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
我已经有两年没去潘家园旧书市场了，这个周六去是因为要在那附近见朋友。我已经忘记了他们收摊的时间，等赶到时，摊主们像是巨大的军团，正骑着三轮车撤退呢。我于是萧条起来，走到门外一个水泥台阶上抽烟。却是又要走掉时，眼前停下一辆三轮车，一个摊主取出成捆的信札往垃圾桶里塞。我问：“什么宝贝啊？”摊主说：“尽是些投稿信、应聘简历和自荐书，你要吗？”
“我不要。”可手还是胡乱去取了厚厚的一封，就好像手伸到奖池里，明知摸不到什么，心下还是有隐秘的期望。这是一封没拆开的挂号信，封面上写：
北京中国社科院
袁笑非博士（亲启）
见信内详
坐上地铁后我拆开信，起先只想打发点时间，后来却被这几十页的陈述给带进去了，及至读完，人流中的我已是唏嘘慨叹。我想我何德何能，竟被赋予这么大的使命，也正因为如此，现在我将这封信一字一句敲到电脑上，传告诸君。
袁博士亲阅并告天下人：
考虑到这项发现的重要性以及本人时日无多的实际情况，我就不说什么“冒昧”、“打搅”的话了。我思虑再三决定将最后的希望托付给您，除开因为您虚怀若谷、不耻下问，还因为我对学术界其他人深感绝望。我曾在无数个夜晚想，我们是何其类似，只有我们满怀对人类的热爱，在田野山间尚苦苦思索，以至废寝忘食、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他人，不过是藉此添官进爵，混迹名场。
我和您唯一的区别是：您考上了大学，硕博连读，而我中途辍学，什么学历也没有。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困厄不堪而您为什么一直广受尊重的原因，同样的事业在您那里称其为神圣，在我这里却变成别人嘲讽的玩意。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场景：一位留美归来号称是国内人类学泰斗的教授接过我的稿子，只看了半分钟不到就说：“你想要我说些什么呢？”当时我的眼泪几乎要冲出来了，我清楚地感觉到他世俗的眼神正在我全身上下爬动——那眼神和一个妇女有什么区别啊！他在研究我杂乱的头发、灰暗的衣服和拘谨的坐姿，而不是比我生命还重要的稿子。我颤抖着站起来，指着稿件说：“你不认为这几句是真理吗？”可是他表现得像是被打搅了午休的狮子，粗暴地回击道：“你真要我说实话吗？你要的话，我就告诉你，我还没见过比这更空洞、更操蛋、更不知所云的真理了。”我羞愤难当，急欲离开，错乱中却拉开他家卫生间的门，他又过来拍我的肩膀，说：“门在那边。就和你的人生一样，你进错了房间。”
我进错了房间，作为一个初中肄业生，我应该成为一个一事无求的农民，不应该来吵着他们。可是我倒想问问这19家核心期刊、26家图书馆以及54位编辑、教授——在艰难环境下写出《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等知名论文的数学家华罗庚，面对歧视不屈不挠完成《罗密欧与朱丽叶》、《亨利四世》等38篇宏伟剧作的文学家威廉·莎士比亚，凭借一己激情发明电报、留声机、活动电影机等1500余种人类必需品的发明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以及最终成长为无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们哪一个中学毕业了？爱迪生连小学都没毕业呢。真理和学历有关系吗？一个人心灵深处有如大海般的思考和学历有关系吗？
是不是吃碗面条也要出示学历证书啊？
后来，甚至于还有人以没有学历为由认定我疯了。我今日之所以用书信形式向您汇报，仅仅因为贵院保安始终将我堵在门外，他们老远说“又来了”，就不分青红皂白将我架出大门，我说干什么呢，他们就说我神志不清醒，我说你们得说清楚我哪里神志不清醒了，他们就耻笑着说：“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人跑来讨论哲学问题，不是神志不清醒是什么？”而更令人气愤的是，就在我最终要推导出人类公式的关键时刻，我家薄薄的木板被三个中学老师推开，他们神经病一样看着我，歇斯底里地大笑，说：“我们骑了四十里路的车，就为了专门来参观你这个疯子。”袁老，您见过如此的侮辱吗？您可曾想及，就是伽利略、布鲁诺、哥白尼三人加起来，也没受过这样的侮辱啊。
而我的健康也就在这交替而来的羞辱中节节下降，长期的压抑、焦虑、沮丧、苦闷、恐惧、悲哀导致我的肾上腺素皮质酮增加，该物质进入血液循环后，一步步蚕食了我的免疫系统。今天我在这里给您写信时，已经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肺癌患者，持续的气短常使我以为自己就要撒手而去——而实际病例恰有许多如此。就在刚才，我还因为咳血污染了信纸，出于对您的尊重我想换纸重抄，可实在是没有气力了——医生曾警告我不要情绪激动，我却怎么也控制不了，也不需要控制了，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夕死可矣！
袁老，在疾病发作时，我是如此厌恨人生，可有时候却又要感恩戴德呢。要不是这不断扩散的东西纠缠着我，使我坐立不安，我哪曾如此充实地度过每一秒？阿根廷文学家豪·路·博尔赫斯曾说：“对于永生者来说，没有挽歌式的，庄严隆重的东西”，是啊，现在，垂死的我所看到的日出不正是最后一次日出？所走过的马路不正是最后一条马路？所写的信不正是最后一封信？在这稍纵即逝的经历中，我无法不感到悲壮，我为此热泪盈眶。
先生，我曾动摇过。当别人说我疯癫，说我当着大众吊着阳具走路时，我也曾担心自己是不是真的疯了。我关上门吊着阳具在镜子前走来走去，感觉到了羞愧，我据此相信自己并没有疯，我只不过是专注于思考而已，开国元帅陈毅不是专注于读书而将糍粑蘸着墨汁吃了吗？数学家陈景润不是专注于思考1+1而撞树上了吗？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都快要被砍头了，还在说：“让我算完这道题。”我想我也如此。可是那持久的求访经历还是使我犹豫——那垂直的建筑、冰冷的门卫、先进的电脑以及来去自如的编辑、教授构成了一道森严的秩序，将我镇压，使我意识到自己终究不过是只井底之蛙，我读的书毕竟屈指可数，所受的训练毕竟少之又少，我费尽千辛万苦研究来的理论说不定别人早已研究过。我忽而害怕于自己，恐惧于自己，我真想一把火烧掉那几页纸——甚至连我这个人也可以烧掉的了！我们那里曾有一位工厂青年，他凭借自己的悟性推证出几何原理，去学院宣告时，教授们拿出初中课本告诉他欧几里德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推证出，他五雷轰顶，羞而自杀，我想我真可以和他做一对鬼哥们了。
有段时间，我学会了自嘲，当熟人扛着锄头笑话我是“哲学家”、“马克思”时，我就跟着他们笑话：“哪里是马克思，我看我是个猪克思。”我发现自嘲是个好挡箭牌，自打如此之后，我便好像不再受到伤害了，生活中也免了很多骚扰。我尝到甜头，竟以此为乐，终于有一夜，在我恬不知耻地对自己说“你只是一介农夫”时，悲痛排山倒海而来。我想：世间诸多自嘲不过是人际交流的防御手段，带着它天生的虚伪性，而我这一桩，却分明是斩了自己的首，我是在和人们一起谋杀自己的尊严呀。于是我提笔在墙上写：
你可以为之死！
你可以为之死！
我告诫自己：学历高低和真理没有关系——正是无畏比城府先带来创见；疯癫与否和真理也没有关系——德国人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和我正是上帝死后哲学领域并立的两座山峰；我有幸生而为哲学家，即当承受他应当承受的磨难与哀伤，我是神之子，就应当上十字架，我不下地狱，谁下！
袁老师，我相信当年您下放到知青农场时，也一定会对着宇宙发这声誓。我尤记得您写的诗，您说：世人啊，不要说我贫穷卑贱！眼前这沉甸甸的手稿，正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财富！这样的话我也用以自勉，不正是这样的誓言使我们远离世俗，最终站立于苏格拉底、柏拉图、笛卡尔、尼采、黑格尔所构筑的哲学之河吗？我现在就愿意成为这哲学的殉葬品，我愿意用死亡来撬开人们沉重的眼皮，告诉他们祖先的来历和未来的去路。那些刊物编辑和哲学教授已经用傲慢阻挡了真理的来临，现在这个任务落在袁老师您手里，我曾因敬重您而畏惧将稿子呈交给您，但我现在决定将它完全交给您，就像圣洁的处女将贞操完全呈献给您。您完全合格，您的业务水平和治学品格保证了您是唯一合理的受托人，您将带着惊喜的目光看着我颠覆整个哲学体系，您击节，鼓掌，马上打电话给我，您马上就要坐火车来看我了。
您会的。我现在停下来阅读这信件，就感觉自己是您，我感受到您的欢愉，并由您的欢愉生产出自己的欢愉。我在这欢愉的温暖中想，哪怕人们最后不知道发现者是谁，但只要他们知道了真理——也行！这个注定影响并改变人们生活的真理，概括起来只有一句话：人类的本质是一场战争。
在完整叙述这个发现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本人。我叫朱求是，原名朱国爱，1967年12月28日出生于一个偏僻的农村，族谱修下来七代务农，至我也不例外。初二没读完我就被父亲从学校叫了出来，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我接过递过来的锄头，几乎是天赋性地完成田野的工作，就好像一只鸟生下来就会飞。我在稀少的田地和果林中套种出甜玉米、木瓜、西瓜、柴胡，也套种来我的妻子，她是一名家底殷实人家的女儿，我们的婚姻被乡人认为就是皇帝皇后也不过如此。但这并不是我和他们的区别，我和他们真正的区别是读书，我看到书就和常人看到钱一样，怀有亲切的爱。我今天向您汇报，您是一定能懂得的，您懂得每个字所隐含的悠久历史、新鲜信息以及知识快感，您懂得这里边的美学，而那些乡人并不懂。包括我的父亲、妻子都在说我中了蛊，如果不是中蛊，为何走路看书，如厕看书，就是吃饭也看书？我读《毛泽东文选》，读《读者文摘》，读村支部垫桌腿的《拉丁文简义》，读赤脚医生读本和小学课本，我就像一条饥饿的鲸鱼，疯狂地吞噬一切，最后连药物说明书和电线杆上的广告也大声朗读出来。
但在那时我并没有深层次的激情，我很理性地向亲友解释：我读书就和你下棋、打牌一样，仅只是个爱好，这爱好是有点娇贵，但不至于倾家荡产，我现在就是用务农得来的钱豢养它。我很好地处理了工与读的关系，从来不曾因读书而耽误农作物的耕种。然后有一天，这样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那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夏天，有点热，又下了点小雨，就这样。但是今天回忆起来时，却觉得这天远甚开国大典，远甚武昌起义，其意义堪比上帝创世。这天稻谷有点熟了，我捏了捏，还没到收割的时机，回家吃过饭后我躺在床上发呆，很自然地与妻子发生关系，然后两人没有完成必要的程序就各自躺在一边。历史性的时刻就蕴含在这世俗的事件当中，那时应该有一匹骏马掠过我晕晕沉沉的脑袋。
我问：“你想做吗？”
“不想。”妻子说。
“我也不想。”
然后我震颤起来，既然两个人都不想性爱，那性爱为什么又举行了呢？您知道，哲学的基础就在于发问，原初的问题甚至决定了不同哲学体系的最终走向——比如我是谁，宇宙是什么，为什么在正负之间有个零。我的问题虽然粗俗不堪，却最终也将我带到危险而富足的今天。是啊，既然两个人都不想性爱，那性爱为什么又举行了呢？
我从床上起来，急迫地寻找答案，却是徒劳。那种感觉真可怜，就好像你隐约记起了一个人，却完全不知他的名字，你像驴一般转圈，试图通过周围环境的刺激来牵扯记忆，却终于是精疲力尽地败下阵来，你被上帝放逐了，带着血淋淋的创口被上帝放逐了。
我甚至要向妻子恳求，“告诉我，为什么？”
我愚笨而不自知的妻子惊恐地摇头，说：“不知道。”
我咆哮着追问，她便哭泣着跑进属于他们的世界，我追进那个世界，向那些小孩、老人发问，结果他们像看见妖怪一样仓促避开我。也就是从那天起我被认为疯癫了，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只是从那天起，我从被认识的世界进入到自我认识的世界而已。疯掉的不是我，而是他们，他们像牲畜一般对生命逆来顺受、俯首称命，他们玷污了人这个充满尊严的字眼，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正像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一样，以孩童般的纯真，担负着为整个人类探寻存在问题的巨大使命呢！
我咆哮着喊“你们真傻啊”，果决地离开寝食、农活、亲友以及一切世俗生活，开始成为一个孤独的求索者。就像一切先贤，很快我受到更大的折磨，那个原初的问题像霉斑一样越长越大，终于塞满我不堪重负的脑子：
既然我明知稻谷还没到收割时节，为什么还要到稻田去一趟？
既然小孩子读不进书，父母为什么还要将他送到学校？
既然成年人不喜欢打麻将，为什么还要组织人打麻将？
既然事情呈现出无意义的特点，人们为什么还要去做？
今天我可以轻巧地将答案说出来，但当日我却痛苦得要撞墙，我的头还真撞上去了，我听到砰砰的声音，这声音似乎也在嘲笑我——既然你明知没有答案，为什么还要一遍遍去想？我像是进入到一个恐怖的迷宫。
最终我像是要完成任务，勉强做了一个答案：打发时间而已，可是我几乎就在同时否定了它。在我所熟知的知识领域，时间被锁定在“珍惜”这个词身上，形容它就像形容一只从你眼前跑掉的兔子，稍纵即逝、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一刻千金、时不我待、只争朝夕、一眨眼十几年过去了——你说，在这种境况下，人们还有什么权力打发时间！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曾出版劳伦斯·J·彼得的一本小书《往上爬》，当日读到它里边一句话时，我好像获取了生命的汽油，全身振奋，禁不住要朝天大呼。它说：当你在一件事情上表现得犹豫不决时，不妨问自己一个永恒的问题，我还可以活多久呢？
是啊，我还可以活多久呢？我不禁来算，以世界平均寿命计，我有66年可活。66年减去6年混沌的孩童时期，是60年；60年减去6年无效的退休时间，是54年；54年减去平均教育时间12年，是42年；42年减去占1/3比重的睡眠时间，是28年；28年减去占1/8的食物补充时间，是24.5年——如果剔除必要的交通时间、排泄时间以及医疗时间，它的总量仅够20年，这还不包括人生中各种各样的意外。
而20年能干什么？它不够银杏树生长一次，不够乌龟爬20公里，不够作家写出一本《大英百科全书》，我可怜的妻子仅是怀胎就被克扣了10个月。我们的生命啊，在经历了艰难的学习之后还没派上用场，就谢幕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赋予每次行动以意义？我们性爱不就是为了传宗接代？探寻稻田不就是为了捞到收成？读书不就是为了获取知识？打麻将不就是为了在劳作间歇进行体能调配？列宁说，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
我这样否定自己，可是又很快意识到自己的虚伪，因为我知那日之性爱并非为着生儿育女，那日之探田并非为着忧心耕作，人们之打牌也并非为着体能储备，对农民来说，劳作并不是持续而高强度的，其间歇甚至可以用漫长来形容。
我就像一匹踩在答案上面四处张望的兽，陷入到新一轮的痛苦当中，甚至比没有这个勉强的答案还痛苦。然后我失眠了，我提醒自己如果得不到有效的休息，来日将白白浪费，因此我采用数阿拉伯数字的办法催眠。我开始数的时候心烦意乱，接着我知道要顺着墙钟的响声去数，墙钟嚓一声，我就数1，以此类推，当我数到2000余位时，忽然看到脑海里闪出一面猩红色的荧屏，我不知道是上帝还是我自己，在那荧屏上写了五个字：庞大的时间。
我不敢相信，又看了一遍，那五个字还在，明确无误。我就像始终以为一个人是男人她却自揭为女人一样，惊呆了。我泪流慢面，手僵立在半空，任内心的雨珠慢慢变成泉水、溪流、小河、大江，最后它变成汪洋大海，要掀起巨浪将我淹没时，我赶紧跳起来，奔跑到书桌那里，找来笔在稿纸上狂书。因为用力过猛，笔尖很快断了，我连忙去找另外一枝，墨水却不畅通，我不停甩不停甩，甩得满地都是，这样好不容易写了几行又没了，我便用它直接蘸瓶里的墨水，可是蘸着蘸着也好像是在故意阻挡上帝所赋予的超意识，我便把墨水一把倒在桌上，直接往桌上蘸。袁老师，我如今还能体会到当初巨大的快感，那快感使我遗忘性爱，遗忘美好的食物，使我放浪形骸，我想就是最毒的毒品也不能比及其一了，我想我真是配得上死。当最后一个字终于落下时，我像一个被挖空的产妇，莫名哭起来，一直哭到清晨。
现在，我这就要告诉您我到底发现什么了。我那么傻，一直以上帝的视觉来俯视时间，将生命的总量视为一块简单的蛋糕，这里粗放地切一块，那里笼统地割一块，切割的计量单位是年，甚至是几年几十年。我真是饕餮啊，真是奢侈啊。可是作为生命本身的我却在这个夜晚听到自己的声音：生命确实是一块蛋糕，但肉身不过是一只蚂蚁。如果将计量单位计算为秒，一秒钟我们啃一次蛋糕，一分钟是60秒，一小时是60分钟，一天是24小时，一年是365天，一生是66年，那么其总量将到达多少？2081376000秒，在计算器上它甚至超出了计算范围。我们什么时候能将其啃完啊？谁来替我们经历这庞大的2081376000秒啊？就算计量单位是分钟、小时、天，你又要经历多少分钟、多少小时和多少天啊？
睡眠？你不可能整日睡眠；
工作？你不可能整日工作。
而只要你一闲下来，时间就像细菌一样疯狂繁殖，它们挥舞着尖锐的钳子排着队来夹你。如果你是四肢瘫痪的病人，你一个小时就要无助地看天花板3600次，两个小时就要看7200次，一天就要看86400次，你受得了这无穷无尽的折磨吗？你难道不会为永生而嚎啕大哭吗？而如果你是四肢健全的健康人，你就必然要拖着可怜的双腿四处躲避，你要逃避这巨大的空虚，因此即使不想性爱，你还是进行了性爱；即使不想上学，你还是选择了上学；即使不想打牌，你还是组织了牌局。你唯一的目的便是杀时间。
是的，就是杀时间，我原本已经给出的答案。但是前一次的认识是“看山是山”，这一回却是“看山不是山”，是哲学上的一次螺旋式上升。袁老师，您别急，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在此后的日子里，我的思维又迎来一次更大的飞跃，这质的飞跃正如我所说，注定将颠覆整个人类的自我认知系统。我以为：人类并不只是在没事可干的情况下才杀时间，人类在所有情况下都杀时间。杀时间这种行为贯穿了所有的生命和所有的历史，是人类存在的本质，是元行为。
这个认识的产生，主要得益于三件事的启示。
第一个启示来自于通宵录像厅，那里上演了美国人马丁·斯科西斯1976导演的电影《出租车司机》。自战场归来的出租车司机特拉维斯购买了枪支，并组织自己进行训练，在刺杀总统候选人未遂的情况下，射死若干黑社会成员，并救出雏妓。这件事经媒体渲染之后，特拉维斯成为英雄，但是我却想，倘若特拉维斯刺杀总统候选人成功，他是不是又成其为败类呢？我忽而豁然开朗，所谓善原本不在特拉维斯内心，特拉维斯所追求的唯一目的是找点事做，是将子弹射出去，至于射谁他并不关心。
如果说这只是虚构世界的一次演习，那么来自多家报纸的一组系列报道则证明类似事件在这个世界真切存在。2005年5月25日，某省学生Z将同学杀害，这件案子之所以受关注是因为杀人动机难以考证，人们不能用情杀、仇杀、财杀等常规思维来解释，即使它有着奸杀的某些特征，但通过深入了解又能发现强奸只不过是作案过程中附带的随意行为。当时，几乎大半个中国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教育学家都参与到对答案的寻找当中：是什么使一个衣食无忧，独自在大城市上学的青年向没有利害关系的同学举起屠刀？这些学家们绞尽脑汁，最终认定是高考带来的压力摧垮了Z，可是这样的结论怎能服众？报道里明明说Z的父母已经通过关系提前给他解决了大学问题。那段时间我守在省会查阅每天的报纸，不停研究Z的供词和被发掘出的日记，最终把吓人的真相梳理了出来：正因为在钱财、情感、仇恨以及前途方面毫无牵制，Z陷入到虚空，在屡次自我调剂失败后，他决定将自己送交到某种压力渠道下，以使自己振作起来——而这没有比杀死一个年轻貌美、品格善良、前途光明同时代表弱者的女性，然后让警察和整个社会来追捕更好的办法了。
在犯罪前，他的每一秒长得像一小时，都需要自己安排；在逃亡后，他的每一小时都短得像一秒，他甚至不敢睡死，他必须像《乌龙山剿匪记》里的土匪那样点着烟打盹，在烟头烧着指头时，他必须爬起来继续狂跑。他梦想以此赢得充实的果子，实现所谓的生命质量，却在逃亡多日后彻底失望，因为他并未嗅到对方紧密的呼吸声。没有人怀疑他，没有人打搅他，他跟陌生人说我杀了人，人们还是面不改色。最后他被这更庞大的空虚折磨得不行，便给同学打电话，将行踪准确暴露出来。几天后，警方如约找到一家娱乐城，找了很久没找到，又是他疲乏地走出来，说：你们太嫩了。
我想那一刻，他是悲戚地看着他们，他脑海深处想说的是：我生命的交响乐还没走向高潮就熄灭了，我好不容易压缩起来的时间又像一摊烂肉涣散开来了，我好绝望啊。可是他只是说“你们太嫩了”。他要到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漫长的生命。出租车司机特拉维斯也一样，在屠杀了多名黑社会成员后，他坐在血泊中伸出手指瞄准自己的太阳穴，嘴里发出噗噗的声音。在那一刻他应该回到了越南丛林，在战场上他从来没有无聊过，可是在纽约他除了开车就是开车，他的车辆周而复始地行驶在时间之河里。
我起先以为，这二者的杀人只不过是极端事件，但在某天当第三个启示降临在我身上时，我便知他们并非异类。那同样是个稀松平常的日子，有点热，下了点小雨，我遵照医嘱没有用脑，就静坐在医院浑浑噩噩的下午时光里。坐了很久，我干渴起来，便找水喝，却是消解不了，最后我知道自己是想说话，便无意识地往外说：要是有场世界大战就好了。这话一出口我就惊呆了，我怎么能有这么卑鄙无耻的想法呢？可是它却被病友们热血澎湃地续接起来：
是啊，要是有场世界大战就好了。
是啊，那样我们就能上战场。
是啊，我们就不用坐在这里。
是啊，我们就没工夫考虑这些恶心的光线了。
我听着这些朴实的愿望、真诚的话语，泪水狂涌而下。我想，如果特拉维斯不是正常人，那么Z至少是吧；如果Z不是，那么我至少是吧；如果我也不是，那么这十四五个病友我就不信没有一个不正常的！我问自己，倘若病好了不用待在医院，你是不是还渴望世界大战？内心的声音告诉我，还是！我又逐一问那些病友，他们也没有一个否认这一点！
这样的时刻，我好似看到特拉维斯和Z从面前赤条条地走过，他们的肌肉呈现时间残忍的鞭痕，脸上浮现人类本真的痛苦，他们歪过头来对我说，真难熬啊，然后义无反顾地走向与时间对砍的道路。
而整个人类呢，仍然自欺欺人地活在所谓的意义中，以为性交是为着取悦肉体，艺术是为着开拓精神，战争是为着获取和平，工作是为着增进发展。可是他们怎么不知道性交也在为着毁灭肉体，艺术也在为着毁灭精神，战争也在为着毁灭和平，工作也在为着毁灭发展呢！那些给公务员打下手的中老年临时工，拿着猪食一般的酬劳干活儿，他们是在等待编制，等待金钱，是在给单位和事业增进发展吗？不是，他们仅只是想找到一个按规律杀时间的地方。他们对着领导和话筒讲，来这里是为了理想。但是私下里他们就会坦诚地说，我来这里只是想找点儿事情做。
这就是人类潜意识中共同的话语，而由这潜意识带来的行为只有一种，那便是杀时间。手淫是一个人杀，谈恋爱是两个人杀，搞三角恋是三个人杀，扭秧歌是十几个人杀，打世界大战是组织地球人一起杀，人之初，性本杀。那些善良、光荣、清白、上进、慈悲的词语，那些意义感十足的词语，不过是人们为着掩饰自身羞惭而发明的内裤，不过是一种自我致幻的伪装。你看啊，那些军事家自命为伟大，却让人类吃上了树皮；那些科学家自命为仁爱，却让地球随时处在核武器的威胁之下；那些弱小的人群自命为善良，可是只要街市里有点血腥，他们就像吸毒犯，热火朝天、兴高采烈地去看，看什么呢？看热闹。这热闹就像一小块面包，饥饿的人群一哄而上。吃完了巴不得街道、城市、世界到处是面包。
人们啊，你卑贱；人类啊，你受苦了，你像狗一样刚刚降生于这世界，就被上帝照脑门贴上一道终生摆脱不掉的符咒。这符咒就是2081376000秒的时间，庞大的时间。这就是上帝赏赐给人类的所谓福祉，这其实是架在人们头皮、眼球、咽喉、肌肉、皮肤上的刮刀！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瑞士人阿伯拉罕·路易士·宝玑，正是他在1783年发明出时钟，使时间最终成为可以直观理解的图腾，那便是一架凌迟的刑具，便是一把游走的刮刀，在你以为死期将至时，血迹斑斑的它才游走到开始，你欲哭无泪，四肢动弹，却怎么死也死不了，你被抛丢在巨大的旷野，让盐块似的风一遍遍穿过。
你如果像其他动物一样也好，你就可以在光阴的变迁里只感到寒冷和温暖，就可以和时间并立为两条互无干系的河流，可是上帝他偏偏给你意识，让你意识到今生、来生，今年、来年，今日、明日，此秒、下一秒，一秒复一秒，秒秒无穷大。你被迫成为它牢固的囚徒，接受它无尽的惩罚，你像西西弗斯一样将巨石推到山顶，又眼睁睁看它滚下去，你被迫丧气地下到山去。因此你最终像阿尔贝·加缪那样，思考这样的人生是否值得经历，并将自杀列为极其严肃的哲学问题。
袁老，您应该清楚，目下世界福利，要数欧洲最好，欧洲福利，又数瑞典最好，可以说，一个瑞典公民从出生到死亡，从摇篮到坟墓都被国家包养了，可为什么就是这样的国家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呢？难道是贫穷与不幸将他们杀死了吗？不是。恰恰是空虚这把刮刀将他们逼到了悬崖。
综上所述，人类的主要行为只应有两种：一是自杀；二是选择与时间对砍（杀时间）。而在杀时间的过程中，只会出现两种结果，它要么是1/∞，要么是∞/1。要么是人类（1）短暂征服了（/）时间（∞），要么是时间（∞）彻底摧垮了（/）人类（1）。第一个公式的答案是充实；第二个公式的答案是空虚。我以为，推导出这两个简洁的公式，有利于指导人们认识到人类存在的本原是什么，主要使命是什么，以及人类的历史因何驱动，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它却不能最终释放全人类，在按需分配的政治经济体系里人们还是得承受时间的挤压（甚至是更多的挤压）。我呢，我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完美的解决渠道，但是我至少清楚地告诉了人们你们真正的敌人是谁。
我以为，刺破这样的混沌，其意义就像盘古开天地，就像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我相信，这根巨针经过您的不懈努力最终会刺进人们麻木的脑髓，最终让悲苦的他们自发走在一起。我预言到那时，高矮胖瘦、黑白棕黄、男女老少的区别消失殆尽，人类作为团结、合作的整体会走向一个四季分明，开满鲜花的庄园。在那里，他们感觉到寒冷了，就一起抱团取暖；感觉到孤独了，就一起唱歌跳舞；在那里，天天有联欢晚会，天天有朋友聚会，天天有愉悦的劳作，天天有磕不完的瓜子，打不完的牌和欢声笑语。在那里，瞄准单个人的时间之刀被捆起来的人丛折断了，人类成其为宇宙的主人。在那里，人类和煦美满。袁老师，请相信这个时代的到临，即使我们一时等不到，我们的子孙在不远的将来也一定能等到。
如上这一切，就是我向您托付的一切。
您的学生朱求是
2007年12月28日
附录一 学生朱求是关于人类未来终极作息表的不成熟想法
在未来，人们约定，将自己的作息交予管委会管理，并受法律监督执行，对一经出现的违背情况采取人性化强制措施，以防时间之刀反攻。
06：00～06：15 起床、梳洗
06：15～07：00 做饭
07：00～07：30 吃饭
07：30～08：00 乘坐交通工具
08：00～10：00 劳动
10：00～10：15 排泄
10：15～12：00 劳动
12：00～12：30 乘坐交通工具
12：30～13：15 做饭
13：15～13：45 吃饭
13：45～15：00 午休
15：00～15：30 乘坐交通工具
15：30～15：45 排泄
15：45～18：00 劳动
18：00～19：00 集体做饭
19：00～20：00 集体吃饭
20：00～22：00 集体演出、玩乐、性交
22：00～22：15 集体排泄
22：15～22：45 乘坐交通工具
22：45～23：00 洗漱
23：00～06：00 睡觉
无休息日，每周六15：45～18：00为集体医疗时间。
附录二 朱求是女儿朱金燕附信
袁博士您好：
我父亲于2007年12月29日早晨在家中自缢去世，我们发现了这封信件，按照叶老师的要求，我把它按照父亲留下的地址寄送与您。
敬礼！
果园小学五年级学生朱金燕
2008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