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睡过去，

直到醒来再也睡不着。

这时我得找点事情干。

今天，我去买了眼镜。起先试的是墨镜，但那样欲盖弥彰，后来挑了副普通平光眼镜，这样它既不招摇，又能将人们的注意力有效地转移过来，默认我为近视眼。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戴眼镜的人。

我还买了透明胶，我试着将一只手粘起来，绕上一圈，很久才能撕扯干净。

今天的计划里没有买衣服这一项，不过出于怜悯，我还是走进一间服装店。店主三十多岁，个子矮小，脸像干黑的橘皮，刚被一位稍有姿色的顾客羞辱。我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开服装店也是她在行使作为女人的权利。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她一抬头，我便后悔了。这是一种没办法再低眉顺眼的眼神，我走到哪里，它就跟随到哪里。我待要走，听到她奇怪地唤，叔。她说：“外边一千多的我这里卖几百。一样的货，都在我这里淘。”说着取下一件T恤，“先试试，不试怎么知道效果？试好了再谈价钱。”她说得十分生硬。我在镜前比画，看不出和原来的自己有什么不同，因此当她说“你穿着就是合身”时，我将它扔了。她说：“你想要什么样子的？”

“我要的你没有。”我走出去。

“你说说看。”

“说不清楚。”我走到门外，她像条遗憾的狗跟出来。这时路上走来一位干部，穿着笔挺的衬衣西裤，踏着锃亮的皮鞋，夹着一个公文包，我说：“就是这样的，你有吗？”她低呼道：“有的，有的。”

“皮鞋和公文包也有？”

“都有。”

她走进去一边瞅着我，怕我走掉，一边在纸箱里翻找。果然都凑齐了，只有公文包是棕色的。我拎着东西进了试衣间，换好出来照镜子，见桌上有啫喱水，说：“打一下不要钱吧？”

“不要，随便打。”

我挤出一团，将头发梳得油光，觉得是那么回事，便问：“现在我看起来多大？”

“二十。”

“你说实话。”

“二十六七吧。”她不知道我对这个答案满意与否，惶恐地看着我走进试衣间。我出来后将衣物丢在一旁，盯着她看了有六七秒，问：“多少钱？”她果然像得救那样飞起来，悬空按好计算器：“都给你打了最低折，共六百，只收五百八。”

“少一点。”

“顶多再少二十，否则一点利润也没了。”

“少一点，买不起。”

“那你说多少？”

我想起妈妈交代的，要对半砍，但我说得更狠：“二百。”

“本儿都不够。”

“二百。”

“叔，你要诚心，四百拿走。”

“我只有二百。”

“二百买走四样东西，生意做不起。你要买一件还好商量。”

我便走了。身后一点声音也没有。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像男女间两败俱伤的分手。我走得越远，越感觉到她是真的没有利润，但又不好意思回头。然后就在我要走过街道转角，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时，她喊：“等等，二百给你了。”我转过身，看见她朝我招手，便也举手朝她挥舞，然后才狞笑着，算是如愿以偿地走远了。我身上只有十来块钱。

下午六点半，我回到军校家属院，何老头儿恰好也回来。院落像空坟，只住着他和我，门口却有人二十四小时站岗。对军校新兵来说，这是一项修炼，学校是这样要求他们的，他们执行得很好，四肢并拢，像站进自己的身体那样站着。

我远远地跟着何老头儿上楼，他关上门，我才小心地打开自家的门。屋内那些阴猾的精灵扑上来，我知道它们叫空无。我坐着发呆，不知该如何应付。据说，劳改犯都在漫无目的地工作，以至出狱后变成出色的鞋匠、木匠、裁缝或者雕刻师。而我只学会手淫。我走进卧室，拉上布帘，套弄着，很快射精。

我睡过去，直到醒来再也睡不着。这时我得找点事情干。我怀着侥幸心理，拉亮灯，推开空纸箱，移走花盆、一捆旧杂志和一个插着塑料花的瓷瓶，扯起罩布，找到那个锁孔在上的保险柜，将钥匙插进去，慢慢试探。接着我拉灭灯，重新试探。黑暗使我专注。有一次我打开过它，里边藏着邮票、像章、铜钱等玩意儿。

我想当婶子看到保险柜被盗窃一空时，会顿足惊呼，叫苦不迭，最好是能痛哭流涕。这是她应得的。我和我的一家不欠我的叔叔什么，我来省城投靠他，是这个家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交易之一。在爸爸和叔叔还年轻时，成绩更好的爸爸作出让步，为供叔叔读大学，在煤窑里埋下肺癌的根。但是原本只是一名公交售票员的婶子，仅仅因为自己是省城土著，便觉得我们全都是欠她的。妈妈送我来省城时，拿出土产，被她傲慢地推回：“拿回去，拿回去，你们自己也不容易。”我真想对她吼：“我妈妈比你有钱多了。”我住进这里后，她和叔叔还没搬走，我每天蜷缩在阳台，羞愧得恨不能自杀。我洗澡，她会将煤气关掉；偶尔看电视，她又踩着高跟鞋走来走去；她不说我不能坐沙发，但我一旦起身，她便拿抹布来擦；而只要看见地上留有脚印，她又匆匆用拖把拖上几个来回，就像拾粪老农欢喜地发现了又一坨牛粪。

现在她住在分院宿舍，漫长地装修着一所附近的别墅。叔叔去地方挂职已久。我一人住这里。以前日日盼，现在却觉得不过尔尔。只能说，住在房里的人们，最后都让房子得胜了。

我轻轻旋转钥匙，一次又一次，像是落进无解的宇宙。时间消失了。外边传来脚步声，停在门前，一串钥匙叮叮当当响，来者找出一枚插进锁孔，防盗门便发出嗒的一声。有人来了，多么正常啊。我继续旋转钥匙，直到猛地意识到什么，疯狂扯它，扯不出，索性扭断了。婶子打开第二道木门，我凭感觉罩好罩布，将边角拉直。她先后关上两道门时，我将旧杂志和瓷瓶放上去，想想位置不对，又放一次，然后捉起地上的花盆。我的手剧烈颤抖，几乎让它掉落下来。

谢天谢地，布帘是拉好的。

婶子拉亮灯，只迟疑一两秒，便朝卧室走来，我扑到地上，喘着粗气，数出一个数字：四十四。她撩起布帘，探进头来，不知道我的后脚正将大纸箱推回去一点。

“黑咕隆咚的干什么呢？”她彻底拉开布帘，让灯光漏进来。

“俯卧撑。”

“不好好读书，做什么俯卧撑。”

她将我踢起身，好像要寻找什么，一无所获，然后像是极随意地拉开纸箱，捉起瓷瓶，接下来也许要挪走花盆、杂志，揭开罩布，查看那个保险柜了。我迫切感到要说话，说什么都可以，就是想说，说完就掐死她。她此时却回过头来，诧异地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怪，不是叫你去读书么？”我瞬间脸色通红，僵立在那里。

“出去。”

她明确下达判决，我才全身汗湿着走出来。我坐在沙发边沿，像头伸在铡刀下的囚犯那样，等待她愤怒地走出来，告诉我我都干了些什么。但她出来时却只是往包里塞几件旧衣服，我感到不可思议。

“明天我去你们老家碰你叔，需要帮你带钱么？”她说。

“不用。”我虚脱起来。然后她走了。她走掉很久就像还没有走掉一样。我去卧室看，保险柜的罩布不像被扯起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