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师长成了王老板，开始办厂做起了买卖。他非常有生意头脑，工厂红红火火，还开起了分厂。不过与当时常见的利用部队牟利不同，所有工厂和生意机构都属于王耀武的私人企业，他也不亲自参与，而是另外安排友人托名办理。赚到钱之后，这些钱大部分被用于军队补贴，以提高和改善官兵的生活待遇。

北伐战争前后，若就国内生活水平来比较，中国军人的待遇还是可以的，要是能够正常发放不欠饷的话，甚至称得上优厚。以粤军为例，士兵每月有三元钱（指银元）的军饷、六元钱的伙费食，只要不染上什么不良嗜好，每个月都会有结余的钱寄回家。军官从准尉起，每月有三十二元军饷，做到少将，就有三百二十元，如果祖坟冒青烟，能升到上将，每个月就有八百元！

有实权的主官还有更大的收益来源，比如只要把军队经费存入私人银行，就可以获取高额利息。在国民党将领中，方靖算是比较清廉的一个，但据他自述，仅团长一任，就花四千元大洋在上海买到了一处旧房，升任旅长后，又花一万两千元将旧房翻建成楼房，还资助其兄在南洋开办了一家印刷厂。

以后随着币制改革，军饷由银元改成了钞票，即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抗战前物价还较为稳定，抗战后物价翻着跟头往上升，法币迅速贬值，而士兵的薪饷和伙食费仍未有增加，这点钱根本就买不到什么蔬菜食油，用士兵的话来说，“（发到的钞票）拿来擦屁股都嫌打滑！”

如果军粮保障再出点问题，士兵就连喝粥都难了，所以当时不少部队都有逃兵现象，一则是因为在前线食不果腹；二则很多士兵都是抓来的壮丁，他们被抓后，非常担心家属生计无着。

军官的日子并不比士兵好过。“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军政部规定发“国难薪”，上将至上校的军饷减半，少校打六折，尉官打七折。相比之下，高层军官受到的影响较小一些，甚至那些有实权的主官也照旧可以通过各种创收渠道为自己牟利，苦的是基层军官和那些有职无权的幕僚，他们不比士兵，大多拖家带口，负担很重，光靠“国难薪”根本无法维持。于是能带兵的就吃兵缺，或者让士兵帮自己去干活跑生意，带不了兵的甚至偷偷利用部队的骡马去驮盐换土特产，以便维持起码的生活和体面。

王耀武很清楚这些，他也知道这些问题上面解决不了，只能“自力救济”。他在江西、广西等地购买田地，让年老伤残官兵开垦农场，部队整补编训时，也开垦农场和畜牧场，以种植蔬菜、水果直至鸡、鸭、猪、鱼，名为“农兵合一”，所获成果均用来改善官兵的副食。以练兵见长的冯玉祥曾巡视七十四军，巡视之后对七十四军官兵的生活条件也表示满意。

自然，那个“王老板”的身份同样是不能舍弃的，抗战期间，王耀武不但办企业照旧，还派人在各地贩售日用品，这些日用品也销给七十四军官兵，不过价格比市场价格要低一成。

手里有了银子，办事才能不慌不忙。在七十四军，各级官兵在资金上有任何公私困难，都能够立即得到解决。部属有私事回家，只要去见上王耀武一面，王耀武都要另送旅费相赠，以壮行色，因此所属官兵对他无不感恩戴德，争相效命。

王耀武不是那种装模做样的人，军官收入羞涩，不仅会令其本人窘迫和难堪，也不利于激励士气和吸引人才，毕竟人不能总是靠热血沸腾的口号活着。正是明晓这一点，王耀武允许七十四军的基层军官吃空缺——不是兵缺，是长夫缺，即征用民夫时的缺额。

长夫缺每名是十五元，按规定，团长可以吃二十名，也就是能多得三百元的补贴，连长减半，一直到排长，也可以得到至少十五元。如果部队需要临时征用民夫了，报酬依旧照给不误，但严禁强抓民夫，同样的，七十四军也严禁吃士兵的空额，这使得部队的兵员永远都能保持完整充足。

对中国士兵所处的艰苦条件和英勇精神，到过中国的西方记者无不深感震撼。这些士兵时时面临被20世纪武器所摧毁的危险，然而他们身后的社会组织和医疗救护却大多还属于中国古代。

英国记者阿特丽在前线看到过许多中国士兵，亲眼见证了士兵们的身体是多么消瘦，四肢是多么孱弱，可就是这样一种条件，战场的存活者们仍然会在第二天继续战斗。

在老外看来，这种东方式的坚毅实在是一个神秘的奇迹。有人甚至为此杜撰了一种理论，说中国人的神经组织一定跟西方人不同，因此也就没有与西方人同样的感觉。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还是那位颇有胆魄的美国人卡尔逊说得好：“只要给予中国士兵以精神的激励和足够的粮食，那就没有一种困难他们不能安然渡过。他们的毅力无可超越，他们的忍耐举世无双！”

阿特丽也深信，无论武器装备有多么落后，后勤条件有多么简陋，中国都是必胜的，原因就是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士兵。

卡尔逊和阿特丽所言非虚。王耀武的当家，使得七十四军更加兵精粮足，这支强军逐渐走向其历史上的全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