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走后，三人凑近在桌子边。

贾普取下钢笔帽，“飞机的后舱里有11位乘客和两个乘务员。在这13个人当中有人位是凶手。有些乘客是英国人，有些是法国人，后者我将交由福尼尔先生处理，我着手调查那些英国人。福尼尔，你的调查将在巴黎进行。”

“不仅仅是在巴黎。”福尼尔说，“今年夏天，吉塞尔去过法国的一些海滨胜地洽谈业务，如多维尔、派尼特和温默鲁，她还去过南方的一些城市如昂蒂布和尼斯。”

“很好，我记得有一个乘客也去过派尼特。现在我们来看看谁占据的位置最有可能发射毒针。”贾普将一张飞机后舱座位草图摊开放在桌子中间。

“应当支掉这位波洛先生，这样就只有10位乘客了。”

波洛无奈地摇摇头，“不能轻信任何一个人。”

“那好，如果你不介意，也将你包括在内。”贾普和蔼地说。“还有乘务员。从可能性的角度看不像是他们，他们不大可能借一大笔款项；但从位置的角度看，他们又最有可能，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在最佳发射位置。不过我深信他们的任何一个举动都将被乘客们看见，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对所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但是－－谋杀案毕竟老发生了。”

“而且干得很漂亮，”波洛说，“我们3人坐在一起谈论它，但毫无结果，这不能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

“而且是一个奇迹。”福尼尔说。

“不管是不是奇迹，”贾普说，“我们毕竟获得了医学化验的结果，还有杀人凶器。诚然，我们不能排除两个乘务员，不过我认为是他们所为的可能性极小。同意吗，波洛先生？”

“你还记得吗？在场的所有的都不能排除，包括我在内。”

“好吧。我们先从餐具室和洗手间开始。第16号座位是……”贾普用钢笔指着草图说，“理发厅的姑娘，简·格雷。她赢得了一场赌局，去派尼特把钱挥霍了。这说明她好赌，也许由于手头拮据向吉塞尔借了钱，但一定不是大数目。对我们和吉塞尔来说她不过是一条小鱼。此外，简小姐很难弄到什么毒蛇，因为做头发和面部按摩不需要这东西。”

“应当从能否弄到蛇毒这一点入手，只有五十分之一的有这方面的知识。看来我们的调查范围可以进一步缩小了。”

“这样有一点就十分清楚了。”波洛说。

福尼尔带眷怀疑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贾普在整理自己的思路，他继续说：“凶手必须符合两个条件。首先，他去过世界上的一些奇异之地，对蛇类和蛇毒有所了解。这是第一个条件。”

“另一个呢？”

“科研能力。这种名为布姆斯兰的毒素一般只在一流的实验室才能找到。据温特斯普说，蛇毒，确切地说是眼镜蛇毒有时也用于药品配方，以治疗癫痫之症，而且很有效果。用蛇毒治疗病症已经在医学界得广泛的研究。”

“有趣，有启发。”福尼尔说。

“对。再看看这位格雷姑娘，她不具备任何一个条件：缺乏动机，没有机会获得毒物，不太可能会使用吹管做凶器。”

三人埋头看着草图。贾普继续说：“这是16号座位，这是死者坐的2号座位，中间有这么大的间隔。假如她不离开座位－－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她根本无法将凶器对准死者的颈部。我们完全有理由排除她。”

“再看看她对面的12号座位，是牙科大夫诺曼·盖尔。他俩的情况几乎相似，并且我认为他不太可能有机会获得蛇毒。”

“牙医们不会用它来做注射，”波洛说，“否则，与其说是一种治疗手段还不如说是一种公开杀人。”

贾普眨了眨眼，“然而，由于工作关系他有可能接触到某些特殊的药品，也可能在科技界交有朋友。然而从可能性的角度考虑，他应当被排除在外。他离开过座位，但只去了洗手间，然后又直接回到了座位上。此外，他面对与死者完全相反的方向。”

“我同意，”福尼尔说，“现看下一个。”

“过道对面的17号座位。”

“本来是我的座位，”波洛说，“一个女士说她想和朋友坐在一起，我就让给了她。”

“是维尼夏小姐。她有可能找吉塞尔借钱，虽然她一生中未有过什么不好的记录，但我们得稍稍留心一下。她所在位置有这可能，她与死者正好在后舱对角线的两头。可她去遥远的地方弄些奇怪的毒物来，这又不太可能。”

“我也这么想，”福尼尔说，“我看我无法将谋杀案与她联系起来。”

“13号座位上是霍布里夫人，”贾普说，“即使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据我所知，”福尼尔说，“这位女士是派尼特一家赌场的常客。”

“可她并没有离开过座位，其他11位乘客可以作证。”

“9和10号……”福尼尔在草图上移动着手指。

“波洛先生和布赖恩特大夫。”贾普说，“请波洛先生自己说说看？”

“我的胃出了毛病，”波洛无奈地摇摇头，“这时我的头脑是胃的仆人。”

“那么布赖特大夫，不太可能去找一个法国女人借钱，但以他的科研能力而言，他的嫌疑较大，从某个实验室弄一试管蛇毒还不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你说的有点意思。”福尼尔说。

“此外，是他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他为什么不说是心力衰竭－－一种自然死亡？”

“我想，”波洛说，“那是大夫的第一印象。它毕竟很像自然死亡，也可能是由于那只黄蜂。别忘了，还有一只黄蜂。”

“不会忘的，”贾普说，“别唠唠叨叨地。”

“然而，”波洛继续说，“当我从地上拾起一根致命的毒针时，一切都证明了是谋杀。”

“它迟早会被发现的。”

波洛摇摇头，“凶手完全有机会且不为人察觉便将它拾起来。”

“布赖恩特？”

“或者其他什么人？”

“说得对，”贾普说，“布赖恩特完全应当被列为嫌疑人，他可能探起头，从座位上吹射毒针。不过，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看得见？”

“这有一个心理注意力的原因。”福尼尔说，“假如一列行驶的火车经一间正在燃烧着的房子，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窗外。在这一特定的场合下，一个人抽出匕首向另一个人刺去，其他人不会注意到他在行刺。”

“我们能够找到飞机上这种分散注意力的时刻……”波洛说，“应当说这一时刻的出现是凶手蓄意造成的。”

“完全正确。”法国警官福尼尔说。

“好吧，我们把它做为一个疑点记录下来。”贾普说，“下面是丹尼尔·克兰西的座位。依我看，他才是最大的嫌疑人。神秘小说的作者大都有广泛的兴趣。弄点蛇毒，找个化学家配制毒物那还不容易。别忘了，只有他一个人经过吉塞尔的座位，只有他。”

“请放心，”波洛说，“我没有忘。”

贾普继续说：“他经过吉塞尔时，近距离向目标吹射毒针不需要那种分散注意力的时机。还有，他今天拿出的那支吹管，谁知道他是不是两年前买的？成天想着犯罪和侦探故事的人不会是健康人，时不时他就有一些想法。”

“有想法的作家才能写也好作品。”波洛说。

贾普又回到了草图边，“赖德的4号座位正好在死者前面，他去过洗手间，回座位的时候也要从吉塞尔身旁过。但假如是他干的，那两个法国考古学家，一旦他们专注于谈话，他们是不会注意到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的，他们只关心5000年前的世界。”

贾普仍有些不解，“那么就来看看这对杜邦父子。福尼尔？”

“阿曼德·杜邦是法国知名的考古学家。”

“这并不能问题。他的位置最近，过道对面，吉塞尔的前一排。我看他们一定去过世界许多古怪的地方，接触过土著人的什么蛇毒。”

“有可能，”福尼尔说，“但我不相信是他。杜邦先生是学者，他放弃了较好的从商机会而献身考古事业，父子均为事业付出了他们的一切。我不相信他们与这件事有关联。”

“好吧。”贾普收拾起草图和笔记，清了清嗓子，“从可能性的角度上讲，简·格雷几乎为零，盖尔不可能，克尔小姐不太可能，霍布里夫人有可能。还有波洛先生，只有他能创造那种分散注意力的时机。”

贾普觉得自己的结束语很逗，波洛勉强报以微笑，福尼尔却有些疑虑。贾普继续说：“布赖恩特有可能，克兰西也有可能但动机不详，赖德有一定可能性；从动机上讲，杜邦父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从获得毒物的机会上讲又有很大嫌疑。目前我们只能做出这样的结论，但需要开展一些例行的调查。我先从克兰西和布赖恩特着手，看看他们是否曾有过不好的记录，是否最近有异常的举动，还有这一年他们的一些活动。对赖德先生我也会这么调查，我将让威尔逊探长派人调查。那么，福尼尔先生你就负责杜邦父子。”

“今晚我就回巴黎。也许能从吉塞尔的仆人埃莉斯那里弄到些什么情况，我还要调查吉塞尔近来的活动，比如说夏天她去过派尼特。对，有很多事情要做。”

两人同时望着陷入沉思的波洛。“你打算怎么办？”贾普问。

波洛站了起来，“我想和福尼尔一道去巴黎。我一直在想这吹管是从哪儿弄来的？”

“问得好！由于它，你差点儿被关起来。”

波洛摇摇头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考虑的不是因为它是在我座位下被发现的，而是它怎样被弄来的。”

“这我就不明白了。”贾普说，“它可以藏在任何地方，凶手怎么可能将它留在身上冒此风险呢？”

“说得对。不过你在检查飞机的时候也许注意到了，飞机上的窗户不能开启，但每位乘客座位顶上都有一个通风口，凶手完全可以将凶器塞出通风口而永远不会被发现。”

“我有一个不同的意见，这样做他会被别人看见。”

“那么，”波洛说，“他不怕别人看见他用吹管吹射毒针，难道就怕别人看见他将凶器塞出窗口？”

“这有些荒唐，”贾普说，“毕竟我们在那个座位下找到了吹管。”

波洛没有作答，福尼尔好奇地问：“你有什么主意？”

波洛赞许地点点头，“乘客物品的详细清单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