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佩琴对于这次的红旗袍杀人案也颇费了一番脑筋。不仅因为此案纷繁复杂,更因为这是于光明作为代理组长接手的第一件案子。
像从前一样,她为自己划定了一条底线,即“有所为,有所不为”。她不可能掌握属于警方的那些资源,更没有时间和精力。所以她选择从红色旗袍入手。
作为饭店的会计,她并不需要每天朝九晚五地耗在办公室里。于是在去上班的路上,她走进了一家裁缝店。这家店并非以旗袍闻名,但她认识店里的一位老裁缝。她向他说明了来意,并给他看了那旗袍的放大照片。
“从这袖子和开衩看,这旗袍款式够古老的了。”满头白发的老裁缝扶着眼镜说道,“它应该不是现在那种批量生产的。看这手艺,还有这些盘扣。做这么件旗袍起码得一天时间。”
“您觉得这旗袍是什么时候做的?”
“光看照片我也不敢肯定。毕竟我一辈子也没做几件旗袍,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过呢,如果顾客能带着布料和图纸来的话,估计我能做出来。”
“再问您一下,您知道还有哪些店能做这样的旗袍吗?”佩琴问道。
“那可就多了去了。另外,还有好多私人裁缝是上门服务的呢,那些人连店面都没有。”老裁缝答道。
这又是一个问题。的确有很多私人裁缝是上门服务的,没固定营业场所,警方根本不可能一个一个去调查。
离开裁缝店,佩琴决定去一趟上海图书馆。如果她想帮忙破案,就得用一种与警方不同的思路。在图书馆,她花了大约一个小时查阅书目,借了一堆杂志和书籍。
当她抱着一塑料袋书刊走进四海饭店的办公室时,已是上午十点多了。这天上午饭店经理华山没来上班,其实他已经两天没来店里了。他自己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不过仍保留着在四海饭店的职务。
尽管所处地段不错,这家国营饭店的生意依然举步维艰。在这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人们都在“为公还是为私”这个问题之上踌躇。连续几个月饭店都在亏损,所以有传言说,饭店将引入现代管理责任制:即名义上企业仍属国营,但今后经理将完全对饭店盈亏负责。
伴着楼下厨房里叮当作响的锅碗瓢盆协奏曲,佩琴试着尽量集中注意力,在小小的办公室里读起那些书来。午后。书社。
她当时并没有糊弄于光明,她的确不太懂旗袍。在学生时代,她只在电影里看到过这种服装。
看着桌子上堆着的这些文字材料,佩琴有些不知所措。她快速浏览着一本又一本书刊,忽然间一张黑白照片映入眼帘。照片上是张爱玲,这位九十年代才被人们重新想起的上海作家,身穿一件三十年代的华丽旗袍。佩琴想起,在最近看过的一档电视节目上,有一位年轻姑娘若有所思地漫步在黄河路上,双手指向背后古老的建筑物,仿佛置身于一种当今时尚的怀旧情绪之中。“也许就是在这里,张爱玲身穿自己设计的旗袍,走出这典雅的建筑。这是多么浪漫的城市啊!”
自诩时尚评论家的张爱玲,曾经设计过一系列海派服饰。桌上这本书结尾部分刊印了不少她的设计图样。但佩琴似乎对张爱玲的生平更感兴趣。这位作家很年轻时便出道了,以写背景在上海的故事著称。她曾与一个沉湎女色之徒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这段经历为她后来的写作提供了一些素材。新中国成立之后她去了美国,嫁给了一位江郎才尽的、落魄的美国老作家。唐诗云“贫贱夫妻百事哀”。文章作者将她的婚姻称做“自毁”。她的第二任丈夫死后,她一直离群索居,直至孤独而终。她死后许多天才被人发现。
读着这些悲伤的文字,佩琴希望能从历史的角度解读旗袍的流行趋势。然而这两个小时的阅读却所得甚少。唯一的收获,就是她更加坚定了一个观点——穿旗袍的都是生活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旗袍是张爱玲那样的女人穿的,不是她这样的劳动妇女穿的。想到这里,她用手指轻轻叩着桌上的书,无意中看到自己脚上的袜子破了个小洞。
她好奇于文章作者对张爱玲“自毁”倾向的分析。也许陈超也有这种倾向吧。她听说他正在调查一起拆迁案。毁灭、拆毁、自毁……佩琴被这些字眼搞得很困惑。
这时传来一阵敲门声。她抬头一看,发现潘大厨站在门口,手上端着一个砂锅。
“这是专门给你做的砂锅。”潘大厨笑盈盈地说道。
“谢谢。”佩琴来不及收拾桌上那一大堆关于旗袍的书刊。
“看什么呢?”
“哦,我打算给自己做件旗袍,正挑选款式呢。”佩琴道。
“哎,你真能干,”潘大厨把砂锅放到了桌上,“我一直都想跟你说啊,这半年多时间咱们一直在亏损。这不经济改革吗,大家最近都在传饭店改制的事呢。”
佩琴掀开砂锅盖,笑着说:“哦!真不错!”
潘大厨一脸茫然。
佩琴看到他的表情,补充道:“哦,我说的是这砂锅里的菜。”这砂锅剁椒鱼头可是潘大厨的拿手绝活。
“小心点儿,烫。这砂锅能长时间保温的。”潘大厨搓着手说道,“咱中国现在不是兴起什么中产阶级嘛,人家来饭店可不是为了吃家常菜的,人家是来尝鲜的。所以咱们也得与时俱进啊。你把饭店接过来怎么样?我一定鼎力相助。管他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到时候饭店就是咱们自己的。”
“谢谢你啊潘师傅,我会考虑的。”佩琴答道,“不过我怕自己难当此任啊。”
“好好考虑一下呗,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胜任呢。”说着,潘大厨转身走出办公室。
佩琴拿起汤匙,喝了一大口汤。她心想,也许自己确实应该为饭店多做点事情,或者说干点至少比现在这个大闲差更有意义的事。但是家庭状况不允许她这么做。儿子勤勤正在准备高考,为了前途,他必须考上一所一流大学。而丈夫于光明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关键时期。她得把精力都放在家里。
吃过午饭之后,佩琴发现自己很难再专注于那些书刊了。楼下厨房好像有人吵起来了。一会儿华山打来电话,说自己今天不来上班了。这时候,佩琴想到了另外一个可能对调查红旗袍案有帮助的主意,于是她决定下午翘班走人。
也许可以从电影中找到一些线索吧。旗袍或许有某种含义,是每天过着乏味生活的她意想不到的。于是她离开单位,打算去四川路上一家音像店看看。
这是一家很大的音像店,架子上摆满了各色影碟。出乎意料的是,佩琴发现一些尚未正式发行的电影也赫然在售。
“怎么这些电影这么快就有碟了?”她问店主。这位店主是四海饭店的常客。
“这有何难,枪版呗。”店主咧嘴笑道,“不过保证质量。觉得不好随时可以全款退货。”
佩琴边走边打量着那些影碟,很快被西方经典电影货架上一张《意外收获》吸引。这部电影由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改编而来。她曾听于光明说起,那是陈超在外滩公园读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其中文版有个浪漫的名字——《鸳梦重温》。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鸳鸯”指的是形影不离的情侣,看来这是一部爱情故事。想到这儿,佩琴拿起这张影碟,放进了购物篮。
在国产电影区,她选了一张《护士日记》。这是一部五十年代拍摄的老电影。她依稀想起自己当年曾见过这电影的海报,上面是一个穿着旗袍的年轻护士。从影碟封面看,这又是一部爱情故事。她还选了一张《金锁记》,这是一部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香港电影。
不过她并未找到“旗袍纪录片”之类的东西,甚至连题目中提到旗袍的都没有。
回到家之后,佩琴打开了影碟机。离准备晚饭的时间还差两个小时呢,她脱掉鞋袜,舒舒服服地坐到沙发上,用一条毯子盖住双脚。
那部《意外收获》她只看了十分钟,这种老掉牙的好莱坞电影对她来说真的是太无趣了。她实在想象不出陈超看到这部电影会有什么想法。
《护士日记》就不同了。这是一部年轻人决心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电影,不过按照如今的标准,这可算不上是什么浪漫爱情故事。那年轻的护士一门心思扑在革命工作上,哪还有心思玩浪漫呢。事实上,与其说这电影是在谈浪漫,还不如说是在教育人。不过佩琴还是被吸引住了,特别是那首家喻户晓的主题歌: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来这里。
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
歌词中所说的“这里”,应该是东北边境地区的某处吧。那里如今贫穷落后,估计没谁愿意去。
“这里的春天最美丽。”电影里,年轻苗条的护士哼着这首歌,脸上洋溢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多年过去,那位护士的扮演者在香港开了一家中国素食餐馆。她偶尔也会向来店里用餐的中国顾客唱起这首昔日的歌谣,只是此时的她已不再是当年那位窈窕的少女。当然,人们不能强求一位女星终生都如同她年轻时饰演过的角色一般,保持那么曼妙的身姿。
然而电影中穿着旗袍的人却是那位护士的母亲,一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旧社会中年贵妇人。不过佩琴并不怎么感到失望。因为在她的印象中,无论在电影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旗袍都是属于上流社会妇女的时装。
正当她打算看《金锁记》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一本被她带回家的书。扉页上白发苍苍的作者看起来与她的父亲颇为相像。照片下面有一行生平介绍:“沈文昌,文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中国服装史专家。”
佩琴翻开书,却发现其中真正涉及旗袍的部分只有寥寥数语。在后记里,找不到一位旗袍专家的名字。也就是说她只能从书中的某些段落找寻相关信息了。
作者拍摄那张照片时应该已经年过八旬了。她放下书,看着照片上这位老人。如果有幸能请教他这样的专家该多好啊,佩琴心想。
快到晚饭时间了,电话铃声响起。是陈超打来的。听到佩琴说于光明还没下班,他似乎有些遗憾。
“我们家老于最近挺忙的,总是很晚才回来。别管他了,你的论文写得怎样了?”佩琴问道。
“还可以,慢慢来呗。这种时候不在局里,我挺不好意思的。不过对我来说,要想尝试点儿不一样的东西,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你怎么样?”陈超道。
“我倒不怎么忙。只是在读一些书。大家都在谈论红旗袍的事,我觉得我也应该查点儿资料什么的。”
“你又打算助老于一臂之力了吧,发现什么有意思的没?”
“现在还没有。我刚开始读一本关于中国服饰史的书,书的作者也是个大作家呢。”
“难不成是沈文昌?”陈超问道。
“你也知道他?”
“当然,那可是著名学者。最近新拍了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呢。”
“我没看过你说的这个纪录片。哦,对了,我买了一张《意外收获》的影碟,知道你挺喜欢那部原著小说。老于跟我提过你在外滩公园的那些事。”
“谢谢你,佩琴。你想得真周到,我巴不得现在就看看这部电影。”陈超说道,“那就这样,等老于到家让他给我回个电话,哦,还有啊,让他方便的时候把那张影碟捎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