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鳅巷的炮弹烟尘，渐渐的稀薄，在西北风吹过天空的时候，眼前也出现了一片阴暗的云天。因为这儿的房屋已彻底地被炸光和烧光了，所以日军再轰过来的炮弹，也就是涌起一股白烟而已，大火已无法燃烧，也没有东西可以供它燃烧。

柴团长和高副团长在泥鳅巷的碉堡里，得了片刻的轻松，便都坐在地上，双手抱起膝盖，想打个盹儿。就在这时，余师长的电话来了，命令柴团长立刻派一个班，由华严巷经圣公会，增援城西北角小西门内的四眼井。

柴团长接了命令，就赶去春申墓，他与驻守春申墓的吴连长商量好，叫一名排长马上带一个班向西北方向赶去。

援兵在路上奔跑之时，听到喊杀声机枪手榴弹声，在小西门那儿掀起了狂潮，他们这才知道西门口突然吃紧了。

11月30日，日军把进攻的重点指向大西门和小西门，重点的重点，又是小西门。因为日军侦察到第57师的指挥部设在中央银行内，而小西门到中央银行的所在地兴街口，至多是一华里，是一条最短的直径，严格地说，小西门就是师指挥部的外围，所以日军为了要一举击毁守军的神经中枢，不惜代价，向小西门发起了殊死的进攻。

大西门小西门这两道防线，巷战以来****始终坚守着，没有让日军冲过来。此刻在小西门第一线的部队，是第171团第1营第1连，连长邓学志带了赖大琼、赵相卿、赵登元三个排长，都爬到了城垣上监督作战。

自28日起，敌人不断地炮轰、飞机炸、波状部队冲锋，到了29日下午，日军的炮位分成了三层，第一层是平射炮，第二层是迫击炮，第三层是山炮，三层炮都以24小时不间断地射击，他们想把小西门正面的一段城墙轰平。轰到30日拂晓的时候，敌人又放起了毒气。好在国军有了准备，都把洒了尿的棉花拿出来捂嘴抵挡了过去。放过了毒气之后，日军七八百人，就组织了十几个波状部队，向轰毁了的城基冲锋。

第2连连长方宋瑶，见情势危急，便率领全连士兵在西门右面作侧面射击。方连长的全连士兵，也就剩下了30多个人，大家不顾工事破毁，全露身在土堆外面，把步枪排成纵队，对着敌人的冲锋队伍，轮番齐射。

第1连排长赵相卿在29日一天，就向敌人作了7次逆袭，战到30日清晨，全排只剩了5个人，而且全负了轻伤，赵排长本人实际上是负了重伤，一条胳膊已被打断，但他忍着剧痛，用顽强的毅力支撑着自己。这时敌人冲上来了。5名受伤弟兄，一点没有更多考虑，也没等下命令，各自拿着身上最后的一枚手榴弹，拉开引线，和敌人同归于尽了。赵排长身上有两颗手榴弹，他先对敌人密集处抛出一颗，然后再拿起一颗拔开引线，连人带弹，奔到敌人群里去爆炸。

尽管国军士兵打得极其勇猛，打得艰苦卓绝，但终于寡不敌众，日军100多人，踩着双方官兵的尸山血海，冲进了小西门，这股敌人一直顺着大街，向文昌庙攻来。

文昌庙是小西门内的一个十字街口，向南的马路直通中央银行，论距离，最多是一百三四十公尺，像日军冲小西门的速度，只要10分钟就可以冲到第57师的指挥部门口。

但所幸国军在兴街口的工事，重重叠叠，做得十分周密，在文昌庙十字街口，有一座石砌的碉堡，通到中央银行的街上，全是覆廊工事，这样直接障碍了敌人的冲锋路线。

可工事虽然尚算稳定，兵力却极其微薄。在文昌庙碉堡附近据守的，是第169团第3营的残部，一共只有24人，而且一部分是受过伤的，在敌人气势汹汹的进攻下，实在很难抵御。

于是在碉堡内的第3营营长孟继冬，一面急电师部告危，一面亲自操机枪射击，令弟兄们跳出碉堡去用手榴弹与敌人死拼。余师长接到孟继冬的报告，立刻电令第2连连长方宗瑶率所部，下城去抄袭敌人的右侧面，他放下电话，又跑到指挥部门外，火速调集师直属部队里的杂兵30余人，和炮兵团的一班人，交第1营副营长刘昆率领，从残破的民房里钻墙穿壁，再去抄袭敌人的左侧面。

吩咐完毕，余程万叫传令兵通知特务连排长朱煌堂，调一排人在师部大门口外集合。他自己裹上绑腿，提了一支短枪，走出师部来。来到门口，他见那一排人已是荷枪实弹，挺立在墙根下，成双行站成一列。这时，文昌庙那儿的枪声喊杀声，已如海啸般地涌过来。余师长迅速地检视了一番弟兄们的姿态说：

“我知道朱排长和你们平素对我、对57师都很忠勇，可军人的事业最后还是在战场上见分晓，现在敌人逼近了师部，正好给你们一个立功的机会，就看你们各自的本事了，好自为之吧！”

言毕，余程万将手一挥，自己在前面提着枪，向文昌庙奔去。朱排长和士兵们，看到余师长首先赴敌，大家都鼓起了勇气，争先恐后向前冲去。朱煌堂多一个心眼，他和两名卫士，紧紧地尾随余程万两旁，寸步不离。

到了文昌庙，敌人的子弹是像雨点般地向街心射来。余程万被朱排长用身子护着，跳进最前的一段散兵壕，匍匐前行，进入到碉堡里隐蔽。朱排长出来后把弟兄们分成两部散开，大喊一声“冲啊——”便沿着街两边的路基向前飞奔，士兵们有的边跑边抛手榴弹，有的边跑边开枪射击，向日军进行猛烈的逆袭。

同时，左侧面刘昆副营长带领的炮兵、伤兵、杂兵30多人，也从西观街民房里钻了出来，到达箭道巷。刘副营长率先一人在街道的障碍物下，三级跳远似的，一层一层地往前跳，逼到敌人的面前就摔手榴弹。

日军调两挺轻机枪，向箭道巷射击，刘昆营长的手臂中了一枪，但他还是伏守在障碍物下，狂呼：“弟兄们，杀呀！杀呀！”

跟在后面的40多名国军，冒着日军的弹雨，占领了箭道巷各散兵坑、障碍物、掩蔽所，开枪投弹，拼尽全力，把敌人向东扩展的势头挡住了。

这时，右侧面的方宗瑶连长，也从西墙北侧白果树那里钻出。这样国军就有三方面的力量了，他们齐声喊杀，接连向敌人发起两次冲锋，把在十字街口向东西南面扩展的敌人，统统逼到了文昌庙的中心地段。

说来也巧，恰好中美空军给57师空投子弹的8架飞机，从正北方向飞来，它们低低地绕着西北城盘旋。国军士兵抬起头来，看见机翼上有中华民国的徽记，便狂呼起来，呼声如潮，简直比枪炮声还响三分。中美空军的护航战斗机，也观察清楚了中日双方交战的态势，就分出两架来，折到小西门城外，对着日军进攻部队的后路，来回扫射了三次。

日军受此打击，伤亡重大，心里恐慌无比，就急忙向北撤退。

在城基上的刘昆副营长，抓住了这个良好的迁回机会，他留一部分弟兄在箭道巷向文昌庙中心射击，自己带了十几名士兵，从小西门城基朝突进城门来的敌人倒袭。日军被堵在一块狭窄的地方，受着四面的围攻，枪口不知对哪方射击才好，只得拼着命向城外突逃。但国军弟兄，知道师长也在前沿督战，都豁出性命往敌人人群里冲，尤其是拿着梭镖刀枪的杂兵，不接近敌人，无法施展自己的优势，当日军正在小西门口往外挤时，这些抄家伙的弟兄，一阵喊杀，各人追着一个敌人，一阵“乒里乓郎”的枪挑刀刺。一场混战，只见文昌庙到小西门这一小段街上，人像炸了窝的牛群般跑动，只10来分钟时间，遍地躺满了尸体。杀到最后，只剩了十几个敌人在倒塌的民房里乱窜，刘副营长便指挥弟兄们猛追，追一个杀一个，追不上的，就摔手榴弹炸，战斗结束时，攻进小西门的日军，全部被歼。

国军此役中缴获轻机枪6挺、三八式步枪27支、战刀7把，并有日军第116师团作战命令日记和地图一批。在文件上，记录这是第116师团的120联队。

据周询先生在《抗日时期常德会战》一书中介绍，日军第120联队联队长和尔其隆也在此战中被击毙，但从其他各种资料包括日本出版的阵亡将佐人名录来看，和尔可能并没有在常德会战中死亡。损失一名联队长，在日本军队看来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他们不会不将此载入史册。但是，轮到我现在来写这段史实了，我也不敢肯定和尔其隆是常德会战的幸存者，因为我没有确凿的凭据，光说没记载，是不能下绝对判断的。和尔其隆到底死没死，或者说死在哪里，至今还是一个谜。

白色的弹烟还笼罩在十字街的天空，硫磺气味尚凝结着没有散开，文昌庙沸腾的声浪和颠动着的人群，却肃然地停息了。地面上横七竖八都是血染的人，人像倒乱的沙丁鱼罐头，尸体毫无秩序地摊开着。除了将近100名的敌人之外，其余还有四五十名国军官兵长眠在地上。

余程万师长提了一支亲手击毙了七八名敌人的步枪从碉堡里走出来，在战场上巡视。他看到刘昆副营长受伤，连长邓学志、方宗瑶负伤，排长赖大琼、赵相卿、赵登元阵亡；他看到小西门的城基，被炮火轰成了犬牙交错的大小土堆，街上左右的民房变成了无数层的短墙，墙里还缭绕着上升的白烟；他看到石板地面露出桌面大的弹坑，守军当街筑的障碍物，散得满街都是；尤其是他面前无数的尸体中间，仰的扑的，间杂了许多自己的弟兄，他们手还握着百年前作战的长矛，紫色的血块，洒在这些古老的兵器上，洒在地面上，洒在散兵壕弹坑上，他心里实在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伤感。

可是当将帅的人，当着战场上士兵的面，是不能流露出半点悲观神色的，他收敛起情感，觉得应该对大家说几句鼓动的话，他想了想，朝望着他的官兵正色道：

“弟兄们，这一仗打得有声有色，你们很光荣！敌人既然冒犯了一次，就会冒犯第二次，我们必须作好准备，坚守岗位，和敌人拼到底，迎接友军入城。我在这里可以保证说，我的师司令部，还在这小西门内的中央银行，决不变更位置！你们只管执行命令作战下去，你们要知道，危险困难的时候，也就是你们为国家、为民族、为领袖立功的时候……”

余程万话未说完，所有的弟兄们就都举起枪或举起手臂，高声呐喊起来，以示响应。望着这群赴汤蹈火的士兵，余程万刚克制住的情感又在心里翻腾起来，他的眼眶湿润了，他感叹地想，我这还要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