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杀案的第二天，三名原萨尔瓦多宫廷卫队的成员在雷克星顿路遭人袭击，但总算九死一生地冲出了伏击者的火力网。这次瓦拉奇听说了，他立即转入地下。瓦拉奇先去找尼克·帕多瓦诺，就是早年和他一起干打劫，后来又一起加入“科沙·诺斯卓”的同伴。瓦拉奇在那里躲了一宿。早晨起来尼克流着眼泪央求他离开，说：“我本来是应该向他们报告的。千万别对人说起你来过这里。”

瓦拉奇又打电话给杰克·瑞茵纳，原瑞茵纳家族老板托马斯·瑞茵纳的儿子。杰克同意让他藏在他们家的阁楼里。就是在那里，瑞茵纳家的大女儿梅尔卓看上了瓦拉奇，后来做了他的妻子。

杰克·瑞茵纳还留在父亲生前统领过的家族里，现在已易名为卡里亚诺家族。杰克暗地里安排瓦拉奇与汤姆·卡里亚诺和季坦诺·路琪赛见面。二位老板仔仔细细地盘问了半天，确信瓦拉奇没有参与萨尔瓦多的阴谋活动，但对他的何去何从却不表态。这至少意味着，卡里亚诺家族不准备接纳瓦拉奇。

不过，瓦拉奇总算可以搬出阁楼了。一天，多日不露面的芝加哥小鬼头突然来找他，说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反之。瓦拉奇劝他稍安勿躁，保持低调，先静观数日，再从长计议。不出一周，小鬼头便在曼哈顿下城区被人做掉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尸体被扔到了什么地方，或是如何毁掉的，也没有相关的警方报告。据瓦拉奇说，是查理·露其亚诺下的指令。也有人说，此案缘于一桩债务，与黑手党内讧无关。

瓦拉奇采纳了好友豁嘴的建议，由巴比·多义耳出面交涉，与其他原宫廷卫队的残部一起投靠了露其亚诺家族。豁嘴说，查理·露其亚诺虽然提出不做“老板们的老板”，改由十名左右各家族老板组成“委员会”，但至少就目前而言，他仍处于“科沙·诺斯卓”的权力中心。事实上，如果查理不点头，没有人敢收编萨尔瓦多的兵马。

瓦拉奇还被指派了一名纵队长，他便是安东尼·本德尔。

就这样，入伙不过一年，瓦拉奇已经三易其主，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头，也不是一个好的兆头。更让他难以适应的是，一夜之间身价大跌，由最高统帅的贴身保镖变成了“科沙·诺斯卓”的“二等公民”，这几乎注定了约瑟夫·瓦拉奇在黑社会中的一生不得志。

所幸终于进入“和平时期”，瓦拉奇专心一意地做他的生意，尽可能远离“政治”。

当一个老板被干掉时，你必须对各地的其他家族有个交代。维克多对我说，查理要我去芝加哥等地现身说法。

“为什么让我去？”我问。

“第一，你和老头子非常接近，”维克多说，“第二，作为他的一个兵士，老头子被废黜不可能给你带来任何好处，所以你没有必要撒谎。”

我绞尽脑汁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千方百计地把这桩差事推掉了。我已经吃过一次苦头，谁知道还会不会有下一次“宫廷政变”？后来他们派了巴比·多义耳去。

…………

露其亚诺家族当时有一位纵队长，弗兰克·科斯蒂罗，特别能够审时度势。市长詹姆斯·瓦尔克因为市政府内部的贪污腐化丑闻而被迫辞职后，他立即弄进一批吃角子机器。我和巴比·多义耳一合计，觉得这个生意不错。安东尼·本德尔领着我俩一起去找查理·露其亚诺，到了门口巴比就站住了，我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安东尼往里走。查理抬头看了我一眼，问安东尼：“他想要什么？”

“他想要一些机器。”

我马上就后悔不该来找这份不自在。我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就几秒钟吧，我听见查理说：“给他20台。”

这就是说，我手里有了20台机器的指标，但钱还是要我们自己付的。

从台面上讲，吃角子机器是违法的。但在一些不显眼的地方，比如糖果店的后堂、台球厅的角落等等，你总能看见一些这样的机器。凡是由弗兰克·科斯蒂罗经手的机器，比如我的那20台，上面都会有一种特殊的贴花标记，而且贴花的颜色定期变换。如果一台机器上没有弗兰克认可的标记，不仅会被黑帮砸了，警察也会找你的麻烦。一次，一名新来的巡警不懂规矩，在曼哈顿砸了一台“受保护”的机器，第二天就被发配到皇后区最边远的街区了。不用我说你们也会明白是怎么回事。

巴比说，机器是靠我的面子跟查理要来的，所以由我去安置。我把它们都放在了哈伦东区。不到一个月，我俩就有了每周2500美元左右的固定收入。我雇了一位老街坊家的孩子管理维修收钱什么的。我暗地里察看过几次，他是一个老实孩子。邻里们都知道那是我的机器，我母亲觉得很有面子。

1932年9月18日，约瑟夫·瓦拉奇与梅尔卓·瑞茵纳在百老汇附近的棕榈苑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原瑞茵纳家族的成员人人送礼，不少老板也前来捧场。“众人凑的份子除了支付婚礼费用、租公寓、买家具摆设等等，还余下了3800美元。我唯一不满意的就是，梅尔卓和她妹妹露丝一起挑选的公寓离她的娘家太近，就在同一条街上。”

不久，瓦拉奇接到了露其亚诺家族分派给他的第一份合同。在这份合同中，瓦拉奇与他的“目标”素不相识，对所谓“作案动机”也只是模模糊糊地略知一二。安东尼·本德尔在传达指令时只说了此人绰号“小苹果”，22岁，经常光顾109道上的一家咖啡厅。

瓦拉奇开始频繁出没于那家咖啡厅，不久便与“小苹果”混熟了，但两个人只谈些天气女人之类的话题，瓦拉奇从不打听“小苹果”的经历家世，甚至不问他姓甚名谁。说到底，知不知道又有什么两样呢？这不过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瓦拉奇看好了东110道上的一幢楼房，距咖啡厅约一个街区。楼房是出租的，底层一直空着。更重要的是，后院没有围墙或篱笆，符合瓦拉奇对撤退路线的要求。瓦拉奇找来原萨尔瓦多宫廷卫队的两位朋友埋伏在楼房里当真正的枪手。

到了下手的那天晚上，瓦拉奇事先约定和“小苹果”在咖啡厅里见面。“嘿，”他说，“咱们出去遛遛。听说那边有一个赌局。”

“太好了！我正愁没事干呢。”

据瓦拉奇说，在走进那幢楼房时，他故意落下几步，然后突然转身往外跑。“我听见枪声，但是我没有停下。我直接回到家里……不管怎么说，我刚结婚两个月，我不希望梅尔卓胡思乱想。”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32年11月25日晚9点20分，东110道340号的居民听到枪声后，在一楼楼道发现一具青年白人男子的尸体。经鉴定，死者为麦科尔·雷金尼，又名小苹果，死因：头部三处枪伤。）

瓦拉奇后来听人说，十年前，查理·露其亚诺和维克多·靳诺万斯指使人杀了“小苹果”的三个哥哥，路意斯、迈克和季米。而今“小苹果”长大成人，二位老板怕雷金尼家伺机报复，所以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约瑟夫·瓦拉奇和巴比·多义耳联手经营的吃角子机器兴旺了不到一年，新市长费奥雷罗·拉瓜蒂亚上任后，发誓扫除纽约市内所有的老虎机。弗兰克·科斯蒂罗应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朗恩之邀，赶在警方动手之前，把他手下的机器尽数转移到新奥尔良。

瓦拉奇们又试着去做弹子球机，但每周只有区区200美元的进项。他和巴比一咬牙，决定投资当时在黑社会内方兴未艾的彩券业。瓦拉奇自知入伙太晚，没有赶上“禁酒令时期”。凡是沾上黑酒生意的，无论多少全都发了。等1933年国会废除禁酒令时，这些人个个掂着沉甸甸的钱包，开张了他们在各行各业的新工厂、新公司，更有不少人投资股市或房地产，生意照样做得红红火火。当时彩券业的大户全是各族裔的黑道人物，像瓦拉奇们这样的确实算混得比较惨的了。

1930年，纽约的地下彩券，也叫彩票，是三位数，从000到999，每天的中奖号码由当天的赛马结果决定。中奖额为投入的600倍，但机会却只有千分之一。也可以只押一位数，中奖额为七倍。所以从长远来看，做彩券也是一个不错的行当。但一开头如果是小本经营，则风险很大，只要碰上几次大数额中奖便可能破产。

除去这样那样的开销和各方打点，我和巴比的账户上还有2000美元出头。苦心经营三个星期，总算有了1700美元的纯收入。结果这一天，好家伙，一下子来了一个大奖。有两个人押中了三位数，总共是14美元，乘以600，我们得付出去8400美元。我给威利·默尔蒂打电话，他当时是露其亚诺家族的彩券业老手。

我说：“明天我把老婆送你那儿去，你替我养着。”

威利问：“怎么了？”

我说：“我告诉你怎么了。我们破产了！我们玩完了！”

“我知道了，”他说，“先别付钱，稳住那两个家伙。”

威利到上头去通融，我们就对客人说，对不起，上头可能出了点差错，通知我们等24小时，请你们明天再来看正式结果……等等等等。

赛马的结果都登在了报纸上，威利能做的也就只是暂缓一下。他问我最大的那张票是多少，我说10美元。威利给各个彩券点打电话，问有没有谁可以把这张票接过去，没有人接。6000美元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威利说，这样吧，把那张4美元的票一起给我，5%的利息，我替你们吃了，但是下不为例。

彩券好是好，不过没有钱就玩不转。那一关总算过去了，我和巴比的心里还是没着没落的，不知道我们能支撑多久。

…………

查理·露其亚诺的亲爹去世了，我去参加葬礼，查理说：“嘿，踏板车约瑟夫，别那么伤心。”

我难得有机会和老板说话，就对他说：“我对令尊大人的过世深表遗憾。说实话，我自己也有一大堆伤心事。我的彩券怕是做不长了。”

查理当天就找到我的老朋友、原洋蓟王的司机兼保镖弗兰克·利沃赛，要他替我解决资金。弗兰克和另外两个人给我凑了一万美元，算是做了我们的股东。他们后来一直帮着我们，到1936年，我每周彩券的税后收入做到了1250美元。

几年下来，我亲眼看见好多做彩券的个体户赔了、栽了、血本无归，就因为他们没有人给撑腰。

…………

这天也是我活该倒霉，没有开车，揣着一大捆彩券在大街上走，碰上了两个市警署的探子。当地的警察全被我们买通了，但是市警署的人，怎么说呢，你简直就没法儿跟他们打交道。

我的案子到了法院，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反正当地警署瞒下了我以前的两次犯罪记录，最后只判了我一个“监外执行”。

像我们这样在大街上混的主儿，没有个组织是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