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情况是，”林肯·莱姆大声宣布，“我们知道有一位被绑架的受害人，以及一个最终期限——下午三点。”

“没有赎金要求。”塞林托替莱姆的概括补充了一句，又转过身去，继续打他那没完没了的电话。

“杰里，”莱姆对班克斯说，“向他们简单描述一下今天早晨现场的情况。”

好久没有这么多人聚集在林肯·莱姆这间光线昏暗的屋子里了。意外发生后，偶尔会有几个朋友过来坐坐，事先也不打招呼，反正莱姆肯定会在家。但他的态度让他们沮丧。他也不再回电话，变得越来越不合群，越来越孤僻。他把全部时间花在写书上，在没有找到灵感写下一本书的时候，就阅读。当他对这些都感到乏味无趣时，就看看租来的录像带，看看收费电视，听听音乐。到后来他连电视和音乐都懒得碰了，整天盯着尽职的看护为他贴在病床对面墙壁上的美术招贴画发呆。最后，这些东西也都从墙上脱落了。

与世隔绝。

这都是他一手造成的。而现在，他是多么怀念这种孤寂的生活啊。

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脸紧张的是体格矮小结实的吉姆·鲍林。朗·塞林托是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官，但像这样重大的案件还需要一个更高级别的探长坐镇指挥，而鲍林自告奋勇接下了这个差事。这个案子如同一颗定时炸弹，一不小心就会彻底断送一个人的前程，因此局长和他的副手们都巴不得由他来充当挡箭牌。这些人个个练就了一身闪躲腾挪的好功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如果有记者提出的问题咄咄逼人难以招架，他们可以用一些诸如“授权”、“指派”或“征询意见”之类的字眼做掩护，迅速地把难题抛给鲍林。莱姆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世界上竟有人会主动把如此棘手的案子揽到自己身上。

但鲍林就是这样一个怪人。作为这个城市最成功、最著名的刑事警探之一，这个小个子男人在中城北区摸爬滚打了很多年。他的脾气坏得出名。曾因开枪射杀一名赤手空拳的嫌疑犯而惹上一身麻烦，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居然设法证明了此人与“牧羊人案件”——一宗谋杀警察的连环杀人案，莱姆就是在那宗案子里受的伤——难逃干系。破获了这起家喻户晓的大案后，鲍林升任探长，经过一番令人尴尬的中年转变——脱去蓝色牛仔裤和西尔斯衬衫，换上布克兄弟西服——今天他穿的是一套海军蓝的CK便装——开始向警察总局顶层的豪华办公室费力攀登。

另一位警探斜靠在旁边的一张桌子旁。留着平头，四肢瘦长的鲍尔·霍曼是特勤小组的探长，这个部门相当于纽约市警察局的特警队。

在班克斯做完简要通报的同时，塞林托也结束了通话，合上手机。“是哈迪男孩。”

“有关于那辆出租车的新消息吗？”鲍林问。

“没有，他们还在拨草寻蛇。”

“有没有线索透露她在和什么不该来往的人来往？”鲍林问，“也许她的男朋友是精神病？”

“没有，她没有男朋友，只是不固定地和一两个男人约会。看来不像会被人盯上。”

“还没有人打电话索取赎金？”莱姆问。

“没有。”

门铃响了。托马斯走过去开门。

莱姆向逐渐接近的声音来源望去。

过了一会儿，看护引着一位穿制服的女警走上楼梯。远远看去，莱姆觉得她似乎非常年轻，但当她走近一些，才看出她的年龄大约在三十岁左右。这个女人身材很高，有着常可在时尚杂志内页女郎身上看到的那种阴郁之美。

我们在观察别人的时候，往往也就是在观察自己。自从意外发生后，林肯·莱姆很少留意别人的身体。他看见她身材高挑，腰肢纤细，有一头火红的头发。换作别人看到这样的女人一定会赞叹说：多漂亮的宝贝！但对莱姆来说，这种念头压根儿没有出现。这个女人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她的眼神。

不是惊讶的眼神。显然，没有人事先告诉过她他是个残疾人。她的眼神里有其他东西，一种他以前从未见到过的神情。和大多数人的反应截然相反，看到他的身体状况，她似乎感到放松。走进房间时，她显得十分轻松愉快。

“你是萨克斯警官？”莱姆问。

“是的，”她说，及时控制住自己差点伸出去的手，“你好，莱姆警探。”

塞林托把她引见给鲍林和霍曼。她知道这两个人，但以前只是听说过他们的大名。此刻她的眼神又变得谨慎小心了。

她四下打量这个房间，看到房里的灰尘和昏暗，最后把目光落在桌子底下一张半摊开着的美术招贴画上面。那是爱德华·霍伯的作品《夜莺》，描绘一群深夜还泡在小饭铺里的寂寞人。这是莱姆丢掉的最后一张画作。

莱姆简要介绍了一下有关下午三点最终期限的情况，萨克斯冷静地点点头，但莱姆看到某种情绪从她的眼睛里闪过——是恐惧？还是厌恶？

杰里·班克斯——他手指上戴的确实是学校纪念戒指而不是结婚钻戒——立刻被她的美貌吸引住了，对她报以灿烂的微笑。但萨克斯只瞥了他一眼，明白表示他们之间在这里不会有什么戏唱，而且很可能永远没戏。

鲍林说：“也许这是一个圈套。我们跟着他的指引找到那地方，冲进去才发现那里有颗炸弹。”

“我不这么认为。”塞林托耸耸肩说，“何必如此麻烦呢？如果你想杀警察，只要上街随便找一个，对他开枪就行了。”

鲍林瞟了一眼塞林托，又把目光飞快地转移到莱姆身上。接着是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大家想起正是因为那起杀害警察的牧羊人案，莱姆才会被伤成这副模样。

不过林肯·莱姆对这种失言并不在意。他接着刚才的话题说：“我同意朗的看法。不过我还是要叮嘱所有搜索、监控和人质拯救小组的人员，睁大眼睛小心埋伏。我们的对手似乎有他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

萨克斯又看向那幅霍伯的画。莱姆也顺着她的目光望去。他反省了一下，也许那些小饭铺里的人并不是真的寂寞。仔细想想，他们看上去竟然都他妈的挺满足。

“我们掌握的物证可以分为两类。”莱姆说，“一类是标准物证，不是不明嫌疑犯有意留下的，比如毛发、纤维、指纹，也许还有血迹、脚印。如果我们能找到足够多，再加上一点点运气的话，这些物证会带领我们找到主要犯罪现场，也就是凶手的住处。”

“或者是他藏身的洞穴。”塞林托补充说，“某个临时栖息地。”

“安全屋？”莱姆笑着点点头，“我敢说你是对的，朗。他需要一个地方做事。”他继续说：“还有一类是有意设置的物证。除了那些告诉我们日期和时间的碎纸片，还有螺丝钉、一团石棉和沙子。”

“一个该死的清道夫游戏。”霍曼骂道，举手捋过他那毛扎扎的平头。他看上去就和莱姆记忆中当年的那个培训教官没什么两样。

“这么说我可以告诉头儿，我们有机会在时限内找到人质？”鲍林问。

“是，我想是的。”

霍曼拨了个电话，然后走到房间的角落去通话。一挂断电话，他就抱怨说：“是局长，市长正和他在一起。一个小时后有一个记者招待会，我得赶到那里去，以保证他们裤裆的拉链都拉好了。还有什么我能告诉那些大人物的吗？”

塞林托看看莱姆，莱姆摇摇头。

“眼下没有。”塞林托说。

鲍林把他的移动电话号码留给塞林托就离开了，几乎是小跑着冲出房门。

一会儿之后，一个干瘦、秃顶的三十多岁男人慢慢地走上楼梯。梅尔·库柏总是一副憨憨的模样，就像情景喜剧里的滑稽邻居。他后面跟着两个年轻的警察，抬着一个大帆布箱子和两个手提箱，每个看上去都足有一千磅重。这两个警察放下东西就离开了。

“梅尔。”

“警官。”库柏走向莱姆，握了握他早已没有知觉的右手。莱姆注意到，他是今天唯一碰触自己身体的客人。他和库柏曾在一起工作过许多年。库柏拥有有机化学、数学和医学学位，是摩擦痕迹、DNA和刑侦复原的专家，同时也是物证分析方面的高手。

“近来好吗？世界最棒的刑事鉴定学家？”

莱姆友善地笑了。这个头衔是多年前新闻界封给他的。当时身为城市警察的莱姆，竟然被联邦调查局选中，聘请为PERT——调查局物证反应小组——的顾问。在这条惊人的消息发布后，记者们觉得“刑事科学家”或“刑事专家”这类称呼尚不足以体现莱姆的过人成就，就给他起了一个“刑事鉴定学家”的称号。

其实这个词久已有之。在美国，最早是被用在传奇人物保罗·利兰·科克身上，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犯罪学院的院长。这所学院是全美第一所犯罪学院，创办人是更具传奇色彩的伯克利警察局局长奥古斯特·沃尔默。这个头衔最近变得时髦起来。现在全国所有的刑侦技术人员在鸡尾酒会上凑到金发美女身边搭话时，都会说自己是“刑事鉴定学家”，而不再以“刑事科学家”自称。

“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噩梦。”库柏说，“你上了出租车，然后发现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是一个神经病。而且因为联合国会议，全世界都在注视着纽约这座大苹果城。难怪这一次他们要把你拉回来。”

“你母亲还好吧？”莱姆问。

“还是抱怨身上这里疼那里痛的，其实比我还健康。”

库柏和年迈的母亲一起住在皇后区的独幢平房里，那是他出生的地方。他的嗜好是跳交际舞，特别是探戈。由此在警局同僚中引起不少闲话，和资源组往来较多的人甚至私底下猜测他有同性恋倾向。莱姆对他手下人的私生活从来不感兴趣，但是当库柏终于把交往多年的女友葛丽塔——在哥伦比亚大学教高等数学的北欧美女——介绍给大家认识时，莱姆也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大吃一惊。

库柏打开那个大箱子，里面铺着丝绒。他从箱里取出三台大型显微镜的部件，开始组装。

“哎呀，是家用电流。”他瞥了一眼房间的电源插孔，失望地说。同时把鼻梁上的金边眼镜往上一推。

“因为这是民房，梅尔。”

“我还以为你住在实验室里呢，没想到会这样。”

莱姆看着这些黑色和灰色的仪器：一台标准复合式显微镜，一台相位差显微镜，以及一台偏光显微镜，都已经用旧了，似乎就是伴随了莱姆十五年的那套仪器。库柏又打开那两个手提箱，里面就像巫师先生的百宝箱，分门别类地装满了瓶瓶罐罐和各种科学仪器。忽然间，那些名词又重新回到了莱姆的脑子里，EDTA真空血液采集管、醋酸、二甲基联苯胺、光灵敏试剂、马格纳刷、鲁赫曼宁紫色现象……曾几何时，这些专业术语几乎是他日常生活用语的一部分。

这个瘦小的男人四下打量着房间。“看上去就和你以前的办公室一样乱，林肯。你怎么找得着东西？我说，我需要一点空间。”

“托马斯。”莱姆用头示意那个堆放东西最少的桌子。他们拿掉桌上的杂志、报纸和书籍，露出莱姆已有一年不曾看到过的木头桌面。

塞林托看着犯罪现场报告。“我们该怎么称呼这个不明嫌疑犯？我们还没有案件编号。”

莱姆看向班克斯：“选个号码。任何号码都行。”

班克斯建议说：“就用那个页码吧。我是说，代表日期的那个。”

“不明嫌疑犯八二三，挺好。”

塞林托把它填注在报告上。

“呃，对不起，莱姆警官？”

说话的是那位女巡警。莱姆转头望向她。

“我中午应该到大楼去报到。”“大楼”是警察内部对警察总局的称呼。

“萨克斯警员……”他刚才一时忘了她的存在，“你是今天早上第一个赶到铁路边命案现场的警察吗？”

“是的，是我呼叫的后援。”她回答莱姆的问题，眼睛却看着托马斯。

“我在这里，警员。”莱姆厉声说，强压着怒火，“朝这边看。”他最气恼的就是必须通过其他人才能和他对话的人，痛恨他们非得望着“健康的”人才能说话。

她迅速地把头转过来，执行他的命令。“是，长官。”她说。她的语气温和，但眼神却是冷冰冰的。

“我已经离职了，就叫我林肯吧。”

“请你抓紧时间处理好吗？”

“处理什么？”他问。

“你们把我叫到这里的原因啊！我很抱歉，是我没有想清楚。如果你需要一份书面检查，我马上就写。不过，我到新岗位报到的时间已经过了，而且没有机会给我的主管打电话。”

“检查？”莱姆问。

“问题是，我没有任何处理犯罪现场的经验，当时完全是凭直觉行事。”

“你究竟在说什么？”

“说我拦下火车和封锁十一大街的事啊。都是我的错，才会让参议员耽误了在新泽西州的演讲，也让一些联合国会议代表来不及从纽瓦克机场赶到会场。”

莱姆咯咯地笑了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吗？”

“呃，我当然听说过你的名字。我还以为你……”

“已经死了？”莱姆问。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她就是这么想的。她飞快地接下去说：“在学校我们都用你的书做教材，但我们从没有听说过有关你个人的消息。我是说……”她抬头看着墙壁，倔强地说，“据我的判断，作为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警察，我认为最好应该让火车停下来，同时封锁街道以保护犯罪现场。所以我就这么做了，长官。”

“叫我林肯。怎么称呼你？”

“我——”

“你的名字是什么？”

“阿米莉亚。”

“阿米莉亚。是取自那位女飞行家吗？”

“不，长官，是家族的名字。”

“阿米莉亚，我不要什么检查。你是对的，错的人是文斯·佩雷蒂。”

塞林托被这句有欠考虑的话吓了一跳，但林肯·莱姆毫不在乎。不管怎么说，他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在美国总统走进房间时还能把屁股放在椅垫上的人之一。他继续说：“佩雷蒂指挥现场的方式就像是市长的傀儡，而这是把事情搞砸的最有效的方法。他带了太多人到现场，而最致命的错误是让火车和交通移动，他不该把现场开放得那么早。如果我们保护好现场，谁知道呢，说不定我们会找到一张带签名的信用卡存根，或是一枚又大又漂亮的指纹。”

“或许吧。”塞林托谨慎地说，“但这些我们几个自己知道就行了。”他的目光依次扫过萨克斯，库柏和年轻的杰里·班克斯，无声地下达了命令。

莱姆嘲讽地笑了一声，对塞林托的过分小心嗤之以鼻。然后他转头看向萨克斯，她正像今天早上班克斯一样，直勾勾地打量着莱姆盖在黄红相间的毛毯下的双脚和身体，结果被他逮个正着。他对她说：“我请你来这里，是要你为我们到下一个犯罪现场工作。”

“什么？”这次用不着翻译解释了。

“为我们工作，”他简短地说，“到下一个犯罪现场。”

“可是……”她笑了起来，“我不是资源组的人。我是巡警，从没到犯罪现场工作过。”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案子。正如塞林托警探一会儿会告诉你的，这次真的很怪异。是吧，朗？事实上，如果这是一个典型的犯罪现场，我就不会要你来了。但这次我们需要一双全新的眼睛。”

她看向塞林托，他一语不发。“只是……我对此完全不在行，真的。”

“好吧，”莱姆耐心地说，“想听实话吗？”

她点点头。

“我需要的这个人，必须有勇气站在铁轨上拦住火车以保护犯罪现场，并勇于承担事后随之而来的责难。”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长官——林肯。但是……”

莱姆打断她。“朗。”

“萨克斯警员，”那位资深警探用低沉的嗓音对她说，“没有人叫你选择。你已经被派来加入这个专案小组，协助进行犯罪现场处理工作。”

“长官，我不得不提出异议。我刚刚调离巡警队，就在今天，一个小时前生效。我有医院的证明。”

“医院证明？”莱姆问。

她犹豫了一下，不由自主地又望了他的双脚一眼。“我有关节炎。”

“你有什么？”莱姆问。

“慢性关节炎。”

“真不幸。”

她很快地接着说下去。“我今天早上出来值勤，只是因为有人临时生病请假。我根本没料到会有这种事。”

“是啊，我本来也有别的计划。”林肯·莱姆说，“现在，让我们先来看一些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