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2年2月底开始，战俘问题出现了极为险恶的局势，此时共产党已认识到美国不会对任何战俘进行强行遣返。杜鲁门公开宣布了这一决定，他在回忆录中解释说：“正如过去我一贯坚持那样，我们决不能抛弃站在我们和自由这一边的南朝鲜人。因此，我现在拒绝同意违背战俘的意志而把他们送回共产党统治地区去的任何解决办法。”2月27日，参谋长们把这一决定传达给李奇微，并把它称为“美国政府的最后立场”，这一点务必要坚持，“不得使用任何借口”。李奇微接到命令要对战俘进行甄别，对那些他认为一旦回到共产党控制下将有生命之虞以及那些强烈抵制遣返的人，解除他们的战俘地位。这些经过重新分类的人将同其他战俘分开关押，他们的名字也将从提交给共产党的战俘名单中取消。然后，共产党将被告知，联合国军已经准备好在重新订正的名单的基础上进行全体对全体的交换。联合国军认为，此举是被迫所为，因为共产党不接受在公平基础上的自愿遣返。现在共产党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他们想通过人为制造混乱，谋求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

为了说明背景，有必要简单概述一下战俘问题的情况。一个主要的问题来自这一事实，即联合国军在很短的时间内俘虏了异常众多的战俘。1950年8月，联合国军关押着不到1 000名战俘。但至11月，随着进攻仁川和向北朝鲜迅速推进，战俘总数增加到13万人以上。照管这些人就成了极大的后勤和行政管理问题。虽然战俘们开始时还算合作，毫无疑问地脱离了战事，但是把他们安置在仁川和釜山地区就会构成安全问题。1951年1月，中国人进行的干涉把联合国军赶到汉城以南很远。这时，出于安全原因，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把这些战俘（此时数量已为13.7万人左右）运出朝鲜，甚至可以运往美国。他说：“战俘们温顺合作，愿意完成分配的所有任务。”由于他们还不适应与美国人同样的生活标准，可将他们安置在普通的设施，伙食也可低于“西方标准”。参谋长联席会议出于未加宣布的原因，拒绝了这一请求，但他们的确敦促麦克阿瑟把战俘从作战地区转移出来，也许可以转移到冲绳岛以南的琉球群岛去。

结果表明，麦克阿瑟百事缠身，在1951年4月被解职之前，他在战俘问题上毫无作为。他的继任者李奇微将军决定把战俘转移到不甚称心但是现成可用的巨济岛上去。这是离陆地以南数英里之远的一个岛屿，面积约150平方英里。巨济岛一片荒山乱石，几乎没有适于建造战俘营的平地，岛上还挤满了大约20万当地居民和战争难民。李奇微认为这是“无奈的选择”，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安置这些战俘。

巨济岛真是天造地设的麻烦之地。美国宪兵建造了四块宽广的、由铁丝网围起的场地，每一块场地依次又划分成8个战俘营，这些战俘营中拥挤着13万名朝鲜战俘和2万名中国战俘。每一座战俘营原打算关押700至1 200名战俘，但战俘人数很快就超过其容量达5倍之多，甚至战俘营之间的空地最后也被用来容纳战俘。韩国军队还认为，巨济岛是便于打发那些不胜任打仗的士兵的场所。这些素质极差的警卫部队加剧了这里的紧张局面。

在中国和北朝鲜领导人看来，战俘营是战场的延伸。军事情报人员从审讯战俘以及缴获的文件中发现，共产党组织了专门机构来领导战俘们继续战斗。隶属于北朝鲜人民军司令部的这一机构的使命有二：训练特工人员，让他们故意被俘虏，这样他们就能在战俘营中担负具体的领导使命，并为在板门店的共产党谈判人员提供情报；这些特工人员还专门奉命在战俘中进行宣传，大意是战争将以朝鲜统一于共产党统治之下而告终，联合国军的撤出近在眼前，还保证战俘们返回故土时会得到“高度尊重和照应”，以诱惑他们自愿遣返。

如果劝说无效，干部们就通过殴打、私刑甚至“处决”不同意见者以执行纪律。至1952年初，共产党在巨济岛已经有了一个事实上的影子政权，随时待命而动。

1952年2月，当联合国军警卫部队正开始甄别战俘，以判定哪些人愿意遣返时，情况出现了。正如李奇微所预料，大多数人不愿意回到中国或者北朝鲜。甄别组来到了第62号战俘营，这里安置着约5 600名战俘，处于特别干部的严密控制之下。2月18日上午，当美国警卫人员进入该营时，遭到了大约1 000至1 500名朝鲜人的袭击。他们挥舞着原始而足以致命的武器——钢头长杆、刀子、连枷、棍棒甚至一两支自制火器。联合国部队开了火，当场打死55名战俘（后来又有22人死亡），打伤140人。联合国军的损失是1人死亡，38人受伤。

五天之后即2月23日，共产党把这一事件放到了世界的宣传讲坛上，抗议“残暴屠杀我方大批人员的血腥事件”。联合国军当然拒绝了这一指责，但是共产党继续谴责这一“屠杀”行径。第8集团军司令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以弗朗西斯·多德准将替换了战俘营司令，但是骚乱和事件仍在继续，战俘们用鲜血在请愿书上签名，并在身体上刺上反美口号。这些插曲为共产党声称联合国军以暴力阻止俘虏们选择回国的说法提供了少许的表面依据。

与此同时，在4月中，一个出乎预料的事态发展标志着谈判僵局有可能发生破裂。联合国军谈判人员被要求估计在甄别之后可能交还多少名战俘，他们对共产党说，预计约有11.6万人。这一数字显然大于共产党的预料。敌方建议恢复甄别以准备一份将要交还的战俘的“最后名单”，进一步的讨论将接着进行。

使共产党沮丧（同时各种证据都表明联合国军也大吃一惊）的是：接受询问的106 376名战俘和被拘留的平民中，只有31 231人愿意返回。巨济岛上的另外44 000万人或是拒绝接受甄别，或是由于共军控制着战俘营而无法与之交谈。这样，联合国军就通知共产党方面，大约只有7万战俘将要返回。

这一消息使共产党谈判人员大为震惊，他们不得不以极大努力保持他们的镇静。第二天即4月20日，共产党说7万这个数字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中止了会谈。

杜鲁门政府决定再做一次妥协努力。几星期以来，李奇微将军和国务院、国防部官员之间，围绕着他向共产党谈判团头目南日将军直接提出“最后方案”的方式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杜鲁门总统做一个同步的公开广播讲话可以向世界舆论表明，联合国军是准备做出让步的，只要共产党真的希望和平，和平就在手中。战俘问题的争议之后，会谈中断了，这促使杜鲁门在经过调整的基础上继续搞“最后方案”。（此“方案”历经了太多层次，以致没有必要在此具体罗列。）

4月28日，乔伊海军上将向敌方发起了挑战，要求他们“同我们一起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解决方案”。美国提出了一项让步：将“不限制……修复和重建机场”。作为交换条件，它要求共产党同意美国在组成中立国委员会以监督和平及交换战俘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也就是说，苏联不成为委员会成员）。“如你们所知，”乔伊说，“我们在战俘问题上的立场是用1.21万名……我方的人，来交换大约7万名你方的人。”

使乔伊惊讶的是，美国的建议像“石沉大海”。共产党短暂休会，然后南日将军声明说：“我方看不出你方的建议……真的能对全面解决所有遗留问题有何助益。”乔伊回答说，这方案是“最后的和不可更改的”，于是南日提议无限期休会。

会谈的中断并没有吓倒乔伊，他知道南日不同北京和平壤的上司商量是不能做出政策决定的。5月2日当共产党重返会议桌时，南日长篇大论地强烈指责联合国军的建议，然后以他所谓的一项重要让步为结束：共产党将放弃他们迄今所坚持的要苏联作为“中立国”委员会成员这一点。但是他也有自己的条件，也就是他所说的在战俘问题上“合情合理的妥协”。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南日要求归还13.2万名战俘，坚持不能有中国士兵留在联合国军的控制之下。他的“让步”就是共产党可以不再过问那4 4000名曾被迫加入共产党军队的前韩国士兵。乔伊回答说，联合国军的方案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个别的因素不属讨论之列。这样，他就正式拒绝了共产党的建议。

共产党这一行动的意义在于，他们现在准备把整个停战系于一件事情之上，即强行遣返战俘。为避免承担停止会谈的责任，乔伊同意在同华盛顿磋商之后，在几天之内回来进一步讨论共产党的建议。但是杜鲁门总统不打算做出任何新的让步。他在一项冗长的公开声明中说，联合国军已经为和平做出了真诚的努力，向共产党提出的方案是公正的。对于战俘问题，杜鲁门措辞坚定：“我们不会以让生灵遭受屠杀或奴役来换取停战。”

现在共产党已经画了一条界线，他们打算坚守此线，并依赖世界舆论来迫使联合国军进一步做出让步。他们的主要武器是巨济岛战俘营中的地下干部，这些战俘营同平壤的共产党最高司令部有着几乎瞬息相通的联络。这些干部惯于惹是生非，这对美国军方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例如，在4月末，情报人员得到消息：共产党有一个计划，企图劫持巨济岛司令多德将军并扣为人质，迫使联合国军做出进一步让步。这一计划的产生与共产党拒绝联合国军关于战俘交换的建议同时发生。这场战争中最难以置信的一场插曲即将展开。

尽管情报机构已警告说战俘们打算捕获他，多德将军还是落入了共产党股掌之中。5月7日，他同意会见第76战俘营的领导者，众所周知这个战俘营处于好斗分子控制下。多德和一名助手威尔伯·雷文中校站在敞开的大门外，倾听着老生常谈的关于伙食、衣服以及医疗方面的抱怨。他们忽视了或是没有注意到大约20名战俘倒完了厕所污物桶之后正走回营房，这就是所谓的“粪桶细节”。这帮人突然扑向多德和雷文，抓住将军把他带进了战俘营里。雷文努力抓住一根门柱，并一直坚持到援兵赶来，从而免于被俘。但是共产党战俘现在抓住了他们的头号俘虏。

事有凑巧，插曲发生的这一天，正是马克·克拉克中将抵达日本接替李奇微将军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同一天。

这样，未来几天美国采取行动的责任就要由李奇微（在他实际离开远东之前，还是最高司令），克拉克（他不太相信有机会立即解决此问题，但是他对李奇微的行动没有发言权）和第8集团军司令、多德的顶头上司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来分担了。对于如何对付这场危机，每位将军都各有见解，其结果是彼此都心怀不满。

克拉克本能的反应是“让他们去扣留多德这个愚蠢的狗崽子好了，然后开进去夷平这个地方”。他在回忆录中说：“你别跟战俘谈判，尤其是狂热的共产党战俘，尽管被俘了，他们还认为自己是战斗人员。”李奇微有此同感。作为一名士兵，多德在他投身自己的职业之时，已经接受了死于非命的风险。“在战争中，”李奇微说，“一位将军的生命并不比一位普通士兵的生命更宝贵。……如果为了拯救一位军官的生命，我们就放弃士兵们为之牺牲的事业，那么我们对那些把生命托付给我们的士兵就犯有背叛罪行。”

但是范佛里特却另有想法。他立即飞往巨济岛，并听取了战俘们初步的要求（由多德那里传来）。他们希望承认“战俘联合会”作为战俘们的发言人，并要求在几个战俘营之间建立电话和吉普车通信联络。范佛里特刚抵达巨济岛，李奇微就立即要他改变做法。他下令一个坦克营立即赶到该岛：“如果赤色分子拒不执行我方要求，或者进行拖延，我就决定开枪射击，而且绝不手软。”

对李奇微的命令，范佛里特按兵不动，一是因为坦克来迟了，二是由于李奇微称之为“其他我不大清楚的原因”（此说基于他本人的回忆录。读者应理解，三位将军对于应该如何处置巨济岛之事，看法各有不同）。多德送出了一份信函（给他的继任者查尔斯·科尔森准将），其中列举了对于联合国军警卫人员杀害和打伤战俘的长长指控。共产党写的这一声明还包括所谓多德承认战俘营当局这些行为“有罪”。

科尔森已下令他的部队和坦克准备于5月10日上午10时开进战俘营，但是共产党打断了这些行动，他们送出一份清单，要求美方承认无数的罪行。在急就而成的粗糙译文中，这些要求的要点是：

立即停止你们军队的野蛮暴行、侮辱、拷打、强迫写血书、威胁、监禁、大规模屠杀、枪杀和机枪扫射、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用战俘进行原子弹实验的做法。

立即停止对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毫无道理的所谓遣返。

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行（甄别）。

李奇微认为，这些要求是要联合国军司令部“对赤色电台一直针对我们进行的每一项疯狂的、毫无根据的指责表示服罪”，遣返政策“也将立即在板门店联合国军谈判人员那里胎死腹中”。不幸的是，李奇微并不在场。科尔森把上午10时的最后限期一直耗到晚上，然后签署了一项答复，等于是承认了共产党的指控：

……我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许多战俘被联合国军杀害和打伤。我可以保证，今后战俘们可指望在本战俘营受到符合国际法准则的人道待遇。我将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尽一切可能防止再度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如果今后再发生此类事件，我愿承担全部责任。

在接下来的24小时之内，共产党还争论不休地想得到更进一步的认罪。后来他们在5月11日晚上释放了多德，他已经被扣押四天多了。第二天，克拉克将军指责这一“供认”是“纯粹的讹诈”，并说对于科尔森和多德所做的任何让步“都应当做出相应的理解”。

多德在他对报界的声明中说，“战俘们提出的要求是微不足道的，战俘营当局做出的让步也无关紧要”。范佛里特的说法与之也很相像。

克拉克看法不同，而且把这看得很重。诸如“我可以保证今后战俘将受到人道的待遇”这种措辞都表示过去是有过虐待的，对“不再进行强行甄别”的允诺是在承认某种莫须有的事情。虽然在事件发生期间，报界被隔离在巨济岛之外，但是共产党还是很快公开了联合国军的“认罪”，他们的谈判人员以此在板门店来奚落联合国军谈判代表。

尽管第8集团军的一个委员会已开脱了多德和科尔森的任何过错，但是克拉克仍召开了另一场调查会议，建议把两位将军降为上校军衔。陆军部批准了这一建议，多德和科尔森的戎马生涯实际到此结束。

接着，联合国军就着手打破共产党对战俘营的控制，粉碎他们所谓的领导层，把战俘们疏散到更小、更安全的营房里去。巨济岛新任司令官海登·博特纳准将曾在亚洲服役10多年，他知道必须坚决而逐步地加强纪律。他依靠书面命令（以正式戳印为证）而不是口头命令。作为第一步试验，他命令中国战俘从营房中撤掉共产党旗帜和斯大林塑像，给他们规定的期限是第二天中午。中国人没有照办，于是步兵和两辆坦克在中午准时开进战俘营，拆毁了塑像和旗帜，并在五分钟之内撤走。这一果决行动旨在向中国人表明，博特纳说话是算数的。

当新任司令准备把共产党战俘迁移到新营房去时，他同样下达带有限期的书面命令。中国人传话过来说，他们不会自愿搬迁的。博特纳对此问题不予讨论。“战俘是不能谈判的。”他宣称说。他派出伞兵部队和五六辆坦克开入战俘营，有条不紊地粉碎了抵抗。他的部队使用了震荡手榴弹和催泪毒气。战斗进行了两个半小时，战俘们猛掷“莫洛托夫鸡尾酒”（灌满汽油的瓶子，以布条为引信）、长矛（杀死了一名美国人）和石块；31名战俘死亡。等到骚乱平息，共产党的“发言人”坐在地上被拖出营房，战俘们列队走进了他们的新营地。联合国部队发现了令人惊愕的武器库存：3 000支长矛，1 000个“莫洛托夫鸡尾酒”，4 500把刀子，不可计数的棍棒、斧子、铁丝鞭子和锤子。他们还挖出来16具被杀害的战俘尸体。

几天之后，博特纳在严密的安保措施下，同几名战俘“代表”进行了谈话，通知他们关于他打算要实行的营规。一名以前曾经宣称是“领导人”的年轻战俘“对着我狂呼乱喊，我平静而客气地让他闭嘴（博特纳会说流利的中文）。他不听，我就命令警卫把他带到单人囚禁室去，他在那里度过了其余的囚禁时光”。

巨济岛事变就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