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子对于同住在一栋房子里的桃世发生如此大的变故，始终辩称因熟睡而浑然不知，这件事极不合情理，警方经过开会讨论后，认为疑点重重。首先，大多数的意见均主张凶手并非外来之人，而是自家。尤其染子有杀人的动机，因为她恨桃世的刻薄，而桃世生前也严防她下毒谋害，这件事光子与邻人皆知。况且当天晚上才次郎十点之前不会回家的事，染子也可能知道，虽然她矢口否认，但不能因此排除她听见姚世接电话的可能。

另一方面，才次郎所说的话也有再详加检讨的必要。

桃世在九点十分接到邮局的电话，曾以笔记下电文内容，所以推定她活到九点十分应不成问题，在这之前也没有疑问，但不妨再重新过滤一番。

才次郎于五点三十分离开丸内的银行到登户，由此开始一直到七点十分之间的行动，有人可资证明。七点二十分在登户邮局打电报也无疑问，问题发生在这之后。他从新宿出来后，曾经沿途散步，又到餐厅吃饭，而后才赴新桥站接九点四十分的快车，回家后发现凶案。所以，九点四十分以后的行动也因有友人同行而无疑问，这其中的空隙则在七点二十分打完电报后，到九点四十分之间的两个多小时。但是，从登户邮局搭乘私铁小田快车到新宿站约需四十分钟，再从新宿经地下铁抵达新桥站需二十分钟，所以大致算来，所有的车程约需一小时。

扣除了这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剩下来的时间是在新宿散步和吃饭。

据才次郎自己所言，吃饭的地点在武藏野馆附近的大众食堂，那个地方经常人满为患，如今已无法查证，至于散步途中也不曾遇见任何熟人。

桃世在九点十分接到邮局的电话，而才次郎九点四十分接到从名古屋来的桥村，这中间有三十分钟的空隙，假设才次郎在桃世接完电话后，立刻动手杀死她，再赶到新桥站接朋友又是如何呢？当然，这个假设无法成立，因为从麻布Ｔ板搭计程车往新桥站，最快也要十五分钟。

何况杀了人后又要挖土埋尸，以及拉开抽屉扔弃衣物、撕碎报纸，这些工作至少需费时一小时，所以从九点十分到九点四十分之间的半小时中，绝对无法完成这许多工作。

尽管警方一再检讨才次郎行踪的疑点，但是九点十分桃世仍活着接电话是可以证明的，也是不变的事实。因此，九点十分以前才次郎的行踪并非关键所在，事实上，问题的重心在于九点十分到四十分之间，但这段时间，才次郎的行踪无法提出有力的证明。

染子经警方多次的审问，终于坦承对桃世也有所不满，但仍然否认行凶。警方调查了染子的为人之后，对其行凶杀人的嫌疑逐渐减少。

这么看来，调查的重心又要指向才次郎了。

虽然才次郎经常与桃世发生争执，但姊弟两人的感情仍然十分亲密，这是大家也都知道的事实。因此照理说，才次郎绝无杀死其姊的动机。

但负责这件命案的一位刑警仍有一点疑问，也就是在凶案发生的前日十九号晚上，染子曾经去看电影。

“十九号晚上，才次郎给了我一点钱，他说我很久没看电影了，要我拿了钱去看场电影。我七点出门到麻布十号的电影院，十点半回到家。”

为什么才次郎在凶案发生的前一晚，主动叫染子去看电影，而且，那天晚上三个人又聊到凌晨一点，难道是为了让染子在案发当晚，因前夜睡眠不足，而更容易沉沉入睡，以致对周遭所发生的事浑然不知。

刑警问及才次郎这件事，他的说法是：“嫂嫂经常受姊姊的虐待，很可怜，所以才叫她去看电影，以前一年之中，总有两三回这样的事。”

另一方面，从名古屋来的桥村，也被问了话。据他说决定到东京之事，已于数日前通知了才次郎，连抵达的正确时刻及班车都事先说明了，所以，才次郎才到车站接他。

才次郎对警方说他原先忘了这件事，直到当日，在登户友人处才突然记起，这事听来有点矛盾，因为既然接到朋友来访的信，又打算安排在自己家里住下，怎么可能轻易忘掉？其中确实有点不合理。

这位刑警注意的焦点是十九日那天，才次郎为什么要染子去看电影？

所以刑警又调查了才次郎十九日的行踪。当天他在晚上八点回到家，由于银行的帐务需要加班，所以比平日晚了些。这样算起来，生驹家在十九日晚上的七点到八点的一个钟头内，只有桃世一人。

刑警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终于了解了才次郎的诡计。

二十日晚上九点十分桃世仍然活着接听电话，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这件事情邮局职员，可以证明他亲耳听见桃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而且还有桃世自己所写的电报纪录。尤其那份纪录的文字，是桃世以其有教养而又美丽的字母与汉字的合写法。她秀丽的字迹别人不容易仿造。这一点对任何人而言，都纯对不会起疑心。

问题是这份电文纪录一定是二十日晚上九点十分写的吗？他自问，是否也有可能是前天，也就是十九日晚上七点到八点之间写的？因为这份电文纪录并未注明日期与时间，也没有发文的邮局名称和号码，只有电文的内容而已。由于这种事一般人只会记下电文内容，其余的大都省略不写，所以这个漏洞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那么假设有一份内容相同的电文，在十九日晚上接到而且纪录下来，却因此被误认为二十日晚上九点十分的证据，也不无可能！

才次郎在上班之前，拿了点钱给染子，打发她去看电影。然后在晚上七点至八点这段时间，于回家途中打电话给桃世，当然，那时候只桃世一人在家。他可以说：

“这里是电报局，刚才，有你家中的电报，现在请你纪录下来。电文是‘今夜迎桥村，十时归’。”

做完这件事后，才次郎又若无其事地回家，桃世一定会讶异地问他：“不是打电报回来说要十点才回家的吗？”他只要随便撒个谎。例如又接到名古屋来的通知，要迟一天才抵达东京，即可轻易的掩饰过去。然后趁机将桃世亲笔写的电文纪录起来，以便作为次日脱罪的有力物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才次郎杀死桃世的正确时间又是什么时候？他自问，又再仔细计算时间。

五点三十分从丸内银行下班，六点三十分抵达登户，七点十分离开朋友家，七点二十分在邮局打电报——七点四十分到车站，从车站搭计程车到Ｔ阪约需三十分钟，也就是说在八点十分到家，这个时候立刻动手杀死桃世，然后在庭园里挖坑、埋尸、覆土。随后将柜中的衣物捣毁。另外取三、四件衣裳扔弃于庭园，再将走廊的雨窗反锁于内，这全部的过程约费时一个钟头。正好九点十分通知电报的电话来了，才次郎假装桃世的声音接电话。这通电报原是他自己在七点二十分时由登户局发出的，普通电报大约几小时后可传达，他应该已先打听清楚。然后取出前一天桃世留下的电话纪录，放在现场以作为脱嫌的证物。完成这件事约在九点十五分到二十分之间，他立刻再赶往车站迎接九点四十分的快车，接着与桥村一起回家。这样推定之后，刑警开始求证。

这时候刑警又听到了另一件传闻。即生驹才次郎曾出入于某妇科医院，于是刑警立刻前往这家妇科医院，向医生查问内情。事到如今，才次郎不得不俯首认罪，大体上，刑警的推测无误，唯有一些疑点，他作了以下的自白：

“最近我有了恋人，她怀孕了！所以带她到那家医院堕胎，因为担心她的安全，所以下班后过去看她。只要我姊姊活着，我和她一定不会有结果。长久以来，我只要一有结婚的念头，她必然从中作梗，百般阻挠，她在世一天，我的幸福就被多耽误一天！如今那女人爱我，对我很好，我已经五十岁了，也希望能把握人生最后的机会，但如果姊姊知道了，一定不肯应允，姊姊的个性强硬，所以我就算强行结婚，将来也不可能有安宁的日子！尤其姊姊的健康良好，以后的日子还很久远，因此，我不能再等下去了，只要除掉姊姊，我可以得到最后的幸福。名古屋的友人桥村君来访，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利用他作为自己不在场的证明。这件事是在知道他将来东京之后，开始策画的。

“刚才刑警先生你已经说出十九日晚上，我故意支开嫂子，然后在返家途中打电话回去，诱骗姊姊写下电文纪录。有关此事，我确已查知从登户局打电报回家，通常约需多少时间可以接到。那天晚上，我在嫂子尚未返家之前先行回去。向姊姊撒谎说桥村君将暂缓一日到，然后偷偷将电文纪录收藏起来。还有一点，我曾嘱咐姊姊勿将此事告知嫂子，其实这事我大可不必担心，因为姊姊讨厌嫂子，所以绝不可能主动告诉她任何事情。

“我私藏下来的电文纪录，在二十日晚上完成杀人行动之后，再将之置于桌上，我相信这是很好的证物，果然不错，一切如我所料，姊姊被认定二十日晚间九点十分仍然活着。另外，将衣柜中的东西捣毁，再挖土掩尸等原是多余的工作，目的是为了强调这整个杀人行动至少需花费一个小时。

“总之，只要姊姊被认定九点十分还活着接电话，那么我在九点十分之后返家行凶，再赶往新桥站接朋友，就变成了两件绝不可能同时成立的事。因为勒毙一个健康的人，至少需要五分至十分，其他掩人耳目的行动又要一个钟头之久，绝不可能在九点四十分赶到车站，这样就能够使侦察的方向导向歧途。再者，反锁门户，故布疑阵，使嫂子成为凶嫌，而且嫂子对姊姊一向愤恨不平。还有一点，嫂子每天在傍晚时分有头痛的现象，所以一到黄昏，她就要吃止痛剂。二十日早上，我暗中将她的药瓶打开，放了些安眠粉末，嫂子正如我所计划的在黄昏之后，即一睡不醒。”

调查本案的刑警尚有一疑问，为什么桃世要破坏才次郎结婚的机会呢？但不论如何查问，才次郎始终不肯透露半点。但是，刑警还是由女佣村上光子的叙述中听出原委。据说，这对相貌俊美的姊弟，年轻时，曾发生近亲相奸的关系，只不过当才次郎被问及此事时，总是红着脸默不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