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洗耳恭听，”默里说。但是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不该用这种语气说话。

“看在上帝的分上，丹！”肖的脸上一阵阴沉，继而露出愠色。

“对不起，不过——去他妈的。比尔，这件事我们是开门见山，还是拐弯抹角？”

“开门见山吧。”

“华盛顿地区的一名特工问了她几个一般性的问题，她说她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嗯，也许她说的是实情，但她打到委内瑞拉去的电话是打给谁的？他们把过去一年的电话记录查了一遍，发现她以前没有给委内瑞拉打过电话。留下来处理这件事的特工做了进一步调查——她打的那个号码是一幢公寓的电话，莫伊拉的电话才打了几分钟，公寓里马上就有人把电话打到哥伦比亚去了。”

“哦，我的天哪！”肖摇了摇头。这种事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他会感到愤怒，可是莫伊拉早就为局长工作了，在局长从纽约地区局调回华盛顿前，她就为他工作了。

“也许她的电话与局长被害毫无关系，也许只是一种巧合，”尽管默里这么强调，肖脸上的表情并没有因此而好转。

“你愿意对她打电话这件事的可能性进行评估吗，丹尼？”

“不。”

“呃，下飞机以后，我们都到办公室去。回办公室一个小时之后，我把她叫到我那里。你也过来。”

“好的。”现在轮到默里摇头了。莫伊拉在墓地流的眼泪不比别人少。在他的执法生涯中，默里见过许多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人，但要他认为莫伊拉也是这样，他却难以接受。这一定是某种巧合，也许她的孩子有一个笔友在那里，也许是诸如此类的其他事情，丹心里想。

警察在搜查布雷登巡佐家的时候，发现了他们要找的东西。东西不多，只是一个摄影包，里面有一架尼康F-3型照相机和各种镜头。整套相机价值八九千美元，超过了一个莫比尔巡佐的消费水平。其他警察还在继续搜查的时候，一位高级警官就打电话给尼康公司，把这架照相机的号码告诉他们，请他们查一查购买这架相机的人有没有填写过保修单。结果发现相机的主人登记过。警官在电话中听到相机主人的姓名时，知道应该马上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这件事涉及联邦调查局正在处理的一个案子，他希望联邦调查局能以某种方式保全这个警察败类的名声。不管他是不是败类，他身后留下了孩子。但愿联邦调查局能理解这一点。

斯图尔特律师这样做无疑是在犯罪，但他认为自己对当事人负有更加重大的责任。他这样做是否违反法律尚不清楚，法律条文对此没有明确规定，而法院的不少书面判决倒涉及过这个问题。他非常清楚，确实是有人触犯了法律，而且对这种犯罪行为没有做过任何调查。他也非常清楚，揭露这种犯罪行为对于他的即将被判处死刑的当事人来说极为重要。他认为自己的做法不会被人发现，即使被人发现，他也有证据向州律师协会的职业道德审查委员会出示。他对当事人的责任心以及他本人对死刑的厌恶，促使他下定决心这样去做。

水兵们已经不把在基地士官俱乐部打发时间叫做“快乐时光”了，但是，俱乐部里的一切基本照旧。斯图尔特曾经在一艘航母上当过法律事务军官——即使在海军里面，一座拥有六千人的水上移动城市也需要一两名律师——他对水兵非常熟悉，对他们喝啤酒的习惯也了如指掌。于是他走进一家军服商店，买了一套海岸警卫队文书军士的服装，戴上适当的绶带，就到基地士官俱乐部去了。他知道，在那里只要付现钞，就不会引起人们注意。他在“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上当过文书军士，熟悉他们的行话，在闲谈中不会露馅。下一步当然是要找到一位“羽翎”号快艇上的水手。

快艇的保养工作就要结束了，每次快艇出航归来都要进行保养，为下一次出航做好准备。下班后只要有可能，水兵们都会光顾俱乐部，用啤酒打发下午的时光。对斯图尔特来说，只要找到他要找的人就行。他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姓甚名谁，他在当地电视台的音像档案馆里见过他们的面孔。他运气很好，碰到了鲍勃·赖利。他对赖利的情况要比对其他几位军士长的情况更为了解。

帆缆军士长赖利一直在甲板上监督各种装备的保养工作，在烈日下干了十个小时。下午四时三十分，他漫步走进俱乐部。中午他吃得不多，又出了那么多汗，那天的午饭早就消耗殆尽。现在，他想喝几杯啤酒，补充他在亚拉巴马州炽热的太阳下体内散失的水分和电解质。女招待一见他走进来，就倒了一大杯塞缪尔·亚当斯牌啤酒。他刚找到个地方坐下，女招待就把啤酒端了上来。一分钟之后，他刚喝了半杯啤酒，爱德华·斯图尔特就走到他的身边。

“这不是鲍勃·赖利吗？”

“是啊，”军士长没有转身就答道，“你是谁？”

“我想你可能记不得我了。我叫马特·史蒂文斯。前不久在‘梅伦’号炮舰上，你差点儿把我的脑袋拧掉——说我是个窝囊废。”

“看来是我错了，”赖利一边说，一边尽量回忆对方的面孔。

“不，你没错。那时候我的确是个白痴，而你——呃，我该感谢你，军士长。现在我比以前聪明一些了。多亏了你那句话。”斯图尔特把手伸出来。“我想我至少应该请你喝一杯。”

这种话赖利听了并不感到奇怪。“见鬼，我们都有要端正品行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年轻的时候脑袋不知道被他们往舱壁上撞过多少次。”

“我的脑袋也被撞过好多次。”斯图尔特咧开嘴笑了笑。“你现在当了军士长，就得注意举止，就要有责任心，是不是？要不然，谁来帮助军官们端正品行呢？”

赖利嗯了一声表示赞同。“你现在在谁手下干？”

“霍利将军。他现在在巴泽兹波因特。我要和他一起坐飞机去见基地司令。现在他可能打高尔夫球去了，他从来没有掌握高尔夫球的技巧。你在‘羽翎’号上，对吧？”

“你猜得不错。”

“艇长是韦格纳？”

“是的。”赖利喝完啤酒。斯图尔特示意女招待，让她把酒杯斟满。

“他真的像大家说的那么好？”

“雷德比我行，”赖利心悦诚服地说。

“真的比你行吗，军士长？嘿，你把那艘船拖过来的时候，我也在场——那条断成两半的货柜船叫什么来着？”

“‘北极星’号。”赖利微笑着回忆当时的情景。“天哪，那天下午我们够卖命的了。”

“我看见你们了。我当时心想，你们真的发疯了。可是我呢，现在只能为将军操作文字处理器而已。不过，我在当文书军士以前，曾经在一艘一九四一年下水的老艇上露过两手，在诺福克港附近。当然，不像你们在‘北极星’号上那么轰轰烈烈。”

“别不知足啦，马特，这种事干一次就够你吹嘘好几年的。我常想，我将来要找一份容易的差事。干这种活，我的年龄是大了点儿。”

“这里的饭菜怎么样？”

“不错。”

“请你吃晚饭，怎么样？”

“马特，我都不记得当时我是怎样骂你的了。”

“可是我记得，”斯图尔特说得很肯定。“要是当时你不把我骂回头，天晓得我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别啰嗦了，老兄，我该请你吃一顿。来吧。”他招呼赖利到靠墙的一个雅座上坐下来。航行军士长奥雷泽进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喝第三杯啤酒了。

“嗨，波泰奇，”赖利叫了一声。

“冰啤酒不错吧，鲍勃？”

赖利朝他招了招手。“这位是马特·史蒂文斯。我们一起在‘梅伦’号上干过。我给你讲过‘北极星’号上的事没有？”

“才讲过三十遍，”奥雷泽说。

“你说说吧，马特？”赖利说。

“嗨，我没看见整个过程，你知道我当时——”

“嗯，将近一半的水手差点把五脏六腑都吐了出来。当时风太大，直升机根本无法起飞。那艘货柜船——只剩下了船尾，没有了船头——似乎就在原地打转。后来……”

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又喝了两杯，三个人津津有味地吃着一盘腊肠，这种菜下酒是再好不过的了。斯图尔特谈起他们新到任的将军，说他是海岸警卫队的律师。在海岸警卫队，法律军官也是指挥军官，懂得驾驶和指挥。

“嗨，你们抓住的那两个该死的贩毒分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斯图尔特终于问到正题了。

“你说什么呀？”奥雷泽问。他还有几分清醒。

“嗨，联邦调查局去找霍利将军了。你们知道吗，是我用打字机打的报告。”

“联邦调查局的人怎么说？”

“我不该——哦，管他呢！你们都不受牵连。联邦调查局不会和你们过不去的。他们告诉你们艇长，不要再谈论这件事，也不要再干蠢事。这样处理不错吧？你们从那两个家伙那里得来的口供——没听说吧？‘海鲢行动’。冻结赃款的整个行动就是从你们这里开始的。你们不知道吧？”

“你说什么？”赖利已经好几天没有看报纸，也没有看电视了。虽然他听说联邦调查局局长被人打死了，但他丝毫没有把这件事跟他们的“模拟绞刑”联系起来，他们在艇上就是这样称呼那晚的行动的。

斯图尔特滔滔不绝地讲了他所知道的情况。

“五亿美元？”奥雷泽轻声说，“够给我们建造几艘新艇了。”

“老天知道，我们正需要新艇呢，”斯图尔特表示赞同。

“你们并不是真的——我是说，你们是不是真的……真的想把其中一个混蛋绞死吧？”斯图尔特从衣袋里掏出一架无线电器材公司生产的袖珍录音机，用拇指把音量开到最大。

“实际上那是波泰奇出的主意，”赖利说。

“没有你，这件事也干不成，鲍勃，”奥雷泽谦让地说。

“没错。嗯，妙就妙在怎么把他吊起来，”赖利解释说，“你看，要把那矮个子吓得屁滚尿流，就得干得真像那么回事。我考虑了一下，觉得这并不太难。我们把高个子单独弄到一边，军医给他打了针乙醚，麻醉了一会儿。我在他背后做了一个绳扣，然后把他竖起来。绞索后面有一个钩子，我用套索套住他脖子以后，只要把钩子勾在他背后的绳扣上就行了。也就是说，我们是用他背后的绳扣把他吊起来的，没有用他脖子上的绳套。我们并不想真的绞死他——你看，这就是我们干的，”赖利说，“不过，雷德可不认为这是什么好主意。”帆缆军士长朝航行军士长笑了笑。

“另外一个妙计，就是怎么把那个家伙带到桅杆那里去，”奥雷泽说。“我们在他头上罩了一个黑头套，里面有一块浸过乙醚的纱布。那个狗娘养的一闻到乙醚的气味，就像杀猪似的尖叫起来。我们把他吊上桅杆时，他早就给麻翻了。”

“那个矮个子信以为真，吓得尿裤子了，太妙了！他被带到军官舱以后，把什么都招了。我们把矮个子带走之后，马上把吊在桅杆上的那个家伙放下来弄醒。他们两人整天都处于吸过大麻之后那种神情恍惚的幻觉之中。我们想，他们肯定不知道我们是怎样摆布他们的。”

是的，他们是不会知道的，斯图尔特心想。“什么大麻？”

“是雷德想出来的主意。他们两人都带着大麻烟——样子和普通烟差不多。我们见到以后，故意把香烟还给他们，他们抽得神情恍惚。我敢打赌，无论是乙醚还是其他妙计，他们都一概不知。”

斯图尔特心想，自己果然猜得八九不离十，但愿录音机把谈话都录了下来。

“我倒真的希望能把这两个家伙绞死，”赖利顿了顿说，“马特，你肯定从来没有见过游艇上的那个惨象，四口人哪，伙计，像宰牛一样的给宰了。这两个家伙高兴得不得了。你觉得你不会相信有这种事情，不过你看见那种惨象之后就会相信了，”军士长肯定地说，“他们强奸了船主人的妻子和女儿，把船主大卸八块，就像——天哪，你知道吗，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做噩梦了。做噩梦啊！天老爷，但愿我能忘掉这段经历。那个女孩和我女儿年龄差不多，那两个混蛋竟然强奸了她，然后还把她杀了，剁成几块去喂鲨鱼。她还是个孩子，还没有到自己驾车或者与男朋友约会的年龄。”

“我们算是职业警察，对吗？我们应该冷静，不要带个人感情。这些都是屁话，对吧？”赖利问。

“条令上就是这么说的，”斯图尔特说。

“这些东西是不会写到条令里面去的，”奥雷泽说，“干这种事的人——他们都不是人，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东西，但一定不是人。这种事人是干不出来的，马特。”

“嘿，你们想让我说什么呢？”斯图尔特问。他突然采取守势，不再扮演角色了。“我们有法律来对付这些人。”

“法律解决不了多少问题，是不是？”赖利问。

斯图尔特已有几分醉意，他心下思忖：他要为其辩护的人和他要弹劾的人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当事人是坏人，不是好人。现在，他装扮成海岸警卫队的军士，这是违法的，就像这里的水兵曾经违法一样。和他们一样，他现在这样做也是为了更崇高、更道德的事业。他暗暗问自己，到底是谁正确。当然，这个问题无关宏旨。“正确”这个概念已经在某个地方消失了，法律条文和伦理道德标准中都找不到“正确”这个字眼。既然你在那些地方都找不到，那么应该到哪儿去找呢？但斯图尔特自己是个律师，应该和法律打交道，而不是和“正确”或者“错误”打交道。“正确”或“错误”是法官和陪审团的事，或者是诸如此类的人或机构的事。斯图尔特告诫自己，不要喝得太多。酒能够使原先糊涂的事情变清楚，也能使原先清楚的事情变糊涂。

这次到哥伦比亚的飞行比前一次困难得多。从太平洋吹来的西风沿安第斯山的山坡向上升腾，寻找通过的山口。在三万英尺的高空都能感到这股气流在涌动，何况现在他们离地面只有三百英尺。飞行异常困难，对于使用地形自动驾驶仪的直升机来说，更是如此。约翰斯和威利斯把自己系牢，以减轻颠簸。他们知道坐在后面机舱里的人更加难受，这是因为现在直升机上下颠簸的幅度将近二十英尺，而且每分种至少颠簸十次。约翰斯的手一直放在操纵杆上，随着自动驾驶仪来回动作。他随时准备在自动驾驶仪出故障的时候亲自驾驶。因为这才是真正的飞行，他喜欢这样说：“真正的飞行”意味着危险的飞行。

要穿越眼前的这个山口谈何容易，这是一个马鞍形的山口，南面耸立着的是一座九千六百英尺的高峰，北面是一座七千八百英尺的山峰。直升机以两百节的速度随着太平洋上来的风穿过山口。直升机很重，因为他们刚刚在哥伦比亚海岸外的太平洋上空加过油。

“那是米斯特拉托，”约翰斯上校说。电子导航系统引导飞机绕过城镇和道路向北飞行。两位飞行员格外注意地面上是否有行人、车辆或者房屋。当然，航线是根据卫星在白天和夜晚拍摄到的红外线照片制定的，但出现意外情况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巴克，四分钟后到达一号着陆点，”约翰斯通过机内通话系统告诉齐默尔。

“明白。”

他们现在在里萨拉尔达省上空，这一地区是由两座高耸入云的巨大山脊所组成的大峡谷的一部分。约翰斯的业余爱好是地质学，他知道大峡谷是由地壳开裂形成的，也知道怎样使飞机在这个高度上飞行，他对地壳运动奇迹般的力量感到惊讶。

“已经看见一号着陆点，”威利斯上尉说。

“看见了。”约翰斯上校手握操纵杆，打开送话器。“一分钟后降落。机枪准备。”

“是。”齐默尔军士长离开座位，朝机尾走去。比恩军士打开机枪的电源，随时准备射击。齐默尔脚下一滑，差点儿跌倒在一摊呕吐物上。有人呕吐并不罕见。现在飞机恢复了平稳飞行，因为他们已经进入山里的避风区。机尾有几个人晕机很厉害，巴不得早点踏上坚实而稳定的地面。齐默尔简直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其实，地面上很危险。

飞机拉平，准备进行第一次降落。这时候，第一小分队的成员都站了起来。像上次一样，飞机一着陆，他们就迅速从机尾跑了出去。齐默尔点了点人数，确保每个人都安全下了飞机。第一小分队一下完，他就通知飞行员立即起飞。

查韦斯心想：下一次我他妈的宁愿步行进来，再步行出去，也不乘坐直升飞机了。他经历过不少恶劣的飞行，但都比这一次要好。他走到树下，等待小分队的其他人跟上来。

“脚踏实地，高兴了吧？”维加一下来就对查韦斯说。

“我还不知道我吃了那么多东西，”查韦斯嘟囔道。他把几个小时前吃的东西都吐在飞机上了。他打开水壶，足足喝了一品脱的水，把令人作呕的气味冲洗干净。

“老伙计，我一直喜欢坐游乐场的过山车，”大熊说，“但是现在再也不想坐了。”

“一点不假！”查韦斯脑子里浮现出在诺特县的贝利农场公园和加利福尼亚州其他游乐场里排队坐过山车的情景。他再也不会去坐了！

“没事吧，查韦斯？”拉米雷斯上尉问。

“对不起，长官。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狼狈过。从来没有！过一会儿就没事了。”他让指挥官放心。

“别着急。我们选择的着陆地点很僻静，很安全。”但愿如此，拉米雷斯心想。

查韦斯摇了摇头，想摆脱眩晕的感觉。他并不知道眩晕是由内耳的平衡器官引起的，半小时以前，他还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眩晕。但他摇头倒是摇对了，做一做深呼吸，摇摇头可以帮助恢复平衡。他总觉得地面在晃动，但他提醒自己，地面是不会晃动的。

“上哪儿，上尉？”

“你已经选对方向了。”拉米雷斯拍了拍他的肩膀。“继续前进。”

查韦斯戴上夜视镜，开始在丛林中前进。天哪，真有点使人难堪。他决心以后再也不能像今天这样笨手笨脚了。他觉得自己的脚老是不听使唤，他集中精力注意脚下和周围的地形，很快就走到小分队前面两百米的地方。他心想，上一次到丛林沼泽地只能算是演习，一点危险也没有。这一次可不是演戏了。尽管他有点恶心，但由于心里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就振作起精神，为小分队开路。

那天晚上大家都工作到很晚，要调查，还要处理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莫伊拉走进肖的办公室以前，已经把肖有必要了解的情况整理好了，她还想把早晨忘了说的事告诉他。她看见默里也在办公室，并不觉得奇怪。使她感到惊讶的是，默里首先开了口。

“莫伊拉，有谁问过你关于埃米尔到哥伦比亚去的事吗？”默里问。

莫伊拉点了点头。“有人问我。我忘了一件事。今天早晨我就想告诉你了，肖先生，可是我一大早赶来时，你还在睡觉。康尼见到我了，”她郑重其事地说。

“说下去，”肖说。他不知道听了她的话，自己会不会好受一些。

沃尔夫太太坐下来，回头看了看敞开的门。默里走过去把门关上。回来的时候把手放在她肩上。

“别紧张，莫伊拉。”

“我有一个朋友。他住在委内瑞拉。我们相……我们是一个半月以前认识的。后来我们——这件事很难说清楚。”她欲言又止，呆呆地看着地毯。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我们相爱了。他每隔几个星期就到美国来办些事情。我们想趁局长不在家的时候，在海德威饭店度个周末——海德威饭店在卢雷洞附近的山里。你知道那个地方吗？”

“知道，”肖说，“那地方不错，很幽静。”

“我知道雅各布斯先生要出去，我们就有机会在一起度过一个较长的周末，于是我打电话告诉了他。他开了一家工厂，是生产汽车配件的——实际上是两个厂，一个在委内瑞拉，一个在哥斯达黎加。生产汽化器等配件。”

“你的电话是打到他家里去的吗？”默里问。

“不是的。他每天工作的时间很长，我是打到厂里去的。这是他的电话号码。”她递给他一张喜来登饭店的便条，上面写着他的电话号码。“总而言之，电话是他秘书接的——他的秘书叫康秀拉——说他到工厂去了。后来他给我回了电话。我告诉他说，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度周末，他就来了——我们星期五下午在机场见的面。雅各布斯先生走后不久我就离开了。”

“哪个机场？”

“杜勒斯机场。”

“他叫什么名字？”肖问。

“迪亚斯，胡安·迪亚斯。你可以打电话到他厂里去——”

“那是一个公寓的电话号码，不是工厂的号码，莫伊拉，”默里说。事情非常清楚，而且这么快就搞清楚了。

“但——但是他——”她顿住了。“不，不，他不是——”

“莫伊拉，我们需要你详细描述一下他的外貌。”

“哦，不。”她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才好。她的目光从肖转向默里，又从默里转向肖。她感到事情越来越可怕。她穿着黑色衣裙，可能是她当年参加丈夫葬礼时穿的那套。前几个星期，她又成了一个美丽、幸福的女人。但她不会再是那个样子了。联邦调查局的这两位官员知道她内心的痛苦，看见她如此痛苦，他们也感到于心不安。她也是个受害者，但她又是一条线索，而且是他们需要的线索。

莫伊拉·沃尔夫鼓起仅剩的一点勇气，用水晶一样清晰的声音给他们做了尽可能详细的描述。她一讲完，就失去了自控。肖派秘书开车把她送回家去。

莫伊拉出去了。门一关上，默里就说：“是科尔特斯。”

“猜得不错，”肖表示赞同。“他的档案中说他善于拉人下水。天哪，果然如此。”他端起咖啡，不停地摇着脑袋。“他不可能知道他们会干什么吧，对不对？”

“他要是知道，就不大可能到美国来了，”默里说，“可犯罪分子什么时候是按逻辑办事的呢？我看我们应该查一查移民登记处、饭店以及航班，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混蛋的踪迹。这个事情由我来处理。莫伊拉怎么办呢？”

“她没有犯法，对吗？”这也真有点儿怪。“给她安排一个不涉密的工作。或许可以安排她到其他机构去工作。丹尼，我们不能把她也毁了。”

“当然不能。”

将近十一点钟，莫伊拉才回到家里。孩子们还没有睡，都在等她。他们看见她流泪，都以为她还没有从葬礼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他们都见过埃米尔·雅各布斯，他们也和局里的人一样，为他的遇害感到难过。莫伊拉没有多说话，没有理会坐在电视机前的孩子们，径直走到楼上的卧室。她独自在洗澡间里，注视着镜子中的自己。她竟然像……像个傻瓜一样被别人勾引，被别人利用，简直比傻瓜还要傻。她是一个愚蠢的、爱好虚荣、孤独寂寞、追寻失去青春的老太婆。愚蠢得竟然再次坠入爱河。她……她害死了——害死了多少人？七个吧？她记不清了，只是望着镜子中那张麻木呆板的脸。埃米尔的年轻保镖都有家小，她还替利奥的第一个孩子打过一件毛衣。他的儿子还很小——他永远也记不得他父亲年轻英俊的容貌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过错。

我是杀害他们的帮凶。

她打开药品柜带镜子的门。像大多数人家一样，莫伊拉的家里从来不把没有用完的药扔掉。她找到了一个装氯乙基戊烯炔醇的塑料瓶，数了数，还有六粒。剂量一定够了。

“这一次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蒂姆·杰克逊问他哥哥。

“我去‘突击队员’号航母观看舰队演习。我们要试验新的拦截技术。计划是我帮助制定的。我的一位朋友刚刚接任‘企业’号舰长，所以提前一天来观看他的就职典礼。我明天到圣迭戈去，从那里乘航母班机去‘突击队员’号。”

“航母班机？”

“航空母舰的班机，”罗比解释说，“一架双引擎螺旋桨飞机。轻步兵的生活怎么样？”

“我们还在拼命练爬山，把时间全花在最近一次演习上了。我排里新来的班长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这对我来说有点不公平，”蒂姆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

蒂姆·杰克逊一口把酒饮干。“‘任何步兵排都无法容忍没有经验的少尉和没有经验的班长’——这是新来的作训参谋说的。他和我们一起在外面训练。当然，上尉并不真的这么看。昨天我可是丢尽了面子——他把我批得够呛。天哪，我真希望能把查韦斯调回来。”

“嗯，查韦斯？”

“我的一个班长失踪了。他——真是怪事。我们以为他到基地训练中心当教官去了，但他好像失踪了。作训参谋说，几个星期前他在巴拿马。我让排里一位军士长去查他的下落，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还是我手下的人，你说是不是？”罗比点点头，他能理解弟弟的心情。“总而言之，他的档案不见了，文书找来找去找不到。本宁堡打电话来问他究竟哪儿去了，因为他们还在等他。谁也不知道丁·查韦斯到底上哪儿去了。海军里也有这种怪事吗？”

“如果有哪个家伙失踪了，通常是因为他自己想失踪。”

蒂姆摇摇头。“不，查韦斯不是这种人。他是个职业军人，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会在二十几岁的时候离开部队。他会干到军士长再退伍。不，他不是擅离职守的人。”

“会不会有人把他的档案资料放错了地方？”罗比提醒他说。

“我也这样想。我对这些事情还不够了解，”蒂姆提醒自己。“不过，这件事总是有点蹊跷，他竟然会出现在那里的丛林里。好了，不谈他了。姐姐好嘛？”

这里惟一的好处就是天气不热，甚至可以说相当的凉爽。查韦斯心想，可能是因为空气稀薄的缘故，热不起来。从海拔高度来说，这里与科罗拉多州的训练基地差不多。但在训练基地已经是几个星期以前的事了，士兵们还要好几天才能适应这里的新环境。空气稀薄会减慢他们的行进速度，但查韦斯认为，天气炎热比空气稀薄更消耗体力，更难以适应。

这里的山很大——谁也不把它们称为小山了——崎岖的山路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山上树木很多，但他还是要特别注意，不让脚下发出响声。树林茂密，能见度很低，这倒是件好事。戴在头上的夜视镜像一顶古怪的帽子，他用夜视镜最多也只能看一百米，而且往往看不了那么远。虽然茂密的树林遮住了光线，肉眼什么也看不见，但借助夜视镜，他还是能看清一些东西。这地方真可怕，非常荒凉，可是查韦斯到了这里却如鱼得水。

为了抵达当晚的目的地，他没有沿直线行进，而是采取军队惯用的曲折行进路线。每隔半小时，他就停下来，沿原路返回，等后面的小分队跟上来。接着，小分队休息几分钟，并检查背后是否有人跟踪。

查韦斯的MP-5消音冲锋枪的背带上有两个扣环，他把枪背带从头上套过去，使枪挂在胸前，以备随时射击。枪口上缠着电工胶布，以防枪管阻塞。枪的背带环上也缠了胶布，以尽量减少因碰撞发出的声音。查韦斯不仅要注意不发出声音，还要注意观察，要注意其他许多事情。这次行动可不是演习，出发前已经对他们讲得很清楚。这次行动也不是侦察。

六个小时之后，查韦斯到达预选的宿营地。他通过报话机用暗号同小分队联系，他在发报机上轻轻敲五下，对方回了三下——这个暗号告诉他们暂时待在原地，先由他侦察周围情况。他们选定的地方简直是个猛禽巢穴——他知道这个字是鹰巢的意思——从这里，白天可以看见马尼萨莱斯到麦德林那条蜿蜒曲折的长达数英里的路段。离开宿营地不远的地方有几个毒品加工厂。据估计，其中有六个加工厂离开宿营地只有一个晚上的路程。查韦斯在宿营地周围仔细检查了一遍，看有没有足迹、垃圾，有没有人活动过的其他痕迹。这地方环境这么优美，怎么可能没有人来过呢？《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记者也许很乐意在这里拍摄几张山谷的照片。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到这里来也的确不容易。这里比公路足足高出三千英尺，连坦克车都开不上来，更不用说汽车了。他又绕过宿营地从外向内检查了一遍，仍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也许这里太偏僻了。半小时后，他又用报话机进行了一次联络。这段时间足够小分队的人检查是否有人跟踪，如果有人跟踪，现在也该发现了。当拉米雷斯上尉到达宿营地时，旭日已经映显出了山谷东面大山的轮廓。由于夜晚的隐蔽行动，他们觉得时间好像变短了。只走了半个晚上，他们就觉得有些累，但还不是很疲劳，他们将有一天的时间来适应这里的高原气候。从着陆地点到这里的直线距离只有五英里——实际上他们走了七英里，还向上爬了两千英尺。

像以往一样，拉米雷斯让手下人分成两人一组散开。附近有一条小溪，但这时没有人感到口渴。有两条路可以通往宿营地，在查韦斯和维加占据的位置前面，是一道缓坡，树木比较稀疏，射界开阔，从这里可以监视其中一条路。当然，查韦斯刚才上来的时候没有走这道缓坡。

“感觉怎么样，大熊？”

“我们为什么不到一个空气充足、凉爽而平坦的地方去呢？”维加脱掉伪装网，放在地上，卷起来做成一个舒适的枕头。查韦斯也这样做了。

“因为那里不是打仗的地方，伙计。那里是修建高尔夫球场的地方。”

“该死的！”维加把班用机枪架在一块突起的石头旁边，枪口上罩着一块伪装布。他本来可以折几根小树枝把枪伪装起来，但除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尽可能不去碰任何东西。这一次掷硬币是查韦斯赢了，他一句话没说，倒头就睡。

现在是早晨七点多钟。莫伊拉家里的人起床都比较早，平常这个时候她已经起床，为大家准备早餐了。“妈妈？”戴夫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动静。他害怕起来。他已经失去了父亲，他也知道父母亲不会长生不老，不会永远是正在成长的孩子们世界的中心。这种恶梦般的想法总是萦绕在莫伊拉家的孩子们心头，但他们谁也不愿意说出来，即使相互之间也不肯说，因为他们怕说了以后，这种事真的会发生。如果妈妈出事了，那怎么办？戴夫想到了可能发生的事情，他的手还没有摸到门，泪水就盈满了眼眶。

“妈妈？”戴夫的声音开始颤抖。他为此感到羞愧，害怕被弟弟妹妹听见。他转动门把，慢慢把门打开。

百叶窗是开着的，晨曦透过百叶窗照进了房间。妈妈在那儿，躺在床上呢，身上还穿着黑色的丧服。一动不动。

戴夫站在那儿，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叭嗒叭嗒往下掉。噩梦已经成为现实，好像给他当头一棒。

“……妈？”

像其他十来岁的孩子一样，戴夫也很勇敢，今天早晨他更要勇敢。他鼓起勇气走到床前，摸了摸妈妈的手。她的手还是热的。接着他又摸了摸她的脉搏。她的脉搏还在跳动，但是非常微弱，十分缓慢。他立即拿起床头电话的话筒，拨打了911。

“警察急救处。”电话里传出说话声。

“快来一辆救护车，我妈妈醒不过来了。”

“你住在哪里？”对方问。戴夫把地址告诉了对方。“好，说一说你妈妈的情况。”

“她睡着了，醒不过来，而且——”

“你妈妈酗酒吗？”

“不！”他没好气地答道，“她是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昨天晚上回来就睡了，下班回来就睡觉了。她——”哎呀，床头柜上有东西。“哦，天哪，这里有个药瓶……”

“把瓶子上的标签读给我听听！”对方说。

“氯-乙-基-戊-烯-炔-醇。药是我爸爸的，他已经——”警察急救处要了解的就是这些情况。

“好的——救护车五分钟以后就到。”

实际上，救护车四分多钟就赶到了。沃尔夫家离消防站只有三个街区。救护人员到了客厅，家里其他人才知道出事了。救护人员跑到楼上，发现戴夫抓着他妈妈的手，像大风吹动树枝一样在摇晃。一位救护人员把他拉开，首先检查了莫伊拉的呼吸道，然后检查了她的眼睛，又摸了摸她的脉搏。

“脉搏微弱，每分钟四十次。呼吸……每分钟八次，也很微弱。是服用了氯乙基戊烯炔醇的结果，”他报告说。

“别说了！”第二名救护人员转身问戴夫：“瓶子里有几颗药？”

“我不知道。是爸爸的药，他已经——”

“快送医院，查利。”第一个救护人员拉着莫伊拉的双臂把她拽了起来。“让开一点，孩子，我们得赶快走。”他们没有浪费时间等担架。他身材高大，像包婴儿一样把莫伊拉抱出房间。“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到医院去。”

“妈妈她……”

“她还有呼吸，孩子。这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的最好的消息。”第二名救护人员出门时对戴夫说。

到底出了什么事？默里心下思忖。他想顺路把莫伊拉带到局里去——她的车还在联邦调查局的车库里——也许他能帮她减轻一点负罪感。她违反了保密原则，干了非常蠢的事，但她也是受害者，是那个专门寻找和利用别人弱点的职业间谍的受害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这是默里在联邦调查局工作多年得到的一个教训。

他从没有见过莫伊拉的孩子们，但却知道他们的情况。他看见有孩子跟在救护人员后面走出了房子，不难猜出他们是谁的孩子。默里把他的别克牌汽车靠着其他车停放好，然后走出汽车。

“出什么事了？”他问第二名救护人员，同时出示了自己的证件。这样别人就必须回答他的问题。

“企图自杀，吃了安眠药。你还要问什么？”救护人员说着走向汽车的驾驶座。

“快走吧。”默里站到旁边，给救护车让路。

默里转过身来看着孩子们，很明显，还没有人对他们说过“自杀”这个词。这个词语的丑恶含义使他们委靡了。

科尔特斯你这个混蛋！最好别让我逮住你！

“孩子们，我是丹·默里。我和你们的妈妈在一起工作。你们要我带你们去医院吗？”那件案子可以暂时搁一搁。人死不能复生，办那个案子可以缓一缓。这一点埃米尔能够理解。

他让孩子们在急诊室门口下车，然后找了个地方停车，并在车内打了个电话。“请接肖。”他对值班特工说。电话立即接通。

“丹，我是比尔。有什么事？”

“莫伊拉昨晚企图自杀，服了安眠药。”

“你准备怎么办？”

“得有人陪着孩子。看看在她的朋友当中有没有人能来陪陪孩子们。”

“我问问看。”

“在有人来陪孩子之前，我先在这里照看一下，比尔。我的意思是——”

“明白了。好吧，有情况随时告诉我。”

“好的。”默里放下电话，朝医院急诊室走去。孩子们都坐在候诊室里。默里知道急诊室的规矩。但他也知道联邦调查局特工的金质证章可以敲开任何房间的门。这里也不例外。

“你们刚才收治了一位妇女，”他对旁边的医生说，“名叫莫伊拉·沃尔夫。”

“哦，她是药物过量。”

她是人，不是什么该死的药物过量！但默里这句话没说出口，只是点了点头。“她人在哪儿？”

“你不能——”

默里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话。“她和一宗重大案件有牵连。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医生把他带进急救室。急救室里的景象看了让人难受。莫伊拉的喉咙里插了一根人工呼吸管，两只手臂上都扎着静脉输液管——他仔细一看，发现一根输液管好像是在把血抽出来，经过某个装置以后，再把它输回这只手臂。她的衣服被脱掉了，心电图仪的传感器用胶布固定在胸口上。默里埋怨自己不该在这种时候来看莫伊拉。医院把人的尊严都剥夺了，可是，生命比尊严更重要，是不是？

莫伊拉为什么这么糊涂？

丹，你为什么没有发现她企图自杀的征兆呢？默里暗暗自责。你应该想到派人监护她。唉，要是把她置于监护之下，她就不会干出这种傻事了。

也许我们应该批评她几句，而不应该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她一下。也许她理解错了。也许，也许，也许。

科尔特斯，你他妈的死期不远了。只不过我还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能抢救过来吗？”默里问。

“你究竟是什么人？”一个医生头都不回地问。

“联邦调查局的，我必须知道能不能把她抢救过来。”

医生没有回头。“我也想知道，伙计。她服的是氯乙基戊烯炔醇。是一种药性很强的安眠药，现在很少有医生开这种处方药，因为它很容易造成药物过量。可能致死的剂量是五到十粒。也就是说，服用这个剂量的人，有一半会死亡。我不知道她服用了多大剂量，但至少她还有一口气，不过她的重要器官的功能衰竭，令人担心。我们正在给她做血液透析，尽量不让更多的药物进入她体内，但愿我们不是在浪费时间。我们给她吸的是纯氧，同时给她进行静脉注射，看看是否有效。她至少要有一天时间才能苏醒过来，也许两天，也许三天，现在还说不准。她能不能醒过来，我也说不准。现在，你知道的情况和我一样多。你出去吧，不要影响我工作。”

“医生，候诊室里有三个孩子。”

医生听见这句话后，把头转了过来。“告诉他们，我们还有希望救他们的妈妈。现在，情况比较危急。嗨，对不起，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所幸的是，如果她能苏醒过来，就一点事也不会有。只要不把人毒死，这种药不会引起永久性的损害。”医生又说。

“谢谢。”

默里走出去，要孩子们放心。不到一小时，几位邻居就过来了，他们将帮助照料孩子们。等一名特工来到候诊室以后，默里就一声不响地离开了。莫伊拉可能是他们之中惟一与科尔特斯有过联系的人，也就是说，她的生命还受到另外一些人的潜在威胁。默里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已经过了九点，他的心情既平静，又愤怒。有三名特工正等着他，他招手让他们跟他走进办公室。

“有什么发现？”

“‘迪亚斯先生’在海德威饭店用的是一张美国运通卡。我们在两个机票订购处证实了这个号码——感谢上帝，多亏有那些检查信用卡的电脑。他和沃尔夫太太分手之后，就从杜勒斯机场搭乘飞机去了亚特兰大，然后从那里飞往巴拿马，后来就去向不明了。下一站的机票他一定是用现金买的，因为那天晚上没有胡安·迪亚斯购买机票的记录。杜勒斯机场的售票员还能记得他——他是匆匆忙忙赶乘飞往亚特兰大的班机的。售票员的描述和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吻合。他上星期不是从杜勒斯机场入境的，我们正在检查电脑记录，今天上午可以有结果——要我们查出他到美国来的路线，只有一半的可能性。我估计他是从达拉斯-沃思堡机场、堪萨斯机场或者芝加哥机场入境的，三者必居其一。但这还不是我们所发现的最有趣的事。”

“美国运通公司发现，胡安·迪亚斯有好几张信用卡。有几张卡是最近才办的，他们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

“哦？”默里倒了一杯咖啡。“这些信用卡怎么没有引起注意呢？”

“一方面，结账比较及时，而且是全额交付，所以没有引起公司方面的注意。另一方面，信用卡所使用的地址都略有不同，名字本身也不算太特别，因此简单查看信用卡使用记录，是查不出问题的。看来好像有人有办法可以私自访问运通公司的电脑系统——包括电脑管理程序，这可以成为我们追查的另一条线索。他一直使用同一个名字，可能是因为莫伊拉会看见他的信用卡。从他这张信用卡上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过去四个月里到华盛顿来过三次。有人私自进入了美国运通公司的电脑系统，并且是个行家，”那个特工继续说道，“这个家伙能够私自访问许多电脑，为科尔特斯或者其他任何人办理信用卡。应该有办法把他查出来，但我不敢奢望很快就能查出来。”

这时有人敲门，一位年轻的特工走进来。“达拉斯-沃思堡来的。”说着他递上一份传真电报。“签字完全一致。他从那里入境，然后乘晚班飞机到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他于当地时间星期五零点以后到达，可能是乘火车到华盛顿来会见莫伊拉的。他们还在继续调查。”

“好极了，”默里说，“他换乘了好几次交通工具。他是从哪里进入美国的？”

“我们还在查，先生。他到纽约的机票是在售票处买的。我们正在和移民局联系，看他们是否知道他是什么时候通过海关检查的。”

“那好，下一步呢？”

“现在，我们有了他的指纹。我们从她——沃尔夫太太的便条上找到了一个指纹，好像是他左手的食指指纹，我们把这个指纹和杜勒斯机场售票处信用卡收据上留下的指纹进行了比较，两者完全一样。指纹不很清楚，但技术室的伙计们用激光技术把指纹显现出来了。我们派了几个人去海德威饭店，还没有查出结果。饭店的清洁工真不错——但却苦了我们，我们的人还在那里搜寻。”

“现在就缺一张这个混蛋的照片了。只缺一张照片，”默里重复了一句。“他到了亚特兰大之后呢？”

“哦，我还以为已经汇报过了呢。他在亚特兰大稍事停留，便飞往巴拿马去了。”

“运通卡的地址是什么？”

“加拉加斯，可能只是个送信的地址。这些人用的都是这种地址。”

“移民局怎么没有——哦。”默里皱了皱眉头。“他在护照上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要不然他就有好几个护照，可以和信用卡一起使用。”

“我们遇到了一个真正的职业间谍。我们这么快就掌握了这么多情况，还算是幸运的。”

“哥伦比亚方面有什么新的情况？”默里问另外一名特工。

“没有多少情况。实验室鉴定工作进展顺利，不过除了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以外，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哥伦比亚警方现在已经掌握了一半杀手的姓名——被抓住的那个杀手说他只认识其中的几个人，这话也许是真的。他们正在大规模搜捕这些杀手，但莫拉莱斯说我们不能抱太大希望。这些杀手都是哥伦比亚政府一直在搜捕的对象。都是M-19游击队之类的人。他们都是被人雇用充当杀手的，这和我们估计的情况相同。”

默里看了看表。今天要为雅各布斯的两名保镖举行葬礼。葬礼将在国家大教堂进行，届时总统将在那里发表讲话。电话铃响起来。

“我是默里。”

“我是马克·布赖特，现在在莫比尔。情况有新进展。”

“请讲。”

“星期六这里有一位巡警被打死。是雇用杀手干的，是英格拉姆斯冲锋枪从近距离开的枪，但是，当地的一个孩子，用一把点22口径的步枪击中了一位杀手的后脑。昨天警察找到了那名杀手的尸体和作案用的汽车。这名杀手被确认为毒品犯。被害者名叫布雷登，警方搜查他的房子时，发现了一架照相机。这架相机原来的主人是海上抢劫案中的受害者。布雷登是反盗窃科的巡佐，我估计他为贩毒分子干事情，在被杀之前搜查过海上抢劫案被害者的家，想找到我们后来找到的东西。”

默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们了解的情况更多了。贩毒集团在海上把他和他的家人杀害以前，想确实弄清他有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是，他们雇用的这名巡佐不行，没有找到他的记录，因此他们就把他杀了。这起谋杀事件是谋杀雅各布斯局长案的一部分，是“海鲢行动”的余波。这帮杂种真的想显显威风，是不是？“还有什么事？”

“因为这件事，当地警察垂头丧气。这是第一次有人敢杀害警察，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妻子中了流弹，也被打死了。当地警察非常气愤。昨天晚上有个贩毒分子被他们打死，对外公布可能会说是正当防卫。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巧合。目前就是这些情况。”

“谢谢，马克。”默里挂上电话。“这些狗娘养的向我们宣战了，好吧，”他低声说道。

“您说什么，长官？”

“没什么。你们有没有查过科尔特斯到美国来的情况——他住过的旅馆？他租用过的车？”

“我们有二十个人在调查这些情况。两小时之后就会有初步报告。”

“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斯图尔特是按照预约于今天早晨去会见联邦检察官的第一个人。检察官的女秘书心想，他今天特别高兴。她没有看出他因喝酒而晕乎乎的样子。

“早安，埃德，”达维多夫说。他并没有站起身来。他的桌上堆放着一大堆文件。“有什么事吗？”

“不判死刑，”斯图尔特说着坐下来。“作为交换条件，他们承认有罪，判二十年徒刑。这是你能得到的最好交易。”

“那我们就法庭上见吧，埃德，”达维多夫说完又埋头看起文件来。

“你知道我掌握了什么资料吗？”

“如果资料有说服力，我相信你会在合适的时候给我看的。”

“我掌握的资料足以使我的当事人无罪释放。你想让他们出去吗？”

“我看了资料才会相信。”达维多夫说。这时候他已经抬起头来。联邦检察官心想，斯图尔特是一位过于热心的辩护律师，非常诚实，不会撒谎，至少在检察官的办公室里他不会撒谎。

斯图尔特总是带着一个质地较硬的老式公文皮包，而不是大多数律师拎的那种漂亮时髦的皮质公文箱。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台录音机。达维多夫默默地听着。两个人都是法庭辩护律师，善于不露声色，不管自己的感觉如何，他们都知道该说什么。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像职业玩牌老手一样，能够察觉到普通人不易察觉的微妙迹象。斯图尔特知道，他按下录音机放音键的时候，他的对手就开始担心了。录音放了好几分钟。录音的音质很糟糕，但还是能听得清楚，只要在声学试验室里稍加处理——被告会支付这笔费用的——录音就会清晰可辨。

达维多夫的策略不言自明：“录音内容与我们审理的案件无关，被告的所有口供都不包括在诉讼程序之内。对此我们没有疑义。”

斯图尔特把语气缓和下来，因为他已经占了上风。现在是表示宽宏大量的时候了。“你同意了，我并没有说什么。但是，联邦政府严重侵犯了我的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模拟处决至少是一种折磨，这无疑是非法的。你要把这两个家伙判处死刑，那我就要把海岸警卫队那几个水兵送上绞架。他们讲的每一句话都足以成为控告他们的证据。陪审团会怎么想，你不会不知道吧？”

“他们可能站起来鼓掌，”达维多夫谨慎地回答。

“那只是一种可能性，对吧？只有一种办法可以知道陪审团的态度，那就是审理这个案子。”斯图尔特把录音机放进公文包。“你还想早日开庭审理吗？有了这个背景资料，我们可以反驳你的一连串证据——如果水兵们能搞这种鬼，那么，如果我的当事人说有人强迫他们手淫，以便让你们得到报纸所报道的精液采样，如果他们说有人强迫他们拿起凶器以便留下指纹，你怎么办？目前，我还没有和我的当事人谈这些问题。从我对当事人的了解来看，他们会同意这样做的。我想我有可能让他们无罪释放。”斯图尔特倾身向前，双肘撑在达维多夫的桌子上。“另一方面，正如你所说，陪审团的态度难以预测。因此，我的建议是：他们承认犯有可判二十年徒刑的任何罪行，法官不提他们如何服二十年徒刑的不适当建议——这样他们几年以后，譬如说八年以后，就可以出来。你对报界说证据不充分，你非常恼火，但是无能为力。我的当事人要在狱中度过很长一段时间，而你也给他们定了罪。但是没有人被判处死刑。总而言之，这就是我提出的交易。我给你几天时间考虑。”斯图尔特直起身来，拿起公文包，扬长而去。走出办公室之后，他就急于找厕所。他很想方便一下，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相信自己的做法没有错。那两个犯人——他们的确是罪犯——将被定罪，但他们不会去坐电椅。他心想，也许他们会改邪归正。律师常常这样欺骗自己。他不会毁掉海岸警卫队水兵们的前程。他们偶尔越了轨，但今后不会再这样大胆妄为了。他准备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但并不欣赏自己的想法。他想这样做，大家都各有所得。对于律师来说，这种做法也算是打赢了官司。但他还是急于要找厕所方便一下。

对于埃德温·达维多夫来说，到底怎么办就难以确定了。这不只是一宗刑事案件，对吧？电椅会把这两个海盗送进地狱，他们也会把他送进位于德克森的参议院办公大楼。自从中学时期读了《劝告及同意》这本书以来，达维多夫就渴望能在国会参议院中获得一席之地。为此，他一直兢兢业业：在杜克大学法学院读书时，他是班上的佼佼者；在司法部工作时，虽然薪水很低，但他总是加班加点在全州各地做讲演，甚至因此而破坏了家庭生活。他承认，为了正义……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他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可是现在，当一切都唾手可得，当他可以合法地剥夺两名罪有应得的凶手的生存权时……这件事会使一切都化为泡影，是不是？如果他身为检察官不要求判罪犯死刑，而和辩护律师达成交易，只判他们二十年徒刑，那么他所有的努力都会化为乌有，他关于正义公道的所有演讲都会被人们遗忘。前景就是如此。

可是，如果他不理会斯图尔特刚才讲的那些话，执意开庭审理此案，那就完全有败诉的可能，且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一个不好的形象。他可以把败诉归咎于海岸警卫队水兵们的越轨行动——那么他就会断送他们的前程，甚至会使他们失去自由。他扪心自问，那样的话，正义何在？他的抱负又何以实现？如果有人报复怎么办？不管他在海上抢劫案中胜诉或者败诉，也不管海岸警卫队在政府严厉打击毒品集团的行动中立下了多大的功劳，那些水兵都会因此而遭殃。

毒品。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毒品。他以前从来不知道毒品有这么强的腐蚀力。毒品使人堕落，使人的思想麻痹，最终还会夺去人的生命。贩卖毒品赚钱的机会也在腐蚀没有参加贩毒的人。毒品从各个层面、以各种方式腐蚀着各级机构。毒品可以腐蚀整个政府。怎么办？达维多夫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他知道，如果他竞选参议员，如果亚拉巴马州的选民信任他，要他做他们的代表，他会神气十足的面对电视摄像机镜头说，他知道该怎么办，至少会说他知道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

老天哪，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那两个海盗作恶多端，应该处死。我对海上抢劫案受害者的职责是什么呢？这不全是谎言——事实上，没有一句谎言。达维多夫相信正义，确信法律是人们为了惩戒犯罪和保护自己而制定的，确信自己的人生使命就是执法。要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这样不计较报酬地努力工作呢？这并非都是因为自己的抱负，是吧？

不是。

有一个受害者本身就不干净，那么，其他三个受害者呢？军队把这种情况叫什么？叫“附带损伤”。这个术语的意思是在攻击一个目标时，会附带损伤处于目标附近的东西。在国家处于战争时期，造成附带损伤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案件中，造成附带损伤无异于谋杀。

不，这不是简单的谋杀，对吧？这两个混蛋是有准备的，他们喜欢杀人。对他们来说，难道八年徒刑就够了吗？

但是，如果完全败诉怎么办？即使胜诉，你能牺牲那些海岸警卫队水兵以维护正义吗？这也是一种“附带损伤”吗？

要想出一个办法来。一般来说，办法总是有的。他有几天时间来想办法。

他们睡得很好。高山的稀薄空气对他们的影响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太阳下山时，小分队已经起身，准备行动了。查韦斯喝着速溶咖啡，同时看着地图。他很想知道今天晚上要去监视的是哪一个目标。白天，小分队一直在监视下面的那条大路，大家知道要监视的是什么。他们要注意装酸类容器的卡车。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可能会把装酸的容器从车上搬下，然后搬进山里。他们后面可能会有背着古柯叶和其他轻装备的人。黄昏时分，一辆卡车停了下来，但很快又开走了。他们还没有看清是什么情况，天色就暗了下来。他们的夜视镜没有望远的功能。刚才卡车停下来的地方，离他们目标名单上的H目标不到三公里。H目标离他们的宿营地不到四公里。

是显示力量的时候了。每个人都在手掌上喷洒了驱虫药水，然后又把药水擦在脸上、脖子上和耳朵上。驱虫药水除了能驱虫之外，还会淡化伪装油彩的颜色。接着小分队成员分成两人一组，相互在脸上涂上像唇膏一样难看的伪装油彩。前额、鼻子和颧骨上涂得深一些，眼睛下方和面颊凹陷的地方涂得浅一些。他们用的伪装油彩不是人们在电影里看见的那种战时使用的油彩。涂伪装油彩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对方发现自己，而不是要恐吓对方。把脸上明亮的部位涂得深一些，把阴暗的部位涂得浅一些，他们就变得面目全非了。

现在是用兵的时候了。前进的路线和集结点已经事先选定，而且小分队的每个成员都知道。不清楚的问题都问了，并且得到了解答。他们把应急计划又检查了一遍，并且制定了备用计划。拉米雷斯把部队集合起来时，峡谷东面的群山在苍茫暮色中依稀可辨。小分队开始出发，朝着山下的目标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