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史上，有过这么一件令今人很难理解的怪事：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可是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的主事者却订立了一个《优待清室条例》，仍然让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及其皇室成员、太监宫女、侍从卫队等继续住在紫禁城中，继续享受末代皇帝的待遇，只是不再叫皇帝，而叫“逊帝”。

1917年7月，北洋军阀中的复辟派代表人物张勋在北京发动复辟政变，又把溥仪拥立上了皇帝的宝座。虽然只有半个来月，复辟失败，可是“逊帝”仍然身着龙袍，住在紫禁城中，一切如故。这种奇形怪状般的现实，是辛亥革命不彻底的一个典型事例，也是当时一些希望彻底废除帝制，把国民共和事业向前推进一步的有识之士所力图改变的大事。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在北京发动政变，迫使直系军阀的总统曹锟下台，建立国民军，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5日，冯玉祥派他的“五虎上将”之首，时任北京警备司令的鹿钟麟率领卫队团的一个营进入紫禁城，向“内务府大臣”绍英、溥仪生父载沣宣布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令》，命令溥仪及其宫中全体清室人员在下午三时一律出宫。这一天，解决清室的护军和驱逐清室出宫的具体事宜就是由这一个营的国民军负责的。这位国民军的营长，就是何基沣。

也就在这次驱逐溥仪出宫的著名事件后，何基沣的名字为国人所知。

何基沣（1898—1980年），河北藁城人，16岁入伍，24岁投身冯玉祥门下。1933年，日寇在侵占我东三省之后，继续向华北侵犯。这年的1月3日，侵占山海关；2月25日，进驻热河；3月4日，占领承德。古老的长城，在这时又成了防御侵略者的屏障。这时候，由当年的西北军组成的二十九军奉张学良的急令，从山西飞驰北平以北的长城沿线抗击日军。二十九军3月4日到达长城脚下，在冷口与敌人初次交手。3月10日，在喜峰口开始与敌人血战。11日凌晨4时，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在雪夜中摸进敌营，有如砍瓜切菜一般，有一个战士一口气砍下了13个日本兵的脑袋。这一仗，共杀死日寇1300余人，吓得敌人立即后退15公里。

日本陆军省在一份报告中说：“真日（按：这是前面介绍过的中文电码的‘韵目代日’，即11日）华军的奇袭，减少了日军进攻关内的可能性。”从此，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名扬全国。音乐家麦新来到喜峰口了解大刀队的英雄事迹后，以沸腾的热血在长城上创作了响遍全国河山的《大刀进行曲》，这首直到今天还在传唱的名曲前两句原来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二十九军第一支300人的大刀队就是由当时任二十九军副旅长的何基沣组建和训练出来的，然后又将这300人分散到各师各旅充当教练，才使得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威震敌胆，名满天下。3月25日，当时的中央政府特派员邵元冲代表蒋介石携5万大洋到喜峰口慰劳二十九军时，站在长城垛口上向民众代表与新闻记者介绍大刀队情况的，正是何基沣。何基沣又一次名扬全国。

1937年7月7日，令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当时中国军队驻防卢沟桥桥头的正是二十九军一一零旅二一九团三营，旅长正是何基沣。当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和宛平城打响全面侵略中国的第一枪，悍然向我军发起进攻时，在宛平城中指挥中国军队坚决抵抗日寇进攻，又用大刀让敌人吃“片汤”的前线最高指挥官，还是旅长何基沣。何基沣再一次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1937年11月，由于宋哲元判断有误，冒险率第一集团军（在原二十九军基础上扩编）多数部队从河北大名出发北上进攻邢台，将集团军总部机关留在大名，并留下何基沣率一七九师留守大名。一七九师不是何基沣的老部队，大多是刚从过去的冀北保安旅改编过来的。宋哲元率10万大军北上之后，驻在大名附近邯郸的日军集中全力前来进攻第一集团军的后方基地大名。从11月6日开始，日军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对大名进行了夜以继日的猛烈进攻。集团军总参议张维藩立即带领总部机关人员和卫队从城墙上缒城而出。何基沣下了“死守大名，不许撤退，违令者斩”的死命令，与敌人血战了6天。这时，由原来保安部队改编过来的两个旅顶不住了，竟杀掉了何基沣派去监督执行死守命令的执法队长，乘黑夜逃跑了，日军也就乘机攻入了大名城。何基沣率少数部队打到最后，无法继续坚持抵抗，何基沣决心自尽也不出城，但是在他的副师长和贴身卫士的拼死保护下，他未能自尽，而是被卫士簇拥着退出了大名。可是，事先逃出大名的两个胆小鬼旅长竟将河上的木桥拆掉了。当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座小庙休息时，早就开了小差的张维藩却传来一道命令：“大名失守，招致进攻邢台计划失败，后果严重，极须严究。兹令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停职查办，所遗师长职务由二十八旅旅长柴建瑞代理。”柴建瑞，正是那个临阵脱逃的胆小鬼旅长之一。

眼见这种是非颠倒的情形，引起了何基沣对世事黑暗、社会险恶、军队腐败、人事倾轧的极大愤慨，这个在敌人的炮击枪扫面前眼睛也不会眨一眨的钢铁硬汉，这时却因满腔的愤怒与痛苦而无法自持，他不愿意被张维藩、柴建瑞之类的小人所欺侮，一时气愤难平，乃举起手中的“小八音”手枪对着自己火热的胸膛扣动了扳机。

幸亏子弹偏了一点，医生终于将何基沣的生命挽救了回来，他坚决拒绝治疗，决心一死。这时，小人柴建瑞又派了两个杀手来刺杀何基沣。卑劣的刺杀手段从反面教育了何基沣，“他要我死，我偏不死”。

伤还未好，何基沣在原一七九师副师长、好友章召富的大力帮助下，躺在担架上逃出了被柴建瑞控制的地区，由冯玉祥的长子冯洪国掩护到达开封。养伤期间，何基沣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些有关八路军抗日的简单消息。根据过去对共产党的一些了解，他决心去了解一下共产党和八路军到底是在如何抗战，决心去找他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的老同学周恩来。

何基沣化装成商贩来到武汉，通过当年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力先后见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代表董必武和周恩来。在分别23年之后，何基沣和周恩来两位老同学做了推心置腹的长谈，周恩来认为何基沣是一个忠勇刚烈、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男子汉大丈夫，决心引导他走上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所以，当何基沣说出“我从军20年，仗越打越糊涂，路越走越窄。今天，总算看到了一条新路，向你讨个路条，我要上延安走一遭”时，周恩来立即表示欢迎，并为之作了精心的安排。

在周恩来的巧妙安排下，何基沣以公开身份到桂林养伤休息，他的家眷也陆续到了桂林，住进叠彩山上一座古庙，庙门高挂“谢客牌”。

当大报小报都在猜测卢沟桥抗日名将将在这山清水秀之地隐居时，何基沣却已扮作商人在好友李荫南和桑积门的陪同下到了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协助下，他们顺利地在1938年初到了延安。到达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主动拜访了何基沣。“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竟夕之谈，使何基沣的心扉被打开，心田一点一点被浇灌。

在延安一个多月的参观、访问、座谈、听课，使何基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党、能够救国救民的党。他的结论是：“没有共产党，中国前途无望。”他要求留在延安，参加抗日工作。为此刘少奇和他进行了认真的谈话，认为他回到国民党部队中去继续带兵，会比在延安起的作用更大。他同意了这种意见，离开了延安，又秘密回到了桂林。

这时，蒋介石决定撤销第一集团军的建制，将七十七军和六十八军合编为第十九军团，让冯治安代理军团长兼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一心要何基沣重新出山，任七十七军的副军长。何基沣到了洛阳，接受了七十七军副军长的职务，并如实向冯治安谈了自己的延安之行，目的是为了让冯治安也能受点影响，为今后改造部队做准备。冯治安率军上前线作战时，特地把何基沣留下来负责军训团1000多青年军官的培训，中共中央从延安派来的十几名干部也都被何基沣安排到军训团中工作。为了培养出一批有用的人才，何基沣不再担任副军长，而以全力负责军训团的培训。他把军训团带进了桐柏山，一边训练，一边与新四军共同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训练结束之后，他选拔了最优秀的70人组成“七七工作团”，配备最好的武器，由共产党员朱大鹏率领，进入深山，接受新四军的领导，不久编入新四军信阳纵队。

1939年1月，经我豫鄂边区特委负责人李先念决定，吸收这时担任国民党一七九师师长的何基沣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在朱大鹏的主持下举行了宣誓仪式。所谓特别党员，就是当年在地下工作的特殊环境之下，不编入基层支部、不过组织生活，和党组织进行单线联系的党员。

从此，何基沣秘密地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还多次为新四军提供枪支弹药和军费。用他的夫人宋晓菡的话说，是“白天当国民党，晚上做共产党”。

1940年，由于何基沣派去给新四军送款的人被国民党部队所在地的最高军事长官、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的宪兵抓了，李宗仁要来查实情况。由于冯治安给何基沣提前透了信，他立即将部队中可能暴露的共产党员全部转移到新四军中。不久，何基沣接到五战区长官部要他去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的命令。他只身闯虎穴，离开了他已训练培养了几年的一七九师，到了重庆。明为受训，实为受审。

这时，蒋介石已把审查何基沣一案交给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陈诚处理。陈诚当年在保定军校读书时和何基沣是同学，一次陈诚因有一门课不及格而无法毕业又找不到任何人愿意帮忙时，是何基沣帮他复习，帮他押考试题，帮他补考过关，在陈诚最困难时拉了他一把，才得以毕业。可是这时的陈诚只知完成蒋介石交给的审出几个通共分子的任务，对何基沣进行了好几次变相的审讯，纠集了最能干的反共专家如张厉生、贺衷寒、段锡朋等与何基沣“讨论国共关系”，想从他的口中套出可以定罪的问题来。可是，经过整整半年的反复审查，除了何基沣承认借给相邻驻地的新四军一笔钱的问题之外，找不到其他任何可以给何基沣定罪的罪名。加之冯玉祥、于右任等知名人士对于蒋介石如此对待一个闻名全国的抗日名将的做法深为不满，蒋介石只好把何基沣无罪释放。为了收买人心，临行前蒋介石还亲自为何基沣饯行，要他今后与自己的侍从室保持直接联系。此外，还特地赠送给他一柄中正剑。

所谓“中正剑”，是蒋介石为了笼络高级将领和特别重要人士而专门制作的一种佩剑，长一尺三寸，重一斤六两，柄镀金，鞘镀银，剑身正中刻有“中正”二字。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一种身份与地位的标志。当何基沣佩上这柄中正剑之后，就成了“佩剑将军”，国民党军政人员见了一般都要畏惧三分。

1940年9月，何基沣佩着中正剑，回到了三十三集团军，仍然担任第一七九师师长。一方面暗中支持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一方面伺机与日寇作战。1941年2月，他率领一七九师在当阳庙击毙了当年进攻南瓜店致使张自忠将军不幸殉国的日军横山少将，为西北军报了一个深仇。由于冯治安后来担任了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何基沣遂升任著名的七十七军军长。

抗日战争结束后，三十三集团军到徐州地区受降。何基沣和军中从未有过联系、互相不知道身份的另一位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在对当时形势进行了分析之后，决定联合徐州地区的原西北军部队（包括西北军的老部队和一些原西北军将领统率的新编部队，总数近40万人），组成西北军大同盟，保存实力，相互支援，暗中与蒋介石抗衡。只是由于冯治安不敢出面当这个龙头，这个计划才未能实现。而蒋介石则对这一计划有所察觉，遂把徐州地区的原西北军部队加以分散和调动，又将冯治安的三十三集团军改编为第三绥靖区，调出徐州市，让第三绥靖区的部队摆在内战的最前线，司令部设在贾汪煤矿。

蒋介石发动内战之后，第三绥靖区的部队成了进攻我山东解放区的先锋。何基沣不得不有意打败仗。对于这一点，冯治安当然看得明白，但又查无实据，只得将何基沣明升暗降，让他交出了军长职权，而当一个有名无权的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遂离开部队养病，并于1946年夏天到北平为老父办理丧事时见到了当时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的叶剑英和北平中共地下党市委书记徐冰。叶剑英向他传达了中央决定，要他仍然回到第三绥靖区去掌握部队，他的组织关系由原来的中原局转到华东局。同时商定，由任过他副官的李连城（这时在新四军五师任警卫营长）担任联络员。叶剑英告诉何基沣：“你回去之后，不要暴露。但到关键时刻，要毅然决然地领导起义。到时，陈毅同志会派人和你联系。关于组织起义的事，你可以和张克侠商量，他是非常可靠的。”

何基沣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回到部队后，就对已经被我山东解放军打怕了的冯治安做工作，要冯尽可能以保存实力为主，不要与解放军硬拼。他自己则通过李连城与党保持着联系，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当淮海战役即将打响之时，根据我华东野战军党委的决定，由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舒同具体负责，要策动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部队在战役打响之时起义，以便我军迅速地渡过黄河，切断徐州与黄百韬兵团的联系，进而围歼黄百韬兵团。为此，舒同先后派出我华东局社会部交通巡视员朱林和华野十三纵政治部联络部长杨斯德为陈毅司令员的代表，前往贾汪，组织第三绥靖区部队起义。

这时，第三绥靖区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是副司令长官何基沣。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也是身居副司令长官要职，他就是另一位传奇式将军、中共党员张克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