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机关能迅速地把情报从甲地送往乙地、丙地和丁地，他们对此感到很自豪。他们尤其善于获取特别敏感的情报或者只能用秘密手段获取的情报资料。但是就那些全世界都能看得到的资料而言，他们一般总是落在新闻媒体的后面，所以美国情报界——也许还有许多其他人——都为泰德·特纳的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工作效率所倾倒。

瑞安看到的有关麦德林以南发生爆炸的资料上就注明，资料来源是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其他新闻机构，对此他丝毫不觉得惊奇。在蒙斯，现在是早餐时间。他的办公地点位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地的美国要人居住区，他们可以收看有线电视网的卫星转播。他还没有喝完第一杯咖啡，就打开了电视机。他看见一组镜头，显然是从一架直升机上用微光电视设备拍下的镜头。下面的文字是：哥伦比亚，麦德林。

“天哪！”瑞安把杯子放下，低声说道。直升机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也许是害怕地面上四处跑动的人会向它射击。不过这种镜头也不需要太清楚。一幢漂亮的房子现在成了一堆废墟，旁边的地上还有一个大洞，地上一片狼藉。现场记者的报道虽有弦外之音，但没有说这是汽车炸弹，不过瑞安已经说出来了。瑞安肯定，这意味着中央情报局没有插手。美国人是不搞汽车炸弹的。美国人相信的是经过瞄准后射出去的枪弹。精确火力是美国人的一大发明。

经过一番沉思之后，他的感觉改变了。首先，这时候中央情报局应该正在监视毒品卡特尔的领导人物，而监视则是中央情报局的拿手好戏。第二，如果正在监视，他现在应该从中央情报局的渠道听到有关这次爆炸的情况，而不应该是一份抄录的新闻稿。这里有些解释不通的地方。

巴兹尔勋爵是怎么说的？我们的反应肯定是对头的。那又意味着什么呢？过去十年中，情报战变得文明了。在五十年代，颠覆政府曾经是执行国策的标准做法。在广泛使用外交力量的各种复杂方式的同时，暗杀只是偶尔使用的后备手段。由于猪湾的失败以及越南战争——那毕竟是一场战争，战争无非是暴力行为——新闻界对某些行动的不利报道，中央情报局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使用这一手段了。这虽然奇怪，但却是真的。甚至连克格勃也很少卷入“湿活”了——这是苏联人从三十年代开始使用的名词，意思是说血会沾湿人的手——相反，他们让代理者去干这种事，比如让保加利亚人。更经常的做法是，让恐怖组织去干。这些组织从事这些非法活动是为了换取苏联的武器援助或者帮助他们训练。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事也在逐渐减少。奇怪的是，瑞安认为这类积极行动偶尔还是必要的——而且有可能变得更加必要，因为现在世人对公开的战争已经开始感到厌恶，从而转向由国家支持的半隐蔽恐怖活动的较量和低强度冲突。对于使用常规部队进行更有组织的、破坏性更大的暴力形式而言，“特种作战”部队是真正的半文明的替代手段。如果战争是以工业化规模进行的授权式的谋杀，那么以更集中的方式、更有选择地使用暴力不是更人道一些吗？

这是一个伦理问题，不必在吃早餐的时候来考虑。

但到了这个程度，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呢？瑞安问自己。法律、伦理和宗教都认为士兵在战争中杀人不是犯罪。这完全是用没有证明的假设来回答下列问题：什么是战争？在一代人之前，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民族国家集合起自己的陆军和海军，派他们为了解决某个讨厌的问题而去打仗——事后往往会发现，本来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在道义上是能够接受的。不过战争本身也在改变，难道不是这样吗？谁来决定什么是战争呢？是民族国家。那么一个民族国家能不能确定它至关重要的利益是什么，然后再根据这一点来采取行动呢？恐怖主义是怎么进入这一方程式的？几年前，瑞安自己就是别人暗杀的目标。当时他曾经认为恐怖主义可以被看成是现代形式的海盗行为；进行恐怖活动的那些人一直被看作是人类的公敌。所以从历史角度看，有一种非完全战争状态，出现这种情况，就可以直接动用军队。

那么，国际毒品走私犯又属于什么呢？他们是民事犯，应当按民事犯来处理吗？如果他们从自身的商业利益出发颠覆一个国家，那又该怎么办呢？那个国家会不会变成人类的公敌，就像过去巴巴里海盗那样？

“真该死！”瑞安说。不知道法律是怎样规定的。他是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但是他的学位帮不了多少忙。过去历史上惟一的一次毒品买卖就是由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进行的，它打了一场“真正的”战争，强行把鸦片卖给另一个民族国家，虽然该国政府坚决反对，但却在这场战争中打输了，因此也失去了保护其人民不受非法毒品之害的权利。

这是个令人不快的先例，对吧？

瑞安所受的教育迫使他要寻找正当的理由。他认为正确与错误的确是以独立的、可以识别的价值而存在，但是法律条文上未必可以找到现成的答案，有时候他不得不从其他渠道寻找答案。身为人父的他讨厌犯罪分子。谁能担保自己的孩子有朝一日不会因经不起诱惑而吸毒呢？他不是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孩子吗？作为自己国家情报界的代表，他能不能把对自己孩子的保护义务扩大到全国的孩子呢？要是敌人直接向他的国家挑战，那怎么办？那会不会改变各种规定？对恐怖主义，他已经找到了答案：如果你以那样的方式向一个民族国家挑战，那就得冒异常巨大的危险。民族国家，比如美国，具有人们无法理解的能力。他们有一批穿军装的人，这些人不干别的，只是练习杀人的艺术。他们有能力使用从事这一艺术所需要的可怕的工具。他们可以把一发子弹从一千码之外射入一个人的胸膛，他们也可以使一枚两千磅的激光制导炸弹不偏不斜地穿过窗户飞入一个人的卧室……

“真见鬼！”

有人敲门。瑞安开门一看，是巴兹尔勋爵的助手。那人把一封信交给他就走了。

你回国后，请务必告诉鲍勃，事情干得很好。巴兹尔。

瑞安把便条折叠起来装进信封，然后把信封放进上衣口袋。他当然是对的。瑞安对此毫不怀疑。现在他必须自己确定那样做对还是不对。他很快就认识到，要是这种正确和错误的问题已经由别人确定了，再让他事后评论一番当然要容易得多。

他们必须转移阵地。拉米雷斯给每个人都找了事情做。要做的事情越多，没有想到的事情就越少。他们必须清除能看出他们到过这里的一切痕迹。他们还得埋葬罗查。到时候，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他的家人——假如他有家人——会收到一个秘密的金属棺材，里面装着一百五十磅的填充物，就好像他的尸体在里面一样。查韦斯和维加的任务就是挖墓穴。他们按规定挖了一个六英尺深的墓穴，一想到要把自己的战友留在这里，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希望以后能有人来把这位战友运走，但是他们知道大概不会有人这样做。虽然他们两个人都是和平时期的士兵，但他们对死亡并不陌生。查韦斯想起他在韩国时的两个年轻的士兵，还想到在训练中发生的意外、直升飞机坠毁和其他事故中死亡的那些人。当兵本身就意味着危险，即使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所以他们设法按照意外死亡来处理似乎显得合情合理。可是罗查并非意外死亡。他是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牺牲的，他是响应国家号召自愿来服役的，他为自己所穿的这身军装而自豪。他知道有什么样的危险，但是他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命运，现在他却被埋葬在异国他乡。

查韦斯知道，如果他认为这类事情永远不会发生，那是荒谬的。使查韦斯感到惊讶的是：罗查也像小分队的其他成员一样，是真正的职业军人，他机敏、坚强、精通自己的武器，在丛林中能保持安静。他是个热情而严肃的战士，志愿追踪毒品犯罪分子——至于为什么，他却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奇怪的是，这倒是起了一些作用。罗查是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牺牲的。查韦斯觉得，这一评价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篇相当好的墓志铭。墓穴挖好之后，他们小心翼翼地把遗体缓缓放下去。拉米雷斯上尉讲了几句话，墓穴也大部分填起来了。和往常一样，奥利弗罗在上面撒了一些催泪粉末以防动物往下面刨，接着他们把草皮放在上面以消除痕迹。但是拉米雷斯特别记下了这个地点，为的是今后可能会有人来找他。很快他们就撤离了。

他们不停地向前走，天明时分到达备用巡逻基地，距离现在由罗查单独守卫的地点有五英里。拉米雷斯打算让士兵们休息一下，然后再尽快率领他们去执行下一个任务。最好是让他们有事情可做，而不是让他们过多的思考。教本上就是这么说的。

一艘航空母舰几乎就是一个小型社会，是六千多人的家，上面有医院和购物中心、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警察和电影俱乐部，它甚至有自己的报纸和电视网络。士兵们的工作时间很长，下班后得到一些服务也不过分——说得更明白一些，海军发现水兵们得到这些服务之后，工作更卖力了。

像往常一样，罗比·杰克逊在起床后先冲洗了个淋浴，然后到军官集会室喝咖啡。今天他要和舰长共进早餐，因此他希望在早餐之前能保持头脑清醒。在角落的一个支架上放着一台电视机，在这里，军官们可以像在家里一样看电视，同时也是为了保持头脑清醒。大多数美国人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电视新闻。这里的播音员拿不到五十万美元的年薪，他不需要化妆。但是他必须自己动手写广播稿件。

“昨晚大约九点——我们‘突击队员’号称之为二十一时——埃斯特伯·温蒂贝罗斯的家里发生了爆炸。温蒂贝罗斯原先是麦德林毒品卡特尔的一个头目。看来是他的一位朋友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友好。新闻报道说，一个汽车炸弹彻底摧毁了他在山顶上的豪宅，室内所有的人都被炸死。”

“国内方面，第一个夏季政治年会将于下星期在芝加哥正式开幕。乔·罗伯特·福勒州长是他那个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虽然他得票领先，但是仍然差一百票才能达到多数。今天他将会见的代表来自……”

杰克逊转过身向四面看了看。在离他三十英尺的地方，詹森海军中校指着电视机，得意洋洋地冲着他的一位同事在笑。那位同事端着茶杯没有说话，只是微微一笑。

罗比心中不免想到了些什么。

一次投弹演习。

一位不愿意多说话的技术代表。

一架A-6E飞机沿着1-1-5方位向海滩飞去，然后转向厄瓜多尔。最后又从2-0-5方位回到“突击队员”号。这个三角的另一边肯定是——也许是——哥伦比亚上空。

一则关于汽车炸弹的报道。

一枚有可燃外壳的炸弹，不，是一枚有可燃外壳的激光制导炸弹，杰克逊海军中校纠正自己的想法。

唔，狗娘养的……

他感到可笑的还不止这一点。干掉一个毒品犯并没有使他在良心上过不去。见鬼了，他觉得奇怪，他们还不如把贩运毒品的飞机击落更干脆。政治家们那些关于威胁国家安全和有人对美国从事化学战的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哼，都是胡说八道，他心想，为什么不举行一次真刀真枪的射击演习呢？那样，连靶机都不需要买了嘛。干掉几个毒品犯，海军里是不会有人反对的。敌人就在你发现他们的地方——也就是国家最高指挥当局所说那些地方——而对付国家的敌人正是美国海军中校罗比·杰斐逊·杰克逊的职业。用激光制导炸弹对付他们，使它看起来像是别的东西，这纯粹是一个骗局。

更有趣的是，杰克逊认为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秘密是个讨厌的东西。他根本无法保守，这个秘密总会泄露的。当然他不会去告诉任何人。这确实太糟糕了，难道不是吗？

但是又有什么必要把它当成秘密而保守呢？杰克逊自问。毒枭们采用那样的方式杀害联邦调查局局长，那实际上就是公开的宣战。为什么不公开站出来说，我们是来对付你们的！尤其是在一个大选之年。每当他们的总统宣布有必要追捕一些人的时候，美国人民什么时候不支持他？

但是，杰克逊的工作不是政治性的。现在是去见舰长的时候了。两分钟之后，他来到舰长室。担任警卫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替他开了门。杰克逊看见舰长正在阅读电文。

“你穿的军服有问题！”舰长严肃地说。

“什么——请你再说一遍，舰长？”杰克逊莫名其妙地站住，低头看着裤子，发现拉链是拉上的。

“你看。”“突击队员”号舰长站起来，把书面通知递给他。“你的军衔刚刚提升，罗比——请原谅，杰克逊海军上校。恭喜你，罗比。作为一天的开始，这一定比喝咖啡好得多，对吧？”

“谢谢你，长官。”

“现在我们想把你制定的CF战斗机战术用在……”

“是的，长官。”

“叫我里奇吧。”

“好的，里奇。”

“当然在驾驶台上和公开场合，你还是要称我‘长官’。”舰长指出。新晋升的军官总是受到人们的取笑。他们还得破费一点，请大家喝几杯，以示庆祝。

电视新闻记者们一早就赶到了。为了找到温蒂贝罗斯的这所房子，他们在上山的路上也遇到了不少困难。警察已先期赶到。这些记者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些警官是否属于“驯服的”那种。他们穿着警服，腰上系着配有手枪套的皮带，行动就像真正的警察。这些人在科尔特斯的监督下认真地完成了搜寻幸存者的工作，被他们找到的两个人已经被运走了，所有幸存的保安人员估计也被送走了。保安人员在哥伦比亚并不特别，不过那些全自动的武器和多人操作的机关枪就异乎寻常了。当然在这些新闻记者来到之前，科尔特斯已经走了。到他们开始拍摄录像的时候，警察的搜索已经全面展开。虽然有一辆地面卫星接收站的卡车没有能开上山，但是好几名记者却可以直接使用卫星获取的资料。

搜寻工作最容易的部分，是在原先作为会议室的地方。这里现在是一堆瓦砾，有三英尺高，为了留作资料，还进行了录像。他们找到了一位生产委员会委员（这一身份并未透露给新闻记者）的身体的最大部分，那是一条完整的小腿，正好从膝盖到右脚，鞋带还系得好好的。后来证明这是卡洛斯·瓦格纳的“残骸”。温蒂贝罗斯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曾经在二楼对面那个房间里看录像。在这几具尸体面前，磁带录像机的电源仍然是接通的，录像机还在运转。另一架电视摄像机的镜头紧随着一位保安人员——他暂时没有携带AK-47步枪——正抱着一个满身血污的小孩尸体走向救护车。

“哦，天哪！”总统说。他正在椭圆形办公室内看着几台电视中的一台。“要是有人推断出……”

“总统先生，我们以前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卡特指出。“里根指挥过对利比亚的轰炸，对黎巴嫩的空袭，还有——”

“还有我们每次都挨骂！谁也没有问过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我们误杀了人。天哪！吉姆，那是个小孩！我们该怎么说？‘哎呀！太糟糕了！他们真不巧，待的地方不对头！’？”

电视播音员说：“据说这幢房子的主人是麦德林毒品卡特尔的成员。但是当地警方人士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控告说他们犯有什么罪行……”播音员对着镜头暂停了一下，然后说，“看看汽车炸弹把他的妻子和孩子炸成了什么样子。”

“太好了，”总统咆哮起来。他拿起遥控器，关上电视。“这些坏蛋对我们的孩子是为所欲为，我们在他们的地盘上追踪他们，突然之间他们倒变成了他妈的受害者！穆尔有没有把这件事通知国会？”

“没有，总统先生。这样的行动开始后四十八小时之内，中央情报局是不必告诉他们的。出于行政方面的考虑，行动实际上是昨天下午才开始的。”

“他们发现不了，”总统说，“如果我们告诉他们，那就一定会泄露出去。你把这一点告诉穆尔和里特。”

“总统先生，我不能——”

“你怎么不能！我命令你，先生。”总统向窗户走去。“本来就不应该这样。”他低声说。

卡特当然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反对党的政治年会即将开始。现在，他们的候选人密苏里州州长鲍勃·福勒在民意测验中领先于总统。当然这属于正常情况。在政府任职的人，初选中一般都不会遇到严重的挑战，结果是单调的、预先确定的结果。而福勒则尽全力竞选，以争取得到本党的提名，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他就能得到提名。选民一般总是喜欢比较活跃的候选人，而福勒这个人就非常活跃，他争论的问题也极为有趣。像尼克松以后和第一次毒品战争以来所有的候选人一样，他说总统没有遵守要限制毒品交易的诺言。这样的话对目前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人来说是似曾相识。四年前他自己也说过同样的话，他就是利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走进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这幢房子的。所以他现在要采取某种过激的手段，且已经开始这样做了。美国政府刚刚使用了美国最先进的武器杀害了两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福勒会这么说。今年毕竟是大选之年。

“总统先生，在这个时候把我们正在进行的行动停下来是不利的。如果你真的要为雅各布斯局长和其他死难者报仇，真的想狠狠打击贩毒活动，现在就不能把我们的行动停下来。我们就要搞出点名堂来了。从空中运入的毒品已经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卡特指出。“把这个成绩和我们成功破获他们的洗钱加在一起，我们可以说已经赢得了真正的胜利。”

“我们怎么解释炸弹的问题呢？”

“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总统先生。我们说不知道怎么样？不过我们可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可能受到了M-19游击队的袭击。这个集团近期的政治言论中有许多是批评毒枭的。我们也可以说是卡特尔内部倾轧的结果。”

“这话怎么说？”他问话的时候连头都没有转过来。卡特知道，要是“牧马人”不正面看你，那就是个坏兆头。他确实为此感到担心。他想，政治确实很令人头痛，但它也是这个城市里最有趣的游戏。

“杀害雅各布斯和其他人，是他们不负责任的行为。谁都知道这一点。我们可以放出风去，说卡特尔里面有些人认为，他们的头头干事情太极端，以至于危及了他们整个的毒品买卖，所以，他们正在惩罚这些头头。”卡特对自己的这种说法颇为得意。其实这是里特想出来的，但是总统不知道。“我们知道，对于家庭成员遭到杀害的事情，毒贩们不会闭口不谈的——这实际上是他们的特征。这样我们正好可以揭露‘他们’正在干什么。我们可以一举两得。”说完之后卡特微微一笑。不过总统背对着他，没有看见。

总统转过身，背对窗口。从神态上看，仍然持怀疑态度，但是……“你真的认为你能够成功？”

“是的，总统先生，我认为可以。这样至少可以再给我们一次‘互惠’的机会。”

“我必须表明我们正在采取某种行动，”总统语气平和地说，“我们派到丛林中去的那些士兵，现在情况如何？”

“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铲除了五个加工厂。我们有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但伤势不重。总统先生，这是执行任务的代价。他们都是职业军人。他们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危险。他们为自己现在执行的任务感到自豪。对这个问题，您不必担心。不久就要传出话去，告诉当地农民不要再为毒枭们干活。这对毒品加工业将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只要几个月，但却是真的。这是您可以指出的。市场上的可卡因价格很快就会上扬。这您也可以指出。这也是我们估计封锁行动成败的风向标。用不着我们来宣布，报纸就会谈论到这一点。”

“那岂不更好，”总统说着笑了笑，这是他今天第一次露出笑容。“好吧——我们要更加谨慎才是。”

“那当然了，总统先生。”

第七师的早间锻炼于六时十五分开始。这也是这支部队之所以具有不怕苦的美名的原因之一。虽然士兵们，尤其是年轻的士兵，和美国社会中的其他人一样，喜欢喝酒，但是喝得醉醺醺的人去从事体育训练却意味着向慢性死亡迈出一大步。奥德堡已经暖和了，在完成每天三英里的长跑之后，排里的每个人都是浑身大汗。然后是早饭时间。

军官们在一起吃饭，他们在饭桌上谈论的话题，也是全国正在思考的同一话题。

“是他妈该动手的时候了，”一个上尉说。

“据说是一个汽车炸弹，”另一个人指出。

“我敢肯定中央情报局知道怎样安放这种炸弹。他们从黎巴嫩和世界各地获得了那么多的经验，”一位副连长说。

“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营情报参谋说。他原来当过突击部队的连长，所以对炸弹和饵雷略知一二。“不过，不论是谁干的，反正干得非常巧妙。”

“可惜我们没办法到那里去看一看，”一个中尉说。级别低的军官低声附和。级别高的军官一言不发。多年来，这类应急行动计划一直是师和军一级参谋机构讨论的问题。不能随随便便地谈论调兵遣将去打仗的事——准确地说，那就是一场战争——虽然普遍的看法是：派部队去是完全可能的……只要得到当地政府的同意。当然他们不会同意。军官们认为这可以理解，但却很不幸。陆军对毒品深恶痛绝。营里级别较高的军官，即少校以上的军官，对七十年代的毒品问题记忆犹新。当时陆军完全像人们批评的那样——精神空虚。有的地方，军官们不带武装警卫是不敢去的，这一点也不是什么秘密。制服毒品这个顽敌，花了好多年的心血。时至今日，美国军队的每个成员都要随时准备接受毒品血样的抽查。对资深的士官和军官也毫不留情。只要某个人血样被检查出呈阳性反应，他就得立即滚蛋。对于下士及其以下人员，处理的余地较大：一次检查有问题，按照第十五条规定，予以严厉的批评；第二次发现，就把他们开除。官方的口号很简单：在我们陆军中绝对不行！此外还有其他的方面。在这个饭桌上吃饭的人，大多数已经结婚，有了孩子，毒品贩子迟早都可能光顾这些孩子，使他们成为潜在的买主。他们一致认为，谁要是向职业军人的孩子兜售毒品，他就得小心自己的脑袋。当然这类事很少发生，那是因为军人毕竟是受纪律约束的。但他们的想法是现实的，而且也有能力办到。

常常有一些毒品贩子会莫名其妙地失踪，他们通常死于黑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在这些凶杀中，有许多将永远成为无头案。

蒂姆·杰克逊少尉意识到，查韦斯就是去干这个了。偶然巧合的事情太多。他和穆尼奥斯、莱昂都去了。他们都会说西班牙语，都在同一天被调走。所以查韦斯一定在参与一项秘密行动，也许是按照中央情报局的旨意在行动。可能是一件危险的行动，但他们是军人，这是他们的职责。杰克逊的呼吸轻松下来，因为他“知道”了他不必知道的东西。无论查韦斯在干什么，反正不是什么问题。杰克逊不再追根究底了。他希望查韦斯一切顺利。他知道查韦斯太棒了。如果要让谁去干这种事，那就非他莫属了。

电视记者很快就开始感到厌倦，他们离开现场去写稿，去录音了。等他们的最后一辆车开上通往麦德林的公路之后，科尔特斯就回来了。他这一次上山，开的是一辆吉普车。他不仅感到疲劳，而且感到烦躁，不过他更感到好奇。这里发生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可他却琢磨不透到底是什么事情。不查个水落石出，他是不会就此罢休的。爆炸中的两个幸存者已送往麦德林，那里有一位可靠的医生将为他们秘密治疗。科尔特斯将和他们谈话，但是他还有一件事非做不可。为这幢房子担任警戒任务的警察分队，是由一个与卡特尔关系不错的警官负责的。科尔特斯知道这个人对温蒂贝罗斯和其他人的死不会感到悲伤，但这不是问题的所在，对吧？他停下吉普车，走到那位警官和他的两个警员正在交谈的地方。

“早安，警官。你能不能确定这是什么样的炸弹？”

“肯定是汽车炸弹，”那人神情严肃地说。

“是的，我也怀疑是汽车炸弹，”科尔特斯很有耐心地说，“炸药呢？”

“不知道。”那人耸耸肩膀。

“也许你们能够弄清楚，”科尔特斯说，“这是你们调查的例行工作。”

“好的。这我可以做。”

“谢谢你。”科尔特斯上了吉普车，准备向北开。当地制造的炸弹可能利用黄色炸药——在开矿的地方这种炸药大量存在，也可以用商用塑胶炸弹，甚至可以用硝酸肥料制成炸药。科尔特斯估计，如果是M-19游击队制造的，那就是塞姆汀塑胶炸药。这是捷克人仿制的旋风炸药，全世界的恐怖分子都使用旋风炸药，因为它爆炸力强，易于获得，而且价格便宜。如果能确定实际使用的是什么炸药，他就能作出一些判断。想到自己让警察去收集这种情报，他觉得好笑。这是他在开车下山的路上感到好笑的一件事情。

还有其他值得高兴的事情。对于卡特尔的四大头领被消灭，他也像那位警官一样，丝毫没有感到悲伤。他们毕竟不是商人，并不是科尔特斯尊敬的那种人。他不过是从他们那里领取报酬，仅此而已。这一手不管是谁干的，反正干得很漂亮。他心想，这不可能是中央情报局干的，因为他们对杀人不太在行。科尔特斯就差一点被炸死，人们一定会以为他对此非常恼火，其实不然。毕竟特工是他的本行，他也知道干这一行的危险。此外，即使他真的是这项完美计划的主要目标，他现在也不会这样去进行分析。无论怎么说，除掉温蒂贝罗斯、费尔南德斯、瓦格纳和达利詹德罗之后，卡特尔最高层出现了四个空缺，少了四个挡在他前进道路上的有权势的人，他问自己，如果……这个嘛。为什么不行？在董事会占有一席之地，肯定能办到。也许比这个还好，但是还有些事情要做，还有一项“罪行”有待查清。

等他到麦德林之后，他要询问从温蒂贝罗斯在山上那幢房子里救出来、经过治疗的两个幸存者，还有在那幢房子里工作的几个佣人。他们都在一座结构坚固、能防火的高层建筑顶层的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还能隔音。科尔特斯走进去，发现温蒂贝罗斯的八个佣人都戴着手铐，坐在直背椅子上。

“你们当中谁知道昨天晚上要开会？”他以令人愉快的语气问。

他们点头。当然，每个人都点头。温蒂贝罗斯很喜欢说话，佣人自然也就听到了。

“好的，谁告诉过别人？告诉过什么人？”他像一个文明人那样彬彬有礼地问。“在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谁也别想离开这间屋子。”

这些人都争先恐后地说他们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这早在他的预料之中。绝大多数人说的是真话。科尔特斯对此也深信不疑。

情况太糟糕了。

科尔特斯看了看保安队长，然后指着左边椅子上的那个人。

“我们从她开始。”

福勒州长从饭店套房中出来。他知道过去三年他为之奋斗的目标已经胜券在握。几乎胜券在握，他自我纠正说，因为他想起来了：政治上没有什么确定性可言。但是他刚才和一位不遗余力地从事竞选活动的肯塔基州国会议员达成了一笔交易。那个议员保证他那个州的代表支持福勒，并以此为条件为他自己换取一个内阁职务。这样就使福勒在本党内成为支持率最高的，可以比其他候选人多出几百张票。可以说他已经必胜无疑。当然，他现在还不能这么说。他必须让那个肯塔基州的议员自己去宣布。此人已计划在年会的第二天宣布，那就再让他风光一天吧——说得确切一点，再让他出一天的风头。双方阵营的人都会一点点地把消息泄露出去的，但是这位国会议员只会哼哼哈哈，一笑置之，任凭人们去猜测——可是，这件事只有他自己知道。福勒心想，政治竟然会如此虚伪。这太奇怪了，因为他福勒毕竟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不能违反游戏规则。

他现在正按照这些规则行事，他站在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前，连续讲了大约六分钟，不过是连篇空话而已。关于“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曾经有过一些“有趣的议论”。州长和国会议员所见略同，“都希望看见这个国家有新的领导人”。他们两人都相信——虽然都不愿意说出来——不管谁在十一月份的大选中获胜，这个国家都会繁荣起来，这是因为历任总统之间和各个政党之间在政治上小小的分歧，一般都会在国会大厦里的吵吵嚷嚷中消失。美国的政党组织松松垮垮，以致总统选举一次比一次更像是选美比赛。福勒心想，虽然看见他梦寐以求的权力可能真的变成空想的时候，他会感到垂头丧气，但那样也许挺好。接下来是提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就使他大吃一惊。他没有注意是谁问的。他被灯光和照相机的闪光弄得眼花缭乱——经过几个月的折磨，他怀疑自己的视力还能不能恢复正常——提问题的是个男的，大概是一家大报纸的记者。

“州长，哥伦比亚有消息说，一颗汽车炸弹炸毁了麦德林毒品卡特尔一个重要成员的家，他的家人都被炸死了。这件事距联邦调查局局长和我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遭暗杀的时间那么近，可否请你评论一下？”

“我今天早晨和一位议员共进的早餐，没有听新闻广播。你有什么想法？”福勒问。这种态度反映出，他已经从乐观的候选人变成了谨慎的政客。他希望成为一位政治家——不管政治家是怎么回事。以前在这个问题上，他曾经是非常清楚的。

“先生，有人猜测说，美国可能介入了，”那个记者进一步说。

“哦？你知道我和总统在意见上有很多分歧，在有些事情上有非常严重的分歧。但是我想不起来，我们什么时候有过愿意从事谋杀的总统。我绝不会指责说我们的总统干了这样的事情。”福勒以政治家的最佳语气说。他的意思是什么也不说——政治家的话就是这样，不是言之无物，就是说一些尽人皆知的东西。他始终为自己的总统竞选保留着广阔的前景。就连福勒最有力的政敌——在他自己党内就有好几位，更不用说反对党的人了——也说他是受人尊敬的、富有思想的人，说他把注意力集中在问题上，而不是在谩骂上。他刚才的一番话就反映出这一点。他并没有想过要改变美国政府的政策，也没有想设下圈套让他的潜在政敌上当。但是他的这番话却起到了这两种作用。当然福勒本人并不知道。

总统的这次出行是预先经过周密计划的。出于礼貌，在反对党召开年会期间，总统一般都保持低姿态。在戴维营工作同样也很轻松——其实更轻松，因为在这里更容易避开记者。但是要到戴维营，又要承受各种各样的非议。一架海军陆战队的VH-3直升机已经在白宫草坪上等候。总统在第一夫人和两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从大楼大门走出来。那里又密密麻麻地聚集了一大批新闻记者和摄影机。他不知道那些大谈“公开性”的俄国人是否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总统先生！”一位资深的电视记者大声喊道。“福勒州长说他希望我们没有卷入到哥伦比亚的炸弹问题当中去！你有什么评论吗？”

总统朝着被拦在绳子外面的新闻记者那边走去，他知道这是个错误，但是他被这个问题吸引过去了，就像旅鼠被大海吸引过去一样，实在是身不由己啊。那个记者发问时的声音那么大，每个人都知道他听见了，他们必然会认为，不回答本身就是一种回答。不能让记者们说总统在回避某个问题！他不能以低姿态离开华盛顿一个星期，让对方大做文章——至少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就离开白宫草坪，是吧？

总统说：“美国不会杀害无辜的妇女和儿童。美国坚决和干这种事情的人斗争。我们决不会堕落到他们那种残忍的地步。这个回答够清楚了吧？”总统的语气平和，说得振振有词，他投向这位记者的目光，使这位经验丰富的记者丧失勇气，无言以对。总统心想，看见自己的力量居然封住了这帮记者的嘴，倒也是一件快事。

这是他那一天的第二个政治大谎言——这一天肯定是消息缓慢的一天。福勒记得很清楚：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曾经策划要杀死卡斯特罗和其他一些人。当时他们的心情就像伊恩·弗莱明的小说所描述的那样极度喜悦，可是在他们吃尽各种苦头之后，他们才知道暗杀是一件肮脏的事情。实在太肮脏了，因为通常在附近总有一些你不想伤害的人。现在，总统对“附带损伤”是非常了解的，他觉得这个名字令人讨厌，但它却表明了某些既有必要但又不可能向人们解释清楚的东西，因为这些人不了解世界的实际情况：恐怖分子、犯罪分子和各式各样的胆小鬼——残忍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胆小鬼——通常隐藏在无辜的人们背后或者中间，故意刺激强大的力量对他们采取行动，以敌人的利他主义为武器对付敌人。你们不能碰我们。我们是“坏”人。你们是“好”人。你们不可能既攻击我们而又不损害你们的自我形象。这就是这些最可恨的人的最可恨的特性。有时候——虽然很少见，但却并非没有——必须让他们知道这样做没有什么用。这确实肮脏，难道不是吗？就和某种国际性的车祸一样。

但是，我究竟应该如何向美国人民解释呢？在这大选之年？请求投票人重新选举现任总统，因为他为了保护你们的孩子不受毒品之害，杀了一个人的妻子、两个孩子和几个佣人……？总统怀疑福勒州长是否知道总统权力是多么的虚无缥缈——是否知道当一项原则与另一项原则相互抵触的时候，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吵嚷声。总统心想，那声音比新闻记者的吵嚷声还厉害。他走向直升飞机的时候，被这个问题弄得头昏脑涨，不断地摇头。海军陆战队的一位士官在飞机舷梯附近向他敬礼。总统还了礼——这是传统，尽管乘坐这架飞机的所有总统从来都没有穿过军服。他系好安全带，回头看了看聚集在那里的人群。摄像机仍然对着他，录下了飞机起飞的动作。电视网并不想播放那个特别的镜头，只是为了防止这架直升飞机爆炸或者失事，他们才让摄像机继续运转的。

消息传到莫比尔的警察局那里，已经比较晚了。法庭书记员还在处理文件，这时从另一个法院已有消息泄露出去，一般来说消息都是从法院泄露出去的。这一次书记员大为光火。他经手过多少案件！他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人，他让自己的孩子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一直念完了大学，总算没有使他们染上吸毒的恶习。但是，这个书记员邻居家的孩子们并非个个如此。他隔壁那家人的小儿子买了一“小块”上好的可卡因，然后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开飞车，结果撞在一个桥墩上。这个书记员是看着他长大的，有两次还开车送他上过学，曾经掏钱让那个孩子用割草机替他修剪过草坪。那孩子的棺材是在塞普里斯山的浸礼会教堂盖上之后下葬的，他听说孩子的妈妈在辨认尸体残骸之后，至今还在接受治疗。牧师把毒品的惩罚说成像基督因自己的激情所受的惩罚一样。他是个能说会道的牧师，是个遵循南方浸礼会教派传统的天才演说家，当他带领大家为那个死去的孩子的灵魂祈祷冥福的时候，他对毒品的怨恨使得听布道的信徒个个义愤填膺……

书记员对此无法理解。达维多夫是个非常优秀的检察官。不管他是不是犹太人，他是上帝亲手选定的人，在一个充满骗子的行业里头，他是个真正的英雄。怎么会是这样呢？这两个社会渣滓就要逃脱惩罚了！一定是弄错了，书记员心想。

书记员对酒吧很不习惯。他是个对自己的宗教信仰非常严肃的浸礼会教徒，从来没有喝过酒精成分很高的烈性酒。至于啤酒，他也只是在小时候尝过一次，而且是别人使用激将法的结果，对此他一直感到很内疚。这是妨碍他成为正直的高尚公民的两个缺陷之一。另一点就是公正。他信仰公正就像他信仰上帝一样。虽然在联邦法院当了三十年的书记员，他的这个信仰却一直没有改变。他认为公正不是人给的，而是上帝赐予的。法律不是人制定的，而是上帝制定的。难道西方所有的法律不是以某种形式的圣经为基础而制定的吗？他把自己国家的宪法看成是神赐灵感的产物，因为自由一定是上帝希望人们在生活中所享有的。人们可以学会认识上帝，并为上帝服务，这不等于去做上帝的奴隶，而是为了寻求正义并作出的积极选择。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问题是，正义未必永远会获胜。多年来他已习惯于这种看法。虽然这令人丧气，但他知道上帝是最后的审判者，上帝的审判必将压倒一切。但有时候上帝的审判也需要人的帮助，人人都知道上帝通过人们的信仰为自己选择助手。虽然今天下午亚拉巴马州的天气非常炎热，但是书记员有自己的信仰，而上帝也有自己的助手。

书记员来到一家为警察开的酒吧，这里离警察局只有半个街区。由于天气炎热，他要了点汽水。当然警察们都知道他是谁。他参加过警察局的所有葬礼。他曾经领导过一个公民委员会，负责照顾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牺牲的警察和消防队员的家属。他从来没有要求过任何回报。他甚至从未交过罚款——他连一次罚款单也没有收到过，也从来没有人想过要查他一查。

“你好，比尔，”他跟一个负责侦破杀人案的警察打招呼。

“和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共事怎么样？”这位警探问。他觉得这个书记员有点怪，但又比多数书记员好得多。他真正需要知道的，是这位法院书记员比较关心警察。这就够了。

“我听说一件事，是你也应该知道的。”

“哦？”这位正在喝啤酒的警探抬起头。他也是浸礼会教徒，但是没有那么虔诚。即使是在亚拉巴马州，真正的浸礼会教徒在警察当中也寥寥无几。他也和其他警察一样，感到很愧疚。

“那两个‘海盗’即将认罪，以换取从宽处理。”书记员告诉他。

“什么？”这不是他的案子，但是这说明出了问题。那两个海盗和他的那些犯人关在同一所监狱里。

书记员详细说了他所知道的情况，其实也没有多少情况。这个案子出了点问题。一些技术细节方面的问题，或者别的什么问题。法官并没有解释清楚。达维多夫听了之后非常生气，但也无能为力。他们两人都认为，这太糟糕了。达维多夫是个大好人。书记员说的这番话当然不是真话，他不喜欢说假话，不过有时为了正义就需要说假话。这一点是他在联邦法院的工作中学到的。这只是证明了他的牧师所说的：“上帝是神秘的，他创造奇迹。”

有趣的是，下面这句话并非全是假的：“杀害布雷登巡佐的坏蛋与这些海盗有关系。联邦调查局的人认为，是海盗命令他们杀了他，还有他的妻子。”

“你对这件事情有多大把握？”警探问。

“有十分把握。”书记员喝完杯中的汽水，然后把杯子放下。

“好的，”警探说，“谢谢。我们决不会说是你说的。感谢你为布雷登的子女所做的一切。”

书记员觉得很尴尬。他为警察和消防队员的家庭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要谁来感谢他。这只是职责，是纯洁而朴素的职责。这是上帝赋予他的职责，上帝会奖赏他的。

书记员离开了。这位警探走到角落里的一个雅座上，和他的几个同事坐在一起。他们很快取得了一致看法，那就是不让——也不能让——海盗用认罪的办法获得减刑。不管这是不是联邦法院的案件，这两个家伙犯的是多起强奸罪和谋杀罪——而且，看样子还犯有一起双重谋杀罪，莫比尔警方对此很有兴趣。外面已经有小道消息说，贩毒分子们有生命危险。这又是一个信息。与比他们级别高的政府官员相比，警官们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是犯罪分子完全能理解的语言。

“但是谁会发送这个信息呢？”另一个警探问。

“帕特森兄弟俩怎么样？”这个警探答道。

“啊！”队长略加思索，接着又说了一声“好”。总而言之，针对这个问题作决定，要比政府就重大问题作决定容易得多。而且执行起来也容易得多。

日落时分，两个农民来到麦德林。此刻科尔特斯已经气急败坏。有八具尸体需要处理——这在麦德林并不困难——可是杀死这些人是没有充分的理由。对此他已毫不怀疑，就像六个小时之前，他对另外一件事情毫不怀疑一样。究竟消息是从哪里走漏出去的呢？三个女人和五个男人都死了，这证明他们没有走漏任何消息。其中最后两个人死得并不痛苦，是子弹直接打进头部而死的。他俩曾亲眼看见其他六个人痛苦万状地死去，紧张极了。此刻房间里一片狼藉，科尔特斯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污损。他所做的一切都成了徒劳。他无缘无故地杀了人。因为他恼羞成怒了。

他洗过手，换了衣服，在另一层楼的另一个房间会见了那两位农民。他们很害怕，但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他们怕的不是他科尔特斯。过了好几分钟他才明白。他们像放连珠炮似的、支离破碎地讲述了他们所了解的情况，而且连细节都记得很准确——有些细节相互矛盾，但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他们是两个人——他让他们一直讲下去，然后再问一些具有导向性的问题。

“他们的步枪不是AK-47，”其中一个农民很肯定地说。“从声音我能听得出来。不是那种枪。”另一个农民耸耸肩，因为他不会辨别不同的枪声。

“你有没有看见什么人？”

“没有，先生。我们听见了很大的响声，还听见有人叫喊，我们拔腿就跑。”

你们真敏感啊！这话科尔特斯没有说出口。“你说有人喊叫，是吧？使用的是什么语言？”

“怎么啦？是我们的语言嘛。我们听到他们追赶我们，可是我们还是一个劲儿地跑。他们没有抓住我们。山里的路我们很熟。”那个懂得武器的人说。

“你有没有看见或者听见别的什么东西？”

“枪声、爆炸声，还有火光——枪口的闪光，就这些。”

“出事地点——你以前去过几次？”

“去过多次，先生，我们就是在那里做糨糊的。”

“好多次了，”另一个人证实说，“我们在那里已经干了一年多。”

“不要跟别人说你们到这儿来过。不要把你们知道的情况告诉任何人。”科尔特斯对他们说。

“但是他们的家……”

“不准告诉任何人。”科尔特斯冷冷地、语气严肃地重复了一遍。他们知道说出去就会有危险。“你们所做的一切都将得到回报，其他人的家庭将获得赔偿。”

科尔特斯认为自己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这两个乡巴佬完全满足了他的要求，他一定要适当地报答他们。他还是不知道谁走漏了风声，但是，如果他能抓到他们当中的一个——那又怎么样？M-19那伙人？不知怎么的，他不相信那是游击队干的。

那会是谁呢？

美国人？

查韦斯知道，如果罗查的死对他们有什么影响，那就是增强了他们的决心。拉米雷斯上尉心情非常沉重，任何好军官都会这样的。他们新的巡逻基地距离该地区诸多咖啡种植园中最近的一个只有两英里，距离另一个方向的加工厂也只有两英里。战士们正在干白天的事情：一半人睡觉，一半人放哨。

拉米雷斯独自坐着。他心想，查韦斯是对的。他确实感到难过。从理性上讲，他知道应该把一个士兵的死亡看成是执行任务时付出的代价。但情感和理智是不一样的。从理智的角度来看，哪些军官适于作战，哪些不适于作战，是无法预测的，不过拉米雷斯并没有完全依照这样的思路去考虑问题。作为指挥官，他犯了一个典型的错误。他和他的士兵们关系过于密切。要他把他们看作是可以消耗的财产，他做不到。他的这个错误和勇敢毫无关系。拉米雷斯很勇敢。要完成任务，就要敢于冒生命危险。虽然他知道，让士兵去出生入死是完成任务中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不知道，这意味着难免会有人死亡。不知什么原因，他忘了这一点。身为连长，他曾经带领战士们进行过无数次实战演习，训练他们，教他们完成各种任务。每当他们的迈尔斯公司生产的激光传感器发出信号，表明他们“伤亡”的时候，他总要责骂他们。但罗查的死并不是模拟伤亡。罗查并不是刚进军队笨手笨脚的毛头小伙子。他是一个具备熟练技能的职业士兵。拉米雷斯对自己说，这说明他辜负了士兵们对他的期望，他知道他这样想也是错误的。如果他把自己的兵力部署得更好一些，如果他更注意一些，如果，如果，如果。年轻的上尉想极力摆脱这些想法，但是做不到。可是他也不能甩手不管。因此这一次他要倍加谨慎。

刚刚吃完午饭，两处的录像带都送到了。“突击队员”号上的航母班机和来自波哥大的一架情报员专用飞机协调飞行，有关人员谁也不知道。拉森把地面激光指示器中的录像带送到埃尔多拉多，交给另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这两盒磁带被塞进中央情报局一位情报员的信袋里，这位情报员坐在空军C-5A运输机的前舱内，抓紧时间在驾驶舱右侧一个吱嘎作响的铺位上睡了几个小时。飞机直接进入安德鲁斯机场。飞机一着陆，四十英尺长的梯子就在货运区放了下去。那个情报员从货运区的门走出去，上了一辆等候在那儿的中央情报局的汽车，一直向兰利驶去。

里特办公室里有两台电视机，每台都配有录像机。他一个人独自审看送来的两盘录像带，他调整了一下，使它们大致同步播放。从飞机上拿来的那一盘效果不太好，只能看见激光光点和房子的大体轮廓，而且到爆炸闪光之前没有看见其他东西。克拉克的那盒磁带效果好得多。上面有那幢房子，在视频放大的画面上，灯光明亮的窗户清晰可见。保安们来回乱跑——那些抽烟的人就像萤火虫一样，每吸一口烟，他们的脸就被照得通红。接着就是炸弹。里特心想，这就好像是在看希区柯克的电影一样。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屏幕上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毫无目的地四处乱窜，不知道自己在这出戏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这出戏是由中央情报局行动局副局长在办公室里导演的。但是——

“真有趣……”里特自言自语地说。他用遥控器把磁带倒回炸弹爆炸前几秒钟的地方，即那辆新汽车来到大门口时。“这个人会是谁呢？”他对着屏幕问。接着他又把录像带快进到爆炸过后的场面。他刚才看见山坡上有一辆汽车——一辆宝马——被冲击波掀翻了，但是几秒钟之后，开车的人却从车里爬了出来，还掏出了手枪。

“科尔特斯……”他让画面静止。从画面中看不出多少东西。那是个中等身材的人。所有其他人都在房子的废墟中盲目地乱窜，这个人却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在喷水池的水里洗了洗脸，让自己清醒清醒——怪哉，喷水池竟然完好无损！——接着这个人走到发生爆炸的地点。里特心想，这不可能是某个卡特尔要员的随从，因为这些人此刻都在碎砖烂瓦中又刨又挖呢！不，这个人已经在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磁带上的图像即将消失，在一片嘈杂声出现之前，他看见了一个最佳画面。这可能就是费利克斯·科尔特斯。他在环顾四周，极力思索，试图作出判断。不愧是个职业谍报人员。

“真该死，就差这么一点，”里特低声嘟囔着。“只要再有一分钟，你就会把自己的车和其他车停放在一起。只差这该死的一分钟！”里特取出那两盘录像带，把它放进办公室的保险柜，和“鹰眼”、“演艺船”、“互惠”等放在一起。他对着录像带说，下次决不放过你。这时候他开始思考：科尔特斯真的和暗杀有牵连吗？

“好哇！”里特在办公室里大声说。他曾经那样设想过，但是……难道说他是提出这项罪恶计划之后才到美国来的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根据那个秘书的说法，他并没有特别主动地要她提供什么情报。相反，那是个情侣们通常幽会的周末。他采用的技术是古典式的。第一步，勾引目标。第二步，确定是否能从她那里获取情报（通常西方情报机关是用女色来勾引男性的，但是东方集团则是利用男色勾引女性）。第三步，加强关系，以便达到利用这一关系的目的。如果里特对证据的理解正确，那么在这件事上科尔特斯还没有进入关键阶段。

那根本不会是科尔特斯，对吧？科尔特斯也许把获得的情报提供给了他们，但不知道联邦调查局对卡特尔的洗钱活动采取了行动。当他们做出决定，袭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时候，科尔特斯不在那里。如果他当时在，一定会反对那样做。为什么刚刚建立一个好的情报来源，就要把它断送掉？不，这不是职业谍报人员的做法。

那么，科尔特斯，你对这一切是怎么看的呢？尽管问题的答案已很明显，里特还是愿意以大的代价换取当面向他提问的可能性。谍报人员常常被他们政治上的上司所出卖。对科尔特斯来说，这决不是第一次，不过他同样也会非常恼火，就像里特对卡特中将非常恼火一样。

现在，里特发现自己第一次在猜测科尔特斯的行动。也许他只是背叛了古巴，使自己成为雇用人员。毒品卡特尔之所以雇用他，是因为他受过专业训练，并具有丰富的经验。他们以为自己仅仅是收买了一位雇佣兵——当然是个非常出色的雇佣兵，但毕竟是个雇佣兵，就像他们收买当地警察——真该死，还收买美国警察——和政界人士一样。但是，一个警官和一个在莫斯科训练中心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谍报人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向他们提出自己的建议，他认为他们出卖了他，认为他们的行动太愚蠢，因为杀害埃米尔·雅各布斯完全是感情用事，并非出于理智。

为什么事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里特责备自己。但是：正因为事先没有想到这一点，他才有借口去做他一直想做的事情。他没有认真思索，因为毕竟他知道，要是经过认真思索，他就不可能采取行动了。

科尔特斯不是恐怖分子，对吧？他是个谍报人员。他曾经和那个叫“大砍刀”的组织有过瓜葛，他是被派去干这个工作的。在这之前，他的活动纯粹是谍报工作。仅仅因为他和这个疯狂的波多黎各集团一起活动过，他们就认为……也许这就是他叛逃的原因之一。

现在的情况更清楚了。由于科尔特斯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毒品卡特尔才雇用了他。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也收养了一条宠物狼。狼可是个危险的宠物，不是吗？

目前，里特只能做一件事。他找来一位助手，让他把录像中有关科尔特斯的最佳画面调出来，通过电脑放大后送往联邦调查局。这是值得做的，只要他们把这个人从背景中分离出来就行，但这需要靠图像处理电脑来完成。

当总统在马里兰州西部的群山中度假的时候，卡特将军仍然在白宫的办公室。他每天早晨都要飞往马里兰州，向总统作情况简报——在总统执行“度假”生活制度的时候，情况简报的时间稍微晚一些——但他大多数时间都在白宫。他有自己的职责，他的职责之一就是“做一位高级行政官员”。他想到了自己的头衔，当他向新闻界透露不供发表的情况简介时，他就被媒体称为“一位高级行政官员”。这种情报是总统制定政策时，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是政府与新闻媒体之间玩弄的精心设计的游戏：即所谓官方透露。卡特将放出“试探性气球”，也就是经销商所说的“试销”。在总统有了新的想法而又没有把握的时候，卡特——或者别的内阁成员，他们都是高级行政官员——将对其背景作出说明。主要报纸将发表有关文章，以便使国会和其他人在总统正式批准将它发表之前，对它作出反应。在华盛顿这个舞台上，这是当选的官员和其他演出者摆出各种姿势，进行各种表演，而不丢面子的一种方式。这本来是一种东方的思想，经过一番巧妙的演变之后，现在已经入侵到首都环形道路的范围之内。

鲍勃·霍尔兹曼是华盛顿一家报纸驻白宫的高级记者。他此刻坐在卡特对面的椅子上，等待对方深入介绍背景。双方对各项规定都十分了解。卡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毫不担心自己的姓名、官衔或者办公室的位置有可能被引用。霍尔兹曼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合乎情理，只要不把他的消息来源泄露给除编辑之外的任何人。他们两人彼此之间都没有特别的好感。卡特对新闻记者没有好感。也许他和他的军官同事们就剩下一个共同点了，尽管他肯定自己没有把这种感情流露出来。他认为军官们懒惰、愚蠢，既不会动笔，也不会用脑，尤其是他对面的这位。霍尔兹曼认为卡特是错误的人占据了错误的位置。这位记者不喜欢让一个军官与总统过从甚密，甚至为总统出谋划策。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卡特是一个肤浅的、为一己私利而钻营的马屁精，满脑子富丽堂皇的幻觉，更不用说是个傲慢的家伙。他把新闻记者看成是被驯服了的秃鹰，还能够派些用场。结果，他们两人反倒相处得不错。

“你下星期会去列席他们的年会吗？”霍尔兹曼问。

“我尽量不卷入政治，”卡特答道，“要咖啡吗？”

好！记者心想。“不要，谢谢。到底在古柯生产国发生了什么？”

“你的猜测似乎是说——呃，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对这些坏蛋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监视。我的猜测是，埃米尔是被卡特尔内部的一个派别杀害的——这毫不奇怪——但是他们并没有正式形成过决议。昨天晚上的爆炸可能表明在那个组织里发生了内讧。”

“是啊！有人倒了霉，”霍尔兹曼说。他在笔记本上随手写了“卡特”这个名字，然后在下面潦草地做着笔记。他把“一位高级行政官员”写成高官。“有消息说卡特尔雇用了M-19游击队的人从事暗杀活动，还说哥伦比亚人确实拷打了他们抓到的人。”

“也许他们那样做了。”

“他们怎么知道雅各布斯局长要到那里去？”

“我不知道，”卡特答道。

“真的不知道？你知道他的秘书随后马上试图自杀。联邦调查局对此缄口不言。但我觉得这是个绝妙的巧合。”

“那边谁在管这个案子？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知道。”

“丹·默里是局长助理帮办。他实际上并不负责外勤工作，但是他负责向肖作简要汇报。”

“哦！那不归我管。我负责这个案件的海外部分，国外、国内的部分资料在另外的办公室，”卡特指出，并建立起一道霍尔兹曼无法攻破的壁垒。

“卡特尔对‘海鲢行动’非常恼火，所以有些头头在没有得到整个机构批准的情况下，就去暗杀雅各布斯。其他人认为，他们的行为太鲁莽，于是决定把那些背弃合同的人干掉，你说呢？”

“现在看来好像是这样。你知道，我们对这件事的情报很少。”

“我们的情报总是很少，”霍尔兹曼指出。

“你可以和鲍勃·里特谈谈。”卡特尽量把问题推给别人。

“好哇。”霍尔兹曼笑了笑。华盛顿有两个人是可以信赖的，他们从来不会泄露任何信息，一个是鲍勃·里特，另一个是阿瑟·穆尔。“你觉得杰克·瑞安怎么样？”

“他就要回来了。他整整一个星期都在比利时参加北约的情报会议。”

“国会里的人吵吵嚷嚷，说要对卡特尔采取点儿什么行动，说对雅各布斯的攻击是直接攻击——”

“我也在看国会的会议简报，鲍勃。说起来容易。”

“今天早晨福勒州长说的是……？”

“我想，政治问题还是让政治家们去谈吧。”

“你知不知道街上可卡因涨价了？”

“哦？我不注意这方面的行情，涨价了吗？”卡特还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已经……

“涨得不多，不过涨了一些。街上有消息说，货到得少了。”

“我听了很高兴。”

“不想作点评论？”霍尔兹曼问。“你一直说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我们应当认真看待这件事。”

卡特脸上的笑容暂时收敛起来。“像战争这样的事是由总统决定的。”

“国会呢？”

“是啊！他们也管。自从我到政府工作以来，国会还没有就这类事情发表过声明。”

“假如我们和那次爆炸事件有牵连，你会有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我们与它没有牵连。”这次会见并不像计划的那样。霍尔兹曼知道了些什么呢？

“那只是个假设，”记者指出。

“好的。下面我们谈的内容都不供发表——完全保密。如果要进行假设，那么我们是有能力把这些杂种通通消灭的，我一滴眼泪也不会掉。你呢？”

霍尔兹曼哼了一声。“不供发表，我同意。我是在这儿长大的。我还能记得可以放心大胆地走路的岁月。现在我每天早晨都注意清点死人，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华盛顿，还是在贝鲁特。这么说，不是我们干的？”

“不是。看样子像是卡特尔在清洗内部。这当然只是猜测。但是目前我们最多也只能这样。”

“好吧。我想我可以用这些材料写一篇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