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都插进陈子干，川北选定周士第

把甘南交给赵龙文，胡宗南心里是不踏实的。这种“不踏实”并不是对赵龙文能力上的怀疑，主要考虑到甘南的地位于经略川北太重要了。从蒋云台要求更改一一九军调防电报这件事上，胡就明显觉察到，赵龙文的聪明有点过火。如此下去，可能要误大事。

胡宗南一向不太喜欢老爱展示绝顶聪明的人，觉得这种人不可托付重任。他更愿意部属比他笨一个档次——起码表面上看是这样，不时在他的照耀下，发生一丝有限的光芒。遗憾的是，赵龙文不是这样的人，他巴不得自己就是一方太阳，能给胡宗南带来光明。这显然不大对胡宗南的胃口。

胡宗南就想到了陈子干。陈这个人自主持九十军以来，韬光养晦做得不错，从不见张扬，看上去比较持重。胡宗南把他叫来对他说：“甘南我不大放心，你给我出一马，去那里坐镇几天，重点是注意蒋云台。”

为了不给赵龙文造成刺激，胡宗南装作征求赵的意见。赵龙文知道陈子干已经上路了，胡再来问自己，明摆着的“道理”在里面，还有什么“意见”可言。他立刻作出受到增援的那种雀跃状，并尽可能通过电话线，让胡能够真切地感觉得到，而把内心的那份失落打扫得一干二净。

就在胡宗南改令一一九军防地之后的第二天，蒋云台派往成县买粮的副官陈博文在大船坝打电话报告蒋，说九十军军长陈子干亲率第十二师由汉南日夜兼程开往武都，已经抵达大船坝，正在渡河。

显而易见，陈子干来者不善。蒋云台立即电询王治岐：“你知道十二师开到武都来是执行什么任务吗？”

王治岐一愣：“有这事儿吗？我一点也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赵龙文呢？”蒋云台步步紧逼。

王治岐无可奈何，给赵龙文挂了电话。

赵龙文在电话里打着哈欠反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接到胡先生的通知哩！这么大的事，他应该通知我啊！”

王治岐明知赵龙文在跟自己耍流氓，却没有应对，而把这套流氓把戏一转手又原原本本地交给蒋云台。蒋云台可不尿这一壶，说：“赵龙文是分署主任，一个军长带一个师向我们这里开过来，他怎么会不知道？这话鬼才相信！好，就算他不知道，现在我们报告上去总知道了吧！你让他通知十二师，部队须经甘泉取道汉王寺再进武都，如果他不答应，非得从我的驻地安化走，到时候部队冲突起来我概不负责！”

赵龙文没法再踢王治岐的皮球了，只好通知陈子干，让他带十二师不要直进武都，而经甘泉到武都东南40里的汉王寺下营。同时，他暗示陈子干说：“初到武都，为精诚团结，避免误会，你是不是去看一看蒋军长啊？”

于是，陈子干下营之后，马不停蹄带着两名随员赶到蒋云台的驻地安化。名义上是“拜望”蒋云台，实则是想探个虚实。一见蒋云台的部队人不离枪械、马不下鞍鞯，戒备森严，心里有数了。随便寒暄几句，就心事重重地告辞。

甘南因为多了陈子干，问题变得简单化了。赵龙文说话不像过去那么含蓄，分署主任的权威也时不时要拿出来耍两下子。而陈子干带来的第十二师和原驻第三三八师干脆毫无顾忌地对蒋云台驻地安化方向做起工事来，形成二对一的态势。赵龙文暗中吩咐说：“看住了蒋云台，一一九军就没有戏看。王治岐不足为虑。”

这种明朗化的情绪，等于在蒋云台和甘南分署其他各部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蒋现在唯一可以拉住、也必须拉住的就是王治岐。因为王治岐始终是一一九军的符号，要使一一九军不离开陇南，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王治岐套住。

机会实际上又是赵龙文送来的。

赵龙文当着分署主任还嫌不过瘾，忽然想出一个花招，希望通过陇南各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联名电请国民党中央推荐他为甘肃省主席。事情还没有办，消息便走漏出去。蒋云台立刻动起脑子：这个主席要是王治岐当了，不就把王套在陇南了吗？于是立即先下手为强，拟出一份电报，专门派人一个县一个县跑着把字签下来。等到赵龙文按部就班开会商谈时，蒋云台的电报已经发出去了。赵龙文闹了个猴子捞月，恨不得一口把蒋云台连骨头带肉吞了去！

冷静下来，赵龙文想，单纯自己这双手要拿住蒋云台，看来是有困难的。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蒋云台通共”的怀疑，捅到胡宗南那里去，看胡长官怎么收拾他！

过一天，赵龙文给胡宗南煞有介事地发出一份电报，声称在武都安化附近发现有一部电台，经常往共产党军队战区作报，极有可能是内部所为。这样的方式和这样的提示，按照赵龙文的思路应该万无一失。谁知，胡宗南一看到这份电报就很不高兴：既然你有所“发现”，为什么不查清底细，却要干这种指桑骂槐的勾当！胡把电报狠狠扔在一边，不想理会。对于他来说，赵龙文这份明显在自作聪明的小报告，纯系鸡毛蒜皮，而另一份刚刚来自中统局的绝密情报，才让他惊心动魄呢！

这份密报告知：中共加紧对川侦察，四川地下中共组织日前也派人同贺龙部接触。因此判断，中共对川行动迫在眉睫！

一般来说，中统局很少直接给胡传递什么情报。这份密报足以体现非常时期之“非常”二字，说明形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那么，中共究竟会以多大的兵力、会从什么方向对川行动呢？这始终是胡宗南心中悬而未决的题目。

其实，这个题目在中共中央10月13日作出西南军区人事安排之前，一直还没有最后解决。早在贺龙担任西安军管会主任期间，就与彭德怀、习仲勋商量，拟从西北地区抽一批军队和地方干部到山西临汾集训，作南下准备。这个初步设想，后来被贺龙落实下来的地方干部是4528人，军队干部1512人。贺龙并同李井泉商妥，在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机关再抽出一些干部，化装成商人和工农百姓，潜入西南，调查当地的兵要地志，直接为将来进军作准备。

当然，这只是毛泽东解决西南问题一盘棋的局部。在7月中旬他给华南进军部队的电报中，就明确提到“由贺龙率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

“经营”二字的口子有多么大！贺龙在9月上旬赴京出席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途中，特地赶到临汾看望在那里集训的几千名干部，就指示他们要研究问题，首先是学习政策，此外还要研究“大学怎么办？教育怎么办？报纸怎么办？进城以后怎么发动群众？怎样解决贫苦群众的困难？”要求他们把各项具体政策都要搞个明文规定。还要考虑怎么搞金融贸易，对警察、土匪、特务怎么改造使用，总之，要想得长远一些，细致一些。这就不单单是眼前打仗的问题了。

但是，打仗无疑仍摆在首要位置。

10月14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军委会，主要讨论进军大西南。前一天，中央已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西南局第一、二、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是政委，刘伯承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所以，涉及川北用兵问题，毛泽东主要想听听贺老总的意见。

“你打算带哪个部队入川呢？”毛泽东边弹烟灰边问贺龙。

贺龙简单地回答：“看方便吧，哪一支部队都一样。”

若论进川位置比较方便，当然是部署在秦川、天水一带的第十八兵团。

毛泽东说：“那就是周士第喽？！”

周士第是十八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

“好嘛，”贺龙爽快地应道，“周士第跟我共同战斗多年，一块儿合作肯定没得问题！”

周士第是没有问题，部队怎么样呢？个别长期跟随贺龙的同志私下嘀咕说，一野部队里面多的是老总亲手带出来的团队，战斗力呱呱叫，到西南是打解放战争最后一仗，就该带这些部队上，好钢用在刀刃上，仗可以打得漂亮点嘛！

贺龙对这个问题极为敏感：“靠挑拣部队打胜仗，那叫啥子本事呀！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不是我贺龙个人的。如果我不带十八兵团，非要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不可，那我贺龙还像个共产党员吗？”

军委会让贺龙坦荡的胸襟弄得很有政治气氛，毛泽东显得很高兴，说：“贺老总啊，给你一个十八兵团，再给个七军，给个十九军，总共十四个师。任务嘛，先解放陕南，再解放川北，主要对手是我们的老冤家胡宗南。”

其实这些部队严格地说起来，过去都曾受到过贺龙的培养，特别是各级指挥员，差不多都是贺龙的老部下，即便像十九军是以老陕南军区为基础组建、中途有段时间归中原军区建制，但班底还是老陕甘宁边区部队；十八兵团是晋绥的老底子，当年攻打山西沂州、宁武等七县的阎锡山各堡垒，以及后来的大同战役，许多老战士还让贺老总戴过光荣花哩！至于彭绍辉的第七军，更是贺龙领导下的老三五八旅嫡传，政委孙志远及继任的罗贵波、冼恒汉等人，都是贺龙的老部下。班子过硬，部队也过硬，长期独当一面，默默地在晋中执行任务。随十八、十九两兵团回到西北归建后，又一直独守甘南，不露声色，稳定一方。单就这一点，就让人刮目相看。

听说要跟贺老总入川作战，七军上下一片欢腾。彭绍辉的心里也很不平静。一方面是激动，另一方面又有些着急。后者主要是考虑甘南的局势。他火烧火燎地把政治部主任黄忠学找来，说：“老黄啊，部队眼瞅着就要出发了，武都的蒋云台还在那里跟赵龙文捉迷藏，真不好办呢！”

黄忠学在敌军工作方面有些经验。他仔细考虑了一下，说：“心急吃不得热乎乎，要不，我亲自到武都跑一趟？”

北京指点西南西北，西安云集一台锣鼓

赵龙文没能从胡宗南那里讨得口风，就憋着一肚子气打电话找王治岐，说：“据绥署侦察台报告，安化附近有一部电台经常与共产党军队战区作报，这事你得好好查一查，七日内给我报告！”

王治岐想，这不是整蒋云台吗？他干脆转个电话給蒋，把赵龙文的话原封不动复述了一遍，然后问蒋：“赵要我查，你说怎么办？”

蒋云台一听，立刻警觉起来，记起张宗逊副司令早先嘱咐他的话，尽量徒步联系，能不用电台尽量不用电台，说无线电最不保密。果然，把柄出来了！好在赵龙文只说查，一个“查”字说明他还没有确切掌握自己的多少把柄，不过猜测罢了。于是，蒋云台回道：“赵说安化附近，当然也包括我的阵地前沿。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共产党军队侦察兵每天都在那里活动。哪像他赵某人呀，住在武都城里，高楼大厦，歌舞升平，当然不会有什么可疑的电台了！”

这些话虽然略带气味，但于情于理也能说得过去。王治岐吩咐司令部，给分署赵主任的报告，就以这一精神来做。还补充道：“不忙，不妨做得周到一点。”

等王治岐这份“周到”的调查报告呈送上去时，赵龙文的兴奋点已经转移了。胡宗南连电催逼，要他抓紧作好入川准备，并通报说，湘西、鄂西、黔北各线共产党军队加紧攻击准备，秦岭方向的共产党军队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又突然采取积极的急袭行动，搞得胡军前沿阵地措手不及。有鉴于此，入驻川北刻不容缓，否则后果难测。

整个9月，是胡宗南日子比较好过的一段时光。好歹蒋介石待在重庆，三天两头去晋见一次，多少有点依赖感。更重要的是，在秦岭方向与共产党军队接触之中，每每得意。如同他向蒋介石报告中所说：“共产党军队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这对于大病初愈的他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难得的抚慰。胡宗南难以想象，也更不会承认，这一切不过是毛泽东蓄意塞在他嘴里的一块水果糖而已。让胡宗南得意地待在原地不动，是中共中央军委大西南决策中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的“以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是根据西南地理情况及国民党军力避决战的特点而制定的。按照这一方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在四野发起广西战役时，便以大迂回动作从东南直出贵州，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之线，胡宗南集团及四川境内各路敌军，企图退守云南的道路，一下子堵死了。十八兵团的任务，就是要把胡宗南咬在秦岭。等到南边的二野把路堵死后，再一块儿来收拾老冤家，先占川北，再及成都。这便注定了贺龙和李井泉、周士第指挥的秦岭战役，从一开始就是个“不痛不痒”的战役，任务就是“攻而不破”，造成沿川陕公路南下入川的架势。

胡宗南老老实实上了当，跑到蒋介石那里大吹大擂，断定十八兵团必然要取三国时代魏军伐蜀的路线，分成两路，一路从兰州南下，经武都至碧口；一路沿川陕公路南下，然后合二为一，直插川西。因此，胡宗南的决策是“拒共产党军队于川境以外，以陇南、陕南为决战战场”。

这是常势用兵，蒋介石以操典的眼光挑剔再三，最后也无可非议。于是胡宗南这位“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将第五兵团李文部40000余人，押在秦岭川陕公路两侧地区；而将第十八兵团李振部44000余人，放到李文部以西地区；另外，又让裴昌会弄出一个第七兵团，6个军兵力沿川陕边的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一线布防，构成第二道防线，完全是一副坚守的架势。

贺龙正希望胡宗南作出这种判断。毛泽东给他的机宜是：“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刘、邓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也就是说，彻底放开大打、扯破胡宗南的防线，大体还有两个月呢。所以，时至10月中旬，彭德怀指挥王震所率二、六两军已常驻新疆闹得翻天覆地了，毛泽东才正式发布由陕入川的作战命令。真正进入具体的战备实施——诸如编配部队、思想动员以及物资保障方面的落实定位，那是11月份的事了。

离开北京前，贺龙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时，毛泽东看上去有点疲倦。可能是因前段筹备建国精疲力竭尚未恢复的缘故吧。一切从头开始，太繁重啊！贺龙见面之后不免生出一丝丝心疼。便说：“主席，你要注意休息，身体好了，才能为人民服好务啊，新中国还有许多事等着你做哩！”

毛泽东笑道：“你贺老总把工作做到我头上来了！停不下来呀……”他充满感慨地叹了口气，双眼望着窗外，仿佛又回到中南海怀仁堂，回到9月21日下午7时出席政协一次全体会议那一刻，全体代表起立，场内奏响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场外鸣放礼炮54响，然后是代表们长达5分钟的掌声，然后他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太兴奋了！”贺龙说，“这些日子，连我都睡不着。你讲得好，我们的努力必将稳步达到目的，让反动派们发抖去吧，让他们像长嘴婆一样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好了！我们一定要作出成绩来给他们看一看！”

毛泽东接上一支烟，与贺老总的烟斗对烧起来，菊香书屋一下子成了烟的海洋。

9月30日夜幕降临时，政协代表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毛泽东在一片庄严肃穆之中宣读他撰写的碑文：“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我们的牺牲太沉重了……”毛泽东透过烟雾望着贺龙，“两次国内战争，一次抗战，多少万烈士？我们的事业是他们用鲜血浇灌出来的！”他长叹一声，“现在，如果不把台湾算进去，大的战事就剩一个西北、一个西南了。西北除新疆尚待努力之外，局面已定。彭总来电说，河西的事处理得不错，玉门油矿生产不受大的影响。新疆有两个军进去，就看陶峙岳他们配合如何了。西南的形势要复杂一些，蒋介石至今还不放弃他的梦想，所以，你们要准备吃点苦头啊。”毛泽东想了想，补充道，“但要减少牺牲，越少越好！”

贺龙离开北京时，已是10月下旬。第一站便打到临汾，检查入川准备工作。正好，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李宗林和马识途赶来“迎接大军入川”，贺龙下车，屁股还没坐热，就招呼说：“快叫过来见见面，大家谈一谈情况。”

于是，李宗林和马识途就在一家普通的小院落里见到了那个披着宽大布棉衣的“大个子”。“大个子”把他们亲热地让到屋里，接着用“几乎是四川话”的方言问：“你们从四川过来很不容易吧？古话说蜀道难嘛！”就这句普普通通的话，让马识途感叹了几十年：“没想到这位高级军事指挥员说起话来这么文雅。”

贺龙的“几乎是四川话”和满面洋溢着的亲切态度，让李宗林和马识途一下子扔掉了浑身的拘谨，两人就像走亲戚似的，有问有答，滔滔不绝，把四川的社情民情及大小军阀诸般表现一一汇报出来。最后，迫切地说：“老总啊，四川人民希望大军早日南下，都等不得喽！”

贺龙深解李、马的心情，说：“快了，到你们成都过年去。”

十天之内，西南军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在西安成立了。随之，中共中央确定，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总管军事、政治、党委、民运等项工作。这两条一落实，李井泉及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副政委王新亭等人，也一一云集西安，贺龙的一台好戏，锣鼓齐全了。十八兵团所属六十军、六十一军、六十二军及七军、十九军，分别受领任务，开始战前动员，一时间，文电交驰，秦岭与甘南的天空无线电信号密如繁星，胡宗南的侦查台一日三报，弄得他浑身着火，或广州或台湾连电告急。可是，当复电让他“具报详细”时，胡又觉得无从说起。

一个月前，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向胡宗南面授“苦撑六个月、确保大西南”的机宜时，胡的口气还很不一般，觉得“苦撑”一年两年也不在话下。那时，胡是在秦岭防线几个月来固守未破这一喜洋洋的心情下作出判断的，而此刻，风云突变，去西南的路被节节堵死，不由得人不生出绝念。他免不了对“校长”产生出一点点埋怨：当初自己一心投奔滇西，会合李弥，硬是给蒋介石一句“苦撑”的话挡了下来，时至今日，进退维谷，老头子人在哪里呢？还不是到台湾享受阿里山风光去了！

胡宗南悲一阵、怨一阵、怒一阵、恨一阵，正有些灰心丧气，不想蒋介石突然来了个“英雄气概”，于11月14日，冷不丁地从台湾再次飞抵重庆。

重庆濒危讨不着救兵，武都换马先下手为强

蒋介石是被毛泽东逼到重庆来的。

“大迂回战略”这一手让蒋介石极感意外。他如果再在台湾待下去，中共瓮中捉鳖之势就立刻成为定局。蒋没有别的选择，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自己爬到秤砣上来压这根已经翘不起来的秤杆了。他当然明白，四川即将成为一片火海，他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可此时此刻，他的所有分量不就押在这个“险”字上吗？

蒋介石一贯标举“守常”，这个“常”守到急处，往往见奇。此时他的急中生奇如同让胡宗南咬到一块酸味的冰棍，先是一激灵，浑身一震，接着无穷的滋味弥漫开来，透心窝得酸。“到这时候才来充当英雄豪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胡宗南觉得自己永远琢磨不透他的校长。

看不出胡宗南的情绪上有什么变化。即便看出来了，也大可以忽略。这是蒋介石的自信。重庆山城仍旧拥有往日的宁静。在最初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时，蒋的脸上一直保持着在镁光灯底下的那种从容。甚至，贵阳被共产党军队攻占，川东地区宋希濂集团节节败退，以至到11月19日其所部十四兵团在鄂川边境全军覆没，川东大门洞开，中共陈锡联兵团沿川湘公路长驻直入，蒋介石的姿态依然保持完好。但是，11月20日，他给胡宗南打了个电话之后，却立刻像屁股上长了疮，坐不住了。

现在看来，这个电话葬送了胡宗南的大好晚景，也使胡的“西北王”三个字总算抖出了那么一点亮色。

蒋介石的镇定自若始终是以胡宗南为支撑的。当紧要时刻来临，他认为有必要电令胡宗南加速南撤并速调第一军开赴重庆“保驾”时，胡宗南居然恭恭敬敬地提出了异议。这是胡宗南有史以来第一次违拗蒋介石，其理由是：“共产党军队贺龙部重兵在前，此时将第一军调赴重庆，恐有不妥。”

“不妥？有什么不妥！”蒋介石像是意外地被针扎了一下似的，“我的死活你可以不管，非常委员会和整个内阁成员的安全呢？能视作儿戏吗？你要晓得，大敌当前，渝城地位不同一般……”

胡宗南拿出了最高的耐心和最大的决心来表述自己。他说：“秦岭以西，战线之长、关隘之多实属罕见。现在兵力尚嫌不足，如若再去一军，更显得捉襟见肘，何况眼下兵力部署已就绪，部队各守防地，环环相扣，且军心不稳，牵一发动全身，调动一个一军，势必给共产党军队可乘之机。再说，川境安，重庆才可安；川境不安，何谈渝城……”

“胡扯蛋！”蒋介石气急了，“难道你不懂得服从是天职吗？事关党国生死存亡，怎可只图自保？你真让我失望！”

胡宗南竭力保持平静：“这不是自保啊校长……”

“你不要叫我校长！”蒋介石愤怒地摔掉了电话。

胡宗南知道蒋介石真的生气了，隔了五分钟，主动把电话摇过去，表示服从调遣，立刻调集车辆起运一军开赴重庆。蒋介石听到这番近乎忏悔似的话，并没有什么反应，不轻不重地“哼”了一声，就挂掉电话。

这件事越想越让胡宗南觉得窝囊。落实时，卡车倒是调集了几百两，实际起运的却只是两个团不到。部队到重庆虚张声势在大街上一撒，摆出个样子，安全不安全，蒋介石也没有再往下追究。他站在胡的地位想一想，似也有些道理，只是蒋放不下这个脸罢了。

往重庆不明不白送出去两个团之后，胡宗南痛惜了一夜。第一军虽然倒了扶、扶了倒，补编了好几次，但一向被他视为最体己的私房钱，目前相比较而言，也是保存得最完整，装备最好的一个军。如果按照蒋的旨意，一锅端了出去，他还有什么戏可唱？别看他手下左一个“兵团”、右一个“兵团”，全都是没了底的鞋帮子，有名无实，真正交起手来，恐怕对付共产党军队一个兵团都有困难。胡宗南越输越清醒，越清醒越痛苦。

其实，当时情况下，真正的优劣势还并不在于人数，而在于兵员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国民党江河日下，什么话到了长官嘴里都成了谎言。因为当官的不撒谎就不能自圆其说，全国解放的大形势摆在那儿呢！人民解放军就不一样了，蒸蒸日上，浩然正气，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道理怎么说都显得真实可信，于是上下都说实话、动真情，知道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好日子等在前面，人人都有奔头。即使思想上有点小毛病，也一点就通。

部队接受入川作战的任务后，就有一小部分北方同志不想进川，有的怕到了川康水土不服；有的怕吃不到面食、吃不惯大米；还有人怕跟南方的少数民族将来合不来等。贺龙很把这些思想上的小疙瘩当回事，说这是部队进川的“挡路虎”，要十八兵团赶快搞几场报告会，先让四川地下党的马识途介绍情况，再让刚从北京开完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的胡耀邦作形势报告，在这个基础上，召开南下干部动员大会，贺龙亲自上阵讲话。

过去在晋绥听过贺龙讲话的人都说，老总的政治动员特别有味道，让人一听就着迷，笑破肚皮打不成瞌睡，又受教育，有时骂两句娘也非常动听。这次一上来还是那个味，手里捧着个大烟斗，轻轻松松地开了场：“毛大帅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歼灭胡宗南的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接下来就点毛病：“不错，西南和华北等地相比，许多地方还是很落后的，条件也是很艰苦的……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西南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还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在家乡不走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你们留在家乡能安居乐业吗？”

贺龙说着说着就把自己摆进去了：“我也不是北方人，家乡在湖南桑植。我就是吃大米长大的。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吃了整整八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年大米吗？”

话到这里，贺龙顺便谈起将来与二野部队会师后的团结问题，说要虚心向兄弟部队学习，姿态低一点点，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们吃了好几年黑豆”。贺龙说：“难道只有我们才艰苦？兄弟部队就不艰苦吗？其实我们晋绥背靠陕甘宁边区，比他们在太行山的条件好多了。”

吃大米和吃黑豆问题，算什么问题呢？可是贺龙就这样平平朴朴地说出了思想上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中既有情又有理，让许多老同志几十年都刻在心上，忘不了。

最后才说打仗。贺龙只有一句话：“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对于把“吃黑豆”和“吃大米”问题搞清楚了的干部战士来说，有这么一句话，就够了。

贺龙所说的“立功机会”，到11月底才真正来到。在川南山地，宋希濂集团和罗广文兵团的三万多人终于被陈锡联彻底解决了，重庆因綦江、涪陵、江津等近郊城市相继被克，立刻风雨飘摇，胡宗南虚张声势送去的那两个团兵力，抬滑竿都不够用，谈什么“保驾”？蒋介石抓瞎了，急令胡宗南速往成都部署防卫，以待重庆那一摊子“委员会”“内阁”等大员的到来。

情况来得简直没有铺垫，胡宗南一时方寸大乱，连夜给所属各部噼里啪啦发报，搞得上下一片慌张。

这晚10点多钟，蒋云台正在听取来自武都城里的一个“耳目”汇报近日赵龙文内外活动情况，忽然接到王治岐的电话，说赵龙文就要回四川，要蒋立刻赶到武都为赵送行。

无疑，蒋云台也感到非常突然。好在他反应快，而且对这一天早有估计，所以应对自如。10分钟后即下令二四四师七三二团一营营长杨国权，当晚率部开往武都城，接守城防。他不想让陈子干占这个先。

蒋云台的这一举动自然要大大刺激赵龙文。赵也不给蒋打电话，而是把电话要给王治岐，气吼吼地责问：“这究竟是何意？你给我个说法！”

王治岐被赵问得哑口无言，情急之下只好老实交代，说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赵龙文心里也明白这事跟王治岐肯定没关系，但他就是要一口咬定王治岐，并且穷追猛打，非逼着王给个“说法”。他是存心要让王治岐吃点苦头，好转过去找蒋云台撒气。

谁知王治岐是个“消音器”。他并不糊涂，是装糊涂。在给蒋云台的电话中，王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的意思是让你去给赵送送行，他要离开武都，朋友们见见面，可你却派兵先接城防，再去送行，这样大家脸上多不好看。”

蒋云台说：“这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一一九军在甘南，如果连武都这样的重镇都控制不住，今后何以立足？再说，人家好端端地派一个师驻在你的卧榻之侧，你的脸上就好看了？”

王治岐话中有话地问：“你打算在甘南驻守多久？”

蒋云台警觉地反问：“你说呢？”

“上峰已告知，赵龙文走，让我就任甘肃省主席，主持武都防务。”王治岐悲喜莫辨地叹道。

这正是蒋云台所希望的。蒋喜形于色：“这是天大的好事啊，应该庆贺！”嘴上这么说着，心里一根弦绷紧了，由王主甘，机会难得，他转身涂了几个字，让警卫密送副师长杨伯达，要杨速与解放军七军联络，准备起事。

王治岐对蒋云台的诸般花样视若无睹。他只吩咐蒋第二天下午与他一同去武都为赵龙文送行，别的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下午，王、蒋相约一块到武都。九十军军长陈子干和十二师师长吴子清也从汉王寺赶来为赵龙文送行。陈、吴带着十多名警卫，但却神神鬼鬼地留在城外，而身边只留一名警卫牵马。正好，走到城边与王治岐、蒋云台相遇。彼此寒暄几句，吴子清说：“云台兄骑术是久闻大名却未见英姿，我这匹坐骑还是你送的，是不是来一招给诸位开开眼界？”

蒋云台心中有事，警惕性很高，觉得陈、吴留那么多警卫在城外，必有蹊跷。便抱拳打拱：“老了老了，求你别让我出丑了！”

吴子清不罢休：“嗨，你送我的这匹宝马，是真正的内蒙古纯种，身手了得，你一定要试试！”

“好马不吃回头草。它已经有新主人了，我还讨那个没趣干吗呀？哈哈哈……”蒋云台放声大笑，坚辞不从。

吴子清没法再劝，也跟着笑。大家都跟着笑，但心里都在犯嘀咕，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

王治岐摊牌勉为其难，蒋云台起事成竹在胸

赵龙文的告别情景比人们的想象要简单得多。王治岐被叫过去随便谈了几句后，赵便拉着王的手站在过道上对包括政训处长袁耀宸、省府代理秘书长李永瑞在内的所有人宣布：“我奉紧急命令，率部前往碧口，武都防务交由王主席完全负责，今后应听王主席命令办事。”

王治岐突然变成“王主席”，人们打着哈哈说些不关痛痒的恭维话，即送赵龙文上路。赵骑在马上一路东下，送行的人群也就随之拥到白龙江岸。然后，挥手告别。

整个闹哄哄的场面中，赵龙文和蒋云台没有单独说一句话，甚至彼此的对视都没有。

赵龙文离开武都的第三天深夜，三三八师不辞而别，神不知鬼不觉地开走了。然而这似乎并未影响王治岐的心情。“王主席”正在全力张罗成立省府，晋升职员、接收财务、发表就职演说和通电等，好像这一过程给他带来的快乐，远远超过省府本身的存在价值。

到12月5日，前方已经打得不可开交。王治岐不得不把代理秘书长李永瑞找来，说：“万一前方紧急，可把重要文件送往文县。最后无法抵抗时，省府人员都迁往文县，把军事交蒋云台负责。”与此同时，还安排了另一条后路，准备到藏区打游击。

这晚，王治岐刚刚送走铁坝藏区头人惠俊秀，回到屋里浑身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门上传来蒋云台的声音。蒋不请自到一进门就打开窗子说亮话，把国共大势分析了一遍，说：“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你我何不深明大义，顺时而动呢！”

王治岐虽然对此早已有所考虑，但事情赤裸裸地摆在面前时，还是觉得噎人，咽不下。他长长地叹道：“我跟你不一样啊……”

“什么不一样！你是甘肃省主席是不是啊？可笑，太可笑！”蒋云台有些心急，“中共六十二军刘忠部先头部队已达两河口，第七军彭绍辉部直指碧口，另有十八兵团六十军、六十一军正急攻秦岭，川南大门已开，重庆摇摇欲坠，川中巴掌大的地方，能支撑几天！”

“那……总裁……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王治岐惊慌得说不好话了。

蒋云台冷笑：“你不是说我跟你不一样吗？是啊，我怎么能跟你比呢……可是我绝不像你那么糊涂！”

“糊涂？哈哈哈……”王治岐突然狂笑不止，渐渐的，眼里闪出一点泪光，随之，身体软软地往躺椅上一倒，嘴里含糊不清地咕哝道，“落花流水春去也……好吧，事已至此，一切你就看着办吧！”

蒋云台就要王治岐这句话。

当天晚上，与蒋云台素有联系的警察局长杜正中报告说，“武都警察局有相当一部分不可靠，这些人手中都有枪，到时怕弄不住……”

“这还不容易，”蒋云台说，“今晚你就给我把所有警察局的人枪都收了，就说有个案子在待查之中，武器必须集中保管。在案子查清之前，谁也不许动枪！”

杜正中仍有些担心：“这……万一闹出乱子来……”

警察与土匪往往只有一步之遥。蒋云台考虑片刻，说：“好吧，我给你一个连，谁敢调皮，你就给我往死里收拾他！”

第二天，王治岐和二四七师代理师长李惠民被蒋云台邀到自己的住处。一进门，王治岐就耷拉着脑袋，眼睛红红的，一看便知昨晚没睡好。他呆坐了会儿，说：“云台，我们都是一一九军的老人，对这个部队都有感情，大势所趋，你怎么做我无话可说，但你必须答应我，要对得起兄弟们，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无论如何！”王说着说着又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竟哽咽得说不下去。

蒋云台起身踱了一圈，叹道：“可叹我蒋云台一片苦心，只有苍天可鉴！”他指着王和李二人：“你，还有你，竟执迷不悟到这个程度！难道把兄弟们拉到四川当替死鬼，这就是替他们考虑了吗？你们知道吗，中共对起义人士的政策一向是宽大的。请你们相信我，我会负起这个责任，唯一的要求就是，今后在任何情况下，你们都必须跟我保持一致行动，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王治岐和李惠民将信将疑地点着头，心里有一万个不乐意，也只能唉声叹气罢了。

到这时为止，蒋云台才算基本上控制了王治岐。这等于成功了一半。现在，他的主要注意力就得放到团以下部队上了。他必须切实保证团、营、连每级都有人手，绝对听话，不许向解放军开枪。只要有一点差错，就可能酿成大乱。所以，他决心从头至尾再检查一遍。

正当蒋云台送走王治岐和李惠民之后，打点行装准备出门时，一个魁梧的大汉堵在门口，一拱手说：“师座，别来无恙？”

蒋云台觉得面熟，细细打量，却是过去的老部下康君实。他早听说此人已经从共，料知事有蹊跷，忙就把人往屋里让。

康君实不进，说：“我还有两个朋友，一道来的，也想见见师座，不知……”

“请啊，快请快请！”蒋云台说着一个“请”字，心里七上八下打起鼓来，眼睛朝康君实身后看。只见康往后一招手，不远处路口两个年轻后生便过来了。

蒋云台把三人领到厅堂。刚落座，便见其中一位看看左右没有别人，手伸到贴身兜子里摸出一封信，递到蒋面前，说，“这是二号带给你的……”

蒋云台展信，一看字迹就认出是张宗逊的亲笔，忙合上信揣进怀里，问：“二位是……”

康君实介绍：“这位是刘干事，这位是杨参谋，”压低声：“都是从六十二军来的。”

“噢，欢迎！欢迎！”蒋云台的热情高了一个档次，忙吩咐警卫员杨春芳倒茶，又把另一个警卫李世才叫来，附在耳边说：“到门口看着点，有人来见，就说我去了部队，不在家。”说完，把大家引到里屋去看张宗逊的信。

当即，蒋云台派人找来了有关人员和康、刘、杨三人一起，拟定二四四师、二四七师撤退部署及集结地点，以及行动过程中的联系信号等。大家越谈越兴奋，直到夜深，蒋云台说：“刘干事和杨参谋今晚就在县府碉堡上委屈一夜吧，放心睡你们的觉，让我的卫士给你们放小哨。明早回去就把情况报告方副军长。”

刚把人送出门，蒋云台尚未定神，电话又响了，是军参谋处长王东才打来的，说赵龙文昨晚12点左右，同袁耀宸通话，赵不知怎么听人说，二四四师用一辆吉普车在两河口把共产党的代表接到城里来了，要袁立即查清是否属实。袁证实说，确有其事，而且那辆车早已进城。赵问城防谁接，袁告诉他是二四四师，赵龙文叹了口气，挂了电话。

蒋云台听了报告，嘱咐道：“别管他，你给我把袁看紧点就行了。”

王处长表示万无一失，说他已在袁耀宸身边派出两个侦查小组，袁心里有数，不敢乱动。

蒋云台这才确信，武都城里除了一些“泥鳅”之外，没有能兴起风浪的人物了。一丝倦意袭上眉头，他想好好睡一觉，刚擦了把脸，忽听机要参谋在门上报告，说有一份加急电报。蒋知道肯定是共产党方面的，便立即拿过来看。果然，是六十二军发来的，问能否相机占领汉王寺附近的白龙江铁索桥。

这座桥是六十二军进占武都的要道。赵龙文原来派了一个工兵排驻守在桥头，准备在陈子干所带的那个十二师过桥之后，立刻将桥炸掉。蒋云台了解到这些，吓了一跳，赶紧命七三一团的马宗仁营长，带两个连火速赶到桥头，任务是在十二师过后不许工兵炸桥。

命令下达之后，蒋云台再也没法睡了，直到12月8日晚10点多钟，六十二军静悄悄地开进武都，蒋云台才喘了一口气。

1949年12月9日大清早，武都城里的老百姓与往日一样开张门店，一看大街小巷全是红五星帽徽的解放军，都惊呆了。与此同时，王治岐、蒋云台、李永瑞三人联名发出的起义通电，也正在“滴滴答答”飞向天空。

六十二军军长刘忠、政委鲁瑞林是随后续部队到达武都的，与王治岐、蒋云台等人见面，大大夸奖武都和平解放的内应工作做得漂亮，既安全，又顺利，军队保存得蛮好。刘忠说：“我代表全军指战员和武都人民感谢你们！”

蒋云台听了这些话哈哈直乐，王治岐也跟在后面勉为其难地笑着，一边笑，一边打量蒋云台，好像面前这个姓蒋的跟昨天相比，判若两人，自己都认不出来了。蒋云台被王治岐看得有些尴尬，他知道王的心里这会儿在想些什么，也不想作出什么解释。正好，这时候七军军长彭绍辉给他发来一份电报，借这个机会，蒋云台离开了。

彭绍辉的电报告诉蒋云台，说他们的任务很紧急，不能来武都，有些情况需要向蒋云台当面通报一下，希蒋能立刻赶到老爷庙一晤。武都到老爷庙嘴上喊100里，又没有大路，蒋云台有点为难。刘忠说：“快去快回吧，今后你们的工作，恐怕更多地需要同七军同志地取得联系，去当面谈一谈，有好处。”

于是，蒋云台打马直奔100里地以外的老爷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