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福尔摩斯两人对坐在贝克街他寓所的壁炉前。他说：“老兄，生活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要奇妙何止千百倍；真正存在的很平常的事情，我们连想也不敢想。假如我们能够手拉手地飞出那个窗户，翱翔在这个大城市的上空，轻轻地揭开那些屋顶，窥视里边正在发生的不平常的事情：奇怪的巧合、密室的策划、闹别扭、以及令人惊奇的一连串的事件，它们一代一代地不断发生着，导致稀奇古怪的结果，这就会使得一切老一套的、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局的小说，变得索然无味而失去销路。”

我回答说：“可是，我并不信。报纸上发表的案件，一般地说，都十分单调，俗不可耐。在警察的报告里，现实主义到了极点，必须承认，结果是既不有趣，也无艺术性。”

福尔摩斯说道：“要产生实际的效果必须运用一些选择和判断。警察报告里没有这些，也许重点放到地方长官的陈词滥调上去了，而不是放在观察者认为是整个事件必不可少的实质的细节上。毫无疑问，没有什么象司空见惯的东西那样不自然的了。”

我笑着摇摇头说：“我十分理解你这种想法。当然，由于你所处的地位，是整个三大洲每一个陷于困境的人的非正式顾问和助手，你就有机会接触到一切异乎寻常的人和事。可是在这儿”——我从地上捡起一份晨报——“让我们作一次实验，这儿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标题：《丈夫虐待妻子》。这条新闻占了半栏篇幅，可是我不看就完全明白里边说的是什么。当然罗，其中牵涉到另一个女人、狂欢滥饮、推推搡搡、拳打脚踢、伤痕累累以及富有同情心的姊妹或者房东太太等等。哪怕最拙劣的作者也想不出比这更粗制滥造的东西了。”

福尔摩斯拿过报纸，粗略地扫视了一下，开口道：“其实，你所举的例子，对你的论点来说是很不恰当的。这是邓达斯家分居的案子，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把同此案有关的一些细节弄清楚。丈夫是绝对的戒酒主义者，没有别的女人；被控的行为是，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在每餐结束时，总是取下假牙，向他的妻子扔去。你将认为，这件事在一般讲故事者的想象里是不会发生的。大夫，来一点鼻烟，你得承认，从你所举的例子来看，我赢了。”

他伸手拿出他的旧金鼻烟壶，壶盖的中心嵌上了一颗紫色水晶。它的光彩夺目同他的朴素作风和简单生活成为鲜明的对照，于是我不得不加以评论。

“呵，”他说，“我忘记有几星期没见你了。这是波希米亚国王为酬谢我在艾琳·艾德勒相片案中帮了他的忙而赠送的小小纪念品。”

“那个戒指呢？”我看了看他手指上光辉夺目的钻石戒指问道。

“这是荷兰王室送给我的，由于我给他们破的案件非常微妙，即便是对你这么一位一直诚诚恳恳地把我的一两件小事迹都记述下来的朋友，我也不便透露。”

“那末，目前你手头上有什么案件吗？”我很感兴趣地问他。

“有那么十一二件，但是没有一件是特别有趣的。它们是重要的，你了解，但是并不是有趣的。的确，我发现在通常不重要的事件里倒有观察和可以机敏地分析因果关系的余地，这样的调查工作就很有兴味了。罪行越大，往往越简单；因为罪行越大，一般地说，动机就越明显。这些案件中，除了从马赛来要我办的那个案件颇为复杂以外，其它就没有一件特别有趣了。不过，也许再过一会儿，就会有更有趣的案件送上门来的，因为如果我不是大错而特错的话，现在又有位委托人来了。”

他从椅子上起身，站到拉开了窗帘的窗前，往下看着那灰暗而萧条的伦敦街道。我从他的肩上往外看去，对面人行道上站着一个高大的女人，颈上围着厚毛皮围脖，插着一支大而卷曲的羽毛的宽边帽子，以德文郡公爵夫人卖弄风情的姿态，歪戴在一只耳朵上面。在这样盛装之下，她神情紧张、迟疑不决地向上窥视着我们的窗子，同时身体前后摇晃着，手指烦躁不安地拨弄着手套的钮扣。突然，象游泳者从岸上一跃入水那样，她急遽地穿过马路，我们听到了一阵刺耳的门铃声。

福尔摩斯把烟头扔到壁炉里，说：“这种征兆，我以前看见过。在人行道上摇摇晃晃经常是意味着发生了色情事件。她想要征询一下别人的意见，但是又拿不定主意是否应把这样微妙的事情告诉别人。就在这点上也要加以区别。当一个女人觉得一个男人做了很对不起她的事的时候，她不再摇晃了，通常的征兆是急得把门铃线都给你拉断了。现在这个我们可以看作是一桩恋爱事件，不过这个女子并不怎么愤怒，而只是迷惘或忧伤。好在目前她亲自登门造访，我们的疑团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他正说着，有人敲门，穿着号衣的男仆进来报告说玛丽·萨瑟兰小姐来访。话音未落，这位女客就出现在他那穿着黑色号衣的矮小身材后面，仿佛随着领港小船扬帆而来的一艘商船。福尔摩斯以他落落大方而又彬彬有礼的非凡态度欢迎她，他随手推上门，微微鞠躬，请她在扶手椅上坐下，片刻之间，就以他特有的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态把她打量了一番。

他说道：“你眼睛近视，要打那么多字，不觉得有点费劲吗？”

她回答道：“开始确实有点费劲，但是现在不用看就知道字母的位置了。”突然，她体会到他这问话的全部含义，感到十分震惊，抬起头来仰视着，她的宽阔而性情和善的脸上露出害怕和惊奇之色。她叫道：“福尔摩斯先生，您听说过我吧，不然，怎能知道这一切呢？”

福尔摩斯笑着说道：“不要紧，我的工作就是要知道一些事情。也许我已把自己锻炼得能够了解别人所忽略的地方。不然的话，你怎么会来请教我呢？”

“先生，我是从埃思里奇太太那里听说到您才来找您的。警察和大家都认为她的丈夫已经死了而不再去找了，而您却毫不费力就找到了。哦，福尔摩斯先生，我盼望您也能这样帮助我。我并不富裕，但是除了打字所得的那一点点钱之外，凭我自己继承的财产，每年还有一百英镑的收入。只要能知道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消息，我愿意全部拿出来。”

福尔摩斯问道：“你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地离开家来找我呢？”他手指尖顶着手指尖，眼睛望着天花板。

玛丽·萨瑟兰小姐的有些茫然若失的脸上又一次出现了惊讶的神色。她说：“是的，我是突然地出来的。因为看到温迪班克先生——就是我的父亲——对这事漠不关心，使我非常气愤。他不肯去报告警察，也不肯到您这里来，最后，由于他什么都不干，只是不断地说，‘没事，没事，’使我十分冒火，我穿上外衣，就立即赶来找您。”

“你的父亲，”福尔摩斯说，“一定是你的继父，因为不是同姓。”

“不错，是我的继父。我叫他父亲，尽管听起来很可笑，因为他比我只大五岁零两个月。”

“你母亲还健在吗？”

“是的，我母亲还健在。福尔摩斯先生，在父亲刚死不久，她就重新结婚了，而且男的比她几乎年轻十五岁，这使我很不高兴。我父亲是在托特纳姆法院路做管子生意的。他遗留下来一个相当大的企业，这个企业由母亲和工头哈迪先生继续经营。可是，温迪班克先生一来就迫使母亲出卖了这个企业，因为他是个推销酒的旅行推销员，地位很优越。他们出卖商誉连同利息，共得四千七百英镑。假如父亲还活着，他得到的钱数会比这个多得多。”

我本以为福尔摩斯对于这样杂乱无章和没头没脑的叙述会感到厌烦，岂知相反，他却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他问道：“你自己这一点儿收入是从这个企业里得来的吗？”

“啊，先生，不是。那是一笔另外的收入，是在奥克兰的奈德伯父遗留给我的。是新西兰股票，利率是四分五厘。股票金额是二千五百英镑，但是我只能动用利息。”

福尔摩斯说：“我对你说的深感兴趣。你既然每年提用一百英镑那样一笔巨款，加上你工作所挣的钱，不成问题你可以旅行，过着舒适的生活。我相信，一位独身的女士大约有六十英镑的收入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了。”

“哪怕比这个数目小得多，福尔摩斯先生，我也能过得很好。不过，您可以想见，只要我住在家里，就不愿意成为他们的负担，所以当我同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用我的钱，当然，这只不过是暂时的。温迪班克先生每季度把我的利息提出来交给母亲，我觉得我光用打字所挣的那点钱就能过得很好。每打一张挣两便士，一天往往能打十五到二十张。”

福尔摩斯说：“你已经把你的情况对我说清楚了。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大夫，在他面前可以同在我面前一样，谈话不必拘束。请你把同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关系全部告诉我们吧。”

萨瑟兰小姐的脸上泛起了红晕，紧张不安地用手抚弄短外衣的镶边。她说：“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总要送票给他。此后，他们还记得我们，把票送给我母亲。温迪班克先生不愿意我们赴舞会。他从来不愿意我们到任何地方去。甚至我想去教堂做礼拜，他也会很生气的。可是这一次我下定决心前往。我就是要去，他有什么权利阻止我去呢？他说，父亲的所有朋友都会在那里，我们结识那些人不合适。他还说，我没有合适的衣服穿。而我的那件紫色长毛绒衣服，几乎还从来没有从柜子里取出来穿过。最后，他没有别的办法，为了公司的公事而到法国去了。母亲和我两个人，就随同从前当过我们工头的哈迪先生一起去了。正是在那里我遇到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福尔摩斯说：“我想，温迪班克先生从法国回来后，对你去过舞会的事一定很恼火。”

“啊，可是他的态度倒很不错。我记得他笑笑，耸耸肩膀，还说不让女人做她愿意做的事是没有用的，她总是爱干什么就会干什么。”

“我明白了。我想你是在煤气装修工舞会上遇见一位叫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

“先生，是的。那天晚上我遇见了他。第二天他来访，问我们是否都平安无事地回到家里。在此以后，我们会见过他……福尔摩斯先生，我是说，我同他一起散过两次步，但是此后我父亲又回来了，而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就不能再到我家来了。”

“不能吗？”

“对啊，您知道我父亲不喜欢那样的事情。要是办得到，他总是极力不让任何客人来访，他总是说，女人家应当安于同自己家里的人在一起。不过我却常常对母亲说，一个女人首先要有她自己的小圈子，而我自己还没有。”

“那么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又怎么样了呢？他没有设法来看你吗？”

“嗳，父亲一星期内又要去法国了，霍斯默来信说，在他走之前最好彼此不要见面，这样更保险。在这期间我们可以通信，而且他总是每天都有信来。我一早就把信收进来了，没有必要让父亲知道。”

“你这时候和那位先生订婚了没有？”

“啊，是订了婚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第一次散步后就订了婚。霍斯默·安吉尔先生……是莱登霍尔街一家办公室的出纳员，而且……”

“什么办公室？”

“福尔摩斯先生，最大的毛病就出在这里，我不知道。”

“那么，他住在哪里呢？”

“就住在办公室。”

“你竟不知道他的地址？”

“不知道……只知道莱登霍尔街。”

“那么，你的信寄到哪里呢？”

“寄到莱登霍尔街邮局，留待本人领取。他说，如果寄到办公室去，其他办事员都会嘲笑他和女人通信。因此，我提出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象他所做的那样，但是他又不肯，因为他说，我亲笔写的信就象同我直接往来，而打字的信，总觉着我们俩中间隔着一部机器似的。福尔摩斯先生，这正好表明他多么喜欢我，哪怕一些小事情他也想得很周到。”

福尔摩斯说：“这最能说明问题了。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小事情是最重要不过的了。你还记得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其他小事情吗？”

“福尔摩斯先生，他是一个非常腼腆的人。他宁可同我在晚上散步，也不愿在白天散步，因为他说他很不愿意受人注意。他举止文雅，态度悠闲，甚至说话的声音都是柔和的。他告诉我，他幼年时患过扁桃腺炎和颈腺肿大，以后嗓子一直不大好，说起话来含含糊糊、细声细气。他对衣着总是很讲究，十分整洁素雅，但是他的视力不好，同我一样，所以戴上浅色眼镜，遮挡眩目的亮光。”

“好，你继父温迪班克先生再去法国以后又怎样呢？”

“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又来我家里，并且提议，我们在父亲回来前就结婚。他非常认真，要我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永远忠实于他。母亲说，他要我发誓是十分对的，这是他的热情的表示。母亲从一开始就对他大有好感，甚至比我更喜欢他。这样，当他们谈论要在一星期内举行婚礼时，我就提起父亲来。但是他们两人都说，不用担心父亲，只要事后告诉他一声就可以了。母亲还说，她会把这件事同父亲谈妥的。福尔摩斯先生，我并不喜欢这样一种做法。由于他不过比我大几岁，却一定要得到他的允许，说来未免可笑，但是我不想偷偷摸摸干任何事情，所以我写封信给父亲，寄往公司驻法国办事处所在地波尔多，但是就在我结婚那天早晨，这封信退回来了。”

“那么，他没有收到这封信？”

“是的，先生；因为这封信寄到时，他刚好已经动身回英国来了。”

“哈哈！那才不巧呢。那么，你的婚礼是安排在星期五。是预定在教堂举行的吗？”

“是的，先生，但是静悄悄的，一点也不张扬。我们决定在皇家十字路口的圣救世主教堂举行婚礼。婚礼后到圣潘克拉饭店进早餐。霍斯默乘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来接我们。但是我们是两个人，他就让我们两个登上这辆马车，当时街上刚巧有另外一辆四轮马车，他自己就坐上那一辆马车。我们先到教堂，四轮马车随后到达时，我们等待他下车，却没有见他走出车厢来。当马车夫从赶车的座位上下来，看看人已经是无影无踪、不翼而飞了！车夫说他没法想象人到哪里去了，因为他亲眼目睹他坐进车厢的。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上星期五，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福尔摩斯说：“看来这样对待你，是对你的极大侮辱。”

“啊，不，不，先生。他对我太好了，太体贴了，不会这样离开我的。您瞧，他一早就对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忠于他；哪怕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而把我们分开，我也永远要记住我对他已经有了誓约，他迟早会有一天要求我实践这誓约的。在结婚当天早晨，说这样的话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这是有含义的了。”

“可以十分肯定这是有含义的。那么，你本人也认为他遇到了出乎意料的飞来横祸？”

“可不是吗，先生。我相信他预见到某些危险，否则他不会讲这样的话。之后，我想他所预见的事终于发生了。”

“不过，你没有想过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吗？”

“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你母亲是怎样对待这件事的呢？”

“她很生气，并且对我说，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还有你父亲呢？你告诉他了吗？”

“告诉了，他似乎同我想法一样，是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将会重新得到霍斯默的消息的。照他的说法，把我带到教堂门口就丢了，不管对任何人来说会有什么好处呢？好，如果他借了我的钱，或者同我结了婚而我把财产转让给他，也许有点理由可说，但是霍斯默在钱这个问题上是完全不依赖他人的，对我的钱，哪怕是一个先令，也是从来不屑一顾的。既然如此，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连信也不写一封呢？唉，想起来真把我逼得半疯半癫、通宵不能合眼。”她从皮手笼里抽出一块手帕，蒙着脸开始痛哭起来。

福尔摩斯边站起来边说道：“我要为你办这件案子，我们一定会得到结果的，这点毫无疑问。现在让我来挑起这副担子吧，你就用不着再操心了。尤其重要的是，让霍斯默先生从你的记忆中消失吧，就象他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了一样。”

“那么，您想我不会再见到他了吗？”

“恐怕不会了。”

“那么，他出了什么事呢？”

“你把这个问题交给我好了。我愿意得到关于这个人的准确的描述，还要你现在保留的他的信件。”

她说：“我在上星期六的《纪事报》上登过寻找他的广告。这就是这条广告，这里还有他的四封来信。”

“谢谢你。你的通信地址呢？”

“坎伯韦尔区，里昂街31号。”

“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过安吉尔先生的地址，那么，你父亲的工作地点在哪里呢？”

“他是芬丘奇特的法国红葡萄酒大进口商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的旅行推销员。”

“谢谢你。你已经把情况说得很清楚。请你把这些文件留下来，记住我给你的劝告。这整个事件就这样了结了，不要让它影响你的生活。”

“福尔摩斯先生，你对我太好了，可是这个我做不到。我要忠实于霍斯默。他一回来我就要和他结婚。”

我们的客人，尽管戴着一顶可笑的帽子，显得茫然若失。但是她那纯朴的忠诚之心带有一种高尚的情操，使我们不得不肃然起敬。她把一小束文件放在桌上就离开了，答应需要她的时候，当即再来。

福尔摩斯沉默了几分钟，他的手指尖仍然顶着手指尖，两腿向前伸展，眼睛朝上盯着天花板。然后，他从架子上取下使用年久、满是油腻的陶制烟斗，这烟斗对他好象是一个顾问。点燃烟丝以后，他朝后靠在椅子上，那浓浓的蓝色烟雾袅袅萦绕，脸上现出无限沉思的神情。

他说：“那个姑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对象。我发现她本人比她小小的问题更有意思。顺便说一下，她的问题不过是一个很平常的问题。如果翻阅一下我的案例、一八七七年安多弗索引的话，就能找到同样的例子，而且去年在海牙也发生过一些类似事件。那都是些老主意，我看其中有一两个情节倒是新鲜的。可是这位姑娘本人却是最发人深省的。”

我说：“你似乎能在她身上看出很多我看不出来的东西。”

“不是看不出，华生，而是不注意。你不知道该看哪里，所以忽略了所有重要的东西。我从来没有使你认识到袖子的重要性，从大拇指指甲中看出问题，或者在鞋带上发现大问题。好，你从这个姑娘的外表看到了什么呢？你描述一下吧。”

“唔，她头戴一顶蓝灰色的宽边草帽，帽上插着一根砖红色羽毛。她的短外套是灰黑色的，上面缝缀黑色珠子，边缘镶嵌小小的黑玉饰物。她的上衣是褐色的，比咖啡色深，领部和扣子上镶着窄条紫色长毛绒。手套是浅灰色的，右手食指已经磨破。她穿的什么鞋我倒没有注意观察。她稍微有点发胖，戴着下垂的金耳环，总的气派看来是相当富裕的，神态是平平常常、舒舒服服、自由自在的。”

福尔摩斯轻轻地拍着掌，抿嘴微笑。

“华生，我不是奉承你，你进步很大。你的这番描述确实很好。你固然忽略了所有重要的东西，但是已经掌握了方法。你观察颜色的眼睛很敏锐。老弟，你决不可依靠一般印象，而要集中注意细节。我首先着眼的总是女人的袖子。看一个男人，也许以首先观察他裤子的膝部为好。象你看到的那样，这个女人的袖子上有长毛绒，这是透露痕迹的最有用的材料。手腕再往上一点的两条纹路是打字员压着桌子的地方，看来十分明显。手摇式的缝纫机也留下类似的痕迹，不过是在左臂上，离开大拇指最远的一边，而不是象打字痕迹那样正好横过最阔的部分。我然后看一看她的脸，见鼻梁两边都有夹鼻眼镜留下的凹痕，我大胆提出近视和打字这两种说法，这似乎使她感到惊奇。”

“这使我也感到惊奇。”

“可是一点不错，这是很明显的。我接着往下看去，很惊奇、又很感兴趣地观察到，尽管她所穿的两只靴子，并不是彼此不同的，而实际上却不是一对。一只靴尖上有带花纹的皮包头，另一只却没有。一只靴子的五个扣子中只扣了下面两个，而另一只则扣上第一、第三和第五个扣子。喏，当你看见一位青年妇女，穿戴得很整洁，但出门时却穿着不配对的靴子，靴上扣子只扣上一半，那说明她离家时非常匆忙，这不能算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推论吧。”

“还有呢？”我问道，我的朋友透彻的推理，经常引起我强烈的兴趣。

“顺便说一说，我注意到她在走出家门之前写了一张字条，但是这张纸条是在穿戴好了之后写的。你观察到她右手套的食指那个地方破了，不过你显然没有看到手套和食指都沾了紫色墨水。她写得很匆忙，蘸墨水时笔插得太深了。事情一定发生在今晨，否则墨迹不会清晰地留在手指上，这一切虽然都很简单，但却很有趣。不过我得回到正题上来，华生，给我念一念寻找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那个启事好吗？”

我把那一小张印刷的字条凑到灯前。

“〔启事写道〕：十四日晨，一个名叫霍斯默·安吉尔的先生失踪。此人身高五英尺七英寸，体格健壮，肤色淡黄，头发乌黑，头顶略秃，留有浓密漆黑的颊须和唇髭，戴浅色墨镜，讲话低声细语。失踪前身穿丝镶边黑色大礼服，黑色背心，哈里斯花呢灰裤，褐色绑腿，两边有松紧带的皮靴。背心上挂一条艾伯特式金链。此人曾在莱登霍尔街的一个事务所任职。若有人……”

“行了，”福尔摩斯说，“至于那些信件，”他看了一眼，继续说：“很一般。除了一次引用过巴尔扎克的话以外，其中没有任何关系到霍斯默先生的线索。不过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它无疑会使你大吃一惊。”

“这些信件是用打字机打的，”我说。

“不仅如此，连签名也是打字的。请看信末打得工工整整的这几个小字：‘霍斯默·安吉尔’。有日期，但是地址除了‘莱登霍尔街’外，别无其他，这是十分含糊的。这个签名很说明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决定性的。”

“关于哪方面的？”

“我的好伙伴，难道你还没看出这个签名与本案的重要关系吗？”

“我不敢说我已看出来了，也许他想在一旦有人对他的毁约行为提出起诉时借以否认是自己的签名。”

“不，这不是问题所在。不过，我要写两封信，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一封给伦敦的一个商行；另一封给那位年轻小姐的继父温迪班克先生，请问他明晚六点钟能否跟我们在此见面。我们不妨跟男亲属打打交道。好吧，医生，在未收到这两封信的回音之前，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我们可以把这小小的问题暂时放一放。”

我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我的朋友在行动中是推理细致、精力过人的，所以他对于人家请他侦察这个奇特的疑案的那种胸有成竹、从容不迫的态度，我想必定是很有根据的。我知道他只失败过一次，就是波希米亚国王和艾琳·艾德勒照片案；但是当我回顾‘四签名’那种怪事以及与‘血字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很不寻常的情况时，我觉得如果连他都解决不了的话，那真是十分奥秘的疑案了。

我离开他时，他还仍然在抽着那只黑色的陶制烟斗，我相信明晚再来时就能发现，他已掌握了最终确证玛丽·萨瑟兰小姐的失踪新郎到底是何许人的所有线索。

当时，我正忙于治疗一个病情严重的患者，第二天我在病床边又忙碌了一整天，将近六点钟时我才得到空暇，于是跳上一辆双轮小马车直驶贝克街，有些担心去晚了会赶不上为了结这桩奇案助一臂之力。我见到歇洛克·福尔摩斯时，他独自一人在家，瘦长的身子蜷缩在深陷下去的扶手椅中，处于半睡半醒状态。令人望而生畏的一排排烧瓶和试管散发出清新而刺鼻的盐酸气味，说明他整天埋首于他酷爱的化学试验。

“喂，解决了吗？”我边问边走进门。

“解决了，是硫酸氢钡。”

“不，不，我说的是那个谜啊！”我叫道。

“呵，那个！我想到的是我一直在做试验的这种盐。虽然我昨天说过，这个案子毫无任何神秘之处，但是有些细节还是饶有趣味的。唯一的缺憾是我担心没有哪一条法律可以惩处那个恶棍。”

“他是谁呢？他抛弃萨瑟兰小姐的目的何在？”

问题刚从我口中说出，福尔摩斯还没来得及开口作答，我们就听到楼道里响起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嗒嗒嗒有人敲门。

“是那位姑娘的继父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说道，“他给我写信说，将于六点钟前来。请进吧！”进门的男人身体结实，中等身材，三十来岁，胡须刮得干干净净，肤色淡黄，一副殷勤的、曲意奉承的样子，一双锐利逼人的灰色眼睛。他询问地扫视了我们俩一眼，把那顶有光泽的圆式帽子搁在边架上，微微鞠了个躬，侧身坐在就近的椅子上。

“晚安，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说道，“我想这封打字的信是出自你手的吧，你在信中约定六点钟和我们见面，是吗？”

“是的，先生。我怕是稍微来迟了，不过我身不由己啊。我很抱歉萨瑟兰小姐拿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来麻烦你，我觉得还是不要家丑外扬的好。她来找你们，这是违背了我的意愿的。你们也已看到了，她是个好发脾气、容易冲动的姑娘，她一旦决定干什么就难以自制。当然我对你们倒是不太介意，因为你们与官厅警察没有联系；不过让这种家庭的不幸张扬到社会上去却也不是令人高兴的事。而且，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你怎么可能找到霍斯默·安吉尔这个人呢？”

“恰恰相反，”福尔摩斯平静地说，“我很有理由相信我会找到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温迪班克先生听了身子猛然震动了一下，手套掉在地上，他说道：“听到你这番话，高兴极了。”

“奇怪的是，”福尔摩斯说，“打字也象手书一样表现出一个人的个性。除非打字机是新的，否则两台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是不会一模一样的。有的字母比别的字母磨损得更厉害些，有的字母只磨损了一边。温迪班克先生，请看你自己打的这张短笺，字母‘e’总是有点模糊不清，字母‘r’的尾巴总有点儿缺损。还有其它十四个更加明显的特征。”

“我们的来往信函都是使用事务所里的这台打字机打的，当然它有点儿磨损了，”我们的客人说着，发亮的小眼睛迅速地瞥了一下福尔摩斯。

“温迪班克先生，现在我要告诉你什么是真正有趣的研究，”福尔摩斯继续说，“我想在这几天再写一篇短的专题论文来阐述打字机以及打字机与犯罪的关系。这是我颇为注意的一个题目。我手边有四封写明是来自失踪的那个男人的信，全是打字的。不仅每封信中字母‘e’都是模糊的，字母‘r’都是缺尾巴的，而且你如果愿意使用我的放大镜看一看，那么我提到的那其余十四个特征也是历历在目的。”

温迪班克先生从椅上跳了起来，捡起帽子，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不能浪费时间听这类无稽之谈。假如你能抓到那个人，就抓住他好了，抓到他时，请告诉我一声。”

福尔摩斯跨步上前，把门锁锁上，说：“那么我就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抓到他了。”

“什么，在哪里？”温迪班克先生喊道，吓得连嘴唇都发白了，眨巴着眼睛看着他，象掉进了捕鼠笼里的老鼠那样。

“啊，你嚷嚷有什么用，一点用处也没有，”福尔摩斯温和地说，“温迪班克先生，那是根本不可能赖掉的。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你说我解决不了如此简单的问题，实在是太不客气了。那确是个简单的问题！请坐下，我们来谈谈吧。”

客人整个瘫在椅子上，脸色苍白，额上汗水涔涔，结结巴巴地说着：“这……这还不到提出诉讼的程度。”

“确实，恐怕是还不到这程度。但是，温迪班克先生，就你我二人来说，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最自私、最残酷、最丧心病狂不过的鬼把戏了。让我先把事情从头到尾叙说一遍，说得不对你可以反驳。”

这个人缩成一团坐在椅子中，脑袋耷拉到胸前，是副彻底被打垮了的模样。福尔摩斯把脚搁在壁炉台的壁角上，手插在口袋里，向后仰着身子，自言自语似地开始说起来。

“那个男人为了贪图金钱而跟一个年龄远比他大的女人结了婚，”他说道，“只要女儿跟他们一起生活，他就可以享用她的钱。就他们所处的地位来说，这笔钱财相当可观。失掉这笔钱，境况将大不相同。所以值得去拚命保住它。女儿为人心地善良和蔼，个性温柔多情。显而易见，有她这样品貌和收入的姑娘是不会空守闺房的。如果她嫁人的话，这当然将意味着每年损失一百英镑的收入，那么她的继父怎样才能防止这桩亲事？他显然是想设法把她关在家中，禁止她和同样年纪的朋友们交往。不久，他发现这样做不是长久之计。她变得不那么听话了，坚持自己的权利，最后竟然声称一定要赴舞会了。这么一来，她那个诡计多端的继父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一个毒辣的妙计。在妻子的默许和协助之下，他把自己伪装起来，给敏锐的眼睛戴上墨镜，给自己的脸戴上假髭和毛蓬蓬的假络腮胡子，把自己清晰的说话装作柔声媚气的耳语，由于女儿近视，他的伪装就更显得万无一失。他以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名义出现。他自己向女儿求爱，免得她爱上别的男人。”

“我当初只不过是跟她开玩笑，”客人哼哼唧唧地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她会那么痴情。”

“根本不可能是开玩笑。不过，那位年轻姑娘确实是被冲昏了头脑，一心以为她的继父是在法国，从来不怀疑她自己是上了大当。她因受到那位先生的殷勤奉承而高兴。而她母亲的一片赞扬声使她更加高兴。于是安吉尔先生开始来访，因为一旦奏效，事情就要继续进行下去。会过几次面，订了婚，这就最后保证了姑娘的心不会转向别人。但是骗局不能永远继续下去，装着去法国出差也相当麻烦，所以就干脆把事情来一个戏剧性的收场，以便在年轻姑娘的心上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这样来防止她有朝一日可能会看上其他求婚的男子。于是，就出现了手按圣经发誓白头偕老，举行婚礼那天的早晨暗示可能发生某种事情等把戏。詹姆斯·温迪班克希望萨瑟兰小姐对霍斯默·安吉尔忠贞不渝，而对他的生死则难以肯定，总而言之，可使她在以后的十年里不会去听从别的男人的话。霍斯默陪她到了教堂门口，他不能再往前走了，他耍起了老花招，从四轮马车的这扇门钻进去，又从那扇门钻出来，悠哉游哉地溜走了。我认为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温迪班克先生！”

在福尔摩斯叙说的时候，我们的客人恢复了一点自信，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苍白的脸露出讥诮的神态。

“也许是真，也许是假，福尔摩斯先生，”他说道，“你聪明过人啊，你应该更加聪明一点才好，这样你就会看到是你在侵犯法律，而不是我。我始终没有干下什么足以构成起诉的事情，但是你把门锁上，只这件事就足够使你因‘攻击人身和非法拘留’而受到起诉。”

“就算象你所说的，法律奈何不得你，”福尔摩斯说着打开锁，推开门，“可是再没有谁应该比你受到更大惩罚的了。假如这位年轻姑娘有兄弟或朋友的话，他们应当用鞭子抽你的脊梁！真该打！”看到那男人脸上刻薄的冷笑，他愤怒得涨红了脸接着说：“这不是我对我的委托人所要承担的责任，但是手边正好有条猎鞭，我想我还是好好地抽……”他快步走去取鞭子，但是鞭子还未到手，楼梯上就没命地响起了乒乒乓乓的脚步声，沉重的大厅门嘭地响了一声，我们从窗子里看见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拚命地在马路上飞跑。

“真是个冷酷的恶棍！”福尔摩斯边说边笑，重新一屁股坐进他的扶手椅，“那家伙屡次犯罪，总有一天罪大恶极被送上断头台。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案件并不是索然无味的。”

“我现在还不能全部明了你的推理步骤。”我说。

“唔，显然第一步应该想到的是：这个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奇怪行为必定是有所企图的，同样清楚的是，我们看到唯一能够从这事件中真正得到好处的人只有这个继父。然后看这个事实：两个人从来没有在一起过，而总是当一个人不在时另一个人出现。这是很有启发性的。墨镜和奇异的话声，跟毛蓬蓬的络腮胡子一样都暗示着伪装。这些也是有启发性的。他用打字来签名，从此可以推想她是如此熟悉他的笔迹以至于哪怕看到一点最小的笔迹她也认得出是他写的字。这个奇怪的做法更加深了我的怀疑。你看到，所有这些孤立的事实和许多细节凑在一起，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你怎样证实它们呢？”

“一旦认出了犯人，就很容易证实罪行。我认识这个人工作的商行。我一接到那份印刷出来的寻人启事，我就从那启事描述的外貌特征中除掉可能是伪装的结果的部分——络腮胡子啦、眼镜啦、声音啦——然后把这份寻人启事寄给商行，请他们告诉我去掉了伪装部分的外貌特征是否同他们商行里哪位出外旅行的人相象。我已注意到打字机的特点，我写信到他的办公地点给他本人，请他是否来这里一趟。如我所料，他的回信是用打字机打的，从回信中可以看出打字机的种种同样细微的但有特征的毛病。同一个邮局给我送来了一封来自芬丘奇街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的信，信中说，外貌描述与他们的雇员詹姆斯·温迪班克的各个方面完全相符。全部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萨瑟兰小姐呢？”

“假如我把事情告诉她，她将不会相信的。你也许还记得有句波斯谚语：‘打消女人心中的痴想，险似从虎爪下抢夺乳虎。’哈菲兹的道理跟贺拉斯一样丰富，哈菲兹的人情世故也跟贺拉斯一样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