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饭店，沈文昌缓慢地走到路边，弯腰坐进一辆出租车里，那驼背的样子活像一只虾。

挥手告别之时，陈超不禁感到有些自责。沈老先生原本是一位诗人，一位学者。或许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来源于他那意象派诗人的气质。在他眼中，服装不仅仅是简单的纺织品，而是融内涵与联想于一体的美好意象。

那是一种富有生活感的原始意象，其中蕴含的东西远非语言所能表达。

陈超想到多年前他在外滩公园读过的那本《意外收获》。女主人公初次登场之时，头戴“土耳其式小皮帽”。文中这个“小皮帽”具有象征意义，因为主人公的侄女在其他场合也戴着同样的帽子。陈超觉得这是对两者之间相似之处的微妙暗示。当他第一次读那本书的时候，并不理解“土耳其式小皮帽”这个概念。查阅资料后他才知道这是一种“带黑穗的红色圆筒形无边毡帽”。

书中最感人的部分可能很难在电影中表现出来。所以看佩琴送来的影碟之前，陈超也曾试着说服自己别抱太大希望。只是看完之后他还是感到有些遗憾，影片是黑白的，那美丽的帽子显得根本不起眼。

可是眼下这起连环杀人案中红旗袍又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各种思绪再次纠结在一起。当他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居然还站在街边挥手，而沈文昌乘坐的出租车早就开走了。

所谓成功的意象，通常包含着作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一些特定思想感情。在沈文昌的诗歌中，“残缺的蚯蚓”生动地表达了他对于故乡的热爱。而反过来，失败的意象只有作者自己看得懂，读者看来确实一头雾水。

然而本案凶手并不是在创作文学作品，所以他不必去关心旁人是否能理解他的用意。别人越困惑，他就越有成就感。

忽然，裤兜里一阵振动打断了陈超的思考，是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打电话的是李书记。

“陈超同志，我希望你停止休假，别在论文上花那么多时间了。必须在凶手再次作案之前抓住他，这点用不着我再多费口舌了吧？”电话那头打着官腔。

“李书记，我一直在密切关注案情。”

这话倒是没错。不过对自己私底下进行的查访陈超并未多说。他隐隐有一种感觉，本案凶手不仅智商颇高，而且有后台。陈超目前身在幕后，这是一种优势。他想保持这一优势。

“市政府领导非常关注这件案子，今早开会时一位领导同志又点你的名了。”电话那头的李书记依然喋喋不休。

“我知道，我知道，我已经和于光明警官讨论过案情了。”陈超说道。

“那今天下午回局里来吧。”

“今天下午啊……”陈超对李书记这种吆五喝六的口气很不满，况且自己也还没做好回局里的准备，“您也许听说了，我最近还在调查西九区房地产开发案，法制改革委员会的钟主任让我……”

“这就是说，你写论文只是个借口，”李书记插话道，“你怎么不早说？”

言多必失啊，陈超原以为把钟保国和西九区案搬出来就能暂时应付一下李书记，可他忘了，李书记会因为这件事而恼火。因为这位书记毕竟是局党委一把手，却在西九区案上完全被陈超蒙在鼓里。

“不不不，那个，论文真的不是个借口。我必须得按时交上论文。至于那个西九区案，您可能也听说了，政治上有点儿敏感。不过我目前还没插手那件案子，所以暂时没向您汇报。”陈超解释道。

“陈大探长啊，咱们这座小破庙快装不下你这尊真神了！”听上去李书记很不高兴。

“李书记您千万别这么说，我保证马上回去和于警官讨论破案的事。”

仓促结束了这段尴尬的对话之后，陈超把电话打给了于光明。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上午执行任务去了，没见着沈老。”于光明在电话那头表达着歉意。

“没关系。我刚和他一起吃了午饭，沈老详细地给我讲了讲旗袍的事。”

“你在哪儿呢？”

“离上海图书馆不远。”

“那你下午有空吗？咱俩见面聊吧。”

“好的，我也打算找你聊聊。”

“好极了，在哪儿碰头？”

“我想想……”陈超明白，在图书馆讨论谋杀案挺不靠谱的。他环顾四周，看到街角有间陶艺风情咖啡厅，里面只坐着一对年轻情侣。

“凤阳路街角正对图书馆的那家陶艺风情咖啡厅怎么样？”陈超建议道。

“哦，挺时髦的地方啊。还陶艺风情呢。好，二十分钟后见。”于光明说完，挂断了电话。

走进咖啡厅，陈超发现里面的布局呈L型。较长的一边跟普通咖啡厅差不多，而较短的一边更像是手工艺作坊，摆着许多大桌子，桌上摆着陶土，桌子的尽头是一座烧窑。顾客可以在喝咖啡之余亲自动手做一件陶器。也许现在是白天的缘故，店里除了陶艺区坐着一对年轻情侣之外，没有其他顾客。陈超走到休闲区坐下，叫了一杯咖啡。这里的咖啡价格比普通咖啡厅贵不少。

他喝了一口温热的咖啡，看着那对做着陶艺的情侣，脑中浮现出一幅好莱坞爱情电影的场景，随后又想起女词人管道升的《我侬词》：

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姑娘用沾满黏土的小手抹着小伙子的脸颊。陈超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只听到姑娘如银铃般的笑声。这是一幅感人的画面，恰似词中的描写。

陈超满足地喝了一口咖啡，开始试着解读沈文昌提供的那些信息。他想到了沈老先生对旗袍本身及其意象的表述。懂得旗袍所包含意义的也许不仅限于本案凶手一人，只是警方很难搞清楚这些意义罢了。因为，那些旗袍似乎都是比照着多年之前某位人物或是某种原始意象制作而成的。

佩琴大概就是想在电影里找到类似的原始意象吧。

如果按照这种思路追查下去，他肯定能比佩琴走得更远。不仅因为作为一名警察有着超凡的能力，更因为他的门路更广一些。

想到这，陈超掏出电话本，查着中国作家协会王主席的号码。这位王主席还兼任着中国艺术家协会第一书记，旗下会员包括时尚设计师、摄影家和导演等。不久之前，陈超曾以自己的方式帮过王主席的忙。

“王主席，您对上海的红色旗袍杀人案有耳闻吗？”长途电话费用颇高，所以陈超决定开门见山直入主题。

“哦，我在报纸上看到了。”

“我想请您帮个忙。您看，旗袍这东西可能有什么象征意义。您能通过贵协会成员收集一些相关信息吗？比如说向全国各地的分会发一个相关内容的传真什么的。任何相关线索对我们破案都会大有帮助的。”

“没问题，我回头就去联系所有认识的人。不过陈队长，谁没见过旗袍啊？电影电视里、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是啊。”电话那头话音里带着疑惑。

“本案的旗袍有三点不寻常之处。第一，你可能也从报纸上读到了，这旗袍是纯手工高档货，却是五六十年代的老款式；第二，死者穿着旗袍却光着脚；第三，死者也许与花坛和公园之类的场所有某种联系。”

“这样就能缩小范围了，”王主席说道，“我会让我的秘书联系各省分会，不过我可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什么啊。”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知道您为了帮我要多费心了，王主席。”陈超答谢道。

“你也帮过我啊，就像上一次。”

陈超心想，这次跟上次可不一样，这次是要命的大事。

正当他挂断电话打算点支香烟的时候，于光明进了咖啡厅，大步流星地走过来。

“这地方挺清静啊，头儿。”于光明发现他们俩是休闲区仅有的顾客。

“有进展吗？”陈超一边问，一边把菜单递给他的搭档，“居委会那边有动静吗？”

“没有。没啥有价值的线索。”

这时一位女服务员来到桌前，好奇地看着两个人。于光明立刻板起面孔，一头乱发配上他那身棉制服，再加上脚上那双蒙尘的鞋子，活脱脱一副滑稽模样。他向对面的陈超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而上身穿黑色夹克衫、下身穿卡其布裤子、身边放着一个皮夹的陈超倒更像是个来喝咖啡的普通顾客。之前那对年轻情侣起身准备离开，估计是被刚进来的警官打扰到了。

“来杯茶吧。”于光明把服务员打发走之后对陈超笑道，“老大，我还是喝不来咖啡啊。”

“我猜居委会也查不出什么新东西，”陈超说道，“凶手在那些公共场所成功抛尸两次都没被看到，就别指望他的邻居能目击到什么了。”

“廖国昌认为凶手应该有车库，可李书记反对普查全城的车库。”

“不，我觉得凶手没有车库照样可以作案。”

“哦对了，第二名受害者的身份查到了，叫乔春燕。是个坐台女，经常在明河饭店做活。”

“三陪小姐？”

“没错，她就指望那个活着，也因那个而死。”于光明脸上流露出一丝不屑。

其实他也不必多说。三陪小姐是个新名词，也是个新职业。所谓三陪，就是陪吃陪唱陪跳舞。虽然色情业在中国不合法，但总有人在各种掩护之下继续从事着这一行当。三陪小姐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法律并未禁止年轻姑娘陪客人唱歌跳舞吃饭，即便有进一步“服务”，有关当局一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干这一行的姑娘们也要面对许多危险，其中也包括面对变态杀人犯。

“就是说两名死者都从事社会最底层职业。”陈超若有所思地说。

“廖国昌有些新的想法。他认为凶手可能对这类女子怀恨在心，所以才搞出这样的连环杀人案。”于光明说道，“不过说句实话，我真没觉得这两名死者有什么联系。第二名死者可能是因为她自己的职业才碰到凶手的，可第一名死者不是这样的啊。”

“是啊，那个田陌你也调查得很清楚了。”

“她就是个宾馆打杂的，又不是三陪小姐。据我调查到的，她是个勤快的姑娘，为人正派。她是在宾馆的食堂帮忙不假。你想啊，大款和三陪们怎么会去那种地方吃饭。如果她做那种见不得人的皮肉买卖，又怎么会混在那种低档宾馆呢？”

“我同意你说的。那你觉得两名死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陈超问道。

“关于她们之间的共同点，我列了一个表。”于光明边说边拿出一页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大部分廖队长已经调查过了。”

“我看看。”说着，陈超接过那张纸。上面写着：

1.都是二十岁左右的漂亮姑娘，未婚，家境贫寒，文化水平不高，从事低收入职业，可能涉足一些不道德行业。

2.身穿精美高档红色旗袍，开衩被撕破，未系纽扣。裸露胸部和大腿，姿势淫秽。未穿任何内衣，不符合正常旗袍服装搭配规则。

3.赤足。乔春燕脚指甲涂有红色指甲油，田陌没有。

4.两者都未真正遭受性侵犯。虽然田陌身上有挣扎时留下的伤痕，但没有检出精液痕迹，而乔春燕身上没有性侵犯导致的伤痕；田陌的尸身曾被清洗，而乔春燕的没有。

5.抛尸地点均为公共场所。凶手抛尸时非常冒险，要想做到不被发现难度很大。

“你那有没有更多关于她们身份和生活背景的照片？”陈超问道。

“有，主要是乔春燕的。她似乎很爱照相。”

“给我看看。”

于光明拿出一些照片，在桌上摆成一排。

陈超认真地观看着每一张照片，就像是一位挑选良辰吉日的媒婆。也许是巧合，他发现这两个姑娘各自都有一张夏天在人民广场拍的照片。田陌穿了一条白色棉布裙子，而乔春燕穿的是黄色紧身背心和牛仔裤。陈超把这两张照片摆在一起，看上去田陌个子更高一些，也更苗条。

“老于，你发现她们身材上的差别了吗？”他盯着这些照片问道。

于光明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陈超找出两处案发现场的照片，放在两名死者在人民广场拍摄的照片下面。

“按照沈文昌的说法，好旗袍都是专门量身定做并贴身剪裁的，只有那样才能勾勒出女性的完美曲线。你看这两处在案发现场拍摄的照片，这两件旗袍都挺贴身的。我们应该分别量一量这两件旗袍，看看尺寸上有没有区别。”

“我会的，”于光明说，“可即便有区别那又能说明什么……”

“说明凶手有许多类似这样昂贵的老式旗袍。颜色、面料和款式都一样，唯独尺寸可以选择。”陈超解释道。

“也许是因为他爱着或是恨着谁才弄了这些旗袍吧，可为什么要做成不同尺寸呢？”

“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之处，”陈超说道，“这些旗袍至少在八十年代应该就已经做好了，样子参照的是更早些年的款式。做好之后这么多年一直都被凶手秘密收藏着，直到两周之前第一次作案才拿出来用。”

“他干吗要等这么久？”

“不知道，不过这大概能解释咱们为什么在旗袍上找不到任何线索。它们实在太古老了。八十年代初旗袍还没时兴回来呢，更别说批量生产了。这些旗袍估计都是一个裁缝做的，他也许已经退休了，也许回乡下老家了，也许都已经过世了。”

“对，佩琴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如果这些旗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制作的，我打赌那个时代肯定没人会穿。佩琴说她只记得王光美穿过，还只是从照片上看到的，好像在受批斗。”于光明说道。

“那时候旗袍就像是一种罪证。局里还有什么其他看法吗？”陈超问道。

“老廖坚持从物证入手。小周的看法我跟你说了没有？他觉得这案子是冲着满族人去的，到现在他还在局里宣传他这没头没脑的理论呢。”

“这说法太扯淡了。我们要抓住那些主要矛盾。比如说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女子身穿名贵旗袍却赤着脚这事儿就说不通。这种情况对于凶手来说可能是他变态杀人仪式的一部分。”

“可是无论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什么矛盾，我都不认为第一位受害者是老廖所说的那种三陪女。”于光明说道。

“老廖觉得红色旗袍和皮肉生意有什么关系吗？”

“按照老廖的理论，也许凶手是因为曾遭身穿旗袍的三陪小姐抛弃，才起了杀人动机。所以凶手才会给每一位受害者都穿上这样的旗袍，以宣泄不满。”

“可这无法解释这些旗袍精细的做工和古老的款式啊，我觉得三陪小姐穿不起这样的旗袍。而且既然凶手费劲巴力地准备那些旗袍，说明他并没把受害者纯粹看做泄愤对象。”

“那队长你对这些旗袍怎么看？”于光明问道。

“这些旗袍也许是某种心理仪式或者性幻想的一部分，对凶手来说可能有着特殊意义。”

“如果他是个疯子，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些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老廖手里掌握的物证可能会帮到我们。不过既然他是个连环杀手，那我们还是要掌握他的心理档案。”陈超说道。

“我向李书记提起过你翻译了一些心理惊悚小说，可他根本听不进去。”于光明一脸无奈。

“在他心目中连环杀人案只可能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陈超笑道。

“我也读了一些侦探小说，不过没有系统研究过这些。我不知道心理学能给破案带来多大帮助。”

“在西方国家，心理分析法是常见的办案手段。有精神问题的人多少都会有些病历什么的。医生们可以给嫌犯作出心理评估。警察也可以接受相关培训。我上大学的时候从来没学过心理学，只是为了完成论文才读了几本心理分析的书。至于侦探小说里那些玩意儿你大可不必当真。”

“还是给我讲讲小说里那些心理学应用吧，就像老廖所说的，这样没准儿能缩小调查范围呢！”于光明显得很好奇。

“呃，我想想啊。咱们把这些东西结合红色旗袍案分析一下。”说着，陈超清了清嗓子。

“属下洗耳恭听！”

“你看，第二名受害者的情况就符合侦探小说中的某些描述。像本案中这种针对特定目标的杀手通常都有强迫倾向。他应该有着深刻的意淫情结。这是一种精神疾病，但并非妄想症。他不由自主地要消灭所有他认为低劣和卑微的人，三陪小姐也许就属于他要消灭的人。他这么做也许是想要摧毁色情业，所选择的作案对象也都是脆弱而易受攻击的。要是能抓住凶手，我估计他应该会跟老廖掌握的那些物证相吻合。”

“那就是说，估计老廖已经查出点眉目了。”于光明点了点头说。

这时服务员端来一盘点心。陈超点了一份柠檬派，而于光明点的是一份熏肉蒸包。这家店，至少在点心这方面还算是中西合璧。

“所以，不管你信不信，那些侦探小说里的变态杀手常常都是些阳痿者。他们享受的不是生理上的高潮，而是精神上的。所以法医未必能从受害者身上检出精液痕迹。”陈超说道。

“没错，技术科的同事也排除了凶手使用安全套的可能，因为受害人体内没有安全套润滑粉的痕迹。所以说，起码到现在为止，凶手符合刚才你所说的特征。两个受害者都被脱过衣服，但并非被赤身抛尸，似乎也没被强奸。很可能就是那样的疯子。”于光明若有所思地说道，“你以前翻译过一本书中说，通常这种人小时候受过性虐待。他们的童年是扭曲的，长大之后也很可能患有阳痿。”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对其一生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在多数案例中，这一类变态杀手都曾经历过某些性虐待，而这些经历影响了他们的行为举止。”

“可这对咱们破案有什么帮助呢？谁愿意谈及小时候被性虐待的事？承认这种事，比遭受性虐待本身更让人痛苦。人可都是要面子的。”

“是的，人们都忌讳这种事，因为实在太丢脸了。”陈超说道，他不知西方心理学体系中有没有丢脸这个概念，“国外这些年渐渐开始流行讲述自己童年的悲惨经历。可在中国这还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上海这个地方，很多家庭祖孙三代挤在同一个屋檐下，目睹父母性行为之类的事情也会在孩子们心中留下阴影。又有谁会把这些东西说出来呢。”

“哎，这让我想起我以前一位邻居的事。那个小伙子结婚之后却不能圆房，因为他家床铺总是吱呀作响。他父母和他们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中间只有一层竹帘隔着，这边任何风吹草动父母那边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小伙子小时候就听见过父母亲热时床铺吱吱呀呀摇晃的声音，只是没告诉过别人。不过人家可没变成杀手，这么住了两三年之后，他和妻子有了单独的房间，问题才解决了。”于光明笑道。

“但如果他去看看心理医生的话，可能不用等上两三年呢。”

“呃……起码我认识那家伙啊，所以我对他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有一点了解。咱们对本案凶手可是一无所知啊。”

“但咱们知道他杀人和抛尸时基本遵循同一个模式。只要他不被捉拿归案，就还会继续那么干。”

“那我们怎么利用这一点呢？”于光明问道。

“如果我们不知道他如何挑选作案对象，那么至少可以假定，他很可能到另一处公共场所再次抛尸，很可能是在星期四晚上。所以那就是我们需要加强巡逻的时间和地点。”陈超说道。

“可像上海这么大的城市，不可能在所有嫌疑区域都派上人手啊。”

“我们人手不够，可那些居委会有大把人手啊。不光是那些退休工人，现如今闲人可多了去了。咱们可以采取奖励手段，每人发十五块钱，只需蹲守周四一个晚上。让他们持续巡逻，盘查所有嫌疑车辆，特别是男人开车载着一个不省人事的女人，准备在公共场合停车，或者已经停下的那种。”

“嗯，可以这么干。我回去跟老廖商量一下。这老小子可能跟你脾气不对付。不过只要是有道理的建议，他还是能听得进去的。”

“我暂时先不掺和了，”陈超把杯中的咖啡喝光，说道，“我得把论文写完，之前都跟卞教授保证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