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斌读过自己印出来的每一本书，很多年前他想改变命运的时候养成了这个习惯。他知道有人通过冒险改变了命运，有人撞了大运改变命运，但用知识来改变命运，总归稳妥一些，可控一些。

知识没能改变他的命运，大约是读的书还不够多。

制定计划时，他很努力地回想看过的相关书籍内容：一些心理学专著，一些推理名著，甚至还有一本公安先进个人事迹选。他从中总结出很多道理，但现在他意识到这些道理不太管用，缺乏细节或者细节不实，照此实施的时候总是撞上礁石。先是分散藏匿的抛尸袋竟然这么快暴露，再是王海波不见了踪迹。

李善斌知道王海波曾经住在哪里，也知道他曾经在哪里工作。他觉得这两个烙印一旦打上就很难磨掉，比如他自己，从来没有换过工作，如果不是那场火也不会搬家。当然，王海波是从单位停薪留职出去的，可既然还留着职，单位总会掌握些情况吧；就算他搬了家，居委会也还会有他的联系方式吧。在这两处碰壁的时候，意外之余，李善斌从心里升起的，是迟来的苦涩觉悟。自己停在原地，以为世界也同样不曾改变，其实十一年前他就该懂得，不管是整个世界还是哪个人，都不会等他。

幸好，关于王海波，他还有些手段。除了工作和住所，人有更难以舍弃的羁绊。

王海波的父亲叫王杰，在航天局工作。上一辈人的组织关系都很牢固，尤其是航天局这样的特殊系统，李善斌有九成把握，王杰是在航天局退休的，如今应该六十岁左右，航天局里一定还有许多与王杰相熟的同事。找到了王杰，多半也就能找到王海波。

然而王杰并没有在航天局退休，他在十年前就因病去世了。

王杰虽然早已不在人世，但李善斌还是从主任那里请了假，连着两天往航天局跑，拜访到三位王杰的老同事。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位三流传记作者，受王氏家族某位长辈所托，为王家每一位族人撰写小传。正式起见，他还杜撰了一份委托书。在这三位老同事口中，李善斌几乎没有打探到关于王海波的任何情况，王杰对儿子绝口不提。好在李善斌确认到了王杰的妻子，王海波的母亲赵兰的职业，那原本不在他的资料上。

赵兰长期工作于区卫生局办公室，并在那里退休。

和航天局工会对多年前去世员工的陌生感相比，区卫生局工会对赵兰这个名字非常熟悉，因为他们代表组织，刚刚去探望过她。

“她状况不太好，你不知道吗？”对方在电话里说。

“啊，那我得去看看她。”李善斌说。

他放下电话，心里琢磨着，寡母病重，谁会在身边照顾呢？

预感到即将解开难题，把断了的线重新连上，李善斌绷着的面孔放松下来，他甚至隐然有了丝笑意，但瞬即又隐没不见。

他已经耽搁了太多时间，当王海波真正在视野里出现的时候，也就是他彻底离开当下生活的时候了。

前方是怒涛，是火海，是炼狱。他要走进去了。

自己的最后准备还差些什么？李善斌去银行柜台取了四万八千九百二十一元——他工资卡上的所有钱。他的计划用不着这么多现金，大多数是留给家里的。他猜想或许卡会很快冻结，只要警察查到他头上。不能心存侥幸。

他在银行边的小超市买了瓶潘婷洗发水，女儿喜欢这个贵牌子，另加一条硬壳红双喜，本来要买两条的，仔细盘算后，觉得一条勉强也够，给家里多留点钱。结账的时候他看到收银机旁边陈列着健达缤纷乐，那是李怡诺最爱吃的巧克力品种，便问一共有几条。

“都在这里了。”老板操着贵州口音的普通话说。

那就是五条。

老板的口音让李善斌觉得亲切，他记得之前好像来过一次这家小超市，既然这样，就多采购一点东西吧。

他拿了五条缤纷乐，又取了三袋儿子最喜欢的开心果放在柜台上。

“还要点其他什么东西吗？”老板瞅着他问。

李善斌犹豫了一下，他在心里盘算女儿和儿子的诸般愿望，还有老母亲一直念叨的一口好锅。说起缺的东西，家里太多了，远远不是这家小超市里能买全的。他摇了摇头，说就这样吧。

老板点点头，像是有些遗憾，看看货又看看李善斌。李善斌催他结账，老板说你等等，居然又从收银台底下翻出两条健达缤纷乐来。

“你是说都要，对吧。”他打量着李善斌，仿佛要看看他会否反悔。

李善斌笑起来，说都要。

老板帮他把货品放进塑料袋里，说你来过我这儿吧，老客人了，下次来给你打九折。李善斌说来过一次，他把自己的贵州口音放出来一点，说咱们是老乡啊。

走出便利店的时候，李善斌觉得自己应该不会第三次进这家店了。

然而毒辣的日头晒在身上，李善斌忽而又想，应该再多买点冰淇淋回去，从这里骑回家，速度快点还化不了。他走回店里，冲老板笑笑。老板在打电话，看见李善斌折返，陡然一愣，“啪”地把听筒搁回座机。

李善斌盯着老板，慢慢收了笑。老板一寸一寸挤出笑来，问还想要点啥。李善斌视线下移，老板的右手兀自紧紧抓着听筒，青筋暴出，然后又蜂蜇一样把手松开，缩进柜台下面去了。

李善斌紧贴着收银台，老板往后闪躲，地方就这么点大，他很快意识到无处可逃。努力向上提的嘴角、抽动的左边眼角、翕张的鼻孔，脸上的各个部位根本无法协作完成名为“镇定”的指令，都想各自找个地方藏起来。

李善斌忽然觉得好笑，他从未见过有一个人如此惧怕自己。

“打电话？”他问。

“没有啊。”

“打给谁？”

“哦哦，老婆，我老婆。”

李善斌冲他轻轻摇头。

“知道是什么案子吗？”他问。

老板的脸上像是中了一拳，耸眉咧嘴，额头沁出细汗，用颤抖的气音发出“哈”的疑问。

“那就是知道咯。”李善斌点点头。

“没有没有，什么……我不知道，我……”他的声音越来越轻，脸皮已经发白。

“看你那么怕我，多少是知道一点吧。”

李善斌拿手指指电话，老板连忙抖着手把电话推过去。

李善斌握住听筒，定了定神，心里掠过女儿的模样。其实他也怕，但这个时候不能露怯。老板已经报警了，如果这一关都过不去，还谈什么其他？他拿起话筒，按下重拨键。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李善斌操着贵州普通话，把喉咙压扁，学着老板的声线说。

“刚才搞错了，应该是搞错了。”

“搞错了？你不是说看了好几眼，就是上个月来过的那个人吗，和照片上的人很像？”电话那头说。

“刚才他又回来买了两根冰棍，我和他说了两句话，这是个刚到上海两个月的安徽人，到我这里买过三四次了，不是只来过一次的那个。两个人的鼻子有点像我给搞混了，所以赶快再打个电话来，省得你们白跑一次。”

“哦那好，下次你看到和照片上像的人，再打我电话。把握不大也可以告诉我，我们不怕白跑的。”

“行，好的好的，一定。”

李善斌搁下电话，老板已经把僵硬的笑容堆了一脸，连声说：“搞错了，确实是我搞错了。”

“你没搞错，你心里知道的。”

老板又变成了先前那种夹在哭笑之间的表情：“我不会说的，我绝对不会再打电话了。”

李善斌伸出手，一根一根把手指竖起来。

“五个钟头，你忍得住吗？”

老板微微张嘴，不知该如何回答。

“五个钟头以后，你可以打电话报警。”

老板露出他最谄媚的笑容，说：“您放心，您放心，我不是不知道轻重的人。”

李善斌把电话机上的线拔了，用手拽一拽，老板连忙把电话线的另一头从墙上拔下来，整根交给李善斌。

“你有手机的吧。”

老板飞快地摸出手机放在柜台上。

李善斌卸下电池板，把手机推回去。

“其实，我记得这条街上有地方买手机电板，或者你也可以借别人的电话打。”

“哎呀哎呀，”老板急了，“您给我一条路走，我怎么会不知好歹，怎么会嘛，您都说了五个钟头，我要是这都熬不住，急着去投胎啊。别说五个钟头，我跟您保证，这五天里我都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的！”

李善斌把塑料袋里的巧克力和开心果拿出来，把电话线和电池板装进去，扎起袋子，轻轻拍了拍，然后推还给老板。

“五个钟头，五个钟头以后，不管我怎么样，你肯定是安全的。”

李善斌出了超市，把捧着的巧克力和开心果放进自行车前兜里。跨上车的时候，他看见老板从店里赶出来，把塑料袋扔进路边的垃圾筒里，然后日本人似的给他鞠了个深躬。

他骑起来，两边的景物夹道矗立，将他向前推，向前推，向前推。他知道，人生的最后一段旅途，就此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