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下属军官们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对麦克阿瑟的证词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分析。他们一致认为的质疑要点是，麦克阿瑟反复断言他们曾经“同意”1951年1月12日提出的四点行动计划，即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实行海上封锁、取消对在“满洲”进行空中侦察的限制、取消对中国国民党部队行动的限制。麦克阿瑟曾强调，他感到这些步骤就是既定的政策。他是否有可能在1月中旬，当劳顿·柯林斯将军在东京向他概述这些选择方案时产生了误解？不，柯林斯将军回答说，相反地，他曾直接向麦克阿瑟宣读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文件，以避免任何由其他参谋人员做出错误解释的可能性。如果麦克阿瑟没有认识到这一备忘录是“选择方案”，那则是他的过错，而不是华盛顿的过错。这样，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别无选择了：他们必须来完成一项令人生厌的任务，表明一位民族英雄错了。

5月7日星期一，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为军方打头阵。他开始说，他竟不得不“几乎是直接针对麦克阿瑟将军的许许多多见解和行动”来作证，这是一种“令人痛苦的需要”。他把将军称作是“陆军军官弟兄，我极为尊敬的人”。接着，他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对麦克阿瑟进行了驳斥。

首先是麦克阿瑟所声称的，马歇尔曾经压制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把台湾交给中共、给予中共以联合国席位之事的反对意见。麦克阿瑟是在评论杜鲁门总统打算在3月底发布的和平宣言时，说了这番话。马歇尔作证说，政府实际上提出的是，美国将“不反对讨论这些问题”。他接着说，美国的长远政策是“抵制把台湾交给中共，并反对给予中共在联合国的席位”，不存在“对于这一政策的任何背离”，美国要把这两个问题排除在停战条件之外的决定也没有动摇。把这些问题列入讨论日程是一种现实的决定，因为其他各方肯定也会提出来的。但是对其进行讨论，并不就等于同意。

关于1月12日选择方案，马歇尔对于1951年初严重的军事形势，以及当时美国“面临着不得不把我们的部队从朝鲜撤出这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做了冗长的说明。麦克阿瑟所援引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方针是作为权宜之计提出来的，“一旦这一可能性日益临近现实时”才能考虑付诸实施。差不多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送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审阅的同一时间，军事局势随着李奇微重新取得主动而有了急剧的改观，这样就没有必要把这些方案的任何一条付诸实现。“这些拟议中的行动方针中，没有一条被我或被任何高一级权威否定过或是不赞成，”马歇尔肯定地说，“在参谋长们看来，就这些选择方案做出最后决定，这在当时根本就是不必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明智的。”

在接着的几天中，其他各位参谋长对马歇尔关于1月12日文件的说法也加以响应。最详尽的讲话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他说，参谋长们早在1950年11月底，就领导着参谋部的一个委员会研究一旦美国和中国卷入全面战争时可能采取的行动。委员会的结论报告序言中阐述了这种限定的偶然性，但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后的备忘录中，不知为何这些限制性语言被删去了，只剩下一个说明，说所列行动方针已被“暂时同意”（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但是在布雷德利看来（还有他的同事们后来说），有一点是绝对清楚的，即这份备忘录仅仅是一份“研究报告”，而不是给麦克阿瑟的一项命令或全套指示。备忘录里没有一处说过这些决定是最后的决定。

马歇尔从本质上不同意麦克阿瑟关于如何进行战争的几乎每一个论点，他也不苟同麦克阿瑟所相信的看法，即将军提议的针对中国的行动将不会导致扩大战争：

他（麦克阿瑟）想让我们接受的风险不仅涉及扩大同红色中国的战争，而且涉及同苏联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他想让我们这样做，而不惜付出失去我们盟友和损坏全世界自由人民联盟的代价。他想让我们这样做，而不顾这种行动的后果将会把西欧暴露给苏联的攻击，他们的数百万大军已在中欧和东欧待命而动。

马歇尔接着说，一位使命有限的战区司令官同总统、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存在根本分歧，后三者“必须把我们在地球一个部分的利益和目标同另一个地区的利益和目标加以衡量……以便得出最佳的总体平衡”。

马歇尔认为，“一个战区司令官竟会变得对于他自己的目标如此全神贯注”，以致他从上级机关接到的命令“也不是他自己心目中的东西”，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军事史上充满了这样的例子。但是麦克阿瑟这件事中的新奇之处，是那种“绝无先例的局面，即一个战区司令官对美国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公开表示不满和不赞成”。马歇尔接着说明了杜鲁门总统把麦克阿瑟解职的根本原因：

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发展到了不赞同美国既定政策的严重地步，以致人们严重怀疑是否还能允许他行使决定权，而这种权力是由正常的指挥职责赋予一位战区指挥官的。在此情况下，别无他法，只能把他解职。

其他各位参谋长也都严格地以军事上的理由，依次确认他们支持把麦克阿瑟解职的决定。没有人指责他违抗军令。事实上每个人都坚持认为，他的各种言论日积月累的效果（在3月24日他致中国人的逼降最后通牒和致马丁的信件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使得总统别无选择。虽然对麦克阿瑟的某些战术行动批评甚多，最突出的是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的分家，但是参谋长们似乎不大愿意对一位战地指挥官的判断表示疑问（尽管柯林斯和布雷德利都坚持说，他们的部署本来可以有所不同）。与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交锋时，柯林斯在对于麦克阿瑟整个进行战争的方法的观点上却语焉不详。“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威利问道，“你是否愿意说，麦克阿瑟将军对于朝鲜战争的领导，可以同他……1941年至1945年在太平洋进行战争时建树的卓越成就相提并论？”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参议员。”柯林斯回答说。

“你愿意回答吗？”

“如果你坚持，我将回答它，但是我更倾向于不回答。”柯林斯说。威利没有坚持。

马歇尔使用了他证词中的最大篇幅，详细回顾政府限制朝鲜战争的决定，这是为了赢得时间，以调动足够的军事实力来对付苏联的任何行动，这一过程将一直延续到1953年。在作证过程中，马歇尔对麦克阿瑟当作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提出的若干断言表示了疑问。

在麦克阿瑟这些很成问题的宣称中，最主要的一点，恐怕就是中国国民党人的战斗能力问题。麦克阿瑟说起过这支60万人的大军只要得到美国的后勤支援，就完全能够对中国大陆采取行动。他对国民党人战斗威力所做的某些保留也只是用泛泛的言词加以表达，以致意义全无。然而，马歇尔对国民党人做了更为准确的描述。

麦克阿瑟曾经作证说，当他1950年8月去台湾时，他认为中国国民党军队是“出色的”。他们缺少卡车、大炮和其他“现代化精密装备”，但是他们“能够打造成一支非常出色的部队。……这支部队代表着60万第一流战斗人员的潜力”。

麦克阿瑟评价的根据是一次为期一天，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礼节性访问的现场观察。在从1951年听证会的记录里因保密而删除的证词中，马歇尔概述了1950年8月底由麦克阿瑟派往台湾的、一个由37名军官组成的调查组的调查结果。该调查组报告说，国民党人的“训练情况和装备情况，无论是地面部队、空军，还是海军，都十分差劲，以致他们不能被指望来防守该岛”。麦克阿瑟所说的“60万大军”，甚至都不能指望守住他们的大本营，更不用说到外国去打仗了。

在另一方面，麦克阿瑟低估了国民党人装备短缺的程度。没关系的，从60万人当中，总可以找到足够的武器和与其他装备，把3.5万至4万人的部队送往朝鲜。马歇尔却看法相反。“在目前台湾的情况下，”他说，“这样一支小部队代表的正是台湾防务的核心。要从台湾那里抽出这么一支部队来，即使它真是存在的话（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看来也是大成问题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把宝贵的美国装备浪费在国民党人身上。参谋长联席会议1950年11月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指出，“国民党军队在损失为他们（在同共产党打仗时）提供的装备方面的记录，使联席参谋长们更加不情愿为他们提供装备并在战斗中使用他们”。马歇尔不相信国民党一旦同共产党打起仗来能保持住士气，他们刚刚在几年前不光彩地败于共产党手下。

布雷德利将军甚至走得更远，说他们的士气是如此糟糕，以致他们一遇机会就可能会投诚到共产党那边去。布雷德利作证时说，如果一支共军能设法在台湾登陆，单靠国民党人的投诚，他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岛屿。柯林斯将军有此同感：“我们十分怀疑，我们能从这些中国人（国民党）那里比从南朝鲜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什么东西，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从中国大陆被赶出来的人。”

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不支持麦克阿瑟关于国民党人能对大陆发动任何有意义的行动的论点。马歇尔也认为：“如果没有我们被迫卷入去支持他们，国民党人并不具有持续进行一项行动的能力。”无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是中央情报局都看不到任何可能性——如果蒋介石试图返回大陆，还会得到有意义的民众支持。以他这些有限的实力，如果没有中国民众的支持，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成功。而布雷德利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里的问题在于，蒋介石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蒋在中国大陆有过很大的取胜机会，但是他没有取胜。在我看来，从军事观点来说，我不认为他现在能在领导中国人方面有多大的成就。

确实，（大陆的中国人中）某些人正在对共产党产生厌倦，而且现在比过去更忠于蒋介石。但是，在我看来，他并不处于能够聚集中国人民反对共产党的地位，即使我们能把他弄上大陆的话。

但是，联席参谋长们也认识到“松开蒋介石的链子”（按麦克阿瑟的说法）这一做法的吸引力。遵照院外援华集团的意见，他们没有排除考虑国民党针对大陆行动的可能性。布雷德利看不到“现在”就具有任何这种行动的能力。“他们的领导能力很糟糕，他们的装备很糟糕，他们的训练也很糟糕。当这些情况改善到一定的程度时，我认为这一问题可以再作考虑，再采取那项行动。”国务卿艾奇逊在几天之后作证，他对反攻大陆的行动甚至不加考虑。国民党人的“当务之急”是防卫台湾。“我认为你不能谈论任何他们做不到的事，这在目前毫无意义。”

所有这些证词都从向公众和报界发表的记录中删除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对有关蒋介石弱点的说法进行新闻检查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听任麦克阿瑟不准确的证词未受挑战地发表出去，就会把参谋长联席会议描绘成这样一伙人：他们不愿意在朝鲜使用一个应该是最适合战斗的盟友。但是把蒋的军队的真相捅出去，尤其是他的部队一有机会就可能投降变节，将会给北京带来不可估量的宝贵情报。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新闻检查对这些证词加以保密。

在20世纪50年代的其余时间里，甚至一直延续到60年代，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这个决定在美国公众生活中激起了反响。共和党政客们都在吵吵嚷嚷地谈论“松开蒋介石的链子”，好像只是一根管束的绳索使得这位国民党将军不能狺狺狂吠着去击溃共产党。事情并非如此。美国的链子并不是束缚了蒋介石，而是挽救了他。假如把它松开了，共产党人早就可以在短期内结束中国内战了。

马歇尔不赞成麦克阿瑟的战争策略，因为“它可能带来可怕的结果”。麦克阿瑟由于“一心想着朝鲜”，没有意识到华盛顿与盟国之间的问题，以及在联合国要保持多数这一“特殊的困难”。马歇尔更喜欢李奇微的方法，即给敌人“造成我们所能造成的最大数量的伤亡，以此不仅摧毁中国军队的士气，而且摧毁其整个部队结构”。

马歇尔说，从某个意义上讲，朝鲜的情况可以与1948年至1949年的柏林封锁危机相比，当时苏联人封锁了西方通往这个德国苏占区中孤城的地面通道。那时马歇尔任国务卿。马歇尔说，当时也几度出现这样的情况，围绕柏林的斗争“看起来也像是一种僵持局面，但是我们仍然保持镇定，而且最后赢得了体面的胜利”。“有些人想冲破俄国人的封锁来结束这种局面，尽管这可能会触发一场战争。……但是，只要存在着其他手段来实现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拒绝去冒这种风险。”同样地，在希腊，为挫败共产党起义的斗争用了18个月，而且政策批评家们说：“这是毫无希望的冒险……我们是在……浪费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马歇尔不能宽恕麦克阿瑟的行为。当一位军事指挥官写信给一位国会议员时，他——

必须相当谨慎。我曾经不得不写过成千上万封信……但是我想我从未使自己卷入过向有关党派的国会议员批评总司令的事情中去。……你一直在宣扬忠顺，你是在同这样一个组织打交道：其中一个士兵接到哪怕是一名上尉的一道命令，这命令会使他送命或负伤，但是他还必须服从。……这必须是本能的。好，如果这种例子在最高层却恰恰相反，那么你的情况就非常严重了。

我认为，如果麦克阿瑟将军自愿地应邀来这里同总统谈谈这许多事情，接触一下他听不到的反应，而不是以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在日本谈，这本来是可以使他获益匪浅的。

对于麦克阿瑟的具体计划，马歇尔根本不赞成。中国的广袤辽阔使得空袭无法进行。“你轰炸了一个沿海城市，或者是一个内地城市，我并不认为这就实现了多少目的。”日本人尽管把部队“遍布全中国”，也未能占据这个国家。马歇尔更愿意在朝鲜消灭中国人。第一支北朝鲜部队已经被麦克阿瑟吃掉，投入朝鲜的第一支中国大军“很大程度上被撕成几片，几乎要被消灭”；现在，中国新来的部队“已经确实被撕裂成几片，以致他们无法进行有效的行动，而且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仍不能有效行动”。没有一支军队能够继续承受中国人所遭受过的损失。

甚至在作证时，马歇尔就感觉到（而且已向参议员们如此指出），在未来几周中，美国的政策会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即政府不再需要解决用扩大战争来结束它的问题了。中国人将继续发动春季攻势，这一事实使马歇尔受到鼓舞而不是沮丧。李奇微的“屠夫行动”（见第十七章）在4月和5月初已给中国人造成极为惨重的损失。用马歇尔的话来说：

目前我们看到的最好可能性是……共产党继续发动进攻，并希望我们能有好天气，这样我们就能像过去两周中所达到的水平那样重创他们，也就是我们已经打垮了他们训练有素的军队的有生力量。

（布雷德利将军两周后在他的证词中同意这一点：“我相信，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在已经阻止了这一新年攻势之后去提政治条件，将会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这比我们在让他们知道无法把我们赶出朝鲜之前就去争取一项谈判和停火协议，要强得多。”）

对于麦克阿瑟甚至在同政府政策背道而驰的情况下也坚持要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一做法，马歇尔回忆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策上，同罗斯福总统经常发生的“困难处境”，以及他在国会委员会面前“经常处境难堪”的例子，但是“我真心认为，同我的总司令公然对立对我来说是灾难性的”。他同罗斯福私下争论；一旦决定做出，他就支持这些决定。麦克阿瑟本应也这样做，否则就应辞职。马歇尔举出另一个服从命令的例子：1916年，约翰·潘兴将军率领一支远征军进入墨西哥，追击变节的革命者弗朗西斯科·“潘科”·维拉。威尔逊总统希望只限于直接对维拉采取行动，而不愿冒同墨西哥发生全面战争的风险。他下令潘兴不得征用墨西哥国营铁路的列车，尽管那里没有其他运输工具。后来，潘兴在已经几乎要捕获维拉时又奉命撤回。潘兴虽然心中很沮丧，但是他没有对他的部下谈起过一句关于撤回的原因，更不用说对公众了。

马歇尔对麦克阿瑟所说的轰炸禁令给共产党带来了不公正优势的说法进行了争辩。在当时受到保密审查的证词中，马歇尔说：“我们部队（因不轰炸‘满洲’）在地面上损失的优势，实际上还比不上我们获取的好处，这些好处来自我们没有把薄弱之处暴露给敌方的空中攻击。”联合国在朝鲜的目标比较集中，中国的目标比较分散而易变。参谋长联席会议很担心“极易受到攻击”的釜山，这是朝鲜唯一的深水港，是联合国军军需供应的咽喉要道。“因为码头都紧挨在一起，船只也紧挨在一起，”马歇尔作证说，“供应品仓库只能分散到一定程度。”

马歇尔和各位参谋长都强调，共产党也在打一场有限战争。布雷德利在反驳佐治亚州参议员沃尔特·乔治关于中国正在打一场“全面战争”的说法时说：“他们还没有动用空军袭击我们的前线部队、我们的港口……我们在日本的基地或者我们的海军部队。”布雷德利认为，总的来说，“我们是在对自己相当有利的条件下打仗”。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也同意，他说“所谓的庇护所的事情，两边都在进行”。

在受到新闻检查的证词中，范登堡还为不轰炸鸭绿江以北提出了实际的理由。在边界以北的共军空军基地装备着用雷达控制的防空火炮群，“根据我们在鸭绿江一线的活动发现，这些炮火很准确”。美国也并不具备进行持续空袭的能力：

美国的空军……确实是一支小规模的空军，我们现在在那里执行这一战术任务的那些部队，实际上只是我们今天所能聚集的全部力量的四分之一。即使四倍于此的部队放在那里，对于广袤的中国来说也只是沧海一粟。

马歇尔说，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否决麦克阿瑟关于授权他立即轰炸“满洲”军事设施的请求，主要的威慑因素是害怕中国的报复性空袭。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在几天之后对此做了详尽阐述。如柯林斯所述，麦克阿瑟第一次要求轰炸权，是在第10军正通过兴南进行补给的时候。要是允许轰炸鸭绿江以北的话——

我们极为担心这样做，在从兴南撤退的这段危险的时间内，有可能会招致俄国飞机……还有可能是潜艇的袭击。部队乘坐商船从这样一个港口撤离是极易受到空中和水下袭击的。根据我的判断，这将是一个过于冒险的步骤。

同样地，参谋长联席会议出于对战后政治策略的考虑，也不同意批准对北朝鲜目标进行最大限度的轰炸。据柯林斯将军说，美国期待的是战争结束后出现一个统一的朝鲜，“而如果我们去轰炸他们的城市”，北朝鲜人就可能不接受它。

麦克阿瑟关于韩国军队是“极好的部队”的观点，无论是马歇尔还是军事参谋长们都不敢苟同。在受到严格新闻检查的证词中，马歇尔、布雷德利还有柯林斯都对韩国军队做了尖刻的评价。马歇尔说，在中国人最近的进攻中，韩国的一个师即第6师“完全溃不成军，实际上不做任何抵抗”。在第一次攻击之下，韩国军队就后退了18至20英里，“确实不进行任何战斗……这样，两边的部队都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在回答参议员约翰逊的提问时，布雷德利估计说，韩国军队在这一年来的11个月里，已经损失了足够装备10个师的武器装备。“他们每一次被中国佬击攻，”柯林斯说，“只是一味逃跑。”

马歇尔坚韧不拔地经受了一次磨难，那是有关他在中国担任总统特使和担任国务卿的年代里美国对华政策冗长乏味的提问，还有就是他对手令人精疲力竭的翻来覆去的提问。他一次又一次地谈起麦克阿瑟解职之前那些日子的事件，解释美国为什么不能接受在朝鲜使用蒋介石的部队。

马歇尔只有一次表现了他对麦克阿瑟的个人憎恶。在他作证的第七天，在他离开证人席之前几分钟，阿拉巴马州参议员约翰·斯帕克曼念了一则合众国际社的消息，其中报道了麦克阿瑟对于杜鲁门总统1月13日发给他的电报的看法。此电报承认，麦克阿瑟可能知道有必要撤出朝鲜，但是敦促他为了外交的原因要尽量坚持下去。麦克阿瑟的代言人（据合众社说）考特尼·惠特尼将军说，杜鲁门打算撤出朝鲜，并“把第8集团军当作失败的替罪羊”。斯帕克曼问道，马歇尔是否愿意对此发表评论？

马歇尔说，杜鲁门的电报本身已经说得很清楚，总统并没有打算以“最漠不关心的态度”把第8集团军当成替罪羊。马歇尔涨红了脸，他的声音变得很严厉：“那样简直是叛国之罪。”

斯帕克曼同意这一点，又把那篇文章念一遍。马歇尔打断了他：“你知道，我并没有挑选这位副官（惠特尼）。”当斯帕克曼继续念下去时，马歇尔粗暴而冷峻地打断了他：“我不想讨论这个，参议员。”

马歇尔一直没有提高过声调，但是听到他说话的每一个人都毫不怀疑，他对麦克阿瑟及其左右怀有极大的轻蔑。

在下面几个星期里，在马歇尔将军之后作证的各位参谋长并没有给卷帙浩繁的证词中增加什么新的东西，但是他们都一致反对麦克阿瑟的建议。布雷德利将军概括了推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做计划的首要战略考虑：“红色中国不是一个谋求统治世界的强大国家。坦率地说，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看来，这种战略将会导致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同中国较量保证只会“以更大的代价陷入更大的僵局”，而丝毫不能确保在朝鲜取胜。按照麦克阿瑟的建议，将会造成把苏联人带入战争这一“真正的危险”。

共和党人在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的带领下，确实给这一进程加入了一个新问题：既然总统批准布雷德利前来作证，那么他就应当谈谈他与杜鲁门关于麦克阿瑟解职的谈话。共和党参议员们怀疑在解职的背后有一股邪恶势力——令人痛恨的艾奇逊，也许甚至是英国人。布雷德利拒绝了，他说，他认为自己是一名参与了机密的顾问，而且拉塞尔主席确认了他有权不重复同总统的谈话。（该委员会以18比8的票数确认了拉塞尔的决断权。）

由于政府官员们所谈的情况如出一辙，而且在盘问之下也没有让步，甚至就同一个问题被问上五六遍时也是如此，于是共和党就抓住次要问题。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威廉·诺兰对维尔尼斯·安德逊于威克岛在麦克阿瑟将军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做了笔记一事大表愤慨（将军也是如此宣称的）。“要是在隔墙后面有一名刺客怎么办？”诺兰问道。布雷德利纠正他说，安德逊小姐并不在“隔墙后面”，她是在另一间屋子里，她是一名获准接触高级机密的可靠的公职人员。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托比在布雷德利作证时要求结束听证会。“我的印象是，这儿进行的活动多半是徒劳无益的，而且确实就是如此。”托比认为听证会是在浪费时间：

这里有许多……有所图谋的人物，他们毫无半点军事素养和气质……来到这里向那些终身服务于军界的人士提出各种问题。……我们在报端发表那么多新闻公报，弄得举国上下满城风雨。斯大林先生是天天订阅的……我们这是何苦来的？我们所问的问题许多都是极其、极其无聊的。……

等到听证会结束后，麦克阿瑟仍将丢官去职，参谋长联席会议仍将主掌军机，部队仍将在朝鲜打仗。托比希望能“打铃降幕”。

虽然共和党人又把布雷德利整了两天，但是托比的观点受到了重视，其根据就是：麦克阿瑟无论在敦促投降的最后通牒问题上，还是在马丁信件问题上都已经逾越规矩，而且杜鲁门把他解职也是在其职权范围之内行事。5月24日会议开始之时，共和党就开始着手结束听证会。参议员伯克·希肯卢珀提议不必把三军参谋长亲自召来作证，但是要他们看过以前的证词并言明他们是否同意这些证词。希肯卢珀认为再要军方作证就未免重复，他想转移到迪安·艾奇逊这个更为脆弱易攻的目标上去，但是参议员拉塞尔表示异议。共和党人在要求开听证会上已是如此大叫大嚷，在谴责政府时也毫无顾忌，还使用了“彻底击败”这样的字眼。拉塞尔不予宽恕。委员会要一直待下去，直至每一个有关证人都被听证之时。

民主党多数派想延长听证会却别有原因。平息公众义愤的一个手段就是用一个他们已经不胜其烦的题目，弄得他们难以忍受。三个星期以来，“麦克阿瑟听证会”已经主宰了新闻报道，以致美国公众已经准备转向夏季度假和棒球比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