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令人吃惊了。但却是真实的。科尔特斯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和他在一起的有六个带着武器的人，还有一只狗。那只狗用鼻子到处嗅，想找到那些曾经攻击这家加工厂的人。空子弹壳多数是五点五六毫米子弹的弹壳，北约大多数国家和他们在全世界的代理人都使用这种子弹。可这种子弹最初是在美国使用的点233雷明顿猎枪用的子弹。还有一些九毫米子弹的弹壳，此外还有一枚四十毫米枪榴弹的空弹壳。攻击者中有一人受伤，可能伤势很重。攻击方式是传统式的，山上有一个护理小组，突击组也在同一高度，但略偏北一点。他们是在仓促中离开的，没有像前两次那样在死者身上布设饵雷。科尔特斯想，也许是因为有一位重伤员吧！也许因为他们知道——怀疑？不，他们也许知道——有两个人跑了，去搬救兵了。

在山里活动肯定不止一个小组。到目前为止，从受到攻击的加工厂的数目和位置分布来看，可能有三四个小组。这就排除了M-19游击队的可能性。M-19游击队没有那么多受过训练的人，干不出这样的事——从他所听到的情况看，没有这种可能，他纠正自己说。卡特尔收买了当地游击队的一些派别，还对那些单位提供信息的人给以报酬。这一点哥伦比亚政府显然做不到。

他暗自思忖：所以，现在可能有美国人的秘密行动小组在山里活动。他们是些什么人？在干什么？也许是士兵，也许是高水平的雇佣军。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国际上的雇佣军组织已是今非昔比了——实际上雇佣军从未发挥过什么特殊作用。科尔特斯曾去过安哥拉，知道非洲部队的实际情况。雇佣军要打败非洲军队并不需要很强的战斗力，当然这一点也正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

不管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此刻一定离这里很远——远得丝毫没有让他感到不安。当然他要把追踪这些人的任务交给别人去干。科尔特斯是个谍报人员，并不幻想当一名军人。眼前，他几乎像个警察似的在收集证据。他发现那些步枪子弹和机枪子弹都是同一厂家生产的。他并没有把这个信息记在脑子里，但他发现这些九毫米的弹壳和他从哥伦比亚北部海岸附近一个机场发现的弹壳属于同一批号——弹壳的底部都有压印。他认为巧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当初那些监视机场的人，现在已经到了这里……？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简单的办法可能是坐卡车或者交通车辆，但是那又有点儿太简单了。如果是M-19游击队，倒可能这样干。可是，如果是美国人，这样做风险就太大了。美国佬会用直升机。从哪儿起飞呢？也许是从一艘军舰上，更有可能是从他们在巴拿马的基地。他知道在直升飞机航程范围内没有美国人的海军演习。所以一定是一架能在空中加油的大型飞机。只有美国人才会这样做。而且必须以巴拿马为基地。科尔特斯在巴拿马有人。他把子弹壳收起来后便进山去了。他现在有了一个出发点，像他这种受过训练的人，必须找到这样的出发点。

瑞安的VC-20A飞机——把它看成是他的飞机，还确实需要有点想象力——下午很早就从蒙斯郊外的机场起飞了。他出人意料地以真实身份参加国际情报业大联盟的会议，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他那篇关于苏联人和他们在东欧活动的报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同。他非常满意地得知，在对敌人政策变化问题的看法上，北约组织各情报部门的分析要员和他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谁也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各种观点都有，如“和平正在突破，我们现在怎么办？”的看法，还有同样不太可能的“一切全是花招”的看法等，不一而足，理论上也是五花八门。但是要作出正式的情报评估，就连那些在瑞安出生之前就开始从事情报工作的人也只能摇摇头，对着啤酒兴叹——瑞安有时候也这样。当然，这一年真正的好消息是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中央情报局的反谍报组织在整个欧洲击败了克格勃的行动，虽然它没有告诉任何人（除了巴兹尔勋爵，因为制定计划的时候有他在）这是如何发生的，中情局开始在欧洲地区享有很高的威信。用瑞安曾在投资业务中经常引用的说法，底线是相当清楚的：北约在军事上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佳状态，它的秘密机关所取得的成绩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然而，从政治上来看，这个联盟的总体使命受到了怀疑。在瑞安看来，这似乎是成就，只要政治家不是头脑发热，这样的成就已经不错了。

脚下的比利时乡村渐渐远去，好像变成宾夕法尼亚州荷兰人聚居区的一条特别迷人的被子。瑞安觉得有许多事值得高兴，至少从北约方面看是这样。

然而，最能说明北约目前的高兴程度的证据也许是：在全体会议的休息时间、在宴会桌旁、在喝咖啡的时候，他们所谈论的内容，并不是多数与会者认为的“正事”。来自德国、意大利、英国、挪威、丹麦和葡萄牙的情报分析家们，都对本国日益严重的毒品问题表示关注。毒品卡特尔的活动正向东扩展，它不再仅仅满足于在美国推销毒品。这些职业情报人士都注意到雅各布斯和其他人被暗杀的事，他们都怀疑，国际毒品恐怖主义活动是否已完全转向新的危险道路，他们对此应该采取什么对策。法国代表对麦德林附近的这次炸弹爆炸称赞有加，因为从历史上看，法国人就一直采取积极的行动保卫自己的领土，所以他们对瑞安那种困惑的、有点让人恼火的反应感到茫然。瑞安的反应是：无可奉告。当然，他们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可以预料的。如果法国一位同样职位的高官被公开杀害，法国海外安全局一定会马上采取行动。法国人极擅此道。法国的新闻媒体能够理解并予以赞同，更准确地说，法国人民能够理解并赞同。所以，法国海外安全局的代表希望瑞安即使不作评论，也要有一点儿会意的微笑，而不是露出毫无表情的窘态。欧洲人一般是不会这样的，这使美国的欧洲盟友觉得，美国人真是太怪了。他们会问自己：美国人非要表现得这样深不可测吗？美国人用这副架势对付俄国人还有些战略价值，但是不应当这样来对待盟友。

也不能这样对待自己的政府官员嘛，瑞安心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瑞安对这件事的看法之所以能比较超脱，是因为它发生在距自己国家三千英里之外的地方。在目前还没有任何机构来对付此类犯罪的情况下，也许直接采取行动的办法是必要的，也是适当的。如果直接向一个民族国家的权力挑战，那就要随时准备这个国家的直接反应。如果因为有人组织了对柏林迪斯科舞厅里的美国士兵采取敌对行动，就可以对一个国家进行轰炸，那为什么不能——

——在一个美洲民主国家的领土上杀人？

它的政治含义是什么？

这是困难之所在，对吧？哥伦比亚有自己的法律。它不是利比亚，统治利比亚的是一个稳定程度令人怀疑的小丑。它也不是伊朗，伊朗是一个由老人政治手段维持、靠神权统治的国家。哥伦比亚是个具有真正民主传统的国家，它曾经使自己的制度遭受危险，为的是使别国的公民不受他们的危害而斗争。

我们在干些什么呢？

按照现在的治国方略，正确与错误具有不同的价值。这种看法是对还是不对？什么是法律？什么是规则？有没有法律？有没有规则？瑞安知道他必须先了解事实，然后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向后靠在舒适的座椅上，看着下面的英吉利海峡。随着飞机向西朝兰兹角飞行，海峡开始变宽，形成漏斗状。在那一片能造成船毁人亡的礁石外侧就是大西洋，大洋彼岸就是家了。他有七个小时时间可以考虑回国以后需要立即做什么。整整七个小时呢，瑞安心想。在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次他可以向自己提出同样的问题？有多少次他只会遇到新问题而找不到答案？

法律是陷阱，默里心想。它是一个令人崇拜的女神，是黑暗中高举指路明灯的可爱的青铜女士。可是，它所指引的道路要是不通呢？在如何对付暗杀局长的“嫌疑犯”的问题上，他们走进了死胡同。哥伦比亚人已经得到了疑犯的供词。长达三十一页的密密麻麻的供词就放在他办公桌上。经过联邦调查局传奇式的刑侦取证实验室的化验测定，他们有了足够的物证。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美国和哥伦比亚之间的引渡条约目前还没有生效。哥伦比亚最高法院的法官认为该条约与他们的宪法有抵触。不久前，M-19游击队杀害了十二名法官，而所有遇害的法官生前都是反对引渡条约的。没有条约就无法引渡。疑犯将在当地受审，无疑将被判处长期监禁。可是默里和联邦调查局希望，最好能把他关在伊利诺伊州的马里恩——那里有安全性最高、收押真正捣乱分子的联邦监狱。那里是没有周边设施的阿尔卡特拉斯岛——司法部认为，可以运用关于“与毒品有关的谋杀”的死刑法规。但是——哥伦比亚人得到的供词不符合美国人关于证据的有关规定。不过律师们也认为，这样的供词很可能被美国法官否决，这样就不可能判处死刑。这一来，那个杀害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家伙在伊利诺伊州的马里恩监狱就有名了，因为在那里的大多数犯人并不像大多数美国公民那样喜欢联邦调查局。他昨天刚得知，海盗一案也是如此。但有个该死的辩护律师很狡猾，他打听到海岸警卫队有出格的做法，所以使一桩死刑案告吹了。默里认为，惟一的好消息是，政府肯定已经以某种令人满意的方式进行了反击，但是在法律上却构成了谋杀罪。

丹·默里的确认为事态的这一发展是个好消息，可是这也使他担忧，因为这不是他在联邦调查局学院学到的东西，也不是他后来当教师时教别人的东西，是吧？政府违法行事会出什么问题呢？教科书上的答案是无政府主义——至少大家知道政府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会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对罪犯分子所下的真正可操作的定义是——违反法律而被抓住的人，难道不是吗？

“不是，”默里暗暗对自己说。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光明，因为在黑暗的夜晚，整个社会只有“明智”这座灯塔还亮着。他和整个联邦调查局的任务就是使他们国家的法律得到忠实地执行。会有灵活的余地的——应该有，因为落在纸上的东西不可能包罗万象——但是，如果法律文字表述不够清楚，人们就得依照该法律所依据的原则行事。也许这个情况不能尽如人意，但是舍此又别无选择，不是吗？可是当法律无法解决问题时，你怎么办？难道这也是法律游戏的一部分？难道说归说，做归做，这也是游戏？

在这个问题上，克拉克所持的观点稍有不同。他从来不考虑法律——至少不会直接关心法律问题。对他来说“合法”就是“允许”，而不是由某些立法者制定出一套法规，再由某个总统或其他人签署。对他来说，如果现任总统已经确定，某个人或者某个事物的继续存在损害了国家的最大利益，那么把这个人或这个事物消灭就是合法的。他开始为政府工作时，是在海军秘密的精锐部队——海豹突击队——服役。那是一支组织严密、行动诡秘的部队。他在那里小有名气，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人们把他称为“蛇”，因为别人几乎听不见他走路的脚步声。他不知道有哪个遇见他的敌人能够活着回去，并向别人讲述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他当时并不叫克拉克，后来改名字是因为他离开海军后犯了一个错误——他确实认为那是个错误，不过只是个技术性错误——那就是，他可以向任何人提供服务。他干得很不错。后来他的身份终于被警察发现。他得到的教训是：虽然没有人认真调查过战场上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在其他方面，人们是会调查的。这就是危险，他必须十分谨慎。现在回想起来，他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他几乎被当地警察发现，其结果之一就是使他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注意，中央情报局偶尔也需要具备他这种有独特技能的人。这简直是开玩笑：“需要杀人的话，就得去找靠杀人谋生的人。”至少在将近二十年前，这还是很可笑的。

谁必须死是由别人决定的。这些别人就是那些以适当方式选择出来的美国人民的代表，他的整个成年时期就是以某种方式为这些人服务的。有一次他终于发现，法律就是没有法律。如果总统说“杀”，那么他克拉克就是执行以适当方式确定的政府政策的工具。现在更是如此，因为选出来的国会成员必须同意行政部门的做法。有时候，那些不允许他们采取此类行动的法规，是由总统办公室的行政命令规定的，可是总统自己却可以任意违反这类法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可以对这些法规进行新的解释，以适应新的情况。当然，克拉克极少涉及此类事情。他在局里的主要工作要用到他的其他技能——比方说，他出入一个地方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这是他的绝活，无人能与他相比。但他们雇用他首先是为了杀人。克拉克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圣伊格内修斯教区洗礼的时候被赐名约翰·特伦斯·凯利。对他来说，杀人仅仅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宗教批准的行动，对此他比较认真。毕竟，越南战争从来就不是一场得到正式批准的、公开宣战的战争。如果当时杀死他们国家的敌人是合法的，那么现在为什么就不合法呢？对于改名换姓的约翰·克拉克来说，谋杀就是毫无道理的杀人。法律问题还是由律师们去研究吧！他知道他对正义的理解要实际得多，也有效得多。

他直接关心的是他的下一个目标。他在航母战斗群还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待。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想再玩一次隐蔽轰炸的游戏。

克拉克在波哥大市郊一座木屋里住下来。这是中央情报局十五年前修建的安全屋，名义上归一家企业所有，作为商用房出租给来访的美国商人。它没有什么明显的特殊之处。电话就是普通的电话。他在上面加了一个手提式加密装置——在东欧国家，这种简单的装置在技术上还没有过关，但在这里他却可以有效地防止低强度的窃听。他还有一个卫星抛物面接收天线，通过屋顶上一个不太明显的孔来接收信号，效果还挺不错的。它接在一架外形好像盒式录音机的加密机上工作。

那么下一步该干什么呢？他问自己。对温蒂贝罗斯所采取的轰炸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其结果就像一颗汽车炸弹。为什么不再来一次，搞一次真的汽车炸弹爆炸呢？妙就妙在真的放一颗汽车炸弹，狠狠搞它一下，但同时又不能伤害到无辜的普通百姓。搞汽车炸弹就有这个问题。

低强度爆炸？他心想。这倒是个办法。要假戏真做，让这个爆炸看上去好像是一次未遂爆炸事件。他认为要做到这样太难了。

最好采用比较简单的办法，用步枪搞一次暗杀，但是要干好也不容易。要找到一个能够俯视目标、便于射击的适当位置就非常困难，而且非常危险。毒品卡特尔的大佬们对能看见他们住宅的每个窗户都进行了监视。如果美国人租用某幢房子，不久就会有子弹从这个房子里射出来——是的，这确实不够隐蔽，是吧？问题是不能让他们准确地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克拉克的行动方案既简单又巧妙，就连兰利的所谓“隐蔽”行动专家都会拍案叫绝。克拉克想做的，这是把列入名单的人多干掉几个，以便增加目标集团内的相互怀疑。当然，把他们斩尽杀绝是大家最希望的，但实际上不大可能。他想做的，只是杀到一定的程度，要能迫使他们再次全面作出反应。

毒品卡特尔的成员是一批非常残忍的人。在战场上，他们的才智表现为与训练有素的敌人斗争时所使用的狡诈手段。他们就像优秀的军人那样，随时对危险保持着警惕。但是他们又不像军人，因为他们除了注意外部的危险之外，还要注意内部的危机。虽然他们的合作事业取得了成就，可是他们都把其他人看作对手。他们挥霍无度，滥用权势。他们从来没有满足，也不会感到满足。在金钱和权势方面，尤其是权势方面，他们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在克拉克和其他人看来，这些人最终的目的是对他们的国家进行政治控制。但国家是不能由委员会管理的，至少不能由大的委员会来管理。克拉克要做的，只是让卡特尔的头头们相信，在他们自己的统治集团内潜藏着争权夺利的现象。从此他们就会开始相互残杀，打一场三十年代黑手党组织之间那种混战。

他觉得有这种可能性。他认为这一计划完全成功的可能性有百分之三十。即便失败，也能清除掉某些主要人物。即使算不上战略上的胜利，也可以看成是战术上的成就。削弱卡特尔的势力，就有可能增加哥伦比亚政府对付他们的机会，这是另一个可能的战略结果，但不是惟一的。此外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他企图挑起的这种相互火并，可能会出现与海堡之战最后阶段相同的结果。这个阶段被人们称为“意大利祈祷之夜”：有七十名黑手党成员被他们自己的同伙干掉了。这个血腥的夜晚之后，出现了以更狡诈的卡洛·卢奇阿诺和维托·杰诺韦塞为首的手段更厉害、组织更严密、危险性更大的团伙犯罪活动网。克拉克心想，这才是真正的威胁。但是，情况不可能变得比现在更糟糕。也许华盛顿的看法正是如此。这是一场值得一试的赌博。

拉森来到那幢房子。他以前只到这里来过一次，他看见房子里放了好几箱岩石——虽然这与克拉克所扮演的外国地质勘探家的掩护身份相符合，但这也是这次任务中使他不安的一面。

“听到新闻了吗？”

“大家都说是汽车爆炸，”拉森调皮地笑着回答。“下一次，我们可不会那么幸运了。”

“也许不会。不过下一次得干得很漂亮才行。”

“别看着我！你是不是想让我去打听他们下一次什么时候开会？”

那当然最好啦！克拉克心想，但是他并不指望那样。即使上面有这样的命令，他也不会同意。“不，我们只能向上帝祈祷，希望能再截获一些消息。他们一定还要开会。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们必须开会讨论。”

“是的。但是可能不在山里。”

“哦？”

“他们在山下都有住所。”

克拉克倒没有想到这一点。这就增加了选定目标的难度。“我们用飞机上的激光能不能找到目标？”

“我看没有理由说不能。不过，接下来我就着陆、加油，飞离这个国家，永远不再回来了。”

亨利·帕特森和哈维·帕特森是孪生兄弟，二十七岁。犯罪学家们提出的种种社会理论都适用于他们。他们的父亲是个职业罪犯，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即使算不上是特别犯罪高手——他死的时候不过三十二岁，是被一位酒店老板用十二毫米口径的双管枪在十一英尺的距离上开枪打死的。支持保守派的行为学派认为，这是他们弟兄两人沦为罪犯的重要原因。而支持自由派的环境行为学派则认为，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是：单亲家庭，受教育差，交友不良以及居住地经济不景气等等。

不管促使兄弟俩走上犯罪道路原因是什么，反正他们是职业罪犯。他们欣赏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自己是天生就有犯罪的思想还是小时候学会犯罪的，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他们并不笨。如果智力竞赛对文盲不抱偏见的话，他们的智商可能会略高于中等水平。他们非常狡猾，警察要想抓住他们，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对法律他们也略知一些皮毛，于是也能成功地钻法律的空子。帕特森兄弟也有自己的原则。他们俩都喝酒，而且都接近于酗酒的程度，但是他们从不吸毒。这使他们显得有点怪。但是由于他们对法律毫不在乎，所以也就根本不去考虑改邪归正的事了。

从十五六岁开始，他们就在亚拉巴马州南部联手偷盗、抢劫、对路人进行人身伤害。他们的同类对他们也不敢侧目而视。有几个人曾经和他们作对，结果都丢了性命，因为他俩是孪生兄弟，长得很像，与其中一个作对，必然意味着和两个人都作对。有的家伙死于直接外伤（被棍棒打伤），也有的死于穿透型杀伤（刀伤和枪伤）。警方认为他们涉嫌五起凶杀事件。他们的律师——在他们犯罪生涯的初期，就已经和他们取得联系的一位好律师——曾经非常有效的利用了这一点。每当他的帕特森兄弟当中有一个杀了人，警察都会用他们的薪水打赌说，这两弟兄中的一个——一般指有杀人动机的那个——必然在几英里之外的某个地方故意招摇过市。此外，他们所杀的人也绝非良善之辈，而是和他们一样的犯罪分子。对这些案件，警方自然也就没有多大的兴趣。

但是，这一次警方却一反常态。

从他们第一次触犯法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四个年头。这一次，他们算是闯下了大祸。全州各地的警察都从他们的值班警官那里获悉：他们终因一起重罪被警察抓获。警方非常高兴地注意到这件事，因为这是由另一对叫诺琳·格雷森和多琳·格雷森的孪生妓女的事引起的。这两个女子都是十八岁，长得很可爱，迷住了帕特森兄弟。在过去五个星期，亨利和哈维跟她们打得火热、难舍难分。该地区的巡警曾经注意到他们的爱情之花正在绽放，警察局的人都在猜测他们怎样才能不把对方弄错——支持行为主义学派的警察认为，他（她）们即使搞错了，也没有关系；而相信环境主义学说的警察则认为，这简直是伪科学的胡说八道，因为那岂不成了性关系的阴差阳错。但是两派都认为，这是非常有趣的猜测。不管是哪种情况，两派都认为，哈特森兄弟倒霉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坠入了爱河。

亨利和哈维决定要把这对孪生姐妹从一个贩卖毒品的皮条客那里解救出来。那个人是一个恶名昭彰、令人害怕的有长期暴力前科的恶棍，还是他的几个女友失踪案中的疑犯。引起对抗的原因是：这个坏蛋狠狠地把姐妹俩毒打了一顿，因为她俩没有把帕特森兄弟给她们的东西交给他——为纪念他们相好一个月，弟兄俩送给她们一些珠宝首饰作礼物。诺琳的下巴被打成骨折，多琳的六颗牙齿被打掉，再加上其他一些非礼举动，使得这弟兄俩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们把姐妹俩送进了南亚拉巴马州大学医学中心。帕特森兄弟可不是那种能够善罢甘休的人，一个星期之后，他们从一条巷子的暗处用两把相同型号的史密斯-韦森手枪结束了埃尔罗德·麦基尔文的性命。这一回也真该他俩栽了，因为这时候在不到一个街区之外的地方正好有一辆带无线电的警车。不过就连警察也认为，在这个案件中，帕特森兄弟替莫比尔城做了一件大好事。

警官把他俩带到了讯问室。这两个向来目空一切的家伙成了泄了气的皮球。他们的枪在距离犯罪现场不到五十码的地方被发现。虽然每支枪上都没有指纹——凶器上并非总能找到指纹——但是，从麦基尔文身上取出的四发子弹，的确都是从这两支枪上射出的。帕特森兄弟在四个街区之外被抓住，他们的手上有曾经打枪留下的火药痕迹；他们杀这个皮条客的动机尽人皆知。犯罪案件从来没有比这个案件更清楚的了。警察惟一缺少的就是口供。也活该这弟兄两个倒霉。连他们的律师也对他们这么说。他们也没有认罪以求减刑的希望——当地的检察官比警察还要恨他们——就在他们因犯凶杀罪有可能进大牢的时候，有好消息说可能不会对他们用电刑，因为陪审团不愿意对一个杀死贩卖毒品的皮条客的人执行死刑，何况这个皮条客还把好几个妓女打伤住进了医院，也许还杀死过另外几个妓女。他们这一次是感情冲动杀的，按照美国的法律，对这种行为的动机一般认定是为了减缓痛苦。

帕特森兄弟穿着同样的监狱号衣，隔着桌子坐在那个资深警察的对面。那个警察简直分不出谁是谁，而且也懒得去分清他们。因为出自恶意，他们很可能不说实话。

“我们的律师在哪儿？”不知是亨利还是哈维问。

“是啊，”不知道是哈维还是亨利帮了一句腔。

“在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不需要律师到这里来。你们两个是否愿意帮我们做点事？”那警官问。“你们帮我们一点忙，或许我们也能帮你们一点忙。”这就解决了法律咨询问题。

“扯淡！”两兄弟之一说，当然这只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方式。他们正处在见了稻草也会抓住不放的时候。监狱正向他们招手呢，虽然他们还从来没有长期蹲过大牢，却也在地方监狱蹲过，知道蹲监狱的滋味不好受。

“你们喜欢无期徒刑吗？”警官脸上毫无表情地说，“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坐上七八年牢，然后你们就可以出去恢复正常生活。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幸运的话。八年，当然时间是比较长的。喜欢那样吗，小伙子们？”

“我们不是傻瓜。你来这儿到底要干什么？”另一个帕特森问。他的话里流露出愿意谈谈条件的意思。

“你们替我们干点事，啊，可能对你们有好处。”

“什么事？”两兄弟已经愿意考虑这种安排。

“你们见过拉蒙和赫苏斯吗？”

“那两个海盗？”一个帕特森问。“狗屎。”与其他有人群的地方一样，在犯罪分子的圈子中也有地位高低之分。专门欺负妇女和儿童者处于最低层。两个帕特森属于暴力型罪犯，可是从来不欺负妇女。他们只是袭击男人，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袭击比他们弱小的男人，但毕竟还是男人。这一点是这两个人自我形象的主要特征。

“是的，见过这两个杂种，”另一个帕特森说。他强调了他的兄弟说过的比较简单的话。“最近这两三天简直像他妈的国王。该死的拉美猪。喂，伙计，我们都是坏人，可是我们从不奸污小女孩，也不杀害小姑娘——听说他们要获释了？臭狗屎！我们宰了一个混蛋皮条客，这个混蛋喜欢打自己手里的女人，我们考虑的是生活。警察先生，你们这叫什么公正？去他妈的！”

“如果拉蒙和赫苏斯出事，”警官悄悄地说，“真正出点儿大事，也许就会发生另外一件事。一件对你们俩有利的事。”

“说说看。”

“比如说你们可以定期去看望诺琳和多琳，也许甚至可以长期住下来。”

“胡说！”亨利和哈维异口同声地说。

“这可是一件难得的交易，小伙子们，”警官告诉他们。

“你想让我们干掉这两个狗娘养的？”抢先问这个问题的是哈维，这使他的兄弟大失所望，因为他认为自己比哈维聪明。

那警官只是看着他们。

“我们听见你说的话了，”亨利说，“我们怎么知道你们会履行诺言呢？”

“什么诺言？”警官顿了顿。“拉蒙和赫苏斯杀了人家一家四口，而且还强奸了他的妻子和小女儿。他们还可能与杀害莫比尔城一位警察和他妻子一案有关。但是控告他们的案子出了一点问题，因此顶多只会判他们二十年，很可能只判七八年。可是他们杀死了六个人。这似乎很难说是公正的，对吧？”

这时候，两个孪生兄弟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警官也看得出来，那两双眼睛的眼神几乎完全一样。现在该决定怎么办了。他们在考虑该怎么办的时候，眼睛尽量不露出任何感情。接着他们平静下来，点了点头。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你们两个人现在应当小心一些。监狱里有时候十分危险。”警官站起身，把监狱看守叫过来。如果有人要问到他，他就回答说——当然，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与他们交谈是得到他们本人同意的——他想问问帕特森兄弟一件与他们本人无关的抢劫案，他们可能对该案有所了解，而且他已经答应，如果他们愿意与警方合作，他就向地方检察官替他们求情。天哪！他们说对那桩抢劫案一无所知。所以只谈了不到五分钟就让他们回牢房去了。如果他们再提到这次交谈的内容，那就是被控犯有明显谋杀罪的两名职业罪犯与一位警官的谈话。它最后会成为《莫比尔纪事报》第五版上的一篇报道，该报对暴力犯罪的态度相当严肃。不管警察是否要求，他们都不大可能承认共同杀人了，对吧？

这位警官是说话算话的，他着手对他承诺的那部分作出安排，因为他认为帕特森兄弟也会这么做。从埃尔罗德·麦基尔文身上取出的四发子弹中，有一发因变形而无法进行弹道比对——无包壳的铅弹头易于损坏——其他几个子弹头虽然可以作为物证，但都是模棱两可，难以确定。这个警官命令把这些子弹头从存放证据的地方取出来，连同检查人员的报告与照片一起进行重新检验。对此，他必须签名，以维持“证据的连续性”。法律明文规定要确保在审判中使用的证据，一旦从犯罪现场和其他地方取走，并被确认为重要的证据，就应当置于已知地点妥善保管。这是一种防止非法制造证据的措施。如果某个证据丢失，即使后来又找到了，也不能再在犯罪案件中使用，因为它已不是原样了。他走向实验室，发现技术人员已准备动身回家。他问弹道专家是否可以在星期一早晨重新检验一下帕特森案中的弹头，那人回答说，当然可以。还说弹道比对中有一颗弹头的检验结果有点差别，但他认为非常接近，在审判中使用没有什么问题。即使如此，他也不反对再检验一次。

这位警官把这个子弹头带回自己的办公室。装子弹头的牛皮纸袋上标明了案件的号码，因为它仍处于妥善保管中，上面有他的签字，证据的连续性未遭破坏。他在办公桌上的记事簿中写道：他不想把子弹头留在办公室过周末，他要把它带回家去。他把这包东西放进带号码锁的公事皮包。这位警官已经五十三岁，再过四个月就可以退休并享受一切福利待遇了。三十年的警龄已经够了，他期待着好好地利用自己的钓鱼船。他觉得让两个杀害警察的犯人只轻松地在监狱中待上八年，自己良心上过不去，自己不能在这种情况下退休。

贩毒的钱款不断流入哥伦比亚带来了各种副作用，其副作用之一是，在经过极富讽刺意味的转变之后，哥伦比亚警察建起了一个先进的犯罪实验室。温蒂贝罗斯的房子里的残留物都经过了一系列例行的化学检测。几小时之后，他们就确定炸药是环四甲基四硝酸和三硝基甲苯的混合物。一位化学分析家在报告中写道：通常人们称它们：HMX和TNT。把两者按七比三的比例混合，就构成了一种新的混合炸药，叫做奥克托。这种炸药价格昂贵、性能稳定，具有极高的爆炸力，主要由美国的化工厂生产。但是美国的、欧洲的，还有亚洲的化学品公司，都有这样的货出售。这就是这位化学家今天的收获。他把写好的报告交给了秘书，秘书用电传把它发往麦德林。在那里，另一位秘书在复印机上复印了一份。二十分钟后，这份复印件就送到了费利克斯·科尔特斯的手上。

对于前情报军官科尔特斯来说，这份报告又是一个谜。当地矿山作业没有人使用奥克托炸药，因为它价格昂贵。商店里只有比较简单的以硝酸盐为主的凝胶炸药，供商业应用。如果想在炸岩石时产生较大的爆破力，只要把炮眼打得大一些，里面多放一些炸药就行了。但是在军事行动中就不可能有这样的选择。炮弹的大小受到炮管直径的限制。炸弹的大小则受到携弹的飞行器以及空气阻力的限制。因此，军事组织总是设法寻求威力更大的炸药，以便使体积有限的武器发挥更大的作用。科尔特斯从自己的书架上取出一本参考书，从中得到了证实：奥克托炸药几乎只用于军事目的……而且被用作核装置的引爆剂。看到这儿，他不禁大笑起来。

这也能解释一些现象了。他开始时还以为那次爆炸使用了一吨多炸药。其实不到五百公斤的奥克托炸药就能取得同样的效果。他又拿出一本参考书，从中得知：一枚两千磅重的炸弹，实际上装药还不到一千磅。

那么为什么没有弹片呢？炸弹的钢外壳就占整个重量的一半以上。科尔特斯把这个问题暂时搁在一旁。

很可能是飞机上扔的炸弹。他想起了在古巴受训时的情况，当时北越教官曾经给他们讲过“智能炸弹”（即激光制导炸弹）。这位军官说，在一九七二年短暂而猛烈的“后卫-2”号大规模轰炸中，北越的桥梁和发电厂受到很大的损失，其根源就是“激光制导炸弹”。在经过多年的巨大消耗和失败之后，美国战斗轰炸机终于在几天之内，用他们的新式精密制导武器摧毁了几十个有重兵把守的目标。

如果以一辆卡车为目标，那么一颗炸弹看起来就好像是一颗汽车炸弹，难道不是这样？

可是为什么没有弹片呢？他把那份试验报告又重读了一遍。在现场还发现了纤维素残渣，但实验技术人员的解释是装炸药的纸箱上的纸片。

纤维素？那就是纸纤维或者木纤维，对吧？用纸来造炸弹？科尔特斯拿起一本参考书——《简氏武器系统》。这是一本很重的书，封面是布面硬纸板。这确实很简单，是吧？如果能用纸做成硬的封面，那……

科尔特斯坐在椅子上，身体向后仰着，他点燃一支烟向自己致敬——也向美国人致敬。简直太高明了！他们派出一架携带激光制导炸弹的轰炸机，以那辆难看的卡车为目标，没有留下任何以后可以被称作证据的东西。他心想，不知道是什么人想出了这个主意，美国人干出了这么聪明的事，真使他惊叹不已。要是克格勃，肯定会派出一个连的特种兵突击队，而且要打一场常规的步兵战，事后还会留下各种证据，用典型的俄罗斯方式“发出信息”。那样做效果很好，但不够巧妙。至少这一次美国人做到了。科尔特斯心想：这个谜还得由西班牙人——由他科尔特斯来揭开。干得真漂亮！

现在他解决了“怎么样”的问题。下一步他必须考虑“为什么”的问题。当然了，一家美国报纸曾经说，可能发生了一场派系之争。毒品卡特尔中曾经有十四个大佬，现在还剩下十个。美国人要设法进一步减少这个数目，用……什么方式呢？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一颗炸弹的爆炸会引发卡特尔内部的一场恶战，对吧？科尔特斯断定他们不会。一次这样的事件是不足以产生那种结果的。也许两次可以，但一次不会。

所以美国人派出了突击小组，在麦德林以南的山里活动。他们已经投了一颗炸弹，并且还要再做些别的事情，以减少贩毒飞机的飞行次数。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当然他们在不断击落运送毒品的飞机。他们派人监视机场，并向别的地方提供行动情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行动计划。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实际上已经在顺利实施了。美国人已决定采取一些有效的行动。这简直是奇迹。他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情报军官，中央情报局在收集情报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具体行动方面则成绩平平。

科尔特斯从桌子边上站起来，走到他办公室里放酒的地方。他需要认真思考，需要喝一些上好的白兰地。他把三杯白兰地倒入圆玻璃杯中，然后用手转动，用手的温度把酒暖一暖，以便喝之前让酒的蒸汽熏一熏他的感官。

汉字是表意文字——科尔特斯领教过中国式的才智——汉语中的“危机”就是把表示“危险”的“危”字和表示“机会”的“机”字结合在一起的。他第一次听到这种双重性的词语，印象就特别深刻，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词。像这样的机会非常少，但也非常危险。他知道，主要的危险是他不知道美国人是怎样获取情报的。他所了解的一切都指向该组织的一个渗透人物。某个在上面的人物，但又没有高到他所希望的那种程度。美国人已经暴露了某个人的身份，就像他自己经常做的一样。这是标准化的获取情报的程序，也是中央情报局的特长。某个人？是谁呢？某个曾经受到严重冒犯、想进行报复，而且很想在领导层夺取一把交椅的人。属于这一类的人不少，其中就包括他费利克斯·科尔特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现在可以借助美国人的力量，不必自己采取行动。为了个人的目的，他竟然信赖起美国人来了，这的确使他感到吃惊。但是这件事也特别有意思。实际上，这几乎就是典型的完全隐蔽的行动。他现在只是让美国人去执行自己的计划，而他自己完全可以坐山观虎斗。这需要对自己的敌人有耐心和信心——更不用说其中的危险性了——可是科尔特斯觉得这件事值得一试。

在不知道怎样把信息传递给美国人的情况下，他认为只有靠运气了。不，不是运气。这一次他们可能已经得到了消息。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这么做不符合他做事的特点。接着他想了想，又做了一项安排。他毕竟不能期望美国人正好在他认为合适的时间，正好做他想让他们做的事。有些事还非自己动手不行。

晚上七点刚过，瑞安的飞机就在安德鲁斯机场降落了。他的一位助理——有助理真不错——收起了秘密文件，开车把它们送到兰利。瑞安把自己的行李放进他的美洲豹车后座，然后开车回家。他要好好睡一个晚上，以消除时差的影响，明天他就去办公室上班。车驶上第五十号公路后，他告诉自己，首先要办的事是弄清楚中央情报局在南美的目标是什么。

里特摇摇头表示怀疑，同时也觉得要谢天谢地。“装甲船”又一次成功地发现了他们。这一次发现的还是科尔特斯本人。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通信联络有薄弱环节。当然，这不是新鲜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和日本人多次出过这种事。监听是美国人的特长。他们掌握这一情报的时机简直妙不可言。航空母舰只要再经过三十多个小时就可供他们利用，把信息送到他们在“突击队员”号上的人手中，时间相当紧迫。里特用自己的个人电脑打出了命令和任务要求。他把这些文件打印出一份后放入信封，派手下的一位高级官员立即去赶乘空军的一架补给飞机，直接飞往巴拿马。

罗比·杰克逊海军上校的感觉好了一些。他已经感觉到军便服白衬衣肩章上新增加的第四道杠的分量，对一位飞机驾驶员来说，这比他卡其军服衣领上原来的橡树叶要体面得多，对吧？这次特别晋升意味着，他真的正在向舰载机大队长的位置前进。他将指挥自己的舰载机大队——杰克逊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个真正的飞行职务，但也是最有气魄的职务。他将通过各种类型的飞行考核，负责管理八十多架飞机，以及这些飞机的驾驶人员和维修保养人员。如果没有这一切，飞机只不过是航母飞行甲板上的美丽装饰而已。

遗憾的是，他的战术构想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他仍然安慰自己，因为他知道，所有新想法的实现都需要时间。他已经发现自己原来一些想法中的缺陷。“突击队员”号上一位中队长提出的关于定位的建议几乎成功了——实际上明显地改善了他的计划。这也是正常的。凤凰空对空导弹的情况也是如此，它的制导设备定位器效果挺好，不过也不完全像承包商说的那么好。但这也是正常的，对吧？

杰克逊来到航母的作战情报中心。目前还没有飞行任务。航母战斗群遇上了恶劣天气，要几个小时后天气才有可能好转。在保养人员维修飞机的同时，杰克逊和几位高级防空人员第六次观看了战斗机作战的录像。“敌军”打得非常漂亮，他们搞清了“突击队员”号的防御计划，迅速而有效地采取了相应措施，进入其导弹的有效射程之内。“突击队员”号上的战斗机在“敌机”飞走的途中将其打垮，但这与作战计划无关，因为外围空战计划的关键，就是把逆火式飞机打垮在其来袭途中。

录像带是杰克逊观看第一次作战演习时所乘坐的E-2C鹰眼飞机的雷达录制的，看六遍也确实不少了。他已经了解了他能够了解的东西，现在他思绪纷乱。他又看见那架入侵者式飞机与加油机并肩飞翔，脱钩后便向厄瓜多尔方向飞去，眼看就要越过海岸线的时候从荧光屏上消失了。周围的人们还在继续讨论时，杰克逊上校身体向后仰靠在了椅子上。他们按快进键以便看见接敌阶段的画面，花了一个多小时重看了战斗的实际情况——然后又一次快进。“突击队员”号的舰载机大队长，对他的飞行中队返航重新编队时的松散表现极为不满。他对战斗机及他的组织工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杰克逊很快就会得到此人的头衔。虽然此人讲话带有一点儿批评，但杰克逊听起来仍然受益匪浅。接下来是边讨论边看录像——直到那架A-6入侵者式飞机再度出现。鬼知道它干什么去了，反正现在又飞回了航母。杰克逊知道他正在进行假设。对职业军官作假设是危险的。但这是实际情况。

“你是杰克逊海军上校，长官？”

杰克逊转过头，看见一位文书军士，手里拿着一个带夹子的写字板。这是一份他必须签名的作战电文，他签了名，接过电文读起来。

“什么事，罗比？”航母作战参谋问。

“佩因特海军中将即将飞往海军研究所。他让我不要回华盛顿，而是到他那里去见他。我想他是想早一点儿知道我的新战术效果如何，”杰克逊答道。

“不用太担心啦。他们不会把肩章收回去的。”

“我从来没有从头至尾考虑过这个问题，”杰克逊手指着荧光屏回答说。

“从来也没有人考虑过。”

一个小时以后，“突击队员”号驶出了风浪。第一架起飞的是那架航母班机。它飞往巴拿马去送邮件，再带一些东西回来。它于四个小时后返回。那位“技术代表”正在等它，技术代表已从广播信道中收了一份电文。读完电文之后，他给詹森海军中校的舱室挂了个电话。

照片的复印件正被送往海德威大饭店，但是，离他最近的证人却在亚历山德里亚，他带着复印件亲自到那里去。

默里知道不该问这照片的来源。这就是说，他知道是中央情报局弄到的。这是在进行监视的时候拍摄的照片，与此照片有关的细节都是他不必知道的，如果有必要让他知道，只要他提出问题，他们是会告诉他的。但是他没有提问，这样也好，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不听那些“需要知道的”解释了。

莫伊拉的情况正在好转。对她的种种限制已经取消，但是仍然在对她服用安眠药的某些副作用进行治疗。默里听说这与她的肝功能有关。她正在积极配合治疗。他看见她坐在床上，用电钮操纵的电动床向上抬起。探视时间已过——她的孩子们今晚曾经来过。默里心想，这大概是她能够得到的最佳治疗。官方的说法是，她不慎服用了过量药物。医院知道不是这么回事，而且消息也已泄露出去。但联邦调查局公开的说法还是服药不慎造成的事故，因为她从未服用过如此大剂量的安眠药。联邦调查局自己的心理医生每天来看她两次，医生的报告还算乐观。医生认为她想自杀完全是一时冲动，并不是长期思虑的结果。经过护理和劝告，她会慢慢好转的，而且有可能完全康复。心理医生认为，默里即将去做的事情对她会有好处。

“你看起来真的好多了，”他对她说，“孩子们好吗？”

“我再也不会这样对待他们了，”莫伊拉·沃尔夫答道，“干这种事太愚蠢，太自私了。”

“我一再告诉你，你是被‘大卡车’撞倒的。”默里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打开带来的牛皮纸袋。“这是那个‘大卡车’吗？”

她从他手里接过照片，仔细看了好一阵子。这照片有点模糊。它是从两英里之外拍摄的，即使用了长焦镜头，还用电脑对画面进行了增强处理，效果还不如一个业余摄影者为自己孩子拍的动态照片。但是除了一个人的面部表情之外，照片上还可以看见别的东西，例如头的形状、发型、体态、手摆放的位置、头倾斜的方向和程度等等。

“是他，”她说。“是胡安·迪亚斯。你是从哪儿弄到这种照片的？”

“是从政府的另一个部门弄来的，”默里答道。他没有具体说明哪个部门——不署名就意味着是中央情报局。“他们在对某个地方进行了秘密监视时拍下了这张照片，不过具体地点我也不知道。他们认为这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人。为了让你看看，这是我们经过证实的费利克斯·科尔特斯的第一张照片，他原是古巴情报机关的一位上校。现在我们至少知道这个坏蛋的长相了。”

“抓住他，”莫伊拉说。

“嗯，我们会抓住他的，”默里向她保证。

“我知道我应当干什么——出庭作证之类的事情。我知道律师会对我怎么样。我能对付。我能，默里先生。”

默里看得出，她不是在开玩笑。复仇的心理能够使人坚强地活下去，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默里很高兴地看到了这一点。复仇是莫伊拉必须活下去的另一个目的。他的职责就是使她和联邦调查局的复仇行动取得成功。联邦调查局批准的用语是“惩罚”，但为此案工作的几百人现在还没有使用这个词语。

第二天大清早，瑞安到办公室后，果然发现一大堆文件在等着他批，最上面的是穆尔法官写的便条。

便条上说：“年会今晚结束。已为你订了去芝加哥的末班机票。明晨你要向福勒州长简单介绍情况。这是对总统候选人正常的程序性工作。附上你介绍时应当遵循的指导原则，同时还附有一九八四年总统竞选时有关国家安全简介的副本。‘内部’情报和‘秘密’情报可以讨论，但‘机密’以上等级的情报不得讨论。五点前我要看你写的书面介绍。”

看来这一整天都得搭上了。瑞安给家里挂了个电话，告诉家人今晚他又不能回去了。接着他开始工作。到星期一上午之前，他都无法向里特和穆尔提问题。不过他听说里特今天大多数时间都在白宫。接着他给贝塞斯达打了个电话，与格里尔将军探讨一些事情，并请他给以指点。他惊异地发现，上次这种简介就是格里尔亲自做的。这一次老人讲话的声音比上次弱多了，瑞安对此并不感到惊奇。虽然他的语气仍然那么兴致盎然，虽然他的声音充满了慈祥，但在瑞安的脑海里出现的却是奥林匹克运动场上一位在薄冰上奋力争夺奖牌的选手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