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铭鼎新主意寡不敌众，刘漫天旧脾气力不从心

曾震五赴兰未归，彭铭鼎心有不甘。

彭是个爱钻牛角尖的人。他觉得，作为一种对等的谈判，共产党怎能对自己手上这点本钱熟视无睹？当然，他就更不能理解共产党所提“解放”二字的真正含义了。过去，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曾震五有共识，两人唱做念打，配合默契，都希望找到一条既可苟全性命又可苟全操守的途径。

靠实力说话本没有什么错，错的是不自量力。

话在今天说来是多么轻松，而在当时，身在其中，这种心理上的“放不下”便是赤裸裸的现实，重不堪言。彭铭鼎的“新主意”实在是个又苦又涩的果子。

他决定：“曾震五去兰州还没见回音，和谈结果不见分晓。长官部、河西总部、第九十军和一二〇军各机关部队，有继续向哈密撤退的必要，各部马上车运哈密待命。酒泉一带防务由沈师长率领所部接替并即占领阵地，掩护主力西撤。驻玉门的骆驼兵团和驻安西的新疆警备团配属沈师长指挥……”

这真是一个气味莫辨的响屁！它不但与彭的追随者们所思所虑风马牛不相及，与彭自己当初“最迟在酒泉举义，决不后退一步”的决心也大相径庭。郑壮怀、沈芝生、陈定行等这帮人此时才发觉，他们和彭铭鼎原来是人心隔肚皮。而且，究竟“隔”在哪里，还是一笔糊涂账！

曾震五家的小客厅里云遮雾障。大家望着跷起二郎腿的彭铭鼎，陡然生出陌生感，连曾震五的夫人也觉得彭“怪怪的，让人摸不透，好像变了一个人”。

彭铭鼎不管别人怎么想，埋头沿着自己的思路往前走，说：“这是跟共产党争取条件的最后一次机会，就是冒点风险也值得。若是放弃，等于放弃和谈本身，将来必定后悔莫及！”

“你当我们是谁呀！可以跟人家讲条件，可以说变卦就变卦？”陈定行蹲在后面小声嘀咕。

沈芝生意见最烈：“方针既定，老曾也去了兰州，我们和人家在高台面对面地已经谈妥，接受和平条款那是石板上钉钉，你凭什么变卦？凭什么把部队往哈密拉？不行！我不能再跟你们当替死鬼，要投降，都在酒泉投降，谁也不许走！”

彭说：“和谈就是和谈，怎么是投降？这是两码子事嘛！”

沈芝生冷笑：“你在做梦呢！……你是在拿大家的性命开玩笑！”

的确，彭铭鼎这个玩笑真是开大了！它恰好迎合了刘漫天这样一些人孤注一掷、作垂死挣扎的心理。虽然事后彭铭鼎也对沈芝生说：“周嘉彬、刘漫天的思想行动，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当局者迷啊！这些人以前谁不认为自己是“党国栋梁”，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心尖上那尊佛塔就绝不坍塌，哪怕做强盗土匪，也在所不惜。

刘漫天就曾经想到要把部队拉到南疆落草。之所以没去成，是因为贺新民堵得快。贺的手中实力摆在那儿，说话自然有分量。开始刘漫天还以“人各有志”来强辩，贺新民把他的两个营长一卡，说：“你走吧，走到天涯海角也没人管你！”刘漫天腻歪歪地不吭声了。

从9月18日曾震五起身去新疆到9月25日解放军第二军进驻酒泉，其间一个多星期时间，河西这一伙人个个都在发生分秒变化。变化最大、最彻底的就是曾震五。如果说到新疆接触陶峙岳之后还有点盲目性的话，到张掖与王震一席谈话，就有些站立不稳了。及至兰州，与彭德怀相见，曾震五的意志从根本上得到瓦解。不说别的，就是亲身领略一下兰州的气氛，他也无法再固守什么。他真正懂得了“解放”的含义。那不仅仅是两军胜负的问题，而是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些林林总总的思想奥妙，曾震五都通过无线电传给了贺新民。每一个神秘的夜晚，都是贺新民终身刻骨铭心的。他打开译电本，面对通信参谋送来的一篇篇诱人的密码，独自体味着某种新生的无奈与憧憬。过去，他总觉得自己是一叶扁舟，无休无止地在大海上飘荡，不知来日停泊何处。如今，他仿佛看到了天边的岸，尽管那是充满着一丝丝担忧甚至惶恐的未知，但毕竟是岸，毕竟有渔火闪烁，毕竟就要与这无定的惊涛骇浪告别……贺新民情不自禁陶醉了。

可现实仍旧像一把锋利的刀子。

就在刘漫天表示要把部队拉到南疆去的那晚午夜时分，贺新民收到一封匿名信，要他加倍小心，说国民党河西警备司令部二处已盯上了他。

第二天上午，河西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曾某电话来了，要贺新民参加有关玉门油矿护矿会议，并且半开玩笑地说：“是不是把尊夫人也带到酒泉来一块玩一玩啊？”

贺新民听出话中有话，怀疑其中暗伏杀机，不知去还是不去。正在犹豫之际，一位叫扎喜泽仁的藏族矿警找上门要跟贺喝两杯。他是贺新民的老相识，常在一起吃喝聊天，彼此无话不谈。贺新民正在心头不快的时刻，也不推辞，就跟扎喜泽仁去了常去的一个酒馆。

喝酒的时候，贺把自己的心事向扎喜泽仁说了，希望老朋友帮忙想想点子。

“我看你还是去！”扎喜出主意说：“你们汉族人不是有句话，叫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吗？怕什么，现在这个局势下，只要警惕一点，不给把柄抓，他不敢把你怎么样！要是不去，反倒显得不太正常。”

贺新民反复考虑，也的确如此。于是怀着万分警惕，与妻子一道赶到酒泉。不住别处，偏偏住在河西警备总部的政二处。

当晚政二处处长曾某跑过来，见面第一句话就阴阳怪气地笑着说：“贺兄跟那个扎喜泽仁关系不错啊？”

贺新民反唇相讥：“怎么，二处对此也有兴趣吗？那就请调查吧！”

“唔……兄弟我也只是问问罢了。”曾某捋着唇髭，仍旧笑着，不再说什么。

次日清晨，贺新民听说此人飞往广州去了。想想他头天晚上的话，觉得有名堂，是不是他们有什么计划而把自己排斥在外呢？

贺新民找到了酒泉专员公署的王维墉专员。正好，王专员在和河西总部第三处的麻处长谈话，话题又是贺新民最为关心的油矿安全问题。那个麻处长说：“关于玉门油矿问题，总部已开过会，计划在必要时彻底破坏。”

贺新民大吃一惊，但因对此人交情不深，也不便外露，便随口问道：“处长个人是怎么看的呢？”

麻处长沉吟片刻，说：“打国际战争，一旦失利，国内工业应该彻底破坏，免为敌国所利用；打内战，不管谁胜谁负，工业总是国家的工业，我看不能破坏。贺团长以为如何？”

贺新民警惕地皱紧眉头：“道理是有道理，不过……”

这天晚上，贺新民连夜返回玉门油矿，一边给陶峙岳打长途电话，一边把情况拟成电文发给远在兰州的曾震五。

其实，贺新民心头隐隐约约的那些东西，中共早已掌握得一清二楚。在贺携妻赴酒泉的头一天，王震就明确指示二军，说那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空军退役中校陈纳德，已承诺为老蒋出这口气——破坏玉门油矿。因此，二军必须抢占油矿，以阻止敌人破坏。王震要求五师在9月21日前必须赶到临泽。

这个命令对郭鹏和王恩茂来说，显得过于严苛了一点。当时二军部队的实际情况是：四师要到9月22日才能在张掖集结；六师的先头部队25日、后卫团27日才能勉强赶到张掖。酒泉国民党部队除兰州战役败逃的残部外，传闻国民党新疆骑一师有一部内调到酒泉。而彭铭鼎对是否投降还在犹豫，诸如刘漫天这样一些人更是无法无天准备玩命。二军五师贸然冲过去，与后续部队脱节，就极有可能成为狼群中的一只羊！再说，五师过祁连山时除了手中的武器，其他东西都扔光了，鞋袜被装还都没有着落……郭鹏和王恩茂把情况如实报告了王震。

虽说有令行不通有点窝火，王震还是作出让步。“但是”，王震说，“我给你们三天时间准备，明天，五师务必赶到威狄堡，23日到园子山，24日到靖水，25日无论如何也得给我占领酒泉！然后，连续行动，抢占老君庙油矿（即玉门油矿）。十一团22日进到沙河堡；同日，四师主力须在张掖集结完毕，紧随五师之后车运；六师先头团25日到达张掖后，立即按照先后梯次顺序，连续前进！”

王震立着五指，在地图上一句一戳，好像那指间可以听得见呼呼有声的万钧雷霆。

9月22日这天，谁知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反正绥远的董其武通电和宁夏解放这两件事，在新疆是可以感觉得出热浪扑面的。它足以让中共代表邓力群坐在迪化包尔汉家里，与包尔汉、刘孟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新疆省政府委员、秘书长）、刘泽荣（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等人漫谈新疆问题时，心情和气氛大不一样。新疆的四十二师、七十八师和骑一师准备出疆的打算，再也没人提了，和平解决问题似已无条件可讲。

这股波澜让彭铭鼎在酒泉直打趔趄。他不能不把沈芝生等人的意见托在掌心细细掂量，一掂掂到9月23日，终于掂清楚了，宣布说：“我给陶司令打了电话，劝他不要再上当了，蒋介石那一百万是个骗局！陶司令答应在迪化和酒泉同时发通电……”

就剩下通电的签字问题了。别人好说，刘漫天又有麻烦。彭铭鼎打电话给贺新民：“你告诉他，除非他接受制裁，否则就签字！”

刘漫天像小孩子似的僵着，“士可杀，不可辱，你们走你们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贺新民不客气地提醒他：“你哪里还有独木桥？你已经不可能离开玉门了。你的部队已由我代为暂时收容，你还是放明白点的好。”

刘漫天怪笑着说：“好，我给你签……”

因为笑得古怪，这话真假难辨。贺新民没主意，只好打电话把矛盾交给彭铭鼎。彭没再多言，只说：“你把他送到酒泉来！”

9月24日黄昏时分，酒泉全城都沉入到“滴滴答答”的报捷声中。这份通电是以陶峙岳的名义发出的。因为这时候陶还兼任着河西警备总司令。

天空飘荡着无线电信号，地上200辆汽车也已发动起来。长长的车灯犹如一条长龙，游向150公里以外的临泽。解放军第二军军长郭鹏和政委王恩茂亲率第五师在临泽整装待发。

许光达点将期待玉门，王胡子整装遥望新疆

二兵团第六军紧随二军之后，已经抵达张掖和临泽。罗元发军长和徐立清政委从小车里一钻出来，就看到了王震。他正和三军军长黄新廷在路边讲话。黄新廷是亲率三军的一个装甲营，赶上来转运部队的，也是跟王震不期而遇，站在路边简单说说部队的情况。刚说几句，罗元发和徐立清过来了。两人脸上都有抑制不住的喜悦，边跑边敬礼，喊：“嗨，王胡子，总算又见到你了！”大家彼此握手，扔拳头，激动得不得了。

王震是从来不摆架子的人，在老战友面前更是如此，兴奋全写在脸上，一五一十毫不掩饰。他笑得合不拢嘴，一连串地“辛苦了，辛苦了，部队同志们还好吧？”

从乌鞘岭过来，六军一直是二兵团打前卫的部队，跑得最快。大仗没有，小仗不断。特别是在过永昌之后，紧随二军，呼应得很不错，给二军部队很大的支撑，使之不感到孤单。王震道辛苦、问部队的情况，除了首长和老战友之间的一般问候之外，还别有深意。

罗元发说：“马上要到酒泉了！到酒泉要喝酒啊，听说当年左宗棠也是在这里饮酒盟誓、重整旗鼓，然后进军哈密的哩！”

“哟，罗元发，还真有你的啊！”王震笑着说，“不过，当年左宗棠是酒不够、泉水凑，今天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怎么样，喝了酒跟我一起进疆吧！”

罗元发听出话音。此前许光达已经跟他吹过风，说野司下步要调整部署，准备将六军并到一兵团，由王震率领二、六两军入疆。此刻听王震这么一说，似乎六军进疆已成定局，罗元发感到责任重大、情绪饱满，当即满怀热情地说：“只要野司有令，我们就冲，打到天涯海角，也不含糊！”

王震说：“现在还不到你表决心的时候。等国庆大典结束后，彭总要来酒泉，那时你再表决心也不晚啊，哈哈哈……”

经这一提，大家的思绪都转到彭德怀身上。听说这阵子彭老总忙得不轻，前几天好几个晚上都没睡觉，大家都有点担心。

彭德怀就是这样牵着大家的心念。好像他是他们共同的兄长，提起这个名字，便有点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那种感情，没在第一野战军战斗过的人很难体会。越是挨过彭老总骂的人越是有想头。

王震说：“上次我去兰州开会，见老总嘴唇上都起了燎泡。这回，曾震五去了，屈武又去了，又是军事又是政治，还要考虑玉门油矿的接管问题，你们兵团的许司令员昨天同我通话还说油矿留人的名单没定下来呢……”

这个名单让许光达伤透了脑筋。自中央决定从二兵团留一批人下来接管玉门油矿那天起，许就抱本花名册翻来覆去，老觉得手中那支笔有千斤重。当时，玉门油矿那几口破井，在全国还是绝无仅有的。新中国成立后，要搞飞机、搞坦克，火车、汽车和轮船要开得动，都得靠这里拿出油来。干部、战士们打仗可以，要上油矿开石油……许光达心里没底。

彭德怀说了，“管理呀、勘测呀、开采呀，甚至日后石油工业的长期发展呀，你都得考虑到，把最强的干部战士留下来，国庆大典一搞完，油矿所有的机器要给我叫，所有的油井要给我冒！”

“最强的”，当然首先必须考虑到有点文化。这不是战场上端着刺刀占山头，要跟机器打交道，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想把机器玩转起来不容易呀！尤其是干部，没有文化，恐怕跟那些戴眼镜挂自来水笔的专家们话都说不上！仅此一条，就把许光达难得头皮发麻。

许光达还是如期拿出了一个在他看来“硬邦邦的”的名单，递到彭德怀的面前，像后来在新中国石油工业行当赫赫有名的康世恩等人，都在其列。

那是彭德怀赴京参加开国大典的头一天。傍晚时分，彭德怀拉着许光达沿黄河走了很远。两人从眼前的这份名单，谈到即将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彼此呼吸急促、感慨万千，不知不觉又到了黄河铁桥跟前。彭德怀触景生情，说：“过去老听人说这桥是外国人援建，这些日子，我才把它的来历搞清楚了。”

“来历？么子来历？”许光达兴趣盎然，“有何佳话没有？”

“佳话很多，都跟我们湖南人相关哩！”

彭总所说的湖南人，是指左宗棠。左当年率湘军平西，任陕甘总督，同时又兼了个“茶马使”的职务。所谓“茶马使”，按现今说法就是工商行管方面的最高长官。

西北少数民族自古养牛养羊，以畜牧业为生，饮食习惯也以肉食为主，因而常年离不开内地出产的茶叶，古诗上也说“不可一日无此君”。所以许多人动脑子，用边地高头大马到内地换取茶叶。这档子生意从唐初开始日渐兴盛，后来发展到不仅仅是民间的简单交易，还是中原地区官方抑制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到了清朝，茶叶销售干脆成了官办。

历任陕甘总督按惯例兼任“茶马使”，而且另拨一笔不薄的薪俸。

左宗棠的“茶马使”一兼十年，每年的薪俸照例支取但分文不动。到他进关离开兰州总督府时，这笔存银已积攒下30万两！左公清点之后，一文不取，原原本本交给继任杨昌浚，说，国家对我不薄，我们既有一份正饷，便不宜领取另一份兼饷。这是我们服务国家的最低条件。西北建设刚刚开始，需要经费的地方正多，到了缓急不济的时候，可以动用此款。后来，这笔款子就被用来建了兰州的黄河铁桥。有人把左宗棠的这笔存银称为“左氏基金”，而把兰州铁桥称之为“左公桥”。

彭德怀讲完左宗棠的故事，咣当咣当走到桥上，出神地望着滔滔河水，良久，一言不发地往回走。许光达默默跟在身后，心情很不平静。左宗棠的书过去读过一点，只知“秦川陇道，塞柳长青”的美谈。在湖南家乡，也常有老人们提起“左公、左公”二字，可彭德怀的这一段，还是头次听到。

于是许光达又想到石油，想到那个名单。他暗暗打算，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要找留玉门油矿工作的所有同志好好谈一次话，中心就是如何完成造福子孙的千秋大业问题。另外他还有一个想法，急于要找一本左宗棠的书来读一读。他对这位百年前的湖南老乡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两个愿望在几天后的10月1日、高音喇叭里传来毛泽东那个历史性的声音时，变得更为强烈了！

其时，第一野战军前委已正式命令王震率二军和六军进驻新疆，并区分：六军到北疆，二军到南疆。二、六两军立即投入进疆前的准备工作。

王震可忙活开了。二军部队分散在安西、酒泉、张掖1000多里的一条线上，六军部队拉得更长，要迅速归拢，调整部署，搞点短、平、快的政治动员，诸如召开兵团和各军的党委会、起草关于进疆准备工作的指示等，都得一一落实。此外，还须稳定局面，把彭铭鼎那一拨人安顿好。

即便如此，也不能忘记油矿。

9月29日这天，王震特地同二军郭、王首长一道前往玉门参观油矿。“王胡子”的精力真是惊人，头天晚上半夜才陪同曾震五赶到酒泉，第二天大清早那个大嗓门又亮开了。情绪好，走到哪里笑到哪里，说：“彭总有指示，在二兵团正式接手之前，油矿出了问题，要拿我的脑壳是问哩！”王震摸着自己的脑门，好像真的有把刀架在脖颈上似的。

从酒泉出发到玉门油矿，过嘉峪关还要走一天，来回320里地。要是没台好点的车，4天时间也打不住。那地方虽说名声很响，可生活上跟酒泉没法比。酒泉毕竟是在关内，离沙漠远得多，空气湿润，城市也像个模样，物质供应啊、文化生活啊，都相对来说要便当得多。然而油矿上有4000多工人，加上职员家属则有上万人，是个有一定规模的小社会呢！光是把部队开进去了，把摊子看住了，那算什么？生产情况怎么样、还出不出油，这是中央和彭总都很关心的事。王震不亲自走一趟，心里怎么能踏实？！

实际情况比想象得要好。油矿的交接几乎没有影响生产。最紧张的那几天，每天还能出2万多加仑的油。按这个指标，一个月累计可出油60万～70万加仑。这个数据在当时新中国领导者们看来，就值得拍巴掌了！

所以王震这一趟玉门走得浑身带劲。尽管原定计划10月7日就要出发进疆，他自己多少也得准备准备，喘口气，但他就是安不下屁股，从玉门一回来又要去看六军。幸好，这时候彭德怀的电报到了，说部队进疆行动要往后推一推，到10月15日以后才“比较妥当”。

这一点是基于彭德怀与陶峙岳约会时间的考虑。彭、陶相约在酒泉会面是10月10日，彭德怀认为，还是信守那句老话，先礼而后兵，虽然这个“兵”不是剑拔弩张的“兵”，虽然陶峙岳已于9月25日代表新疆军政当局发表了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中共领导，而毛泽东、朱德也于9月26日给他们复电表示欢迎，实质性的工作已经做在前头，部队进驻似乎只是一个仪式，但第一个印象还应该做得尽善尽美一点为好。彭德怀就是这样，能把事情做到百分之百，就决不做百分之九十九。

毛泽东豪吟左公柳，彭德怀浅说陶峙岳

胜利就是百分之九十九之后的“一”。

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中国人民足足盼望了一个世纪！“北平”一跃而恢复为“北京”，天安门广场那面充满象征与神圣的五星红旗和旭日一道升起。同毛泽东共享这一时刻的不仅有跟他并肩携手、浴血奋斗了几十年的战友们，还有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以及像李济深、张澜等许多志士仁人。

一切都是理想中的境界。9月30日胜利闭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手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出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之，国都、国旗、国徽、纪元一一定夺……一个阶段的革命终于有个大团圆结局了，普天同庆，皆大欢喜是意料中的事。

真正不高兴的恐怕只有蒋介石和他周围有限的几个人。蒋介石担心受不了这个刺激，草草结束他在重庆一个多月的“坐镇”，飞回广州，以和李宗仁、白崇禧讨论“云南问题”来分散注意力。

“云南问题”是个伤脑筋的问题，焦点在省主席卢汉身上，听说此人已暗中倾心于共产党，表现不大对劲，蒋介石火上浇油。他对滇缅边境仍寄予很大希望，对李弥的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为经营这块“最后的堡垒”所付出的努力，深感欣慰。这一点蒋介石与胡宗南已达成共识，只要云南有个可靠的土围子，全部设想就会水到渠成。

卢汉的“公案”尚未了断，又一个预想中的消息给蒋介石当头一棒：苏联在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立即昭告全世界，承认这个政权！

蒋介石一肚子火没有地方出：“断交！断交！”他利用那个“非常委员会”主席的声音，在10月3日便指令广州国民党政府向莫斯科表示了国际间最高规格的不满——断绝外交关系。还不算完，蒋的肚子胀得还像个皮球，索性飞回台湾，揉着肠子挨到10月10日——双十节，这下找着了发泄口，当即在台湾发表“双十通告”，大骂苏联“侵略中国”，表示要和共产党斗争到底！

这都是毛泽东意料之中的情节。早在十天前，他专门召见来京参加开国大典的彭德怀时，就把这些后话预测得一清二楚。毛泽东说：“蒋介石信心不足了。月初陶峙岳、赵锡光和包尔汉他们派人到伊犁接洽和谈，我们派邓力群带着电台进驻迪化，他就泄了气。所以新疆问题和西南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呀！”

怪不得那时毛泽东对“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这一点要反复强调呢！彭德怀心中若有所悟。他再次体会到毛泽东的大气与智慧及其在全局上的深谋远虑。

参加开国大典的彭德怀，看上去年轻了好几岁，脸上、身上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特别是那套质料不错的制服，是量体定做的，穿在身上就像长上去似的服服帖帖，和过去襟摆硬邦邦的老布棉袄相比，感觉大不一样。他知道毛泽东这几天忙，召见自己无非是对下步进军新疆再做点具体指示，因此就一步到位，把部队准备工作拣重要的拎出几条来汇报汇报。

首先是与曾震五的谈判。毛泽东五天前有电报告知，说曾去兰州谈判是试探性的，要求彭努力做工作，争取曾站到我们方面。现在，这个“工作”做得颇有成效，曾已心情舒畅地回到河西和王震在一起，在那里稳定玉门油矿了。曾震五曾要求今冬不要进军新疆，说那里比关内冷得多，冷的时间又长，气温经常在零下四五十摄氏度，如防寒搞得不好，冻掉耳朵和鼻子的情况时有发生，连拉屎都得用棒子敲，说过去国民党往新疆去的新兵，从头到脚都是一身皮，皮帽、皮衣、皮毡统……总之，“今冬去不得，万万去不得，春风不度玉门关嘛！”对此，彭德怀遵照毛泽东的意思“不要驳他”，实际上，着手一五一十地准备起来，“确切地于十一月一日或十日以前准备完毕。”

这项准备毛泽东曾连电叮嘱，物资方面集中在皮衣、皮帽、毡鞋、水壶、汽车、汽油、粮食，还有现洋和钞票等。彭德怀最初申报的汽车是4000辆，最后落实下来的只有400辆，毛泽东为此很是过意不去，声称正在交涉30～50架运输机。这件事的落实，对彭德怀至关重要。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政治动员和干部准备。毛泽东在电报上说：“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吾尔族的亲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毛泽东的目标是要“使张治中、陶峙岳、刘孟纯等为我们服务，使新疆能够和平地、较少破坏地接收过来，并有秩序地改编国民党军队。”

这个目标正在令人愉快的进行曲中成为现实。张治中已决定，与解放军进军新疆的同时，他到兰州来，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会。这一机构是在过去贺龙领导下的那个西北军区基础上成立的，毛泽东特意征求了贺老总的意见，指定彭德怀为主任，习仲勋和张治中为副主任。

彭德怀说：“请主席对军政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指示指示，进疆以后好执行嘛。”

毛泽东径自踱步，许久没有言语。彭德怀就抱着手，耐心地等待。丰泽园的月夜，静谧之中包含着湖光灯影。远处的高音喇叭里正在播放着一支几乎全中国都耳熟能详的曲子：“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虑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晏眠之日，这是哪一个说的呀？”毛泽东问。

彭德怀从容答道：“左宗棠。”

“对哟，正是我们湖南的那个左文襄公说的！”毛泽东满面荡漾着睿智的笑容，“自古以来，西域久被认为蛮荒之地，明朝以前都把它看作负担哩。所谓‘城郭诸国’，是说天山南北一盘散沙哟！张骞出使，功不可没；两汉班超父子西域都护当得声名大振。可是，到了曹魏和西晋，就有点烫手啰，连唐代的魏征和狄仁杰也口口声声要放弃西域，明太祖朱洪武叫冯胜去修筑长城，居然把玉门关也划在城垣之外。直到清朝，情况才大为改观……左公志在西北，战鼓响到哪里，公路就修到哪里，榆柳也就植到哪里，从潼关到嘉峪关，三千七百里呀，绿柳成荫，朔风不寒。这就是有名的‘左公柳’。”

毛泽东略事停顿，吟哦起来：“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诗情诗境，让毛泽东沉浸其中不能自拔，连赞：“好诗，好诗啊！”并告诉彭德怀，这是左宗棠的继任杨昌浚在光绪五年应左公之约西行，见到道路两旁的一排排榆柳，即景生情写下来的，是“至情之作”。

彭德怀静静地听着。他对溜在嘴边的这些诗句似乎兴趣不是很大，说：“当务之急，一个冬春的粮食何时能运到？别的可以少一点，这个少不得，部队长途跋涉，食量大……”

这样的应对，让毛泽东多少有点失望。但问题又在情理之中，他也只好点头。接着，毛泽东大谈左宗棠屯田，对左氏“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和“寺民食以饷军，民尽而军食将从何出乎”这些高论大加赞赏，说：“能有此言，绝非等闲之辈！”

左宗棠当年进疆屯田垦荒19000多亩，获粮数千石，解决了部队四五个月的军粮供给，彭德怀也有所知。对于解放军进疆之后的拓荒屯田工作，他在来京之前与王震、许光达等几人多有商谈。只是那些预设性的话题，彭德怀不想拿到中南海来说。

但是，毛泽东站在他的角度，不能不把问题点透。他说：“左宗棠那个军屯民屯，是我们的拿手戏嘛。边区那时候搞军民大生产，有光荣传统，有宝贵经验。左宗棠叫个什么‘嵩武军’，我们搞他一个兵团；他搞‘舆榇出塞’‘以边荒艰巨为己任’，我们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英雄所见略同嘛……”

说到这里，毛泽东自己笑起来。

“我们今天比左宗棠的问题多，还有个对国民党军队改编和改造的问题，陶峙岳的部队号称十万，实际也有七八万人。这些人往哪里去，遣散费就得拖一大卡车！”彭德怀说。

毛泽东在烟缸里按灭烟头，思之再三，说：“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弄不好就天下大乱。”

彭德怀说：“一军在青海这项工作做得早，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贺炳炎和廖汉生动了脑子。他们办了个‘青海解放军官训练处’，把投诚过来的蒋马中校以上军官收容在一起，集中实行教育感化，使其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效果比较不错。”

毛泽东忽问：“青藏公路准备得怎样？明春能否开工？”

“基本就绪，”彭德怀答道，“测量工作已全面展开，部队帐篷也解决了一批，开春后我去看一下子，就下命令动工！”

毛泽东表情严肃，举起夹着香烟的两根手指：“这个事，意义大，一定要搞好！”

夸说冬寒是醉翁之意，体会春暖有父母之心

彭德怀是10月4日抵达酒泉的。许光达也已到达，大家相聚一堂，听汇报，看部队，整治油矿，力争用最短的时间把河西事情办好。然后，王震率部入疆，许光达则要协助彭德怀起草野战军给中央的报告。

听说彭德怀到了酒泉，个个都想见一面。王震得天独厚，早早地守候着。彭德怀一下车，他立即迎上去抱住老总的双手使劲抖。一边抖一边来了花样，笑嘻嘻地盯着老总左看右看，说：“咦，老总变漂亮了！”一句话弄得彭德怀有点不好意思，狠狠瞪了王震一眼，难得地咧开嘴，露出一排雪白整齐的牙齿。

上车之后，王震贴着彭德怀像大孩子似的磨叽开了：“老总，你刚参加开国大典，给我们讲讲新闻吧！”

彭德怀指指车座靠背后面一大捆报纸，说：“我都想到了，特地给你带来的，新闻旧闻都在里面，你自己慢慢看吧！”

王震笑着：“看报纸哪有老总讲的带劲啊，天安门那么大的场面，我们在喇叭里光听着哗哗响，连个口号都听不清。不过毛主席的声音还是比较洪亮的，守了一天就听到那一句！”

“那是啊，”彭德怀说，“天安门广场30万军民打着旗子啊！天公作美，万里无云。主席宣读公告的时候，放飞一大群鸽子，许多老人都落泪了……”彭德怀停顿片刻，忽问：“部队给同志们加了菜没有啊？”

“怎能不加！各军都通知连队用伙食尾子，有的还破例让干部战士喝了点酒。头天晚上，政治部把高音喇叭架起来，军民挡不住，像潮水一样往操场上聚。部队准备了一批照明弹和信号弹，拿来代替礼花，老百姓有放铳的、放花炮的，有敲锣鼓的，广场上一夜透亮通明，许多人嗓子都哑了。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大家都抱在一起，哎哟，那个场面……”

彭德怀点点头，表示很理解。他长叹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节日啊！那么多年，那么多人，流血流汗，有的留下一个名字，有的连名字也留不下……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是啊，胜利来之不易，哪怕一点点微小的胜利，都要流血。”王震深有感触地说，“就以玉门油矿为例吧，到郭鹏和王恩茂他们开进去的头一天，敌人还不罢手，一些特务想以矿警大队那个姓崔的大队长为内应，把炼炉和矿井炸掉！里面有多少地下组织同志拼死做工作呀，他们日夜轮班，24小时睡在矿井旁边，才把矿井保护下来。”

彭德怀小声问：“那个骆驼团长……”

“最后不是他出来刹一家伙，情况还不好说呢！那些国民党特务疯狂得很，他们把溃兵哄起来，在老君庙这边没有得逞又跑到安西，开国大典第二天，他们还在安西煽动新疆警备总部警卫团的一些官兵叛变，放火烧民房、烧仓库，还有些窜到玉门昌马附近，想抄小路偷袭油矿，搞里应外合，幸亏地下组织同志做通了骆驼团的工作……那个同志还是个藏族党员，叫扎喜泽仁，就是河西人，公开身份是个矿工，他跟骆驼团长贺新民有点关系。”

彭德怀感叹道：“天下穷人是一家。藏族同胞受压迫最深，革命也最彻底，对我们支持很大。他们爱憎分明，胆子也可以……”彭德怀忽然记起那些流落在河西的西路军女战士，“听说当年西路军失散的许多女同志，都是藏胞保护下来的……”

这个话题显得太沉重，两人都不能再说什么。

吉普车开始进入酒泉市区，速度慢下来，彭德怀透过车窗玻璃，望着街边行人平静的脚步。他们是那样安详无忧，年轻的藏族母亲兜子里背着娃娃，拉骆驼的汉子互相说说笑笑，维吾尔族小老板站在店埠门前挤眉弄眼地招徕生意，普普通通的人享受着普普通通的生活，这在他们就已是极大的满足。彭德怀是那么欣赏普通人这份幸福，仿佛他自己童年时代饿着肚子要饭、咽着糠饼下煤井的种种苦难，都从眼前这份幸福中找到了平衡。因此，他内心涌现出无限感激，感激成千上万默默无闻的牺牲者。他们在该成为英雄时，就一定成为英雄；而在该成为普通人时，又都成为普通人。或许这就是“人民”二字的涵义，它是一块永远砸不烂的骨头。

不知为什么，彭德怀忽然想见一见那个曾做过骆驼团长工作的地下党员扎喜泽仁。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王震。王震说：“这还不好办，我跟郭鹏他们交代一声就行了。”

郭鹏和王恩茂这段时间除了完成进疆准备工作之外，正在全身心地收编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彭铭鼎、沈芝生、贺新民等这些人几乎每天都打交道。经过交涉，贺新民的骆驼兵团打算成建制地改编到解放军序列，其他国民党散兵游勇也在陆续收容发落。

时间久了，从青海西宁过来的马辅臣和马振武等得不耐烦，要求先行一步去新疆与骑兵师长马呈祥接触，做些工作，希望郭鹏和王恩茂能发给他们两挺机关枪，以作途中自卫。郭鹏满口答应，说：“我们可以派部队送一程，免生意外。”

马振武说：“有两挺机关枪我还怕谁呀！再说，你们解放军跟在后面不就来了吗？”

郭鹏笑了。通过一段时间接触，他倒觉得像马振武这样的人比彭铭鼎之流好处置。彭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一天到晚劝说解放军不要今冬入疆，把新疆的冬天说得恐惧之极，跟那个曾震五在兰州唱的是一个腔调。

因为上面有指示，郭鹏在解释这个问题时，显得特别耐心诚恳，说：“你们一番好意，我们理解。但我们解放军从来都是说到做到，不怕困难，何况防寒问题，我们也已作了些考虑和准备，没有解决不了的。”

“防寒装备可以想办法解决，然则交通运输以及补给问题，也还有很大的困难哩！”彭铭鼎显得很顽强。郭鹏立即把话接过去说：“交通困难什么，酒泉现在不是还有三四百辆汽车可以用么？”

“车子数目可能有这么多，只是……”彭铭鼎脸色惟妙惟肖地变化着，“只是军车的保养一向不是太好，多半是坏的。这么天寒地冻，一上路八成是要出毛病。你知道，大部队行动，又是在戈壁滩上，兵车一抛锚，麻烦就大了！”他想了想，觉得还没有把话说够，接着又说，“过去我们在冬季行驶之前，要下大工夫检修一遍，十天半月也说不准。要是半路上水箱一冻裂，那才叫‘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哩，冻死饿死的惨痛教训多的是，戈壁滩上白骨累累呀……”

郭鹏听到这里，有点不耐烦，又觉得好笑，只好很“政策”地来了句准幽默，说：“国民党部队只能把活的弄成死的，死的东西一到解放军战士手里，就会变成活的，你说对吗？”

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这样的话哪有不对的，彭铭鼎满口一百个“对对对”，但是……彭铭鼎还要展示他的不屈不挠，在临握别时仍不忘来个“但是”，他告诉郭鹏：“国民党在新疆经营了这么多年，出产仍不够丰富，一切补给物资，基本上是从内地运去的，不知赔了多少本。解放军何必急着去背这个包袱呢？不如让他们维持原状，派一批政治人员去指导指导就行了。”

郭鹏的高招是依然把调子往上拉，什么“困难再大挡不住解放军战士的脚步”“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逼着彭铭鼎自己打自己嘴巴，跟在后面忙不迭地说“对对对”。

王恩茂有点不客气了，语调不甚高扬，但一字一句都像石头那么硬。他要彭铭鼎等人记住一个简单的道理：解放军到新疆不是为了做买卖赚钱，而是要改变那里的面貌。这就是说，大家共同面对的是一个历史时刻，谁也没有挑选的余地。他用利箭般的目光威逼着彭铭鼎说：“任何困难都吓不倒我们，我们马上就要乘胜前进，直到天涯海角！”

这一戏剧性的对峙直到开国大典前一天才告结束。据说当晚彭铭鼎非常丧气地在曾震五家里给新疆警备司令部打了个长途。接电话的是参谋长陶晋初，彭铭鼎说：“震豫兄啊，鄙人同郭、王唇枪舌剑，已是山穷水尽。他们声言马上要开迪化，而且很……请你转告陶六爷……”

“陶六爷”就是陶峙岳。彭德怀听到这个汇报，微微一笑。显然，他是深解其中奥妙的，只是不便对具体人和事作什么评价罢了。只说：“你们处理得对。我们的仗就得这么打，必须有两条战线……”

彭德怀说这话时，他要接见的那个藏族党员扎喜泽仁也在场。于是，便顺便聊起党的民族政策在大西北的威力，说，政策是个总的精神，许多具体问题还得动脑子拿出具体解决办法，这里面的重要环节，就是建立地方政权问题。

例子举到一军。针对青海地方党组织薄弱的特殊情况，青海人民军政委员会和青海军区成立不久，中共西北局陆续派了一批干部去接手地方党政工作，省的党政领导机构，基本是一军的班底，然后在部队抽调一大批精华到地方工作，特别是团政委、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和军、师、团各级政治机关的那些干部，一去就当县委书记、县长，有的干脆一个团包一个县，干部集中在一起，上传下达调子不走样。

新政权一开张，难点就是少数民族事务。问题差不多都是当年马步芳残酷屠杀异族、搞“回族老大”落下的后遗症。远在巴颜喀拉山南、通天河畔的偏远牧区玉树、囊谦、称多三个藏族县各部落，每年都例行向马步芳“献马”纳贡。一军解放西宁时，纳贡队伍正好走到海南地区，是去还是不去，几个押贡的头人讨论了两三天，还是决定继续赶路，把贡品转送给共产党。

可是，共产党该不该接收这份贡品呢？廖汉生打电话请示野司。彭德怀说：“收！不是你廖汉生收，也不是我彭德怀收，是青海省人民军政委员会收，人民财产归人民嘛！”

这是一批极为珍贵的礼品，有骏马千匹、百张珍贵兽皮，还有上好的麝香、鹿茸等物品。其中有一只活猞猁，后来辗转贺龙、朱德之手，送到了北京动物园。

押解这批贡品的几个头人，推举囊谦的两个千户扎喜才旺多吉和扎武百户久美来对廖汉生说：“你们如能一次派出3000名骑兵，我们就归顺你们……”

毕竟是边远地区的两个头人，说出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话一点也不奇怪，彭德怀提起也是一笑了之。他所认识的另外一些藏族头人，并非如此，其中曾经打动过他的是一名藏族军官，此人不但把自己的名字弄得跟汉族人一样，而且其心性、正义感以及他的阶级立场，都让彭德怀经久难忘。此人就是全国知名的拉卜楞寺院藏军保安司令黄正清。

甘青边烽火连年，川陇汉法事再三

拉卜楞地处甘南夏河西岸，在一片大草原中央，是藏族游牧区。黄正清还是个孩子时，这一带属青海土地老爷马步芳的地盘，马步芳的统治就是回族的统治，搞封建家长那一套，阶级压迫又加上民族压迫，牧民们脖子上架着一把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马家官府要钱要粮要人要牲口，动不动就砍脑袋，藏民日子提心吊胆，苦如黄连。

黄正清的父亲是草原上牧民头人，雄心勃勃，有正义感。这点血性也传给了黄正清，小小年纪就发誓要倾家荡产同马步芳打官司，不把牧民们从魔窟里拯救出来，决不罢休。

这是一场注定要输的官司。年轻的黄正清还不知道国民党官场那套把戏实质上就是弱肉强食。他凭着草原人直来直去的游戏规则，怎能成为“法堂”上的赢家？官司输了一场又一场，黄正清开了窍。他倾其所有置办了一批珍奇古董，走国民党的上层关节。

有道是，金陵路窄，香车宝马天地宽。黄正清一笔投入进去，连蒋介石都见上了！听说仅仅是为了要把甘南草原划归甘肃而不隶属青海这点小事，就献上一大堆宝贝，蒋介石简直不敢相信。这在他来说是打只蚊子罢了，哼了声：“办吧！”草原就脱离了马步芳，从青海省划归到甘肃省统辖，并享有一定的独立自治权，每年直接给国民党中央进贡纳税，同时——这也是最重要的，允许建立藏族武装，实行地方自治。

一场官司把黄正清打出了名。他成了甘南草原上一只令人骄傲的雄鹰，千家万户，载歌载舞，酒肉酣畅，大庆三日，为英雄胜利归来接风洗尘。

黄正清成了甘南藏民当然的总头领。

一路通，路路通。黄正清从此有了钱只做两件事：一件是给南京送宝，一件是置办武器弹药。蒋介石的毛一旦捋顺了，黄的要求无不应允。他亲自批准成立甘南草原拉卜楞保安司令部，任命黄正清为司令。继而又轻轻一提，让黄正清进入国民党统治核心——中央委员会，成了一名和马步芳可以平起平坐的“委员”。

有老蒋在后面撑腰，马步芳除了干瞪眼，还能有什么办法？古人说得好，一场官司一本书。黄正清闯荡天下读了那么多书，眼界自然大开。这其中有两位红色共产党人给他很大的启示，一位叫宣侠父，一位叫钱清泉。

那是二十年前红军时代的事了。某个风清月朗的草原之夜，宣、钱二人奉命来为红军采购粮草，和黄正清一番交涉成了朋友。他们为黄正清描绘了共产党的理想社会——没有剥削、没有欺压，平等自主，天下大同……这是拉卜楞寺庙的喇嘛们祈祷了多少年多少代的心愿呀！黄正清的心里埋下一颗坚实的种子。

二十年过去，共产党眼看着成为天下大赢家。黄正清真像喝了一杯甘泉那么爽洌！过去的官司，让他看尽国民党的西洋景，知其气数已尽，树倒猢狲散，谁也绊不住谁了。理想也罢、现实也罢，都得投奔共产党。

黄正清脱下军服，背上干粮，扮成一个地道的牧民，拉着一匹烈马上路了。他要去为甘南草原和藏族父老乡亲的将来，作一番长远打算。

这根线让负责地方工作的习仲勋接上了。但是，战事频仍，一日三变，习仲勋行踪不定，黄正清回到草原，线又断了。这让他那些天暴躁得像一头狮子。

兰州战役前夕，马步芳已经预感到末日来临，方圆数百里内金银财宝尽情掳掠。拉卜楞古寺自然是个重要目标。黄正清吃紧得很。他想，这一下要跟马家军了却世代冤仇了！可又担心马步芳遇到抵抗会不会血洗草原。一段时间内，黄正清对要不要留部队驻守拉卜楞寺庙，犹豫不决。

这时他已派出几路人马与解放军联系。在寂寞的等待中，黄正清每日列兵操练、杀声震天。风清气爽的绿色草原及草原上滚动的牛群、羊群、马群，又仿佛是他内心呼唤的另一种声音。

兰州战役终于打响了！有一天，拉卜楞保安司令部驻兰州办事处的人突然带回一封信，是解放军第二军政委王恩茂的亲笔大札，说解放军即将解放临夏，待临夏解放之后，要黄速派人去洽谈和平解放夏河的问题。

“解放”？黄正清乍听这个新鲜活泼的汉语词汇，为之一振。就是说，当年宣侠父、钱清泉的蓝图就要活生生地端到眼前了？！他怀着一种不知是何滋味的惊喜，立即派副司令张子丰带三个人前往临夏。他哪里知道，这个张子丰早就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了！

张子丰一到临夏便拿回王震的信。王震在信中说，要审时度势，即刻举义，并肩全歼马家顽匪。黄正清心头一块石头搬掉了，他一个喇叭把部队集合起来，宣布：“我们藏军决定起义，同解放军一道消灭马家军！”

王震给了黄正清一笔可观的见面礼——几大卡车枪支弹药。几天之后，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六师五五六团的一个营，被张子丰领到夏河。黄正清亲自出面，张罗了两万多藏民夹道四里多长，以示欢迎。

不久，黄正清便成了彭德怀和贺龙共同的朋友。大江东流，解放军势如破竹。继兰州解放之后，西宁又一扫而平，那个让黄正清不痛快了大半辈子的马家军顷刻间土崩瓦解，究竟是什么力量如此摧枯拉朽？黄正清心里想着很多事。

在同彭德怀、贺龙的接触中，黄正清总感到自己矮了一截。这感觉甚至比过去见到蒋介石还要厉害。他深感自己是不是被尘世封闭得太久，是不是泡在国民党糨糊里面一身不清不楚，是不是文化水平太低跟野蛮人差不多？而今，尘埃落定，真该好好去洗个痛快澡！

黄正清举着酒杯把内心的想法告诉了彭德怀。说：“请求批准我参加学习，待有提高之后，再参加工作。”

这让彭德怀很是看重。彭说：“你的想法很对头，我和你一样，也得学习。不过全国还没有解放，眼下百废待兴，完全放下工作去学习，恐怕做不到。再说你现在要是不工作，人家还以为你不和我们共产党合作哩。那样就不好了！我们还是在工作中学习吧，你我一块儿学，你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我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过去处境不同，今天坐在一块儿，应当一块儿学习、工作，将来建设新中国嘛！”

黄正清受不住，连说这哪行、这哪行，“你是彭大将军，我……现在马家军也消灭了，我也不知道该做些啥……”

“拉卜楞大草原地处甘青两省边界，是甘南的重镇，目前甘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嘛，胡宗南要占川北，把赵龙文、王治岐放在那里盯得很紧哩……”彭德怀煞住话头。其时，在解放军第七军和第六十二军配合下的武都起义，尚在紧锣密鼓之中，他不便多说什么。

但是，黄正清却敏感地意识到什么。说：“王治岐、赵龙文和蒋云台这几个人，过去和我都还有一面之交，要是需要，我倒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这个嘛……”彭德怀想了想。胡宗南正在收网，赵龙文、王治岐和蒋云台之间关系微妙，这种时候把黄正清插进去弊多利少，弄不好要出乱子。因此彭说：“暂时还用不着你出面，需要的时候我再通知你。”

彭德怀对甘南的态度一直比较审慎，除一开始把彭绍辉的七军押在天水、刘忠的六十二军放在岷县“严阵以待”之外，其余没有别的重大举措出手。原因就在于甘南牵动着胡宗南的神经，而与大西南全局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这锅稀粥只能靠其内部煎煮，是文火煨肥羊，急不得。

自从9月中旬胡宗南宣布王治岐为第五兵团副司令并兼一一九军军长，而蒋云台另立一军任军长、并准备率二四四师入川以来，赵龙文脑子里那根弦就绷到了极限。王治岐当上兵团副司令倒偃旗息鼓了，而蒋云台一接受委任状立刻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大有干一番伟业的意思。赵的心里那个酸啊，背地把胡宗南骂了一遍又一遍，场面上又不得不跟蒋云台保持一团和气。中秋节晚上，还特地给远驻乡野的蒋假惺惺地打个电话，说：“老兄啊，月圆人圆，今晚朋友都在，席间就差你呀！”

蒋云台说：“明月不照人圆，的确是件憾事。可我的肚子……这两天大概水土不服，闹得厉害呢，略有转机，我一定进城补上，到时候要杀要剐都由你……”

这是蒋云台的拿手戏，不真不假，嘻嘻哈哈，主意都藏在肚子里，谁也猜不透，要做的事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

就在赵龙文和蒋云台电话上感叹“明月不照人圆”的这天晚上，解放军第七军代表跟蒋云台秘密接触了一次，彭绍辉军长让代表告诉蒋云台，务必拖住所属部队，不要入川，将来与解放军里应外合一致行动，千万不可贸然举义。

赵龙文的中秋晚宴并没有因为蒋云台的缺席而减色，相反，他和王治岐之间还多了一层无所顾忌的默契。赵龙文大展拳脚让部属灌王治岐的酒，并非常动听地介绍汉南城固地区如何如何美妙，电灯如何如何明亮，学校如何如何齐整，鱼米之乡、五谷丰登等，其题旨只有一个：一一九军应该调防到那里去享福。

王治岐喝得酩酊大醉，该点头不点头、该摇头不摇头。赵龙文就趁此机会把一份早已拟好请求调防的电稿拿出来，让王治岐签了字。

急切入川的胡宗南，见王治岐这么开通地来充当他的大后卫，当然嘉许再三。随之，一道调防命令下来了——第一一九军调汉南城固。

蒋云台发觉此事时，早就木已成舟。酒醒之后的王治岐也觉得这件事“多有不妥”，但给胡宗南的电报是自己签的字，只能将错就错了。为了找到平衡，他把蒋云台拉上，和蒋一起“研究出发问题”，这些曲曲折折的心计哪里能瞒过蒋云台！他一句话就把王治岐问傻了：“第一一九军奉调，任务是什么？”

是啊，部队驻防总不能看哪里风景好、生活好就往哪里去呀，总得有个战略意图吧。

王治岐理屈词穷，结结巴巴地说：“任务……任务……没有什么任务嘛！那里生活很好，物产丰富，我们开过去休整、补充……”

蒋云台冷笑道：“你好糊涂！胡的主力即将全部入川，现在准备放弃汉南，一一九军开过去是当他的后卫，做牺牲品！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去。我们部队自关中失败后，没有得到任何补充，士兵连鞋袜都没有，现在可以要求他补充被服、鞋袜，然后再研究开往汉南的问题。”

王治岐为难极了，支支吾吾和赵龙文商量，把情况都推到蒋云台身上。

蒋云台一不做，二不休，当天直接给胡宗南拍了一个电报，把王治岐与自己商谈的经过以及自己对一一九军调防的想法和盘托出，这就把赵龙文从中传小话的机会给堵死了。

此时的胡宗南是一尊泥菩萨。他不想把任何一方可资利用的关系搞僵。接到蒋云台的电报，没有二话，立即改令一一九军到西汉水以南、雷家坝至大船坝之间布防。这无异于在赵龙文的脸上掴了一个耳刮子。

从此，蒋、赵矛盾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