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5点整，豪德·韦尔士警官主持召开联盟地区警署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正式向媒体宣布了苏珊·史密斯被捕的消息，但他拒绝就其作案动机回答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很快，联盟镇上随处可见的黄丝带被蓝白二色所取代。浅蓝色在美国是小男孩的特征色，白色丝带则代表无辜——指史密斯小兄弟，而不是他们的母亲。

当天晚上，苏珊的车被拖出了约翰·D·隆湖。操作人员花了大约45分钟才把车顶朝下的马自达从湖底的淤泥中拔出来。当车被拖到浅水区时，操作人员把它翻了过来。由于温度和压力的变化，车内注满的湖底冷水挤碎了车窗玻璃，喷涌而出。

迈可和亚历克思的残骸连同他们的婴儿车座一起，被现场人员小心翼翼地捧进急救车，连夜送到200英里外位于南卡罗来纳州东南部大都市查尔斯顿的州立大学医学中心。验尸结果表明，当苏珊把他们连同马自达轿车一起送入约翰·D·隆湖时，小兄弟俩还活着。他们是被束缚在婴儿车座里，在阴森冰冷的湖水中活活淹死的。

苏珊被捕的第二天，各大报纸在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一重大案情进展的同时，就苏珊在其编造的谎言中诬陷黑人一事发表了若干评论。在苏珊·史密斯双命谋杀案侦破期间，联盟地区有不少黑人被警方怀疑、盘问和调查，两人被带到警署。11月4日，星期五下午，苏珊的哥哥司各特·沃恩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代表苏珊及全家宣读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在此诚恳地向联盟及所有其他地区的黑人公民们致以最深刻的歉意，希望你们不要相信那些关于这是一起种族歧视事件的谣言。”

苏珊在她被捕的当天晚上，给已分居的丈夫戴维写了一封信，除了一连串的“对不起”“我丢尽了脸面”“我不配再活在人世”外，苏珊还在信中抱怨，现在大家都转而去哀悼迈可和亚历克思，没有人再理会她心中的苦闷和挫败感，也没有人再关心她所经历的悲伤和痛楚，使她再次陷入了深深的孤独和绝望之中，觉得自己再次被整个世界所抛弃，云云。

同一天，J·卡瑞·费利在康硕产业内部发布了一道禁令：

凡对媒体谈及苏珊·史密斯和汤姆·费利者，开除。

禁令就张贴在公司大厅里。J·卡瑞·费利还雇了临时保安人员把守公司大门和费利庄园。费利家的律师专门为汤姆·费利起草了一封公开信：

这场悲剧使我的心情异常沉痛。自上周以来，就苏珊·史密斯的孩子们失踪一案，我一直在与司法部门合作。我此时发表这封公开信的唯一原因是，外界流传了一些关于我与史密斯夫人关系的不实报道。

我与史密斯夫人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关系。我于10月17日写信告诉她，由于种种原因，我决定终止我和她之间的关系，并当即交给她一份信的副本。我已在本案调查的早期将这封信呈交给有关当局。信中说，我终止这一关系的原因之一是，我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承担起作为一个父亲的重大责任。

然而，这绝对不是我终止这一关系的唯一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向史密斯夫人表示过，她的两个孩子是我们关系的唯一障碍。

我对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及原因一无所知。

我将继续就本案与司法部门合作。我也和这个社区的所有人一样，为失去两个孩子而深感悲痛。我将不再就此发表任何形式的评论。

迈可和亚历克思的葬礼定于11月6日，星期天，在巴菲罗的卫理公会基督教堂举行。这是卢索家常去的教堂。孩子们的父亲戴维·史密斯不愿意用两个小棺材把兄弟俩分开，于是众亲友们为他们选购了一个白色金边的大号成人棺材。

自两个孩子的尸骨和马自达一起被打捞起来后，戴维一直要求看一看他的两个儿子，但每次都被人们以各种理由婉言谢绝了。入殓之前，戴维再次表示要最后看一眼小哥儿俩，伯父道格拉斯把他拉到一旁，轻言道：“你知道，戴维，他们在水里浸了九天。”但戴维说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决不放弃。道格拉斯和教堂的主持商量后，把戴维带到一间侧室里，指着棺材旁两个白布小包说：“他们都在这里了。”主持解释道，州立大学医学中心送来时就是这样。

葬礼的前一天，11月5日，星期六晚上，来自全美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们参加了史密斯兄弟的遗体告别仪式。虽说是向遗体告别，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看到的只是合上盖的棺材。告别仪式一直持续到午夜以后。据戴维后来回忆说，他和他的家人们站在教堂里和前来悼念的人们依次握手达六个多小时。

星期天的葬礼之后，迈可和亚历克思的合葬棺被送往联合卫理公会基督教堂的公墓，掩埋在他们的伯父、戴维的哥哥丹尼·史密斯身边。三年前，就是在这座教堂里，戴维和苏珊举行了婚礼。孩子们的墓碑上镌刻着迈可充满稚气的话：

他是我的弟弟。我爱他。

墓碑是一位素不相识的石匠赠送的，上面镶嵌着小哥儿俩的合影。

卢索夫妇几乎完全没有时间让自己沉浸于悲痛之中，或使身心从这场悲剧中恢复过来。就在苏珊被捕的当天晚上，琳达和巴威利·卢索为苏珊聘请了科伦比亚著名律师达韦德·布卢克。时年46岁的达韦德曾就读于哈佛大学，1975年从南卡罗来纳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云游北美大陆，遍访美国加拿大各地，最后又回到家乡。达韦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时在南卡罗来纳州，绝大多数被判死刑者皆为黑人，达韦德·布卢克认为，这些人被处以极刑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罪孽有多么深重，只是因为他们无钱聘请一个好律师。在接手苏珊·史密斯双命案之前，达韦德·布卢克办理过50多桩极刑案，只有3名委托人被判处死刑。他的不少委托人已经是死刑犯人，经达韦德据理力争，案子得以重新开庭审理，并改判为有期或无期徒刑，其中一人最后被无罪释放。达韦德·布卢克的这些赫赫业绩不光在科伦比亚，而且在整个南卡罗来纳州的都是有口皆碑的。

达韦德·布卢克特地从华盛顿州请来了女律师茱迪·克拉克做他的助手。茱迪·克拉克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极刑案专家，也是华盛顿州联邦法庭的公设辩护人。公设辩护人属政府官员，其职责是替无钱聘请律师的被告人作辩护。茱迪必须向有关部门请假并被批准后才能参加苏珊的辩护小组。在苏珊·史密斯双命案之后，1997年，茱迪·克拉克曾任轰动一时的系列爆炸案案犯泰德·卡任斯基的辩护律师。

为了支付昂贵的律师费用，卢索夫妇抵押了他们在弗侬山庄的房子，巴威利·卢索还卖掉了他的一栋办公楼。

苏珊一案的公诉人是联盟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托马斯·波普，32岁，当时南卡罗来纳州最年轻的公诉人。和苏珊一样，托马斯是在联盟镇上土生土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一名警官。托马斯·波普先在南卡罗来纳大学念完本科，又继续上了该校的法学院。在加盟检察官办公室之前，曾当了几年南卡罗来纳州警署毒品处的卧底——冒充毒品贩子。苏珊·史密斯双命案是托马斯·波普经手的第二起谋杀案。这样的阅历自然不可与两名被告方律师同日而语，但托马斯·波普的精力充沛、工作勤奋和在法庭上的口才和雄辩却是有目共睹的。

在等候审判正式开庭的八个月里，苏珊被关押在位于科伦比亚的州女子监狱，那里的狱医为她进行了例行的体格检查和心理会诊。苏珊住进了一间特殊的6乘14英尺见方的单人牢房，并被置于全天候“防自杀监控”之下。她的房间里装备有闭路摄像系统，24小时不得熄灯，每隔15分钟有专人查看。苏珊被允许带进其单人牢房的物品只有三件：一本《圣经》，一条线毯和她的眼镜。连她身上穿的都是一种特制的纸质囚服。

戴维对苏珊的态度一直很矛盾。当他读了苏珊的供词和她在入狱第一晚写给他的信后，戴维觉得他好像被人欺骗了，这个苏珊·史密斯绝对不是曾与他共同生活，一起生儿育女的那个女人。戴维反复地问自己，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究竟是不是魔鬼的化身？但在11月15日，当戴维接受全国广播公司专题节目《日界线》主持人凯蒂·卡尔蕊克的电视采访时，他对凯蒂说：“苏珊，她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她是一个尽职尽责，尽心尽力的母亲。两个孩子就是她生命的全部，就像是我生命的全部一样。”戴维甚至还向苏珊的家人表示，如果允许的话，他愿意带着苏珊远走高飞，躲避到一个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

1994年的圣诞节前夕，苏珊带话希望戴维去女子监狱探视。他们在一起呆了一个小时，苏珊反反复复地为她的行为道歉，但当戴维问她为什么时，她却无言以对，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戴维离开监狱时，心里充满了对苏珊的同情。然而，在以后的日子里，戴维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苏珊和汤姆·费利的故事，他越来越相信苏珊是为了让汤姆·费利回心转意才对两个无辜的孩子下了毒手。

1995年2月，琳达和巴威利·卢索分居，巴威利搬出了他们在弗侬山庄的房子。不久，他从共和党南卡罗来纳州执行委员的位置上辞职。巴威利·卢索在辞呈中说，由于个人的原因，他不宜再干下去了。

5月，法院下达了戴维和苏珊·史密斯的正式离婚判决书。在离婚庭审期间，苏珊弃权未出庭，汤姆·费利就他与苏珊的关系到庭作证。根据离婚判决书，迈可和亚历克思的玩具和衣物等在戴维和苏珊之间一分为二。法院还将那辆1990年的酒红色马自达轿车判给了戴维，但作为公诉方的物证，这辆车一直被扣在警方手里。苏珊·史密斯双命谋杀案的审判结束后，戴维将此车销毁。

6月，狱中的苏珊收到前继父巴威利·卢索的来信。巴威利在信中写道：“我为自己曾经对你的所作所为深感痛心和羞愧。”“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并非这场悲剧中唯一有罪的人。”信上的日期是1995年6月18日，父亲节。

被告方和公诉方分别请来了心理专家为苏珊·史密斯诊断。1995年2月至6月，以南卡罗来纳大学精神病学及法学教授赛摩尔·豪勒博士为首的被告方专家小组与苏珊进行了4次共15小时的接触，包括观察、谈话和测试等。豪勒博士的结论是，苏珊患有严重的“依赖性性格失调”：“没有自信心，觉得自己不能独立生活”，“总是需要有人陪伴，老担心某一天会只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豪勒博士认为，苏珊并无非常严重的忧郁症。在有人关心她的时候，苏珊的心情几乎总是处于正常状态，只有在独处时才会感到压抑，而且也只是在感到压抑时才会想到自杀。豪勒博士的小组仔细研究了苏珊的家庭病史，发现其家人和近亲中有不少人或患忧郁症，或酗酒，或自杀。专家们相信，苏珊的家族有这方面的遗传。苏珊从小便多愁善感，她的依赖性和忧郁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

主持本案的法官威廉·霍尔于1995年1月底颁发了“禁口令(Gag Order)”。“Gag”的原意是指放在拳击运动员或牲口嘴里的口衔或塞口器。“禁口令”即禁止公诉方、被告方和警方向公众或外界透露即将提交法庭的证据和证词。所以在苏珊·史密斯双命谋杀案正式开庭之前，尽管人们知道双方都聘请了心理专家，但没有人清楚诊断的具体内容。不过这并不妨碍其他司法界人士和记者们在报刊上各抒己见。当时所发表的预测本案庭审的文章和评论认为，公诉方将根据苏珊编造并坚持了九天之久的谎言，把她说成是一个善于玩弄手段、操纵他人、颇有心计的预谋杀人犯。而被告方则将以其心理失调为理由，证明苏珊在让马自达滑入约翰·D·隆湖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她自己在干什么。苏珊的母亲琳达就到处对人说她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当她异常苦闷、烦躁和失落的时候：

我感到我仍然置身于这个世界，却又仿佛在另一个虚无缥缈的空间。我不断地往下坠落，坠落，坠落，好像我就要消失，就要化为乌有。我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浓雾环绕在我的四周，把我与整个世界隔绝开来。我知道巴威利就躺在我的身旁，但他却又不存在。我处于一种完完全全的，实实在在的孤独之中。

“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我低声叫道，“所有的一切全都不对。”我知道我是在跟巴威利说话，奇怪的是，他并不在那里。他离我那么、那么遥远。

…………

我想抓住什么，不管什么，只要能使我不再坠入疯狂。我必须保持清醒，因为我明白我的孩子们不能没有我。我觉得只要我一撒手，我就会丧失理智。

琳达相信，1994年10月25日晚上，苏珊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对于联盟镇的许多居民而言，苏珊似乎在她过去23年的生命历程里衍生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她对某些人表现出其性格的这一面，对另一些人则展示出另外的一面。她时而温顺，听话，楚楚可怜，时而凶残，狡诈，处心积虑。难道就是她性格的这一面促使苏珊将两个年幼的孩子推进了深不见底的湖水，仅仅为了讨取情人的欢心？

琳达曾带领全家专程到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叩见托马斯·波普，他们想摸一摸公诉方的底。托马斯·波普倒是非常配合，他不遮不掩地亮出底牌：“我以为，对苏珊·史密斯最合理的处置就是，打入死牢，锁上牢门，再扔掉钥匙。”因为，托马斯·波普解释道，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案犯如果在作案时杀害了一个人以上，或者被害者是11岁以下的儿童，该犯即应被处以极刑。就苏珊·史密斯犯下的罪行，判两次死刑都富余。她手里有两条人命呵！而且还是孩子，而且还是她的亲生儿子。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一个连亲生孩子都不放过的人，她可能还有一点人性吗？

所以，当公诉方断然拒绝被告方所提出的以苏珊主动承认有罪，来换取30年有期徒刑，并永远不许上诉时，没有任何人觉得惊讶。

在苏珊一案正式开庭审理之前，法官威廉·霍尔主持召开了两天预审听证会，由公诉方和被告方律师论证，就苏珊的精神和心理状态而言，她是否能够出庭受审，包括她能否遵循有关法律程序、能否理解对她的起诉和其他法律文件等。公诉方聘请的心理医生唐纳德·摩根博士曾在同年的4、5、6三个月对苏珊进行观察诊断，前后共计10多个小时，他认为苏珊感情强烈，易冲动，又很难调节、控制和把握自己的情绪。摩根博士在预审听证会上分析了苏珊的忧郁症及自杀倾向，他指出，如果苏珊本人走上证人席作证，她很可能会故意诋毁自己以求一死。被告方的赛摩尔·豪勒博士则告诉法庭，苏珊必须依靠抗压抑类药物的帮助才能出席旷日持久的审判。尽管如此，霍尔法官最后裁决庭审按预定的日程进行。

小插曲之一：联盟地区财政部官员戴尔·鲁宾逊有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因为联盟属美国贫困地区，人均收入低，政府税收也不高，每年用于公诉方聘请专家证人的拨款只有6万美元。而作为一个具有全国性曝光率的案子，苏珊·史密斯的审判费用总计将在50万至100万美元之间。戴尔·鲁宾逊担心地区财政支撑不了这个案子。不久，联盟地区财政部开始收到了汇自全国各地的面额不等的支票，其中一张270美元的支票寄自“一个关心你们的小镇”，那是蒙大拿州波士沃兹镇的居民们集资寄来的。后来戴尔·鲁宾逊和托马斯·波普在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上告诉人们不要再寄钱了。

为了节约经费，法官威廉·霍尔安排每周从星期一至星期六开庭六天，陪审团的候补陪审员也从六名减到了两名。

1995年7月10日，星期一，苏珊·史密斯双命谋杀案在联盟地区法院正式开庭。这座由著名建筑家洛博特·米尔士设计的法院大楼建于1913年。洛博特·米尔士也是坐落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华盛顿纪念碑的设计师。威廉·霍尔法官的审判室在法庭的二楼，旁听席共有13排座位，是南卡罗来纳州最大的审判室之一。前排靠两侧的座位分别划给苏珊家人和史密斯家人。本案审理期间，法庭内座无虚席。但由于年代久远，设备欠佳，法官、律师和证人发言时必须靠话筒很近，否则旁听席就听不见。楼板也吱嘎作响，以至于霍尔法官不得不作出严格的规定，禁止任何人在审理进行时擅自离座走动。

挑选陪审团成员的工作一共花了六天。先从250名候选人中筛选出55人，再由双方律师逐一审议。许多候选人明确表示他们对死刑持否定态度。最后选定的12人中大部分为蓝领阶层，也有少数店主、商人和知识分子。几乎所有7名白人陪审员——五男二女——全都认识被告或其家人朋友，或某位证人，但他们表示将不为感情或友情所左右，不带任何偏见，只根据法庭提供的证据作出裁决。

12名陪审团成员中只有3位妇女。被告方律师达韦德·布卢克曾就此提出异议，认为这种组成不能代表该司法辖区的人口比例，但被法官驳回。被告方希望有更多的女性进入陪审团是因为他们认为，女人们更能理解同情苏珊的境遇。

小插曲之二：审理正式开始的7月17日，星期一，警方接到举报说，有人在霍尔法官的审判室安放了炸弹。这当然只是虚惊一场。谎报“军情”者很快被拘捕。

首席公诉人托马斯·波普的助手凯茨·盖斯代表公诉方致开场白：“在1994年秋季的那段长达九天的日子里，苏珊·史密斯面对全国各族人民撒下了弥天大谎。”“她在电视上祈求上帝让她的两个孩子平安归来，其实她明明知道迈可和亚历克思就躺在约翰·D·隆湖冰冷黑暗的湖底。”“孩子们成了苏珊·史密斯赢回汤姆·费利的绊脚石，苏珊·史密斯便从她的生活中毫不犹豫地搬掉了他们。”凯茨·盖斯最后指出：“这桩案子的中心点就是两个字——自私！一切都是围绕着我，我，我，和自己，自己，自己。”“苏珊·史密斯是一个自私的，处心积虑地编织谎言的，善于欺人耳目的杀人犯，她为了得到一个富家子弟的爱情而不惜牺牲掉自己的亲生儿子。”

被告方由茱迪·克拉克发言。她请陪审员们“透过自己的心去看苏珊·史密斯，那是一个像迷路的孩子一样，彷徨、迷惘、失落、对生活对男人不知所措的、苦苦挣扎的灵魂”。苏珊·史密斯自幼便忧郁、苦闷，对自己对生活都没有信心。这种挫败感来自童年时期她父亲的自杀，后来她自己的自杀，和少女时期继父的性骚扰。“所有这些因素一点一点地将她推到了绝望和崩溃的边缘，推到了夜色下的约翰·D·隆湖，在那里，她打算和两个心爱的孩子一起了结自己的一生。”“只是在最后的一瞬间，求生的本能制止了她走向死亡的脚步，她活下来了，两个年幼的生命却没能幸免于难。”茱迪·克拉克告诉陪审团：“我们在这里向你们述说苏珊·史密斯的故事，并不是要博取你们的同情，只是想得到你们的理解。”“苏珊说谎是不对的，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说谎。但是，难道你们不觉得，这更像一个孩子气的谎言，一个非常希望能取悦于父母的孩子，为逃避惩罚和父母的愤怒而撒的谎？”

由于药物的作用，苏珊自始至终像个乖孩子一样安静地坐在被告席上，或者读信，或者玩弄手里的随便什么小物件。在牢里关了八个多月，很少运动，又缺乏阳光和新鲜空气，苏珊明显地增加了体重，而且脸色苍白憔悴。加之无心于自己的容颜，不事装扮，尽管她的辩护律师们竭力想把她说成是一个小女孩，苏珊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老了许多。苏珊在法庭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目光呆滞，表情木然，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和她没有关系。只有当人们提到她的两个孩子的时候，她才会轻声地，小心翼翼地哭上一小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