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两个月里我所有的亲人陆续死亡，但我从来没想过我离死亡到底有多近。我很会保护自己，应该不会出现翻车或雪崩之类的意外。之前我有充足的动机杀欧阳桐，没有人有理由杀我。高文倒是说过，他会做到整个警务的内部命令是，见到欧阳楠当场击毙。可是连二十四小时都不到，他还来不及把哪条多余的人命算到我头上。然而现在这个人是奔着我来的吗？他确定车里有人？确定在车里的是我？他为什么找我？这个人是凶手吗？他谋杀的目标是我和欧阳桐？有谁能在欧阳桐死后的第一时间就把他的车弄走，有谁能在刚我逃出医院，就把我盯上？如果是这样，昨夜他为什么不去车库下手？对了，车库有监视器，我可以按照它的节奏进入车内，而他则没有办法那么精准地把我干掉。也许是这么回事，也许不是这么回事。

他的枪口依然在窗上划着，其实才十秒不到，却像一个世纪那么长。我早打着车火，还有机会踩足油门往前冲，偏偏是他停在我面前。假设我开门使劲儿撞他，第一枪或许不会致命，那么车窗碎掉之后，他有足够的时间对着我的太阳穴补上一枪。我盯着枪口，黑洞洞不见底，那边就是无尽的死亡区域。也许我还存留一线生机，是的，他的枪口没有消音器，想自杀的杀手才敢在这种环境开枪。他逃不出现场，只要前面有车一横在路中央，自然束手就擒。这就是我的希望，他不是来杀我的，也许是劫持我，听从他，至少他不会轻易开枪。

我左手按键，车窗慢慢打开，我生命最后的赌注。车窗下来一半时，他手掌贴在玻璃上，示意我不用继续，然后他枪口不动，人慢慢蹲下来。直到他整张脸出现在车窗外，我都想不起来我是否认识他，仿佛在哪儿见过，似曾相识，但的确不认识。

看见我空着手，他枪口垂下，抿着嘴望我。四目相对，他并没打算说话。只好由我来打破这种难耐的沉默，我说：“那是我哥的车。”

他点点头，像是认同我的意思，但仍然不说话，盯着我。没办法，我还得说点儿什么，这种感觉很可怕，一个陌生人拿枪对着你，一句话也不说，你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干什么。

“怎么会在你那儿？”

他对我晃了晃车钥匙，在他另一只手上，拿着枪的手依然没有松弛，接下来他说了第一句话：“是不是你干的？”

他口音有点儿怪，说不上哪儿的，对我来说中国话就分三种，东北话，普通话和南方话。这么分类他就是南方人吧，也说不准。哈尔滨人觉得过了山海关就算南方了。

“你杀的？”他又一次质问我。

“我知道你是谁了。”我说。

“所以你该清楚我为什么找你。”这是欧阳桐的保镖，他的云南哥们儿，对的，就是云南腔调。

“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一直跟着你。”

我摇摇头，这说法并不可信。

他的枪在手指上转了一圈，追问：“是不是你杀的？”

“你现在拿枪指着我，你要我怎么说？”

“说实话。”

“你大哥死了，你为什么还没离开哈尔滨？”我问他时，他咽了口唾沫，能看出来他心里不舒服。我继续跟他说：“我昨天跑出来，我还在哈尔滨，我也没走，我跟你是一样的，我也在找凶手。”

“但是你想杀他。”他说。

“你的枪是哪儿弄的？”

他没回答，似乎是蹲累了，他直腿弯腰，把枪收进怀兜，还是目视我，可敌意少了很多。我猜想接下来的走势，我想说既然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不如组合一起查。这是不对的，对他不公平，他现在是平民一位，没案底，秘密行动，随时可以抽身，回他的云南老家愿意干吗就干吗。可如果跟我混在一起，等于跟着跳进这个坑，别想出来。况且我没法信任他，他留在哈尔滨是调查案件，还是谋杀行动的善后？即使他并无二心，他的意志是否坚强，一旦有人盯上他，会不会把我出卖？

想到这些我看看四周，虽然张队和高文早早告辞，他们仍然没有撤岗。有个扎纸彩电的警察已经注意这里。我知道这些程序，队长会在火葬场画出一连串的目标点，死者遗孀的停车位置也许连第四目标、第五目标都算不上，然而有人在车前逗留这么久，不可能被漏掉。扎纸彩电的掏出对讲机，这个是真的，很明显他在通报同伴。他没有动，我快速浏览周围有哪些人在向我们靠近。

我告诉他有人来了，他侧身留意。我把车窗摇起来，只留一条够我们说话的缝。来了三个人，那个推车的，手持报纸的，还有灵车下来的假司机。可能某一个不是，恰巧是路人，但绝对是警方的一次行动。几个点渐渐向我们靠拢。

“把他们弄走。”我说，“把我抓进去对你没好处。”

他想了想，知道该怎么干了，站起身往奥迪车走。

“把枪给我。”我的意思是，你总不至于对警察开枪吧，要是他们逮住你，你举起双手，随便找个理由解释下怎么还开着死者的奥迪，解释这辆车要比解释一把枪容易多了。

他已经走出去三步，再回来我必死无疑。我车窗完全关闭示意他不要过来，接着在前窗对他食指向下。他明白了，弯腰系鞋带，拽出七五枪往车下一推。他想起什么，飞过一张名片贴在前窗上，我扫一眼上面的名字，把车窗摇开一条缝，问：“你叫卢放？”

“如果到明天中午我还没有联系你，你马上去找卢放。”

“你怎么联系我？”

“我有我的办法。”

“卢放是谁？我干吗要找他？”

“我明天跟你细说。”

我瞄了眼名字，没电话，没地址，只有名字下方的头衔，昆明茶文化理事会副会长，也许背对车窗那一面写得会详细些。我问：“我去云南找他？”

“对，你跟他说，你是欧阳桐，还有，你们认识好几年了。”他说完径自上了奥迪。

原来推车那个确实是路人，假司机和拿报纸的扑过来时，奥迪已经启动。两个人跟山炮似的去拽后车厢，又不是成龙，又不是蜘蛛侠，还真以为自己能伏在车顶搏斗吗？又有几个人追过来，我俯身躺下，只听见殡仪馆门口警笛大作，瞬间就远去。

我一时还不能起身，但忽然后怕了。他能冲出去，可见是探好路线来的，难道他做好了杀我的准备？不会，他还指望我冒充欧阳桐呢。我慢慢爬向后座，从侧窗的有色玻璃往外看，警力已基本被吸引走。不少人从灵堂出来看是怎么回事。我看见陈洁的小妈也出来了，陈洁跟在她后面，也许她知道这里不妙，正想办法过来。我要撤离这里，就算留一个警察在这儿，我也会有麻烦。事实上还不止一个，他们似乎查到车牌是欧阳桐的，三个男人上前围住陈洁询问。我琢磨车里有什么是我能用的，一条女式围巾和一个不错的皮包，后窗下面有副太阳镜还能用上。我推门下了车，躬身把名片拽出来，然后趴地上把车底的枪划拉出来。

这种环境我当然不能堂而皇之地站着打车，我左侧隔条人行道有一处库房，里面立着上千个花圈的半成品。借助几辆替我挡住视线的车，我一路蹲着过去。从木栅栏钻进去，我一头藏进花圈里大口喘气，我浑身都疼。昏暗中我解开衣服，锁骨和肋骨的老伤渗出血，浸红了纱布。所幸是冬天，只是伤口破裂，还没化脓感染，缝的线也没崩断，看来一时半会儿不能拆线了。重新包扎也还是这些纱布，只是裹紧一些。穿好衣服我从后面找出口。后门是锁着的，墙壁中央有扇七十厘米见方的窗户，落满尘土，窗棂紧闭，以至于我无法理解当初为什么要在这儿造个窗户。我两手搭在窗沿使力，一旦受力疼得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终于爬上去了，推开的刹那我吞进一大口灰尘。跳下去是一片荒地，没种粮食，也没有立碑，也许是留给墓地扩充备用的。每天都有人死去，用生命换来一米见方的地皮，早晚会扩到这里来。

我仰头找太阳的方向，给自己的影子定位。往左走是进市区，这可能要花上几个小时；可如果往右走，我会先通过市郊，进入农村，之后找个通车的镇子，上了车后我就彻底地离开哈尔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