这个人，积极侦办。这事画像上可没说得那么详细：卡尔的屁股不知哪儿有问题，有的时候走路的样子很奇怪。虽算不上残疾，但毛病一犯，走路的模样会很滑稽。

问题是屁股有毛病、膝盖不听使唤，并且留大胡子的人可不少。引起警方注意的是拨火棍，那个通风报信的人也没举出什么具体的事例。他只是说，卡尔不止一次挂在嘴边，说如果哪个女人对不起他，或者他在街上看中了哪个女人，他就要来这么一下。卡尔说，我要把滚烫的拨火棍插进她的阴道。

或是诸如此类的话。

卡尔·伊凡科有前科，这大概谁也不会感到意外。未成年时的记录被限制查阅。但之后，他因为盗窃罪被捕过两次。第一次缓刑，第二次他在纽约北部的监狱服刑三年。还有一次，他被指控强奸未遂，罪名不成立，因为受害者无法在一群人中把他指认出来。

大家知道他最后落脚的地方是他妈妈的家。那幢楼底层是一家印度餐厅，他妈妈住五楼，坐落在第一大道跟第二大道之间。那里每幢楼房的底层，好像都是印度餐厅。只是伊凡科老太太已经不住在那里了，邻近的住户根本没听说过卡尔，没人知道他是什么人。

如果真想找一个人，有成千上万的办法可以把他挖出来。可是这个卡尔着实奇怪，警方手段用尽，还是连影子都没有见到。就在这进退两难的尴尬时刻，布鲁克林警方前往科尼岛大道处理一起居民的举报案件。他们说，有一幢楼房的底楼，大门紧锁，不断发出恶臭。警方破门而入，发现了两名高加索男性，年纪在二十五到三十五之间，死亡时间在几天之前。现场找到的文件和稍后的指纹辨识，都确认死者是杰森·保罗·比尔曼和卡尔·乔恩，伊凡科。比尔曼的皮夹里有一张驾照，登记的就是科尼岛大道的现址。伊凡科的皮夹里没有驾照，倒是有张学生证，透露了一些信息。那是在纪念品店可以找到的小玩意儿，伊凡科就读的是“黑街大学”，地址是“纽约贫民窟”，如果发生意外或是患重病要通知谁呢？伊凡科的建议是“市立停尸房”。

两个人都死于枪击。伊凡科四仰八叉地躺在光秃秃的地板上，胸口挨了两枪，太阳穴一枪。死法跟伯恩·霍兰德先生有些相似；经过弹道比对，凶手用的也是一把点二二自动手枪。警方没花多少工夫就找到了凶器——握在比尔曼手里。他坐在房间的角落里，背靠着墙，握枪的手垂在两腿之间。看来他是把枪管伸进嘴里，再把枪口朝上，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上颚，直达颅腔。职业杀手很喜欢使用这种点二二自动手枪，子弹会在脑子里像撞球一样乱弹，中弹者很少有幸存的。比尔曼一枪毙命，只是在这种状况下，用哪种手枪，结果大概都差不多。常常有喝得烂醉，或是郁闷焦虑的警察一时想不开，掏出执勤用的点三八，饮弹自尽，也是朝上颚开一枪，虽然子弹在脑袋里不像点二二那样乱弹，但照样可以魂归西天。

两个从霍兰德家偷的枕套也找到了。一个已经被掏空，卷成一团，胡乱塞在地板的角落里；另外一个还有半袋赃物，放在凌乱的双人床上。纯银镶饰的大木匣和十二人份的银餐具放在比尔曼的大橱柜里。经过克里斯廷的辨认，这些都是她家里的东西，还有几件她母亲的珠宝和小摆设，也陆续找到了。

鉴定科法医认定命案现场发现的男性胡须来自卡尔·伊凡科。苏珊·霍兰德肛门里的精液，也是他的。从X光检验结果来看，伊凡科的臀骨不好，所以走路的姿态才会很奇怪。目击者和通风报信的不知名人士，描述得相当准确。

那个时候，尽管报纸和电视成篇累牍地报道，我却不知道这么多细节；有别的事情正盘踞我的心头。

除了定期捐款之外，埃莱娜碰到像莫扎特音乐节这样连续十来场的演出，通常还会订一大堆的票。我常常陪她一块儿欣赏这些艺术活动，不过偶尔缺席也没关系，她总是找得到人用我的票。去年，她带TJ听了一场男高音演唱会，伴奏的还是小管弦乐团时期的古乐器。我很喜欢听这样的音乐会，但我那时有案子要办。据我们所知，这是TJ第一次欣赏古典音乐。埃莱娜说，TJ喜欢得不得了，歌声、音乐，没有不陶醉的，但是，我们也没想到，他会因此跑去买了整套的CD。

星期一晚上，我们参加了开幕音乐会，下一场是星期四的艾丽西亚·德·拉罗查钢琴演奏会，门票已经售罄。星期四时我们已经知道自己不但跟霍兰德夫妇欣赏了相同的音乐，而且感谢晚宴他们也在场。凶手还没抓到，埃弗里·弗希尔厅里一片嗡嗡声，大家都在谈论这起惨绝人寰的凶杀案。凡是我耳朵听得到的地方，话题都没有离开过霍兰德夫妇。

我照例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到贵宾长廊去走走，不是为了这里免费供应的咖啡和巧克力，而是想多听听人们在说些什么。有一对我们常常遇见的夫妇，现在已不是点头之交了，应该可以走上前去聊几句。他们问是不是在餐会上见过我们，有没有见过霍兰德夫妇，或是跟他们说过话。我们说，我们不认识他们，可能在哪儿见过他们，但现在已经没人知道了。“就是这么回事。”那位太太说，“跟我们坐一桌的人，我们都不认识，伯恩或是苏珊·霍兰德在我们身边坐过也说不定。”

“我们也有可能成为霍兰德夫妇。”她的先生说。他的意思是歹徒也有可能找上他们家。其实很方便的，你知道吗？凶手知道霍兰德夫妇当天晚上不在，也知道音乐会大约在什么时候散场，两个人什么时候会回家。他们有没有可能弄到一份感谢晚宴的来宾名单？有没有可能他们是随意从名单上挑一个人下手？

这未免扯得太远了。但我了解他的想法，知道他为什么如此担心。任何灾难——犯罪也好，地震也罢——只要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当然免不了有或多或少的冲击。霍兰德夫妇跟我们有什么差别？在晚宴的时候，既然他们可能坐在我们身边，我们当然也有可能会被找上门来的歹徒干掉。为什么不可能呢？所以，所有的宾客，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牺牲者——担惊受怕之余，也庆幸逃过一劫，舒了一口气。现场的来宾心中都夹杂着复杂矛盾的感受。

休息室里的人都很高兴自己还活着，同时也有些惧怕回家，谁能知道凶手是不是已经罢手了呢？

这是星期四的事。星期六的早上，警察踢开科尼岛大道一幢民宅的房门。几个小时之后，警察和全城的人——特别是切身相关的上西城，还有参加过音乐会的人士——都知道这件事情了，也都轻松了不少。凶手不但不再逍遥法外，而且他们全死了。对于报纸来说，接下来几天还是可以炒作这个题材的，增加销量，但这个题材终究没有什么新内容，也就从媒体上消失了。大家不再害怕。原本抢手的防盗器，供货也恢复正常，不再供不应求。参加音乐会的妇女，每个人的包里面本来都有一个小小的喷雾器，现在也放在家里，不必随身携带了。有很多男人原本还跟他们的律师抱怨，说弄一个携枪执照太麻烦；现在他们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费事带那么个东西在身上。

新的新闻又冒出来了，看看报纸刊登的消息，慢慢觉得霍兰德家双尸命案也没什么。星期一，我跟乔·德金共进午餐。这纯属社交，我现在已经不工作了。一年前，我们俩的关系有点僵；但有些事情我非做不可，最后害得我连私家侦探的执照都被吊销了。我干这行二十年，没有执照其实也无所谓；但没有朋友和友谊却不行。所以，我决定尽释前嫌，时不时地跟乔叙叙旧，尽管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忙。

他是中城北区的警官，这个案子不是他的，跟他的管区也没有半点关系。但我们的话题一直没离开霍兰德双尸命案。这案子虽然没有先前那么扣人心弦，可大家在茶余饭后还是聊得很起劲，只是有些人是职业需要，有些人纯属闲聊。“犯罪率下降了。”他说，“为了弥补犯罪率下降，这些下手狠的人决定用更加残酷的犯案手法填补这种遗憾。他妈的，什么时候开始偷东西非得跟主人硬拼不可？以前的贼，不是看到人就跑吗？”

“绅士珠宝大盗。”我补了一句。

“现在好像没有这种贼了，是不是？以前的行家只挑精品，不值钱的东西瞧都懒得瞧。一得手，马上离开，神不知鬼不觉，行动迅速从容。现在可好，街头上的混混胡乱把橱窗一敲，房门一踢，看到什么就拿什么，十块钱的收音机也要，拿了东西就跑，什么玩意儿嘛！这次更绝，偷了东西还在屋里等着主人回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贼和私闯民宅的混血杂种。私闯民宅啊！你明明知道受害者就在里面，硬闯进去，因为你就是想要硬拼。”

“通常是找上卖毒品的。”

“没错，这种人树大招风，是主要的目标。”他表示同意，“‘你把钱放在哪里？说！否则，我就把你孩子的头砍掉。’说跟不说没有差别，他们都会动手，王八蛋。这两个王八蛋，闯进别人家，翻箱倒柜，值钱的东西都装起来了，还要等着主人回家，要干什么？难道有更多的钱可以捞吗？”

“可能吧。他们觉得收获应该不止那么一点点。”

“我想，可能是他们忙活了半天，发现了新的希望。他们见到那个女主人的照片，决定留下来跟她交个朋友。”

“说不定他们在事前就已经见过她了。”

“都有可能。我跟你说，马修，不管你是绅士珠宝大盗还是耍猴戏的混混，都不应该把强奸这种事扯进来。现在，好像非得来一下不可。人在那里，长得不错，管他妈的，想干就干。就像冰箱里有你喜欢吃的好东西，干吗放着不吃？”

“反正不该强奸。”我说。

“这是以前道上兄弟告诉我们的老规矩。但是，对于某些女人、某些‘贱女人’，他们就不会客气。”

“再怎么不客气，也不应该用拨火棍吧。”

“真是王八蛋。你说得没错，一点也没错。怎么说，这种行为也称不上是爱吧？强奸女人。怎么有人说，强奸和性没有关系？如果和性没有关系，那些王八蛋又是怎么硬起来的？难道他们是把伟哥撒在麦片里，当早餐吃了不成？”

“有人见到漂亮的女人，就是按捺不住。”

“是啊。”他说，“这是巧合吗？他强奸她，达到高潮。他会觉得感激吗？如果他还有人性的话。为了表达他的感激，他就把拨火棍插进女人的阴道，割断她的喉咙吗？可恶。见到这样的混蛋，我真希望我们有死刑。”

“我们已经有死刑了。”

他看了我一眼。“我希望的死刑是得克萨斯州那样的。你知道我的意思。”

“不管是哪种死刑，反正派不上用场。他们已经死了。”

“是啊，谢天谢地。至少不会有律师帮他们脱罪，假释委员会也不会认为他们自我反省得很透彻，得到教训，可以放出来了。用拨火棍的那个叫比尔曼？还是开枪的那个叫比尔曼？他这辈子总算开对了一枪。”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自杀。”我说。

“谁知道呢？谁又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些事情呢？就算是你搞清楚了，又有谁会搭理你？反正他们已经死了，再也做不了坏事了。”

那天晚上，我往第九大道走去，过了两条街，来到了位于圣保罗教堂地下室的匿名戒酒协会。我在离开老婆孩子和纽约市警察局，一个人跑回城市厮混的时候，养成了到圣保罗教堂的习惯。我总是静静地坐一会儿，为我无法忘记，或是希望永远不会忘记的人，点一根蜡烛；再把厚厚的一沓钞票塞进捐款箱。我捐的总是现金，十分之一的收入，匿名。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捐了多少钱，因为我也没有记录我到底赚了多少。现在想想，这又有什么差别呢？难道我还希望圣保罗教堂的牧师请我参加感谢晚宴吗？

我常参加的匿名戒酒协会现在正在聚会，就在我点蜡烛，投捐款的教堂地下室一楼。我喜欢这种巧合，但过了很久才能不去想其中讽刺的意味。十八年来，我意识清醒，每一天咬紧牙关，竟然坚持了这么久，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绝不碰酒的时间比我干警察的时间还长，几乎跟我喝酒的历史一样。

早先，我每天都参加聚会。接下来，两三天一次；后来，是两三个星期一次；如今已经很久没来了。这种聚会的人慢慢离开并不奇怪；相反，这是正常的现象，尽管有些人戒酒二三十年，还是天天来这里。有的时候，我挺羡慕他们的；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只是在逃避自己的生活。戒酒计划应该是通往正常生活的桥梁。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戒酒计划是通向另外一个聚会的隧道。

我的辅导员已经死了两年了。他死之前，我去戒酒聚会比较频繁。一个杀手拿了钱，冲进一家中国餐馆，把他当成是我，不由分说就给杀了。杀他的人现在也死了，跟这件事情有点关系的人，也全都死了。我还活着，更重要的是，我还清醒。

人们很清楚：如果你的辅导员死了、又开始酗酒了，或是把你老婆拐跑了，你接下来该做些什么。首先，你得去继续参加聚会，然后，再替自己找一个辅导员。这是多年来形成的经验，我没什么意见；抗拒酒精诱惑超过十年的人，都很相信这套。但在我心中，没有人能取代吉姆·费伯。刚开始，对我来说他是力量的堡垒，总能给我各种建议；后来，我们俩更像是朋友，我也不觉得他是什么辅导员。每个星期天，我们都会找一家中国餐馆共进晚餐，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我确定就是他，让我保持清醒、觉得清醒很舒服，或许这是我们这种关系的核心吧。但我总觉得不止于此，好像还有些别的。总之，我始终不想找个人填补他留下的空间。

这些年来，我也断断续续辅导过不少人。一年前，我辅导了两个，一个戒酒一年，另一个刚刚从戒酒中心出来。不管是哪个，都不像是能和我长久交往的样子；幸好，辅导讲究的是实际，双方只要能通过这种关系强化不碰酒的意识也就行了。因为我是辅导员，所以我出席聚会更加频繁，无论做什么事都更加积极。可是，其中一个——新来的那个——还是又开始酗酒，然后就不见了；另外一个搬到加州去了。从此之后，我就再没辅导过任何人。

我当然可以积极地找人来辅导，是吧？不过，我却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神秘主义者说，徒弟有了之后，师傅自然会出现。我想，这道理反过来，应该也说得通。

当然也有人不参加聚会，照样滴酒不沾。参加聚会，不管要你做什么、听什么，万变不离其宗，主要的目的还是别碰酒。有的时候，我会怀疑，如果我真的不去聚会，会出现什么情况？坦白地说，我没细想过。我的时间又不值钱，一个星期花两个小时，一点妨碍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们有音乐会的票，但是是女高音演唱。我比较喜欢乐器演奏，所以埃莱娜找她的朋友莫妮卡去林肯中心，我去参加戒酒聚会。我给自己倒了杯咖啡，跟朋友打了招呼。只要我的兴致高，聚会去得勤，我就能认识所有的人。我在后排挑了个位子，打量了一下周围的情景，我知道屋里这些人的戒酒历史没有一个比得上我。

总是会遇上这种事。十八年毕竟不是一辈子，很多人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没碰过半滴酒。在全是退休老人的社区里，聚会更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但是在第九大道的教堂地下室，十八年可不算是一段短的时间。

台上的那个人讲的故事里，多次提到可卡因，但提到酒精的次数更多。光听这几句，就可以证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我的心思飞走了，但他谈话的主旨却始终在我耳边，他以前烂醉如泥，现在清醒了，清醒比较好。

是的，阿门。

聚会结束了，我瘫坐在椅子里，本来想找几个人到火焰去喝杯咖啡；但我却直接回了家。埃莱娜还没回来，我检查了电话留言，有一个，我大儿子迈克尔打来过。

他说：“爸，你在吗？在的话，请你接电话好吗？我想你是出去了。我等一会儿再打过来。”

他没要我回电，我也不知道他找我有什么事。我又听了两次，想从他的语调和用词中揣摩出点端倪。我觉得他的声音有点紧张，但大多数人在跟机器说话的时候都有点紧张。他可能有留言的习惯。迈克尔在硅谷的一家公司工作，职位不错，整天靠电话联络生意，半辈子就消磨在这玩意儿上。

当然了，打电话给老爸，感觉是不一样的。

十点刚过，加州比这里早三个小时。我找着了他的电话号码，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电话响了四声，应答机打开了，我挂了电话，没有留言。

我又听了一遍留言。皱着眉头，盯着应答机发愣。

我走进厨房，煮了一壶咖啡。喝第一杯的时候，埃莱娜回来了，莫妮卡跟在她后面。我给莫妮卡倒了杯咖啡，埃莱娜只有在早上才喝咖啡。我把茶壶拿出来给埃莱娜弄了杯甘菊茶，三个人坐定，聊起今晚的音乐会和惨死的霍兰德夫妇。我本来想提迈克尔的留言，感觉好像有些怪，不过觉得等莫妮卡回家再说也无妨。

电话铃声响起，埃莱娜离得近些，顺手接了起来。“哦，嗨！”她说，语气挺轻松的，但我不知道她在跟谁说话。她接电话的时候总是这样，就算对方是业务员，想请她换家长途电话公司，埃莱娜还是这般和颜悦色。“加州天气不错吧？哦，你在这里？那更好了！你爸爸在，”她说，“我请他来听电话。”我站起来朝电话走去，埃莱娜脸上突然罩上一层阴影，挥挥手，叫我站远些。“哦？唉，怎么会这样？迈克尔，怎么会这样？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天啊，我很难过。我找你爸爸来。”

她放下电话，略略掩住自己的嘴巴。“他要跟你通话。”她说，“但是，我想，他要先跟我说，好让你有点准备。”

准备什么？他的婚姻出现危机，还是他的孩子病了？他来纽约干什么？什么坏消息让他风尘仆仆的赶到东边来？

“安尼塔，”埃莱娜说，她是迈克尔和安德鲁的妈妈、我的前妻，“心脏病发作，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