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决了黄百韬兵团之后，为了方便指挥，淮海前线总前委指挥部从临涣集向前线移动，迁到了宿县小李庄。小李庄位于徐州至宿县的铁路和徐州至阜阳的公路之间，是敌人三路兵马，即杜聿明集团南下、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北上、黄维兵团东进的预定会合地，天天都有几批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在头上盘旋侦察。他们万万不会想到，指挥几十万大军的指挥部就在这个小村子里。

按照淮海前线总前委的命令，包围黄维兵团的部队在11月29日向敌人发动了强攻。中野和华野的主力加上部分地方部队共20多万人投入了围歼黄维兵团10多万人的战斗。

但是，如何才能既不拉长时间又能把损失减少到最小来吃掉这个“硬核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硬核桃”一称不是我们的形容，是黄维自喻。当他的整个兵团集聚在一块之后，他在如何固守待援这一问题上是这样考虑的：双堆集地区是一片平原，除了尖古堆和平古堆这两个较高的土堆之外，没有地形的优势，要想守住，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自己较解放军强得多的火力配备。所以，他决定以双堆集为核心，利用二十几个村庄组织环形防御，在平地上挖掘战壕，埋设地雷，拉上铁丝网，修筑各种地堡，用各种火力网来控制每一寸土地，特别是发挥机枪和火焰喷射器在平原地形上所具有的火力杀伤的优势，黄维就把这种阵地防御体系比喻为一个“硬核桃”。他说：“要让共军啃掉牙、胀破肚皮，败北于阵前。”他还就此一再向蒋介石表示：“刘、邓一下子吞不了我们！”

黄维虽然口出狂言，但他的话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这是因为，中原野战军的火力的确远比不上黄维兵团，中原野战军过去大多数时候都是打运动战，要打现在这种平原大坝之上的阵地战，可真是经验不足。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中野是在啃黄维兵团这个“硬核桃”，而不是在吃一块软豆腐，这种比喻也是未尝不可。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之中很重要的一环。当围攻黄维兵团的战斗进行了几天之后，总前委在小李庄召集各纵队负责人会议，交流和总结了几天来在进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如何砸碎这个“硬核桃”，作了认真的研究。摆在大家面前的现实是，我们的武器的确不如人，全部美式装备的敌人仅一个十八军就有各种火炮400多门，而整个中野的火炮也不到100门，何况还缺少弹药。

至于坦克、飞机和火焰喷射器，我们完全没有。至于兵力，中野在这时除了一纵和四纵各有9个团之外，其余纵队都只有6个团，最少的九纵只有5个团，平均每个纵队有1.5～1.6万人，最少的纵队还不到1.2万人。

整个中野的总兵力约为12万，大约和敌人相当。只是加上华野和地方部队的力量，我们才能在总兵力上超过敌人。在几天的进攻中，敌人凭借强大的火力，多次把我军不顾牺牲而英勇攻入敌人阵地的战士们打回来，在敌人多点交叉的机枪扫射、坦克碾压、火焰喷射的阻击面前，我们的进展很缓慢，伤亡却很大。在这种客观现实面前，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对黄维兵团围得住、歼得了？我们的广大指战员是不怕牺牲的，必要的牺牲也是值得的。但是，我们决不能无价值地牺牲，我们必须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得尽可能大的胜利。从刘、陈、邓到每一个指挥员都很清楚，我们不能以血肉之躯去和敌人的坦克、大炮硬拼。

并不在前线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对淮海前线的情况十分关心。

曾就围攻的问题专门发电指示。电报说：“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极好极慰，但请你们用极大注意力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电报还特别提醒说：“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消灭的。必须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枪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

在总前委会议上，各纵队领导结合中央军委的指示，对眼前的形势作了认真分析，对如何从过去熟悉的运动战转变为大规模的阵地战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在会议上，还讨论了前不久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经验教训。会议决定，立即在这大平原上挖掘坑道，修建工事，要把工事构筑成有纵深、有主次的防御阵地，要有耐心，一步一步推进，一块一块阵地争夺，真正和敌人打阵地战。

会议之后，20来万大军立即展开大规模的土工作业，在原已挖有工事的基础上，用当地一切可用的材料努力构筑工事，迅速建成了纵深达几千米的以各种壕堑为主的网状体系。在一望无涯的大平原上，有如奇迹般地出现了千万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壕堑和掩体。从地面看，几乎看不到什么战场的样子，连人影也没有几个，包围黄维兵团的大军一下子都转入到了“地下”。可是如果跳下交通壕，就会见到各种忙碌的身影，战士们在不断向前边移动，在向前边运送各种物资。一到黑夜，这里就成了我军的天下，已经集中起来的一个个进攻小分队就在距敌人前沿阵地不远处利用夜色的掩护，向敌人发起无数次的猛烈进攻。我军不多的火炮则从壕沟中一直推到敌人的眼皮底下，采用直接瞄准和平射的办法，就如打靶一样，一发炮弹就可以摧毁敌人的一个地堡。这种打法，可以说是弹无虚发，让每一发炮弹都发挥了最大作用。我军就这样采取“蚕食”的战术，一个点一个点地与敌人争夺，把敌人的一个一个工事、一个一个村庄拿了过来，把敌人的有生力量一个排、一个连一口一口地吃掉，每天都有进展，每天都有斩获。敌人的阵地愈来愈小，我军的包围圈愈来愈小，淮北大地上的一条条战壕和交通沟，就好比一条条绞索，愈来愈紧地勒在黄维兵团的脖子上。

面对我军的这种“蚕食”般的步步紧逼，黄维当然不会束手待毙。

他的活动范围与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他只有一条路，就是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和生存空间，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以攻为守。在我军的“地下活动”面前，他的很多武器无法施展，所以他也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让徐州的空军在地面的指挥下每天不停地向我军阵地进行扫射和轰炸；二是让他的坦克在火炮轰击之后对我军的战壕进行碾压，跟在坦克后面的步兵则用炸药包将坦克未能压垮的战壕和工事进行爆破。对于我军占领的村子，则用炮火完全夷为平地，烧成灰烬，使之无法为我军服务。黄维把这种战术叫做“蹂躏战术”。不过，这种“蹂躏战术”的功效甚微，因为在我军熟练的土工作业之下，很快就可以把被敌人所破坏的工事壕沟完全恢复。

由于黄维的“蹂躏战术”非但不能把包围圈突破，反而把包围圈之内的十二兵团官兵的士气蹂躏得来愈来愈低。所以，当心高气傲的胡琏来到双堆集之后，他的老部下们一下子兴奋起来，盼望老军长能给他们带来一条生路。黄维则是不声不吭，看这个自己多年的部下是否真能挽救危局。

胡琏先是把杨伯涛等臭骂一通，骂他们轻易冒进，将自己陷于罗网之中。然后就一改他所认为黄维之前的被动战术，想要力争主动。他把自认为是十分成熟的办法形象地称之为“刺猬胀蛇”。所谓“刺猬胀蛇”，用胡琏的话说是“眼下共军就像蛇一样缠绕我军，我军必须像刺猬一样，先缩成一团，把刺收进体内，等蛇缠紧了，再猛力鼓劲竖刺，把蛇扎成几段，然后一口口吞掉”。其实胡琏的部署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他仍然是把主力十八军放在平古堆和尖古堆这个核心地区，让八十五军、十四军、十军分别防御周围地区。他要求各部队将兵力尽可能收缩在工事中，以求减少损失，晚上坚持抵抗解放军的夜袭，白天则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突袭反攻。胡琏所采取的唯一一个新措施，是把在包围圈中毫无机动作用可言的几百辆美式大卡车在兵团司令部外边摆成一圈，全部装满泥土，布置成了一道名副其实的“钢铁防线”。

由于胡琏的到来给部下们打了气，也由于蒋介石为了支持胡琏而命令空军增加了对十二兵团的空中支援，敌人的主动进攻的确比前几天要多，士气也略有上升。

在几天的时间中，双堆集地区的战场基本上成为这样的定势：夜晚是我军的天下，不断地占领敌人的阵地；白天则是敌人的各种武器在一些阵地上耀武扬威。但是，如果把二者相抵，敌人的阵地仍然是在日益减少，而伤亡也在日益增多。

这时摆在黄维和胡琏面前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部队的给养。双堆集地区的老百姓早就基本上跑光了，可以说是毫无补给之可能。包围圈中的人要吃饭，马要吃料，枪炮要弹药，坦克要燃料。黄维兵团在从确山、驻马店出发时，所带的各种物资本来是相当充裕的，当时估计按平时的消耗量大致可以使用半年。可是由于出来之后就不断作战，仗打得多，弹药消耗也就多。当被包围之后，粮食和弹药逐渐紧张，必须由空投来补充。由于空投的数量有限，无法满足部队的需要，而且是越来越少。这其中还有一个一般人不可能知道的原因，就是国民党空军缺乏降落伞。在当时的情况下，蒋介石政府还没有到连这点粮食和弹药都拿不出来的地步。可是，空投的每一包东西都必须要有降落伞。当时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所准备的降落伞本来不少，由于前不久支援黄百韬兵团，天天都在空投，降落伞已用去了很多。黄百韬兵团不用空投了，马上又要支援黄维兵团，联勤总部的库存愈来愈少，制造降落伞的工厂生产规模有限，加班加点也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黄维兵团所能得到的空投物资就只能是越来越少。在被包围之初，还能设置空投场，由兵团的兵站管理人员统一收集空投物资，再行分配到各部队。到后来就形成了各部队派人到空投场去各自抬回，再后来就发展到各部队派出较多的兵力在那里争抢，天天都有相互开枪甚至用冲锋枪相互扫射的情况发生。

这样一来，空投场就成了全兵团自相残杀的场所。黄维当然也派出部队去镇压，但是越是镇压，开枪的事件越多。

包围圈中的双堆集，已经成了第二个碾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