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四年的春天，可敬的罗诺德·阿德尔在最不寻常和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人谋杀的案子，引起全伦敦的注意，并使上流社会感到惊慌。在警方调查中公布的详细案情大家都知道了，但有许多细节被删去了。这是因为起诉理由非常充足，没有必要公开全部证据。只是到现在，将近十年之后，才允许我来补充破案过程中一些短缺的环节。案子本身是耐人寻味的，但比起那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这点趣味在我看来就不算什么。在我一生所经历的冒险事件中，这个案子的结局最使我震惊和诧异。即使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一想起它来就叫我毛骨悚然，并且使我重温那种高兴、惊奇而又怀疑的心情，当时这心情象突然涌来的潮水一般，完全淹没了我的神志。让我向那些关心我偶尔谈起的一个非凡人物的言行片段的读者大众说一句话：不要责怪我没有让他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如果不是他曾亲口下令禁止我这样做，我会把这当作首要义务。这项禁令是在上个月三号才取消的。

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密切交往使我对刑事案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在他失踪以后，凡是公开发表的疑案，我都仔细读过，从不遗漏。为了满足个人兴趣，我还不止一次地试用他的方法来解释这些疑案，虽然不很成功。但是，没有任何疑案象罗诺德·阿德尔的惨死那样把我吸引住。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并据此判决未查明的某人或某些人蓄意谋杀罪时，我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福尔摩斯的去世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我肯定这件怪事中有几点一定会特别吸引他。而且这位欧洲首屈一指的刑事侦探，以他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和敏捷的头脑，很可能弥补警方力量之不足，更可能促使他们提前行动。我整日巡回出诊，脑子里却想着这件案子，找不到一个自己认为是理由充分的解释。我甘冒讲一个陈旧故事的风险，把审讯结束时已公布过的案情扼要地重述一遍。

罗诺德·阿德尔是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鲁斯伯爵的次子。阿德尔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国来做白内障手术，跟儿子阿德尔和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427号。这个年轻人出入上流社会，就大家所知，他并无仇人，也没有什么恶习。

他跟卡斯特尔斯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过婚，但几个月前双方同意解除婚约，嗣后也看不出有多深的留恋。他平日的时间都消磨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因为他天性冷漠，习惯于无变化的生活。可是，就在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夜里十点至十一点二十分之间，死亡以最奇特的方式向这个悠闲懒散的青年突然袭来。

罗诺德·阿德尔喜欢打纸牌，而且不断地打，但赌注从不大到有损于他的身分。他是鲍尔温、卡文狄希和巴格特尔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他遇害的那天，晚饭后在卡文狄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当天下午他也在那儿打过牌。跟他一起打牌的莫瑞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证明他们打的是惠斯特，每人的牌好坏差不多，阿德尔大概输了五镑，不会更多。他有一笔可观的财产，象这样的输赢决不致于对他有什么影响。他几乎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就在那个俱乐部打牌，但是他打得小心谨慎，并且常常是赢了才离开牌桌的。证词中还谈到在几星期以前，他跟莫兰上校作为一家，一口气赢了哥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镑之多。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有关他的近况就这些。

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从俱乐部回到家里的时间是整十点。他母亲和妹妹上亲戚家串门去了。女仆供述听见他走进二楼的前厅——就是他经常当作起居室的那间屋子。她已经在屋里生好了火，因为冒烟她把窗户打开了。一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以前，屋里没有动静。梅鲁斯夫人想进她儿子屋里去说声晚安，发现房门从里边锁上了。母女二人叫喊、敲门都不见答应。于是找来人把门撞开，只见这个不幸的青年躺在桌边，脑袋被一颗左轮子弹击碎，模样很可怕，可是屋里不见任何武器。桌上摆着两张十镑的钞票和总共十一镑十先令的金币和银币，这些钱码起了十小堆，数目多少不一。另外有张纸条，上面记了若干数目字和几个俱乐部朋友的名字，由此推测遇害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现场的详细检查只是使案情变得更加复杂。第一，举不出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要从屋里把门插上。这有可能是凶手把门插上了，然后从窗户逃跑。由窗口到地面的距离至少有三十英尺，窗下的花坛里正开满了番红花。可是花丛和地面都不象被人踩过，在房子和街道之间的一块狭长的草地上也没有任何痕迹。因此，很明显是年轻人自己把门插上的。假使有人能用左轮手枪从外面对准窗口放一枪，而且造成这样的致命伤，这人必定是个出色的射手。另外，公园路是一条行人川流不息的大道，离这所房子不到一百码的地方就有马车站。这儿已经打死了人，还有一颗象所有铅头子弹那样射出后就会开花的左轮子弹和它造成的立刻致死的创伤，但当时却没有人听到枪声。公园路奇案的这些情况，由于找不出动机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讲的，没人听说年轻的阿德尔有任何仇人，他屋里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也没人动过。

我整天反复思考这些事实，竭力想找到一个能解释得通的理论，来发现最省力的途径，我的亡友称它为一切调查的起点。傍晚，我漫步穿过公园，大约在六点左右走到了公园路连接牛津街的那头。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聚在人行道上，他们都仰起头望着一扇窗户。他们给我指出了我特地要来瞧瞧的那所房子。一个戴着墨镜的瘦高个子，我非常怀疑他是个便衣侦探，正在讲他自己的某种推测，其他人都围着听。我尽量往前凑过去，但他的议论听起来实在荒谬，我有点厌恶地又从人群中退了出来。正在这时候我撞在后面一个有残疾的老人身上，把他抱着的几本书碰掉在地上。记得当我捡起那些书的时候，看见其中一本书名是《树木崇拜的起源》。这使我想到老人必定是个穷藏书家，收集一些不见经传的书籍作为职业或者作为爱好。我极力为这意料不到的事道歉，可是不巧给我碰掉的这几本书显然在它们的主人眼里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他讨厌地吼了一声，转身就走。我望着他弯曲的背影和灰白的连鬓胡子消失在人群里。

我多次观察公园路427号，但这对弄清楚我所关心的问题毫无作用。这所房子和大街只隔着一道半截是栅栏的矮墙，高不过五英尺，因此任何人想进花园都非常容易。但那扇窗户可完全够不着，因为墙外面没有水管或者别的东西可以帮助身体轻巧的人爬上去。我比以前更加感到迷惑不解，只得折回肯辛顿。我在书房里呆了没到五分钟，女仆进来说有人要见我。叫我吃惊的是来者并非别人，就是那个古怪的旧书收藏家。灰白的须发中露出他那张轮廓分明而干瘦的脸，右臂下挟着他心爱的书，至少有十来本。

“您没想到是我吧，先生。”他的声音奇怪而嘶哑。

我承认没有想到是他。

“我感到过意不去，先生。刚才我一瘸一拐地在您后头跟着走，碰巧瞧见您走进这所房子。我对自己说我要进来看看那位好心的绅士，对他说要是我刚才的态度有点粗暴，可没有恶意，还要谢谢他替我把书捡起来。”

“这点小事您看得太重了，”我说，“可不可以问一下您是怎么认出我的？”

“先生，如果不太冒昧的话，我算是您的街坊，我的小书店就在教堂街拐角的地方。大概您也收藏书吧，先生。这儿有《英国鸟类》、《克图拉斯》、《圣战》——非常便宜，每本都很便宜。再来五本书您就可以正好把那第二层的空档填满。现在看来不大整齐，是不是，先生？”

我转过头去看了看后面的书橱。等我回过头来，歇洛克·福尔摩斯就隔着书桌站在那儿对我微笑。我站了起来，吃惊地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我好象是晕过去了，这是我平生头一回，也是末一回。确实有一片白雾在我眼前打旋。白雾消失了，我才发现我的领口解开了，嘴唇上还有白兰地的辛辣余味，福尔摩斯正俯在我的椅子上，一手拿着随身带来的扁酒瓶。

“亲爱的华生，”一个很熟的声音说，“我万分抱歉。我一点也没想到你会这样经受不住。”

我紧紧抓住他的双臂。

“福尔摩斯！”我大喊了一声，“真的是你？难道你还活着？你怎么可能从那可怕的深渊中爬出来？”

“等一等，”他说，“你现在真觉得有精神来谈这事儿了吗？瞧我这多此一举的戏剧性的出现给了你多大的刺激。”

“我好了。可是说真的，福尔摩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哪！世界上这么多人，单单会是你在我书房中站着。”我又抓起他的一只袖子，摸着里面那只精瘦而有力的胳臂。“可是不管怎样，你不是鬼，”我说，“亲爱的朋友，看到你我太高兴了。坐下来，告诉我你是怎样从那可怕的峡谷中逃生的。”

他面对着我坐下来，照老样儿若无其事地点燃了一支烟。他全身裹在一件卖书商人穿的破旧长外套里，剩下看得见的只有那一堆白发和放在桌上的旧书。福尔摩斯显得比以前更加清瘦、机警，但他那张鹰似的脸上带着一丝苍白的颜色，使我看出来他最近一阵子生活不规律。

“我很高兴能伸直腰，华生，”他说，“让一个高个子一连几小时把身长去掉一英尺真不是玩笑。至于如何解释这一切，我亲爱的老朋友，咱们——如果我可以求你合作的话——面前还有一个晚上的艰险工作。或许最好是这项工作完了以后，我再把全部情况告诉你。”

“我很想知道，更喜欢现在就听到。”

“今天晚上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随你说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都行。”

“真的还象过去那样。咱们出发前还有时间吃点晚饭。好吧，就说说那个峡谷。我从峡谷中逃出来并没有多大困难。理由很简单：我根本没有掉进去。”

“你根本没有掉进去？”

“没有，华生。我根本没有掉进去。我给你的便条可完全是真的。当我发觉模样有些阴险的莫里亚蒂教授站在那条通向安全地带的窄道上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怀疑我的末日到了。在他的灰色眼睛中，我觉察到一个无情的意图。于是我跟他交谈了几句，得到他彬彬有礼的许可，写了那封后来你收到的短信。我把信、烟盒和手杖一起留在那里，就沿着那条窄道往前走，莫里亚蒂仍紧跟着我。我走到尽头便无路可去了。他并没有掏出武器，却突然冲过来把我抱住。他知道他的一切都完了，只急着对我报复。我们两人在瀑布边上扭成一团。但是我懂点日本式摔跤，过去有好几次都用上了这一手。我从他的两臂中褪了出来。他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疯狂地踢了几下，两手向空中乱抓。尽管他费了很大的气力，仍旧无法保持平衡而掉下去了。我探头见他坠下去很长一段距离，然后撞在一块岩石上，又被弹出去，掉进水里。”

我惊奇地听了福尔摩斯边抽烟边作的这段解释。

“可是还有脚印哪！”我大声说，“我亲眼看见那条路上有两个人往前走的脚印，往回走的一个也没有。”

“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教授掉进深渊的一刹那，我忽然想到命运给我安排了再巧不过的机会。我知道不仅是莫里亚蒂一个人曾经发誓要置我于死地。至少还有三个人，他们要向我报复的欲望只会由于他们首领的死亡而变得更强烈。他们都是最危险的人。这三人当中，准有一个会找到我。另一方面，如果全世界都相信我死了，这几个人就会随便行动，很快露面，这样我迟早能消灭他们。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宣布我仍在人间。大脑活动起来是那么迅速，我相信在莫里亚蒂还没有沉到莱辛巴赫瀑布下的深潭底之前，我已经想出了这一切。

“我站起来观察后面的悬崖。在你那篇我后来读得津津有味的生动描述中，你断言那是绝壁。你说得不完全对。悬崖上仍有露在外面的几个窄小的立足点，并且有一块很象岩架的地方。想要一直爬上那么高的峭壁显然是不可能的，再想顺着那条湿漉漉的窄道走出去而不留下脚印也同样不可能。当然，我也可以象在过去类似场合做过的那样把鞋倒穿，但是在同一方向出现三对脚印，无疑会使人想到这是骗人的手法。所以，总的看来，最好冒险爬上去。这可不是一件叫我高兴的事，华生。瀑布在我脚下隆隆作响。我不是个富于幻想的人，但是一点不假，我仿佛听见莫里亚蒂的声音从深渊中冲着我喊叫。好几次当我手没抓住身边的草丛或是脚从精湿的岩石缺口中滑下来的时候，我想我完了。但是我拼命往上爬，终于爬上一块有几英尺宽的岩架，上面长着柔软的绿苔，在那儿我可以很舒服地躺下而不被人看见。亲爱的华生，当你和你的随从正在极其同情而又毫无效力地调查我的死亡现场的时候，我就躺在岩架上。

“你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就离开那里回旅馆去了，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我以为我的险遇到此结束了。可是发生了非常突然的事故，使我预感到还有叫我吃惊的事情就要来到。一块巨大的岩石由上面落下来，轰隆一声从我身边擦过去，砸中下面那条小道，又蹦起来掉进深渊。我当时还以为这块岩石是偶然掉下来的。过了一会儿，我抬头望见昏暗的天空中露出一个人头。这时又落下来一块石头，砸在我躺着的地方，离我的头部不到一英尺。当然，这意味着什么就很清楚了。莫里亚蒂并非单人行动。在他对我下手的时候，还有一个党羽在守望，而我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党羽是个多么危险的家伙。他躲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亲眼目睹了他的朋友淹死和我逃脱的情况。他一直等着，然后绕道上了崖顶，企图实现他朋友未能得逞的打算。

“我思考这一切并没有耽搁多少时间，华生。我又看见那张冷酷的脸从崖顶朝下张望，这是有另一块石头要落下来的预兆。我对准崖下的小道往下爬。我不认为自己当时能满不在乎地爬下去，这比往上爬更难百倍。但是我没时间考虑往下爬的危险，因为就在我双手攀住岩架边沿、身体悬空吊起的时候，又有一块石头呼地一声从我身边落下去。我爬到一半的地方脚踩空了。幸好上帝保佑，我掉在那条窄道上，摔得头破血流。我爬起来就逃之夭夭，在山里摸黑走了十英里。一星期以后，我到了佛罗伦萨，这一来包管世界上谁也不知道我的下落。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可信赖的人——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我再三向你道歉，亲爱的华生。但是当时最要紧的是让大家认为我死了。你要是不相信我死了，你也一定写不出一篇那么令人信服的关于我不幸结局的故事来。在这三年中，我几次提笔要给你写信，但总是担心你对我的深切关心会使你不谨慎而泄漏秘密。也是为了这个缘故，今天傍晚你碰掉我的书的时候，我只能避开你，因为我的处境很危险，当时只要你稍露出点惊奇和激动，就可能引人注意我的身份而造成可悲的、无法弥补的结果。至于迈克罗夫特，那是为了得到我需要的钱，我必须把我的秘密告诉他。在伦敦，事态的发展并非象我所想得那样顺利，因为在莫里亚蒂匪帮案的审理中，漏掉了两个最危险的成员，使这两个与我不共戴天的仇人得以逍遥法外。我在西藏旅行了两年，所以常以去拉萨跟大喇嘛在一起消磨几天为乐。你也许看过一个叫西格森的挪威人写得非常出色的考察报告，我相信你决想不到你看到的正是你朋友的消息。然后，我经过波斯，游览了麦加圣地，又到喀土穆对哈里发作了一次简短而有趣的拜访，并且把拜访的结果告诉了外交部。回到法国以后，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研究煤焦油的衍生物，这项研究是在法国南部蒙彼利埃的一个实验室进行的。我满意地结束了这项研究，又听说我的仇人现在只剩下一个在伦敦，我便准备回来。这时候公园路奇案的消息使我加速行动，不仅因为这件案子的是非曲直吸引了我，而且它似乎给我个人带来了最难得的机会。我立刻回到伦敦贝克街自己家里，竟吓得赫德森太太歇斯底里大发作。迈克罗夫特把我的房间和我的记录照原样保存着。就这样，我亲爱的华生，今天下午两点，我发现自己坐在我原来屋里的那把旧椅子上，满心希望能见到我的老朋友华生也坐在对面他一向常坐的那把椅子上。”

这就是四月里的那天晚上我听到的离奇的故事。要是没有亲眼见到我以为再也见不着的那瘦高的体形和热诚的面容来证实的话，这个故事就纯属无稽之谈。我不清楚他是怎样知道了我居丧的消息，以动作代替言辞表示了他的慰问。“工作是对悲伤最有效的解药，”他说，“今天晚上，我给咱俩安排了一件工作，如果咱们能成功地结束它，就不枉活在世上。”我求他讲详细些，但是不管用。“天亮前够你听和看的，”他回答说，“咱们有三年的往事要谈，但只能谈到九点半，就要开始这场特别的空屋历险。”

真象过去那样，到了九点半，我发现自己挨着他坐在一辆双座马车上，我口袋里装着手枪，心里充满了历险的激动。福尔摩斯冷静镇定，一言不发。街灯的亮光忽明忽暗地照在他严峻的脸上，只见他皱眉沉思，嘴唇紧闭。我不知道我们将在伦敦这罪犯充斥的黑暗的丛林中搜寻什么样的野兽，但从这个狩猎能手的神态来看，我完全相信这是一次十分冒险的行动。他那苦行僧般的阴沉的脸上不时露出讥讽的微笑，预示着我们搜寻的对象凶多吉少。

我本来猜想我们要去贝克街，但就在卡文狄希广场拐角的地方，福尔摩斯叫马车停下来。我看见他下车时向左右探望了一下，接着在走过的每条街的拐角上又极其细心地看清楚后面有没有人跟踪。我们走的这条路线无疑是独一无二的。福尔摩斯对伦敦的偏僻小道异常熟悉。这一次他迅速而有把握地穿过一连串我从来不知道的小巷和马厩。最后我们出现在一条小路上，两旁都是一些阴暗的老房子。我们沿着这条小路到了曼彻斯特街，然后到了布兰福特街。在这里他立刻拐进一条窄道，又穿过一扇木栅栏门进了一个无人的院子。他用钥匙打开了一所房子的后门，我们一起走进去以后，他把门关上了。

这里边漆黑一团，但很明显是一所空屋子。没铺地毯的地板在我们脚下吱吱地响。我伸手碰到一面墙，上面糊的纸已裂成一片片往下垂着。福尔摩斯用冰凉的手指抓住了我的手腕，领我走过一条长过道，直到我隐约看见门上面昏暗的扇形窗才停住。在这儿福尔摩斯突然往右转，我们便进了一间正方形大空房，四角很暗，只有当中一块地方被远处的街灯照得有点亮。附近没有街灯，窗户上又积了一层很厚的灰尘，所以我们在里面只能看清彼此的轮廓。我同伴一手搭在我肩上，把嘴凑近我的耳朵。

“你知道咱们在哪儿？”他悄悄地问。

“那边就是贝克街，”我睁大眼睛透过模糊的玻璃往外看。

“不错。这里就是咱们寓所对过的卡姆登私邸。”

“咱们干吗来这儿？”

“因为从这儿可以看清楚对过的高楼。亲爱的华生，请你走近窗户一点，小心别暴露自己，再瞧瞧咱们的老寓所——你那么多的神话故事不都是从那儿开始的吗？让咱们来看看我离开这三年是不是完全失去了我使你惊奇的能力。”

我轻轻地往前移动，朝对面我熟悉的窗户望去。当我的视线落在那扇窗上，我吃惊得叫起来了。窗帘已经放下了，屋里点着亮灯，明亮的窗帘上清楚地映出屋里坐着一个人：那头的姿势，宽宽的肩膀，轮廓分明的面部，看了决不会弄错。那转过半面去的脸，如同我们祖父母那一辈喜欢装上框子的一幅剪影，完全象福尔摩斯本人。我惊奇得忙把手探过去，想弄清楚他还在不在我身边。他不出声地笑得全身颤动。

“看见啦？”他说。

“天哪！”我大声说，“这妙极了！”

“我相信我变化多端的手法尚未因岁月流逝而枯竭，或者因常用而过时吧。”他说。我从他的话中，听出了这位艺术家对自己的创作所感到的高兴和得意。“确有几分象我，是不是？”

“我可以发誓说那就是你。”

“这个功劳归格勒诺布尔的奥斯卡·莫尼埃先生，他化了几天的时间做模子。那是一座蜡像。其余是今天下午我在贝克街自己布置的。”

“你认为有人在监视你的寓所？”

“我知道有人在监视。”

“是谁？”

“我的宿敌——那可爱的一帮人，他们的头子此刻躺在莱辛巴赫瀑布下面。你别忘了他们知道我还活着，也只有他们才知道。他们相信早晚我会回寓所，就不断进行监视。今天早上他们看见我到达伦敦。”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正从窗口往外瞧，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派来放哨的人。这是个对我不足为害的家伙，姓巴克尔，以杀人抢劫为生，是个出色的犹太口琴演奏家。我不在乎他，但是我非常担心他背后那个更加难对付的人。这人是莫里亚蒂的知心朋友，伦敦最狡猾、最危险的罪犯，也就是从悬崖上投石块的那个人。华生，今天晚上在追我的正是他，可是他一点不知道咱们在追他。”

我朋友的计划渐渐显露出来了：从这个近便的隐蔽所，监视者正受人监视，追踪者正被人追踪。那边窗户上削瘦的影子是诱饵，我们俩是猎人。我们一同沉默地站在黑暗之中，注视着在我们面前匆匆来去的人影。福尔摩斯不说话也不动，但我能看出他正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专心盯着过往行人。这是个寒冷喧嚣的夜晚，风刮过长长的大街，发出一阵一阵的呼啸。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大都紧裹着外套和围巾。我有一两次似乎看见了刚见过的模样相同的人影，特别注意到两个象是在附近一家门道里避风的人。我让福尔摩斯注意这两个人，但他不耐烦地叫了一声，又继续目不转睛地望着街上。他有时又局促不安地挪动脚步，手指不住地敲着墙壁。显然他开始担心他的计划不会完全象他希望的那样有效。最后，将近午夜的时分，街上的人渐渐少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不安，在屋里踱来踱去。我正要对他说点什么，抬眼望了望对过亮着的窗子，使我又跟刚才那样大吃一惊。我抓住福尔摩斯的胳臂，对着前面一指。

“影子动了！”我叫出来了。

窗帘上的影子已经不是侧面而是背朝着我们。

三年的时间并没有消除他粗暴的脾气，也没有减少他对智力低于他的人所表示的急躁。

“它当然动了，”他说，“华生，难道我是一个那么可笑的笨蛋，会支起个一眼就认得出的假人，希望靠它来骗住几个欧洲最狡猾的人？咱们在这屋里呆两个钟头，赫德森太太已经把蜡像的位置改变了八次，每一刻钟一次。她从前面来转动它，这样她自己的影子就决不会被人看见。啊！”他倒吸了一口气。在微弱的光线中，我见他往前探头，全身由于注意而紧张起来。外面大街上已空无一人。那两个人也许还蜷缩在门道里，可是我已看不见他们了。万籁俱寂，除了我们对面那正中现出人影的明亮的黄色窗帘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在一片静寂中，我耳边又响起了只有在忍住极度兴奋时才会发出的那种细微的咝咝声。不一会儿，他拽住我退到最黑的屋角里，一手捂着我的嘴。他的手指在颤抖，我从未见过我的朋友这样激动。那黢黑的大街仍旧荒凉地、静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但是，我忽然发觉了他那超人的感官已经察觉了的东西。一阵轻轻的蹑手蹑脚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这声音并非来自贝克街的方向，而是从我们藏身的这所屋子后面传来的。一扇门打开又关上了。过了一会儿，走廊里响起蠕动的脚步声。这本来想不弄出声的脚步，却在空屋中引起了刺耳的回响。福尔摩斯靠墙蹲下来，我也照样蹲下来，手里紧握着我的左轮枪柄。我朦胧中看见一个不清楚的人影，颜色稍深于敞开着的门外的暗黑。他站了片刻，然后弯下身子威胁似地、偷偷地走进屋里。这个凶险的人影离我们不到三码。我已经准备好等他扑过来，才想起他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在这儿。他从我们旁边走过去，悄悄地靠近了窗子，轻轻地、无声地把窗户推上去半英尺。当他跪下来靠着窗口的时候，街上的灯光不再受积满灰尘的玻璃的遮挡，把他的脸照得清清楚楚。这人似乎兴奋得忘乎所以，两眼闪亮，面部不停地抽搐。他是个上了岁数的人，鼻子瘦小而突出，前额又秃又高，留着一大撮灰白胡子。一顶可以折叠的大礼帽推在后脑勺上，解开的外套露出夜礼服的白前襟。他脸又瘦又黑，满是凶悍的皱纹。他手里拿着一根象是手杖的东西，当他把它放在地板上的时候，却发出了金属的铿锵声。然后他由外套的口袋中掏出一大块东西，摆弄了一阵，最后咔哒响了一下，好象把一根弹簧或者栓子挂上了。他仍旧跪在地板上，弯腰将全身力量压在什么杠杆上，接着发出一阵旋转和摩擦声，最后又是咔哒一响。于是他直起腰来，我这才看清楚他手里拿的是一支枪，枪托的形状非常特别。他拉开枪膛，把什么东西放了进去，又啪地一下推上了枪栓。他俯下身去，把枪筒架在窗台上。我看见他的长胡子坠在枪托上面，闪亮的眼睛对着瞄准器。当他把枪托紧贴右肩的时候，我听见一声满意的叹息，并且看见那个令人惊异的目标——黄色窗帘上的人影毫无遮挡地暴露在枪口前方。他停了停，然后扣动板机。嘎地一声怪响，跟着是一串清脆的玻璃破碎声。就在这一刹那间，福尔摩斯象老虎似地向射手的背上扑过去，把他脸朝下摔倒了。他立刻爬了起来，使尽力气掐住福尔摩斯的喉咙。我用手枪柄照他头上给了一下，他又倒在地板上。在我扑过去把他按住时，我的朋友吹了一声刺耳的警笛。人行道上马上响起一阵跑步声：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和一个便衣侦探从大门冲进屋来。

“是你吗，雷斯垂德？”

“是我，福尔摩斯先生。我自己把任务接过来了。很高兴看见你回伦敦来，先生。”

“我觉得你需要点非官方的帮助。一年当中有三件谋杀案破不了是不行的，雷斯垂德。你处理莫尔齐的案子不象你平时那样——就是说你处理得还不错。”

大家都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囚犯在大喘气，他两边各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察。这时已经有些闲人开始聚集在街上。福尔摩斯走到窗前把窗关上，又放下了帘子。雷斯垂德点着了两支蜡烛，警察也打开了他们的提灯，我终于能好好地看看这个囚犯了。

对着我们的是一张精力充沛而奸诈万分的面孔。这人长着哲学家的前额和酒色之徒的下颌，似乎他天赋大才，是好是坏姑且不论。可是，只要一看他那下垂、讥诮的眼睑，那冷酷的蓝眼睛，那凶猛、挑衅的鼻子和那咄咄逼人的浓眉，谁也能认出这都是造物主最明显的危险信号。他一点都不注意别的人，只盯住福尔摩斯的脸，眼中充满了仇恨和惊异。“你这个魔鬼！”他不停地嘟哝，“你这个狡猾的魔鬼！”

“啊，上校！”福尔摩斯边说边整理弄乱了的领子，“就象老戏里常说的：‘不是冤家不碰头。’自从在莱辛巴赫瀑布的悬崖上承蒙关照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你。”

上校就象个精神恍惚的人那样，仍旧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朋友。他能说出的只有这一句：“你这狡猾的魔鬼！”

“上校，我还没有介绍你呢，”福尔摩斯说，“先生们，这位是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以前在女王陛下的印度陆军中效力，他是咱们东方帝国所造就的最优秀的射手。上校，我想这样说是对的：你在猎虎方面的成绩仍然是举国无双吧？”

这个凶恶的老人一声不响，仍旧瞪大眼睛看着我的伙伴。他那充满野性的眼睛和倒竖的胡子使自己活象一只虎。

“奇怪，我这个很简单的计策能使这么一个老练的猎手受骗。”福尔摩斯说，“这应该是你很熟悉的办法。你不是也在一棵树下拴只小山羊，自己带着来复枪藏在树上，等着这只作为诱饵的小山羊把老虎引来吗？这所空屋成了我的树，你就是我想打的虎。你大概还带着几支备用的枪，以防出现好几只老虎，或是你自己万一没有瞄准好，而这是不大可能的。他们都是我的备用枪，”他指了指周围的人，“这是个确切的比拟。”

莫兰上校一声怒吼向前冲来，但被两个警察拽了回去。他脸上露出的愤怒表情看着真可怕。

“我承认你有一招出乎我意外，”福尔摩斯说，“我没有料到你也会利用这所空屋跟这扇方便的前窗。我猜想你在街上行动，那里有我的朋友雷斯垂德和他的随从在等着你。除了这一点以外，一切都如我所料。”

莫兰上校转过脸对着官方侦探。

“你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逮捕我的正当理由，”他说，“但至少没有理由叫我受这个人的嘲弄。如果我现在是处于法律的掌握中，一切都照法律办吧！”

“你说得倒是很合理，”雷斯垂德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们走以前，你还有别的要讲吗？”

福尔摩斯早把那支威力很大的汽枪从地板上捡起来了，正在细看它的结构。

“真是一件罕见的武器，”他说，“无声而且威力极大。我认识这个双目失明的德国技工冯·赫德尔，这支枪是他给莫里亚蒂教授特制的。我知道有这么一支枪已经好几年了，虽然以前没有机会摆弄它。雷斯垂德，我特别把这支枪，还有这些适用的子弹，都交给你们保管。”

“你可以放心交我们保管，福尔摩斯先生，”雷斯垂德说，这时大家都向房门口走去，“你还有什么话吗？”

“就问一下你准备以什么罪名提出控告？”

“什么罪名？自然是企图谋杀福尔摩斯先生了。”

“这不成，雷斯垂德。我一点不打算在这件事情上出面。这场出色的逮捕是你的功劳，而且只是你的功劳。雷斯垂德，我祝贺你！你以经常表现的智勇双全抓住了他。”

“抓住了他！抓住了谁，福尔摩斯先生？”

“就是全体警察一直没有找到的这个莫兰上校，他在上月三十日把一颗开花子弹装在汽枪里，对准公园路427号二楼正面的窗口开了一枪，打死了罗诺德·阿德尔。就是这个罪名，雷斯垂德。现在，华生，要是你能忍受从破窗口吹进的冷风，不妨到我书房去抽一支雪茄烟，呆上半个小时，这样可以让你消遣一下。”

我们的老房间，多亏迈克罗夫特的监督和赫德森太太直接照管，完全没有改变样子。我一进来就注意到屋里的整洁确实少见，但是一切原有的标志依然如故：这一角是作化学试验的地方，放着那张被酸液弄脏了桌面的松木桌；那边架子上摆着一排大本的剪贴簿和参考书，都是很多伦敦人想烧掉才高兴的东西。我环视四周，挂图、提琴盒、烟斗架，连装烟丝的波斯拖鞋都历历在目。屋里已经有两人：一个是我们进来时笑脸相迎的赫德森太太，另一个是在今晚的险遇中起了那么大作用而样子冷淡的假人。我朋友的这个做得维妙维肖的、上过颜色的蜡像，搁在一个小架子上，披了一件他的旧睡衣，从大街上望过去，完全逼真。

“一切预防措施你全遵守了吗，赫德森太太？”

“照你的吩咐，我是跪着干的，先生。”

“好极了。你完成得非常好。你看见子弹打在什么地方了吗？”

“看见了，先生。恐怕子弹已经打坏了您那座漂亮的半身像。它恰好穿过头部，然后碰在墙上砸扁了。这是我在地毯上捡到的，给您吧！”

福尔摩斯伸手把子弹递给我。“一颗铅头左轮子弹。真巧妙，谁会发现这样的东西是从汽枪中打出来的？好吧，赫德森太太，我非常感谢你的帮助。现在，华生，请你在老位子上再坐下来，有几点我想和你讨论一下。”

他已经脱掉那件旧礼服大衣，换上他从蜡像上取下来的灰褐色睡衣，于是又成了往日的福尔摩斯了。

“这个老猎手居然手还不抖，眼也不花，”他一边检查蜡像的破碎前额一边笑着说，“对准头的后部正中，恰好击穿大脑。以前在印度他是最好的射手，我想现在伦敦也很少有比他强的。你听过他的名字吗？”

“没有。”

“瞧，这就叫出名！不过，我要是没记错，你过去也没有听到过詹姆士·莫里亚蒂的名字。他是本世纪的大学者之一。请你把我那本传记索引从架子上拿下来给我。”

他坐在椅子上，把身体往后靠了靠，大口喷着雪茄烟，懒洋洋地翻着他的记录。

“我收集在M部的这些材料很不错。莫里亚蒂这个人不论摆在哪里都是出众的。这是放毒犯莫根，这是遗臭万年的梅里丢，还有马修斯——他在查林十字广场的候诊室里把我左边的犬齿打掉了。最后这个就是咱们今晚见到的朋友。”

他把本子递给我，上面写着：

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无职业，原属班加罗尔工兵一团。一八四○年在伦敦出生，系原任英国驻波斯公使奥古斯塔斯·莫兰爵士之子。曾就学于伊顿公学、牛津大学。参加过乔瓦基战役、阿富汗战役，在查拉西阿布（派遣）、舍普尔、喀布尔服过役。著作：《喜马拉雅山西部的大猎物》（1881），《丛林中三月》（1884）。住址：管道街。俱乐部：英印俱乐部，坦克维尔俱乐部，巴格特尔纸牌俱乐部。

在这页的空白边上，有福尔摩斯清晰笔迹的旁注：伦敦第二号最危险的人。

“真叫人惊奇，”我把本子递回给他时说，“这人的职业还是个体面的军人呢。”

“确实是的，”福尔摩斯回答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干得不错。他一向很有胆量，在印度还流传着他怎样爬进水沟去追一只受伤的吃人猛虎的事。华生，有些树木在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会突然长成难看的古怪形状。这一点你常常会在人身上看到。我有个理论是：个人在发展中再现了他历代祖先的发展全过程，而象这样突然地变好或者变坏，显示出他的家系中的某种影响，他似乎成了他的家史的缩影。”

“你这个想法真有点怪诞。”

“好吧，我不坚持。不管是什么原因，莫兰上校开始堕落了。他在印度虽没有任何当众出丑的事情，但仍旧没有呆下去。他退伍了，来到伦敦，又弄得名声很坏。就在这时候他被莫里亚蒂教授挑中了，一度是莫里亚蒂的参谋长。莫里亚蒂很大方地供给他钱，可是只利用过他作一两件普通匪徒承担不了的、非常高级的案子。你可能还有些记得一八八七年在洛德的那个斯图尔特太太被害的案子。记不起来了？我可以肯定莫兰是主谋，但是一点证据都找不出来。上校隐蔽得非常巧妙，即使在莫里亚蒂匪帮被破获的时候，我们也无法控告他。你还记得就在那天我到你寓所去看你，为了防汽枪，我不是把百叶窗关上了吗？很可能当时你认为我是在想入非非。我可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因为我已经知道有这样一支不平常的枪，而且知道在这支枪的后面会出现一名全世界第一流的射手。咱们在瑞士的时候，他同莫里亚蒂一起跟踪着咱们。毫无疑问，就是他给了我在莱辛巴赫悬崖上那不愉快的五分钟。

“你可以想到，我住在法国的时候注意看报，就是为了寻找机会制服他。只要他在伦敦还逍遥法外，我活在世上实在没意思。他的影子会日夜缠着我，他对我下手的机会迟早总会到来。我能拿他怎么办呢？总不能一看见就拿枪打他，那样我自己就得进法院，向市长求救也无济于事。他们不能凭看起来不过是轻率的怀疑就进行干预。所以我一筹莫展。可是我留心报上的犯罪新闻，想着我早晚要逮住他。后来我看见了罗诺德·阿德尔惨死的消息，我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就我知道的那些情况来看，这不明摆着是莫兰上校干的？他先同这个年轻人一起打牌，然后从俱乐部一直跟到他家，对准敞着的窗子开枪打死了阿德尔。这是毫无疑问的了。光凭这种子弹就足以送他上绞架。我马上回到伦敦，却被那个放哨的发现了，他当然会告诉上校注意我的出现。上校不能不把我的突然归来和他犯的案子联系到一起，而且感到万分惊恐。我猜准了他会立刻想办法把我除掉，并且为了达到目的他会再拿出这件凶器来。我在窗口给他留了一个明显的靶子，还预先通知苏格兰场可能需要他们帮助（对了，华生，你准确无误地看出他们呆在那个门道里），然后我找到那个在我看来是万无一失的监视点，决没想到他会挑上那个地方来袭击我。亲爱的华生，有什么别的要我解释吗？”

“有，”我说，“你还没有说明莫兰上校谋杀罗诺德·阿德尔的动机是什么。”

“啊，我亲爱的华生，这一点咱们只能推测了，不过在这方面，就是逻辑性最强的头脑也可能出错。各人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作出他自己的假设，你我的假设都可能对。”

“那末，你已经作出了假设啦？”

“我想说明案件的事实并不难。从证词中知道莫兰上校和年轻的阿德尔合伙赢了一大笔钱。不消说，莫兰作了弊——我很久以来就知道他打牌作弊。我相信就在阿德尔遇害的那天，阿德尔发觉莫兰在作弊。很可能他私下跟莫兰谈过，还恐吓要揭发莫兰，除非他自动退出俱乐部并答应从此不再打牌。照说象阿德尔这样的年轻人不大可能立刻就去揭发一个既有点名气又比他大得多的莫兰，闹出一桩骇人听闻的丑事来。大概他象我所估计的那样做了。对靠打牌骗钱为生的莫兰来说，开除出俱乐部就等于毁掉自己。所以莫兰把阿德尔杀了，那时候阿德尔正在计算自己该退还多少钱，因为他不愿意从搭档的作弊中取利。他锁上门是为了防他母亲和妹妹突然进来硬要知道他弄来那些人名和硬币究竟干什么。这样说得通吗？”

“我相信你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这会在审讯时得到证明，或者遭到反驳。同时，不论发生什么，莫兰上校再也不会打搅咱们了。冯·赫德尔这支了不起的汽枪将为苏格兰场博物馆增色，福尔摩斯先生又可以献身于调查伦敦错综复杂的生活所引起的大量有趣的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