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
我走到门前,驻足望了眼天空。
苍穹深处仍然什么都没有,空空荡荡,极其平静。
他们将我的头罩住。交谈声远了,我像是一个人被留在车上。车越来越快地奔驰,直到它猛然停下。窗外鞭炮拥挤着炸开,一个领导发表简短讲话,我被推下车,一路走。照相机咔咔地拍个不停。所有物体长着尖角,要撞向我,但前路始终空荡,我又感觉像是被推向黑夜的孤塘。
布罩揭开后,我看见四周是墙,一扇铁门和一扇小窗紧闭。他们出示一张纸让我签字画押,随后将我铐在吊着的铁环上。这样我就被迫总是踮着脚站着。我大声抗议,他们便给我装上脚镣。我决定不再提什么要求。
因为肉身不断下沉,我痛苦地分配休息权,有时委屈手让腿脚得到松弛,有时反过来。我曾经喊“我要撒尿”,门外传来嗡嗡的声音:“撒吧。”我便撒了,尿液沿着裤子、大腿冲下来,从脚趾缝溢出,像一瓶热牛奶被打翻了。我正在被观看,一定有隐秘的摄像头。我索性放了几个屁,将痰射到墙上,有时还唇语。我始终不能睡着。我开始羡慕吊在梁上或被打倒在地的人。
光阴沦陷时,他们解开手铐,我瘫倒了。他们将我拖进一间漆黑的屋,安放在低矮的椅子上,然后隐身不见。我正要睡去,一盏灯在面前啪地打亮,我吓了一跳。它就像照相用的背景灯,要将脸烤焦,迫使我眯缝着眼。墙头日光灯跟着亮起来,但瓦数很低,弱光如瀑布,落于一头茂密的银发上。我看见对方只有一个轮廓,高高在上地坐着,吃一样东西,舌头啧啧有声,不时吮吸着手指。烤翅应该趁热吃,一冷,油凝滞了,色香味尽失。我有些同情他。
热意像电流不时袭上脑子,汗却出不来。我真想死掉。有几次我试图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但这样很操蛋,就像女人不能对罪犯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强奸我啊。
他一共吃了十二只(晚上回去一定腹泻),才慢悠悠地说:“姓名。”接下来是出生、籍贯、住址、学历,简短的问话像钟一次次敲响。差不多了,他又问:“出生。”我重新说了一遍。
“你确定?”
“确定。”
后来我清楚他纠缠于此是怕我还不满十八周岁。他用牙签剔着牙齿,直到我要栽倒了,才说:“你应该清楚顽抗是没有用的。”
“我知道。”
“那你知道我们找你为什么吗?”
我感到没有比这更愚蠢的问题。他们兴师动众,筹划良久,请来经验丰富的老警察,按照心理学设计审讯环境,安排审讯细节,以为只有这样我才会顶不住压力,却不知只要是问,我便会交代。我愤恨地说:“我杀了孔洁,残忍地杀了,杀了很多刀,血流成河。”
“记下来。”他说。我才知墙角还有一名警察。我根据笔沙沙游走的声音,判断出他们有着压制不住的兴奋。为了早睡觉,他们从此问什么我都抢着回答,包括怎么诱骗、怎么杀、怎么处理、怎么逃亡等等,就像财主倾其所有施舍佃户。然后我说:“水。”
“为什么杀她?”
“水。”
“你回答了,我们就给你水。”
我忽然感觉这是一桩可耻的交易,变得有尊严起来。他们说“请讲”,我偏过头,待水送来,看也不看。他们便揭开瓶盖,要喂,我将头高高仰起。老头儿说:“即使我们没有你一句口供,但只要证据充分,照样可以定你的罪。”
“那就快些定吧。”
老头儿尴尬地敲了一会儿笔,挥挥手。旁边警察拿着笔录过来,翻给我看。我说不用。我签字画押了,他说还是要看看,我就在上边写:都已看过,准确无误。
不久我被带回军校家属院。警察拉了很长的警戒线,还是架不住围观的人。我走到哪里,他们便拥到哪里,就像我是一只被捕获的野兽。我露出笑容,扫了一遍。这个姿态惹怒了一位中年男子,他越过人群,举起枝条,以前所未有的道德感来抽打我。我猛烈挣扎,试图朝他迎去。眼前的人像潮水般退缩,他则僵住。
树叶黄了。
在过去,我不知道树叶的生树叶的落,现在树叶黄了。这应该是它最后一次黄掉。邻居何老头儿无声而矫健地走在前头,脚下像有尘土飞扬。遇有拐角或楼梯,他便亮出右手,提醒后头。他在完成治安积极分子的使命后,仍然没走,而是跟着望着,好像随时还有什么事会请教到他,但其实就是这事,也不用劳烦他的。
我走到门前,驻足望了眼天空。苍穹深处仍然什么都没有,空空荡荡,极其平静。我想这就是死亡就要发生的征兆。
在我住过的房内,两边窗帘紧闭,洗衣机被搁置门边,透明胶则撕开,粘在墙上。他们拉亮电灯,给了我一个塑胶模特和一把塑料匕首,说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开始,他们便说开始杀人。由于没有裤兜,我将匕首插进裤头,然后从后抱住模特,捂住它的鼻子、嘴巴。我僵立在那里,他们说“继续”。
“它应该挣扎,很用力。”
“你自己晃它。”
我晃它,对它耳语,松开手,扯下透明胶,粘了一会儿它的嘴又撕下,然后猛烈地叫喊。他们十分震惊,围上来捉住我。我说:“这是它在尖叫。”
“这个步骤可以省掉。”
“省不掉的。”
我重新尖叫一声,像演员一样表现得极其慌张,捂住它嘴巴,抽出匕首,刺向它的腰腹。很遗憾,它像阳痿一样滑向一边。但我还是连刺了几刀。我拖着它走到窗前,用刀拨开窗帘,又放下模特,在墙边干呕。然后蹲下,划它的脸,又朝它身上扎去。就是这会儿,我感到迷离(就像洗衣妇举着棒槌发呆)。我看见墙上有巨大的影子,接着是疯狂的扎刺,就像真的扎她一样。影子不停地复制这个场面,我的记忆深处不停抽搐。
软绵绵的匕首断了。
然后我将它抱起,倒放于洗衣机内,说:“我觉得应该是一把弹簧刀,我记起来了。”我以为还要去那座充满鱼味的城市指认另一处现场,但他们说不必。那个摔下车的警察命大,已经没多大事。
第二次讯问换到会议室,红桌反射着上午的光芒,一位女警给我泡茶。他们拿着本子、架着摄像机坐在对面,好像要开会。我看清老头儿的脸像块重石,皮肤坑坑洼洼,器官窝在里边(特别是鼻子只有两个外放的鼻孔)。也许他曾是一个麻风病人。就是这么丑陋的人长着一双寒光般的眼睛,几乎将我的五脏六腑捣烂。我想头一次讯问他就这样,我笃定会把一切交代掉。
我低下头,握住茶杯,看手铐之间的链子。
“抬起头来。”
我抬起头。
“看着我。”
我被迫看他的眼,觉得自己正在熔化。就像一堆干柴烧着那样,我的身体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接着杯子晃动,热水溅出,烫了我一下。我很难形容这种遭遇,说出来你们也许不信。我感觉正走进一个隧道,他一边向光明的洞口退去,一边招手,我默然跟着走,就像这是唯一必要的事情。如果他在此时重复上次的问题,我一定和盘托出,但他只是要求我重复作案的细节。我便又将那些事讲了。短信,耳语,挣扎,透明胶,弹簧刀,窗帘,洗衣机。他不时点头,旁边的警察则隆重地记录,他的眼神跟着温柔起来,像是鼓励我往下说。但我感到厌烦。我讨厌把一件事说上几遍。
他说:“还有呢?”
我说:“没有了。”
我觉得我完成了任务,便扑在桌上睡觉。一名警察过来捉头,我恼恨地甩来甩去。老头儿摆摆手:“我们讲道理。”接着又说,“你说你将她倒放在洗衣机里,我想问你,为什么这样?”
“不为什么。”
“好,我再问你,当你在窗口前放下她时,她是不是已经死了?”
“应该死了。”
“你确定?”
“不能确定,但我觉得她应该死了。”
“既然她都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要在她身上再捅三十七刀?”
“不为什么。”
“你知道吗?我们的老法医出现场从来不呕吐,也从来不流眼泪,但看完这个现场后她担惊受怕,住院了。孔洁的血流满了半只洗衣桶。老法医说,她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怀有这么大的仇恨。”说到这里他揉搓眼皮,“你到底和她有什么仇恨?”
“没有仇恨。”
“不可能。”
“真的没有。”
“既然没有,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地杀害她?”
“不为什么。”
他将茶杯猛然掷在地上,他的同事吓了一大跳。他倾过半个身子,敲着桌子,对我咆哮:“什么叫做不为什么?”
我低下头,感到一丝不安,但我知道,他无论是在气势上还是在技术上都输了,他很明显走进了一条错误的轨道。“你说呀。”他继续敲着桌子。
“没什么好说的。”
他走过来,提起我的衣领,抡起拳头要揍我。我一点也不害怕。如果他揍了左脸,我还会将右脸送上去,胜利者是不会气急败坏的。他的同事劝住他。很久以后他才平静下来,像是对我说,又像是和别人闲聊,说到他有一个像我这么大的儿子,高考考得不好,不敢回家,在外鬼混,被他找回来狠揍,但是揍一下对方就是揍一下自己,“揍完了,我就觉得没什么不可以原谅的,人生也没什么过不去的事。”
他陷入自己的情绪里,泪眼汪汪地看着我:“我们应该一起渡过这难关。孩子,你真就和她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心结?”
“没有。”
“没有为什么还在她死后扎上三十七刀?”
“你不懂。”
“是不是你喜欢她,而她不喜欢你?”
“不是。”
“是不是她曾经无情地羞辱过你?”
“也不是。”
“那是为什么?”
我直视着他,说:“我也很想知道。”
血液蹿上他的脸,使那里变得像炸药桶一般阴沉。他战栗着走向电视柜,取来相框。他的手不停地颤抖,口吃着说:“告诉我,他是谁?”
“我爸爸。”
爸爸眼神枯竭,皮瘦进骨头里,彼时他正处于癌症晚期,却对着镜头摆出一个巨大的笑容。我想到他的一生,长大,读书,挖煤,结婚,生子,得病,死亡。甚至可以更简单点,出生,死亡。每个人都是这样,正陷入审讯僵局的老头儿是这样,他旁边的我也是这样。
他摇动相框,激动地说:“你知道是谁供养你长大的吗?”
我没有回答。
“是他。”接着他又说,“你知道为了供养你他遭了什么罪吗?”
“癌症。”他又回答了自己,接下来还讲了一通可怜天下父母心之类的道理,最后以一句话总结:“你对得起他吗?”
“挺对不起的。”
他将脸转向与席的众人:“你们说是不是?谁没有父母,干出这样的事情对得起他们的在天之灵么?”那些人愣着,接着此起彼伏地应承。我觉得这游戏太低级了。随后他把遗像端端正正地摆在我面前,要我悔过,并说:“你是不是多少可以和他掏掏心窝子?”
“不可以。”
我感觉除他之外的所有警察都很满意这个答案。我又微笑着强调了一遍:“不能。”这个二级警督倒向座椅,像蒸汽机一样冒气,不停地说,畜生,畜生。我知道审讯快结束了。不久他果然站起来,手一挥,以极大的愤怒冲我喊:“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