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伦先生显得有些犹疑。

“或许我不该告诉你那些，”他说，“我这么做是有点太轻率了。嫌疑犯在被逮捕之前，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对他们那么直率的……”

“逮捕？”伊娃结结巴巴地说。

“女士，我必须警告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感情达到了最高点，其他人都没法再逼自己说法语了。

“他们不能这么做，”伊莱娜喘着粗气，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下唇突出。“如果不知会英国方面，他们就不能逮捕你。可怜的莫里斯是大使的好朋友。同样的，伊娃——”

“这确实需要一点解释，”嘉妮丝困惑地哭着说，“我是说，那片鼻烟壶的碎片。而且，你干吗不寻求帮助，如果你真的介意这位阿特伍德先生的话。要是我我就会这么做。”

托比闷闷不乐地敲着壁炉的围栏。

“让我震惊的是，”他低声抱怨说，“我打电话的时候那家伙居然真的就在房间里。”

本舅舅什么也没说，他平时就是个话很少的人。本舅舅是那种只靠双手工作的人，譬如修车，削玩具船，或者刷墙。他坐在茶几旁边，抽着烟斗。间或他会给伊娃一丝鼓励性的笑容，不过他温柔的眼神看上去还是有些忧愁，并且他的手也还在抖。

“对于，”格伦先生用英文继续说，“被捕之后奈尔女士的行动自由问题……”

“且慢，”德莫特说。

他一开口所有人都愣住了。

他坐在钢琴边的阴暗角落里，大家都没看见，或者说至少没注意到他。现在伊娃的眼神都停在了他身上。一瞬间他感到了一阵惊慌和羞涩，那种感觉只有当初那段无颜见人的日子里才曾有过。那是一段地狱般的日子，自那后他便明白精神折磨是这个地球上最残忍的酷刑，于是选择了今天的职业。

格伦先生被吓了一跳。

“哦，老天啊！”辖区长官的话音中带着某种戏剧性，“我差点忘了。我的朋友，如果对你不太礼貌的话我认真向你道歉。只是这个兴奋的时刻……”

此时辖区长官挥了挥手。

“让我来介绍我的朋友，来自英格兰的金洛斯医生。这几位我都对你提起过。劳斯太太。兄长，女儿，儿子，还有奈尔女士。你还好吗？很好吧，我相信？嗯。”

托比·劳斯僵住了。

“您是英国人？”他发问。

“是的，”德莫特微笑着说，“我是英国人。希望您不会因此感到烦恼。”

“我还以为您是格伦的人呢，”托比明显在用抱怨的口吻说，“该死，我们刚刚在谈话。”他扫视了众人一圈。“我是说，很自由的谈话！”

“噢，那有什么关系？”嘉妮丝说。

“很抱歉，”德莫特道歉说，“我介入你们的谈话只是因为——”

“是我请他来的，”格伦先生解释说，“私下里他是个在文波街开业的医生。从公众的角度来看，就我所知他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三起重大的犯罪事件。一次是因为一件外套的扣子扣错了，还有一次是他注意到了某个人讲话的方式。瞧，就是心理一类的事情。所以我叫她来这里——”

德莫特直直地看着伊娃。

“因为我的朋友格伦先生，”他说，“对于不利于奈尔女士的证据尚有疑问。”

“我的朋友！”辖区长官带着生气甚至是责备的语气叫道。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没有这个必要了，”格伦先生用充满恶意的口吻回答说，“不再需要了。”

“但我来到这里，并希望能帮得上忙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曾经和您的丈夫熟识……” 德莫特看着伊莱娜。

“您认识莫里斯？”伊莱娜立即喊出了声。

“是的。很久以前了，那时候我还在做监狱方面的工作。他对监狱改革非常感兴趣。”

伊莱娜摇了摇头。虽说不速之客的来访令她感到困惑，但她还是努力从椅子里站起身来，向他表示欢迎他。不过脸上可以很明显看出上周的紧张情绪。而且，如往常一样，一旦有什么人提起莫里斯的名字，她的眼里就又会泛泪。

“莫里斯，”她说，“不仅仅是对此‘感兴趣’而已。他曾经专门研究过那些监狱里的人，我是指囚犯，而且他对他们相当了解，虽然他们对他一无所知。因为，您知道的，他帮助他们却不计任何回报。”她的语气变得莽撞，“我的天，我在说什么啊？老是想这些一点好处也没有，不是吗？”

“金洛斯医生，”嘉妮丝用细小而清晰的声音说。

“嗯？”

“你们这些所谓逮捕伊娃的说法是不是认真的？”

“我希望不是，”德莫特平静地说。

“您希望不是？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的话我得和我的老朋友格伦先生从这里一路打到兰迪德诺了（译注，Llandudno，英国传统海滨度假地，位于威尔士）。”

“您听了伊娃的陈述以后，是怎么想的呢？不要管我们的想法，你相信她的话吗？”

“我相信。”

格伦先生的脸上显出一种怒气，只因为礼貌的因素而未发作，不过他什么也没说。德莫特的沉静似乎感染了大家，仿佛松开了每个人的神经，让他们感觉轻松了些。

“听这些话对我们来说并不那么平常，”托比说，“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不平常。”

“当然。可是这已经发生了，”德莫特说，“而且这对于奈尔女士来说，不是一样尴尬吗？”

“弄个陌生人在这里，”托比说，“不管怎样，真该死！”

“对不起，我走。”

托比看起来是在挣扎。“我的意思不是让你走，”他低声吼了起来。他那张很有喜感的脸因为怀疑和不满而扭曲变形。“这些都太突然了。这不是那种你工作完毕回到家里应该接受到的消息。但你对这些是很了解吧，是吧？想一想，我认识一个和你见过一次的人。所以你认为……是……？”

德莫特小心克制自己想看伊娃的冲动。

她需要帮助。她站在椅旁，双手交握，努力面对托比的目光，看上去充满惊恐和不安。并不需要一个心理学家就可以说出她急需他的安慰，可是她得不到。当德莫特·金洛斯意识到这点的时候一种隐约的愤怒攫住了他。

“您希望我直说吗？”他问。

或许在托比的心里，他并不想；不过他的动作给了肯定地回答。

“那么，”德莫特笑了，“我想您应该做个决定了。”

“我做决定？”

“是啊。奈尔女士到底是因为不忠而有罪呢，还是因为谋杀？总不能兼而有之的吧，您明白的。”

托比张开了嘴巴，然后又合上了。

而德莫特，带着同样沉稳和耐心，把眼光从一个人的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

“这就是您所忽略的。一方面您说您不能忍受给她打电话的时候阿特伍德就在那儿；另一方面您又叫嚣着非要她解释为什么鼻烟壶的碎片会粘在睡袍上。这对于奈尔女士来说相当为难，尤其是您，她的朋友，要用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来责备她。

“您必须做个决定，劳斯先生。如果她当时在这个房子里谋杀您父亲——当然我是看不到这么做的动机——那么阿特伍德就不可能在她的卧室里。这样的话，所谓不忠的问题就不应该吓倒您。而如果阿特伍德确实在她的卧室里，那么她当然就不可能跑到这儿来谋杀您父亲。”他顿了顿，“您要选哪个，先生？”

他精心修饰的，反讽的礼貌对托比无异当头棒喝。这让每个人都恢复了些理智。

“医生，”格伦先生用响亮且坚定的声音说，“可以私下跟你谈谈么？”

“乐意之至。”

“女士不会介意的，”格伦冲伊莱娜挥了挥手，然后用更响亮的声音说，“请问我可以和金洛斯医生去门厅一会儿吗？”

他没等人回答就抓着德莫特的胳膊把他从屋子的一头拉到另一头，姿态活像一个小学老师。格伦先生打开了大厅的门，让德莫特跟在他后面，他对众人简单的一鞠躬，然后走出了房间。

大厅几乎是全黑的。格伦先生摸到电灯开关，照亮了一间拱形灰瓦的过道，石砌的楼梯被红色地毯覆盖。辖区长官喘着粗气，把他的帽子挂起来之后还敲打着帽架子。刚刚要他听懂英文对话还有点吃力；现在，确保房门都关好了之后，他用法语对德莫特咆哮起来。

“我的朋友，你让我很失望。”

“非常抱歉。”

“而且，你还背叛了我。我带你来这儿是要你帮我的，可是，老天，你都干了些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是这个态度？”

“那个女人是无罪的。”

格伦先生在大厅里上上下下快步走了几个来回。忽然他停下来，给了德莫特高卢人不可思议的一瞥。

“这个想法，”他礼貌的询问道，“是出自你的脑袋还是你的心啊？”

德莫特没有回答。

“拜托！”格伦先生说。“我以为，作为一个科学人，我以为那是你的本性，你至少会对奈尔女士的魅力免疫。这个女人是个公众威胁！”

“我跟你说——”

那一位却用怜悯回答他。

“亲爱的医生，我不是侦探。不不不！但说到水性杨花的女人，那就不一样了。任何水性杨花的女人我都能在三百公里以外的黑暗中觉察的到。”

德莫特注视着他的眼睛。“我以我的名誉发誓，”他用深信不疑的口吻反驳道，“我不相信她有罪。”

“那她的谎话呢？”

“她的话有什么问题吗？”

“我亲爱的医生，你问我？”

“对！那个阿特伍德摔倒楼梯上跌破了脑袋，奈尔女士的描述是很典型的，我以一个懂医的人的身份向你保证。鼻子出血，但是没有外伤，这是脑震荡最明确的症状。阿特伍德爬起来，以为他自己没受什么重伤；于是他又走回酒店；然后在那儿他昏倒了。这也非常典型。”

听到“典型”这个词，格伦先生看上去思索了一下，不过也没继续深想。

“听到阿特伍德先生自己的证词以后你还这么说……？”

“为什么不？他知道自己处在一个很糟的状况中，他有自知之明自己不能和奈尔女士或者天使路的恋人产生一点关系。他怎么知道她会被牵扯到一幢谋杀案里去？谁能预料这个，上帝吗？所以他才编造了一个被摩托车撞倒的故事啊。”

格伦先生作了个鬼脸。

“当然，”德莫特继续说，“你比较了莫里斯·劳斯爵士和那位女士睡衣上的血液样品了吧？”

“那是自然。而且两份血液样本，我跟你说，属于同种血型。”

“哪一型？”

“O型。”

德莫特翘起了眉毛：“这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吧，对不对？这是最普遍的血型了，百分之四十一的欧洲人都是这个血型的。你有没有测阿特伍德的血型？”

“当然没有！我们为什么要测他的血型？我这是第一次听到那个女士的陈词！”

“那去测测。如果不是同一型的，她的陈词就不攻自破了。”

“啊！”

“但是，换句话说，如果他也是O型，那至少这是对奈尔女士证词的一种被动的确认。不管怎么说，你不认为即便是出于公正的考虑，也应该在把她扔进监狱甚至严刑逼供之前至少做个实验吗？”

格伦先生在大厅里又踱了几步。

“我个人嘛，”他大声说道，“倾向于认为奈尔女士听说了阿特伍德先生被摩托车重伤的事情之后，刻意利用了这个事实去符合她的说辞。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你注意！——同样是出于爱的盲目，不管她说什么，阿特伍德先生醒来以后都会附和的。”

德莫特心底里不得不承认，这是很有可能的。他应该可以发誓自己是对的，可万一错了呢？伊娃·奈尔本身的干扰作用依然存在；他可以想象她的存在。

但出于他的判断和直觉，他相当确定——不管出于人类的逻辑还是与之相反的逻辑的证据——他没有错。并且，除非他坚信不疑，充满技巧的全力反击，他们就要把这个女人以谋杀的罪名关起来了。

“动机呢？”他发问，“你们有没有找到一点可能的动机？”

“让动机见鬼去吧！”

“别这样，这对你没好处！她到底为什么要杀莫里斯·劳斯爵士？”

“我今天下午跟你说过了，”格伦先生回答说，“这只是理论上的，没错，可是它符合。被杀前的那个下午，劳斯爵士听说了一些对奈尔女士不利的流言蜚语——”

“他听说了什么？”

“以一株绿色卷心菜的名义，我怎么会知道？”

“那你干嘛这样假设？”

“医生，安静听我说！据他们描述，老人回家的时候状况很不正常。他告诉了霍拉提沃先生，这个托比。两个人情绪都很激动。凌晨一点，霍拉提沃先生给奈尔女士打了电话并告诉了她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于是奈尔女士跑过来，也很激动的，来见劳斯爵士并且跟他争辩……”

“啊！所以，”德莫特插话，“你也想要双管齐下？”

格伦先生对他眨了眨眼。

“什么？”

“你应该注意到，”德莫特继续说，“那是不可能发生的。没有争吵，没有激烈的言词，甚至没有面对面。根据你自己的理论，谋杀犯是轻手轻脚的摸到一个半聋老人的背后，当他还在专注于他心爱的鼻烟壶的时候毫无预警的突然将他击倒的。对不对？”

格伦先生顿了一下。“从效果上看——”他开口道。

“好了！你说奈尔女士做了这些。她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劳斯爵士知道某些关于她的事，这些事托比·劳斯也是知道的，因为托比刚刚才在电话里跟她说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

“考虑一下。如果我半夜三更打电话给你说：‘格伦先生，地方法官刚刚告诉我说你是个德国间谍，并且要被枪决了。’你会不会立刻跑去把地方法官杀了，以防止消息外泄被我知道？类似的，如果有任何关于奈尔女士人品的流言出现，她会不会潜到对街，连个解释都不问就动手把她未婚夫的父亲给杀了？”

“女人，”格伦先生沉重地说，“是不可捉摸的。”

“但也没那么不可捉摸吧？”

这一次格伦先生缓缓踱着步，好像在丈量大厅的尺寸。他低着头，怒气却不可抑制。好几次他想要开口说些什么，但还是止住了，最后他夸张地伸出双手。

“我的朋友，”他叫着，“你想引导我反过来反对我的证据！”

“但是人总是有疑问的吧？”

“人，”辖区长官承认道，“有时候是会有疑问的。”

“你还是要逮捕她吗？”

格伦先生一惊。“自然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地方法官也这么要求的。当然了，”他的眼里闪过一丝调皮，“除非我的好朋友医生能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内证明她的清白。告诉我，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是有点想法。”

“是什么？”

德莫特再次直视着他的眼睛。

“对我来说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他回答说，“谋杀犯就躲藏在这个‘愉快’的家庭，劳斯家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