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这是一个美好的夏日傍晚,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霍兰德夫妇在六点到六点半之间,来到了林肯中心。他们可能先在什么地方碰头——也许是在广场的喷泉前,也许在大厅,谁知道——再一起上楼来。伯恩·霍兰德是个律师,在帝国大厦跟合伙人有几间办公室。他大概是直接从办公室过来的,来这里的人多半西装革履,他并不需要换衣服。

他大约五点多离开办公室。他们家在哥伦布圆环与阿姆斯特丹大道之间的西七十四街,所以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先去接他太太。他们一起慢慢地走到林肯中心——也就半英里远吧,花不到十分钟时间。我跟埃莱娜也是这么悠闲地散步过来的。我们俩的公寓在第九大道与五十七街的交会口,但霍兰德夫妇住的地方要远一些。也可能他们不想步行,是叫出租车,或是乘公共汽车来的。

总之,他们到了那里。时间还相当宽裕,可以在晚餐前先喝上一杯。霍兰德先生五十二岁,个头不小,有六英尺二英寸;下巴很结实,额头很高。年轻时是运动选手,现在每天仍到中城的健身房运动,但是,中年发福的痕迹终究无法完全抹去。年轻时的他,好像总是吃不饱似的;现在的他,看起来富态稳重得多。霍兰德先生一头深色的头发,太阳穴附近已有些银灰;眼睛是褐色的,一般人会觉得这种眼色的人过于警觉猜忌,不过,这多半是因为他听得多,说得少的缘故。

他太太的话也不多,长得很漂亮,虽然不再年轻了,但岁月让她变成了一个端庄秀丽的妇人。她及肩的头发是黑色的,有几缕红色的挑染,整整齐齐梳在脑后。她比霍兰德先生小六岁,身高也差了好几英寸;不过,她脚上的高跟鞋弥补了不少差距。二十多岁结婚之后,她确实胖了好几磅;可当时的她跟模特儿一般清瘦,稍微胖一些也不难看。

他们俩站在埃弗里·弗希尔厅、各拿一杯白葡萄酒,随意拿些点心的模样,至今仍然在我眼前,栩栩如生。既然如此,也许我们曾和他们擦身而过,点头微笑,也可能是我见到了这么美丽的女人,所以多打量了她几眼。我们跟霍兰德夫妇,还有上百位宾客,那天晚上都在场。难怪稍后我见到他们的照片时,总觉得似曾相识。但说实话,我那天到底有没有见过这对夫妇,自己也没有什么把握。也有可能是其他时候我们在林肯中心或卡内基音乐厅遇到过,也不能排除在我家附近见过他们的可能。我的目光可能扫过他们多次,却始终没有正眼细看过,就和那天晚上一样。

我遇到了别的熟人。埃莱娜和我跟雷·格鲁利奥还有他的妻子米歇尔聊了几句。埃莱娜把我介绍给几年前她在曼哈顿上课的同学、一对经常上门照顾她生意的热心夫妇。我也让埃莱娜见过我的朋友。一个叫埃弗里·戴维斯,是我在三十一俱乐部认识的房地产大亨;另外一个是端点心盘的侍者,是我在圣保罗教堂匿名戒酒协会认识的。我只知道他叫做弗利克斯,姓什么可就不知道了,估计他也不知道我的姓氏。

我们还见到了一些久闻其名,但一直无缘结识的名人,芭芭拉·沃特斯、贝弗莉·蒂尔斯都在场。这是纽约仲夏音乐节的开幕酒会,喜欢莫扎特的人在这个夏天可以听个痛快。捐两千五百美元以上赞助这个音乐节的人士,会被邀请参加感谢晚宴,享用晚餐和鸡尾酒。

埃莱娜总喜欢把她做生意赚来的钱攒起来,拿去投资城里的出租产业。纽约的房地产是个只赚不赔的行业,谁都能蒙着眼睛做成一笔好交易,更何况是埃莱娜这么精明的女人。她本来就是那种很少出差错的人,处理自己的生意更是游刃有余。如今,她已买下我们俩在凡登大厦的公寓,还有一套皇后区的公寓在出租。从经济上看,我和埃莱娜都不缺钱,完全不用工作,过几天清闲日子。可我还是干着侦探的老本行,埃莱娜也还是在第九大道往南几条街的地方开她的小铺子。我们都挺喜欢目前的工作,赚到的钱也不愁没有地方用。话说回来,就算是没有人雇我调查事情,或者埃莱娜卖绘画、古董的小铺子没人光顾,我们也不用担心会饿肚子。

我们俩都觉得应该把一部分的收入捐出去。几年前,我有一个习惯:把收入的十分之一顺手放进随便哪个教堂的捐款箱里。近些年来,我想得多了,对于这种做法,有些保留,但是,我还是会找别的机会,把钱捐出去。

埃莱娜喜欢赞助艺术活动。要论听歌剧、参加画廊开幕式、博物馆展览的次数,我当然不及她——但是,我去棒球场,拳击场的次数,可比她要多得多。至于音乐,不管是古典的,还是爵士的,则是我们共同的兴趣。爵士酒吧不会要我们捐钱,最多收点入场费;不过,我们可是寄了不少支票给林肯中心和卡内基音乐厅。他们的回报是希望我们多参加他们的活动,今晚就是个例子——有饮料、套餐,还有音乐节开幕式的贵宾保留席。

六点半,我们坐上安排好的餐桌。同席的还有三对夫妇,我们自我介绍,一边吃,一边聊天,很是亲切。如果问我这三对夫妻的姓名,我即使不全记得,也能说上个八九不离十。但,这有意义吗?自此之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们了,在这故事里,也没有他们的角色。伯恩与苏珊·霍兰德没和我们一桌吃饭。

他们坐在别的桌子上,我后来才知道,霍兰德夫妇俩在大厅的另一头。可能我之前见过他们,但在那天的晚宴上,我肯定没有去看他们。听音乐会时,他们的座位就在我们前两排,但他们在中间位置,我们则偏左一些。因此,除非幕间休息时偶然遇到,我应该不会见到他们。

晚餐相当可口,同桌的客人也还算是谈得来。演奏更是动听,这个音乐节的主题是莫扎特:他的钢琴协奏曲和交响乐《布拉格》是音乐会的主题,其间点缀了德沃夏克的交响组曲。节目单上说莫扎特与德沃夏克好像有点渊源;还是说莫扎特与布拉格有点关系?要不,就是莫扎特写过交响乐《布拉格》,而德沃夏克又是捷克人,所以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了?实在搞不清楚,我没花太多心思在这上面。我就坐在那里,听音乐。音乐会结束后,我们就回家了。

霍兰德夫妇是走路回家的吗?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了。没有出租车司机说自己曾经载过这对夫妇。路上的行人也没有注意到他们。他们大概是乘公共汽车回家的吧。但依然没有目击者出现。

那么,还是走路回家的可能大一些。只是霍兰德太太穿着高跟鞋,或许会减少她走路回家的兴致;但是,那天夜凉如水,不闷,不湿,两个人身体都挺好,一时高兴,就这么边聊边走回家也说不定。音乐会散场之后,外面总有一大排出租车在等候,但却有更多人抢着招手,所以走回家更加简单轻松。不过,还是那句话,没人知道他们是怎么到家的。

演奏会结束,指挥鞠躬下台,乐师鱼贯出场,伯恩与苏珊·霍兰德只剩下一个半小时的生命。

当然,我没有证据,但根据我的想象,他们是走路回家的。他们俩聊了不少事情——刚刚听的音乐、餐桌上那个粗鲁的同伴,在这样的夜色下,散步于纽约街头,又是多么愉快的感受。但大部分时候他们是沉默的,这种沉默是和谐的,是结婚多年形成的默契。

过马路的时候,他牵着她的手,她也正伸出手来,寻觅他的指引。他们就这么手牵着手慢慢回家。

他们的房子是豪华的褐石盖成的,位于七十四街靠近下城的那一端,大概在这排房子中间的位置。这幢房子是他们买的,上面三层他们居住,一楼和地下室租给一个高档古董店的老板。二十六年前,他们买下这幢房子,主要靠的是继承来的财产,花了二十五万多美元;幸好有古董店租金的收入,应付税和维护费用绰绰有余。现在,这幢产业的价值起码是过去的十倍;楼下古董店的租金一个月更高达七千五百块,霍兰德夫妇一年的税都用不了那么多。

如果不是当初投资正确,他们现在一定会笑着说,他们可负担不起这样的豪宅。霍兰德先生当律师,收入相当优厚——他们的女儿念了四年私立学校,不但没有跟银行贷款,就连存款都没动用——只是这些年来,他们无法离开纽约,或者再买一幢价值三百万的房子。

他们俩可用不了这么大的地方。买这幢房子的时候,她正巧怀孕了。五个月后,孩子流产;一年内,她再度怀孕,生下他们第一个女儿,克里斯廷。两年后,独子肖恩出生。肖恩十一岁的时候,参加少年棒球联盟赛,被球击中头部,伤重不治而亡。死亡来得很突然,一时之间,两人都不知所措。接下来的那一年,他每天烂醉如泥,难得清醒;她则是与朋友的丈夫勾搭上床。随着时间过去,两人的伤口慢慢愈合。霍兰德先生渐渐戒掉了酒精,霍兰德太太结束了婚外情,回归家庭。这是他们结婚以来,第一次出现紧张关系,也是最后一次。

她是一个作家,出版过两本小说和十几个短篇故事。她的写作生涯并没有为她带来什么利润。短篇小说偶尔在杂志上发表,没有稿费,最多得到点名声和一些作者赠书罢了。两本小说虽然评价不错,但销路却不怎么样,现在已经不印了。不过,她很享受创作的过程,并不怎么在意物质回报;常常看到她一个星期有五六天都坐在桌前,蹙眉沉思,寻词觅句,反复推敲。

她在顶楼有间工作室兼办公室,她在里面写小说。他们的卧室、克里斯廷的房间和伯恩的居家办公室,都在三楼。克里斯廷二十三岁从韦尔兹利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中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前一年,她跟男朋友同居,分手之后又搬了回来。她经常在外面过夜,说要有个自己的地方。可是纽约的房租简直是天价,合适干净的房间又很难找;她的房间舒服、方便、亲切,再怎么不愿意,也找不出不住在这里的理由。霍兰德夫妇也很高兴有女儿做伴。

他们使用的最低楼层是二楼。褐石豪宅的住户都清楚,这里就是所谓的客厅;房间比较大,天花板也比其他楼层高。霍兰德家的厨房很宽敞,放得下正式的餐桌;真正的餐厅被他们改装成书房与音响视听室。他们也有待客用的起居室,地板上铺着东方地毯,艺术家具看起来很风雅,使用起来也舒适;火炉旁是直到天花板的整排书架。起居室面朝西七十四街,厚厚的窗帘已经拉了起来。

在窗帘的后面,有一把老橡木的大椅子,还有深褐色的皮革镶饰,非常名贵,上面坐着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在火炉边踱来踱去。两个人正在等待。

这两个人已经在房间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了。他们是在伯恩与苏珊·霍兰德夫妇中场休息,重新回到座位时,闯进他们的住宅的。音乐会结束后,他们已经把霍兰德家里翻过一遍了。这两个胆大妄为的歹徒毫无顾忌,翻箱倒柜,掀开桌子,把书架上的书扔了一地。他们在梳妆台的抽屉里找到了价值不菲的珠宝和小摆设,在办公桌和衣橱的暗柜里找到了现金,在厨房的橱柜里找到了银器,还在别的地方找到了值钱的财物。他们掏空了两个枕套,塞满了他们精心挑选的赃物;但是,他们依旧待在起居室里。他们大可背着赃物,在霍兰德夫妇回家前离开,但他们却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一个人在炉边踱步。按照我的想象,他们应该已经捞够了。今晚的收获着实丰硕,可以回家了。

但他们没有。如今已无路可退。霍兰德夫妇到家了,他们已经踏上通往前门的大理石阶。他们可曾感觉到家中被人入侵?有可能。苏珊·霍兰德是那种原创性的艺术家,有着与生俱来的直觉。她丈夫则比较传统、务实,被训练得只会处理逻辑和事实,但是,他丰富的经验也可能会提醒他,家里有些不太对劲儿。

她显然是觉得有些不安了,紧紧地抓住丈夫的手臂。他微微转身,看着他的妻子,好像觉察到妻子脸上的紧张神色。几乎所有人都有这种本能,不知怎么的,感觉到一点不安的征兆,得到一点骚动的信息;但是,大部分的人会抛开这说不出道理的暗示,认为是自己疑神疑鬼,完全不理会个人体内的早期警报系统。还记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吧,监测数据已经显示状况异常了,但监管人员却认为是仪器故障,完全不予理会。

他掏出钥匙,插进锁孔。屋内的两个人都听到了外面的声响。坐着的那个站了起来,踱步的那个朝门边移动。伯恩·霍兰德转动钥匙,推开门,先让苏珊进去,自己跟在后面,也进了家门。

他们看到屋里有两个人。但为时已晚。

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霍兰德夫妇又是怎么求情讨饶,讨价还价,但是,这两个歹徒心意已决。他们拿出点二二自动手枪,装上消音器,对着霍兰德先生开了三枪,两枪打中心脏,一枪打中太阳穴。踱步的那个强奸了苏珊·霍兰德,前后都来,在她的肛门射精,又把拨火棍插进她的阴道;另外一个人就坐在橡木椅子上看着整个过程,冷眼旁观,不动声色。当然他也可能催他快点干,抓着她的头发,向后扯,用力得把头发都给扯了下来。然后,顺手用从厨房抄来的利刃,割开她的喉咙。这是一把碳素钢刀,刀锋呈锯齿状,制造商保证说,这种刀连骨头都可以砍断。

我可以想象出整个犯罪过程,就像我想象得出霍兰德夫妇手拉手过马路一样,甚至这两个人是怎么等待他们回家、谁坐在那张有皮革镶饰的椅子上、谁在火炉边踱来踱去,我都可以在脑海里巨细靡遗地描绘出来。我让我的想象力跟事实糅合在一起,绝不曲解附会,只在空白处填补润色。举个例子说,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伯恩还是苏珊有那种感受危机暗藏的直觉,说不定两个人都觉得有些不安。我也不知道强奸苏珊和挥刀砍死苏珊的凶手是不是同一个人。也许他还在她体内的时候,就把她给砍死了,因为这样更有趣。也许他真这么干了,说不定得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也许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不知道。

苏珊·霍兰德坐在褐石楼房顶楼的书桌前,任想象力驰骋,写她的小说。我读过几篇,结构紧凑、情节丰富,有几个故事的背景在纽约,有几个在美国西部,还有一篇发生在不知名的欧洲国家。故事中的角色时而内敛深沉,时而莽撞冲动;读起来无甚趣味,但很有说服力,仿佛真有这个人似的。虽然我也知道这是她想象的产物。几个主角撑起故事的情节,然后寻找事实加以支撑,或是彻底摧毁。

大家都觉得作家应该有想象力,却不知这也是警察不可或缺的本领。少了枪和记事本还不要紧,要少了想象力,就肯定是个差劲的警探。不管是吃公家饭的警察,还是自行执业的私家侦探,不外乎是发掘和整理事实。但是,我们得有反思和想象的能力,才能找到一条出路。两个警察谈起正在办的案子,说得更多的一定不是目前发现的事实,而是双方的想象。他们先建构起可能发生的情节,然后才去寻觅事实,或加以证明,或彻底摧毁。

伯恩与苏珊·霍兰德人生旅程的最后一幕,已经在我的脑海中成形。在我的想象中,其实还有更多细节,只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真正的场景,应该比我的想象更加暴力——四处飞溅的血迹,点点滴滴的精液,藏在现场暗处的线索和痕迹,够鉴定科的法医忙半天的了。就算是搜证结束,有些问题仍不能断定。比如,是霍兰德先生先死,还是霍兰德太太先死的?我想在他们强奸霍兰德太太之前,就枪杀了霍兰德先生;但也可能相反。现场搜集到的证据无法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也许霍兰德先生听到他妻子被强奸时发出的呻吟与惨叫,然后,第一颗子弹无情的钻进他的身体,让他眼前一黑,耳朵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也许是她看到她先生的死亡,然后才被绑缚,剥了衣服强奸。这两种可能性我都推测过,也推敲过每一个可能发生的细节。

我宁愿事情是这样的:霍兰德夫妇一进门,两个歹徒立刻把门踢上,其中一人朝霍兰德先生开了三枪,但第三颗子弹钻进他的身体前,霍兰德先生就已经倒在地板上死了。这幅血腥的景象把霍兰德太太的灵魂吓出窍,飘到了天花板上,完全切断了情感和肉体的连接,看着她的身体被歹徒凌辱。然后,他们割断了她的喉咙,那身体死了。有一部分的她被拖进了长长的隧道,可能就是所谓的濒死体验吧。然后,一道白光,把她带到一个白色的世界中,深爱她的人,在这里等待。其中,当然有她的祖父、她在童年就故去的父亲、两年前辞世的母亲,当然,还有她魂牵梦系的爱子肖恩。她没有一天不想起这个孩子,如今,他也在这里等着她。

她的丈夫也在。他们只分离了几分钟,现在又重逢了,再也不会分开。

我宁愿这样想。这是我的想象。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