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喏，当时被压坏的德国报春，就是在这个位置。”

莱蒙德指了指靠近正门的花坛的某处——如果朝着正门方向，那就是左侧的花坛：大概是和别墅车库正对着的位置。

“花坛的护砖砌得并不严实，以至于被那车撞偏了位置。补种的时候，那两块砖被你的同事们拿去取证了，我只好换上了两块颜色相近的砖——就在这地方，如果不是这两块砖，我没准就认不出来了呢！”

我仔细看了看——那里确实有两块护砖的颜色比其他的要稍深一些：我站在那个位置看别墅车库，车库在我的偏左位置——我得说，车库的出入车道是相当宽的，通向正门的道路则更宽些；换句话说，如果有人竟能在开出车库时，将车一直倒到左侧花坛的位置，那么，他若不是初学开车者，就一定有什么非常紧急的事情。

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矛盾——伊丽泽是当日凌晨前后在白天鹅桥上被杀害的，也就是说，当晚十点钟左右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时间恐怕不怎么准确，莱蒙德说过，罗德离开他的小屋时，十点已经过了——要么是他们中的某人记错了具体时间。不过，“十点左右”，这个范围也还真是模棱两可：如果说十点十六分也是“十点左右”，似乎也没什么不妥），伊丽泽还没有被害。假使凶手真是卡罗莉娜和她的情夫，而他们已经计划好了要杀害伊丽泽，似乎完全没有理由这么慌张，需要用这种几乎是和生命开玩笑般的速度倒车，然后逃一般地离开这栋别墅。

那么不妨假设，他们是在做“某件事”的时候，意外之间碰到了伊丽泽，以至于要杀伊丽泽灭口——但是，这里却又存在着其他的矛盾：

首先是案发现场。假设我是凶手，当伊丽泽意外地闯入我的计划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当场杀死她，然后再从这里消失；而选择要颇费周折地将伊丽泽劫持到白天鹅桥，再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杀害她呢？理由可能归结为作出决定的不易，这当然是以犯人和伊丽泽之间存在相熟的关系为前提：可惜，将这个前提作用于之后的七个案子，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推出一个必须的事实：

犯人要么是卡罗莉娜、要么是莱蒙德。

因为其他和伊丽泽相关的人在相应的日子里都被警方严密监视着，拥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当然，其他的可能性：比方被监视着的犯人用什么奇妙的方法蒙蔽了警方，也是存在的——只不过，我不太愿意接受这些可能性而已：这样一来，这案子可就没完没了了——犯人肯定也不愿意这样的）。

在白天鹅桥杀害伊丽泽的另外理由，在目前仍缺少线索的情况下，我是想不出来了——凭空的臆测倒是有不少，此刻看来，却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某件事”？这件事究竟能严重到什么程度，以至于要杀死伊丽泽呢？卡罗莉娜和某个情夫偷情的事情，显然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女主人的行为不检点几乎是众人皆知，即使被伊丽泽发现也没什么要紧的；而如果他们是在计划杀人，最可能的执行对象吕根曼先生却刚好并不在别墅里，他们又是要杀谁呢——葛蓓特小姐、罗德先生、特兰斯凯、普法夫甚至巴尔特先生么？事实上，以上提到的几个可能对象，现在都还活得好好的。

这是个找不出动机来的矛盾了。

不过，会不会又是和上面的某一个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呢？而罗德先生和莱蒙德所达成的协议，只是这个计中计的一小部分？？或者是现在“查无此人”的普法夫是凶手？但他在八五年是以正当理由搬走的?又或者罗德先生在看到别墅有车驶出的时间上说了谎，而他竟会是凶手的共犯？不对！卷宗里也有当天轮班守卫的证词，他也证明是在差不多时间里给那辆车放行的——或许他们都对警方说了谎？

看来，我还得问问当天的轮班警卫“文泽尔警官，这么早就开始查证了么？今天可是周日呢?”

管家罗德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考——他看着莱蒙德，莱蒙德显得有些紧张：我得赶紧将罗德先生的注意力转移过来，否则，精明的管家先生一定会发觉到莱蒙德的异常，而很容易地联想到他对我说了“不该说的话”的。

“哦，我想看看当时压坏的德国报春究竟在哪个位置——嗯?，花匠先生，你是叫莱蒙德，对么？很谢谢你的帮助，我大致上已经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儿了。毕竟这么多年过去，记不太清楚也算是人之常情，那没什么的——我还该为一早就打扰了你的休息表示抱歉呢！”

莱蒙德支吾着，罗德将视线移回到我的身上。

我敢说，在我离开别墅之后（事实上，我最迟明早就得离开这里——我可没有向局里的任何人告假，而“非法调查”也显然不是一个好的旷班理由），无论他有没有察觉到花匠先生刚刚的举止是否异常，罗德先生也一定会再去找莱蒙德的——他可是个相当谨慎的人，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小疏漏，他也不会轻易放过的（小备忘录的事情，给我的印象可是相当深刻）。

“罗德先生，我还有个问题想要问你。”

“嗯，请问吧，警官先生。”

“案发当天，别墅大门那儿的轮班守卫是哪位，你还记得么？”

“?我想想，那天是周六——晚上值班的似乎该是巴尔特和诺福克?，诺福克是已经退休了的，巴尔特就是昨天引您进入别墅的那位，巴尔特·卡莱尔，您应该还记得吧？”

我点点头：

“他现在在哪儿？我有些问题想问问他。”

“现在应该是在别墅守卫的寝室里吧?，您可以先回会客室等等——我一会儿就叫他过去。”

“不了?我今天恐怕还有很多事情要忙。你知道的，整理昨天得到的一大堆证词就很需要点时间，我也想快点结束这里的工作，回家好好休息一会儿呢。嗯?，你能现在就带我过去么，罗德先生？”，我不想给这位狡猾的管家任何可能预先给巴尔特先生某些“嘱咐”的机会。

“随您所愿了，警官先生，请您跟着我走。”

“十点多些吧，准确点说，是将近十点一刻的时候。”

别墅守卫和杂务人员的寝室并不和别墅相邻，而是建在比较靠近大门处的一个冷僻位置——除了别墅的管家和某几个高级佣人（比如葛蓓特小姐或者普法夫）之外，即使是任职为别墅安全事务队长的特兰斯凯，也都只是住在这里稍大些的单间里。而花匠莱蒙德拥有自己的小屋，多半也只是为了方便料理花草——看来，在霍费尔家族里，等级制度之森严，和霍费尔爵士的时代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他们按了两下喇叭，诺福克就开了门——他大概认出那是女主人的车：她晚上也时常出去的，我们因而并没有怎么在意。”

“你们看清车里当时坐了几个人了么？你刚刚说‘他们’，是否是看到车上坐了两个以上的人呢？”

“?呃，当时是诺福克开的门闸，我似乎是坐在后面看报纸什么的，没怎么留意这个呢——不过，几年前也有警官找过诺福克，他也说没有注意到呢?”

“你还记得?，或者诺福克是否有提到过，当时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地方呢？”

“不一样的地方?，好像没有。车似乎是开得很快吧，罗德先生也看到了——女主人平常根本没开过那么快的?”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事先的串通的话，罗德先生在看到别墅车库有车驶出的时间上并没有说谎——从莱蒙德的小屋回到他在别墅一楼的房间，即使不走庭院处的花园门，而是从正门那边绕过来，走得稍快点的话，最多也只需要五分钟。假设他是十点过五分的时候离开莱蒙德的小屋，那么，他在十点过十分的时候回到自己的房间，并看到车库中有车很快地倒出来，说是“十点左右”，也确实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何况，他和莱蒙德之间的协议并没有告诉过警方，因此，他也没必要强调自己是在刚进房间之后就看到倒车的——那样反而容易招人怀疑。他刻意说出一个比较模糊的时间点，也就丝毫不会和巴尔特和诺福克的证词相冲突，还可以保证自己和莱蒙德之间的事情不被人注意到：他想得确实相当周密。

“那么，‘按两下喇叭’是否仅是别墅中的人才知道的出门信号呢？”

“?这，我也不是太清楚了。反正，自从我在这里工作起。别墅里的人要开车出去，过门闸的时候，一般都是按两下喇叭的。”

就算不是别墅中的人，平常人开车如果遇到闸口，通常也是要按几下喇叭的吧——但是，凶手的车上有被劫持着的伊丽泽，一般来说，是不会和平常一样镇静才是：如果是外来作案（这样微小的可能性，几乎就可以排除了），八成会直接闯过闸口，而不太可能停下车来，给大门守卫看到面容的机会。

“你是否还记得，当时的车内灯是否开着呢？”

“哈——年轻人，那时候如果开着车内灯，谁还会看不见车里有谁呢？”

是啊！如果开着车内灯，是不可能看不见车里有谁的（作者按：八四年的时候，那种单面反光的车窗（即是车内看得见车外，但车外却看不见车里的情形）还并不普及）。这么说，我之前的某项推理有些小错误——凶手用很快的速度倒车，并不是害怕罗德先生看见自己的脸，而是凶手预先定好的计划被打乱了——它（们）（作者按：由于此刻文泽尔还不能确定凶手的性别，故使用了第三人称）得将浪费的时间补上！

我回想着当时的情景——凶手正在做某件事的时候，伊丽泽却突然出现，打乱了它（们）原定的计划。它（们）只好急急忙忙地将伊丽泽绑架，放在车后厢里或者是车后座上，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倒车，甚至快到压坏了另一侧花坛里的德国报春我的天！文泽尔，你实在是太愚蠢了！！这么明显的线索摆在那里，你怎么能够视而不见呢！！那简直就是常识呢！！

我实在是为我的反应迟钝感到羞愧：依据这个简单的事实，3 月17 日那天在别墅中发生的一切，开始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浮现——虽然某些环节仍然缺失，但凶手的动机、作案的过程、执行时的诡计，一下子就都呈现在我的眼前了。基本上，此刻的我已经可以解释那晚在别墅中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可惜的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推理，一个最主要的矛盾依旧没办法解决：凶手究竟使用了什么样的诡计，才能取得这样的效果呢？

“哦，谢谢你，巴尔特先生?我要问的就这么些了，你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呢！”

“哪里，我也没说什么重要的东西呢，警官先生，你真客气?”，巴尔特先生摸了摸自己光光的头顶，似乎很有些不好意思。

我离开了巴尔特的房间，管家罗德正等在外面：

“这么快就问完了呢，警官先生。接下来您想问问谁呢？”，他略带嘲讽地问我。

“噢，差不多也没什么好问的了呢，罗德先生。我想，我大概快要告辞了。”

“您最终也还是找不到凶手，不是么？老经验都会这样告诉我们呢，我的警官先生，‘在枯树上找果子有多么的不现实’，您不觉得么？”

看来他低估我了——这倒是正合我意：

“?嗯，真是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虽然做了不少的记录，恐怕也整理不出什么新东西来。罗德先生，我说，我该为我刚来时的鲁莽致歉呢！还好现在并不算太迟。”，我向着面前的管家先生略微欠了欠身。

“别这么说，警官先生，别这么说?”，罗德客气地笑着——我恨不得马上就离他远远儿的，但是，我却还有些事情想要问他：

“对了，罗德先生，你能告诉我吕根曼先生当时的秘书，莱奥诺蕾·米塔格小姐的联系方式么？稍后几天我可能也会去拜访她的，?不过，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了，顶多也只是例行公事而已。”，我叹了口气，作出一副很沮丧的样子来。

“那倒很简单，我待会儿就把她的地址和电话交给今天的轮班守卫。您出去的时候，直接找他们要就行了。我今天还有些事，不能专程送您出去了，还请您原谅?”，管家罗德也对我欠了欠身。

我回到客房，整理过我的东西之后，就离开了这栋别墅——甚至都没特地通知吕根曼先生或者是葛蓓特小姐一声：罗德先生或许会说我是“不辞而别”的——他怎么说也无所谓了。

我特地绕了一条相当远的路离开这别墅——实际上，我走的是当时凶手走过的路：我得说，即使凶手想在今晚再来一次，也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在法夫尼尔街的公车站，我搭上了回程的821路专线车。

最大的谜团依旧没有解决，虽然已经知道了不少事，可今晚的报告，我还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写?不过，赶在19号之前的那个礼拜交上去，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也不知基尔副部长昨天是否真来巡过班，奥鲁如果碰巧也不在的话?唉，真不知道明天回警局的时候，会有什么在等着我。

这个案子还没了结，我可不想他们现在就辞掉我——总局的奖金，半年的房租，《纯粹理性批判》?哈欠，我什么都不愿再想了，只希望能快点回家，再好好地睡它一觉！

毕竟，今天也还是难得的星期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