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下午，莫伊拉在开车回家的途中一直在想：老是让胡安等她的电话，是不是不大公平？要是他不能来，怎么办？要是他必须提前得到通知才能安排来美国，怎么办？要是本周末他安排有重要活动，怎么办？要是他不能来，怎么办？

她必须给胡安打个电话。

莫伊拉把手伸进身边的钱包，在包里摸那张从旅馆便笺上撕下的小纸片——它还在钱包带拉链的夹层里——上面的电话号码好像很烫手。她必须给胡安打电话。

今天交通秩序很乱，在第十四大街的桥上有辆汽车爆了胎。她双手抓住方向盘，手心都出汗了。要是他不能来，怎么办？

孩子们怎么办？他们都大了，可以照料自己，这倒不用犯愁——可是，怎么对孩子们解释他们的妈妈要到外面去度周末，要去——用他们的话是怎么说的？要去“和人睡觉”。他们的妈妈。他们会怎么想？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令人震惊的秘密对孩子们、对同事和对上司来说，都已不是秘密。如果她知道他们对她……对她“和人睡觉”都表示赞同，她一定会愣得说不出话来。莫伊拉·沃尔夫当年由于年龄大了一两岁，没有赶上性革命。她把自己胆怯的、满怀希望、但又令人害怕的童贞一直保持到结婚，并且猜想她丈夫也是这样。在结婚时，以及结婚以后，她一直认为她丈夫肯定也和她一样，因为第一次他们两人都是笨手笨脚的。但是，三天之内，他们就掌握了基本动作——青春的活力和爱情几乎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在这以后的二十二年中，这对夫妇确实就像一个人一样。

丈夫去世，在她生活中留下的空虚就像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他去世前一年在帆船上拍的那张照片一直挂在她床边。拍这张照片时，他已经不年轻了，不仅腰变粗了，头发也掉了不少，但他的笑容仍在。胡安说过什么来着？投之以爱，报之以爱。说得多好啊，莫伊拉心想。

天哪，里奇会怎么想呢？她已经不止一次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每次睡觉前看见丈夫照片时，她都想到这个问题，每次回家或出门前看见孩子们时，她也想到这个问题。她希望孩子们没有察觉到她的秘密，可是她又下意识地希望他们了解她的秘密。除此之外，她还有什么选择呢？难道她应该一辈子穿寡妇的丧服吗？——守寡早已成为过时的风俗。丈夫死后她已经哀悼了很长一段时间，是不是？在二十二年的婚姻生活中，有些日子对他们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些特殊日子的周年纪念日，只要一想起往事，她常常独自在床上流泪。只要一看见里奇在他们用多年积蓄买的帆船上照的那张照片，她总是忍不住泪流满面。

在突如其来的极度痛苦中，莫伊拉自问：人们到底期望我做什么？我还要生活，我还有需要。

可是里奇会说什么呢？

他根本就没时间说什么。他是在上班的途中出事的，就在例行体检以后的两个月。体检时医生说，他应该把体重减少几磅，另外他的血压有点偏高，但没什么大问题。对四十多岁的人来说，他的胆固醇并不高，医生要他第二年再做一次检查。那天早晨七点三十九分，他的车撞在公路边的栏杆上停住了。一位离出事地点只有一个街区的警察走过来，看见他还坐在车里，感到很奇怪，心想这么早出事，他可能是喝醉了，可警察很快发现，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警察马上叫了一辆救护车。救护人员赶到时，警察还在按摩里奇的胸部。救护人员和警察都以为他是心脏病发作，尽力抢救，但已毫无希望。医生在进行尸体解剖以后说，他患的是脑动脉瘤，血管壁太薄了，无法抢救。他怎么会患脑动脉瘤呢？……可能是遗传，也可能不是。不，脑动脉瘤与血压没有关系。即使有最好的设备，脑动脉瘤也很难检查出来。他有没有说过头痛？连这样的症状都没有？医生说完就悄悄地走了。他很想多说几句，但现代医学还不能解决有关脑动脉瘤的所有问题。对此，他不是感到气愤，而是感到沉痛，身为医生，他又没有更多的话好说（诸如“就那么回事吧！”这样的话医生之间可以说，但不能对死者家属说，对不对？）。医生说，脑动脉瘤患者死亡时没什么痛苦——不知道这是不是医生的谎话——但是，有没有痛苦也没关系了。所以，医生非常自信地说病人死亡时没有痛苦。不过，她也可以从中得到安慰。后来，为里奇举行了葬礼，埃米尔·雅各布斯也参加了葬礼，那时他已经预料到自己的妻子不久也将离开人世。埃米尔的妻子从医院里出来和丈夫一起参加了里奇的葬礼，可是她自己很快也要离去。在葬礼上，大家流了那么多眼泪……

这太不公平了。里奇匆匆离家的时候，连声“再见”都没有说。他在出门之前吻了她一下，嘴里还散发着咖啡的味道。他好像说回家时要在什么地方停一下。可是，当时她已经转过身去，甚至都没看见他最后一次坐进汽车。为此，在里奇去世以后，她自责了好几个月。

里奇会说什么呢？

可是里奇已经去世两年了，两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莫伊拉到家的时候，孩子们已经在吃晚饭了。她上楼去换衣服，两眼不由自主地看着床头柜上的电话机，电话机就在里奇的照片旁边。她坐在床上，看着照片，看着里奇。她就这样坐了一分多钟。接着，莫伊拉从钱包里取出了那张纸片，叹了一口气，开始按电话号码。电话听筒里传来国际电话中常常听到的唧唧声。

“迪亚斯办公室，”电话中传来一个女人的西班牙语。

“请叫胡安·迪亚斯接电话。”莫伊拉说。

“请问你是哪位？”这时对方改用英语。

“我是莫伊拉·沃尔夫。”

“啊，沃尔夫太太！我是康秀拉。请稍候。”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电话机里没有声音。“沃尔夫太太，他在厂里，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找不到他。我告诉他，叫他给您打电话，好吗？”

“好的，我在家里。”

“好，我一定告诉他——沃尔夫太太。”

“还有事吗？”

“对不起，我还有一句话要说。自从玛丽亚去世以后——胡安先生，他就像我儿子一样。自从他和您见面以后，沃尔夫太太，他又精神焕发了。恐怕他再也不会——请别告诉他，我跟您讲了这件事。谢谢您，您对胡安先生来说，真是太好了。我们办公室的人都为你们祈祷，祝你们幸福。”

莫伊拉想听的就是这些话。“康秀拉，胡安对我说过不少赞扬你的话。叫我莫伊拉就行了。”

“我说得太多了。不管胡安先生在哪里，我一定把他找到。”

“谢谢你，康秀拉。再见。”

康秀拉的真名是玛丽亚。费利克斯（化名胡安）捏造的自己已经去世的妻子叫玛丽亚，其实用的是她的名字。康秀拉今年二十五岁，毕业于当地一所秘书学校。当秘书挣钱不多，而她想多挣钱。因此，她曾经通过迈阿密和亚特兰大向美国走私毒品。走私过五六次以后，有一次她差点被抓住。后来，她就换了个职业。现在，她为以前的雇主处理一些零碎的事务。同时，她还在加拉加斯开了一家小店。替胡安干的这份工作——仅仅是接接电话而已——使她每星期能挣五千美元。当然，接电话只是一半工作。现在，她开始做另一半工作：拨另外一个电话号码。电话机里传来异常的唧唧声。她猜想，电话正在从她打的那个号码转到一个她不知道的号码。

“喂？”

“迪亚斯先生吗？我是康秀拉。”

“有事吗？”

“刚才莫伊拉打来电话。她要您给她家里打电话。”

“谢谢。”电话挂断了。

科尔特斯看了看办公桌上的钟。让她等……等二十三分钟吧。他现在的住处是他在麦德林的另一幢豪华公寓，离他老板的住宅只隔两幢房子。他心想：这就是他等的电话吗？他记得有一次自己太缺乏耐心了，不过，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当时他还是一个刚出道的谍报人员。他继续埋头看报。

二十分钟以后，科尔特斯又看了看钟，他点燃一支香烟，两眼看着时钟的指针在钟面上移动。他笑了笑，心想，两千英里以外的莫伊拉等电话的时候还不知道是什么心情呢。她在想什么呢？抽了半支烟以后，他想该打电话了，于是，他拿起听筒，开始拨号。

戴夫最先来到电话机旁。“喂？”他皱着眉头说，“声音不清楚。再说一遍，好吗？哦，可以，请稍等。”戴夫转过头，发现妈妈正在看着他。“妈妈，你的电话。”

“我到楼上去接，”莫伊拉迫不及待地说。她朝楼梯走去，尽量把脚步放得慢些。

戴夫把手捂在听筒上。“你们猜，是谁打来的电话？”正在吃饭的孩子们都向戴夫投去了会意的一瞥。

“是我。”戴夫听到从楼上那部电话机里传来妈妈的声音。他很懂事地把电话挂上。妈妈，祝您好运。

“莫伊拉，我是胡安。”

“周末你有空吗？”她问。

“是本周末吗？你没搞错？”

“从星期五中午到下星期一早晨，我都有空。”

“嗯……让我想想……”两千英里以外，科尔特斯通过窗户望着街对面的房子。他在思索：会不会是个圈套呢？会不会是联邦调查局的谍报人员……这件事从头到尾会不会都是……？当然不会。“莫伊拉，我要和人商量一下。别挂电话，请等一会儿，好吗？”

“好的。”

科尔特斯按下“稍等”按钮。毫无疑问，她的声音中充满了热情，看样子不会是个圈套。他看着时钟，让莫伊拉等了两分钟。然后，他又继续通话。

“我星期五下午去华盛顿。”

“不要来得太晚了。”

“我们在什么地方见面？在机场吧。你能到机场来接我吗？”

“可以。”

“我现在不知道乘哪个航班来，三点钟我在……我在赫茨出租汽车公司的柜台那里等你。你能到那里去吗？”

“我一定去。”

“莫伊拉，我一定来。再见，亲爱的。”

莫伊拉·沃尔夫又看了看里奇的照片。里奇仍然在微笑，但莫伊拉觉得里奇并没有责备她的意思。

科尔特斯从办公桌旁站起来，走出房间。他走出房门的时候，走廊上的保镖站了起来。

“我去见老板，”科尔特斯对保镖说。保镖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

移动电话的技术极为复杂，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功率。虽然基站的发射功率为五百瓦左右，移动站的功率还不到七瓦，而受人喜爱、随身携带、使用电池的移动电话的输出功率仅为三百毫瓦。即使使用巨型抛物面接收天线，所收到的信号也只像低声的耳语。但是，流纹岩-J是一颗应用尖端技术的先进卫星，其研制费用高达数十亿美元。过冷电子技术解决了部分问题，各种电脑则解决了其余问题。一台不很复杂的电脑把收到的信号转换成数码——1和0——并把数码传送给瓦丘卡堡，瓦丘卡堡的另一台大功率电脑对原始信息加以处理并进行解读。一种数学原理上十分简单、但运算量很大的重复程序——是一种算法——可以消除信号中的随机静电干扰。这种算法把相邻各段的原始信息加以比较，通过计算平均值的方法，能滤去百分之九十的杂音。这样，电脑就把所接受的卫星信号变成可以识别的通话。但这只是第一步工作。

毒品卡特尔在日常通话中之所以使用蜂窝式移动电话，是因为它的保密性强。这种电话大约有六百个不同频率，均在825～845兆赫和870～890兆赫的甚高频段。用户使用移动电话时，基站的一台电脑就随机选取一个频率用于通话；如果移动电话的信号不稳定，电脑则将信号切换到另一个较稳定的频率上。此外，同一电话网上相邻的“蜂窝”（蜂窝式移动电话由此而得名）可以使用同一频率进行多路不同的通话。由于这种优点，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警察能够监听这种电话的通话。打移动电话时，即使不加密，也可以直接使用明语，而完全不必使用密语。

至少人们一般都持这样的看法。

自从亚德利建立有名的“黑室”以来，美国政府就一直在监听和截取外国的无线电通信。用这种办法截获的情报称为通话情报——敌人相互之间的通话是最好的情报。几十年来，美国在这一领域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美国通过部署在太空的一颗颗卫星日夜窃听外国的无线电通信，截取外国的无线电通信和微波中继站的信号。被截取的信号往往是加密的。这些信号大多由国家安全局总部的超级电脑进行处理。该局总部在马里兰州的米德堡，位于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在它那总面积达数英亩的地下室里安放着世界上大部分超级电脑。

现在，国家安全局的任务之一就是跟踪麦德林的移动电话网的六百个频率。这项任务对于世界上其他任何警察机关来说，都是无法完成的，但对于国家安全局来说，却轻而易举。事实上，国家安全局日夜不停地监听数以万计的无线电通信频率和其他电子通信频道。国家安全局与中央情报局相比，规模更大，保密性更强，经费也更多。国家安全局在亚利桑那州的瓦丘卡堡设有一个工作站，站里有一台全新的格雷超级电脑。这台电脑通过光缆与许多通信车相连。通信车上的操作人员都知道他们不应打听通信车的用途。

第二步工作是使电脑运转。当然，美国政府熟知毒品卡特尔许多成员的姓名和身份，并且有他们的声音录音。电脑的程序员从这些录音入手，利用已知姓名的卡特尔成员的声纹为电脑设计了一种算法。无论他们使用哪个通话频率，电脑都能够识别他们的声音。电脑识别已知成员的声音后，就能自动识别给他们打电话的人的声音。不久，电脑就自动鉴定和记录了三十多个已知卡特尔成员的声音。而且，这个数目每天都在增加。蜂窝式移动电话功率很小，因此，有时要确定某个声音非常困难，而且还不可避免地会漏掉一些通话。但据主管此项工作的工程师估计，他们能够截获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通话。他还说，随着已识别的声纹资料库的扩大，他们可望截获的通话可达百分之八十五。

不知姓名的声音都被编上号码。例如，第二十三号声音刚才给第十七号声音打了一个电话。第二十三号被识别为一位保镖，因为他给十七号打了个电话，而十七号早已被识别为监听目标E（通话情报组对埃斯科韦多的称呼）的保镖。截获的全文是：“他来看他。”通话情报组的人员不知道谁去看他。他们还没有听到这个人的声音，或者还没有识别出他的声音，而且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情报组的人员都很有耐心。这一次通话比一般通话快。被监听者做梦也没想到有人会对保密性如此强的通话进行窃听，因此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不到一个月时间，通话情报组就截获了被窃听者的许多通话，从中得到了各种有用的战术情报。获取这种情报只要花点时间。通话情报组的成员很想知道真刀真枪的军事行动何时开始。说得明白一点，截获通话情报总是实施军事行动的前奏。

“什么事？”科尔特斯走进房间的时候，埃斯科韦多问。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明天乘飞机到波哥大。他明天中午以后离开华盛顿。这是一次秘密访问。我想他会乘专机来。美国空军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有一个中队的专机。这次访问的飞行计划很可能伪装成其他飞行计划。明天下午四点至晚上八点降落的任何一架飞机都可能是这架专机。我猜想很可能是一架湾流-3型双引擎商务喷气式飞机。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类型的飞机。他将会见司法部长，无疑是有要事相商。我马上乘飞机到华盛顿去，尽量收集相关情报。三小时以后有一架班机去墨西哥城，我就乘这班飞机。”

“你的情报不错，”埃斯科韦多说，这一次，他对科尔特斯的情报表示钦佩。

科尔特斯笑了笑。“谢谢，老板。要是你在这里不能搞到他们会晤的情报，我希望周末在美国能弄到。我不能保证弄得到，但我一定尽力而为。”

“提供情报给你的人是个女人吧，”埃斯科韦多说，“一定既年轻又漂亮。”

“随你怎么说吧。我该走了。”

“周末好好玩玩吧，上校。我也要好好玩一玩。”

科尔特斯离开以后仅一小时，埃斯科韦多就收到一份电传，说昨晚的运货飞机未抵达佐治亚州西南部的目的地。老板收到机密消息时总是兴趣十足，但一看见这份电报就感到怒气攻心。他很想用移动电话把科尔特斯叫回来，但他想起这位雇员曾拒绝在移动电话中谈论实质性问题，因为他认为这种电话“不保密”。埃斯科韦多摇了摇头。他原来还是古巴情报机关的上校呢——他啊，是个女人气十足的男人。但老板还是没有给科尔特斯打电话。

在两千英里以外的通信监听车里，一位工程师高兴地喊道：“嘿！”

在工程师的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下列字样：报话识别。监听目标B和监听目标E通话，频率848.970兆赫，通话为祖鲁时间二十三时四十九分，被截获通话编号345。

“这一次我们可能要得到重要情报了，托尼。”

托尼的全名是安东尼奥，四十七岁，是监听站的高级工程师。他戴上耳机注意倾听。通话的内容正被录在高速磁带上——实际上是录在四分之三英寸的录像磁带上，因为收录这种通话需要使用这种带子。四台互不相连的录音机同时录下通话。这些是商店里出售的索尼牌录音机，但国家安全局的工程师将它们稍作了一些改进。

“哈，B先生大发雷霆了！”托尼听了几句以后说，“向米德堡总部报告，说我们在左外场的线路上终于抓住了一条结冰的绳子。”“结冰的绳子”目前是国家安全局称呼非常重要的通话情报的密语。托尼用了“左外场”的棒球术语，因为现在正是打棒球的季节，而巴尔的摩的黄鹂队正再振雄风，卷土重来。

“声音怎么样？”

“像教堂的钟声一样清脆。啊呀，我怎么没买流纹岩卫星制造厂的股票呢？”说到这里，安东尼奥停了下来，尽量忍住不笑出声来。“天哪，他真的在发火！”

一分钟以后，通话结束。托尼把耳机的插头插到一台录音机上，又把转椅横着拖到一台电传打字机前，开始打字。

绝密*****装甲船

急电

祖鲁时间23∶58

通话情报报告

截获345；通话时间：祖鲁时间23∶49；通话频率：836.970兆赫

发话人：监听目标B

受话人：监听目标E

B：我们又损失了一批货。（激动）

E：怎么回事？

B：那架该死的飞机不见了。你说是怎么回事？（激动）

E：他们的做法变了，我告诉过你的。我们正在设法了解他们的新做法。

B：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搞清楚？

E：我们正在办，我们的人已在去华盛顿途中。另外，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事情。

B：什么事情？（激动）

E：我建议明天我们开个会，讨论一下。

B：我们的例会在星期二。

E：这件事很重要，每个人都必须知道，巴勃罗。

B：你现在不能跟我说说吗？

E：美国人的做法变了。到底怎么变，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B：那我们雇用的那个古巴变节分子干什么去了？（激动）

E：他干得不错。这次他到华盛顿去，也许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不过，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将是明天会议的议题。

B：好吧。我通知大家开会。

E：谢谢，巴勃罗。

通话结束。信号中断。停止截获。

“‘激动’是什么意思？”

“在正式的电传报文中，我不能用‘气冲冲’这样的字眼，”安东尼奥解释说，“这份情报很紧急。我们收到的是一份行动电报。”他按下了通信终端的发报键，把这份电报发往代号“装甲船”的目的地。通信监听车上的人对接收情报的目的地一无所知，只知道它的代号是“装甲船”。

鲍勃·里特刚刚动身回家。他的汽车在乔治·华盛顿大道上才行驶了一英里，汽车里的保密电话就响起来，这声音使他有些恼火。

“喂？”

“‘装甲船’来的情报，”电话里传来对方的声音。

“好，”行动副局长说罢，轻声叹了一口气。他对司机说：“回局里。”

“是，长官。”

往回开，就得找一个地方倒车，然后夹在颇为壮观的华盛顿交通高峰的车流中，以每小时二十英里的速度向前爬行。穷人也好，富人也罢，哪怕是中央情报局的高官，都得以这个速度前进。在中央情报局大门口，警卫挥手让里特的汽车驶进大门。五分钟后，里特就到了七楼的办公室。穆尔局长已经下班了。中央情报局只有四名特工经批准参与这一行动，他们轮流值班，接收有关该行动的通话情报，并对情报作出判断。四名是干这项工作所必需的最少人数。这一班的值班特工刚刚上班。他把截获的通话情报递给里特副局长。

“情报很紧急，”值班特工说。

“你说得不错。是科尔特斯要来，”里特看了一眼情报以后说。

“你猜得不错，长官。”

“到华盛顿来……可是我们不知道他的长相。要是当年他在波多黎各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弄到一张这个家伙的照片就好办了。你知道他的特征吗？”里特抬起头问。

“皮肤棕黑色，中等身材，不胖不瘦，有时留胡须，没有明显特征。”值班特工凭记忆答道。要记住一个没有特征的人不容易，中央情报局对科尔特斯几乎一无所知。

“你和联邦调查局的谁保持联系？”

“汤姆·伯克，在情报处担任中级职务，人不错，曾参加处理亨德森一案。”

“好吧，把这份情报给他。也许联邦调查局有办法把这个杂种抓起来。还有其他事吗？”

“没有，长官。”

里特点点头，离开办公室回家了。值班特工保罗·胡克回到五楼自己的办公室，给伯克挂了个电话。今天晚上他运气不错，伯克还在办公室里。当然，他们不能在电话中谈论这件事。因此，胡克开车前往位于第十大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交叉处的联邦调查局总部大楼。

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虽然在获取情报方面和争取联邦政府拨款方面互为竞争对手，但双方的特工在行动方面却一向合作得很好，即便互相讲一些尖酸刻薄的话，也并无多少恶意。

“这几天，有一位新的旅游者要到华盛顿来，”门一关上，胡克就对伯克说。

“谁？”伯克问，同时用手指了指办公室里的煮咖啡器。

胡克摇摇手。“费利克斯·科尔特斯。”他把电报的复印件递给伯克。当然，电报中有些句子已经被抹去，伯克对此并不介意。作为反间谍机关情报处的一位成员，他对“不该知道的不要问”这项要求已经习以为常了。

“你们判断这位客人是科尔特斯，”联邦调查局特工伯克笑了笑说，“我敢打赌，这位客人就是他。要是我们有这个小丑的照片，那我们抓住他的机会还是不小的。照现在这种情况来看……”伯克叹了口气。“我派人到杜勒斯国际机场、华盛顿国家机场和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去看看吧。我们一定尽力，但不知道运气如何。”科尔特斯这狗杂种受过苏联克格勃间谍学院的训练，后来在古巴情报机关工作。要是中央情报局当时弄到他的一张照片——那现在的事情就好办多了……“我猜想他会在今后四天内到达华盛顿，我们将监视从哥伦比亚直飞华盛顿的所有班机，以及所有与哥伦比亚班机衔接而飞抵华盛顿的其他班机。”

联邦调查局需要监视的班机数量是个数学问题。从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拿马和附近其他国家直接飞往华盛顿的班机数量并不大，很容易监视。但是，如果科尔特斯在波多黎各、巴哈马群岛、墨西哥或包括美国城市在内的其他城市转机，那他可能乘坐的班机数量就要扩大十倍。如果他在抵达华盛顿以前在美国其他城市再转机一次，那联邦调查局需要监视的班机数量就将达几百次。科尔特斯是克格勃训练的职业间谍，他像这两名特工一样，对这点了解得一清二楚。但要抓住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警察总是等待对手出错，因为即使是最训练有素的对手，有时也不够谨慎，或者运气不佳。这就是抓间谍的诀窍。联邦调查局的惟一希望就是碰运气，等待科尔特斯犯错误。

联邦调查局的运气不佳。科尔特斯先乘哥伦比亚国家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墨西哥城，然后转乘美国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达拉斯—沃思堡，在那里办好入境手续以后，他转乘一架美国班机抵达纽约市，住进位于中央公园南大街的圣莫里茨饭店。这时已经是凌晨三时，他需要休息一下。他让服务台在上午十时叫醒他，并要饭店预订一张上午十一时去华盛顿联邦车站的头等特快车票。他知道特快车上有电话。如果他不能及时赶到，可以先给莫伊拉打个电话。也许……噢。不行，不能打电话到她办公室。联邦调查局一定也窃听本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在上床睡觉以前，科尔特斯把机票收据和行李标签都撕成了碎片。

九时五十六分，电话铃声把科尔特斯叫醒。已经睡了将近七个小时，他心想，可是却觉得才睡了几秒钟。现在他必须抓紧时间。半小时后，他来到饭店服务台，递过结账单，取了火车票。纽约曼哈顿市中心的交通历来很拥挤，他差点没赶上火车。上车以后，他坐在有酒类和便餐出售的休息车厢的最后一排。车厢内一排座位可坐三个人，他坐的地方可以抽烟。一位穿红背心、笑容可掬的服务员从他那里开始，给每位旅客一杯脱咖啡因的咖啡，一份《今日美国》报，一份和飞机上供应的类似的早餐，不过要稍微热一点。火车抵达费城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科尔特斯知道自己需要休息。服务员来收餐具的时候，看见他睡着了的脸上还挂着笑容，不知道他正在做什么美梦。

下午一时，第一一一次特快驶进巴尔的摩。与此同时，白宫新闻发布厅的电视摄像灯光全部打开。记者们已参加了“背景情况不供发表”的简要情况介绍会，知道司法部长将发布有关禁毒的重要消息。全国性的主要电视网都没有中断下午的肥皂剧——中断《烦躁不安的年轻人》这个节目可不是件小事——但有线新闻电视网像往常一样，在屏幕上打出了“特别报道”的滚动字幕。设在五角大楼的全国军事指挥中心的值班军官马上注意到有线新闻电视网的预告——他们每人的办公桌上都有一台电视机，而且都在收看有线新闻电视网的节目。美国情报机关使政府了解情况的能力如何，这种电视报道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评论，但各主要电视网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从未对这种能力进行过评论。

司法部长步履蹒跚地走向讲台。他虽然当过多年律师，却不善于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如果只是与公司法和政治竞选打交道，就没必要成为出色的演说家。司法部长在电视上倒是仪表堂堂，衣着也很讲究。在没有重大新闻的日子里，他总是能透露一点重要消息，因此，很受新闻界的欢迎。

“女士们，先生们，”他笨手笨脚地拿着稿子，开始讲话。“你们很快就会拿到有关‘海鲢行动’的材料。‘海鲢行动’是迄今为止对国际毒品集团展开的最有效的一次行动。”他抬起头来，想透过强烈的灯光看看记者们的表情。

“由联邦调查局领导、司法部负责的调查已经查明，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有一些银行账户被贩毒分子用来洗钱，其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这些账户属于从列支敦士登到加利福尼亚的二十九家银行，其存款总额，按照我们目前的估计，已超过六亿五千万美元。”他再次抬起头来，听见记者们轻声发出的“天哪！”他笑了笑。要打动在白宫采访的记者们，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动照相机咔嚓咔嚓地忙起来。

“我们已经与六个外国政府合作，采取必要的步骤没收了上述账户的全部存款，此外还没收了美国国内八家合资房地产公司的资产。这八家公司是毒品集团用于洗钱的主要机构。这一做法完全符合取缔非法商业活动与腐败组织的规定。在这里，我想强调指出，上述房地产公司涉及许多无辜投资者的股票，这些股票不会——我重复一句，不会——受到政府行动的任何影响。他们受到毒品集团的愚弄，但他们不会因为这次没收行动而受到伤害。”

“对不起，”美联社的一位记者打断了司法部长的话。“你刚才说的是六亿五千万美元，对不对？”

“对，六亿多美元。”司法部长接着简要介绍了查获这一大笔赃款的过程，但没有谈及最早的线索来源，也没有谈及追踪赃款的具体办法。“你们知道，有关这类案件，我们和好几个国家订有协议。确认与贩毒分子有关系、存放在外国银行的款项将由外国政府没收。比如说，在瑞士的银行里大约有……”他看了看手里的稿子。“大约有两亿三千七百万美元，这些钱现在全部属于瑞士政府所有。”

“我们没收了多少钱？”《华盛顿邮报》记者问。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次行动非常复杂，不容易说清楚——仅仅是查账就够我们忙好几个星期。”

“外国政府都愿意和我们合作吗？”另一位记者问。

你是在开玩笑吧，他身旁的一位女记者心想。

“在这起案子中，外国政府和我们合作得相当好。”司法部长笑了笑。“我们的海外朋友行动很迅速，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精神。”

他们可不是每天都拿得到这么多钱的，而且拿了钱还可以说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没有提问的那位女记者心想。

有线新闻电视网是全球性的电视网。在哥伦比亚有两个人也在收看它的节目，他们的工作就是跟踪美国新闻界的报道。这两个人实际上也是记者，是哥伦比亚电视网的雇员。其中一个借故离开收看室，出去打了一个电话。

托尼和他的同事刚回到通信监听车值班，就看见车壁上夹着一张电报纸，告诉他们在格林尼治时间十八时左右注意监听移动电话的通话。两人看了以后，不无兴奋之情。

“我们能否和雅各布斯局长谈谈？”一位记者问。

“雅各布斯局长现在正在亲自处理这一案件，眼下没有空，”司法部长答道，“你们下星期可以和他谈，现在他和他的工作小组非常忙。”这样回答并没有泄漏秘密，但给人的感觉是局长在华盛顿。记者们按司法部长回答的字面意思理解了他的话，没有提出有关雅各布斯局长的其他问题。事实上，二十五分钟以前，雅各布斯已经乘飞机离开了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今天连他妈上帝都来了！”埃斯科韦多说。由一帮杀人凶手参加的会议刚开始不久，开会前这些家伙总要先互相开开玩笑。今天，卡特尔的所有成员都到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虽然房子外面戒备森严，保镖密布，他们还是为自己的安全担心。房顶上的抛物面卫星接收天线立即对准有线新闻电视网。会议本打算讨论毒品走私中的一些意外情况，却突然转到另一件更加麻烦的事情。对埃斯科韦多来说，这件事特别麻烦，因为这次洗钱行动是他和卡特尔的另外两名成员说服其他成员采取的。虽然在过去的两年中大家都称赞他，说洗钱行动的效率很高。现在，从大家的脸色看，他的同伙对此已不那么赞赏了。

“难道我们就束手无策了？”卡特尔的一位成员问。

“这样说还为时过早，”一位负责财务的成员答道，“我提醒你，通过这种手法得到的钱和通过正常途径获得的盈利大体相等。因此，我们可以说，除了我们的投资可望获得的利润以外，我们所受的损失很小。”他自己也觉得这种解释站不住脚。

“我认为，我们对这种外来的干扰太宽容了，”埃斯科韦多大声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今天晚些时候要到波哥大来。”

“哦？你怎么知道的？”

“科尔特斯告诉我的。我对你们说过，雇用他对我们有好处。今天我召集这次会议，就是为了把他得到的消息告诉你们。”

“美国佬欺人太甚，”另一位成员说，“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有力的行动。”

大家都表示同意他的看法。毒品集团的成员们还不懂得盛怒之下不可做重要决定的道理，会上没有人提出应该采取温和一点的行动。毕竟，这帮人本来就不是温和稳健之辈。

从纽约开出的第一一一次特快列车提前一分钟于下午一时四十八分抵达华盛顿。科尔特斯拎着两只旅行包走出站台，立即朝车站前的出租车走去。出租车司机听说他要到杜勒斯机场，很高兴，因为这段路程较远。车子行驶了三十多分钟，科尔特斯给了司机两美元的小费。他走进候机厅，上楼以后又乘电梯下了楼。在楼下找到赫茨出租汽车公司的柜台，租了一辆雪佛莱，用剩余的时间把旅行包放进汽车。他回到机场大厅的时候，已经快三点钟了。莫伊拉非常准时。他们见面以后互相拥抱。在这样的公共场合，莫伊拉还不习惯接吻。

“你的车停在哪儿？”科尔特斯问。

“在长期停车场。我把行李留在车上了。”

“那我们去取行李吧。”

“我们上哪儿？”

“在斯凯莱因大道上有一家饭店，通用汽车公司有时在那里召开重要会议。客房里没有电话，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

“哦，我知道这家饭店。你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订到房间的？”

“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后，我每个周末都预定一间套房，”科尔特斯照实解释。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了下来。“这好像有点……有点不太合适，是吧？”他吞吞吐吐，显得很窘迫。

莫伊拉紧紧抓住他的手臂。“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这个周末的时间可不短啊。”几分钟以后，他们就驶上了六十六号州际公路，向西朝蓝岭山驶去。

四位身穿航空公司工作服的美国使馆特工对机场做了最后一遍检查，接着一名特工从口袋里掏出一部先进的无线电卫星通信电话，报告说飞机可以降落。

一架VC-20A型飞机——与湾流-3型商务飞机相当的军用飞机——进入机场上空。在雷达应答器中，它被称为商业飞机。下午五时三十九分，这架VC-20A在距波哥大大约八英里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降落。它属于驻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第八十九军事空运联队，但是它与该联队的大多数VC-20A型飞机不同，因为它经过特别改装，机上载有电子干扰装置，可以飞入高度危险的地区。这种装置最早由以色列人发明，用以对付恐怖分子——或者某些商人——手中的地对空导弹。飞机拉平以后迎着微微的西风稳稳当当地在跑道上降落，然后滑行到远处货机停机坪的一个角上。这时，轿车和吉普车立即朝飞机停放的地点开去，飞机的性质自然也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明眼人只要一看心里就会有数的。飞机还没有完全停稳，第一批到达的吉普车就在机身左侧列队停下，全副武装的士兵从吉普车上跳下，立即散开。他们手里都拿着自动武器，随时准备对付实际的或想象的威胁。飞机的舱门放下后，实际上就是一道阶梯，但是第一个从飞机里出来的人没有使用阶梯。他一只手插在外套口袋里，从飞机上跳下。另一位保镖紧接着也跳了下来。他俩都是联邦调查局特工，担负的任务是保证他们的上司——联邦调查局局长埃米尔·雅各布斯——的人身安全。他们站在由哥伦比亚精锐的防暴部队士兵组成的防御圈里。机场上的每一个人都很紧张。在哥伦比亚，安全保卫工作没有常规可循。常规的保安措施已经使许多人死于非命。

接着从飞机里出来的是雅各布斯，与他同时出来的还有他的帮办以及毒品管制局局长哈里·杰斐逊。他们三人刚踏上机场的地面，美国大使的豪华轿车就开到他们身边。轿车作了短暂的停留。大使只是从汽车里出来表示一下欢迎，一分钟以后，雅各布斯局长等一行就坐进了大使的轿车。接着，士兵们都跳上吉普车，护送大使的轿车离开机场。VC-20A型飞机的机长关上舱门后，飞机立即滑行，重新起飞——飞机的发动机一直没有关闭。飞机的目的地是格林纳达的一个机场，这个机场是几年前古巴人为美国人精心修建的。在格林纳达，飞机的安全比较有保证。

“在飞机上感觉怎么样，埃米尔？”大使问。

“只飞了五个多小时。不错，”雅各布斯回答说。他向后仰靠在铺着天鹅绒的座位上。轿车里坐得满满的，前排是大使的司机和保镖。轿车里共有四支冲锋枪，另外，雅各布斯确信哈里·杰斐逊随身还带着一把自动手枪。雅各布斯自己从来不带枪，他不想为带枪而操心。再说，要是他的两名保镖和帮办——他也是一位神枪手——还不足以保护他，还有什么办法能保证他的安全呢？他不带武器，倒不是因为他特别有胆量，而是因为他和各种各样的罪犯打了四十年的交道以后——芝加哥的犯罪团伙曾扬言要干掉他——他对犯罪分子的活动已经感到厌倦，对犯罪活动已经司空见惯：它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就像壁纸上的图案或墙壁涂料的颜色一样，他已经不去注意了。

不过，雅各布斯倒是注意到这里的海拔高度。波哥大市位于海拔八千七百英尺的高原上，四周是高耸入云的山脉。这里好像连供人呼吸的空气都不够，他不知道大使在这种环境下是如何熬过来的。他觉得密歇根湖畔冬天刺骨的寒风都比这里舒适些。他认为即使华盛顿夏天的潮湿气候也比这里的气候好。

“明天九点钟，是吧？”雅各布斯问。

“对。”大使点了点头。“我看对我们提出的任何要求，他们差不多都会同意的。”大使自然不知道这次会谈要谈些什么，对此他感到不快。他曾在驻莫斯科使馆担任代办，那里的保安措施远没有这里严密。

“安全方面不会有什么问题，”杰斐逊说，“他们采取这样的安全措施，完全是好意——他们已有不少警察和法官被谋杀，说明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措施。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是否愿意和我们合作？”

“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会与他们合作？”雅各布斯沉思着，他把谈话朝比较安全的方向引开。“你们知道吗，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向来就不是很好。”

“此话怎讲？”大使问。

“我是说，在这些国家，如果混蛋当政对我们有利，我们就让混蛋当政。当民主制度最终在这些国家扎根的时候，我们常常站在一边观看，如果他们的想法和我们的想法不完全一致，我们就会发牢骚，对他们不满。现在，贩毒集团对这些国家的政府构成了威胁，其原因是这些贩毒分子贩卖了美国公民想买的毒品——我们就责怪他们。”

“在这些国家，实现民主制度很不容易啊，”大使说，“西班牙人并不真正喜欢——”

“要是我们在一百年以前——或者五十年以前——把事情办得好一些，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就会减少一半。可惜我们当初没把事情办好。现在我们又不得不来办这些事情。”

“如果你有什么建议，埃米尔——”

雅各布斯放声笑了。“见鬼去吧，安迪，我是个警察——嗯，是个律师——不是外交家。那是你的事。凯还好吗？”

“她很好。”安迪·韦斯特菲尔德大使没有必要问雅各布斯夫人好，因为他知道他的夫人九个月以前已经去世。雅各布斯夫人是与癌症进行顽强搏斗之后去世的。雅各布斯对夫人的去世自然十分悲痛，不过她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雅各布斯整天忙于工作——每个丧妻的人都要用工作来使自己整天忙忙碌碌，雅各布斯更是如此。

在候机楼里，有个拿着带长镜头的三十五毫米尼康照相机的人。他在这里拍照片已经有两个小时了。美国大使的豪华轿车和担任护送的吉普车队刚驶离机场，他就把镜头从照相机上取下，和相机一起放进摄影包，朝一间电话亭走去。

大使的豪华轿车开得很快，前后各有一辆吉普车护送。在哥伦比亚，有武装护送的豪华轿车并不少见。车队从机场出来的时候速度很快。只有当人们注意这辆轿车的牌照时，才会知道那辆车是美国人的。每辆吉普车上有四名士兵，他们在出发前五分钟才知道要执行这次任务。车队的行驶路线虽然可以预料，但路程不长。假如有人发疯，想伏击车队，看来也来不及进行组织。

打死美国大使毕竟是发疯的行为，最近只在苏丹、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家发生过。可是谁也没有真的企图谋杀联邦调查局局长。

他们这辆车的底盘是卡迪拉克汽车公司生产的弗利特伍德车的底盘，车上的特种装备包括机枪子弹无法穿透的莱克森厚防弹玻璃窗，以及包裹汽车载客部位的凯夫拉合成纤维。汽车轮胎里充满了泡沫材料，可以防止轮胎因漏气而瘪掉。汽车的油箱是类似军用飞机的防爆油箱。因此，在使馆的车队里，这辆车被称为“坦克”也就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了。

驾驶大使这辆“坦克”的司机的技术就像参加赛车的职业选手一样娴熟。他开车时，时速可以超过一百英里；他能像电影里的特技演员那样使这辆三吨重的轿车急转弯，调头往相反方向开。他的目光在前方的道路和后视镜之间不停地来回扫视。有一辆车跟在他们的车子后面行驶了两三公里，但后来转弯了。也许没什么情况，他这样判断。可能是什么人从机场开车回家……这辆车还有先进的无线电设备，必要时可以呼叫，请求支援。他们驱车向使馆驶去。大使有一处单独的住宅，是幢漂亮的两层楼房，周围是花园和树林，占地六英亩，但这幢住宅对客人来说不够安全。驻哥伦比亚使馆和现在大多数美国驻外使馆一样，看起来像是低层办公楼和齐格菲防线的杂交产物。

两千英里以外，托尼的电脑荧光屏上出现了下列字样：报话识别。第三十四号声音与未识别声音通话，频率889.980兆赫，通话开始祖鲁时间二十二时五十八分。截获报话编号381。

托尼戴上耳机，通过具有延时录音功能的磁带机静心细听。

“什么也没有，”他听了一会儿以后说，“有人在开车兜风。”

在美国大使馆里，法律参赞在门厅里焦急地踱步。联邦调查局特工皮特·莫拉莱斯本应到机场去的，因为是他的顶头上司来了。可负责保安的人说这次访问事先没有宣布，是突然访问，所以只派一辆车去机场。大家都知道，突然访问比大批人员护送进行访问安全得多。但莫拉莱斯认为并非如此，他还是相信由大批人员护送才比较安全。在驻哥伦比亚使馆工作并不是件好事。莫拉莱斯生于加利福尼亚州。虽然他的姓是西班牙人的姓，但早在弗里蒙特少校率美国军队开进加利福尼亚以前，他的祖先就已经在旧金山地区居住了。到哥伦比亚工作以前，他还得温习一下已经忘得差不多的母语。在这里工作，意味着他必须把妻子和儿女留在美国。正如他在最近发给总部的一份报告中所说的，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地区，对当地居民来说是危险的，对美国人来说是危险的，而对美国警方人员来说尤其危险。

莫拉莱斯看看表。还有大约两分钟汽车就要到了。他开始朝大门走去。

“准时到达，”离美国使馆三个街区的地方，有一个男人对着手提式报话机讲了这么一句话。

直到不久以前，RPG-7D轻型火箭筒一直是苏联的制式反坦克武器。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德国的反坦克导弹发射器，最近它已被RPG-18型火箭筒取代。RPG-18是美国M-72型反坦克武器的仿制品，两者非常相像。采用新式火箭筒以后，就要淘汰数百万枚旧式火箭弹。这就使世界各地货源充足的武器市场又增加了一种武器。RPG-7D型火箭弹可以穿透作战坦克的装甲，但不易操作。因此，有四枚火箭弹瞄准了美国大使的豪华轿车。

轿车在“铁圈区”沿着第十三大街向南行驶，由于街上车辆较多而降低了速度。要是雅各布斯局长的保镖知道这个地区的名称和街道的编号，即使出于迷信的原因，也会对从这条路上通过表示异议。在市区，车辆行驶速度如此之慢使每个人都感到不安，坐在吉普车上的士兵更是如此。士兵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抬头审视一幢幢楼房的窗户。从窗外向窗里看，是什么也看不清的，但这一事实常为人们所忽视。即使一扇窗户开着，看起来也不过是比楼房外墙暗一点的一个长方形罢了。人的眼睛可以适应周围的光线，但不能适应具体物体的光线。士兵们没有发现任何危险征兆。

把几个美国人置于死地的不是别的，而是交通红绿灯这样一种极其平常的东西。一个星期以来，人们一直在抱怨这盏红绿灯老是不亮。这时，一个修理工正在修红绿灯。他在检查红绿灯的定时装置时，把红灯打开了。大使的豪华轿车和护送的吉普车都停了下来，这时他们几乎可以看见使馆的楼房了。突然，从街道两旁的窗户里飞出四枚RPG-7D型火箭弹。有三枚击中大使的轿车，其中两枚击中轿车顶部。

看见爆炸的火光，莫拉莱斯就知道出事了。街上的叫喊声还没有传到使馆门口，他就冲出门外，但他知道，即使他跑到出事现场也是徒劳。他右手从腰间的枪套里拔出随身携带的史密斯-韦森自动手枪，像受训时学的那样，枪口朝上握着枪。两分钟后他就赶到了出事地点。

司机还活着，火箭弹的爆炸气浪把他从车里抛了出来，他身上的伤口很大，但没有医生能够及时来为他缝合，很快就因流血过多而丧生。轿车前面的那辆吉普车后座上都是血迹，车上的士兵已经不见了。轿车后面的那辆吉普车的司机还坐在驾驶座上，双手在脸上乱抓，他的脸上都是碎玻璃片。坐在司机旁边的士兵已经死亡，坐在后排的士兵也不知了去向——

莫拉莱斯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自动武器的火力是从左侧楼房里射出来的。射击，停顿，然后继续射击。从楼房的一扇窗户里传来一声尖叫，但很快就停止了。莫拉莱斯很想跑到楼房里去，但他没有进入楼房抓人的权力，而且对一位职业特工来说，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种事也太愚蠢了。莫拉莱斯走到已被彻底炸毁的轿车旁边。他心里知道，轿车里已经不会有活人了。

轿车里的人一瞬间都被炸死了。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两名保镖都穿着凯夫拉合成纤维防弹衣。这种防弹衣可以抵御子弹，但不能抵御高爆弹头的碎片。防弹衣和“坦克”的装甲一样，都起不了这样的防御作用。莫拉莱斯知道有人用反坦克武器击中了轿车。是真正的反坦克武器。轿车里的人已无法辨认，但人们还能确认轿车里原来有人，这是惟一出乎意料的事。除了牧师——或者拉比——谁都用不着了。莫拉莱斯看了几眼以后就离开了。

他独自站在街道中央，根据他所受的专门训练进行思索和判断，尽量不让情感影响自己的判断。那名受伤的士兵伤势太重，无法移动——恐怕连他自己在什么地方以及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一无所知。人行道上的行人没有一个过来抢救伤员的……他看见有的行人也受了伤，其他行人在照料他们。莫拉莱斯意识到，由于轿车被炸得太厉害了，周围的人知道轿车里不会有活着的人了，他们最好还是照料受伤的行人。莫拉莱斯朝街道两旁看了看，没有看见修理红绿灯的技工。那人早已不知去向。

两个军人从一幢楼房里走出来，其中一个军人手里拿着一件东西，看样子好像是RPG-7D型火箭发射筒。莫拉莱斯认出其中一个是埃德蒙多·加尔萨上尉。他的卡其布衬衣和军裤上都是血，眼里露出狂野的目光。莫拉莱斯离开海军陆战队以后，还从未见过这样的目光。有两名士兵跟在加尔萨上尉后面，拖着一个双臂和下腹部都受了伤的人从楼房里出来。莫拉莱斯把手枪插进枪套，空着手慢慢走过去，直到加尔萨上尉认出他来。

“上尉……”莫拉莱斯说。

“楼上还有一个，被打死了，我的一个人也被打死了。他们一共有四个小组。供逃跑的汽车停在后面的巷子里。”加尔萨非常恼火地看看手臂上的血迹，很快意识到自己受伤了。除了震惊以外，还有别的原因使他暂时没有感到疼痛。加尔萨上尉看见被炸毁的汽车，盯着它看了好几分钟，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他内心知道，这景象不可能是假的。他英俊的脸上也满是血迹。他把脸转过来看着莫拉莱斯，莫拉莱斯摇摇头作为回答。加尔萨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也是一位完全献身于祖国的军人，他的军事技术高超，为人忠诚正直，因此被选派执行此项任务。他并不怕死，但作为军人，他没有完成任务，这是比死亡更令人惧怕的事情。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能够完成任务，这使他感到更加难受。

加尔萨不顾伤口的疼痛，把目光投向他们抓住的惟一的一名俘虏。“我们会把情况告诉你的。”他刚把话说完就晕倒在莫拉莱斯的怀里。

“你好啊，杰克！”丹·默里和利兹·默里夫妇刚进瑞安的房子就喊起来。丹有点不好意思地把自动手枪和枪套解下来，放在壁橱的搁板上。

“我以为你带的是左轮手枪呢，”瑞安笑着说。今天是他们第一次邀请默里夫妇过来做客。

“我很留恋我那支皮东左轮手枪，可是联邦调查局现在全都改用自动手枪了。再说，我现在也不追捕坏蛋了。我现在追捕备忘录、情况报告和预算计划。”默里悲哀地摇摇头。“一点意思也没有。”

“我理解你的心情，”瑞安边说边把默里带进厨房。“喝点啤酒？”

“好啊。”

他们第一次相见是在伦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当时默里是美国使馆的法律参赞，瑞安是一次枪击事件的受害者。默里还是那个样子，瘦高个儿，头发稍微有点稀疏，但还没有白。他态度和蔼，性格直爽，人们很难相信他是警察，更难相信他是最好的警察之一。他是个很有才能的刑侦员，抓获过各种各样的罪犯。虽然他对现在不再直接办案感到有点生气，但他处理行政事务和干其他事情一样熟练在行。

“听说你们正在进行什么行动？”瑞安问。

“你说的是‘海鲢行动’？毒品卡特尔把一个替他们洗钱的家伙干掉了。他洗钱的规模很大，抽头也很可观。他留下了一些记录，让我们找到了。这两个星期我们一直很忙，要把所有的线索都调查清楚。”

“听说赃款有六亿多美元？”

“可能还不止。今天下午，瑞士警方又查到一个新账户。”

“哦！”瑞安砰砰打开两罐啤酒。“这可是一次大行动，对吧？”

“我想卡特尔会注意到这次行动的，”默里对瑞安的看法表示赞同。“我听说你晋升担任新职务了？”

“你听到的消息没错。不过，我不想以这种方式升官。”

“是啊。我没见过格里尔将军，但局长对他评价很高。”

“他们两人属于同一类型，都是可敬的老古板，”瑞安说，“濒危动物。”

“你好，默里先生，”萨莉·瑞安从门口进来。

“默里先生？”

“丹叔叔！”萨莉跑过来紧紧抱住默里。“利兹阿姨说你和爸爸最好到厨房外面去，”她笑着说。

“为什么我们这两个勇士要由她们来指挥，杰克？”

“因为她们比我们更坚强，对吗？”瑞安答道。

默里笑了起来。“嗯，说得对。我——”这时他身上的寻呼机响了起来。默里从腰带上解下一个小塑料盒。盒子的液晶显示屏上很快显示出要他回电话的号码。“你知道吗，我真想把发明这个玩意的家伙干掉。”

“他已经死了，”瑞安故意面无表情地说，“他因为胸痛而被送到医院的急诊室。当医生弄清楚他是谁以后，抢救稍微迟了一点。医生后来解释说他去接了一个重要的电话……哦，那……”瑞安恢复了原来的表情。“你要用保密电话机吗？我书房里有一台。”

“这个电话没那么重要，”默里说，“不必了，我能用这部电话吗？”

“可以，下面那个按钮可以打华盛顿线。”

默里没再看寻呼机就按了要打的电话号码。那是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我是默里。是你要我回电话的吗，艾丽斯？好……嘿，比尔，什么事？”

房间里好像突然吹进了一股冷风。瑞安在察觉到默里的脸色变化以前就感觉到了这股冷风。

“不可能——哦，我认识皮特。”默里看了看表。“我四十分钟以后到。”他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出什么事了？”

“有人把局长打死了。”默里很简单地回答了一句。

“什么？在哪里？”

“波哥大。他和毒品管制局局长一起去参加一次秘密会晤。是今天下午乘飞机去的。这次会晤非常机密。”

“不可能——”

默里摇摇头。“驻哥伦比亚的法律参赞是皮特·莫拉莱斯，是个很不错的特工，我曾在反团伙犯罪处和他一起工作过。他说埃米尔、哈里·杰斐逊、大使和局长的保镖当场就死了。”他停了下来，仔细看着瑞安的脸色。“嗯，是有人得到了这次会晤的准确情报。”

瑞安点点头。“那就是我要办的事了……”

“我知道局里没有一名特工不爱戴他。”默里把啤酒罐放在桌上。

“太遗憾了，伙计。”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濒危动物？”默里摇了摇头，走过去叫妻子一起回去。他们出去以后，瑞安还没来得及关门，他的保密电话就响了起来。

海德威饭店离卢雷洞仅几英里。虽然饭店有意不安装某些现代化的设施，却是一幢相当现代化的建筑。饭店的客房里没有有线电视，没有付费卫星电视，每天早晨房门口也没有免费的赠阅报纸，但有空调和自来水。饭店的菜单只有六页，可以供应的酒类有十页，而且酒菜都可以送到房间。饭店的客人主要是不想受人干扰的新婚夫妇和想避开干扰以挽救婚姻的已婚夫妇。饭店按欧洲标准提供服务。客人们除了吃喝和把床单弄皱以外什么都不用干。饭店里有供骑乘的马匹，有网球场，还有一个游泳池。住在没有大浴缸房间的客人，可以到游泳池去嬉戏。莫伊拉看着她的情人给了提行李的侍者十美元的小费——比他任何一次给的小费都多——才想起来要问他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你怎么登记的？”

“胡安·迪亚斯先生和夫人。”科尔特斯回答时有点窘迫。“请原谅，但我真不知道怎样登记才好。我想……”他吞吞吐吐地撒谎说，“我并不想……我怎样登记才能不使我自己感到难堪呢？”最后他一边做着表示无可奈何的手势，一边问。

“好了，我想洗个澡。既然我们是夫妻，你就和我一起洗吧。浴室很大，两个人一起洗完全可以。”莫伊拉把丝衬衣脱在床上，朝浴室走去。

五分钟以后，科尔特斯发现浴室确实很大，四个人一起洗澡也都绰绰有余。当事情完了之后，觉得确实不错。

总统飞抵戴维营度周末。他刚洗完淋浴，他的军事助手，一名低级军官——今天值班的是一位海军陆战队中尉——就递给他一个无绳电话。

“喂——什么事？”

看见总统接电话时的脸色，中尉最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手枪在哪里。

“要司法部长、卡特将军、穆尔局长和鲍勃·里特立即飞来见我。通知新闻秘书十五分钟以后打电话给我，我要他起草一份声明。我暂时待在这里。怎么把他们运回国内呢？好的——我们还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现在先按一般外交礼仪办。对。不，国务院先不要发表声明。先由我在这里直接处理，然后国务院再发表声明。谢谢。”总统按下电话上的“通话结束”按钮，把它递给助手。

“总统先生，有什么事情需要警卫人员——”

“没有。”总统简要地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继续值班，中尉。”

“是，总统先生。”助手说完就离开了。

总统穿好浴衣，走到镜子前梳头。他用袖子的毛巾布擦去玻璃镜上的水汽。要是他注意到自己的目光，他一定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自己的目光没有把镜子刺穿。

“好吧，”美国总统对着镜子说，“既然你们这些狗杂种们想干，那就……”

司法部长等四人是乘一架新的UH-60黑鹰直升机从安德鲁斯空军机场飞抵戴维营的。第八十九军事空运联队最近才装备了这种专供大人物乘坐的直升机。机内的装饰很漂亮，但噪音仍然很大，无法进行正常谈话。四位乘客都从机舱门上的窗户向外眺望，看着马里兰州西部连绵的群山从机身下面掠过。谁都没说话，但心里却充满了悲痛和愤怒。这段航程一共用了二十分钟。飞行员已经接到指令，要他尽量加快速度。

飞机着陆后，他们四人立即被一辆汽车送到不远处的总统别墅。他们进去的时候，总统刚把电话挂上。找新闻秘书花了半个小时，总统本来已经很生气了，这件事无疑是火上浇油，使他更加生气。

卡特将军开始说一些大家都非常难过之类的话，但总统的表情使他把话打住了。

总统在壁炉对面的长沙发上坐下。他面前是一张桌子，多数人以为那只是一张喝咖啡的桌子。但是，把桌面拿掉以后，那实际上是几台电脑显示屏和静音热感式打印机，与主要电讯社和政府的新闻机构相联。在隔壁房间里有四台电视机，分别收看有线新闻网和其他主要电视网的电视。他们四位目不转睛地看着总统，见他就像开水壶冒泡一样地发火。

“对这件事我们决不能善罢甘休，决不能只感到悲痛而不采取行动。”总统站起来镇静地说，“他们打死了我的朋友，打死了我的大使。他们向美利坚合众国的主权直接提出了挑战。他们想和大个子玩玩。”总统用一种奇怪的镇静语气继续往下说，“好吧，那他们就要按照大个子的规则来玩。彼得，”他对司法部长说，“总统经过非正式调查后发现：毒品卡特尔已经对美国政府发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他们以一个敌对国家的做法来对待我们。我们也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地对待他们。身为总统，我决心把这场战争打到敌人那里去，就像我们将战争打到由国家支持的恐怖分子那里去一样。”

司法部长并不欣赏总统的说法，但还是点头表示同意。总统转向穆尔和里特。

“脱下手套放手干吧。我刚才对新闻秘书口授了一份老一套的软弱无力的声明，由他去发布，但现在要动真格的了。你们要制定出一个计划，要好好地收拾这些狗杂种，不要再说‘给他们递个信息’这种废话。不管他们的电话铃响还是不响，我都要他们得到这个信息。里特先生，我给你一个狩猎许可证，猎物的数量不受限制。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总统先生，”行动副局长里特答道。实际上，他并不明白。总统一次也没有用“杀”这个词，放置在某个隐蔽地方的录音机可以证明这一点。有些事情人们是从来不做的，其中有一件事就是，当总统想含糊其词的时候，你不能强迫他把话说得很明白。

“你们找幢小房子住下，制定出一个计划来。彼得，我想让你留在这里，陪陪我。”总统的信息是：既然司法部长已经同意总统要采取行动的做法，他就没有必要知道要采取的具体行动。卡特将军比其他两个人更熟悉戴维营的情况，因此就领着他们朝一幢客人住的小房子走去。既然卡特在前面带路，穆尔和里特当然也就看不见他脸上的笑容了。

瑞安把车径直开进中央情报局大楼，对此他还有些不习惯。他走出电梯刚要进办公室，正在值班的一位高级特工已经在走廊里等他了。值班特工把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花了足足四分钟时间。听完情况介绍后，瑞安坐在办公室里，觉得无事可做。这未免太奇怪了。凡是美国政府知道的有关美国人被暗杀的情况，他现在都应该清楚——可事实上，虽然他现在可以了解情报的来源，但他了解到的情况跟他开车来办公室的途中从汽车收音机里听到的情况相比也多不了多少。有时知道情报的来源很重要，但这次却不一样。他一到办公室就听说局长和行动副局长到戴维营去见总统了。

为什么不叫我去呢？瑞安惊奇地自问。

值班特工向他报告以后，他本来应该立即就想到这个问题，但他还不习惯于自己已是高官的身份。既然无事可做，他的思路又顺着这个问题想了好几分钟。结论很清楚：他没必要知道他们正在讨论的情况。这只能意味着他们正在采取行动，是不是？……如果是，那是什么行动呢？要进行多久呢？

第二天中午，美国空军的一架C-141B运输机在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降落。机场警戒森严，自安瓦尔·萨达特的葬礼以来，人们还从未见过如此严密的保安措施。机场对外关闭了三个小时。机场上空有武装直升机在盘旋，机场里停着装甲车，炮管都对着机场外面。机场四周有整整一个营的空降兵担任警戒。一个营的警戒部队当然不包括仪仗队，仪仗队队员站在那里都感到毫无荣誉可言，因为军队的荣誉，国家的荣誉，都被……那些人毁掉了。

埃斯特万红衣大主教瓦尔德斯在波哥大拉比（波哥大的拉比）的陪同下，面对灵柩代祈冥福。美国副总统代表美国政府参加了遗体交接仪式。哥伦比亚军人把一口口灵柩交给身着军服的美国陆海空三军军人。在交接仪式上，人们发表了老一套的、内容全在意料之中的演说，其中最感人的是哥伦比亚司法部长发表的简短演讲，他为自己的朋友和大学同学的遇难悲痛得泪如雨下。副总统登机起飞以后，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C-141B大型运输机紧接着也起飞升空。

副总统在交接仪式上发表的讲话中重申了要维护法治，并说雅各布斯是为维护法治而献身的。然而，副总统的讲话中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即使对于不了解内情的人来说，也像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上的空气一样稀薄。

在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郊的八里镇，一位名叫厄尼·布雷登的巡佐正坐在割草机上修剪房屋前的草坪。他是调查入室盗窃的专家，调查过许多盗窃案，深知案犯的各种作案手法，包括如何避开复杂的警报系统，甚至包括如何避开巨富投资银行家使用的先进警报系统。他的这种本领，以及从其他警察在办公室闲谈中听来的那些手法——反毒品科的办公室就在反盗窃科办公室隔壁——使他能为愿意出钱的人提供服务，而委托人支付的费用则被用作他孩子治疗牙齿和受教育的费用。布雷登之所以这样做，倒不是因为他是个腐败的巡佐，而是因为他干警察工作已二十多年，对这些事情早就不在乎了。如果有人想吸毒，那就他妈的让他去吸好了。如果贩毒分子想互相残杀，对社会来说是最好不过的。如果发现一个趾高气扬的银行家原来是个大骗子，那也是毫无办法的事情。布雷登的委托人要他做的，不过是把某个人的房子彻底搜查一遍，确保他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对于这个人的妻子和孩子来说，这是一种耻辱，这叫做玩火。

布雷登知道自己这样做会对社会造成损害，但他觉得只要自己继续调查盗窃犯罪，就可以用行动来弥补过失，自己甚至能时不时地抓住一两个大盗窃犯，可惜他抓住的大盗窃犯越来越少了。盗窃犯罪十分安全，从未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追捕盗窃犯的警察也从未得到人们的重视——也许反盗窃警察是执法人员中最吃力不讨好的。他参加巡官的考试已经九年了，到现在还没有通过。布雷登需要——或者说想要——职务提升所增加的薪水，但他只看见反毒品科和反凶杀科的人得到提升，自己仍然干着这吃力不讨好的差事……那些混账钱为什么不能拿呢？再说，他对反盗窃工作早就厌烦。他对工作时间长感到厌烦；他对盗窃案的受害者感到厌烦，因为他在查看犯罪现场时，受害者总是冲着他发火；他对其他警察对他的工作表现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感到厌烦；他对被派往当地的学校对学生作反盗窃的报告感到厌烦，因为这种报告只是一种形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甚至对当少年棒球队的教练也感到厌烦，尽管这曾经是他人生中惟一的乐趣。他简直对一切都感到厌烦。可是，他又不想退休，至少现在还不想。

他的住宅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全家人都住在那里。布雷登坐在西尔斯牌割草机上，嘎嘎的机器声在闷热、潮湿的空气中回荡。他掏出一条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想割完草以后，马上去喝冰啤酒。能坐在割草机上割草还真不错。三年前，他还在用他妈的“草地男孩”牌手推式割草机呢。现在，他每周割草的时候，至少可以坐着割了。他妻子对草坪和花园特别重视，好像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似的。布雷登一边割草一边觉得牢骚满腹。

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割草上，他要确保割草机的旋转刀片在每一平方英寸的绿色草丛上至少割两遍。现在这个季节，草长得很快，几乎是割多快就长多快。他没有看见有一辆普利茅斯牌小型货车从街道上开过来。他并不知道为他提供额外收入的人，对他最近替他们干的一件秘密工作很不满意。

许多人，包括大多数警察，都有一些怪癖。布雷登也有一些怪癖，其中之一就是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带着枪。即使在割草的时候，也是这样。在他满是油腻的衬衣后面有一把史密斯-韦森式手枪。这是一种可发射五发子弹的不锈钢左轮手枪，枪身上刻着“长官使用”的字样。这是他最接近“长官”职位的惟一象征。他注意到小型货车停在自己的雪佛莱车后面，可是他并没有在意。他只注意到车上有两个人，好像在看着他。

布雷登还没有完全丧失警察的直觉。货车里的两个人确实在盯着他看。出于好奇，他也看着这两个人。在这么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谁会对他感兴趣呢？当他看见小型货车供乘客进出的门被打开，有一支枪正对着他的时候，这个问题顿时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布雷登从割草机上翻身滚下，踩刹车的那只脚松开了。割草机的刹车踏板和汽车的刹车踏板作用正好相反。他松开踏板后，割草机只前进了两英尺就停住了，但刀片却仍在长满蓝草和酥油草的草坪上旋转。布雷登从割草机上滚下时，刚好对着喷草口，他觉得有无数小沙粒接连不断地打在他的膝盖上。不过，此刻受到沙粒的袭击已经无关紧要。从货车上下来的人朝他开第一枪的时候，他已经把左轮手枪拿在手里了。

从货车上下来的那个人用的是英格拉姆麦克-10型冲锋枪，口径可能是九毫米，但他的枪法不行。他的第一发子弹从布雷登身边飞过，随后的子弹都打到天上去了，连割草机都没有打中。这种枪很难抓稳，击发后一震动就会失控。布雷登巡佐回了两枪，但目标在十码以外。史密斯-韦森式手枪的枪管只有两英寸长，有效射程是以英尺而不是以码计算的。布雷登手中的武器不好，加上仓促应战，因此只有一枪打在目标后面的货车上。

冲锋枪的枪声非常独特——不可能被误解为鞭炮声或其他的声音——附近的人们立即意识到发生了异常事件。在街道对面的一间房子里，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正在擦枪。那是一支口径为点22英寸的老式马林步枪，原来是他爷爷用的，现在归他所有。这位自豪的枪主人曾接受过布雷登巡佐的教练，学习打棒球的第三垒，布雷登巡佐在他心目中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这个少年名叫埃里克·桑德森。他放下擦枪工具，走到窗边，刚好看见他以前的教练从割草机后面向一个人开枪。在这种情况下，桑德森一看就明白，有人想把他的巡佐教练置于死地。他有枪有子弹，离教练只有十英尺，因此用步枪支援巡佐大概不会有错。今天上午，他刚用步枪对空罐头盒乱射了一通，算是经过射击训练了。埃里克·桑德森生平最大的愿望是当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因此，他要抓住这个机会，体会一下当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滋味。

枪声继续在树木茂密的街道上回荡，桑德森抓起步枪和一把黄铜色的边缘发火子弹，跑到房子前面的门廊里。他首先拉开装有弹簧的簧杆，簧杆是用来把子弹压进枪管下的弹舱里的。他用力过猛，结果把簧杆拉了出来，掉在地上。但他很有头脑，当时没管它。他把直径为点22英寸的子弹一发一发地压进弹舱，这时他发现自己的两只手都出汗了。装好十四发子弹以后，他弯腰捡起簧杆，可是有两发子弹从枪管里面掉出来。他把这两发子弹又装了进去，再把簧杆装好，扭回原来的位置。接着他把手移到枪栓上，把子弹推上膛。最后，他扳起枪上的扳机。

他抬起头来，惊讶地发现目标不见了。他沿着人行道跑到街上，在他父亲的小型敞篷卡车发动机罩的边上找一个射击位置。从这个位置上，他看见有两个人正端着冲锋枪射击，他还看见布雷登巡佐打出最后一发子弹。但这发子弹和前面四发一样，都没有击中目标。布雷登转身想躲到房子里去，但自己却摔倒了，一时爬不起来。两名歹徒一面向布雷登接近，一面更换弹匣。桑德森把枪举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双手在发抖。步枪上的瞄准具是老式的铁制瞄准具。他把枪举起来以后，又停下来想了想他当童子军的时候是如何练习瞄准的——在瞄准时，要把准星对准表尺缺口的中央，准星的上部要和表尺的上部在同一平面上。

桑德森发现自己来晚了，有点害怕。两名歹徒在近距离向他的少年棒球队教练连续射击，把他打成了肉酱。这时桑德森突然有了主意。他把枪对准较近的那名歹徒的脑袋，扣动了扳机。

像大多数没有经验的年轻射手一样，桑德森击发以后马上抬起头来看结果。他没有打中——只有三十码的距离，用步枪竟然都没有打中！他感到奇怪，重新瞄准后再次扣动扳机，可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原来是枪机没有扳上去，他忘了把枪机扳到击发位置了。他诅咒了一声，重新推上子弹，仔细地进行瞄准，再次扣动扳机。

那两名凶手没有听到他的第一声枪响。桑德森开第二枪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听到，因为他们的冲锋枪声还在他们自己的耳中回荡，但是有个凶手的脑袋朝一边抽搐了一下，好像被黄蜂蜇了似的。那人立即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尽管感到头部剧烈疼痛，他还是向左转过身来，打了一个长长的点射。另一个凶手发现了桑德森，也向他这边射击。

这时桑德森用最快的速度把子弹一发一发推进枪膛，一枪一枪地进行还击，但他总是打不中目标，心中感到愤怒。子弹朝他飞来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往后退缩。他想在两名凶手退进货车之前把他们打死。他看见两名凶手被他打得低头弯腰，躲到货车后面，不由得感到一阵满意。他想用最后三发子弹打穿货车以击中目标，结果当然是徒劳。点22英寸口径的步枪子弹是打不穿货车车身的，小型货车还是开走了。

桑德森眼睁睁地看着货车离去，他真希望能往枪里多装几发子弹，真希望在货车向右转弯并消失之前，能有一发子弹打进货车的后窗。

桑德森没有勇气走过去看看布雷登巡佐。他靠着卡车站在那里，责备自己把那两个家伙放跑了。他不知道，也决不会相信，他所做的实际上已经超过许多训练有素的警官所能做到的。

在货车里，一位歹徒发现自己胸部受了伤，他对自己头上的伤倒没怎么在意。但是，致他于死命的正是他头上的伤。他一弯腰，一条被子弹撕开的动脉血管就完全破裂开来，货车车厢里顿时洒满了血，这名垂死的歹徒自己都吓呆了，可是他能用来回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时间只有几秒钟了——

美国空军的另一架飞机——也是一架C-141B运输机——载着克拉克先生飞离巴拿马，向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去。基地上，人们正紧张地准备着雅各布斯等人遗体抵达的仪式。在运载遗体的飞机降落以前，克拉克已经在位于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和他的上司鲍勃·里特通了话。总统授权行动处“狩猎许可证”，这是三十年来的第一次。约翰·克拉克是中央情报局负责特别行动的一位教官，他将是这次行动的主要“狩猎者”。虽然他已经很久没有发挥这方面的专长了，但他仍然知道应该怎么干。

里特和克拉克没有收看雅各布斯等人的遗体抵达机场的电视新闻，那些已经成为历史了。虽然他们两人都对历史感兴趣，但他们感兴趣的主要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你在圣基茨岛交给我的报告，我们要再看一下，”里特说。

“行动的目的是什么？”克拉克谨慎地问。要猜出为什么要采取这次行动，以及是谁发出的命令并不难。因此，他得格外谨慎。

“短期的目标是报复，”里特答道。

“用‘惩罚’这个词更好一些，”克拉克指出。他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书读得不少。

“这些目标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迫切的危机。”

“这是总统说的？”

“这是他的原话，”里特肯定地说。

“好，这样我们的行动就完全合法了。行动的危险性丝毫没有减少，但却完全合法。”

“干得了吗？”

克拉克有点不高兴地淡淡一笑。“在这次行动中，由我负责的那个部分，我想怎么做，由我来决定。否则，就不要让我做。我不要别人指手划脚，你也不要干扰我的行动。你把目标名单告诉我，把我需要的人员和器材拨给我，其余的事情由我来做，我要用我自己的办法，按照我自己的时间表来做。”

“行，”里特点点头。

克拉克对于里特副局长如此爽快地表示同意感到意外。“那我一定能做好。那些派到丛林里去的士兵怎么办？”

“我们今天晚上把他们撤出来。”

“以后再派到哪里去呢？”克拉克问。

里特把重新部署小分队的地点告诉了克拉克。

“那可真有点危险，”克拉克说，但他对里特的回答并不感到惊奇。也许早就这样安排好了，但是，如果……

“我们知道有危险。”

“我不喜欢这样的安排。”克拉克想了一想说，“那样会把事情搞得很复杂。”

“我们雇佣你不是为了让你喜欢这样的安排。”

克拉克觉得的确是这么回事。不过，他很诚实，承认自己喜欢这次行动的另一部分内容。多年前，毕竟是这样的行动才使他步入中央情报局大门的。当时他的身份是自由特工。现在这次行动可以被认为是合法行动。过去，行动是否合法对克拉克先生来说无关紧要。现在，他有妻子和孩子，他不得不考虑行动的合法性。

“我可以回家几天看看吗？”

“可以。把事情安排好，还要好几天呢。你要的资料，我会派人送到你家里。”

“这次行动的名称？”

“互惠行动。”

“我看这个代号够清楚明白的了。”克拉克笑了笑。他出了办公室，径直朝电梯走去。新上任的情报副局长瑞安博士也在走廊上，他要去穆尔局长的办公室。克拉克和瑞安虽然有过两次接触，还没有正式见过面，但现在也不是正式见面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