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那个被瓦拉奇误伤的名叫约翰·约瑟夫·绍普的倒霉蛋死在了医院里。他犯的是盗窃邮件和伪造文件罪，与黑手党全无关系。

联邦调查局特派员詹姆斯·福林后来认为，这起“误杀事件”促成了瓦拉奇一生的转折。“瓦拉奇对他所做过的事情从来没有后悔过，只除了这一次。他绝对不能原谅自己错杀了一个不相干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他多年的信念、意志，可能还有自尊和自信。倘若那天他杀掉的确实是一个企图袭击他的黑手党人，就像他真正打算做的那样，恐怕就不会有后来的瓦拉奇备忘录了。”在联邦调查局负责审讯的官员中，詹姆斯·福林和瓦拉奇相处的时间最长，他深得瓦拉奇的信任，成了他无话不说的“知己”。

瓦拉奇终于离开了亚特兰大联邦监狱。在等待约翰·绍普凶杀案审判的同时，他通过法庭为他指定的律师们再次与纽约方面联系。7月17日，亚特兰大法庭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瓦拉奇终身监禁。同日，联邦毒品局出面将他秘密递解回纽约，用“约瑟夫·迪马可”的化名关押在西彻斯特地区监狱的隔离区。

约瑟夫·瓦拉奇是铁了心要和“科沙·诺斯卓”作对了。其实在他的心目中，那个庞大的黑社会组织已经被具体化为“老头子”维克多·靳诺万斯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仇人。在他的言谈中常常可以听到诸如此类的话：“我反正已经活腻了。但凡我在这个世界上多混一天，就要给维克多那个老小子多添一分堵。”或者，“我这可不是在出卖谁，是维克多不仁不义，是他先背叛了我。”或者，“你不是一直都对那些老板们不服气吗？现在你就可以毁了他们。”很明显，瓦拉奇“决定与联邦政府合作”的真正目的，是要报复他原先的主子们。

但他有的时候又很消极悲观：“我是什么人？一个小兵卒子。谁会听我的？谁会相信我？”“我坐在这里跟你们讲这些有什么用？‘科沙·诺斯卓’太庞大了，它的地盘远远超出了美国，它整个就是一个‘第二政府’。”

不管怎么说，在瓦拉奇不间断地喷云吐雾的过程中——在被提审期间，他每天要抽掉3包骆驼牌香烟——联邦毒品局从瓦拉奇嘴里获得了比他们所预料的多得多的情报。一旦审讯和交代的内容超出了毒品走私的范围，早有风闻的联邦调查局便迫不及待地插手进来。到1962年9月底，瓦拉奇已经被完完全全地置于联邦调查局的“监护”之下。詹姆斯·福林和他的同事们每周四次到西彻斯特监狱提审瓦拉奇，每次三至四个小时。

与瓦拉奇打过交道的官员们都说，瓦拉奇有着惊人的、摄像机般的记忆力，他对许许多多往事的印象堪称“记忆犹新”，他在述说过程中几乎从未弄错过诸如姓名、时间、地点、前因后果等等细节。根据瓦拉奇备忘录所提供的第一手——瓦拉奇本人亲历的——和第二手——“那小子告诉我的”——材料，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先后澄清了几十件悬置多年的冷案。

联邦调查局对瓦拉奇的审讯调查持续了将近一年。这期间，瓦拉奇“叛变”的消息传到了“科沙·诺斯卓”内部，几个家族为瓦拉奇的人头联合标出10万美元的价格。追究起来，皆因联邦调查局对瓦拉奇的案子一手遮天，联邦毒品局惟恐他们的功绩被无端抹杀，于是故意透出口风，着意强调是他们发现了瓦拉奇这颗重磅炸弹。不久，黑手党得知瓦拉奇已经被转移到了纽约，但他们以为他是在曼哈顿的某一个旅馆里，于是派出大批人马在那一带搜寻数月。

经美国司法部批准，联邦调查局决定将计就计，让约瑟夫·瓦拉奇到国会公开作证。按照最高法院院长罗勃特·肯尼迪的要求，国会专门成立了以参议员约翰·麦克列兰为主席的“集团犯罪及毒品走私调查委员会”，也叫“麦克列兰委员会”。

1963年9月9日，约瑟夫·迈可·瓦拉奇由军事警察押送，乘专用直升机到达华盛顿特区监狱。第二天，便穿戴一新地出现在那座古老的参议院办公大楼里。瓦拉奇坐在证人席上，他的面前，是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的政治家们，和对准他目不转睛的电视摄像镜头。日复一日，瓦拉奇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他的骆驼牌香烟，他的故事，也裹在那浓浓的烟雾里，一段接一段地从他的两唇之间源源不断地流出。那些听似平淡、甚至麻木的语言，一层层地揭去了黑手党的神秘面纱，一件件地抖落出了他们黑暗而肮脏的秘密。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民众从一个亲口承认涉嫌33起谋杀案的黑手党人嘴里听到了“科沙·诺斯卓”，听到了家族和老板，听到了血誓和合同，还有那些他们以前也略知一二的刺杀、绑架、毒品走私、收买警方、贿赂官员等等真相。

瓦拉奇详尽地讲述了“科沙·诺斯卓”的内部结构、等级制度、操作规程及行动方式，讲述了纽约的五大家族，和与之仅一江之隔的新泽西州诺瓦克家族，讲述了作为“科沙·诺斯卓”支柱产业的贩毒、赌博、彩券交易、高利贷、劳工工会以及在禁酒令废除之前的黑酒生意，并就警方名单上383个黑道人物中的289人提供了较为具体的情报。

这里有一些例子。譬如高利贷，任何不能通过合法途径获得贷款的人，都可以找“科沙·诺斯卓”借钱，利率一般是每周12%。许多人由此而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他们被迫不断地借钱仅仅是为了偿还利息。等到濒临破产时，他们的房屋、产业、生意等便名正言顺地转到了“科沙·诺斯卓”手里。原纽约市水电委员会的简蒙·马可斯，便是因为借了年息105%的巨债而最终沦为了“科沙·诺斯卓”的“上层走狗”。高利贷带给“科沙·诺斯卓”的年收入是以几十亿美元计算的。

关于“科沙·诺斯卓”如何操纵劳工工会，也有一个例子。纽约五大家族之一的老板弗兰克·科斯蒂罗每天去曼哈顿一家宾馆洗桑拿。某日，值班经理对他说，客人们见到他都很紧张，请他能不能不要经常光顾。第二天，该宾馆的女佣、招待、清洁工、电梯工、厨师等等全员罢工。几小时后，总经理亲自打电话，不仅毕恭毕敬地请弗兰克·科斯蒂罗回来洗桑拿，还给他免费优待。

约瑟夫·瓦拉奇在回答参议员们的提问时说：“怎么说呢，当一个人习惯了这些被你们称为欺行霸市、敲诈勒索、杀人越货的勾当后，他就不觉得他是在犯罪了。譬如我，我有一些吃角子机器，我从来不认为那是违法的，因为大家都有。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跟你讲清楚。我有夜总会、服装厂还有几匹赛马。人人都在倒彩票……得，我要怎样说你才能明白呢，参议员先生？”

另一位参议员埃德蒙·摩斯基问，“科沙·诺斯卓”和黑手党是否同一团体？

瓦拉奇答曰：“参议员先生，在我待在里面的30多年里，没有人管它叫黑手党。”“黑手党，那是外人的叫法。”

这里应该略为解释一下。据史料记载，19世纪末叶，美国出现的第一个意大利黑社会组织确实叫“黑手党”，其名源于该组织寄出的恐吓信中，落款处总画有一只狰狞的黑手。当时的纽约警署颇下了一番功夫，才于1910年将“黑手党”肃清，但其名称却在美国民众中一直沿用至今。所以如果不需要特别的精确，按一般人的常识，“黑手党”和意大利黑帮是同义词，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或者说主要指的就是“科沙·诺斯卓”。

听证会上也有一些让瓦拉奇摸不着头脑的问题。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卡尔·柯梯斯想了解黑手党在该州的情况，那是中西部一个比较偏远的州。柯梯斯参议员的问话中提到了那里最大的城市俄马哈。瓦拉奇想了想，又和身边的司法部官员耳语了几句。电视机前的观众以为，参议员提出的一定是一个十分关键、需要慎重回答的问题。谁知瓦拉奇对着麦克风说出的话却是：“这个俄马哈到底在什么鬼地方？”

1964年6月底，鉴于瓦拉奇证词的重要性，司法部要求他以回忆录的方式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书写成文，以免遗漏掉在审讯和作证的过程中可能被忽略的细节。瓦拉奇只有七年级的文化水平，一位华盛顿地区的报纸编辑自愿担当了他的助手。此后的13个月里，瓦拉奇磨坏了几十支圆珠笔，在司法部提供的稿纸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30多万字，共计1180页。当他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瓦拉奇对他的“助理编辑”说：“我觉得我的写作能力比刚开始时更棒了，你说呢？”

司法部负责瓦拉奇专案的威廉·亨得利评论说：“瓦拉奇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在他之前，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庞大犯罪集团的存在……但是瓦拉奇提供的情报甚至具体到了一个个的名字……一句话，他让我们真正看清了敌人的面孔。”

1904年9月22日，约瑟夫·迈可·瓦拉奇出生在曼哈顿上城的哈伦东区——一个贫穷而混乱的意大利移民集居区。瓦拉奇的父母，多米尼克和玛丽雅都来自拿玻里，他们一共有过17个孩子，但只活下来了6个，瓦拉奇是其中的老二，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瓦拉奇的父亲是个无可救药的酒鬼，早先还推着小车卖蔬菜水果，算是小本生意吧，后来喝酒把小推车喝进了当铺里，自己便去做了垃圾工。

以下便是约瑟夫·瓦拉奇讲述的故事。在合适的情况下，笔者将尽可能引用瓦拉奇的原话。

我们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家庭，至少我们周围的人都过得比我们强。……我们租住的公寓里有三间房，没有热水，没有洗澡间，厕所在公用楼道里。家里唯一暖和的地方就是厨房的灶台。我们得从垃圾堆里捡柴禾和煤块，然后就堆在我们三个男孩子睡觉的房间里，别提多脏了……学校的老师同学都嫌我们脏，但不管我怎么洗，就是没法把自己弄干净。

……到了人家都开始交女朋友的年龄，我是连想都不敢想那档子事。

按说我应该上学的，说实话，我很少去。11岁那年，我用石头砸了一个老师的眼睛，我并不是故意的，本来只是想吓唬吓唬她，结果被送进了天主教的少年管教院。那里的管教都称为兄弟，有的人还可以，有的人就特别恶劣。有一个阿贝尔兄弟是最厉害的，成天没事就找茬儿整人，不管你有没有做错事他都有理由揍你一顿，大家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他。有一天他死了，举行悼念仪式时让我们排着队向他的遗体告别。大约有300多人吧，我排在队伍靠后面的地方。等我走到棺材跟前一看，差点儿没吐了。阿贝尔兄弟的胸襟上全是唾沫。你说我该怎么办？我也啐了一口。

从管教院出来我已经14岁了，又到学校上了几天课。等我一满15岁就进了我父亲工作的垃圾公司，管收东河附近107道一带的垃圾。每个周末我父亲都把我的工钱一起领走，我跟他急了好几次。没办法，我只好纠集几个人晚上出去抢商店。我总得有自己的零花钱，是不是？

…………

有一天，我弟弟强尼死在了大街上，警察说是被车撞死的。可是有人看见了，警察带他到局子里问话，出来时他就已经死了。他们把他扔在大街上，血肉模糊。他是被活活打死的。我的哥哥叫安东尼，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疯人院里。

后来，瓦拉奇的祖母和两个妹妹也先后被送进了疯人院。

瓦拉奇在国会“麦克列兰委员会”作证时说，他第一次犯罪实际上是在9岁的时候。他和强尼从附近的杂货店里偷了香皂，再廉价卖给街坊们。他还记得香皂的牌子，叫法尔丽。

等瓦拉奇长到18岁时，他已经辞掉工作，专事打劫。他的那个团伙人称“分秒帮”，以形容他们行劫时动作之迅速。“分秒帮”通常在后半夜行事。那时的纽约市政府为了节约用电，每天凌晨3点到5点将市内的交通灯关闭两小时。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逃跑时他们可以畅行无阻，而不必担心红灯。这个从早期犯罪生涯中获得的经验使瓦拉奇受用了一辈子。后来他在“科沙·诺斯卓”里做“合同”时，首当其冲的考虑就是作案之后的撤退路线。

“分秒帮”的作案手法原始而有效，他们几乎不带任何工具，只从人行道上捡一只牛奶瓶或操起一个垃圾桶什么的砸破商店的玻璃橱窗。瓦拉奇们做过试验，从商店的“福尔摩斯系统”警报铃响到警方赶到现场，最快需要5分钟。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短于5分钟的时间内把一切都搞定。瓦拉奇是“分秒帮”的司机，开一辆二手的皮卡，这在当时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他的任务就是坐在路边不熄火的车里，等到办完事一踩油门就走。后来他有了女朋友，遇到打劫珠宝店或服装店时，有时候他也会跟着进去。多年后瓦拉奇还记得，他有一位女友的腰身是12号，所以每次他都会挑几件这种尺寸的衣裳带给她。

前后四年的时间里，“分秒帮”作案逾百，也终于有了闪失。192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记得是在布郎克斯的东萃孟街和177道，事前他们侦察了两个星期，那家丝绸店连“福尔摩斯保安系统”都没有。他们平日里唯一担心的就是刚好有警察在附近巡逻，可就偏巧遇到了这样的事。当时他们一个人在里面取货，两个人在外面接应装车。突然，路口放哨那小子撒开腿往这边跑，瓦拉奇赶紧按喇叭让他们快撤。这时候，三辆警车一起堵了过来。肯定是有人告的密……

尽管被警察一枪打在了胳膊上，瓦拉奇还是带着他的同伙们左冲右突，总算是冲出了重围。警方很快通过皮卡的车牌号码719864，查到了瓦拉奇。20年代，路上跑的车辆并不多，犯罪分子基本上没有可能偷到车，所以牌照也都是货真价实的。同年8月，瓦拉奇以“抢劫未遂罪”被捕。

我还不满21岁，所以法官可以把我送到埃尔米拉少管所蹲18个月，或是在新新监狱里关15个月。律师告诉我，这里头有一点小窍门。少管所的18个月是实实在在的，而新新监狱的15个月，不仅包括了我等待审判时在布郎克斯监狱里已经被关了的日子，如果表现好的话，还可以减刑，9个月就能出狱。

我当然愿意去新新了。我看得出法官对我的选择非常恼火，我记得他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以为你得逞了？你想去哪儿我就送你去哪儿，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要是能早点出来，也就会早点又回来见我。”

也许是吧。管它呢。

新新监狱位于纽约州北部，是美国最著名的监狱。纽约市的犯罪分子管进新新监狱叫做“去上游”。

新新监狱的真正名字叫“奥新宁”，印地安语，意即“石头叠石头”。

瓦拉奇在监狱里闲来无事，跟着几个“难友”迷上了练肌肉，用现如今的时髦话叫“健身”。日子过得飞快，转眼9个月，瓦拉奇又回到了纽约。

但是，重获自由并不意味着能“重操旧业”。在瓦拉奇离开的那段日子里，“分秒帮”又有了新的司机。鸠占鹊巢，瓦拉奇只得另起炉灶。他先是纠集了几个“毛孩子”自己干，并很快攒足了钱又买了一辆二手派卡车。鉴于上次的教训，瓦拉奇在注册时用了一个假名。不久，在一次抢劫布郎克斯毛皮仓库的行动中，瓦拉奇头部受重伤。

我听见一声枪响，有人叫道：“他死了！怎么办？”我后来听说，他们把我扔在东河边上的114道，又朝空中连开六枪，假装是打群架，和毛皮仓库的案子没关系。过了约摸一小时，他们跑回来看，我还躺在那里，还没有死。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我抬到一个“开黑店”的医生家里。医生往我嘴里灌了几口威士忌当麻醉药，把子弹取出来了。医生说：“这小子不会死，他壮得像头牛犊子。”那都是新新的功劳。

瓦拉奇在床上躺了两个月，“毛孩子”们作鸟兽散。等他又能出门走动时，瓦拉奇带着他的车投靠了一个爱尔兰人组织的七人团伙，里面也有犹太人和意大利人。

爱尔兰人特没规矩，简直是一帮活土匪。他们不单抢商店、抢东西，还抢人。

有一次，记得是去的一家服装店，我把所有的人都安排在里边，只留了两个在外面放哨。等我扛着一大包西服出来时，看见那两个小子大概是太无聊了吧，居然扣下了六七个行人，用枪把他们抵到墙上，正在掏人家的钱包呢。我马上中止了所有的行动，命令全体撤退。

我很火，对那两个家伙嚷嚷道：“知道你们在干什么蠢事吗？抢人（robbery）和抢东西（burglary）完全不是一回事，你们懂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些人会认出我们。”

真的，我不喜欢这种玩法。

更糟糕的是，每当有爱尔兰人和其他意大利人发生冲突时，便有意大利的帮主们派人来找瓦拉奇的麻烦。“其中一位叫奇若·泰兰纳瓦的，人称‘洋蓟王’，是我当时见过的最大牌的帮主。他有本事垄断了全市所有的洋蓟。我听说凡是运到纽约的洋蓟都必须卖给他。他把它们保存起来，再自己定价出售。你知道，意大利人是离不了洋蓟的。”洋蓟是一种保存期较长的西洋蔬菜。

不久，瓦拉奇又栽到了警察手里。这一次倒是和爱尔兰帮没关系，瓦拉奇是从一个叫“豁嘴”的手里接的活儿。

豁嘴是绰号，他的名字叫多米尼克·派特利里，听说是某个组织里的小头目。他问我愿不愿意做一间曼哈顿的绸缎庄。“那里没有‘福尔摩斯系统’。”豁嘴说。情况他都已经摸清楚了，他找到我是因为我有车。我去看了看，一辆车绝对不够，豁嘴又找来了约瑟夫·盖利亚诺，他也有一个绰号，叫瞎骰子，因为他掷骰子的时候总是闭着眼。另外还有两个人。

一开始做得很顺利，直到我们看见街角的电话亭里恍惚有个人影，就派了两个人带着铁棍子过去。那个人一边跑一边叫唤，说他已经报警了。得，赶紧撤吧。但是我那辆该死的派卡不知怎么的，死活点不着火。火烧眉毛了。我们一起挤进瞎骰子的林肯车，屁滚尿流地跑掉了。

警察倒是没有查到我，那车不是我的名字嘛。但是他们贼精，他们让派卡一直停在那里。有个小子偷偷跑去看过几次，没有动静，就来跟我要钥匙。你知道，我脑袋里刚取出过一颗子弹，不是那么好使，就把钥匙交给他了。我妹妹也跟着他一起去。结果，让警察给盯上了。

1925年4月，瓦拉奇二进新新，刑期三年零四个月，另加上次被减刑的四个月，共计三年零八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