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个子警探一边开车，一边烦躁地揉着肚子，然后又扯了一下衣领。

隆恩·塞利托开着一辆没有警察标记的福特维多利亚皇冠车。凯瑟琳·丹斯领会了他刚才这种身体语言的含义——她在加州开的也是这款警用车辆——车子急速穿过纽约的街道，顶灯闪烁着，但是没有拉警报。

刚才她在出租车里接听的电话就是塞利托打来的，让她再帮他们办一次案。“我知道你要赶飞机，也知道你得回家，但是……”

他解释说，他们发现了一家可能出售过犯罪现场留下的时钟的商店，希望她能询问一下店主。虽然希望很渺茫，但仍有可能这个店主就是钟表匠本人。调查组希望得到她关于此人的判断。

丹斯答应这个请求之前先短暂权衡了一下。暗地里，她曾因为过早离开林肯·莱姆的房子而后悔；就算不是她自己调查的案子，她也不喜欢撇下未结的案子就离开。于是她让出租车掉头，返回莱姆家，隆恩·塞利托正在那里等着她。

这会儿他们又出发了，坐在塞利托的车里。丹斯问：“是你出主意给我打电话的，是不是？”

“那又怎么样？”塞利托问。

“这不是林肯的主意。他不清楚我能帮上什么忙。”

塞利托犹豫了一秒钟，但丹斯已经捕捉到了这一闪而过的信号。塞利托说：“你在询问那个证人的时候干得不错。就是那个科布。”

丹斯微笑着说：“我知道我干得不错。但是他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塞利托又停顿了一下。“他更喜欢物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

警探笑了一声。他按响警报器，加速冲过了一个红灯。

塞利托开车的时候，丹斯一直观察着他，注意到他的双手和眼睛，还仔细听他的声音。接着她就开始了表意学评价：塞利托真的一心想将钟表匠抓捕归案，而且他办公桌上的其他案件毫无疑问已经像蒸汽一样毫无价值。另外，她还注意到他昨天听课时的情景，当时他很顽固，也很机灵，为了理解一个问题，或者为了学会一种审讯技巧，无论花多长时间，他都不在乎；如果有人变得不耐烦，那么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他精力充沛，令人紧张，但又不同于艾米莉亚·萨克斯，因为后者会伤人。他会习惯性地抱怨，但从本质来说，他是一个十分容易满足的人。

丹斯经常不自觉地对他人进行分析。一个姿势、一个眼神、一句无意的话，这些都成为她的神奇拼图中的一块图案，而整个拼图其实就是人本身。她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停止这种分析行为——外出喝意大利皮诺葡萄酒或美国金黄啤酒，却还要为一起喝酒的朋友作表意学分析，这可不是件好玩的事儿(对朋友们而言，这样做更没有意思)。但有时她的想法会从脑海里漫溢出来；凯瑟琳·丹斯的为人决定了她会有这样的习惯。

痴迷于人类的世界……

“你成家了吗？”塞利托问。

“是的，有两个孩子。”

“你丈夫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是个寡妇。”因为丹斯的工作就是分析不同语气产生的不同效果，所以她故意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讲这番话，既有些随意，又有些悲伤，对方会觉得说话人不愿多谈这个话题。但如果对方是女性，则会抓住她的胳膊，表现出同情，劝她多说几句；塞利托则做出了男性常有的反应：低低地说了一句真诚却不自在的“真遗憾”，然后就转移了话题。他开始谈论起他们关于这起案子所找到的最新的证据，还有一些线索——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线索。他很喜欢开玩笑，语气也很生硬。

啊，比尔……你知道吗？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个家伙的。丹斯知道，自己已经喜欢上这个警探了。

他告诉丹斯，这家商店可能就是那些时钟的来源。“我是说，我们认为霍勒斯坦不会是罪犯。但那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干系。你知道的，这次行动有可能很危险。”

丹斯说明了自己的情况：“我可没有武器。”

美国有非常严格的法律来约束警察跨辖区携带枪支，大多数警员都不能将武器从自己的所在州带至其他的州。不过这也没什么要紧的；除了在射击场上，丹斯从未开过她的格洛克手枪，而且她希望自己在退休聚会上仍能保持这样的纪录。

“我会紧跟着你的。”塞利托宽慰她说。

霍勒斯坦钟表店位于一条萧条街区的中段，紧挨着一些批发商店和仓库。丹斯扫视了一下这个地方。大楼正面满是退了色的油漆，污迹斑斑，但是透过霍勒斯坦商店的橱窗，隔着里面粗大的钢筋防盗条，丹斯仍能看见店里陈列的精美钟表。

当他们走到门口时，丹斯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警探先生，由你来出示证件，我来负责询问。可以吗？”

有些在自己地盘上办案的警察会因为她接手调查主动权而心生芥蒂。不过丹斯发现塞利托不是这种人(他的自信心大得惊人)，但是她仍需要事先问一下。塞利托答道：“你知道的，这是你擅长的行当。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才请你来的。”

“我会对你说一些听上去有些奇怪的话。但这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现在请注意，如果我觉得他就是罪犯，那么我就会将身体向前倾，同时将手指缠绕起来。”这种姿势会让她显得更加脆弱，所以能让凶手在潜意识中放松警惕——使其不大可能动用武器。“如果我认为他是清白的，那么我就会从肩膀上取下挎包，将它放在柜台上。”

“明白。”

“准备好了吗？”

“我跟在你身后。”

丹斯按了一下门铃，蜂鸣器响了一声，门开了。他们走进店内。地方不大，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钟表：高大的始祖级时钟，外形相似、但尺寸较小的台式钟，带有钟表的装饰性雕塑，时髦的现代钟，还有一百多种其他的钟，再加上五六十款古董表。

他们走到商店的后半部分，看到一个矮壮的男人，头发掉得差不多了，大约六十岁左右。这人正站在柜台后面，谨慎地看着他们。他坐在一套被拆散的时钟机芯前面，正在进行整修。

“下午好。”塞利托说。

那人点了点头。“你好。”

“我是警察局的塞利托警探，这位是丹斯探员。”塞利托出示了他的警察证件。“你就是维克多·霍勒斯坦吗？”

“是的，”他取下一副配有高倍放大镜的眼镜，看了一下塞利托的警徽。他笑了笑，但是笑容只出现在嘴角，眼神里却没有笑意。然后他和两位警察握了手。

“你是店主吗？”丹斯问。

“店主，没错。兼任主厨和酒瓶清洗工。我开这家店已经十年了。没挪过地方。将近十一年了。”

这是多余的信息。通常表明说话人有诈。但也可能因为突然看见两个警察，他感到有些紧张。表意学中有一条最重要的规则，那就是单一的姿态或行为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无法根据孤立的表现来准确地判断别人的反应，相反，只有通过观察“症候群”——例如双臂交叉这样的身体语言必须要结合调查对象的眼神交流、手部运动、语气以及说话的内容和遣词造句的方式，才能具备参考价值。

为了使某种行为有意义，必须使它在重复出现相同刺激的情况下保持一致。

凯瑟琳·丹斯曾在讲座中说过，表意学分析不是垒球中的“本垒打”；它应该是一场高水平发挥的完整比赛。

“我能帮什么忙吗？两位警官，嗯？是不是附近又发生了抢劫案？”

塞利托看看丹斯，她没有作答，只是笑了笑，然后四处张望一下。“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钟。”

“做了很久的钟表生意了。”

“这些都是用来出售的吗？”

“给我出个价吧，别让我亏本。”店主笑了一声，然后说，“说真的，有些钟我是不卖的。不过大多数当然还是要出售的。嗨，这好歹是家商店，是不是？”

“那座钟真漂亮。”

店主看着她所指的那座钟。那是一款镀金的19世纪末新艺术风格的时钟，钟面设计很简单。

“塞思·托马斯的款型，1905年造。风格很时尚，走得也很准。”

“一定很贵吧？”

“三百美元。表面只是镀金，而且是大批量生产的……呃，你想看贵的吗？”他指着一款陶瓷钟，上面有粉红、蓝色和紫色的装饰，还有鲜花彩绘。丹斯觉得这款钟过于艳俗。“它要贵上五倍。”

“啊。”

“我看出了你的反应。不过，在钟表收藏界，你觉得艳俗的货，在别人眼里，它可就变成了艺术品。”他微笑着说。霍勒斯坦的谨慎和担忧仍没消失，但是他渐渐削弱了防卫心理。

丹斯皱起了眉头：“到了中午，你怎么办？戴上耳塞吗？”

对方笑了一声。“至于其中大部分的钟，你都能把报时装置关上。那种模仿布谷鸟叫的报时声音真让我发疯。请恕我直言。”

她又问了一些关于店里生意的问题，收集了店主所表现出的大量姿态、眼神、语气和用词——形成了关于这个人的行为的基准模型。

最后，她仍保持着一种对话式的语气问道：“先生，我们想了解的是，最近有没有人买过两只这样的钟？”她给他看了一张关于阿诺德产品工厂出产的时钟的照片——就是遗留在犯罪现场的那款钟。店主盯着照片仔细地看着，这时丹斯也在注视着他。他的脸色很平静。丹斯觉得对方看照片的时间太长了，说明他在脑海中进行思想斗争。

“我记不得了。我卖的钟表太多了，请相信我。”

推说自己记忆力不好——这说明对方是一个有欺骗性的人，而且正处于抵赖的压力状态，就像上次那个阿里·科布所表现的那样。他的眼睛再次仔细地扫视这张照片，似乎想帮忙，但是他的肩膀却向丹斯这边稍稍倾斜，低着头，语调抬高了一些：“不记得了，我真的不记得了。对不起，我帮不上忙。”

丹斯觉察出对方在欺骗自己；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表意学特征上，而且体现在他的认同反应状态(在他的情形中，这表现为一张不露情感的面容，而这与他的基准表情不一致)；他很有可能知道这款钟。不过，造成他撒谎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牵涉到案件之中，抑或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将时钟卖给了罪犯，还是因为他自己也是谋杀团伙的成员呢？

丹斯在想，我应该将双手交织在面前，还是把挎包摆在柜台上呢？

在判断对方的人格类型时，丹斯曾将早前询问过的那个不愿合作的证人——阿里·科布——归为外向性格；霍勒斯坦正好相反，属于内向性格，他的决定都是建立在直觉和情感基础上的。她之所以对这个钟表商有这样的总结，是因为他对自己的钟表情有独钟，而事实上他也只是个拥有中等财富的商人(他宁愿出售自己钟爱的藏品，也不愿进行更大规模的市场营销来赚取更大的利润)。

要想让性格内向的人讲出实情，丹斯必须和他产生情感的纽带关系，让他感到舒适。如果向逼迫科布那样对付钟表商，则只会令他立即噤若寒蝉，闭口不谈。

丹斯摇了摇头。“你是我们最后的一线希望了。”她叹了口气，瞥了一眼塞利托。托上帝的福，这次他配合得很好，摆出一副失望警察的神态，苦笑着不住地摇头。

“什么希望？”霍勒斯坦问。

“那个买这些钟的人犯下了非常严重的罪行。而这钟是我们唯一真正的线索。”

霍勒斯坦脸上堆满了关切的神情，这似乎是真的，但是丹斯曾遇见过许多出色的“演员”。她将照片放回挎包。“那些钟是在被他杀死的受害者身边找到的。”

霍勒斯坦的目光凝固了片刻。我们找到的这个店主在压力下已经变得不堪重负了。

“谋杀案？”

“是的。昨天夜里有两个人被杀死了。留在现场的时钟可能是为了传达某种信息。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丹斯皱起了眉头，“整个案件都非常扑朔迷离。如果我想谋杀什么人，又要在现场留下某种象征物，那么我不会将这东西藏在离受害人三十英尺远的地方。我会把它放得更近一些，放在显眼的空地上。所以我们还没弄明白凶手的用意。”

丹斯仔细地观察对方的反应。针对她刚才故意说错的情况，霍勒斯坦的反应与任何不知情的人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即对这起悲剧仅仅做出摇头的反应，而没有其他表现。如果他是凶手，那么他很可能做出一种认同反应——通常集中表现在眼部和鼻子上——显示出她的描述不同于他对事实的掌握。他也许会想到：我的确将东西摆在尸体旁边了；怎么会有人将它移走呢？和这种想法同时出现的，有可能是非常具体的姿势和身体语言。

一个骗术高明的说谎者可以将这种认同反应降低到最低限度，以至于大多数人都无法感知出来，不过丹斯的觉察能力像雷达那么灵敏，所以她觉得钟表商通过了她的测验。她确信对方没有在犯罪现场出现过。

于是她将挎包放在了柜台上。

隆恩·塞利托将手从臀部移开，之前他一直把手放在那儿，随时准备拔枪。

不过丹斯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他们认定钟表商不是凶手，但是他一定知道一些内幕。丹斯决心挖出这些情报。

“霍勒斯坦先生，那些受害人死得非常惨。”

“等一等，他们的死讯已经见报了，没错。有一个人是被砸死的吗？还有一个人被扔进了河里。报纸上已经报道了。”

“是的。”

“还有……那只钟也在那里吗？”

他差点就说成“我的那只钟”了。但他还是改了口。

丹斯告诉自己要像钓鱼那样小心。

她点了点头。“我们认为他还要继续害人。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如果我们不得不去查找其他那些可能向他出售过时钟的经销商，那得等上好几个星期。”

霍勒斯坦的脸上流露出不安的神情。

人脸上的不安神情是很容易觉察的，但是引起不安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情感——同情、痛苦、失望、悲伤、尴尬——如果调查对象不愿主动交待实情，那么只有通过表意学分析才能揭示出这种不安的情感根源。

凯瑟琳·丹斯这会儿仔细地分析着对方的眼神，同时发现他用手指轻抚着面前的时钟，嘴唇舔着嘴角。突然，她明白了：霍勒斯坦呈现出的是一种在逃避和抗争之间作出抉择的反应。

他感到恐惧——因为他自身难保。

明白了。

“霍勒斯坦先生，如果你能想起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的事情，我们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她瞥了一眼塞利托，后者也点了点头。“哦，你放心好了。必要时，我们会在你的店外安排一名警员。”

神情沮丧的钟表商把玩着手中的一把微型钟表螺丝刀。

丹斯又把照片从挎包里拿了出来。“你能再看一下吗？看看你是否能记起什么。”

但他已经不需要再看了。他的身体向下陷了一些，胸口向后缩着，头却向前探出。霍勒斯坦旋即转入了认罪状态。“对不起。刚才我撒谎了。”

这是很难听到的话。丹斯曾给他机会为自己辩解，例如声称自己刚才看照片时看得太快了，或者说自己刚才头脑有些迷糊。但是钟表商却没有这样辩解。不用再绕弯子了——已经到了供认阶段，就这么单纯而简单。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时钟的事情。不过，问题在于，他威胁我说，如果我告诉任何人，他就会回来，就会伤害我，他会毁掉我所有的钟表，我的所有藏品！但是我不知道任何关于谋杀的事情。我发誓。我觉得他只是个怪人。”他的下颚在颤抖，一只手也伸进了刚才在修复的时钟外壳内。丹斯将这个姿势解释为他正在拼命地寻求抚慰。

她同时也发觉了其他的情感。表意学专家必须要判断出，针对所提的问题，或者他们所听到的事实，调查对象的反应是否合适。霍勒斯坦因为谋杀案而感到不安，而且因为自身的安全和财产问题而感到恐惧，但是和他们所谈论的话题相比，他的反应显得有些夸张。

正当她想进行深入探究的时候，钟表商解释了他为何如此担忧的原因。

“他每次杀人都会把这些时钟放在现场吗？”

塞利托点了点头。

“嗯，我得告诉你们。”他的声音显得很紧张，然后低声继续说道：“他不止买了两只时钟。他一共买了十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