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ies don't count, the whispers do.

Blue Öyster Cult，‘The Vigil’

谎言不重要，耳语才算数。

——蓝牡蛎崇拜乐队，《守夜》

当天晚上，斯特莱克独自坐在阁楼公寓的餐桌边。椅子很不舒服，他膝盖的断面因走了好几个小时的路而隐隐作痛。他一直在监视疯爸爸——疯爸爸请了假，去跟踪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小儿子。那家伙自己就是老板，不然他一定会因为频繁请假被开除。没人负责记录银发的动向。斯特莱克听罗宾说她母亲当晚就会抵达伦敦，当场放了她三天假。他坚持要她回家休息，驳回她所有的反对意见，亲自送她上地铁，要求她一到家就发短信报平安。

斯特莱克打了个哈欠，累得不想起身挪到床上。杀手的第二份礼物让他心烦意乱，尽管他没对罗宾显露分毫。最初送来的人腿已经足够吓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心里还是存了一丝侥幸，希望凶手写下罗宾的名字只是出于恶毒的玩笑心理。但这次的脚趾仍然是寄给她的，只是顺便对斯特莱克使了个眼色（“She's As Beautiful As a Foot，她美如脚”）。不管对方是谁，他一定已经把罗宾列为目标。就连卡片上那幅画的名字也是精挑细选过的，仿佛不祥的预言：孤独一人的长腿金发女郎：《我在想你》。

斯特莱克一动不动地坐着，怒火在心中熊熊燃烧，赶走了疲惫和睡意。他想起罗宾惨白的脸，明白她也认清了事实：疯子寄腿给她并非一时冲动。尽管如此，她仍然激烈反对休假，指出现在仅有的两项任务时间往往冲突。斯特莱克不可能自己兼顾两边，每天都必须在银发和疯爸爸之间做出选择。但斯特莱克态度坚决：她母亲回了约克郡，她才能回来上班。

仇视他们的凶手已经成功将他的客户数量缩减到两人。警察刚刚结束对办公室的第二次搜索。沃德尔承诺不对外透露卡片和脚趾的事，但斯特莱克还是担心媒体会得到风声。他认为杀手的目标之一就是让媒体和警察针对自己，所以惊动媒体只会让凶手得利。沃德尔对此表示赞同。

手机铃声响彻狭小的厨房。斯特莱克瞥了手表一眼：晚上十点二十。他抓起手机，瞄到沃德尔的名字，将手机按到耳边，心思还在罗宾身上。

“好消息，”沃德尔告诉他，“呃，算是好消息吧。他没杀别人，那是凯尔西的脚趾。另一条腿上的。不浪费则不匮乏，嗯？”

斯特莱克没心情开玩笑，简单回了两句。沃德尔挂了电话，斯特莱克坐在餐桌边，陷入沉思。车辆的灯光在楼下查令十字街上来来去去。他突然想起第二天早上还要去芬奇利见凯尔西的姐姐，这才开始进行繁重的卸除假肢工作。

母亲从前总是居无定所，所以斯特莱克十分了解伦敦。但他总有没去过的地方，芬奇利就是其一。他只知道这个地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选区。那个时候，莱达带着他和露西在无人居住的破旧公寓间流浪，去的都是白教堂和布里克斯顿那样的地方。芬奇利离市中心太远，无法满足他们依赖于公共交通和外卖的日常生活，物价也太昂贵，他们根本负担不起。莱达经常连投币电表所需的硬币都找不出来。妹妹露西曾经向往地形容那儿是“正经人家”住的地方。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工程统计员，生了三个无可挑剔的儿子，她童年时对整洁、秩序和安全的渴望全部得到满足。

斯特莱克坐地铁到了西芬奇利站，忍受着膝盖的不适，走了很久，终于到了夏日街。他没打车，因为他的经济情况很不乐观。天气暖和，他出了汗。他走过一排又一排静谧的独立别墅，在心里咒骂这里绿意盎然的安静气氛，没有标志性建筑。他从车站走了半小时，终于找到凯尔西·普拉特的房子。它比周围的许多房屋都小，墙壁刷成白色，门口有扇铁门。

他按了门铃，房子里立刻有了动静。房门是毛玻璃的，和他办公室的门一样。

“应该是侦探来了，亲爱的。”说话的人带着北部口音。

“你去开啊！”女人高亢的声音回答。

一大片红色出现在玻璃门后面。门开了，露出客厅一角。来应门的是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光着脚，裹着一条紫色浴袍。他已经谢顶，脸上留着茂密的灰白色胡子，配上紫色浴袍，几乎像个圣诞老人，只是脸上的表情并不快乐。他用浴袍袖子使劲抹着脸，眼镜下的双眼肿成两条缝，就像被蜜蜂叮了。他红润的脸颊上满是泪水。

“抱歉。”他粗声说，挪了两步，让斯特莱克进去，“我值夜班。”他如此解释身上的穿着。

斯特莱克侧身钻进去。男人身上有一股欧仕派香水和樟脑的气味。两个中年女人在楼梯脚下紧紧拥抱，一个金发，一个黑发，都在低声啜泣。在斯特莱克的注视下，两人擦着眼泪分开了。

“抱歉，”黑发女人说，“谢尔是我们的邻居。她去马盖鲁夫度假了，刚听——听说凯尔西的事。”

“抱歉，”双眼通红的谢尔说，“我不打扰你了，哈兹尔。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什么事都行，雷——什么事都行。”

谢尔从斯特莱克身边挤过去，对他说了句“抱歉”，和雷拥抱在一起。两人一动不动地待了片刻，两具庞大的身躯互相挤着，肚子对着肚子，胳膊揽着脖子。雷又哭起来，把脸埋在她宽阔的肩上。

“进来吧。”哈兹尔哽咽地说，揉着眼睛，带头进了客厅。她长得很像勃鲁盖尔画里的农民，脸颊饱满，下巴凸出，鼻梁粗大。她的眼睛哭得红肿，眉毛粗厚得仿佛两条灯蛾。“这一周都是这样。大家都听说了，到我们家来……抱歉。”她深吸一口气。

斯特莱克进门不到两分钟，他们已经对他说了五六次抱歉。在其他文化里，人们也许会因表现悲痛不够而觉得羞耻，但在静谧的芬奇利，人们则因被外人目睹悲恸而觉得羞耻。

“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哈兹尔低声说，抹去眼泪，挥手让斯特莱克坐到沙发上，“她又不是出了车祸，或者病死的。大家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毕竟她是——”她犹豫片刻，最终还是没能说出来，发出响亮的吸气声。

“我很遗憾，”斯特莱克也表示歉意，“我知道，你这段日子里很不好过。”

客厅里收拾得很整洁，但冷色调产生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氛。三件套的沙发上罩着银灰色条纹布，白色的墙纸上印着灰色细条纹，靠垫摆成菱形，壁炉台上的装饰品完美对称。电视屏幕上一尘不染，反射着从窗外透入的光。

网眼窗帘外闪过谢尔的朦胧身影，谢尔还在擦眼泪。雷光脚走过客厅门外，抬起眼镜，用浴袍的腰带抹眼睛，驼着背。哈兹尔仿佛听到斯特莱克的心声，解释道：

“雷摔得脊椎骨断了。有座寄宿公寓着了火，他去营救里面的一家人。墙塌了，他的梯子倒了。他从三层楼上掉了下来。”

“老天。”斯特莱克说。

哈兹尔的手和嘴唇都在颤抖。斯特莱克想起沃德尔的话：警察应该注意对待她的态度。她正处于震惊之中。斯特莱克如果表现出对雷的怀疑，或者问话的方式过于粗暴，哈兹尔都会认为他残忍无情，不可饶恕，只知道强化他们正在经历的巨大痛苦。斯特莱克很清楚警察会怎样残忍地直戳当事人的伤口，他当过这样的警察，也当过这样的当事人。

“要喝咖啡或茶什么的吗？”雷嘶哑的声音传过来，斯特莱克猜他大概在厨房里。

“你去睡吧！”哈兹尔喊道，将湿乎乎的纸巾攥成一团，“我来泡！你快睡！”

“你确定？”

“睡吧，我三点叫你！”

哈兹尔拿了张新纸巾，把纸巾当成毛巾那样擦了擦脸。

“他不肯领残疾失业救济金，可是也找不到正经工作。”她低声对斯特莱克说。雷吸着鼻子，拖着脚从门外走回去。“背驼了，年纪也大了，肺也不好。只能干那种领现金的杂活……夜班……”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嘴唇颤抖，目光终于第一次直视斯特莱克的眼睛。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叫你来，”她坦白，“我的头脑一片混乱。警察说她给你写了信，但你从来没回过，然后你就接到她的——她的——”

“你一定非常震惊。”斯特莱克说，心里明白自己说什么都不及她内心感受的万一。

“实在是——”她有些狂乱地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还以为她去参加学校的实习了。警察上门时——她说她去实习，我就相信了，去什么学校集训。听起来没问题——我根本没想到——她可会撒谎了。她老是撒谎。她跟我住了三年，我还是没能——我是说，我没能让她改掉撒谎的毛病。”

“她都为什么事撒谎？”斯特莱克问。

“随便什么事，”哈兹尔说，挥了一下手，“某天是周二，她会说是周三。她的有些谎毫无意义。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我不知道。”

“她为什么要来你这里住？”斯特莱克问。

“她是我——她是我同母异父的妹妹。我二十岁时，爸爸去世了，妈妈嫁给一个同事，生下凯尔西。我们相差二十四岁——我搬出去自己住了——我更像她的舅妈，而不是姐姐。三年前，妈妈和马尔科姆在西班牙出了车祸。酒驾。马尔科姆当场死亡，妈妈昏迷四天后，也去世了。我们没有其他亲戚，我就叫凯尔西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

斯特莱克看着无比整洁的客厅，摆成菱形的靠垫，光洁明亮的家具，很难想象十几岁的少女在这里怎么住。

“我和凯尔西关系不好。”哈兹尔说，似乎又听见斯特莱克心里的疑问。她指了指楼上——雷正在楼上睡觉——眼泪又流出来。“凯尔西很情绪化，老是闷闷不乐，雷比我有耐心。他有个儿子，已经成人，在国外工作。他比我更会照顾小孩。然后警察冲进门，”她突然愤怒起来，“告诉我们她已经——还审问雷，好像他会——就算再过一百万年，他也不会——我跟他说，这简直是一场噩梦。电视上有时候会播那种新闻，呼吁离家出走的孩子回家——还有人上法庭接受审判——但你不会想到……你不会想到……我们都不知道她失踪了。我们如果知道，一定会去找她。可我们根本不知道。警察问了雷好多问题——他什么时候待在哪儿，诸如此类——”

“他们告诉我，他和这件事没关系。”斯特莱克说。

“是啊，他们现在总算是相信了，”哈兹尔脸上挂着泪水，生气地说，“有三个人证明他去参加了男士聚会，从头到尾都和他们待在一起，还有该死的照片为证……”

她永远不能理解，和凯尔西一起生活的男人为什么还要为她的死接受询问。斯特莱克听过布里塔妮·布罗克班克和罗娜·莱恩的陈述，也见过太多和她们一样的女性，深知大多数强奸犯和杀手都不是在黑暗中窜出楼梯间的陌生人，而是父亲、丈夫、母亲或姐妹的男朋友……

哈兹尔迅速擦去流出眼眶的泪水，突然问道：

“你把她那封幼稚的信怎么样了？”

“我的助手把它放进我们用来保管奇怪信件的抽屉里了。”斯特莱克说。

“警察说你从来没回过信。还说他们发现的那些回信都是伪造的。”

“没错。”斯特莱克说。

“伪造信的人一定知道，她对你很感兴趣。”

“嗯。”斯特莱克说。

哈兹尔大声地擤了擤鼻子，问道：

“要喝茶吗？”

他点了头，觉得哈兹尔需要找个机会调整情绪。哈兹尔走出客厅，他立刻环顾四周。他身边的角落里摆着几张小桌子，其中一张桌上摆着客厅里的唯一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个戴草帽的女人。她灿烂地笑着，看起来六十多岁。他猜那是哈兹尔和凯尔西的母亲。照片旁边的桌面上有一块地方比周围颜色略深，似乎曾经也摆过照片，遮挡住阳光，延缓那一小块廉价木头的褪色过程。斯特莱克猜那里曾经摆着凯尔西穿着校服的照片，就是报纸上登的那一张。

哈兹尔端着托盘回来了，盘子上放着两杯茶，一盘饼干。她把斯特莱克那杯茶小心地放到母亲的照片旁边，还在下面垫了杯垫。斯特莱克说：

“听说凯尔西有个男朋友。”

“瞎说，”哈兹尔嗤之以鼻，坐回扶手椅里，“她撒谎。”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她说他叫尼尔。尼尔。开玩笑。”

她又流泪。斯特莱克一头雾水，不明白凯尔西的男朋友为什么不可能叫尼尔。哈兹尔看出他的不解。

“单向乐队。”她透过纸巾说。

“抱歉，”斯特莱克仍然迷惑不解，“我不——”

“那支乐队在《X音素》上拿了第三。她简直着了迷——她最喜欢的就是乐队里的尼尔。所以她说她认识了一个叫尼尔的男孩，十八岁，会骑摩托车，你说说，我们还能怎么想？”

“哦。我明白了。”

“她说她是在心理咨询师那里认识尼尔的。她一直在看心理医生。她说她和尼尔是在等候室认识的，尼尔去看心理医生，是因为他爸妈都死了，和她一样。我们根本没见过他。我跟雷说：‘她又来了，又在胡说八道。’雷对我说：‘别管她了，她自己开心就行。’可我不喜欢她撒谎，”哈兹尔生气地瞪着眼睛，“她一直都在说谎。她有一天手腕上贴着膏药回家，说不小心划伤了，结果是刺了单向乐队的刺青。她说要去实习，结果呢……她一直撒谎，一直撒谎，到最后就变成了这样！”

她艰难地忍住喷薄欲出的眼泪，紧抿住颤抖的嘴唇，拿纸巾使劲按住眼睛。她深吸一口气，又说：

“雷有自己的猜测。他想告诉警察来着，但他们根本不听，只想知道出事时他在哪儿——雷有个朋友叫里奇，里奇经常介绍些园艺活给雷。凯尔西见到里奇是在——”

她讲着雷的理论，不停重复繁琐的细节。不常作证的人讲起事情往往都会这样漫无头绪。斯特莱克认真而耐心地听着。

哈兹尔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向斯特莱克证明，出事那天，雷确实在滨海肖勒姆和三个朋友一起参加男士聚会。里奇也在照片上，哈兹尔给斯特莱克看里奇的伤。照片上，里奇和雷坐在一片海冬青丛边，在阳光下眯着眼睛，举着啤酒咧嘴微笑。雷的秃头上汗水闪闪发亮，映照出里奇发肿的脸——他的脸上缝了好几针，还有淤青，一只脚套在手术鞋里。

“——你瞧，里奇刚出车祸没多久，就来过我们这儿。雷认为凯尔西是看到他才想好了计划，打算自己砍掉腿，再假装出了车祸。”

“里奇不会就是她的男朋友吧？”斯特莱克问。

“里奇！他很单纯，如果有这回事，一定会告诉我们的。而且凯尔西和他不熟。那都是她编出来的。我看雷想得没错。她计划好偷偷砍腿，再假装是坐男友摩托车时摔的。”

凯尔西现在如果躺在医院里，自称坐摩托车时出了事故，假装为了保护虚构中的男友而不肯进一步解释，那雷的这套理论确实站得住脚。斯特莱克礼貌地表示，这确实是十六岁少女会想出来的计划，考虑全面但又目光短浅。但这一点也不重要：不管凯尔西是否计划假装出车祸，现在的证据表明，她最后放弃了这个计划，转而给斯特莱克写信，询问他的意见。

话说回来，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到凯尔西可能与骑摩托车的人有关。斯特莱克问哈兹尔，她为什么如此确定她不可能有男朋友。

“嗯，她上的是儿童教育专业，班上几乎没有男生，”哈兹尔说，“她还能在哪儿遇见那么一位尼尔？她在学校里从来没交过男朋友。她去看心理医生，有时候去离这儿不远的教堂礼拜，参加了教堂的一个青少年小组，但骑着摩托车的尼尔可不会去那儿。”哈兹尔又说：“警察去调查了，还询问了她的几个朋友。小组组长戴瑞尔可伤心了。今天早上，雷在回家的路上碰见他了，说他刚看见自己，就在马路对面哭起来。”

斯特莱克想记笔记，但这样做会影响此刻坦诚的气氛。

“戴瑞尔是什么人？”

“跟他没关系。他是教堂里的青少年辅导员，布拉德福德人，”哈兹尔不太确定地说，“雷说他肯定是同性恋。”

“她在家有没有谈起过——”斯特莱克考虑措辞，“她对自己的腿是怎么想的？”

“没对我说过，”哈兹尔直白地说，“我不肯听她说，也不想听她说，我受不了。她十四岁时告诉过我，我把我的感受都跟她说了。她就是哗众取宠。”

“她腿上有一些时间久远的伤痕。那是——”

“妈妈去世后她自己割的。好像嫌我要担心的事还不够多似的。她拿绳子捆在腿上，想阻断血液循环。”

她的表情里混杂着厌恶和愤怒。

“妈妈和马尔科姆死的时候，她就坐在后座上。我给她找了个心理医生，医生觉得她这么对待自己的腿是在呼救、哀悼、幸存者的内疚，具体我记不清了。但她说不是，说她一直都不想要那条腿……我不懂。”哈兹尔使劲摇头。

“那她和其他人谈过吗？和雷呢？”

“嗯，说过一点。雷知道她什么样。我和凯尔西住在一起不久，他搬了进来，凯尔西给他讲了一堆匪夷所思的东西——什么她爸爸是间谍，所以他们的汽车才会爆炸，诸如之类。雷知道她爱撒谎，但并不生气，只会试图转移话题，问她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她的脸涨成难看的深红色。

“你知道她想怎么样吗？”她爆发了，“她想坐在轮椅里，被人推着到处走，让别人都像照顾婴儿似的宠着她，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她身上。就是为了这个。我找到她的日记，日记大概是一年以前写的。她写的那些东西，想象出的那些东西、那些幻想，简直愚蠢透顶！”

“比如说？”斯特莱克问。

“比如把腿砍掉，坐着轮椅被人推着，在台下看单向乐队表演。演出结束后，他们会围过来对她嘘寒问暖，因为她是个残疾人，”哈兹尔几乎不换气地说完这些话，“你能想象吗？令人作呕。真正的残疾人并不希望自己残疾了。我是当护士的，我太清楚了。我每天都会见到他们。呃，”她瞥了斯特莱克的小腿一眼，“你当然也清楚。

“不是你干的吧？”她突然直接问道，“不是——不是你——不是你自己砍的吧？”

斯特莱克不禁想到，哈兹尔想见他，是否就是为了问这个。已经发生的一切让她不知所措，她仿佛漂在海上，急需一根救命稻草。她也许下意识地想要证明没人会真的那么想——即便她妹妹已经不在人世，再也无法得到她的理解——证明现实世界里的靠垫都该摆成规矩的菱形，肢体残缺只能因为事故，不管是墙面倒塌还是路边的炸弹爆炸。

“不，”他说，“我的腿是炸断的。”

“我就说嘛，你看！”她说，泪水又涌上来，语气里带着勉强的胜利感，“我就知道，我本来可以这么告诉她……只要她问我……可是她说，”哈兹尔喘了一大口气，“说什么那条腿根本就不该存在，长在她身上就是个错误，必须去掉才行——像肿瘤似的。我可不想听她这么胡言乱语。雷说他试图说服凯尔西，告诉她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像他那样进医院可不是什么舒服的事，好几个月只能一动不动地躺着，打着石膏，长褥疮，皮肤感染。雷没生气。只是跟她说，到院子里来帮我干点活吧，试图以此分散她的注意力。

“警察告诉我们，她在网上和有类似想法的人聊天。我们根本不知道。毕竟她已经十六岁了，我们不能再随便看她的电脑了，你说是吧？我就算去看她的电脑，也不知道该看什么。”

“她有没有对你提起过我？”斯特莱克问。

“警察也这么问了。没有。我和雷都不记得她提起过你。我说这话没有别的意思——我也知道卢拉·兰德里的案子，但我不记得你的名字，见到你也认不出来。她如果提起过你，我一定会记得。你的名字挺滑稽的——你别生气。”

“朋友呢？她经常出去玩吗？”

“她几乎没有朋友。她不是受人欢迎的那种女孩。她对同学也一直撒谎，谁喜欢撒谎的人呢？同学都欺负她，觉得她是个怪人。她几乎不怎么出门。我可不知道她哪有机会认识那个尼尔。”

斯特莱克对她如此愤怒并不感到惊讶。在她这个一尘不染的家里，凯尔西是个不受欢迎的累赘。现在她将一辈子都摆脱不掉内疚和哀恸、恐惧和遗憾——她的妹妹还没长大成人，还没甩掉那些让姐妹俩关系疏远的古怪念头，就死了。

“我可以用一下洗手间吗？”斯特莱克问。

她抹着眼泪点点头。

“直走，上楼梯就是。”

斯特莱克清空膀胱，读着水槽上方相框里的奖状：“消防员雷·威廉斯，以此表彰他英勇卓越的功勋”。他强烈怀疑，把奖状挂在这种地方的不是雷，而是哈兹尔。除此之外，洗手间里没什么可看的，所有地方都和客厅里一样干净整洁，连药品柜里也一样。斯特莱克观察一番，发现哈兹尔还没绝经，他们批量买了好多牙膏，他们中有一个人有痔疮。

他悄无声息地离开洗手间。旁边紧闭的屋门内传来隐约的鼾声，是雷正在熟睡。斯特莱克果断地向右走了两步，进了凯尔西住的小房间。

一切都是淡紫色：墙面，床罩，灯罩，窗帘。斯特莱克心想，他没有见过其他房间，但能猜出，在这栋房子里，秩序凌驾于混乱之上。

墙上挂着一大块软木板，避免墙面上出现难看的钉孔。凯尔西在木板上贴满五个英俊男孩的照片，斯特莱克推测那就是单向乐队。他们的头部和双腿超过木板的边界。出现次数最多的是个金发男孩。除了单向乐队成员的照片，她还贴了些剪报：小狗的照片，大多数都是西施犬；零散的字词和流行语：“占领”，“社恐”，“点赞”。还有好多“尼尔”，背景往往是桃心。草率而混乱的拼贴彰显出的个性和房间形成鲜明对照：她不会把床罩拉得那么整齐，也不会把淡紫色的小地毯摆得如此方正。

狭窄的书柜上书不多，其中最显眼的是本崭新的《单向乐队：永远年轻——我们在X音素的故事》。旁边摆着“暮光之城”系列小说，一个首饰盒，一堆连哈兹尔都没能摆放对称的饰品，塞满廉价化妆品的塑料盘，两三只毛绒玩具。

斯特莱克根据哈兹尔的体重判断，她上楼一定会发出明显的脚步声。斯特莱克大胆地打开抽屉。警察肯定把重要的东西都拿走了：笔记本电脑，写着字的纸片，电话号码，人名，日记——如果哈兹尔偷看后，凯尔西还有心情再写日记的话。抽屉里留着一些杂物：一包信纸，寄给他的信就是用这种纸写的；任天堂旧游戏机，假指甲，危地马拉恐怖娃偶。床头柜最深的角落有只毛茸茸的铅笔袋，里面装着几板锡纸胶囊药板。斯特莱克把药板拿出来：芥末黄卵形胶囊，标签上写着“泰尔丝”。他扯下一块药板，塞进口袋里，合上抽屉，走到衣柜前。衣服堆得相当杂乱，柜子里有股霉味。凯尔西喜欢穿黑色和粉色。他迅速摸起衣服上的褶皱，把口袋都搜了一遍，什么也没找到。只有一条宽松的长裙兜里有张揉皱的存衣凭条，上面写着“18”。

斯特莱克下了楼，哈兹尔仍然坐在原地，一动未动。斯特莱克去得再久，她恐怕也不会注意到。斯特莱克走进客厅，她吃了一惊，略微起身。她显然又哭了一场。

“多谢你能来，”她嘶哑着嗓子说，站起身来，“对不起，我——”

她再次哭起来。斯特莱克伸手搭上她的肩，回过神时，她已经把脸埋在他的胸前，紧抓着他的衣领啜泣着，毫无做作之态，只有纯粹的痛苦。斯特莱克拥住她的双肩，他们就这样站了大概一分钟。然后她做了几次深呼吸，退了两步，斯特莱克的双臂又垂回身侧。

她摇了摇头，什么也说不出来，默默地送斯特莱克出门。斯特莱克再次表示遗憾和慰问，她点点头。阳光射入色彩黯淡的门廊，她的脸色一片惨白。

“多谢你亲自过来，”她低声说，“我就是想见你一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