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戴着红袖标的老人一会儿看看蔬菜，一会儿看看鱼虾，手上却并没有提篮子。看来他一定是老片警范德宗了。

其实不久之前陈超刚见到过类似的情景，于光明的父亲老于头经常在另外一个市场巡查。只是范德宗肩负着不同的职责。在这个人人向钱看的时代，小商小贩随处可见，但是有些小贩会缺斤短两以次充好。如今他们坑人的方法已经不仅仅限于注水肉之类，而是转向染色剂、地沟油等更“高明”的手段。这些行为会危害消费者健康，这位老范的职责就是监督并制止这些丧良心的行为。

这会儿他正在一个卖虾小贩的摊位前检查着。陈超走上前去，礼貌地问道：

“您是范叔吧？”

“没错，你是？”

“能跟您单独谈谈吗？”陈超掏出名片递了过去，“有很重要的事情。”

“好吧。”范德宗转身对小贩说道，“你，下不为例啊！”

“咱们去那边喝壶茶吧，”陈超指着黄花鱼摊点旁边的小吃店，“咱们可以坐下聊聊。”

“那家不卖茶水。不过我倒是可以让他们帮忙沏一壶。”范德宗说道，“叫我老范同志吧，我喜欢这个称呼。每次别人这么叫我，都能让我回想起当年那万众一心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岁月啊。”

“好的，老范同志。”陈超心想“同志”这个词在港台年轻人中都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了，也许眼前这位老人不知道这个词现在有了那么一层意思吧。语言总是随着人们意识的演变而不断发展的。

小吃店门口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早餐午餐晚餐，餐餐如此”，下联是“去年今年明年，年年相同”，横批是“吃才是真”。

陈超盘算着，自己兜里剩下的钱应该足够在这里请老范吃顿早餐了。服务员端来一壶茶，顺便向他们推荐了店里的特色早餐——羊肉泡馍。

“老范同志，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陈超端起茶杯。

“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我知道陈队长你也挺忙的。今天来找我这个老头子，想必不是为了请我吃顿羊肉泡馍吧。”

“是的，我想请教您几件事。听居委会同志说只有您能帮我。”

“是吗，那你说说看。”

“我们最近在调查一起凶杀案。梅老师曾经住在这附近吧？我想问问关于她的事。她当时是明家的儿媳妇，而您那时是这附近的片警。”

“梅老师？哦，是的。不过她早就去世了啊。她跟你们的调查的案子能有什么关系呢？”

“目前我只能说，她的资料也许会对我们的调查有帮助。”

“哦。我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两三年调到这个社区当片警的。当时你多大，还在上小学吧？”

“没错。”陈超点了点头。

“如今片警可能算不了什么，”老范往汤碗里掰着馍，“可在那个阶级斗争的时代，片警身上担负的责任可不轻啊。任何人都可能是妄图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敌人，特别是在这种地方。附近很多住户出身都有‘问题’。建国以后，好多这样的家庭都因为他们历史上跟国民党的瓜葛被赶出自己的家，取而代之住进去的是一些工人家庭。然而有些家庭跟新政权和旧政权都有联系，所以保住了自己的房产。明家就是这样的。”

“明家是个什么情况呢？”

“明家老爷子曾经在四十年代末公开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的统治，于是在建国后被划成了‘爱国民主人士’，家产也没被充公。他儿子在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娶了同在学院教小提琴的梅老师为妻。夫妻俩生了个儿子，好像叫小真还是什么的。一家人生活在那所大房子里，日子过得很不错。周围的穷邻居们对明家很有意见，作为片警我得特别注意明家才行。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切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明家老爷子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免了被批斗。梅老师三口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她丈夫被当成英国间谍隔离审查了，因为他偷偷听英文广播。他们家的房子也被别人强占了，梅老师孤儿寡母的只能被迫住到了从前用人住的阁楼上。”

“没人帮梅老师母子说话吗？都眼睁睁看着？”陈超问道。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非常荒谬。‘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他们一家人也是被造反派们从三室一厅的公寓里赶了出去。

“你忘了毛主席那句话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那些造反派看来，革命就是从富人那里抢东西。”

“是的。我记得。当年红卫兵们也洗劫了我家。不好意思打断您了，请您继续说吧。”

“‘文化大革命’第三年，明府围墙上不知怎么被人写上了一串反革命标语。其实那‘标语’是两个词组成的，一个词是‘打倒’，一个词是‘毛主席’。很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孩子在不同时间写上去的。因为是写在明府围墙上的，人们怀疑的对象就很容易地落到了住在那个大宅子里的人身上。由于那时的阶级斗争观念，怀疑的焦点最终落到了梅老师母子，特别是她儿子身上。没人能证明是他干的，但是也没人能证明不是他干的。于是居委会和驻音乐学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了一个联合调查组，以隔离审查的名义把那个小男孩儿单独关进了小黑屋。当时这被认为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最好办法。事实上当初梅老师的丈夫就是被隔离审查了一个星期之后，上吊自杀的。梅老师很怕儿子也会步丈夫的后尘，到处求人。她甚至来求过我，可我也无能为力啊。那时候派出所基本都被造反派把持着，我一个小片警又能怎么办？结果你猜怎么着，有一天下午她儿子突然就被释放了，据说是没查到他写那些反革命标语的证据。还有就是他在隔离审查的时候发了高烧，当值的守卫不想担责任。于是他就回家了。据说他刚一推开家门像见了鬼一样转身就跑，接着梅老师光着身子就追出来了，结果从楼梯上滚了下去，当场摔死了。那孩子也不知道听没听见他妈妈摔下楼梯，反正就是像疯了一样一直跑，不回头。一直跑回他被关的那个小黑屋。”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老范停下来喝了一口茶水。

“太奇怪了，”陈超说道，“那天下午发生的事，你问过明府内外的住户吗？”

“当然问了，我找了好几个人了解情况呢，”老范说道，“特别是住在旁边房子里的老张，那天下午他刚好下夜班在家睡觉呢。他听见一声尖叫之后就跑出去了，看到梅老师光着身子，一边跑一边叫儿子的名字。老张没看到梅老师的儿子，还以为她做噩梦吓着了。他本想去拦住梅老师问个究竟，可心里又害怕。因为如果让他那个新婚不久的母老虎老婆看见他和一个裸体女人在一起，他肯定没好果子吃。所以老张最后还是没敢出门。直到几个小时之后人们才发现梅老师已经摔死了。她儿子连着病了一个星期，高烧不退。后来有些好心邻居送他去了医院。那孩子出院之后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死了。他那时候还挺小的，很难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但是他什么都没问，估计是知道问了也没用。”

“当时居委会和派出所对梅老师的死展开调查了吗？”陈超插话道。

“没有，当时像梅老师这样出身不好的女人死了是没人过问的。居委会的结论就是意外死亡。我试着跟梅老师的儿子交流，可他什么也不肯说。”

说到这里，老范叹了口气，把最后一块馍丢进碗里，搓了搓手。

老范的描述让陈超对梅老师的死亡过程有了更详细的了解，但其中并没有太多有价值的新线索。

陈超感觉到老范的话里有所保留。像他这样的老警察，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陈超这样的小字辈们拿他们是没什么办法的。

当初老范是不是也在暗恋梅老师呢？陈超并未立刻下结论。他很快掰好了馍，服务员将二人的碗端到后厨。一位老妇人从他们身边走过，手里的念珠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听说梅老师当年是位大美女，”陈超说道，“有人追她吗？或者说她有情人吗？”

“你这话问得有意思，”老范答道，“在那种年代，像她这样出身不好的女人怎么可能有秘密情人啊。有时候即便是夫妻，都会因为政治因素离婚呢。老话怎么说得来着？‘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嗯。老范同志，您能给我讲讲梅老师的儿子吗？”

“后来他搬走了，投奔亲戚去了。听说他‘文化大革命’之后上了大学，找了个不错的工作。我就知道这些。”

陈超并未提及梅老师的儿子可能有作案嫌疑的事。目前尚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一点，至少得查阅一些档案资料之后才能下结论。

“真是个悲剧啊，”陈超说道，“有时候回想当年那些事，都觉得难以想象。”

“这世间事儿啊，别管过去还是现在，也别管对还是错，酒桌上聊聊就行了，”老范笑道，“没有酒，茶也凑合了。”

仿佛古典故事里的桥段。

这时候陈超的手机响了。打来电话的是于光明。

“怎么着，头儿？你昨晚上打我电话了？”电话那头问道。

“是啊，不过昨天实在太晚了。我正打算上午再打给你呢。”

“什么事？头儿，你跑哪儿去了？这几天我到处找你，你到底在哪儿呢……”

“我知道，回头跟你细说。我正跟老范同志在一起，他退休前是衡山路这边的片警。我正找他帮忙呢。”

“衡山路附近的片警？”

“没错。你现在干吗呢？别干了，去第一炼钢厂查老田，查得越详细越好。特别是他‘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队长时的所作所为。查到什么给我打电话……”

“等等头儿，李书记说今天上午要开个紧急会议，今天是星期四啊。”

“别管他了，他要问你，就说是我给你下的命令。”

“好吧，还有别的事吗？”于光明问道。午后。书社。

“哦，对了。让于叔给我回个电话吧。我有要紧事找你们家老爷子。你刚才也说了，今天都星期四了。”

这时服务员端上一盘剥好皮的蒜瓣。这是吃羊肉泡馍时的一种佐餐调料。

陈超刚挂断电话，老范就问道：“于叔？你说的可是老于头儿？”

“是的，他儿子于光明是我的老搭档。像您和于叔这样的老同志人脉要比我们这些晚辈广得多。他老人家如今在交通协勤干得有声有色的。”

“我想起来了，你当时在交警队当头儿来着，你介绍他去干交通协勤的，老于头儿跟我提起过。”老范一边说一边放下筷子，“你刚才好像还提到第一炼钢厂的什么人了？”

“嗯，第一炼钢厂的老田，”陈超说道，“关于我现在的调查，我给您交个底吧。梅老师很多年前就死了，但是她死亡的全部真相，对如今的一起大案有着深远影响。而这起案子牵涉到很多现在仍然活着的人，包括老田。”

“可是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事，你还能做些什么？如今谁还愿意提及那时候的事啊。”

“孔子说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像你这样引用孔子的话的年轻警官可不多见啊，你是说……”

老范的话还没说完，陈超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是老于头儿。

“怎么了，小陈？”

“于叔，我想拜托您一件事，”陈超说道，“又得像上次那个关红英案那样，请您来帮我忙了。我也不愿让您受累，只是觉得局里那些人实在靠不住。”

“又有新案子了？”

“我回头会详细给您解释这次的案子。发生任何事都由我承担责任。”

“没事没事。小陈，你什么也不用解释。我很明白，只要是你交代的事，肯定不会违背我作为一个老警察的良心。直说吧，这次让我干什么？”

“您帮我准备一张交通违章罚单，再弄一辆拖车吧。还有就是，您今天最好待在办公室，这样我可以随时去找您。哦，对了，我正在跟您的旧相识老范同志聊天呢，您要跟他说话吗？”

“嘿，老于！”老范接过手机，“是啊，我正跟他聊天呢。你跟他共过事吧？”

一连几分钟，老范都是在认真听着，偶尔点点头说句“是啊”。他的手机音量已经开到最大，旁人几乎都能听到电话那边老于头儿的声音，大概是在向老范讲着他个人对陈超的看法。应该都是些正面评价吧。老范就那么一直认真听着，偶尔蹦出一两个字。

最后，他终于说了一句完整的话：“当然，我会的。老于啊，这辈子我欠你个大人情。”

服务员端回两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金色的馍浸在香气扑鼻的羊肉汤里，与翠绿的葱叶相映成趣。这美食将清晨的寒气一扫而光。

“老于头儿干了一辈子警察，”老范拿起了筷子，“摸爬滚打了三十年，却还是混在基层。你应该很了解老于头儿吧，他可是个好警察，有能力，心也好。那么棒的人才，埋没了。哎。我虽说比不上他，但我也是很坚持原则的。”

“孔子还说过‘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陈超说道。

“老于头儿刚才跟我说，你父亲是个儒生。”老范夹了一块泡馍放进嘴里，“好多年前，我跟老于头儿一起办过一桩杀人案。那一次我因为坚持原则惹了大麻烦，最后是他帮了我。虽然说我对自己当时的选择不后悔，但还是被调离工作岗位，成了一个片警。这对一个年轻警官来说是巨大的打击，如果没有老于头儿帮我，我可能早就被整死了。所以，刚才从他那儿了解了你的为人和做派之后，我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谢谢您对我说起这些。可您究竟在担心些什么呢？”

“梅老师的死有一些疑点。我刚才没细说是因为——”说到这里，老范清了清嗓子，“因为我这糟老头子的记性也许不太可靠，毕竟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说自己记性不好大概是为了挽回面子吧。陈超心想，看来提到老于头儿的确管用。

老范接着说道：“再说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想查什么，我不愿随随便便就提起当年那些往事。”

“我理解。”陈超想起，当时向教授差不多也是这样说的。

“我刚才是不是提到一个叫老张的人？”

“是的，您说那个老张害怕他老婆，就没敢出门去救梅老师。”

“他关门之前看见有人鬼鬼祟祟地从梅老师房间里溜了出来。他怀疑那人是老田，但又不敢确定。”

“老田？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头头吗？”

“没错，就是你让你同事去查的那个老田。”老范点了点头。

“关于那天下午的事，当时有人问过老田吗？”

“按照老田的说法，当时他正打算找梅老师谈话，但那女人的精神状态很不好，于是他就离开了。但是这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老张说，他看到老田离开是在梅老师摔死之后，而不是在那之前。然而在那个年代谁敢审问他那种身份的人啊？总之结论就是梅老师死于意外，谁都不用负责。”

“派出所就没查到什么线索吗？”

“当时的我跟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大，”老范喝了口汤，“接到报案之后我很快就赶到了现场，拍了一些照片，还向包括老张在内的附近住户询问了一些情况。按照另外一位住户的描述，事发两三天之前的夜晚，他听到梅老师房间里有奇怪的声音，只是他不想多管闲事，就没向居委会和派出所报告。我认为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那个老田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进出梅老师家；再说，如果梅老师想求人帮忙，肯定会去找老田。那可怜的女人已经绝望了，当时只有去求老田才能救出自己的儿子。”

“您说得没错。而且老田作为第一炼钢厂的人，却出现在第三炼钢厂驻音乐学院的宣传队，这本身就不正常，更别说他后来还参加了联合调查组。”陈超说道。

“梅老师的儿子被释放得很突然，我跟居委会的一位同志也谈过这个问题。我听说是老田亲自下的释放命令。他并未限定具体的释放时间，因为当时那孩子发着高烧，所以那天下午就被释放了。”

“这足以解释那孩子在他自己家门口的表现了——他肯定看见不该看见的事情了。”

“没错。那样的情景对他来说非常难以接受，所以他转身就跑，所以他母亲追了出来。只是梅老师忘记自己是光着身子的，滑下楼梯摔死了。”

“那孩子很爱他的母亲，所以才会头也不回地跑开，”陈超说道，“的确，这样就都能解释得通了。”

“可问题是当时公安局和派出所都形同虚设，掌握实权的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我跟领导讲过这些，可他根本不予理睬。”

“老范同志，有个问题，那些照片还在吗？我是说您在现场拍的那些。”

“还在，都在我家里。不过我得花点时间找找。”

“如果今天能看到那些照片就好了。”

“等我一会儿，我回去找找。”说罢，老范离开了小吃店。

陈超独自坐在餐桌前，叫服务员来结账。不出所料，他兜里剩下的钱对于这顿羊肉泡馍来说富富有余。两碗加起来才十几块钱。如果每天都来吃一顿，那么昨晚在夜总会的消费足够他在这家小吃店吃上两三个月了。

《红楼梦》里那些富家小姐们在大观园随便吃上一顿饭，花销就足够一个农夫整整一年的口粮。如今这个时代，此类差距依然存在。

结完账走出小吃店，陈超又抬头看了一眼门口那副对联。那句“吃才是真”的横批既诙谐幽默又引人深思。

“其实嘴也不单单是用来吃饭的嘛，”店主好像看出了他的心思，笑着说道，“嘴的两大功能，吃饭、说话。人嘛，每天吃的饭食有好有孬，说起话来也有真有假。”

“嗯。您的话让我想起《红楼梦》里的一副对子……”

“我知道您说的那个，好像是什么太虚幻境里的来着？”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陈超说道。

“对对对，就是那个。您真有学问，肯定是个大律师什么的吧？”店主看到了陈超手中的皮夹。

这个皮夹是意大利货，顾先生送给他的礼物。真讽刺，昨天在夜总会，碧玉也是看到了这个皮夹才觉得他像个律师吧。

“《红楼梦》里好多地方都是一语双关啊，”那店主说道，“就连那里边儿的人名都是这样。就拿贾宝玉来说吧，贾宝玉，假宝玉，不就是假的宝石嘛。还有那个甄士隐，甄，不就是真嘛……”

听到这里，陈超忽然一惊。

他连忙回到店里坐下，打开皮夹，拿出一些资料。他去度假村之前曾收集了一些西九区房地产案的材料，跟红旗袍案的放到了一起。前几天他匆匆忙忙赶回上海，都没来得及细看。

他抽出一张关于律师贾铭的材料，细细阅读起来。

材料很简略，主要关注的是贾铭跟政府作对的行为。其中提供的实际证据很少，只提到这个贾铭童年不幸，“文化大革命”时父母双亡，甚至连他父母的姓名都未提及。

但这些已经足够让钟保国认定，他接手西九区案是为了报复。

陈超将阅读的注意力转向了贾铭最近几年的个人生活情况，内容依然很简略，尽管他接手的案子很有争议，可能是他一直都很低调的原因吧。材料上说祖父留给贾铭价值数百万元的美国股票，使他成为本市著名的钻石王老五之一。所以他的婚恋之事备受关注。甚至有人质疑他的性取向。事实上他有过女朋友，是个模特儿，不过他们已经分手了。那模特儿姓夏，比贾铭小十五岁。

看到这里，陈超掏出手机给白云打了个电话。

“白云，你认识一个姓夏的女模特儿吗？”

“姓夏的，你说的是夏季吧？我不认识她，但是她在风月场上挺有名的。她早就不当模特儿了吧，据说在金色年华洗浴中心有股份。她应该算这行里混得不错的了，所以我也有些耳闻。”

“洗浴中心？”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洗浴中心、按摩房里的那点儿事儿……不过这个夏季应该只是参与经营。”

陈超想起自己似乎在哪里听到过“夏季”这个名字。对了，在新世界集团组织的选美比赛上。那次比赛，陈超因为出版过诗集而应顾先生邀请参加了评审团。当时这个夏季也是评审团成员。两人在比赛评审过程中没说几句话，在那之前更是不相识。

“谢谢你，白云。我回头再打给你。”陈超挂断了电话。他看到老范正拿着一个信封气喘吁吁地跑回来。

“老范，您能再告诉我一次梅老师儿子的名字吗？”

“啥？哦，应该是小真吧。他可能是叫明真，要么就是明小真，好像梅老师有时也叫他小佳，我也记不太清了。你也知道，爹妈称呼自己孩子的时候一般都在名字前面加个‘小’字。”

“是啊，我母亲也经常叫我小超呢。”

“你想说什么？”老范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咱们中国人的名字通常都有些特殊含义。比如说这个‘明真’，倒过来就是‘真名’了。如果有人叫贾铭的话，没准他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名字是假的呢。”

“陈队长啊，你到底想说啥？”

“那个叫明真或者明佳的小男孩儿，会不会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贾铭’了呢？”

“咱们中国人改名的时候很少会改姓。不过你要说梅老师的儿子这么干了，我还真信。对他来说，过去的一切都是痛苦的回忆。也许他为了忘记过去，改头换面，会改个让别人都认不出来的名字也说不定。可你刚才说的那个贾铭又是谁啊？”

“现阶段我这也只是个猜测。”陈超决定换个话题，“哦，您把照片拿来了。”

老范从一个信封里拿出一沓照片递了过来。这是一沓黑白照片，从不同角度拍摄了梅老师的死亡现场。但有些照片明显对焦不准，看起来并不十分清晰。但照片上的一切依然令人震惊。一具苍白的女尸，赤裸裸地躺在脏兮兮的水泥地板上。陈超不禁想起梅老师身穿旗袍和他儿子的那张合照……

就像写诗一样，一旦两种意象合二为一，往往会给人带来一种全新的启示。虽然暂时还未能全部领会这一启示，但陈超确信他现在的方向对了。

“老范同志，真不知该怎么感谢您。”

“我当时是以一位警察的身份拍摄这些照片的，”老范的语气忽然显得有些凝重起来，“但是我很快意识到没人会介入调查。谁愿意花闲工夫去查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的女人是怎么死的？再说我也不希望她的裸照被传得路人皆知。你肯定能明白我的苦心。”

“您是一位有原则的老同志，”陈超说道，“今天能认识您是我的荣幸。”

“‘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也想过重新调查那件事。可没有物证，也没有人证，我又能怎么办呢。虽然说梅老师的死那个老田脱不了干系，但从技术上说这根本算不上谋杀案。”

“您说得没错。”陈超应道。但他想不明白，老范为什么要说这些呢？

“你说梅老师的儿子可能改名了，我认为你也许是对的。他想忘记过去的一切，这也是他卖掉明府老房子而且再也不回来的原因。”老范顿了顿，接着说道，“我当时没帮上梅老师的忙，如果我跟你讲的这些事情再对她儿子不利的话……”

“目前的一切都仅仅是推断。您对我讲述的那些情况不会被拿去针对梅老师的儿子，”陈超说道，“那并不是犯罪，而是他在那个特定年代的遭遇。”

“谢谢你，陈队长。”

“老范同志，我有个请求。我能借用一下这些照片吗？我保证不会对任何不相干的人展示它们。用完马上还给您。”

“拿去就是了。”

“谢谢您，您真的帮到了我很多。”

“不，你不用谢我，”老范说道，“这是我应该做的。真正应该说谢谢的人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