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三巨头密谋争利，波茨坦四盟国宣布受降

当晚，全中国人民彻夜无眠。这在华夏民族千百年历史上绝无仅有。尽管后来发生的桩桩件件，证明它其实是个凶兆，但我们还是愿意记住这一时刻。

公元1945年8月15日……哦不，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先生掏出怀表，时间已经指向凌晨1点35分。他怀着乐观而自豪的心情弃车徒步，走在重庆渝中区附近起伏不平的街道上，大口呼吸山城那清凉而弥漫着火药味的空气，心里下意识地将日历翻到了“16”日。

自日本政府8月10日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后，驻陪都重庆的各国使节几乎就没能好好睡过一个囫囵觉。直到8月14日天皇裕仁下达《诏书》，连续几天满世界文电交驰，可把赫尔利忙坏了。先是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约定同时在重庆、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公布各项规定，美国贝尔纳斯国务卿代表四国经瑞士向日本照会“日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具体指示正式投降步骤。紧接着，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统帅名义向东京广播，并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系，命令日军“立即停止开火”，随之盟军在所有战场也奉命停火。

华盛顿时间8月14日19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接受日军的无条件投降。与此同时，英国伦敦播出了首相艾德礼的讲话，莫斯科广播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讲话，重庆广播总裁蒋介石的讲话。

重庆时间8月15日7时整，世界范围内正式发布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的公告。当天的正午时光，全球无线电信号都在传播裕仁天皇有气无力地宣读无条件投降“敕令”的声音。

兴奋了大半夜的赫尔利疲惫地回到住处，习惯性地喝了杯白兰地，更加没有睡意。他禁不住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牛皮靴踏响木质楼板，发出嘭嘭的声音，像是前线胜利的炮声，又像街头山响的欢庆鼓点。赫尔利推开花格玻璃窗棂，深不可测的夜空扑面而来，整个山城的狂欢还隐约可闻，一种从未有过的历史感袭上心头。他返身打开那本厚厚的羊皮笔记，热切期望记下点儿什么。

其时，陪都重庆政府与远在西北的红色延安相比，显然带着不加掩饰的自负。然而，日本政府向同盟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乞降照会公布之后，平民百姓们普天同庆的鞭炮和锣鼓丝毫没有差别。赫尔利目睹了长街上的张灯结彩，看到中国官员、兵士夹杂在商贩船夫之间，长袍马褂和西装革履一律奔走相告，大家彼此拱手，喜形于色，连一向昂首挺胸的富绅大贾们，也在那里忘情地手舞足蹈。人们眼里光芒四射，眉目之间犹如涂上了厚厚的油彩。

置身于欢乐的海洋，赫尔利不能不受到感染。就像年前访问延安时那样，他在中国东道主面前又心血来潮地跳起了印第安人的练兵舞。他被自己近乎天真的激情燃烧着，狂热地扭动着身躯，甚至操起陶克族人的方言“呀呀、呀呀”地大声欢叫。不论作为前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还是作为新任的美国驻华使节，此刻的赫尔利对“解决中国问题”更加抱有一份坚定的信念。他觉得这正是自己超越了史迪威、马歇尔和魏德迈等人之处，而这份美好感觉早在去年初冬他抵达延安的那一刻，就似乎活灵活现地握在手中了。

那是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在秘书史密斯的陪同下，飞机有惊无险降落在延安一块空地上的土包包前。黄色烟尘弥漫在模糊不清的舷窗口，以至于赫尔利没有看清究竟是谁在迎接自己。而被称作“迪克西使团”的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事先也不太清楚来者何人，所以第一次在给周恩来通报时竟有些含糊其辞。等到那架带有明显标志的美军军用飞机嗡嗡鸣叫着出现在黄土高坡上空时，周恩来问包瑞德贵宾是谁，包还摊开双手一脸茫然。幸亏周恩来处事周密。当赫尔利从机舱出口探出头来，才一眼看到包瑞德上校身边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首脑集体风尘仆仆的身影。他们一起挤进那辆被当作救护车用的破旧汽车，动静响亮地驶向“迪克西使团”驻地。

大家初次见面，寒暄过后都没有什么话可说。包瑞德上校虽是个中国通，可作为一名校级军官，碍于不太熟悉的赫尔利将军在场，也不好有超越外交辞令的言语。颠颠簸簸的车里出现短暂的寂静。正在难耐的时刻，冷不丁有头骡子挡在车前。驾驶员小赵急忙刹车，车里的主宾前仰后合。小赵满头大汗地找了根树枝上去驱赶骡子，谁知那头牲口倔得很，左赶右赶就是不给面子。急性子的赫尔利有点憋不住了，就在车里打着手势嚷嚷道：“再打，再打，使点劲，打那一边……”

毛泽东笑了，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慢条斯理地说：“想不到赫尔利将军赶骡子也很在行啊。”

“我年轻时当过牛仔，对牲口多少了解一些。”赫尔利显出点孩子气。

“哦——”毛泽东好像有了兴致，“我也曾放过羊呢。你看我们这些山坡，现在光秃秃的，开春了，朝阳的地方有点雨水就会长草，羊不愁吃的。”

赫尔利顺着毛泽东的手指伸长脖子，目光投向不远处的沟沟坎坎。

周恩来接上话茬：“这里的山沟是听从老天爷安排的，下大雨就涨满水，有时候还会发山洪，不下雨就又干枯了。”

赫尔利滔滔不绝起来：“……在美国第四十六州俄克拉荷马，可以通过鱼儿翻腾的浑水，来判断什么时候鱼群会溯流而上……”

包瑞德上校总算逮着机会，翻译过程中大肆发挥，空气由此活泛开了，直到“迪克西使团”驻地，大家轻松愉快地喝茶，继续谈天说地。

毛泽东及中共领导集团给赫尔利大使的第一印象，就这样一点点地扩展开来。它甚至让赫尔利对成功把握中共这支红色力量，一度抱有一丝丝说不清楚的自信。一年来，美国朝野在对华援助问题上，鉴于国民党军队抗日业绩每况愈下的情形，滋生出越来越多的抱怨与不满，而中共敌后武装与美国空军配合抗战这样的好消息却在与日俱增。各方面情报都表明，那个终日穿着灰粗布上装、曾经放过羊的中共高级指挥者，手臂挥舞之间的力量越来越不可小觑，需要美国外交官们格外关注，“扶蒋容共”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成为赫尔利秘而不宣的指导思想。然而，就在这个波诡云谲的年头岁尾，形势很快出现“颇难逆料”的转折。

距赫尔利延安之行也就两个月，1945年1月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海滨雅尔塔皇宫，美国总统罗斯福竟和英国总统丘吉尔、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无视中国意愿、摒弃中国首脑在场的情况下，秘密签订了包括以下三项内容的《雅尔塔协定》：一、史属中国领土的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割让给苏联；二、中国大连港国际化，苏联在港有优越权，并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三、通往大连的中东和南满铁路由苏、中共同经营，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

此外，当然还包括外蒙独立等一系列有损中国利益的内容。如不答应，斯大林就拒绝出兵东北。蒋介石幻想中的铁杆朋友罗斯福，关键时刻还是出卖了盟友，他除了“震惊”和“痛愤”之外，无计可施。所有外交斡旋都留有赫尔利的影子，无论个人感觉如何，他的原则永远不会改变——为了美国人的利益而战。

这是个无理可讲的强权世界。美、苏两国的谈判桌上，同为战胜国盟友的中国政治局势，竟然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赫尔利心里早有底数，连小小的《中央日报》副主笔胡秋原，都敢于面对他的威严拍着桌子吼叫：“我有权为中国的事，对一个自称为中国盟友的美国代表讲中国人的意见……”并写出《参议院胡秋原对中苏谈判之声明》，可想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都不可能存在半点儿犹疑。剩下的就是苏联人与美国人的利害权衡与利益抉择了。苏联人希望出兵打败日本人本是多年的夙愿，可他们偏以损害中国利益为要挟，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美国人要的只是一个听话的中国，半真半假的基督徒蒋介石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顺理成章地由“扶蒋容共”走向了“扶蒋反共”。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发表讲话，声称鼎力支持蒋介石政权，表明美国决不会向中共提供武器的态度，因为“只要仍有强有力地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政党和军阀，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统一”。此前，他还电告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中共全部策略表明，要推翻国民党统治，获得“对中国的一党专制”。这当然也是罗斯福的态度。在蒋介石醉心于暮春重庆黄山官邸的景致而“深感欣慰”时，延安则断然宣布：不许美国观察组派员再到前方，特别不准他们进入中共根据地。新华社的评论也明确指出，赫尔利和蒋介石上演双簧，“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

“中国通”赫尔利一厢情愿，“西北王”胡宗南浮出水面

在美国人明确表态的同时，斯大林也痛下了决心。这从苏联突然更换驻华大使可以见出端倪，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了蒋介石警惕范围。本来，老蒋始终坚信：“只要美国不为中共声援或袒护，则苏联亦绝不敢以武力助共，故对共党问题，我必能自了之。”到1945年的5月28日，斯大林还与美国特使霍普金斯再次达成共识，斯大林明确表示“将尽一切可能促成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之统一，并特别声明没有一个中共领导者有足够力量统一中国”。斯大林甚至对蒋介石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们不支持他们（中共），不帮助他们，我们不打算这么做……以前我们向蒋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后还将是这样。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国的话，那么这种援助将提供给蒋介石政府。”斯大林非常肯定地答应不向中共提供武器，认为国民党政府力求合并军队和建立国家统一的政权，是“完全合法的愿望，因为国家应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

然而进入6月，嗅到异味的蒋介石，不得不在大半个月里连续三次召见俄国大使彼得洛夫，重述列宁时代的对华政策，希望中苏交往能以此为基础，甚至于允诺：“英国如能保有香港，苏联应亦可以保有旅顺。”这样的外交回应，可谓身段柔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那么在意斯大林的“友谊”，原因非常清楚，抓住苏联就抓住了遏制中共这一“心腹大患”的要害。尽管斯大林一再声明国家民族利益无关意识形态，“苏联与这些‘共产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而事实上，延安苏维埃政权与苏联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精神联系，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忽略。中共1928年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干脆就在莫斯科召开。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国家民众的心坎上，已射出另一束不可小觑的光芒，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政治舞台上，犹如破土的嫩芽开始生长。

1945年4月23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了长达六年的酝酿和准备，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五十天的会议，让毛泽东明星般地走进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视野，成为中国可以挑战蒋介石的人民领袖。这也让所有美国对华事务的官员大吃一惊。赫尔利大使也不例外，他完全没有料到，半年前在延安土窑相识的那个布衣粗食的中国汉子，竟有如此风云大势。

毛泽东的声音虽然平和而内敛，但那种毅然决然的铿锵之力，全世界的政治观察家都能感觉得到。无论是否公之于众，他必定要以革命战争解决战后问题，并最终打倒蒋介石，建立新的共产党国家政权。八年抗战，就在蒋介石费尽心机清洗国民党军阀异己的同时，延安依托广阔的敌后根据地悄然扩展到雄兵九十万，此外还有民兵二百多万，根据地人口达到一亿，一百二十多万党员。因而，毛泽东可以骄傲地断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他宣布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形成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之势，让蒋家王朝上上下下感到“惶恐不安”。

蒋介石与斯大林彻底翻脸只是时间问题了。而毛泽东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理念，希望有外援却不依赖外援，斯大林除了维护共产国际的权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一时间，中国的政局扑朔迷离起来，举国上下频吹和谈之风，至少在各种媒体面前，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施放和谐美好的愿望。这让赫尔利少将心里又开始痒痒起来。事实上，还在担任美国总统驻华私人代表时期，他就始终在做着一厢情愿的努力：一方面小心翼翼地防止中国政府垮台，敦促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继续拼杀；另一方面努力调和中美军事机构及美国驻重庆使馆，与中国政府之间保持良好的友善关系。关于“维护中国政府的巩固”“维护蒋委员长的领袖地位”等这样的外交辞令，他已不知重复了多少遍。

胜利的日子虽说姗姗来迟，却照样鼓舞人心。在这举世欢庆的时刻，赫尔利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用美国人的精神和意志，把中国的两块牌子合二为一。他的具体目标已经锁定：让重庆和延安握手。

遗憾的是，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这位穿着军装的美国政客，永远也弄不懂中国的事情。在他喜形于色胡乱拥抱中国盟友的那些日子里，他脚下这块古老国土上将要上演的一切，实际上已在悄然发生。

也许是赫尔利过于看重新任总统杜鲁门的期盼，而将史迪威将军离任时的忠告忘到九霄云外。那是中日双方于华北、华东、华南以及滇缅线上展开全面角逐的一年前，史迪威将军却执意告诉赫尔利，蒋介石的前线不在华北、不在华东、不在华南，也不在滇缅线，而在悄无声息的大西北。史迪威提示赫尔利，要注意研究陈诚和胡宗南。他把这个研究看作是同蒋介石合作的一把钥匙。“尤其是被称作‘西北王’的胡宗南，他是蒋氏集团的晴雨表，也是蒋本人蓄意储备的一枚重磅炸弹。”这是史迪威在离任的告别晚宴上与赫尔利红着脖子碰杯时说出的一番肺腑之言。可惜在当时，赫尔利只把它当作一段信天游来听，并没有太往心里去。而现在看来，史迪威将军是认真的。

的确，如果赫尔利是一位敏于观察的政治家，或者如他某些同僚所吹捧的那样是“中国通”，他就不能不注意到在中国整个抗战中胡宗南这一角色的奇异变迁。八年期间，胡宗南坐镇关中寸步未挪，然而却先后换了三个战区。先是以蒋鼎文为司令长官的第十战区，再就是以朱绍良为司令长官的第八战区，此二人位尊名高而权威不重，均非头角峥嵘的枭雄人物，与独断专行的胡宗南坦然相处并无怨言。这使胡宗南有七年平安时光来经营他的关中霸业。1944年4月开始，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付诸实施，到12月初便打通纵贯南北2400公里的大陆交通线。这条战略通道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直至越南。日军以区区50万兵力，投入到如此广阔的地区，竟使号称600万之众的国民党军损失兵力约70万人。战后，中方丢掉大小城市146座，沦陷国土20万平方公里，航空基地7个，飞机场36个，而遭日军奴役的国民至少不下600万人！

在这个被中国史家称之为“日寇最后一跳”的惨败中，汤恩伯首屈一指挂头彩。汤大将军时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素有“中原王”的美誉。他的40万大军在冈村宁次15万精兵面前虽“竭力拼战”，却并无寸功，所属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被乱枪毙命，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所率直属总部，竟在一个土寨中被地方团队包围缴械，连汤的卫队也被迫“统统缴枪”，汤本人化装成伙夫才幸以身免。不过月余，汤恩伯连失中原38城，河南全境沦陷。尝到甜头的日本人爬上了陇海线，大摇大摆向西推进。不过几天光景，前锋就抵达陕州，顿时，潼关告急，西安震动。

实际上，日本人只是个试探性的攻势，其本意是要打通南北大陆线。但是蒋介石不敢大意。他一面派陈诚到西安总揽军政，一面命胡宗南东出潼关迎击日寇。这给从未与日军正面交过手的胡宗南带来了一个轻取功名的极好机会。很快，“豫西大捷”便被官方媒体炒得天翻地覆。随着全军覆没的汤恩伯接受处置，胡宗南理直气壮地取而代之，一跃成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不久，同任战区正司令长官的陈诚奉命顶替何应钦任军政部长，于是乎黄埔少壮胡宗南，又顺理成章地开始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西北王”胡宗南大走官运，连国民党的许多下级军官也能说出其中的青红皂白，人人都看得清他所兼得的“天时地利人和”是些什么玩意儿。这一点，号称“中国通”的赫尔利同样时有所闻却充耳不闻。后来，他承认自己对胡宗南“注意不够”。这位美国大爷说是“中国通”，其实是一窍不通，他根本就不懂人们评说胡宗南的话中深意，不明白胡宗南的升迁与蒋介石的大政方针有什么必然联系。他只知胡宗南关中数十万兵力是蒋介石在国家纵深陈列的战略预备队，而并未体会到与此一箭之遥的红色延安每天呼吸的是怎样一种咄咄逼人的气息。蒋介石刻意让胡宗南坐大关中不显山露水，实际上时时都在削弱共产党发展的机会。可以这样说，胡是蒋藏在肚子里的一段愁肠，纵使赫尔利有通天智商，又怎能按得住中国人如此深厚的政治脉息？在这鲜花怒放的不眠之夜，充满畅想的赫尔利大使绝对没有料到，一向被他“注意不够”的胡宗南，其实早已浮出水面。

关中门户爷台山顿起硝烟，西北山川藏谶语最后摩擦

西安以北不足百里的淳耀地区，群山连绵，隘口耸立，素称“关中门户”。关中胡军与中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这一带分山设防，大致相安无事，度过了八年一言难尽的岁月。然而就在半个月前一个风清露冷的拂晓，这里却突然失去往日的宁静。驻守在爷台山制高点上的关中分区八路军战士们还在梦中，国民党暂编第五师和骑兵第二师的数十发炮弹便从天而降。隆隆的炮声使胡军一个多礼拜以来关于“反共第一，抗日第二”“进攻边区，杀尽共产党”的喧嚣，得到了结结实实的证明。但是，爷台山阵地上的八路军接到的命令却是：坚守阵地，决不出击。

一连三天，虽然整个爷台山浓烟滚滚，火海一片，胡军的步兵仍旧不得前进半步。胡宗南轻蔑地盯着前线战报，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笑意。此时，距他被正式任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只有几天时间，正处在志满意得状态上的他丝毫没把一个“鸡毛山头”放在眼里。“老头子”已经下令从河南前线和陕西东部调出九个师，凭着手中这一大把本钱，他轻而易举地在淳化、耀县、三原、泾阳、兴平、乾县、同官、旬邑之线，布下一道长阵。只要愿意，他半天就可向北推进百八十公里，还怕拿不下小小的爷台山？“两个师不够，再加一个师，把十六军的预备第三师压上去。”胡宗南不急不忙，“我军一人一脚，踏也把它踏平。”

这时，朱德和彭德怀以第十八集团军正、副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胡宗南的电报也到了，重申八路军顾全大局的立场，揭露蒋介石制造反共内战的阴谋。战区副司令长官曾万钟在一旁若有所思地说：“时值抗日高潮，动作闹大了会不会……”这话让胡宗南听得不大顺耳。他背朝着曾万钟，当即打断曾的话：“怕什么？有老头子撑腰，再说我军师出有名，共产党他们是自作自受！”

胡宗南的“师出有名”，是指前不久发生的所谓“淳化事件”。那还是在一个月前，屯兵于边区南大门外淳化一带的胡军梁干乔部，与祝绍周所属李静谋部由内争而对战。与此同时，梁干乔的警备营长刘文华及部分士兵哗变，并向陕甘宁边区驻军投诚。另外，在淳化方里镇碉堡内驻守的胡军一个排也哗变投诚。胡宗南咬定这是陕甘宁边区一手策划的结果，于是兴师问罪。不管朱德和彭德怀如何要求“调查制止”，也无济于事。当了司令长官的胡宗南脾气大得惊人，简直是气冲牛斗。将三个师压到爷台山的弹丸之地不算，西安、耀县、兴平等周围各国民党军驻防要点，还有大批番号不明的队伍纷纷云集。

局面已经严重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新华社延安权威人士甚至已把胡宗南这种“从抗日前线调动军队来反对自己同胞”的行为指为“犯了滔天大罪”，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下令关中分区自卫反击，正在完成生产任务的新编第四旅、教导一旅、二旅和准备东渡黄河开赴前线的三五八旅，也奉命增援关中。统一指挥这场自卫战斗的司令员张宗逊、政委习仲勋，扬鞭策马日夜兼程。

爷台山成了陕甘宁指尖上的一根刺。

胡宗南用人海战术啃了几天不见动静，再次调集大批野炮、山炮、迫击炮及美国制造的火箭炮，把爷台山重新罩入烟火之中。

爷台山守军开始反击。战斗持续一周。到7月27日晚，驻守爷台山的八路军为避免无谓的损失，主动撤出阵地。胡宗南终于得手，继而胃口大开，六个师和三个团的兵力犹嫌不足，不但包围了爷台山，还一步推进到边区边境，进占黄陵、洛川一线。

胡宗南此人的骄纵，由此可见一斑。他不懂得爷台山早已不是一座山，而成为一个意志的标志。要八路军放弃一个阵地可以，而要放弃战斗意志那是万万办不到的。1945年8月8日，还在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的前夕，中国的国共两军就在这座小小的山头上撕破了脸皮。铆足了劲儿的八路军被惹毛了，开始组织大举反攻。延安下定决心不给胡宗南占到任何便宜以致惯出他的坏毛病，多大的代价也要赢过这一招。两天过后，脚窝子尚未焐热的胡军招架不住，匆忙撤出爷台山。这场被视作整个抗战时期国共之间摩擦与反摩擦的最后较量，实际上已谶语般地预示了胡宗南在未来大西北角逐中难逃的劫数。

爷台山反击战的捷报与日军宣布投降的喜讯同时进入延安。

云腾蘑菇喧嚣尽，欢庆锣鼓豪情长

延安的时政消息，多半是从前线直接传过来。进入1945年，日本人的丧钟就已频频敲响，早在新年伊始，美军便宣布占领莱特岛，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一败涂地，海军近乎倾巢覆没不说，光是地面部队的伤亡人数就高达7万；一个多月后硫黄岛的血战又是惨不忍睹，守岛2万多日军士兵除216人被俘，余皆尽歼；到3月24日，日军本土最后一个前卫堡垒冲绳岛，也被美军捣了个底朝天，11万日本陆军阵亡，20万岛民葬身于火海。之后，美国飞机驾临日本上空，东京、横滨、神户、大阪等重要工业城市，在美军“超级空中堡垒”的呼啸声中相继变成废墟和焦土，几乎全日本都是硝烟滚滚，经久不散。

与此同时，纳粹德国也顶不住了，5月8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美、英、中三国即在7月以宣言的形式发布《波茨坦公告》，警告日本，再不放下武器就将大祸临头。然而，杀红了眼的战争狂人们岂能刹得住脚步？于是，才有广岛和长崎两团蘑菇云腾空而起。对于日本百姓来说，这是一场需要千万年铭记的毁灭性灾难：32万人口的广岛市，有78150人当即毙命，负伤或失踪者达5100人。

全世界都在颤抖地念叨着1945年8月6日8时15分这个时间，晴朗而闷热的广岛，突然间失去所有喧腾而仅剩一团气息。直到第二天，人们才听到美国总统杜鲁门从大洋彼岸徐徐飘出的声音：“这是一枚原子弹，它驾驭的是宇宙间的基本力量……”

就在杜鲁门这一带着血色的警告被匆匆送到日本天皇面前时，苏联百万大军也聚集在远东的双城子到西伯利亚赤塔一线，向在中国东北横行数年的日本关东军全线出击……

在这大半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着每一个战机。

毛泽东的心情并不轻松。虽然历史正在一一印证着他那关于抗日战争三阶段的伟大理论，但随之而来的艰难曲折，还将让他的这次航程经受最关键的考验。毛泽东的超人之处在于，在他的词典里除了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没有别的条目。这决定了他在时事格局的一盘棋上，始终能够镇定自若地走出每一颗棋子，而决不迷失方向或出现废棋。

此时，毛泽东倒背着双手，在延安枣园那个被风雨剥蚀了门壁的窑洞里，不慌不忙地理清思路。他一面致电斯大林，对苏联参战表示欢迎；一面发表声明，宣称各解放区抗日武装要展开“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中共领导下的各抗日前线部队，“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装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显然，这是八年马拉松的最后冲刺。

8月10日零点，一切完全按照毛泽东的预期从容降临。朱德以延安总部的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从容不迫。命令要求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均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及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交出全部武装。

紧接着是顺乎情理的欢庆。朱、毛二人各自绕过桌子，将双手握在一起。这让在场的老战士们立刻想起了井冈山的那次会师。有人用两只大茶缸端来一点儿酒，毛泽东尝了一口，说：“罢了罢了，还是来碗红烧肉解解馋吧！”大家全都笑呵呵地乐开了花。

这种情绪立刻弥漫到整个延安、边区乃至全国各解放区。

八年的积压实在太重，谁的心头都有一座火山。当晚的延安城，漫山遍野红旗招展。及至8月15日日本公开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刻，全城狂欢达到顶点。各处黑板报、墙报都用醒目的标题报道喜讯，四面八方的游行队伍一起向市中心拥去，白羊肚手巾和军衣军帽被抛向天空，卖水果的老乡一脸褶皱都抻开了，抓起筐里的大红枣，一个劲儿扔给素不相识的路人，“这是‘胜利果’呀，大家自由吃呀”。秧歌、口号和欢声笑语，竟把喧天的锣鼓、唢呐和齐鸣的炮仗、礼花全都淹没了。荣誉军人拄着拐杖，被人们簇拥着，“血没有白流！我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激动地挥舞手臂高声叫喊。斯大林、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掩映着火把的红光，随着游行人流缓缓浮动。诗人们泪流满面，他们写道：“……血在沸腾，人们忘却了整天工作的疲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干部们，全都投入狂欢的行列，连不苟言笑的副总司令、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彭德怀，也脚踏鼓点，扭起了秧歌。他开心地咧着嘴，可又极为严格地把握着分寸，让内心的欢畅一点儿一点儿地从目光中渗出来。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胜利并不是终点上的鲜花。它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仅仅只有喜悦是不够的。但在当时，谁也没有细心地从彭德怀那有着强烈节制的欢笑中，去领悟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