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钟左右我们接近松原收费站，能顺利出去我会好过很多。我问陈洁还精神吗。她反问：“你说呢？”

我说：“过去的二十个小时，你见我又紧张又谨慎，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候来了，这是最后一道坎儿，就像游戏机的关底大怪，过了这个我们就一马平川，要是死在这儿，还不如死在前面。”

“你干吗讲那么多？”

“把你调动起来，”我比画着说，“注意力集中。”

“我知道啦，如果你被抓住，我不也是包庇窝藏吗？”

“真要是那样，”我露出拿把空枪说，“你就说，我拿这把枪要挟你来着。”

她没说话，减速，跟一辆吉普车后面向收费口滑行，转过来摸摸我头发，说：“你人其实挺好的，我都快被你说感动了。”

“我只是顺水推舟做人情。你那么聪明，我不说这个，你到时候也会这么干。”

“你真讨厌。”

她停下来候着。我戴上帽子往后靠装睡。这时候不能戴口罩，太此地无银了。吉普车过去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先把钱收了，一百来块钱。里面的警察跟她要身份证，陈洁从窗口递过去。他拿着证件在手持验证器上刷一下。检查第二代身份证变得简单多了，被通缉或是假证件一刷便知。我们前辈警察玩第一代的时候，还都是拿着通缉单子一个个对号呢。接着他走出来—他真客气—双手奉还。警察什么时候向服务业看齐了？

他继续客气地问：“这位先生的证件能出示一下吗？”

“他？他生病了。”原来陈洁一急也慌，检查身份证跟生病有什么关系？

我缓缓起身，仿佛刚醒来，哑着嗓子问：“怎么了，老婆？”

“他问你身份证，老公。”

“我身份证在咱结婚证那个袋子里呢，你找找。”

她翻出欧阳桐的身份证，交给警察。他核对照片是我，是一个人，走进去刷验证器。透过车窗我看到他刷了几次没成功。然后他打了二十秒的电话，走回来说：“可能机器出了点儿故障，您还得再等等。”

“什么故障？”

他皱眉审视我，看身份证，还是想不通，索性不隐瞒地说：“呃……上面显示您已经死了。”

“怎么可能？”我嚷出来。

“是啊，我已经把您的身份证号报告总局，在等他们核实。”后面的车着急了，狂按喇叭。“这样您先停在这边等一分钟，让后面的车先过，好吗？”

警察做了个靠边停的手势，一看就没干过交警，完全不是疏导手势。陈洁往右摆舵，靠边的时候，车前面只有一半是护栏，一半是空隙。我凑过去低声说：“冲出去！”

她没听我的，指着后视镜。一辆警车停在我们三个车位远的地方，两只脚架在窗前优哉游哉。

“它熄火呢，追不上我们的。”

“那护栏能直接把玻璃干碎！”

我点上支烟，对她妥协：“一会儿检查完后面那辆马自达，护栏会摇起来，那时马上冲出去。”

“一定要到这种地步吗？”

“那是个死人的身份证！”

对马自达，他们还是走一样的程序，收费，验证件，客气地奉还，工作人员准备开闸放车。不一样了，警察进去让他们停止放闸。马自达后面的车同样开始焦躁地按喇叭，警察抄起对讲机喊两句话。有了变化，后面的警车在打火，车前现出的不再是一双脚，而是一张整装待发的脸。

“走！”我叫道。

陈洁慌了，看着我，又回头看着启动的警车。

“护住脑袋！”

“啊，什么？”

方向盘还在她手里，我来不及过去，斜身踢开她的脚，猛踩油门。前面的护栏仿佛是挂在吊车上的千斤顶奔着车窗袭来，冲击过后我们面前白花花一片。我看不到前面，用枪托敲打整扇碎了但还黏合着的玻璃。哗的一下，玻璃全散进里面。车忽然冷了起来。

“跟跑车似的。”陈洁说。

似乎她还挺享受的，二人合力的效果。她还在驾驶位，我的脚还在油门上。我告诉她握紧方向盘，回头看后车。由于我们的雷锋开路，警车没有任何阻挡就冲过了护栏的位置。护栏像足球运动员被踢断腿的小腿，一半悬挂在半空。原来警车里有两个人，后排的警察伸手将警灯放到车顶，警笛大作。顿时这个夜晚不那么平静了。

警笛一响陈洁便不再享受了，方向盘在她手里摇摇晃晃。我倾向她，压住她右手，要她稳一些。我说你别管方向了，长按喇叭就成。前面长途货车不到八十公里的时速，还占着超车道，纯你妈山炮！

我也从来没这样过，在副驾位玩赛车。我改到行车道，一辆大巴在我前方，右边蓝牌子上写着“前方测距”，五十米、一百米、二百米。我估计我跟它三十米都不到，后面警车还在行车道等着我开路。我需要向左摆，伸手够不到。我让陈洁起来，站到座位上，让我进去。

“我没地方去。”

“那就骑到我脖子上！让给我！”

她居然还准备脱鞋，我瞪她一眼，她乖乖地踩到驾驶座。我移过去，有那么一瞬间，我左脚换右脚的时候，油门是空的，正好可以借减速转向。大巴和货车前后差不多有十米的空隙，只能从中间钻过去。我抓好方向盘，要陈洁闭上眼睛，其实那一刻我也没敢睁眼，油门踩空，方向盘往左打半圈。我的面前一片黑暗，我祷告什么呢？我心中无主。我只是让自己明确，如果有砰的一声巨响，再见，生活，下辈子再见。

睁开眼睛我们已经在超车道上了，货车在我们后面，警车在行车道上想办法从我们和货车之间往里挤。慢慢来，我们去终点等你。

“他们要多久才会放弃？”陈洁还骑在我肩上，双手摸着我脖子。

“你下来。”

“下不去，我脚麻了。”

“下来！”

我往前让让，她支着我肩膀抽出双腿，坐到副驾位揉着脚踝，瞄着后视镜叫我：“好像他们还有一辆跟上来了。”

“逼养的！”

那是一辆伊兰特，没上警漆，典型的盯梢用车。它越过警车大巴，在行车道跟在我侧翼，随时并进来。我不能把车身暴露给它，警车不敢太张扬，但这种车会开枪。我向右急转上行车道。这样我们中间隔了辆轻卡。我知道他一会儿就会追上来，算上紧急停车道，我有三条车道跟他绕，我在揣摩他开枪的底线。

表针指在一百八和一百九之间，我本可以再快点儿，可是前窗是空的，太他妈冷了！这么一会儿我们起码逃了三十公里。大牌子写着前方一百二十公里处有收费站，要在那之前解决问题，谁知道又会有几辆车在途中入口冲进来。

“前面修路呢，”陈洁说，“怎么办？要并道了。”

时速急减到九十公里，临时路牌标注限速六十公里每小时，车都挤进左侧超车道，慢下来，根本开不动。另两排道被封住，写着“前方施工”。我闪过从这里冲出去的念头，不能这样，路面崎岖不平也还好，万一是个断桥呢？掉到江里保证可以在淹死前冻硬。

伊兰特这时候打起了警笛，我后面五辆车给他让出半条车道。他三十秒可以超过一辆车，我却被顶在水泥车后举步不前，还有两分半，我就能举起双手求大爷饶命了。

还剩两辆车的距离，所有车并到马路另一侧。往哈尔滨方向的高速路从中间劈成两半，每隔五米就有一个红白塑料筒划成了隔离带。我们依然跟着水泥车行驶在逆行高速的右侧走蜗牛步。伊兰特继续努力，超出一辆后，已经和我后面的面包平行前进。我示意陈洁系上安全带。她明白了，也害怕了。伊兰特就快到我们身后，这里只有一条车道，我们无路可退。就像任宰的羔羊，他会猛踩油门过来，撞我们的卡迪屁股。到时候我和陈洁都会飞到前车去拌水泥。

伊兰特的扬声器在身后警告，说给我们三秒的时间停下来。实际上，与此同时他正在加速往我们靠近。

我掰过后视镜，长吸口气，问：“回哈尔滨怎么样？”

“啥？”

我向左摆一大圈，冲过红白隔离带，进入逆行车道，脚不松油门，右手马上挂倒挡倒车。对面的卡车来不及刹车，热烈地朝我们迎过来。卡迪的四个轮子飞速倒转，两秒后我们终于停止往前移动，有那么一瞬间，我们定在公路上，与那辆卡车脸贴着脸，全凭死神判决。

定了半秒钟，也许更短，零点几秒，但这样的恐怖似乎让我们死后都忘不了。终于，我们能后退了。开始缓慢，后来越来越快，我们在高速路上逆行倒车，跟着后面正常行驶的广本一个速度。伊兰特眼巴巴和卡迪贴着擦肩而过，估计他得等下个出口才能掉头过来了。

陈洁又放轻松了，转过身跪在座位上看后窗。“靠，原来车还可以这么开！”

“帮我看着，”我把后视镜正回来，“你这倒车的速度最大多少？”

“我怎么知道？”

“说明书上都有。”

“说明书一大本，比我大学教材还厚，谁能读得完？”

“我能。”

面前的卡车司机按两下短笛，赣B牌照，江西车。这不是催促，公路语言这代表欣赏、谢谢和佩服吧。他对我笑着。我冲他点点头，双手离舵合十做回礼。这是他漫长运输中的难忘插曲。也许以后到他老了开不动的那一天，都会成为他跑车生涯的奇事之一，讲给午睡过后的儿孙听。

伊兰特早已不见踪影，我找个车少的空隙，穿回隔离带，正常行驶向前两公里后，从下一个出口出去了。路牌上写着“松原北—吉林界”。黑龙江的通缉对我不再奏效，从现在开始，我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掺杂着自由的香甜。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涌出了眼泪，我对着省界牌失声喊了出来：“滚犊子吧，哈尔滨！你真的彻底把我毁了，你对不起我，你把我所有有过的幸福和希望全都偷走了！”我喊了一会儿，腾出左手擦着止不住的眼泪，回头望一眼养了我二十多年的地方，我想再告一次别，可是嗓子哑了，喊不出来了。我听见自己声音发颤地对哈尔滨说：“逼养的，你永远别指望我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