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五点四十五分，高文说他六点离开。我一个人在病房，外面黑下来了。墙上有一面电视，对我黑屏好半天了。我把小护士叫进来，问她这电视是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她说，接着就看着我不动。

我乐了，我说我的意思是我想看电视。她打开电视，没声音，也没遥控器。我还不如看她呢。我陪着小护士东聊西聊，脑子里一团糨糊。我还有一个人要见，记者。一个记者能有多大本事把我弄出去？

差不多六点的时候，我让小护士把记者叫进来，她出去转了一圈，倒是把张队弄进来了。他说《法制晚报》的记者吃饭去了，问我要不要也吃点儿。我说好，吃什么都行。

医院的饭菜都是清汤寡水，没味道。张队叹息，说以后进去了伙食更差。我犹豫现在的情况应该跟他说多少。算了，说多了反而连累他。张队说我的律师真硬，能把媒体舆论哄起来。我说我还没来得及见我律师呢。他说没关系，到打官司的时候天天见。我说，我一会儿见了记者什么都不说。

“不行！”他嚼着馒头喊，“高文惹的事，说得越多越好！”

差不多六点十五分，记者进来了。一进门就抱怨官官相护，他在外面守了一个下午才熬到采访的机会。他摘下帽子和口罩，说他最讨厌进医院，什么病都可能被传染。张队叫人把清汤寡水的饭都收了，说他在外面，有事叫他。记者拉住张队，问能不能把我另一只手也铐住，他觉着不安全。张队白了他一眼，摔门出去了。

他坐下来，给我看他的记者证和过期报纸里他写的报道。我更加迷惑，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合法身份。他把录音笔调音后，放在我和他之间，说：“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开始什么？”我瞪大眼睛，半张着嘴，难不成还真要采访？

他掏出一盒烟，抽出倒插的许愿烟，看似纠结了一下，递给我：“抽支烟吧？”

“不用，刚抽过。”

“抽一支吧，这样你能放松一些。”

搞不清状况，索性点上陪他唠。我开始说我这个伤是同屋的犯人打的，但他老想往行刑逼供上拐。想到高文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就顺着他的话茬儿往下说，我说我没罪，那个姓高的就往死里打我，我昏死过几次，最后一次醒来就在这里了。他掏出相机，说拍两张照片。这些伤都是真金白银，假一赔十。逼养的高文，你个杂种！我搞死你没商量！我积极配合他拍照，并且虚构每一处伤都是高文怎么打的。

拍完照，他拿起录音笔，颤悠悠地对着话筒说：“你……你怎么打开的？”接着就关掉录音笔，将相机裹在被子里，举起椅子狠砸几下。很闷的声音，不会招来门口的警察。掀开被子相机已经零碎了，他把存储卡抽出来扔在地上，剩下的碎零件一样样地摆在地上。然后他站起身拍拍手，对我说：“烟灰要掉了。”

我早就看呆了，这唱的是哪出啊，哪儿还顾得上抽烟？我低头补一口时更惊奇的事情发生了，这根许愿烟硬是抽不动，烟灰落下，一根烧红的铁丝从烟丝中显现出来。我抽出它，手指接触到铁丝时还有嘶嘶的声响。看着这些我笑了，这是手铐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