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命的正面和反面，我们听过太多的言论，看过与此相关的著作、散文、纪实，可这些长篇大论，反而不如我六岁的侄女的问题来得精辟。

这个梳着羊角辫、被父母奉为掌上明珠的小丫头，从四岁起就被送到了双语幼儿园。某一日，她的父母外出，就找我担起看护她的责任。

不过她也从来不烦我，我靠在床角看书，她就拿英语字母的玩具拼版，在地毯上随意组合。

忽然，她眨巴着那一双充满了童真的大眼睛，推推我的肩膀，指着地上的那几个字母，说：“小叔叔，这个字，L-I-V-E，是活着的意思。”

“是啊。”我有些好笑，小丫头还来教我呢，“洋洋，你真聪明呀。这就是live，怎么了？”

然而，令我深感诧异的是，她将这几个字母倒过来，拼成了一个单词，问道：“那么，叔叔，live倒过来，变成了E-V-I-L，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我无语，evil这个单词的意思是邪恶。可我要如何给一个六岁的孩子讲明白，什么叫做邪恶呢？

我叹了口气，她却穷追猛打，末了，我无可奈何地傻笑起来：“洋洋，live是活着，那么把它反过来，不就是死了吗？”

万幸，伟大的幼儿园英语老师，没有把“死”这个单词教给她，天真的丫头信以为真，却缠着让我把“死”这个概念讲明白。于是，我开始说起她家以前养的那条小狗：“它死了，于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了，跟你拜拜了……”那一天到底胡说八道了些什么，我实在想不起来，然而，Live和它的衍生品Evil，却让我记忆犹新。

毫无疑问，终结他人的生命，侵犯他人的生存权利，干涉他人生命的自由，都是邪恶之举。那么，结束自己的生命，算不算邪恶呢？

我并非第一次接触自杀案例，在杨洁之前，我也见过自杀者亲属的悲痛欲绝，见过自杀者子女无依无靠，进而丧失了生活的信心。然而，时至今日，我仍觉得自己对于自杀的奥秘其实一窍不通。我所了解的仅仅是前人的知识和自身的经验。关于自杀的心理原因，放大到整个世界范围，仍是个包裹着重重疑团的未解之谜。

如今，在茶楼之上，我不能长久地思前想后，李咏霖的问题直截了当：前妻杨洁到底会不会真的自杀？

我回答不上来，只好绕开了话题：“这样吧，有些事情要先说清楚，不管杨洁是真想死还是有什么企图，每隔十分钟，你都要再给她拨一个电话，直到打通为止。”

李咏霖点头表示同意，这时候，两位漂亮的女士很知趣地起身告辞，说以后再联系；接着，老威也假惺惺地要站起来。

“你就别走了，”我自作主张地把他留下，“你能帮得上我的忙。”于是，老威屁股还没完全抬起来，就又坐下了。

我又转向小姐姐夫妇二人：“你俩也别走了，你们和李哥很熟，而且有车，也会派上用场。”

于是我那小姐姐和她那韭菜成精的老公，也都留下了。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李咏霖想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如果电话打通了，我想跟她谈谈复婚的事情，她就是因为这事才闹着要自杀的。”

“不，这个不行，说点别的。”

“那……要不然跟她说说女儿，女儿以后没了妈妈，怎么办？”

打亲情牌吗？我略一思考，仍然摇了摇头。

“嗯……这个……”李咏霖有些纳闷了，“那还能说些什么？”

“说说吃的吧。”

“什么？”不光李咏霖目瞪口呆，连老威看我的眼神都有了质的变化。

“对，说说吃的。她喜欢吃吗？”

“倒是喜欢。”

“喜欢吃什么？日料、韩餐、鲁菜、粤菜？都行，随便说，要么就说说你们以前没吃过的东西。”

“这……这合适吗？”

“没什么不合适的。她喜欢化妆吗？或者旅游？还有什么她喜欢的？”

“您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啊，我说得挺明确，说说她感兴趣的东西，什么都行。不过要注意啊，说的时候，要小心，别让她因此联想到你们以前的不愉快，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明白了……”他一字一顿。我知道他肯定听懂了，却怀疑他是否会照着做。

老威很不客气地点我：“你，出来！”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悻悻地跟随他出了门。

“你抽什么风？”他开门见山。

“我没抽风。”

“那你出的是什么主意？说吃的？都快死的人了，还吃什么吃？”

我笑了：“她不是快死的人，死与不死，是攥在她自己手心里的，又不是癌症晚期。”

“就算是这样，可说那些吃的、喝的、玩的有什么意义啊？她会觉得你不重视她的自杀！”

“对，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啊？”这一次，换成老威如坠云里。大概是我打肿脸充胖子的自信把他给震慑住了。其实，我对此完全没有把握。

处理自杀时的紧急状况的手段，通常被称之为“危机干预”，是一门看似空洞的学问。我们可以在书店、图书馆看到关于危机干预的书籍，如果你的英文够好，也可以去浏览国际学术网站。我们可以找到有关危机干预的信息，然而统观下来，能教给我们怎样解决自杀危机的书，却是一本也没有。

我一点儿也不会因此责怪那些书籍的作者，相反，我会赞扬他们的敬业精神。因为，稍微一点儿让人产生误解的知识，就可能造成整个自杀干预的失败。

人是非常复杂的动物，而自杀动机又是疑团重重，未经揭示的秘密。所以，书籍无法完全涵盖复杂多变的情况。

人们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给自杀者打出亲情牌。

亲情牌看似很有道理——是啊，自杀者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他会有父母、亲人、朋友，如果他结婚生育，那么还有子女。一旦他死了，不就等于将这些亲人弃之不顾了吗？

所以，用亲情，特别是用来自于子女的那份亲情感化自杀者，似乎是个行得通的办法。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想象的那么乐观。你无法推测自杀者是不是已经深刻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搞不好，那正是她选择自杀的诱因。

我曾经见过一个失败得一塌糊涂的单亲妈妈，这个评价，是她给予自己的。现实中，她做得还不错，可她却总是放大孩子身上的缺点，并完全归咎于自己的教育失误。在金融危机并未席卷全球的时代，她不巧又失业了，这一次，问题就不单单指向教育，而要指向生计了。于是，她做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决定，把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几十万元全部转到了父母的账户上，而后服药自杀。据她的遗书显示，她似乎把女儿成长到18岁，甚至包括上大学的钱，都计算好了，而她的积蓄刚刚好。这是足够让女儿活下去的钱，却不足以多分一份来维持她的生活。她把女儿的未来算计得清清楚楚，连通货膨胀率都包括进去了，然后欣然赴死。

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别把自杀者当做病人！他或许非常理性，只不过思考的方式和常人有所不同罢了。而这些则是任何书本里不曾提及的。

另一个常见的误区，是不假思索地满足自杀者提出的条件。假如我同意李咏霖的意见，在杨洁闹自杀的节骨眼上，去和她谈论复婚的事宜，那么无异于宣称：自杀有理，自杀积极，自杀可以解决像复婚这样的重大问题！那么自杀显然是一个可以沿用下去的好办法，像一切人类习惯那样，自杀会一而再，再而三出现……即使在自杀者即将实施自杀的前夕，这样做也是没有好处的，因为你在提醒她，自杀是个好办法。假如她已经站在了楼顶，那么这一念之差就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局。

我没有时间和老威具体探讨这些问题，所以只能草草地解释，好在他的领悟力很强，没有争论的。

我们推门而入。一见到李咏霖那心急如焚的样子，我脑子马上飞快地转动起来，“哦，对了，如果电话打通，那么你还要问她在什么位置，可不可以见面谈谈。如果她能作出回应，那我们立刻赶过去；如果她置之不理，你再说些她感兴趣的话题。”

消灭了纷争，大家行动起来也就没什么问题了。好不容易挨到了第一个十分钟，李咏霖给杨洁打电话。

他按了免提的，这样我也可以听到谈话内容。可是很不凑巧，一直到电话那头响起熟悉的提示音，电话始终无人回应。

我眼看着李咏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说：“再打一个。”

会不会接，谁也不知道。危机干预可谓瞬息万变，你永远也无法预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