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居民都有好记性，凡是住过小镇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我妈妈遇害时，很自然地，镇上的人首先怀疑爸爸是凶手。可因为迟迟找不到真凶，案子也变成了悬案，一直没有破，于是，爸爸只能背着黑锅度过余生。

那年，我才十一岁，姐姐露西十四岁。我们的家住在小镇的南端，那是一幢又脏又破的小木屋。

小时候，我们家徒四壁。一个火炉是我们家唯一取暖的东西。虽然它占据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间，但却没有让我们的家变得更暖和。

爸爸的职业是油漆匠。即使在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他凭借着油漆手艺，仍可以养家糊口。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时常挣扎在忍饥挨饿的边缘。

爸爸在小镇上的人缘不错，尤其是和女人，他有许多红颜知己。爸爸并不是一个英俊的男人，但我猜他一定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爸爸个子很高，四肢纤细瘦长，脑袋却大得不相称——宽阔的额头，尖尖的下巴，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乌黑的眉毛卷曲着。在我小的时候，我很害怕他的眼睛，他那对从弯曲的眉毛下向外窥视的黑色小眼睛，常常让我不寒而栗。

妈妈在我记事以前就死了。在我的记忆里，妈妈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虽然爸爸和妈妈的结婚照被镶在银色镜框里，并摆放在收音机上，可是我很难把照片上那位苗条、漂亮的女子和我记忆中的妈妈联系起来。我记忆中的妈妈比较胖，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她的手指上戴着一枚金质婚戒，那细细的戒指几乎嵌进她的指头。

我记得妈妈被谋害的时候是在三月初，是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的季节。

那天晚上，我和姐姐找到爸爸，请求他允许我们看电影。没想到爸爸欣然同意了，因为以前爸爸总是说，不要把钱浪费在那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但那晚，爸爸比平时宽容了许多，我和姐姐一开口，他就答应了。他给了我们买票的钱，我和姐姐高高兴兴地去了。那部电影叫《英勇船长》，以至于之后的好长时间，我都不敢再看斯宾塞·崔西的电影。不过姐姐却一点儿也不在乎。

大约在晚上九点五十，我和姐姐看完电影，从镇中心步行大约一里路回家。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个满天星斗的夜晚，天气有些寒冷，南风迎面刮来，我和姐姐不得不每走几步，便背过身去，用戴手套的双手遮住脸，倒退着行走。

当我们转过一个拐角，远远地看到自己家的时候，我和姐姐感觉到仿佛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似乎有许多人在那里围观，还有警察。

“难道是唐·金家出事了？”姐姐不住地猜测，“他一定又喝醉了吧？不应该啊，他妻子平常不报警的。”

而我的脑海里则充满了不祥的预感。那些围观的人群，嘈杂的声音，一闪一闪的红灯，都使我感到深深的恐惧。

当我们走近一点之后，我发现许多人站在我们家的门口。在微弱的星光下，人群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注视着我和姐姐，我们开始快速朝家里跑去。

我们跑到家门口时，邻居们正在七手八脚地把我妈妈抬出来，送到救护车上。邻居的胖太太一把将我搂住，把我的脸挡在她宽大、柔软的胸前。

我听见姐姐在尖叫，她试图挣脱胖太太家的双胞胎男孩儿，他们在阻止姐姐扑向妈妈——妈妈正被医护人员抬走。

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当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邻居的胖太太来我家借糖，准备做巧克力软糖。她敲了几下门，却没有人应答。胖太太推开了虚掩的门，却意外地发现，妈妈正躺在卧室的门边，已经断了气。当她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她的尖叫仿佛要让屋顶都塌下来。几分钟后，当爸爸赶回家时，救护车已经到了，可一切都晚了。

警察把爸爸带走，进行调查。不过爸爸拿出了所谓的“不在场证明”。他先去蓓蕾咖啡厅喝咖啡，后来又去阿福撞球场玩撞球，最后，他还去了艾利酒吧，和胖太太的丈夫一起喝了两杯啤酒。每个地方都有目击证人，证明爸爸并不在凶案现场。

但是，在这个晚上，爸爸仍然有许多机会可以回家下手。于是，小镇上开始出现了许多非议。许多居民认为，那晚他之所以答应让我们姐弟看电影，是为了支开我们，以便作案。但他们也没有十足的证据。

当时，只有一个人认为爸爸是无罪的，他是一个新来的警察，但没有多少人赞同他的看法。因为警方在验尸的时候，发现妈妈的一只手被凶手砍掉了。妈妈的手一直没有找到，谁也不知道它去了哪里。而那位新来的警察认为：凶手一定是个性变态，是他杀死了妈妈，并砍掉了她的手，因为凶手一定有“恋手癖”。

“你一定听说过有‘恋足癖’的人，”那天我听见他在对警长说，“还有的人是‘恋物癖’——他们疯狂地喜欢女性内衣……”

这些新名词对警长来说，从未听说过，其他人也没有听过。大概多少年后，他们也不会听说这些词汇。

尽管这一观点没有引起多数人的共鸣，但新警察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凶手肯定是个有‘恋手癖’的人！”

这桩凶杀案还有其他的疑点：雪地上没有留下任何足迹；此外，家里放着的一把祖父做的木柄切肉刀也不见了，警方一直没有找到。

由于没有一点头绪，这个案子不了了之，被淹没在时光的尘埃之中。最后，没有任何人被指控。我经常在心里想：假如爸爸被警方指控，然后再被宣判无罪，也许会洗脱他身上的嫌疑。可现在，几乎全镇的人都认定爸爸是杀害妻子的凶手，尽管人们当着爸爸的面不说什么，但是，人们彼此心照不宣。

妈妈离开我们之后，我和姐姐的生活更加困顿了。在家里，我们俩很少和爸爸交谈，甚至尽量避开他。但在这样小的房子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每到夜晚，我和姐姐在做功课时，爸爸总是冲着我们抱怨说，镇上的人们总是对他冷眼相待。

“人人都认为是我干的，”他说，“可你们知道，凶手不是我！你们知道的，对吗？我怎么能对你们的妈妈做那种事，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爸爸平生从不在乎别人，可如今却会因为别人的眼色而感到烦恼不安，真是奇怪。妈妈去世以前，爸爸从来不喝烈酒；可现在，他每天回到家后便闷坐一旁，自斟自饮，直到喝得酩酊大醉。夜深的时候，爸爸都会醉倒在床上，虽然他不会打我和姐姐，可他喝醉后的样子，更让我们无法接受。

最初，我和姐姐都认为爸爸可能会再婚，因为邻居们都知道，一直以来，爸爸都对朱迪小姐“有点意思”。朱迪小姐是镇上学校里教四年级的老师。“对……有点意思”是我们牧师常用的词。

记得妈妈还活着的时候，爸爸并没有过多地表现出对朱迪小姐的好感。有时候，我们去参加镇上的集会时，爸爸也主动和朱迪小姐打招呼，甚至还试图搭讪。这时候朱迪小姐总是皱着眉头，对爸爸微笑着摇摇头。

妈妈去世以后，爸爸几次邀请朱迪小姐参加舞会，甚至还买来电影票请她看电影。但爸爸的几次努力都失败了，朱迪小姐拒绝了他。

我猜想，也许朱迪小姐心里对爸爸没底。毕竟，爸爸身上还背负着杀害妻子的嫌疑。但无论什么理由，总之，在一年后，朱迪小姐和一个加油站老板结婚了。这意味着爸爸永远没有机会了。

自此以后，我和姐姐的生活越来越糟糕。姐姐中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矿工医院，成为一名实习护士。我知道，她是在等我毕业，然后一起走。因为在很早以前，我们就决定：我们在长大成人之后就离开这个破碎的家。

在我十七岁那年，我从中学毕业了。在毕业前的几个星期，我已经将我的个人物品装在一只破袋子里——那是我十三岁时在垃圾堆捡来的。毕业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将妈妈的结婚照塞进袋子里，便不辞而别了。我直接来到汽车站，前往一所乡村小学——我们的校长安排我临时在这里教书。到了第二年夏天，我幸运地考上了大学。我一边打工一边读书，计划在毕业之后谋求一份正式的教职工作。

我姐姐的事业发展也很顺利，她完成了护士培训课程。不久以后，她出嫁了。三年之后，我也结了婚。我和姐姐的家相距仅五十里。

我们姐弟俩都没有再见到爸爸——直到他去世，也未与他谋面。

因为要参加爸爸的葬礼，我和姐姐这才回了一次家乡。

我们回去的时候，他的遗体已经被抬到了位于家具店后面的殡仪馆，有几位镇上的居民来送葬。我们没有在葬礼上停留多久，爸爸的遗体一下葬，我们就匆匆离开了。也许人们会认为我们不尊敬爸爸，但是，爸爸也不尊重我们。

在参加爸爸葬礼期间，我和姐姐住在旅馆里。即使给我一百元钱，我们也不愿再睡在爸爸居住过的老宅里。不过，爸爸下葬后的第二天，我们还是去了一趟位于镇子南边的老宅，整理爸爸的遗物。

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小木屋更加破烂了，斑驳的漆残留在墙上，院子里长满了野草，满目荒芜。

屋里散发着霉烂的气味，几乎令我们窒息。姐姐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起来。接下来，我们俩开始清理屋子里的杂物。清理出来的一大堆垃圾直接送到垃圾站丢掉，另外一些尚可使用的物品，则捐赠给了“救世军”。总之，没有一样东西是对我们有用的。

“这是什么？”

在妈妈结婚时买的柜子顶上，姐姐找到了一个小东西。那是一个破旧的香烟罐，看上去不太大，扁扁的。

“里面装的是什么？”姐姐拿着它在耳边晃了晃，“里面有东西在响。”

她拧开盖子，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

我们一起向那东西看去。

它静静地躺在那儿，那是一只人手的骸骨。在小指的末端，我看到了那熟悉的、曾经几乎嵌入妈妈肉里的金质结婚戒指。

可怜的爸爸，他总是要物尽其用，但那只戒指，再也没有派上用场过。我们知道，爸爸是想把那戒指送给一个女人，可这，却让妈妈失去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