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迪想，看到这种情况真令人感到残酷。奇怪的是，他一直是个好病患，没有悲泣，没有埋怨，一切都按照医生的吩咐去做。所有的身体康复师都有一丝虐待狂的倾向。这是必须的，因为这工作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强迫人们去做一些他们讨厌去做的事情，正如运动教练的工作一样。当然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帮助患者。即使如此，一个优秀的治疗专家也不得不强迫病人，鼓励弱者，压抑强者，采取哄骗、羞辱的办法，所有这些都是在健康的名义下进行的。总之，它意味着从他人的辛劳和痛苦中得到自己的满足，然而那是欧图尔本不愿意做的，但她也看到凯利一点那样的感觉也没有。他所做的一切都符合人们的期望，当医生提出更多的要求时，他也都能予以满足。医生被他所做出的努力弄得不好意思，反而为他担心起来。

“你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康复师劝道。

“为什么？”凯利气喘咻咻地问。

“你的心跳达到一百九十五次了。”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五分钟之久。

“最高纪录是多少次？”

“零次，”治疗者严肃地回答道。他大笑了起来，并看了医生一眼。凯利减缓了运动自行车的骑速，缓骑两分钟后，便不情愿地停止了。

“我要带他回病房了。”欧图尔宣布说。

“好，再不然他就要出问题了。”

凯利从运动自行车上下来，用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高兴地看到桑迪没有把轮椅或其他令人感到羞辱的东西带来。“我不知该怎样感谢你才好啊，夫人？”

“我是负责监督你的，”桑迪答道。“你可不要太逞强了。”

凯利本是一个健壮而随和的人，现在却一本正经地说：“欧图尔太太，我必须清除头脑中的一切烦恼，对吧？运动可以使我做到这一点，我的一只手被捆住，不能跑步，不能做俯卧撑，不能举重，但我可以骑自行车，对吧？”

“有我在这儿看着就可以。”她用手指指门口。两人来到人来人往的走廊上后，找到一个僻静处，她说：“我很为你的朋友感到难过。”

“谢谢你，夫人。”他回过头，由于刚才的锻炼，头仍有点晕眩。他们一面在人群中穿行，一面交谈。“在部队里我们也有些仪式，比如吹号起床，升旗，持枪演习，大家都很习惯，它使你相信这些仪式都有一定的意义。有时身体尽管很疼痛，但结束时大家仍要正式地说再见。我们都学会了如何对付这种生活。当然，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情是不同的，就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同一样。你过去做什么？工作一直很忙吗？”

“我完成了自己的硕士学位课程，我现在在实习。我一面教书，一面照顾病人。”这就是她现在的全部生活。

“啊，你不必为我担心，好吗？我知道自己的极限。”

“你的极限在哪里？”

“还远着呢，”凯利微笑着说，但那微笑很快便消失了。“我现在的情况怎样？”

“很好。”

事情并非一切顺利，他们二人都知道这一点。唐纳德·马登已经飞到巴尔的摩，来验尸站认领自己女儿的尸体，他把妻子丢在家中。尽管莎拉·罗森一再请求，但他仍拒绝会见任何人。他不愿意会见一个未正式结婚的女婿，他在电话中已表达了这种意思。桑迪知道这一情况，但没有任何人告诉过凯利。外科医生已同她谈过帕姆的背景，但那只是一个短暂而悲惨的一生的最后一幕，目前病人无需知道。凯利曾问及葬礼的安排情况，罗森和桑迪都说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医院。凯利默默地接受了这一意见，这使桑迪感到很惊奇。

他的左臂仍然不能活动，桑迪知道那里仍在疼痛。她和其他人都偶尔看见凯利疼痛的表情，尤其是在要他服用新的止痛药时。但凯利不是那种喜欢抱怨的人。即使现在，在经过了三十分钟严格的自行车锻炼之后，他仍然呼吸困难，他正有意识地尽快走路，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一样，使自己平静下来。

“为什么要做这么大运动量的练习？”她问道。

“我也不知道。难道什么事情都要有个理由吗？我就是这样，桑迪。”

“喂，你的腿比我的长，走慢点好吗？”

“当然。”凯利放慢脚步，他们来到了电梯旁边。“那里有多少女孩，我是说像帕姆那样的？”

“很多。”她不知道具体的数字。但人们知道她们是一种病人，她们确实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这已经足够了。

“谁帮助她们？”

桑迪按动了电梯的电钮。“没有人。人们设立了解决吸毒问题的计划，但是真正的问题，是那些滥用毒品的环境以及它所产生的影响——现在有一个新名词，叫做‘行为紊乱’。如果你是一个小偷，他们就有解决小偷问题的计划；如果你虐待儿童，他们也有一个计划。但是那些女孩子是被遗弃的。没有人为她们做过任何事情。做这种事的只有教会。如果有人说这是一种疾病，也许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那是一种疾病吗？”

“约翰，我不是医生，只是一个护士，那在我研究的范围之外，我只负责手术病人的后期护理。好了，我们在午餐时谈谈吧，这方面我知道一点。令人吃惊的是她们很多人最终死去，或是吸毒过量，或是遇上事故，或被有意杀害，谁说得清呢？或者是她们遇上了坏人，再不就是她们的皮条客过于粗暴残忍。她们来医院看病，但医疗对她们帮助不大，她们很多人无可奈何，因为注射针头不洁而染上肝炎、肺炎，加上重大的伤害，以致最后变成致命的综合疾病。但有谁来关心她们呢？”电梯到了，欧图尔低着头，最后说：“年轻人不应该那样死去。”

“是的。”凯利示意她先登上电梯。

“你是病人，你先上。”她谦让着。

“你是女士，”他坚持她先上。“对不起，我从小受的这种教育，女士优先。”

这个人是谁？桑迪问自己。她负责照顾的不止一个病人，但教授是这样吩咐的，尽管情况并非一定如此，但罗森医生的“建议”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她十分尊重他，把他看成是自己的朋友和顾问，他要她特别照顾好凯利。那并不是给她牵红线，尽管她开始时有这种猜测。他仍然十分痛苦，她也是这样，尽管她不承认这一点。他是这样的一个怪人，在许多方面与蒂姆如此相像，然而却更加保守。简直是文雅和粗鲁的奇怪结合。她没有忘记一周前她所看到的情景，但那早已消失，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他对她和蔼、尊敬，从未评论过她的身材体形，一点也不像其他病人（对别人的品头论足，她总是假意反对）。他是那么不幸，然而又那么不屈不挠，充满信念。他为了康复在做出疯狂的努力。他那外表的粗鲁和他那温文尔雅的举止，二者之间怎么能够协调得起来呢？

“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凯利用一种半轻不重的语调问道。

“一周以后，”欧图尔答道，同时把他领出电梯。“明天为你解除肩膀上的绷带。”

“真的？山姆没对我说过。那我可以使用这只手了，是吗？”

“那样它还会再疼的，”桑迪警告说。

“管它的，它本来就会疼，”凯利笑着说。“也许我还可以利用这种疼痛。”

“赶快躺在床上，”桑迪命令道。他还没来得及反对，她已将一支温度计塞进他的口中，并开始为他把脉，接着又检查了他的血压。她将数据记在病历表上：体温华氏九十八点四度，脉搏六十四次，血压高压一〇五，低压六十。她认为最后两个数字特别叫人惊讶。她还能对病人说些什么呢？他的健康在迅速恢复。她不知道有什么紧迫的事情在促使他这样快地康复。

还有一周时间，他的这只倒霉的胳膊就又可以重新工作了。她离去之后，凯利心里这样想着。

“那么，你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麦斯威尔问道。

“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葛莱回答。“好消息是，目标的反应距离内，没有多少地面正规部队的抵抗力量。我们已经确认了三个营的兵力，其中两个营正在受训准备开往南方，一个营刚从前线军团调回，人员不整，正在重建，是通常的组织编制，没有多少重武器。他们的机械化部队都远离此地。”

“坏消息是什么？”波杜尔斯基少将问道。

“我一定要告诉你吗？海岸沿线有不少防空炮兵阵地，足以把天空炸个乌烟瘴气；还有相当多的萨姆-2导弹基地分布在各处，对快速的飞机来说都十分危险，卡西米尔，更不用说直升机了。当然，一两架营救飞机是可行的，但大型空运实在是太冒险了。我们在制订大头针行动时完全经历了这种情况，还记得吗？”

“那儿距海边只有三十英里。”

“直线飞行来回要十五至二十分钟，他们无法做到，卡西米尔。我亲自研究过威胁分布图，我确定的最佳路线——这是你的工作，卡西米尔，但我也懂一点，对吧？——的航程是二十五分钟，而且我认为不适合在白昼飞行。”

“我们可以使用B-52先炸出一条通道，”波杜尔斯基建议说。他可是个直截了当的人。

“我以为你不愿意搞得太过招摇，”葛莱说道。“听我说，真正的坏消息是大家对这次任务没有多少热情。大头针失败后……”

“那又不是我们的错！”波杜尔斯基插嘴辩驳。

“我知道不是我们的错，卡西米尔，”葛莱耐心地说。波杜尔斯基总是一个热情的支持者。

“它应该是可行的，”卡西米尔叫了起来。

三个人都俯身观看着空侦照片。这是一组很好的照片，两张是卫星拍摄的，两张是SR-71型黑鸟侦察机拍摄的，还有三张是最近由水牛射猎者侦察机拍摄的小倾斜度航空照片。营地面积为两百平方米，成正方形，无疑完全符合某个东方集团国家建筑安全设施手册中所述的要求。营地的每个角有一座岗楼，楼高十米，有一铁顶，可以防止北越军队使用的标准RPD制式轻机枪被雨淋湿，这种机枪是一种老式俄制武器。铁丝网内有三座大型建筑和两座小型建筑。他们认为，在三座大型建筑物中的一座里面，收押着二十名美国军官，军阶都在中校以上，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战俘营。

水牛射猎者的照片首先引起了葛莱将军的注意。有一张很清晰地显示出美国空军罗宾·扎卡赖亚斯上校的面孔。他的F-105G野鼬战机在十四个月以前被击落，北越曾报导说他和他的武器系统控制员均被击毙，甚至还登出了他的尸体的照片。这个战俘营的代号叫做绿色发报机，而知道这一名称的人很少，男女加起来不到五十人。它独立于较为出名的河内希尔顿战俘营之外，后者曾接受过美国公民的参观探访。自从那次大规模的大头针行动对西江战俘营偷袭失败之后，几乎所有美国战俘都被集中到了河内希尔顿营中。而绿色发报机因坐落在偏僻荒凉的山区，人迹罕至，又从未正式披露过，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战俘营。然而，不论战争的结果如何，美国都希望它的飞行员能返回自己的国家。这个战俘营之所以秘密设在这样一个地方，那就意味着有些人将永远不能回国。一次战争伤亡统计研究报告表明，这方面存在着一种可怕的不正常现象：已公布的高阶飞行军官阵亡人数要高于低阶飞行军官的阵亡者。众所周知，敌方有良好的情报来源，其中不少存在于美国“和平”运动之中，这些人专门提供美军高级军官的档案资料，比如说他们的姓名，他们的知识领域以及他们兼任的其他职务等等。这些军官很可能被拘留在一个特殊的地方，而北越会利用他们掌握的知识作为向他们的俄国老板讨价还价的资本。他们将这些战俘所掌握的有关特殊战略意义的知识当作商品卖给他们的俄国老板，以取得这个后台国家继续不断的支持和援助，因为在当前世界上新的缓和气氛中，这个国家渐渐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失去了兴趣。因此，他们必须耍弄各种花招。

“好样的！”麦斯威尔赞叹道。那三张照片都显示了那人的面孔，他正在仰望侦察机上的摄影机。第三张照片上有一个卫兵正用枪托打向那个美国人的后背。那人的面孔清晰可见，他正是扎卡赖亚斯上校。

“这人是个俄国佬，”卡西米尔·波杜尔斯基说道，同时用手指了指侦察机拍摄的照片。那军服可以明显地说明这一点。

他们知道卡西米尔在想什么。这位过去波兰驻华盛顿大使的儿子，从其家族而论是一位伯爵，一个曾经同约翰·索比耶斯基国王并肩战斗过的家族的后裔。他的家族因为纳粹的占领而在分界线的一边与其他波兰贵族一起覆灭，而在分界线的另一边则被卡廷森林的俄国人屠杀，在那里，他的两个哥哥在参加了那次短暂而徒劳无益的两面作战之后也被人谋杀了。一九四一年，波杜尔斯基在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天，就加入了美国海军，成为一名飞行员，有了一个新的国家和一个新的职业，并用自己的荣誉和技能为其服务效命。他现在的愤怒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因为很快他就要被迫退休了。葛莱知道其中的原因。他那纤弱得出奇的双手因患有关节炎而变得扭曲，尽管他极力掩饰这一点，但下一次身体检查就会使他永远退出军队。卡西米尔将怀着对一个死去的儿子的回忆面对自己的退休，家中还有一个久病缠身的妻子。他一生的事业可能会被他认为是一种失败，尽管他曾赢得过不少勋章和荣誉。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波杜尔斯基说，“否则，我们将再也见不到这些人了。你知道还有谁可能在那里吗，达奇？彼得·法兰西斯，汉克·奥斯本。”

“我在当勇往号舰长时，彼得曾为我工作过，”麦斯威尔承认。两个人同时看着葛莱。

“就这个俘虏营的性质而言，我同意，但我仍有些怀疑。扎卡赖亚斯，法兰西斯和奥斯本都是他们感兴趣的名字。”这位空军军官曾经视察过奥马哈，联合目标选择委员会的部分成员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战略武器的基地，而他对美国最秘密的战争计划的知识简直就是一本百科全书。这两位海军军官掌握有类似的重要情报，尽管他们每个人都很勇敢、忠心耿耿，且会顽强地或否认、或隐瞒、或伪装，但他们毕竟都是人，而人是有局限的。而且敌人有时间方面的优势。“听我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设法把这种想法推销给别人，但我没有把握。”

“如果我们不干，我们就是失信于我们的人民！”波杜尔斯基一拳砸在桌子上面。卡西米尔也有一个计划。找到这个战俘营，救出里面的战俘，然后就可以清楚地宣布：北越在公开撒谎。那样可能破坏和平谈判，迫使尼克松采取五角大楼一个庞大的工作组正在拟定的另一个方案：进攻北越。那将是美国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一次联合兵种的大举进攻，其胆略、规模和存在的危险将是史无前例的。直接轰炸河内，一个师的海军陆战队同时攻打海防两岸的海滩，而由空降部队攻击中间地带，并投入美国所能负担的一切支持这次行动，以图用一次大规模的致命打击一举攻占北越，活捉其政治领袖。这个计划的代号每个月都要变更一次，目前称为肯定的音符。它将是所有职业人员复仇的圣杯，因为他们六年来一直看着自己的国家犹豫不决，一错再错，大量地牺牲美国儿女的生命。

“难道你认为我不明白吗？奥斯本曾在苏特兰为我工作过。当他发出那个倒霉的电报时是我同他在一起的，不是吗？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记得吗？”葛莱不像卡西米尔和达奇，他知道肯定的音符只不过是一些工作人员的一份研究报告，它根本不会付诸实施。未经国会讨论是绝对不行的，而且国会很可能会泄露消息。如果是在一九六六年或一九六七年，甚至在一九六八年，这种计划都有实施的可能性，但现在采取这种行动，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但绿色发报机情况不同，因此这个行动是可行的，也是能被接受的。

“冷静一些，卡西米尔，”麦斯威尔劝道。

“是，长官。”

葛莱把视线转向地形图。“你知道，你们这些飞行员的思想多少有些局限。”

“你这是什么意思？”麦斯威尔问道。

葛莱指了指一条红线，该线从一个沿海城市几乎延伸到那个俘虏营的大门。从空中摄影来看，它像是一条好路，线条又黑又粗。“接应部队在这儿、这儿和这儿。道路在这儿，一直沿着河流往上走。整个地区布满了防炮连，有道路通向每个防炮阵地，但是你知道，防空炮兵对有合适配备的飞行员并不构成危险。”

“那就是偷袭，”波杜尔斯基说。

“派上两个连的空运机械部队怎么样？”

“我总说你很精明，詹姆士，”麦斯威尔说。“你知道，这就是我儿子被击落的地方。那次海豹突击队进去之后就在这儿找到他的。”中将用手指着地图说。

“我们需要一个了解那儿地面情况的人，”葛莱说。“他会很有用的。他在哪儿？”

“嗨，莎拉。”凯利示意他坐在椅子上。他觉得她看上去老了一些。

“这是我第三次来了，约翰。头两次你在睡觉。”

“我睡得太多了，我很好，”他对她说。“山姆每天来这儿两次。”他感到不自在了，现在最困难的事就是面对朋友，凯利对自己说。

“噢，我们一直在实验室里忙着，”莎拉说话很快。“约翰，我必须告诉你，我很后悔请你们进城，我本可以把你们送到其他地方的。她不一定去看玛姬医生，我在安纳波利斯认识一个人，是一位很好的医生……”她的声音哽咽起来。

如此多的内疚，凯利想。“这一点也不是你的错，莎拉，”他说。“你是帕姆的好朋友，如果她的妈妈能像你一样，也许……”

她好像没有听见他的话。“我应该把你们进城的日子订晚一些，如果安排的时间不同……”

凯利想，就这点而论她的话是对的。这中间有许多可变因素，有许多假如。假如他把车停在另一个街区？假如比利没有看见她？假如我当时只是一直停在那里看那个混蛋搞他的事情？假如是换一天，换一个礼拜？还有很多个“假如”。过去的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许多偶然的事情按照确定的方式，以确定的关系，发生在确定的地点。人们很容易接受由此产生的好的结果，而对坏的结果感到恼怒。如果他当时从食品商店出来之后走的是另一条路？如果他在路边没有看见帕姆，没有请她搭车？如果他没有看见她的药瓶？如果他不关心，或他当时大发脾气把她赶走？她现在还会活着吗？如果她的父亲能够多一点理解，她不离家出走，他们就永远不会相遇。那样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如今这一切都真的发生了，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一切都是偶然事故？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切你都说不清楚。也许，如果他是上帝，从天上看到地下的一切，那这些事情也许都符合一定的模式，但从事情的内部来看，可能它本身就是如此。凯利这样考虑着，思索着，你做了最大的努力，想从你的错误中知道什么时候下一个偶然事故会对你发生。但是那有什么意义吗？他妈的，难道每样事情真的有什么意义吗？这对一位躺在病床上的前海军帆缆军士长来说，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

“莎拉，你一点错也没有。你给了她力所能及的最大帮助，你怎么能改变这一切呢？”

“可是，凯利，我们本来已经救了她！”

“我知道。我把她带来这里，是我粗心大意，不是你。莎拉，每个人都对我说这不是我的错，现在你来说是你的错，”他脸上带着苦笑。“这会令人迷惑不解，但有一点是清楚的。”

“它不是偶发事故，对吗？”莎拉说。

“对，不是偶发事故。”

“看，那是他，”奥雷亚小声说，继续用双筒望远镜盯着远处的黑点。“正像你说的那样。”

“让我看看，”一位警察在黑暗中说道。

这只不过是凑巧，这位军士长对自己说。所说的人在多尔切斯特县有一个玉米农场，但在玉米行之间他栽种的是大麻。正如俗话所说，这样做既简单又有效。有了农场，当然就有仓库和外围建筑和私人住所。他们是聪明人，不想把他们的产品用货车运过海湾大桥，因为那里在夏天交通时常堵塞，而且有一位眼光锐利的过桥收费员在一个月前曾帮助州警局逮捕过一帮人。对他的朋友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必须停止走这条路线。

所以，他们采取了船运。这一天赐良机使得海岸警卫队有机会加入一次搜捕行动，以此来提高他在警卫队员眼中的地位。他将他们作为诱饵杀死安吉洛·沃雷诺之后，就不再会出什么问题了，查伦警官在驾驶舱内这样想着，脸上露出了微笑。

“现在逮捕他们吗？”奥雷亚问道。

“好。他们要交货的人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中，这一点现在还不要告诉任何人，”他补充道。“我们不想把他们泄露出去。”

“没问题。”这位航海军士长加大油门，向右转动舵轮。“大家注意，准备行动。”他对船上的人员说。

这条四十一英尺快艇后面的主机加大了马力，隆隆的柴油机的轰鸣使快艇上的指挥官感到十分兴奋，小巧的钢质舵轮在他手中震动着，快艇沿着新的航道稳定地向前冲刺。令人感到有趣的是，这一行动来得如此突然，使大家觉得十分惊喜。虽说海岸警卫队是水上主要的执法机关，但他们的主要活动却一直是搜寻和救援，警卫的作用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奥雷亚觉得这种情况实在令人郁闷。过去两年间，他曾经发现几个警卫队员抽过大麻，至今队员们仍在谈论他当时生气的样子。

现在目标已看得较清楚，是一艘三十英尺长的海湾渔猎船，在切萨皮克湾里这种船很多。它使用的是一种老式马达，这意味着它的速度不可能超过警卫队的快艇。奥雷亚面带笑容，心里想道：尽管那船伪装得很巧妙，但拿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作赌注，毕竟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我们要尽量显得自然些，像平常一样，”警察小声说。

“请集中注意力，警官先生，”奥雷亚回答。船上的警卫队员都警觉起来，大家都掏出了武器，但表面上仍不露声色。船的航线正对着他们的托马斯角巡逻站方向。船上的人没有一个向后张望，即使那条船注意到了他们，也会以为他们正在驶回自己的驻地。现在只有五百码距离了。这时，奥雷亚猛然加大油门，把航速提高了两三节。

“看，英格利希先生！”一位船员说道。另一艘四十一英尺快艇正从托马斯角巡逻站的方向开过来，直奔灯塔方向行驶。

“那条船上的家伙实在不够聪明，是吧？”奥雷亚问道。

“如果聪明，就不做违法的事啦！”

“是了，先生。”现在只剩下三百码了。那船的尾部露出一个人头，在朝这边张望。他似乎看见了小快艇那闪闪发亮的白色轮廓。那船上有三个人，看见快艇的那个人凑近身子对掌舵的人说了些什么。那情景有点滑稽可笑。奥雷亚可以想象出他们说话的内容：一艘海岸警卫队的快艇正在我们后头！我们要装作没事一样，也许他们的船在换班，看，那边又来了一艘……噢，不，我可不喜欢这种情况……尽量装傻，不动声色……我真的不喜欢这种情况。肯定没问题，他们的灯没有亮，巡逻站就在不远的地方，啊，上帝保佑！

是时候了，奥雷亚对自己笑笑，该是说：“噢，狗屎。”的时候了。正在这时，那船上的舵手转过身去，嘴巴一张一合，似在说什么。一个年轻的警卫队员看着他那个样子，不禁笑出声来。

“我想他们发现了我们在跟踪，艇长。”

“打灯！”奥雷亚命令道，驾驶舱顶上的警灯开始闪亮，但这使奥雷亚有点不高兴。

“明白了！”

那船见势不妙，迅速转向南面行驶，但刚出海的另一艘警卫队快艇立即追了上去，很显然这艘双轴的四十一英尺快艇的速度在这三艘船中是最快的。

“应该花钱买艘速度更快的船才对，”奥雷亚自言自语地说。他知道，罪犯也会从自己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而且买一条速度能超过巡逻快艇的船也并不是什么难办的事。这艘快艇就目前而言还算可以，用它追捕一条小渔船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只要那个傻瓜警察不反对就行。但是，这种轻而易举的事情不会永远存在。

那条船降低了速度，被陷在两艘快艇中间。英格利希准尉停在一百码之外，奥雷亚向它驶近。

“停船！”奥雷亚对着喊话器叫道。“美国海岸警卫队，我们要行使登船权进行安全检查。请船上的人都站到甲板上来。”

那些人就像刚刚输掉一场足球赛的队员，垂头丧气地走上甲板，他们知道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目前的处境，反抗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他们没精打采地站在那里，接受命运的安排。奥雷亚在想，这种情况究竟能坚持多久？他们中间是否有人会突然反抗？

两名警卫队员跳上渔船的甲板，接着快艇尾部也有两名队员上了那条船。英格利希先生也把自己的船靠拢。奥雷亚看到，这位准尉果然名不虚传，是一位优秀的船员，他也命令自己的船员出来帮忙，以防止那渔船上的人狗急跳墙，进行顽抗。那三个人低头站在那里，眼睛盯着甲板，心里在希望这真的是安全检查。奥雷亚的两个队员走进前舱，但不到一分钟便又走了出来，其中一人用自己的帽子装满了钞票、他把钞票倾倒在甲板上，接着又拍了拍自己的肚子。问题清楚了，船上有毒品，一共五块。

“让我们逮个正着，长官，”奥雷亚平静地说。

巴尔的摩市警察局缉毒组的马克·查伦警官靠在舱门上，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今天穿便服，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名身穿橙黄色救生服的海岸安全人员。

“你来处理吧，这事该如何登记？”

“日常安全检查，但在船上发现了大量毒品，”奥雷亚用讽刺的口吻说。

“完全正确，奥雷亚先生。”

“谢谢。”

“不客气，船长。”

他已向奥雷亚和英格利希说明了程序问题。为了保护他的线民，这次逮捕的功劳应该记在海岸警卫队员的名下，这并没使巡逻站的奥雷亚和英格利希感到不快。奥雷亚要在自己快艇的桅杆处或雷达室的上面印上一个胜利的标志，即一个五叶大麻的图形，让自己的队员们也有可资夸耀的东西。他们还可能在联邦地区法院出庭作证。但也可能没有这种机会，因为这些小盘商无疑会尽力找出一些哪怕是最小的理由给他们的律师。他们会放话说，告密者就是他们的收货人，而这些收货人现在碰巧又都失踪不见了。这样就使他查伦的工作变得轻松多了，并在毒品的生态结构中出现了一个缺口——生态结构是这位警官信口拈来的一个商业术语。至少在这一生态结构中，一个潜在的竞争者现在已经永远破产。查伦警官因此会受到他的队长的夸奖，他还可能收到一封美国海岸警卫队和美国检察署措辞华丽动听的感谢信，当然还有对这次机动、富有成效、没有牺牲告密者的逮捕行动的祝贺。我们最优秀的人物之一，他的队长将会再次肯定他的部下。你是怎么搞到这种告密人的？队长，这你难道还不清楚？我必须保护这些报告情况的人。当然，马克，我很了解，你只管继续好好干吧。

我将竭尽全力，长官。查伦警官心里美滋滋地这样想着，两眼凝望着正在下落的太阳。他甚至用不着去观看那些海岸警卫队员如何给嫌疑犯戴上手铐，同时又手拿那个塑胶封面的卡片向犯人宣读他们应享有的宪法权利。那些人一面这样做，一面脸上挂着微笑，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一场赏心悦目的游戏。此时此刻，对查伦警官来说，自然也是这样。

那些混蛋直升机到哪里去了？凯利自言自语地骂道。

从这次倒霉的任务一开始，每件事情都不顺利。皮克特平时都同他在一起，现在患了急性痢疾，躺在家里不能出来。所以他只好单独出来执行这次任务。这不是一件好差事，但任务很重要。他们必须一个小村庄一个小村庄地去查找。他一个人来到这里，小心谨慎地从臭水中爬上岸来。地图上说这是一条河，但它只有那么宽，凯利很难认为它能算得上是一条河流。

当然，这是他们要来的那个村庄。那些王八蛋。

他观察着，倾听着，心里在想，塑胶花，是他妈谁起的这个怪名字？

塑胶花是北越军队的一个政治行动小组或其他差不多称呼的小组的代号。这个小组还有其他几个名称，每个都互不相关。这个小组的成员当然不是凯利在印第安纳波利斯选举日所看到的那种选举工作人员，也不是河内专门培养出来的那些负责收买人心和替人洗脑的人员。

这个村子的村长可真是胆大包天，但实际上是个大笨蛋。现在他正在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凯利从远处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政治行动小组在半夜一点钟就到达了这个村子，他们以极其文明礼貌的方式走进每一个人家，最后唤醒了全村的所有农民，把他们带到村里的一个公共场所，让他们去观看那个被引入歧途的“英雄”村长和他的妻子及三个女儿。这一家五口人的双手都被反捆着，坐在肮脏的土地上，等待着全村人的到来。塑胶花的领队是一位北越军的少校军官，他用一种十分做作的声音请大家坐下。凯利离开他们的场地不到两百米，可以听到少校讲话的声音。这个村子的人需要好好上一课，让他们知道反对人民解放运动是多么地愚蠢。他们并不是坏人，只是被引入了歧途。少校希望透过这种简单的现场教育，使他们明白自己的行为是何等的错误。

他们首先开始处置村长的妻子，一共花去二十分钟时间。

我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才对？凯利对自己说。

他们一共有十一个人，白痴。这位少校可能是个残暴的色情狂，但随他一起来的十个士兵并不一定是清一色的政治坚定分子。他们可能是可以信赖的、经验丰富的和忠心耿耿的战士。但一个人怎么能对眼前的这种野蛮事情忠心耿耿呢？凯利简直难以想象，无法理解。但他们确实是忠心耿耿的，这一事实他不能忽视。

接应分队现在在哪里？四十分钟以前他就向基地发出呼叫，从接应基地到这里，直升机只需二十分钟就可到达。他们想抓住这位少校，小组的其他成员也可能有用，但他们一定要活捉这个少校，因为他知道这个地区的政治领导人的所在地。六周以前，海军陆战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作战，但没有找到这些领导人。塑胶花可能是对那次行动的一个反应，而且距离美军的基地这样近，显然是故意这样做的。那意思好像是在说：不，你们还没有把我们抓完，你们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

凯利想，他们的想法也许是对的，但这个问题远远超过了今晚的任务。

大女儿可能有十五岁。这个娇小瘦弱的越南姑娘的遭遇简直叫人难以述说，她坚持了二十五分钟，还没有死去。她那痛苦的哭叫声在场地上空回荡着，一直传到凯利所在的河边。他的双手紧紧抓住自己的CAR-15卡宾枪，他真想冲上去把那些混蛋杀光。

十名士兵分散站在少校周围，两个人站在他的旁边。他们轮流在场地边上放哨，以便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去亲自参加这次夜间的“晚会”表演。一个士兵最后用刀子刺死了那位姑娘。第二个女儿可能只有十二岁。

凯利竖起耳朵对着阴霾的夜空聆听着，希望能传来一架休伊式双叶旋翼直升机清晰的鸣声。空中有其他飞机的声音：一架155式飞机从海军陆战队军火基地向东飞去，一些喷气机尖叫着从头顶飞过，但这些飞机的鸣声还盖不过一个孩子的高声啼哭。他们有十一个人，而凯利只有一个人，即使皮克特在场，双方实力仍然十分悬殊，使他不能有所作为。他有一支15式卡宾枪，已装好一匣三十发子弹的弹夹，另一匣子弹倒着用胶带粘在其下面，另外还有两匣相同的子弹。他还有四颗手榴弹，以及两枚白磷燃烧弹和两枚烟幕手榴弹。他最致命的东西是他的无线电通话器。他已经喊过两次话，并收到了回话，命令他原地待命。

待在基地说这些话是很容易的，难道不是吗？

那女孩子也许才十二岁，这么年轻，竟得忍受这样的折磨，也许这里是没有年龄界限的，凯利对自己说。然而，他孤身一人，永远也改变不了目前的局面，而且把自己同这家人一起葬送掉，也丝毫没有任何意义。

这些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难道他们不是人，不是士兵，不是像他一样的职业军人吗？难道有什么事情会那么重要，以致使他们把人性人道抛弃不顾吗？他所看到的一切是不应该存在的，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然而，它就在你眼前发生着。远处的炮声继续不断，在向着一条据认为的供应线狂轰滥炸，头顶上的飞机陆续飞过，海军陆战队也许正在攻击某个地方，比如说一个空无一物的树林，因为那一类地方常常就是打击的目标。敌人在这儿，为什么不朝这里打击？但是，那样也毫无帮助，不是吗？这些村民们已将自己的生命和家庭作为赌注，押在了某种行不通的东西上面。也许那位少校认为，他以这种生动的方式消灭一家人的生命，而没有用最有效的方式结束他们的生命，还是很富有仁慈之心呢。另外，死人不会讲故事，但他却希望这个故事流传下去。恐怖是他们利用的东西，而他们很会使用恐怖这种手段。

时间在流逝，既慢又快。现在那个十二岁的女孩子也停止了哭声，被丢到了一边。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女儿只有八岁，凯利从望远镜中可以确定她不过这个年龄。那些狂妄的暴徒，生起了一堆大火。他们不会让任何人错过这种机会，是吗？

只有八岁，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大声哭喊。凯利看到卫兵又换岗了，两个哨兵从村边上移到了场地的中心。政治行动小组的成员在休整假期间不能像凯利那样可以到台湾去。距离凯利最近的那个人还没有机会观看这次夜晚“晚会”，也许是他不愿意。那位村长没有更多的女儿，这第三个小女孩可能要由少校亲自处置了。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位少校自己还没有亲身体验过一个，这一定使他感到十分沮丧。士兵的眼睛都在注视着场内，在观看他们的头目今晚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表演。那位士兵的眼睛也朝场地中心张望，但他今夜没有机会了，也许下一次吧……但至少，他可以从远处张望。凯利看着这一切，怒火中烧，这天夜里他第一次忘记了自己的任务。

凯利在湿润光滑的地上，悄悄地、迅速地向前爬行，他把身体尽量放低，他越爬越近，火边传来的哭声在驱使着他，把他拉近，拉近。

你早该如此了，约翰。

那时不可能。

啊，他妈的，现在同样不可能！

正在这时，命运之神带来了休伊式直升机的吼声，可能不止一架，正朝着东南方向飞来。凯利先听到飞机声，悄悄站起身，摸到那个哨兵的身后，拔出了刀子，一刀朝那士兵的后脑刺去，接着用力向下一拉。那是颈椎和脑髓交界的地方。这种刺杀法是他在一次讲课中听来的。广场中间的人没有听到他的响声。他像一个螺丝刀一样将刀扭曲了一下，另一只手迅速堵住那士兵的嘴。这方法很奏效，那人的身体立即不动了。他轻轻把他放在地上，不是出自人道的考虑，而是避免弄出声响。

但是，天空仍有声响，直升机已飞得很近。那位少校抬起头。转向东南瞭望，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他立即命令他的士兵集合，接着回头一枪朝那孩子的头部射去。与此同时，一个士兵也离开了她，前去集合。

几秒钟之后，这班人便集合好了。少校迅速点了一下人数，少了一个。他朝凯利方向看去，由于他的视力长时间被火光照射，对黑暗不能马上适应，他只看到空中闪动的光谱。

“一、二、三，”凯利一边拉出一颗手榴弹的栓线，一边口中念念有词。第三特种大队的小伙子们割断了他们的引线。你永远不知道工厂的老大妈会做什么。他们的引线整整要燃烧五秒钟，就在他喊三的时候，凯利扔出一颗手榴弹，那金属在橘黄色的火光中一闪，不偏不倚，正好落在那群士兵的中间。凯利也随即趴在地上。他听到敌人惊恐的叫声，但为时已晚，谁也帮不了忙了。

手榴弹炸死炸伤十个士兵中的七人。凯利手持卡宾枪对准第一个士兵的脑袋连发三枪，他顾不得观看天上被映红的云彩，这是他的职业，而不是习惯。那位少校仍然活着，躺在地上，还想用手枪瞄准射击，接着他的胸口又连中五弹。他的死亡是这个夜晚的一个胜利。现在凯利唯一要做的就是生存，他今晚采取了一次愚蠢的行动，把谨慎小心当作了敌人。

凯利跑向右边，卡宾枪举在手中。至少还有两名北越士兵在运动，他们全副武装十分愤怒，而又迷惑不解，所以没有逃走。空中的第一架直升机是一架照明机，正向地下投掷照明弹。凯利骂了一声，此时此刻，黑暗才是他的朋友。他看见了其中一个北越士兵的身影，用枪瞄准了他，同时把他的子弹全部射向这个正逃跑的士兵。他继续向右运动，一面换上另一梭子弹，向四周扫射，希望击中另一个士兵，但他的目光停留在了村子中央的那个场地。村民们在四处奔跑，有些人可能被他的手榴弹炸伤了，但他眼下顾不了那些。他的目光停在了那些受害者的身上——糟糕，他的目光因停留在火光上时间太久，离开后仍有一些黄蓝色的可怕景象在眼中闪烁，损坏了他在夜间的视力。

现在他听到一架休伊式直升机正隆隆地降落在村庄附近，那声音几乎盖过了村民们的嘶喊。凯利躲在一间房屋的后面，眼睛仍向外张望，希望避开火光以图恢复视力，看清周围的人们。至少还有一个没有受伤的北越士兵在活动，当然他不会朝着直升机发出响声的方向跑去。凯利继续向右运动，不过现在放慢了速度。他旁边的一间房屋与另一间房屋之间大约有十米距离，在火光的照耀下像一条光亮的走廊。他先看了一眼屋角，然后飞快地跑过去。这次他的头是低着的，看见一个晃动的身影。他正要回头再看，脚下却绊在什么东西上面，他跌倒了。

他的周围尘土在飞扬，他弄不清声音来自何方。他身体向左滚动，避开飞来的子弹，但却使自己接近了火光一边。他接着又弯着腰向后退去，碰到了房屋的墙上，眼睛狂怒地搜寻着那子弹射来的方向。啊，在那边！他端起卡宾枪，正欲射击，两颗子弹射中了他的胸膛。他身子一晃，又是两枪，他手中的卡宾枪被打烂了。再次睁开眼时，他已经仰卧在地上，村子里静悄悄的。他想翻身站起来，但只感到疼痛而动弹不得。接着，一支步枪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胸口。

“在这儿，少尉！”接着又听见一声：“医务兵？”

他们把他拖向火边，他感到世界在转动。凯利的脑袋无力地歪向左边，看着士兵们在清查这个村子，其中两人缴下北越士兵的枪械，并在检查他们。

“这个还活着，”其中一人说道。

“哦，是吗？”另一个离开那个八岁女孩的尸体，走了过去，用枪口对准那个北越士兵的脑袋又开了一枪。

“嘿，哈利？”

“你把那个杂种打死了！”少尉吼道。

“看他们干了些什么，长官？”哈利也大声吼道，说完弯着身子呕吐了起来。

“你怎么回事？”医务兵问凯利，他不能回答。“嗨，他妈的？”他又仔细看了一眼，“喂，这个人像是向我们喊话的那个。”

一个人走了过来，可能是指挥这一直升机突击小组蓝队的少尉军官，他肩上的大臂章说明他们是第一空降师的人。

“少尉，好像都搜遍了，还要搜查村子周围吗？”一个年长的声音在问。

“都死了？”

“是的，长官。”

“你是谁？”少尉问道，回头看着凯利。“疯狂的海军陆战队员？”

“海军！”凯利喘着气，几滴血溅在医务兵身上。

“什么？”欧图尔问道。

凯利的眼睛睁大了。他的右手迅速伸向胸部，同时偏起头看着屋内。桑迪·欧图尔坐在屋角，正在一盏灯下读书。

“你在这里做什么？”

“在听你说梦话，”她回答道。“这是第二次了。你知道，你确实应该……”

“是，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