辎重部队尚且被歼，其余兵种伤亡之大可想而知。

走进雷鸣鼓刘村，在村边的大树干上，唐永良一行发现了日军用刀所题的八个字：“雷鸣鼓刘激战之地。”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注解：“昭和十三年十月竹内部队宿此树下。”

中国军队攻进雷鸣鼓刘时，可不光是激战这么简单，那是一轮超规模的白刃肉搏战，战至天明，一千余名日本兵被格杀于村庄附近。

三个分战场中，雷鸣鼓刘的日军坟墓最多。原因是日军一〇六师团即将解散回国之前，三百名日本军人在雷鸣鼓刘村住了三天，为阵亡日军进行招魂祭吊。

日本民族有自己独特的生死观，对死者非常尊崇。每座日军坟墓都安插着灵牌，坟前有竹子削成的短筒，每坟一对，内插松枝野花。如果是军官墓，还会沿坟墓四周镶三四层砖台。

即便这样，能够有幸入土的日本官兵仍只是少数。沿着雷鸣鼓刘周围的道路走去，仍然随处可见日本兵及其军马的尸骨，若说五步一尸，十步一马，也绝不过分。

唐永良用以辨别日本兵的依据，主要是看脚上穿的胶皮鞋。据说日本人因为常穿人字形拖鞋的缘故，大脚拇指跟其余脚趾之间缝隙较大，所以日本兵所穿胶鞋的样式也比较特别，一看就看得出来。

全都是日军所穿的胶鞋。毫无疑问，这里也必定有过许多中国兵的遗体，但除个别当时没有发现的外，大多数在打扫战场时就已妥为安葬了。

还是回到那个白刃相搏的晚上。粤军敢死队曾几次攻至日军一〇六师团司令部附近，一〇六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将勤务人员都派出来参战，他自己手上也拿了枪。如果敢死队能够再往前前进一百米，松浦就将面临被俘或切腹的命运，可惜的是天色太黑，敢死队并不知道日军的首脑机关在哪里，使得这一斩将之机擦肩而过。

当一〇六师团危在旦夕的消息传到日军第十一军总部时，作战课长宫崎周一大惊失色。本来宫崎要随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到长江北岸的广济战场进行视察，他只好请另外一位中佐参谋代其随行。

宫崎没有敢把具体情况报告给冈村，但冈村实际上已经知道了。让日军整整一个师团陷入重围，这样重大的利好新闻，中方怎么会不报道呢？

冈村不仅知道一〇六师团被围在雷鸣鼓刘的事，还感到十分“吃惊和悲愤”，原因是中国报纸几乎毫无差错地刊登了一〇六师团各联队的番号以及联队长以上军官的姓名。冈村认为，一定是被俘虏的日本兵泄露了实情。

他猜的对，也不对。日本兵在战场上很难被俘虏，但一旦被俘，且明白自己会得到较好对待后，通常都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和二战中的美军俘虏形成极大反差，美军允许士兵在战斗不利，陷入绝境的情况下投降，不过事前就会教会士兵哪些是可以招供的要点，因此人家在被审讯时绝对可以做到不卑不亢，应付裕如，看似什么都说了，其实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都不让你得到。

冈村猜的不对的方面，是那么多番号和姓名，不可能都来自于俘虏。道理很简单，一个基层士兵哪里可能掌握这么多情况，他能知道自己中队的编号、中队长姓名就不错了，最多再告诉别人，师团长叫什么。

真正的原因，是二战初期的日军在保密工作方面非常不讲究。在唐永良之后，重庆一名战地记者也顺路登临万家岭。他那时候还看到曾作为日军指挥所的茅屋里，有许多破碎的文件和书籍。战后薛岳的参谋长写了一本关于万家岭战役的回忆录，里面大段大段的披露了日军一〇六师团的详情，不仅各联队番号和指挥官名字清清楚楚，就连毒气战的用法、要求、战例这些细节也无一遗漏。显然这些资料都应该来自于所缴获的大量机密文件。

宫崎当时已顾不得计较这些问题了，他着急的是如何才能不让一〇六师团被完全歼灭。

天亮之后，宫崎派出大批飞机前往实施救援。从日出到日落，飞机成群地在万家岭上空盘旋助战，其数量之多，在整个抗战期间都很少见。日机所投炸弹虽然皆为几十磅的小型炸弹，但一次就会投掷十几枚甚至几十枚，所形成的弹雨对缺乏掩蔽的中国官兵杀伤很大。一名军官在电话中描述：“日本鬼子的炸弹不是由飞机上丢下来的，是一箩箩倒下来的。”

在日机的掩护下，松浦率残部得以突围至樟树坳。有参战的中方将领为之赋诗云：“马陵，庞子难逃命；华容，阿瞒幸得生！”

这个时候已不单单是宫崎需要为一〇六师团操心了。万家岭一役被媒体披露之后，日本朝野震惊。作为日军第十一军的上级，“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不得不直接插手救援行动。除向万家岭直接空投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外，还组织和派出三个支队，由铃木春松少将统一指挥，前去救援被围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