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西部，麦克阿瑟的计划要求第8集团军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发起攻击，这条战线的开端之处几乎跟清川江平行。从西到东，第8集团军的构成是：美国第1军，该军由美国第24师、英国第27旅和韩国第1师组成；美国第9军，其中有美国第2师和第25师，以及土耳其旅；韩国第2军，由韩国第6师、第7师和第8师组成。美国第1骑兵师在后方的顺川附近担任预备队。

这种配置使沃克将军十分不安。过了清川江战线后，朝鲜半岛骤然加宽，这意味着他的攻击线越往北越宽，并使他更加远离在东边的第10军阵地。攻击开始的前几天，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的巡逻队试图在两支部队之间的分割线上取得联系。由于地形以及其他问题，他们未能发现对方，甚至新闻界都感觉到了第8集团军的担忧和疑虑。

在《读者文摘》的战地记者詹姆斯·米切纳看来，攻势开始时一次记者吹风会上的对话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印象深刻的”。新闻发布官介绍情况之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位年轻的广播记者乔治·赫尔曼问道：“将军，你说你的巡逻队已经与左翼‘据信是友邻’的部队建立了联系。它们是友邻部队吗？”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将军答道。

“你不知道吗？”赫尔曼追问说。

“我们认为它们肯定是友军。”将军说。

“你们与左翼没有任何联系吗？”

“没有，我们是各自独立作战。但我们确信，那些部队肯定是友军。”

然而几天以后，联合国军司令部得到的情况却与之相反。

在进攻的头两天里，第8集团军的部队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在最西部，第24师向其目标定州跃进了10英里；位于中部战线右侧的第2师到达了距出发地军隅里大约10英里的球场洞，但其右翼的三个韩国师却进展缓慢。进攻的第二天，南朝鲜人仅仅从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德川向前运动了几百码。韩国军队无法前进使美军第2师的指挥官劳伦斯·凯泽少将提高了警觉，因为他发现他大大超越了应该保障其右翼的部队。这时，空中侦察报告说，敌人正在加宽一条通往德川的道路。

“该死！”凯泽叫道，“那是他们要攻击的地方，那里将是主攻方向——就在我们的侧翼，是针对韩国第2军的。”

凯泽说对了。当天晚上，中共军队以重兵猛攻第8集团军战线的西端，把韩国第1师向后驱赶了大约2英里。中国人沿着第8集团军的战线逐一进行试探，似乎是在寻找不堪一击的韩国军队。（位于最西部的美军第24师在攻势的头几天没有碰到敌人。）

中国人在11月25日发现了缺口，并发起了无情的攻击。在阵阵铜钹声、呼啸的军号声和刺耳的哨子声中，中国人蜂拥直扑时运不济的南朝鲜人。根据中国人的战法，其先头部队溜过韩国军队的防线，建立阻击阵地切断退路。然后，中共军队的主力开始进攻，成百上千人拥进韩国军队的阵地。很多韩国士兵都是几天前从汉城街上和农庄里抓来的新兵，全然不是强悍的中国人的对手。他们抵挡不住，便四下逃窜，丢弃了枪支和其他装备仓皇逃命。几小时后，沃克的侧翼保障便不复存在了。在中国人的攻击面前，三个韩国师土崩瓦解了。

韩国部队的崩溃意味着第2步兵师失去了翼侧保障，将其右翼暴露给中国人，中共军队很快就利用了这一有利形势。沃克将军扫视着地图，发现了中国人的意图，如果他们从他的部队南面迂回并向西进至黄海，成千上万人的联合国军就会被孤立起来。

中国人下一个主攻点指向了美军第2师，就在韩国部队西面的方向，具体来说，就是第9步兵团的B连。该连的第一个任务是夺取219高地，这是清川江西岸一个重要的山脊。B连和第8集团军的大部分连队一样，由新兵和老兵混合编成，其中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南波士顿的步枪手沃尔特·克劳福德下士只有17岁。129名官兵中大约三分之一是黑人（包括执行军官埃利森·韦恩中尉），还有10多名韩国士兵。

B连里的士兵在吃着牛肉土豆泥早餐、喝着咖啡时牢骚满腹。他们说，该团每次打仗时，B连都打头阵，现在他们又接受了这个苦差事。他们并未料想会打多少仗。事实上，很多士兵甚至扔掉了他们的钢盔，说它们碍手碍脚、过于沉重；此外，刚发下来的绒线帽能够更好地御寒。他们也不愿意带很多弹药——每人平均带1枚手榴弹，每支步枪平均只有16发子弹。挖战壕的工具呢？在路上丢失或扔掉了。罐装的军用食品呢？太沉了。他们背着空背囊行军，要靠朝鲜民工下午把食品和铺盖卷背来。战地电话呢？唯一的一部还不能使用（尽管该连通过炮兵前进观察哨的电话线与后方保持着脆弱的联系）。这就是第8集团军在其“结束战争的攻势”中一个典型的连队状况。

219高地是一连串的低矮山丘，上面布满了松散的石块和密密的灌木。B连的先头排在上山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离山顶还有25码时，突然被中国人雨点般的手榴弹所阻滞。在整整一天的交火中，B连遭受很大伤亡——包括威廉·华莱士上尉，他的一只耳朵被迫击炮弹片削掉了一半——但却无法把中国人赶出坚固的阵地。

团长小查尔斯·斯隆上校简要地观察了一下激烈的战斗，然后用无线电报告第2师指挥部说：“我想这一次不太一样，这也许是真家伙，我们最好观察一下。”但师部不同意。

中国人在当天晚上实施了猛烈进攻，击溃并部分歼灭了最左侧的第9团第3营，并在清川江边包围了第2营。然而对B连来说，战斗演变为防守219高地一侧的两个小山包：一个山包上有14个人，另一个山包上有40人左右，他们面对着10倍、20倍之多的中国人。

中国人爬到离西奥多·韦瑟雷德中尉率领的、人数比较多的那个山头不到20英尺的散兵坑里，并向山头掷手榴弹。山顶地域狭窄，士兵们无法躲过手榴弹，他们只能把手榴弹踢开或在爆炸前把它们甩开。韦瑟雷德后来估计，在两个小时里有60枚手榴弹扔到了山包上，有40枚被甩开了。激战中不时可以听到一阵阵刺耳的哨音，然后中国人便跳出散兵坑，试图冲上山头。这样，美国人学会了保留他们稀有的手榴弹，直到听见哨音。哨子一响，他们就把手榴弹扔下山坡。中国人十多次重复了这种错误，山坡上死尸成堆，足以构成另一道防御屏障。

战斗稍有停歇时，韦瑟雷德召唤150码以外的韦恩中尉，他在那里指挥着一伙被包围的士兵。“向我们靠拢，”他叫道，“这里情况好一些。”

韦恩同意了。“做好跑过去的准备，我掩护你们。”他对其他人说。

这位身高体壮的黑人军官已经没有武器在手，但他无所畏惧。他俯身抱起一大堆石头和罐头食品，只身站到毫无屏蔽的山包边缘，把石块和罐头向不到25英尺外的中国人头上扔去。中国人被他的勇敢行为所震惊，一时竟停止了射击。一名美军士兵爬到防御圈外，与韦恩站在一起。他挥动手中已经没有子弹的步枪，准备把任何冲向韦恩的敌人打翻在地。

韦恩在所有人都撤离山包之后才动身离开。那位士兵则把他的步枪扔向山下的中国人，算是撤退前的最后一击。

就在韦恩转身离去之际，一枚中国人的手榴弹在他头部上方爆炸，削掉了他的一边脸部。然而，直到傍晚前的空袭把中国人撵走，他仍然留在山上，并拒绝接受包扎和麻药。“给那些伤重的人用吧。”他说。韦恩后来由于失血过多而晕倒才被抬走，他在医院里住了117天。

这场历时26小时的残酷战斗打响时，B连有129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34人，其中6人为“能走路的伤员”。

与此同时，第9团的G连在战斗的第一天晚上平安无事，尽管该连在清川江沿岸阵地周围的所有部队都被分割开来。但是，在11月26日拂晓，该连遇上事情了，当时的情况使G连先发制人。破晓时，该连的步枪手在清川江边一个较高的山坡上掘壕据守，他们在华氏零下15度的严寒中浑身发抖，遥望着江面上升起的晨雾。军士长威廉·朗打哈欠和伸懒腰时，看到一些人正沿着他下面的一条小河运动，丝毫不作隐蔽。朗毫不上心地望着他们，认为他们一定是美国人，才在这个地区公开行动。朗一直盯着他们，当他们走近不到300码时，他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中国佬！”他对他的排喊道，“他们是中国人！”

步枪和勃朗宁自动步枪的第一排子弹把半数中国人打倒在地，幸存者慌忙爬到稻田地和河床的石头后面躲起来。连长弗兰克·穆诺兹上尉叫来一辆坦克。在5分钟的时间里，G连击毙了70名中国人，还俘虏了20人。

然而，中国人当天晚上就凶猛地扑向G连，把该连和F连都赶下了沿江的高地。中国人一波接一波地顽强进攻，用步枪和机关枪猛烈射击，抛出了看来是永不告罄的手榴弹。他们冲上美军阵地，用刺刀把他们刺死在散兵坑里。当天晚上，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G连有70多人被打死。

中国人俘虏了一名叫斯莫利的二等兵和两名配属给该师的韩国士兵，并把他们押到后方一个地区。审讯员是一位操着流畅英语的军官，他打了一个响指，接着韩国人就被押到几步外枪毙了。

那位军官转向斯莫利说：“我们对你们了如指掌。”他接下去讲述了G连的情况和该连军官的名字。“你现在回去吧，告诉你们连长不要使用燃烧弹——凝固汽油弹——打我们。你的部队在那边，”他指着河对岸说，“走吧。”

斯莫利觉得他背后要挨枪，便急忙奔向河边，并找到他部队的残部。他是被中国人俘虏又马上释放了的许多步兵之一，这显然是为了宣传，然而这种做法对斯莫利却未能奏效。“给我一挺机关枪，”他对连长穆诺兹上尉说，“我看见了他们是如何对待那些韩国人的。”

然而，并非每个士兵都像勇敢的斯莫利那样意志坚强。在撤退中，穆诺兹听见河边一所简陋的木棚中传出一阵哭泣声。他感到很奇怪，随后发现一名惊恐不安的美国士兵在地上缩作一团，泪流满面。

“你在这儿做什么？”穆诺兹问道。

“我不知道——不知道。”士兵结结巴巴地哭着说。

“跟我来。”

“上尉，我不想去那里——”

穆诺兹忍无可忍，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起来。“把你的屁股坐到那些坦克上去！”他命令道。这个士兵服从了。穆诺兹收拢了其他掉队和受伤的人，然后向河边行进。一些中国人向他扑来，他拔出0.45英寸手枪打倒了其中5人。他的一行人终于逃到安全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