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村会议

一年了，我军在全国共消灭蒋介石正规部队九十七个半旅78万人，加上被消灭的伪军、保安部队等杂牌部队34万人，共歼敌112万人。蒋介石总兵力由430万人降为370万人，解放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万人增至195万人。在西北战场上，从3月到7月连续作战，共歼敌2.6万余人，而西北野战部队总兵力由开始时的2.6万人增至4.5万人。

敌我双方的这一组数据对比显示，局势正朝着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

蒋介石还是那样忙，但忙的内容已有根本变化。如果说以前蒋介石忙于到处放火的话，那么他现在就忙于到处救火。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局势的发展都足以令蒋介石无法招架。

从1947年2月开始，国统区物价飞涨，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几乎陷于崩溃状态；而北京、南京、武汉等地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正蓬勃兴起；各民主党派也加快活动，连后台老板美国也开始“逼宫”，一再要求改组政府……政治、经济上的危机已预示着蒋介石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灾难。

蒋介石的头发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掉光。按中国民间的说法，头发脱落是智慧的象征，蒋介石的头发光了，按理应该是大智大慧。但偏偏与共产党在仅仅一年的较量中，就已败相毕露。他摸着那颗光光的脑袋，搞出了个“国家总动员提案”，在7月4日的国民政府会议上通过，随后，又下达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尽管蒋介石如此殚精竭虑，但对已经恶化的局势仍然无济于事，因为，作为政府支柱的军事已滑向崩溃的边缘。

胡宗南是已经卡在陕北动弹不得，而在另一个重点进攻的地点山东，情况也同样糟糕。王牌部队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全军覆灭，后果丝毫不亚于胡宗南在陕北蟠龙的失败。蟠龙失败使胡宗南元气大伤，陕北战场从此进入守势状态；孟良崮一役后，国民党在山东战场也同样进入守势状态。蒋介石收缩兵力的两拳出击战略，此时已败相毕露。

不过，蒋介石真正的失败，不是失败于此。他伸开手臂两边出击，胸膛却露在了外面——这才是他真正的硬伤，一个战略的硬伤。

蒋介石没有发现自己的硬伤，而此时在陕西省靖边县的小河村，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陈赓等人，正聚在一起，讨论确定全国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任务、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这就是1947年7月21日到23日的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等。

小河村杨柳依依，河水涓涓，时值盛夏，也不显得那么炎热。警卫们用柳树枝在“三支队”司令部前搭了个凉棚，再摆几张旧桌子，外加几桶凉水和几个粗瓷碗，就算是前委扩大会议的会场。会议作出了一个令中国为之震动的决定：陈赓、谢富治的晋冀鲁豫野战部队第四纵队南渡黄河挺进豫西。

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但历史证明，这是正确的！

当时西北战场敌强我弱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非常需要加强兵力击破胡宗南系统的进攻。本来中央已决定，让陈谢纵队西渡黄河，与西北野战部队一起打破胡宗南的进攻。6月12日的时候，周恩来还代表军委向陈谢纵队发电，提出要作好西渡黄河的准备。6月14日时，周恩来又致电陈谢，要求隐蔽集结准备西移。6月20日，毛泽东也致电陈谢，要求7月中旬出击榆林。

但6月30日，整个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那天，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部队15万人一举突破黄河天险，直逼鲁西南，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统治的心脏——中原地区。蒋介石看到了危险，惊恐万状，连夜调动几十万部队前去堵截。而毛泽东则感到，一个新的战略格局正在展开。

他摊开地图，把华东、华中、华北等地的战略情况反复地进行研究，他发现，如果在豫西和豫皖苏地区再插上两把刀，而刘邓直挺中原，则蒋介石的处境就要告急，整个战略格局就要改变。在7月4日的时候，毛泽东就下定了决心，改变陈谢纵队的使用方向，南渡黄河，直逼豫西，与刘邓成犄角之势，直接威胁国民党的统治心脏。

但这是有风险的，挺进国民党统治区，等于是不要后方去作战。而解放军的战略战术，从来都以有利的人民、有利的地形为依托。现在不要后方，挺进国统区去，结果会不会是孤军深入？更何况，蒋介石对山东和陕北发动的重点进攻并没有完全停止。

毛泽东也有顾虑，7月4日特地发电报给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及陈赓、谢富治征求意见，询问是否妥当。

对毛泽东这个大胆的想法，所有被问及的领导都赞不绝口。蒋介石把主力154个旅中的128个旅放在山东和西北，而内部守备兵力不足30个旅，这正是出击蒋介石心脏部位的天赐良机。只要三支部队一齐出动，刘邓直逼中原，蒋介石必定方寸大乱，疲于奔命。

此想法战略上看起来是缥缈的，但落实在行动上却是实在的。战术上一招不慎，只会损兵折将；但战略上一招不慎，却会满盘皆输。

当然，陈谢纵队使用于豫西还有战术上的有利因素。一是可以减少陕北粮食的压力，二是这里国民党兵力空虚，可以迫使胡宗南分兵于此，又可减少陕北战场的军事压力。

经过充分论证，在小河村会议上，毛泽东统一了大家的意见后，说：“我们决心不等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在装备上超过对方，立刻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转入外线作战，直插敌人的战略后方，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从而改变整个战争的态势。”

23日，会议的第三天，毛泽东又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刘邓要“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陈粟谭率鲁中兵力并在刘邓到大别山后指挥陈（陈士榘）唐（唐亮）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

一个改变中国内战格局的决定，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就完成了。

在座的所有将领们都感到了一个新的局面正徐徐展开，才一年时间，主力就可以打到外线去，战局的发展确实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

对蒋介石的战争，毛泽东还列出了一个时间表。“用五年时间来解决。”毛泽东激动地伸出五个指头，却比蒋介石多了几分理智几分冷静，“但这个时间不对外宣布，不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不能实现又说再过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战争才开始。”

彭德怀一直端坐在一条没有靠背的木凳上，他额头发亮，眼睛有神，思维一刻没有停止，他正在筹划着陈谢纵队出击豫西后，西野在陕北如何展开下一步行动。按照毛泽东先前的说法，陕北战场是一个战略牵制区，西北野战部队的任务就是把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牵制在陕北，配合其他战场的战略行动。怎样把胡宗南钳制在陕北，这是彭德怀思考的焦点。

胡宗南现在长进了很多，兵力轻易不分散，十几万兵力抱成一团，行则同行，宿则同宿。靠直接出击胡宗南来牵制他，效果不会很理想，弄不好还会被胡宗南的优势兵力反咬一口。彭德怀在脑子里把陕北战场形势过了一遍，渐渐把目光盯住了榆林。

邓宝珊与榆林

榆林可以称为一座塞外古城，原为陕西军阀井岳秀的老巢，从民国初年起他就盘踞于此，一直到1936年，死后其职由部下高双成继承。榆林坐落于长城脚边，西边有一条时断时续的榆溪河，西、北均是没有边际的浩瀚沙漠，而东南全是黄土高坡，沟壑纵横，少有人烟。这么一座偏僻的小城，能引起彭德怀对它的兴趣，源于它重要的军事地位。

榆林是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在地，总司令为邓宝珊。驻军有邓宝珊所部第22军以及胡宗南整编第29军第36师第28旅，总兵力1.5万余人。防区东起府谷、神木，沿古长城经榆林西至横山、宁条梁、安边一线，绵亘350公里，把西边的马鸿逵、北面的傅作义、东边的阎锡山连成一线，又与南边的胡宗南遥相呼应，形成对陕甘宁的全面包围。榆林是这个包围圈上的重要据点，出击榆林，足可以牵动整个陕北战场。

总司令邓宝珊与榆林的历史要从十年前说起。那时他任新编第1军军长，驻防甘肃兰州。1937年秋，太原、归绥、包头相继落入日军之手，日军趁胜大举西进，大有席卷大西北之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紧急下令，把驻甘肃的新编第1军、第165师和驻榆林的第86师（师长为井岳秀部下高双成）编为21军团，以邓为军团长进驻榆林，堵击西进日军。

邓宝珊到榆林的时候，察、绥两省政府及其他机构和办事人员，还有万数逃难的群众，潮水一般涌入到榆林地区。原来冷冷清清的榆林城，因为大批流亡群众的到来而立刻热闹起来。摆在邓宝珊面前的任务，不仅要派兵堵击日军的西进，还要妥善安置各地涌来的难兄难弟。从这时起，榆林作为在军事上堵击日军西进的桥头堡，同时作为在政治上安抚各方难民的避风港，它的地位立刻突显出来。

邓宝珊处变不惊，把供奉在百灵庙的成吉思汗灵位运到兰州安放起来，初步稳定了蒙古人的动荡心理。接着立即组织了5个游击支队，进驻包头的黄河沿岸，日夜骚扰日军，阻其西进，又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联系，加强了晋陕绥三省联防力量。邓宝珊所下的一番苦功，初步稳定住了榆林的局面。从此，他在榆林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无人能及。

抗日期间，西北局面比较稳定。邓宝珊集团的职能由刚开始阻日西进，逐步转变为配合胡宗南封锁陕甘宁边区。

对邓宝珊来说，这是一段非常苦闷的日子。前线炮火纷飞，多少热血儿女陈尸疆场，而他的第21军团却在陕北这个小镇封锁共产党，无所作为。因为不是嫡系，有时候连粮食、饷银以及枪枝弹药都无法到位。部下埋怨，百姓指责，邓宝珊也感到非常难堪。封锁边区时间一长，有时候又与八路军一起与日本人打上几仗，不久就与共产党混熟了。邓宝珊曾几次去延安，毛泽东亲自接待，不仅热情招待，还在政治上给予很多启发，邓宝珊既感动，又激动，对毛泽东的钦佩与日俱增。而共产党将领如肖劲光、王震、南汉宸、陈其涵等更是走马灯似地跑榆林，或公或私与邓宝珊频繁往来。在与共产党相处的这些日子里，他逐渐发现共产党的主义、纲领还有路线、政策与自己的想法是如此地相近，并且能得到老百姓如此热烈的拥护。他明显感到，共产党要比国民党得人心。

邓宝珊与共产党这种密切的关系，蒋介石、胡宗南都心知肚明。在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时候，国民政府要邓宝珊绕道宁夏去重庆开会，而邓宝珊以路途遥远为由，故意经过延安，并且在延安一住就是二十多天，与毛泽东、朱德彻夜交谈。邓宝珊时而为时局叹气，时而为毛泽东的大智大勇击掌叫好。临走时，还拉着毛泽东的手依依不舍。

在会间，蒋介石有一次问邓宝珊对国内时局的看法。邓宝珊胸脯一挺，振振有词地说：“我愿意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而不愿意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蒋介石一愣，没想到邓宝珊会如此回答。当时没说什么，但已经感到邓宝珊与自己在感情上有了距离。正好，六届二中全会一开完，邓宝珊就告了个病假跑回老家陕西三原去养病了。蒋介石喜上眉梢，一面劝邓宝珊赶快回榆林，一面又密令胡宗南选得力可靠之人去榆林主持大局。胡宗南也早就感到邓宝珊靠不住，立即派了自己的心腹董钊去榆林，安了个副总司令的头衔，邓宝珊仍为总司令。

当时榆林的第二号人物是第22军军长左世允。1944年高双成病死后，他接替了高双成的职务。他办事一丝不苟，对邓宝珊忠诚不二。左世允与董钊是同乡，按理，左世允应该与董钊好好共事，同谋党国大计——这也是蒋介石和胡宗南选中董钊去榆林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榆林守军带有浓厚的封建地方观念，从左世允以下对董钊的到来，表面上客客气气，但私下里却结成了“拒董”统一战线。几个月时间里，董钊除了看过几处防御工事，其他一事无成，有关军机大事，更是一句话也插不上。董钊越来越觉得没有意思，还不如继续做他的整1军军长去。为了脱身，他向胡宗南说，根据老弟几个月来的观察，榆林军事非邓宝珊坐镇不可。

这几个月里，告病回家的邓宝珊也浑身不自在，日夜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是榆林，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古长城，还有那里的百姓，哪一件他都无法放下。在榆林十年的感情，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已与榆林结下了生死之缘。

在蒋介石的再次催促下，邓宝珊又到了榆林。

他到榆林的那一天，榆林全城军民打着腰鼓，扎着大红花，夹道欢迎他的到来。邓宝珊完全被感动了，坐在吉普车里心潮起伏，不能平静。

蒋介石要邓宝珊继续出马榆林，是因为邓在榆林的威望，而不是出于对邓的信任。派人取代邓宝珊不成，就只有给邓宝珊安钉子了。在1947年3月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的时候，蒋介石以加强榆林防务为由，授意胡宗南空运了整编第28旅6，000多人去榆林，胡宗南还派了一个姓蔡的高级参谋常驻榆林，加强联络。过了好些年相对和平生活的榆林，一下子被弄得火药味十足。不仅老百姓不习惯，连邓宝珊及其部下也极不习惯。

整编第28旅旅长徐保和这个蔡参谋对胡宗南都是绝对忠诚的。胡派他们两人去榆林，一则联络榆林共同进剿共产党，另一则是加强对榆林的控制。打那时起，邓宝珊心里就极不舒服。当时他作了两种打算，一是，只要有机会离开榆林，他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已今非昔比了；万一走不掉，对上面的命令就阳奉阴违。

这是邓宝珊的两种打算。他也曾考虑过起义的事情，那个时候，国民党将领率部向共产党投诚的比比皆是。但此时的邓宝珊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把握来做这件事。

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部队驰骋陕北，打得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连连叫痛的时候，邓宝珊也在密切注意着彭德怀的行动。虽然他曾派部队配合胡宗南出击西北野战部队，但那些行动都是象征性的，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无论从感情还是从信仰上来讲，邓宝珊都不愿意与共产党为敌，更不愿意与解放军兵戎相见。他拿着国民党的俸禄，捧着国民党的饭碗，配合胡宗南采取行动实则不得已而为之。他也相信，凭自己与共产党的交情，共产党是不会对自己真的采取行动的。

但在共产党眼里，邓宝珊是邓宝珊，不等于榆林守军。榆林守军一万多人，把守着陕甘宁边区北边的咽喉要地，让西北野战部队时时都有腹背受敌的威胁。对这么个据点，当然是拔之而后快。

战前较量

7月30日，烈日当空，阳光泼洒下来，像着了火似的热。有道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西北野战部队主力顶着骄阳，在这个三伏天轻装出发了——沿大、小理河向榆林开进。第二天，军委来电，决定由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五人组成西北野战部队前委，彭德怀任书记，同时决定将西北野战部队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彭德怀和张文舟各骑一匹高头大马，行进在队伍中间。小河会议上决定晋绥军区重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会后，习仲勋就同贺龙一起到山西组织后方工作去了。

彭德怀下定了决心要拿下榆林，这样就可以得到充足的给养和弹药。他说：“战士只带了6天的口粮，我们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解决榆林战斗，打下了榆林，粮食、弹药还有药品、兵源就都不成问题了。”

天太热了，坐在马上还汗流浃背。张文舟抹了一把汗：“是啊。榆林可比第二个蟠龙。中央决定陈谢出击豫西是完全正确的，要是西渡黄河，上万人的口粮根本没法解决。我们的后勤司令刘景范可愁死了喽！”

彭德怀深有感触地说：

“晋绥军区许光达、孙志远的第三纵队马上要西渡黄河来陕北，这样一来，粮食的压力更大了。军委这次决定贺老总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的地方武装和后勤工作，我们有了可靠的大后方了。晋西南可是个富饶之地啊。去小河村开会的时候，陈赓几匹骡子驼得满满的，全是绿豆、木耳、大米，好货色呢。我和习政委一身的泥巴跑过去，两手空空，还白吃白喝了几天，真是不好意思哦！”

俩人说着说着，话题又转到了邓宝珊身上。张文舟说：“咱们大军北上，突然围攻榆林，只怕邓宝珊还没准备好呢！”

“没准备好才好呢！我们待他不薄，抗战时他封锁咱们，咱们大生产运动搞起来，还接济过他的粮食。这几个月你看他都干了些什么？蒋介石要他干啥他就干啥，还派兵南下要合击咱们。那天中央在王家湾那么险，要是真让邓宝珊手下那帮混蛋撞着了，你说那怎么办？主席说邓宝珊可以争取，我看也是可以争取。但他这个人有些优柔寡断。我估计他现在的心理是安守现状，国共两边都不得罪。蒋介石的命令，应付一下；共产党这边，也不正面交锋。但这是不行的，战争嘛，必定有个敌我之分。他坐镇榆林，我心里怎么都不痛快。这次非要敲痛他不可，是战是和，得有个说法。”

对邓宝珊，彭德怀有种说不出的感受。习仲勋派人与新11旅旅长曹又参、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联系时，也曾试探过邓宝珊的态度。但邓宝珊老是装傻，不哼不哈的。习仲勋曾跟彭德怀讲过，邓宝珊对共产党有感情，但要他完全放弃国民党，他又下不了决心，态度比较犹豫。要他率部起义，就一定要揍他几下，并且还要把他揍痛。不打痛他，不让他陷入困境，他就会维持现状，偏安榆林，过着他优哉优哉的日子。

邓宝珊第一时间得到了西北野战军沿大、小理河北上的情报。左世允满头大汗跑过来：“总司令，彭德怀率7个旅几万人气势汹汹过来了。来者不善啊！”

邓宝珊摇着蒲扇，不紧不慢地说：“共产党进攻榆林还用得着这样大的兵力？他们真要进攻榆林，也不一定要使用武力嘛！不要那么慌张，我看共军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醉翁之意不在酒？”左世允倒有点摸不着头脑，“那在于什么呢？”

“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邓宝珊扭过头，略带微笑地说：“这样有两个目的，一是在胡宗南主力运动起来后，彭德怀就开始玩‘围城打援’的把戏，找准机会吃掉胡一部或几部；二是把胡宗南主力牵制在陕北，配合其他战场的行动。你没发现，晋西南的陈赓、谢富治部正在休整，估计要有大的动作了。”

邓宝珊老谋深算，把中共中央军委和彭德怀的作战意图看得一清二楚。他的一番分析，让左世允吃惊不小。但邓宝珊对西北野战军攻打榆林的决心估计得还是不足。他不相信解放军真的会攻打榆林，在他看来，凭他与边区的交情，解放军要打榆林也要先通知一声，先礼后兵嘛！

彭德怀带着西北野战军一路风尘仆仆赶往榆林。当时的战斗序列是：第二纵队、新4旅、教导旅经镇川堡首先向鱼河堡、归德堡、三岔湾、赵庄等外围据点发起攻击，力求歼敌于城外，随后第二纵队包围城北及西北部，新4旅包围城东南部，教导旅为机动兵力；绥德军分区第4、第6团归一纵指挥，包围响水堡之敌，掩护第一纵队主力经武家坡北渡无定河，协同歼灭三岔湾之敌后，包围城南及西南部；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孙志远）、独立第5旅（旅长李夫克、政治委员王赤军）由米脂东北沙家店经杏树塔、银匠峁攻击刘千河、青云山之敌，独立第2旅（旅长唐金龙、政治委员梁仁芥）于8月4日西渡黄河后，经万户峪攻击高家堡、乔岔滩之敌，包围城东部。

响水堡、波罗堡、归德堡、鱼河堡、康家湾等地，都是4月间国民党榆林部队南下时所侵占的。因为野战军忙于与胡宗南周旋，没去搭理这回事，榆林部队现在仍然在这些地方驻有少量兵力。

西北野战军一路凯歌高奏，疾风般迅速扫尽了那些小镇，各路部队直逼榆林城。

这时，邓宝珊还在他的桃林山庄消遣，听得报告，心里不禁一阵寒颤。他相信，解放军确实是要进攻榆林了。

邓宝珊部署防守榆林的动作与野战军进逼榆林的动作一样迅速。他把所有外围据点的兵力全部撤回到榆林城里，决心固守榆林城。

西北野战军的神勇和顽强早就出了名。榆林外围各据点的国民党守军争先恐后往榆林回撤，生怕动作慢了被解放军抓了俘虏。一时间连接榆林的各条大小道路上，到处都是狼狈不堪的国民党兵，队不成队，列不成列，武器辎重还丢了一地。

彭德怀下令部队加速前进，不然的话歼敌于城外的计划就会落空，到时候仅仅只能得几座空城而已。

王震、王恩茂带着二纵跑在最前面，向着撤退的国民党军一路追赶过去。在三岔湾的公路上，截获了徐保的国民党第82团的一个营和一批辎重。接着，许光达、孙志远带着三纵渡了黄河，一路攻城掠地，拿下了高家堡、乔岔滩后，直逼榆林城下。

邓宝珊把榆林的第一道防线设在三岔湾。二纵消灭了徐保一个营后，三岔湾守军新11旅2团和徐保第82团2营感到大势不好。赶紧向邓宝珊报告，解放军来势凶猛，恐有不测。左世允向邓宝珊建议：“不如干脆全部撤回来算了，一个多团孤零零摆在外面，势单力薄。”邓宝珊思考片刻，下了撤退令。

说时迟，那时快。贺炳炎、廖汉生带着一纵也一阵风似地赶了上来，与二纵一起左右夹击三岔湾。不到3个小时，就解决了三岔湾之敌。国民党新11旅2团团长周效武受伤被俘，1营营长萧炳南、2营营长魏长林被击毙，第3营营长张梯青和徐保第82团2营营长被俘。

邓宝珊慌慌张张从桃林山庄撤到了城内。他心情很坏，阴沉着脸，额上青筋毕露。周效武、萧炳南、魏长林、张梯青都是自己当年带出来抗日的家乡子弟，与自己出生入死多少年，没做上大官，也没发上大财，今天一战却阵亡的阵亡，被俘的被俘。

三岔湾一战让邓宝珊很伤心，也让邓宝珊下定了死守榆林的决心。那天下午，他在一所基督教堂里把守城兵力作了重新布置，把榆林全城分为东、西、南、北4个防区，第86师师长徐之佳、陕北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张之因、第28旅旅长徐保和第86师副师长张云衢分别担任指挥官。邓宝珊作了一番有力的战前动员，命令部属坚守阵地，不许疏忽。还把榆林县长叫来，令他发动民众，组织担架队、救护队和运输队，他要像解放军那样打一场人民战争。

三岔湾战斗后，我野战军各部都已按预先部署到了指定集结位置，把榆林全城围得严严实实。彭德怀带着司令部参谋人员到榆林四周转了一大圈，决定把主攻目标选在榆林南门的凌霄塔高地。这里地势高，是榆林城外唯一的制高点，突破了凌霄塔高地，攻城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一半。

将第28旅旅长徐保押在这个首当其冲的位置，是邓宝珊有意安排的，但徐保挺高兴。把凌霄塔交给他，说明在关键的时候邓宝珊还是信任他的，并且这也能证明在榆林一战中，第28旅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要好好施展一下，好体现出中央嫡系与地方杂牌的不同来。8月6日晚上回到旅部就把几个团长叫到跟前，拍着胸脯讲了一气，再三叮嘱不能丢中央嫡系的脸。

一打榆林

攻城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殊不知6日晚间突然狂风大作，顷刻间大雨倾盆，整个榆林城像遭了一次大水灾。彭德怀在司令部里彻夜未眠，脸色跟天气一样，乌云密布。本来可以趁邓宝珊收缩兵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拿下榆林城的，现在一场大雨，让邓宝珊就有了喘息的机会。

7日天明时，下了一夜的雨才极不情愿地停了下来。整个黄土高原被洗刷一新，晨风吹来，还有一丝凉意。天不那么热了，空气也没有那么多灰尘，而榆林城在朝阳的照耀下，更显得清新夺目。彭德怀走出屋外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一夜未眠的疲倦一扫而空。我军各部队踏着泥泞不堪的道路继续攻击前进。下午2时的时候，358旅715团步步进逼，一举拿下了飞机场，截断了榆林与外界的空中交通线。

邓宝珊愈来愈感到情况危急。起初他判断彭德怀不是真的要打榆林，现在解放军都已兵临城下，残酷的现实再也无法回避了。他赶紧给蒋介石、胡宗南发了榆林告急的电报，望大军星夜驰援。

胡宗南没有太大的反应，倒是蒋介石马上就慌慌张张地飞到了延安。

拿下延安是蒋介石多年来的夙愿，到延安来看看这个“赤匪之都”的模样，也是他的一个愿望。

蒋介石到延安，使胡宗南的注意力从陕北战场转移到了迎驾上来。他赶紧组织了庞大的欢迎队伍进行紧急训练，又从西安空运了最好的生活设施和美味佳肴，任凭榆林步步告急，自己却安坐延安静候蒋委员长的到来。

蒋介石来了，带着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和国防部的司长罗泽铠。胡宗南的欢迎仪式搞得隆重极了，但在这样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并没有为这一出戏显示出特别的好感。他行色匆匆，甚至连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住过的窑洞都来不及看就开起了军事会议。

榆林告急，但蒋介石并没有沿着彭德怀设计的思路往下走。他的总体作战方针是：趁解放军主力胶着于榆林外围的时机，胡部迅速北上，侵占陕北各县和战略要点，并力求寻机与共军主力决战。

蒋介石要借榆林被围的被动，变胡部北上攻城掠地的主动。

时值雨季，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十几万大军北上是可以，但补给怎么解决？自从失了蟠龙，胡宗南总感到寸步难行。

“领袖”毕竟是“领袖”，解决问题总是雷厉风行，说一不二。蒋介石指着王叔铭说：“运输机集中到西安机场，空投补给！”一句话解决了胡宗南的大问题。以前要空军第3军区出动飞机配合作战时，一个个都懒洋洋的，有时候还阳奉阴违。现在不一样了，老蒋一句话，顶自己好多个近似哀求的电话。

7日入夜，彭德怀下令对榆林城发起了全面进攻。霎时间，榆林城四周炮声隆隆，火光冲天，枪炮声、喊杀声嘈杂地混在一起，彻底打破了雨后榆林的宁静和清新。

野战军的主攻方向是南城的凌霄塔阵地，这里是榆林全城的制高点，也是进出榆林的门户，拿下了凌霄塔阵地，攻取榆林就成功了一半。所以在凌霄塔，无论是作为攻方的我军358旅716团和独1旅2团，还是作为守方的国民党军徐保28旅82团3营，都拼足了劲，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来打这场攻守战。

战斗是激烈的，也是惨烈的。358旅716团和独1旅2团的战士们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他们只有一个信念：打下凌霄塔，解决榆林城就大有希望。而凌霄塔守敌也格外的顽强，以一个营抵挡几倍于自己的对手。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守敌终因兵力单薄而渐渐败退。营长古遂东不断向旅长徐保呼救，但此时的徐保也是焦头烂额，他负责防守的南城到处都有解放军在进攻，还哪里有援兵来救呢？最后只好把矛盾集中到邓宝珊那里。这时北关的官井庙阵地正在缩小，东门外的东岳庙已被解放军占领，手上的应急机动部队早已压了上去，包括卫生队、通信兵都用上了，还是感到兵力不够。邓宝珊也无可奈何，只能下令“坚守待援”。他相信，既然蒋介石都到了延安，他绝不会坐视榆林不管的。

蒋介石和胡宗南正在密谈，密谈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第二天，国民党钟松部就停止了对解放军骑兵第6师的追击，带着他的整编第36师踩着泥泞的道路，偷偷从西华池方向朝榆林急速进发了——这应该是蒋、胡密谈的结果。

邓宝珊正在指挥部里火烧眉毛地着急，突然接到了徐保凌霄塔失守的报告：3营全部覆没，营长古遂东阵亡。邓宝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阴沉着脸从炕上一跃而起，急匆匆地冲出指挥部，坐上吉普车径直去了南城。

凌霄塔的地位实在是太重要了！它地势高且险要，恰好把榆林南门堵个严实。阵地上筑了许多防御工事，易守，却不好攻。当时凌霄塔不仅是一个战场上的防御阵地，还是众多榆林官兵心理上的一个防御阵地！凌霄塔在，就说明榆林城还是安全的。如果凌霄塔不在了，那么榆林城就可以称得上大势已去。邓宝珊心里明白，那时官兵们仍然奋力抵抗，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凌霄塔还在。现在解放军占了凌霄塔，不仅从阵地上动摇了榆林的防御体系，还从心理上动摇了榆林的防御斗志。无论如何，凌霄塔必须夺回！

徐保早没了以往的神气劲，灰头土脸地耷拉着脑袋，像是等着邓宝珊的发落。他知道凌霄塔对于榆林的意义有多大。邓宝珊把凌霄塔交给他，是委以重任。而现在凌霄塔被自己丢了，作为总司令的邓宝珊是有权处理他的。他开始庆幸自己幸亏没向胡宗南打过邓宝珊的什么小报告，不然的话，今天死定了。

邓宝珊怒气冲天闯到了徐保面前，不由分说就骂开了：“徐保，你给老子听着！凌霄塔的重要性你是知道的。老子把它交给你，你却给老子搞丢了。你必须给老子夺回来，夺不回来，老子非找你算帐！”邓宝珊一向温文尔雅，今天一急，不禁把徐保破口大骂了一通。

徐保眼都不敢抬，两条腿像筛糠似地颤得厉害。待邓宝珊气嘟嘟地走后，徐保马上组织兵力直扑凌霄塔阵地。

彭德怀一直密切关注着前线战况，自6日战斗打响，他几乎就没合过眼。这是他第一次与邓宝珊正面交锋，没想到邓宝珊那万把人还那么经打，野战军虽然夺得了榆林城外围一些小阵地，但城墙怎么都突不破。凌霄塔阵地一度攻占，但那个不要命的徐保自己挥着大刀督阵，硬是把凌霄塔又夺回去了。西城的小西门也曾一度被突破，但对方炮火太猛烈，冲锋了好几次都没能冲进去。第二次爆破，又因为地形不熟、药量不够而没能成功。看来还真不能看轻了邓宝珊，他的部队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

邓宝珊虽然着急，但守住榆林的把握已经比较大了。一方面凌霄塔又重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另一方面其他防线基本能与解放军打个平手，更重要的是，钟松带着整编第36师的第123旅、165旅正由东华池沿长城星夜驰来。

彭德怀已非常清楚，攻下榆林已不大可能，在此情况下，唯有“围城打援”一计可施。彭德怀及时调整了战役目标：决定把我军分成两部，一部继续攻击榆林，吸引钟松部快速运动，另一部于有利地形设伏，准备打援。

钟松鬼头鬼脑，生怕中了彭德怀的埋伏，再次成为解放军“围城打援”战术的牺牲品，竟不惜带着部队绕进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带，避开了我军的设伏圈，于12日早上赶到了榆林城。

无可奈何，彭德怀下达了撤退令。第二纵队向长乐堡转移，主力向榆林东南地区集结，待机歼敌。

沙家店过坳

从榆林外围撤退后，彭德怀正在搞榆林战役的总结，他对各纵旅首长说：“这一仗我们俘敌3，200余人，毙敌2，000余人，收复和解放了横山、响水堡、鱼河堡、归德堡、高家堡等城镇和地区。榆林城虽未能攻克，但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配合晋冀鲁豫纵队南下的目的达到了。所以榆林一仗仍然是一个胜仗。胡宗南现在派他的整1军、整29军气势汹汹扑过来，又要找我们的主力决战，我看，战机又要来了。”

钟松带着部队进了榆林城。他现在是援榆功臣，邓宝珊待他更是不薄，一边向蒋介石为他请功，一面又是好酒好肉地招待。12日晚，邓宝珊为钟松搞的那个丰盛的招待晚宴，把钟松连日来的疲乏打扫得一干二净。邓宝珊喝红了眼，钟松也喝红了眼，推杯把盏中兄弟相称，气氛甚为融洽。但胡宗南像是存心不让钟松过舒服日子似的，他明明知道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邓宝珊肯定在宴请钟松，他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发了一封急电，令钟松带部队火速南下，到绥德与刘戡会合。

钟松解榆林之围后南下与董、刘会合，是蒋介石来延安之时就设计好了的。蒋介石告诉胡宗南，陕北战场不要再稳打稳扎了，要急推猛进。钟松神不知鬼不觉突然出现在榆林周围，然后再急速南下，与大摇大摆北上的董、刘会合，要一举歼敌于榆林周围地区，或者压迫解放军过黄河。

但胡宗南的胃口比蒋介石还大，他不仅要找西北野战军决战，还要捉住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上次刘戡带两个师出去转了一大圈无功而返，他十分不满意。这次蒋介石亲临延安下达任务，他发过誓一定要拿出点战绩来的。

中共中央机关是在董钊、刘戡两军北上后，于8月1日离开小河村的，他们沿着大理河东进，向野战军主力靠近，这时中央纵队代号由“三支队”改为“九支队”，周恩来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13日这天，“九支队”通过无定河大桥，进入了黄河与无定之间的南北长约三四十公里、东西宽约五六十公里的夹道区域。在这里，中央纵队面临着第二次危机。南有刘戡7个旅之众的追兵，北有钟松的两个旅前来围堵，又处浩瀚的沙漠地带，东为滚滚黄河，西有水势日益看涨的无定河。如果南北两敌会合，向东封锁黄河渡口，并控制无定河、米脂、佳县一线，中共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将被挤在佳县、米脂、榆林三县间南北十五公里、东西二三十公里的狭小地区，这样将处于回旋余地几乎等于零的困难处境。

彭德怀审时度势，他心里明白，要解己之围，唯有集中力量歼灭钟松，但“九支队”800人马又不能不保护——这可是事关全国战局的大事。彭德怀决定赶紧开前委会议，在这样的重要关头要用集体智慧来应付局面。会上几乎没有争议，一致认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是当务之急。彭德怀权衡了好长时间，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三纵。

许光达接到南下接应中央机关的电令时，既激动又感责任重大。刚刚从山西大后方赶来，就直接参加围榆战斗，围榆结束，又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在山西时，只是与阎锡山、胡宗南的小股部队打一打而已，但一来陕北，就遇上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么重大的任务。他想起了临行前贺老总的交待：“陕北战场敌情严重，战况瞬息万变，一定要听从彭老总的调度。如果你们不听从指挥，不服从安排，就说明贺龙带的部队有问题了！”许光达回想着这些，扭过头对政委孙志远说：“老孙啊，咱们这次把命豁出去也要完成任务啊！”

钟松气势汹汹，带着部队朝南一路扑来。自进入陕北以来，他带着整36师走南闯北，从无定河到三边，从西兰路到古长城，陕北的每个角落都到过，有的地方还到过两三趟。军事会议上分析起陕北的地形来，他钟松最有发言权了。

刚刚解了榆林之围，钟松嚣张得不得了，一心想继解榆林之围后再立个大功。他把第123旅放在最前面，作为师的前卫部队。14日，123旅出发不久，就在归德堡碰到了解放军的抵抗。但胶着了一会儿，解放军突然朝南一路逃去。旅长刘子奇满腹狐疑，“难道共军引诱我急速南进？”他不敢贸然出动，把情况报告给了钟松，钟松也变得谨小慎微起来。他拉着队伍在陕北转了这么多圈，又有青化砭、羊马河的前车之鉴，现在应该小心为上。他原计划是走无定河东岸沿绥榆公路南下的，怕遭埋伏，现在也不走这条大路了，全师改无定河西岸南进，一路上果然平安无事。

彭德怀早就判断到了钟松的行军路线，把三纵派去南下接应中央机关后，就把余下的主力部队全部布置在沙家店，另派小部分部队与钟松保持接触，把他吸引到沙家店来予以消灭。

8月18日这天，董、刘两军逐步靠紧，向中央纵队直逼过来。中央纵队正在黄河汊道葭芦河边上，情况万分危急。

毛泽东骑在马上，神情凝重地思考着。根据侦察员的报告，敌人正一步步紧逼过来，中央纵队目前的处境很不让人乐观，弄不好真有可能让敌人“包了饺子”。他曾经说过，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毛泽东向警卫员要了一根烟，狠狠地抽了一口，他将余下的烟往地下一扔，眼里闪烁着坚毅的光，他勒住缰绳，说了一句：“我们回去！”大队人马静静地跟在毛泽东的后面，沿着葭芦河向黄河相反的方向翻山而去……

中央机关刚走，刘戡就到了葭芦河边。河水滔滔，汹涌澎湃。刘戡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没有过黄河，而是朝相反的方向去了。他报告了胡宗南，胡宗南命令，迅速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

彭德怀把队伍安在沙家店附近有一天多了，他相信，钟松一定会来的！

18日，也就是毛泽东在葭芦河脱险的时候，钟松带着整36师师部和第165旅由镇川堡到了沙家店。这时他的部队分为两个梯队：123旅（附165旅493团）为前梯队，由镇川堡向乌龙铺方向推进；他率师部和第165旅为后梯队，在沙家店以西地区跟进，准备在乌龙铺与董、刘两军会合。

彭德怀站在一处高高的山头上，向各部队首长下达了围攻沙家店之敌的命令。

一纵、二纵以及教导旅迅速出动，把钟松围在了沙家店附近地区。

钟松刚与前面的刘子奇联系上，准备出发到乌龙镇，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令他手足无措。时至深夜子时，大雨滂沱，雷电交加。西北野战军步步向前，而钟松则在泥水坑里打转转。他赶紧命令刘子奇率整123旅来援。刘子奇在乌龙埔，距沙家店仅30多公里，但中间隔着几道山梁，夜色一片漆黑，险象环生，刘子奇不敢贸然出动。一直到第二日6时，天亮了雨也停了才带着队伍向沙家店赶来。

沙家店周围的有利地形已被解放军占领，钟松只抢占了几座无足轻重的山头，劣势已非常明显地显现出来了。

胡宗南得到钟松被围的消息，立即电令刘戡急速驰援。刘戡刚刚追中央纵队到黄河边上，现在又要掉头翻山越岭赶到沙家店，心里极不痛快。但自从进入陕北以来，他一直在挨骂，特别是羊马河一仗，他甚至被胡宗南指着鼻子骂了一顿。怒归怒，命令是必须执行的。但带着队伍快到沙家店时，又遇到了解放军的阻击部队，组织了几次冲锋，也未能通过。

毛泽东和中央纵队已经安全转移到了米脂县的梁家岔。沙家店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毛泽东接连抽烟，茶饭不思。他对周恩来说：“恩来，这一仗生死攸关啊！打得好，我们转危为安，不走了；打不好，我们就往西走，出长城，进沙漠。”

20日晚8时，终于传来了我军全歼整36师的捷报。

毛泽东兴奋异常，在窑洞里大声喊道：“打了这一仗，我们就过坳了！拿酒来！”

沙家店一仗，全歼敌整36师师部和123旅、165旅6，000余人，俘123旅少将旅长刘子奇和少将参谋长罗秋佩。师长钟松和165旅旅长李日基逃走了。

刘子奇被送到了后方，在那里他见到了先前被我军俘虏的前167旅旅长李昆岗，31旅旅长李纪云，135旅代旅长麦宗禹，123旅36团副团长何干林，31旅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92团团长谢养成等国民党团以上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