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江南郊区的黄山，杂花生树，环境幽雅。

在黄山一幢雅致的二层楼别墅里，国民党领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坐在蚰楼中，目光也盯住了挂图上的东北地区。他心中暗想：“东北，这片辽阔富饶的地方，决不能让它落到共产党手里，否则后患无穷！

令蒋介石忧虑的是，他的人马远在西南，距东北太远了。而中共从西北、华北去东北，可以捷足先登。

国民党政府军队乘美国飞机抢占东北

然而，有一点使蒋介石高兴：如果说中共占有地利，他则占有天时。雅尔塔三巨头会议，斯大林向罗斯福承诺：只援助中国国民政府，苏军进入东北完成使命后，不超过三个月即撤离东北，将东北主权归还给中国政府。

盟国承认的中国政府，就是他蒋介石的政府。

蒋介石是有政治头脑和战略意识的。他抓住这一天赐良机，立即行动，只是胜利来得太突然，连应派到驻苏军总部的“军事代表团”也无法派出。他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于8月11日发布了几个命令。这几个命令的要旨是：

(一)通令各省市政府、各战区司令长官，“日本投降确期，应由我国与盟国同时宣布，在政府未公告前，全国军民工作一如战时，不得稍有疏懈”。

(二)命令国民党嫡系部队“加紧作战，一切努力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疏懈”。

(三)命令沦陷区各色伪军“应就现在驻地，安谧地方。乘机赎罪，努力自救；非经本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或受任何部队改编，”

(四)命令解放区抗日部队“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区司令美国军舰帮助国民党政府运送军队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以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

另一方面，派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等赴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承认外蒙独立、租借旅顺军港等条件，换取苏联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

“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训练美式装备的国民党政府军队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辕”主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蒋经国为东北外交特派员，负责接收东北。熊式辉等到东北，在苏军那里到处碰软钉子。蒋介石大为恼火，要熊式辉等与苏军交涉。指出“中国军队不能进驻东北，国民政府不能接收东北，一切由苏军负责。”苏军开始仍持敷衍态度。

国民党当局为进一步施加外交压力，于11月15日宣布撤回驻长春的行营。同日，蒋介石又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求援，称：“苏俄违约背信造成的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领土的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及秩序的重大威胁，惟有中美双方积极的与协调的行动，才能防止其继续恶化。”

苏联领导人不想得罪实力强大的美国。苏联虽然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但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急于谋求一个和平恢复的时期，很怕再引起新的战争。在斯大林的心目中，履行雅尔塔协议，维护大国的格局和苏联的利益，比支持中国共产党更为重要。何况他对在山沟里奋斗的中共领袖毛泽东，还有所怀疑。

11月10日，苏方允许蒋军在苏军撤退前五天空运部队接收各大城市。11月12日东北局按照中央确定的作战方针，作出在苏军撤退后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市的部署。11月15日，中央复电东北局，“一面照顾友方信用，同时准备坚决消灭蒋军在沈、长、哈三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同日，毛泽东主席电示林彪、彭真，“集中最大兵力”，“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罗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全部歼灭”进入东北之蒋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

然而，风云突变，1945年11月19日，苏方提出：长春路沿线及城市，交给国民党政府；不准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交战，中共军队必须退出各大城市；必要时苏军不惜以武力驱散中共军队。

在沈阳，苏军驻沈阳的少将卫戍司令卡夫东找到了东北局书记彭真，以粗鲁和傲慢的口气要中共退出沈阳。彭真和伍修权向他反复耐心地说明了不应撤出的理由，并请他向莫斯科转达意见。这位少将居然粗暴地说：“要你们退出沈阳，是上级的指示。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赶你们走！”彭真一听也按捺不住，抓住他的话责问道：“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双方毫不客气的吵了一架，不欢而散。

当天，彭真等又向苏军提出要与马林诺夫斯基直接面谈，苏军却与中共东北局停止联络，拒不会面。

对苏联的这一决定，东北的中共人员都强烈不满。刚直不阿的黄克诚甚至提出如苏军强行驱赶也要坚决抵抗，迫使苏军作出让步。

11月20日，东北局将苏方的决定电告中共中央。同日，中共中央复称：“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中共中央指出，苏方的态度是整个外交政策所决定的，底下的人是执行命令，要以大局为重，避免与苏军发生冲突。应改变10月19日以来拒阻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方针，让出大城市，“争取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

苏联从东北撤军，也不是空手而回。他们不仅带走了已无价值的末代皇帝，也带走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业设备。苏联出兵东北后，即从国内调遣了3000多名技术人员随军进驻东北各大城市及工业基地，拆运机器设备。技术力量不够，就强迫被苏军俘虏的日本技师一起干。装箱所需的木材也就地采集，东北有的是上好木材，可以大量取用。

苏军进驻东北之初，还只是对粮食和其他原料设施实施有系统地没收。从1945年9月初，开始对工业机器实行有选择地搬迁。1946年1月中旬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谈判破裂。1月13日重庆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凡东北境内一切敌产均归中国政府所有。

可是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马上告诉蒋介石：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这一声明“既无根据，且无效力”。同时，苏联宣布东北的工业设备都是对日作战的“战利品”。随后，苏军利用其在东北的驻军加紧进行搬迁，分陆、海两路，陆路经哈尔滨、海路经大连，把这些“战利品”昼夜兼程运回苏联。

在为时半年的大搬迁中，苏军运走的设备并非都是“敌产”。例如苏军拆走了宁嫩铁路181公里长的铁轨及随属设施。实际上，这条铁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已经修完，修筑经费系中国官民筹集，根本就不是苏军所说的“敌产”。

苏军在拆卸机器时，还造成了许多破坏。如在抚顺火力发电厂，由于发动机和锅炉太大，苏军竟将厂房墙壁拆毁后运出。苏军拆走了抚顺煤矿的电力设备，使井下的抽水机无法运转，大水淹了矿井。沈阳飞机制造厂、垣克制造厂、营口制镁厂等大型军工企业，被拆迁得徒留四壁。包括火车机车在内的5万辆各种车辆被苏军由中长铁路运回国内，剩下的大都破旧不堪。

苏军还从东北各银行拿走了价值300万美元的金条，并自己发行了10亿占领军用票(红军票)，给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造成了损失。

11月21日，苏联驻军要求中共党政机关及部队撤出沈阳市区。

21日夜，中共辽宁工委书记、保卫沈阳行动委员会主任陶铸，召开省、市委扩大会议，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撤出沈阳。

陶铸当时30多岁，中等身材，粗发浓眉，一口湖南腔，对人热情，平易近人。由于工作紧张劳累，加上他有肺结核病，经常吐血，显得有些苍老。自从到沈阳担任领导工作，他感到任务很重，好像在走钢丝，要特别小心谨慎，搞不好会摔下来的，不死也得重伤。

他下定决心，只许把工作做好，决不能把工作做坏，以不辜负党对自己的信任。他在沈阳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要抓发动群众，迅速建立工人自卫武装；要准备巷战，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要打击国民党“地下军”的破坏暗杀；还要顶住苏军的种种压力。他在沈阳忙来忙去，总感到效果不大。

他同辽宁省军区司令员邓华曾向上级请求离开沈阳，让省委和军区到外地，把全省农村工作搞起来，沈阳市内工作由市委书记孔原负责就行了，上级没有同意。现在，沈阳的工作刚有头绪，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偌大的摊子刚刚铺开，又要卷铺盖撤退。干部思想不通，组织工作复杂，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而且事情紧迫，没有准备时间。

11月25日，沈阳苏军向中共驻沈阳机关部队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共人员24小时内撤出沈阳，否则以武力驱逐之。

真是“相煎何太急”！

中共人员从沈阳撤退如同小型的敦刻尔克，难免慌乱。各自抓交通工具，有的单位很晚才接到通知，甚至没有通知到。每个中共党员干部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就在这一天，东北局组织部通知：有近200名冀中来的干部，分配给辽宁省委安排工作，要省委组织部派员带车到城外马三家子接领。组织部干部肖岗和可慎兴带两辆卡车立即出发，于黄昏前赶到马三家子，把干部组成两个分队，第二天上午由肖岗带一分队乘两辆卡车，先行进城，同时由可慎兴带二分队步行到沈阳西郊的张氏屯，以缩短行程。

待第一分队进城后立即空车返回张氏屯接二分队进城。不料第一分队卡车进入市区后，即发现满街都是我军全副武装的队伍在行进，初以为这是我军为抗议国民党而进行的武装示威游行，但接着看到骡马驮着军锅，炊事员挑着伙食担子紧跟部队行进。

卡车赶到省委组织部，楼下的干部招待所已空无一人，只有锅碗瓢盆、大米白面狼藉满地。原来是中共军队一撤，机关已遭洗劫。卡车开到省委驻地，幸好站岗的警卫员还在那里，经询问，才知道省委机关已经分头撤退，只有几位省委领导人尚在里面举行最后的紧急会议。肖岗立即进去向省委报告。

陶铸决定设法与城西的干部及可慎兴取得联系，同时就在省委大门口，把两卡车干部按地区和所带的组织关系一分为二，分乘两车，一车立即撤出沈阳去本溪，一车随陶铸撤向辽西。刚分配调整完毕，省委紧急会议也已结束，陶铸出来就招呼：“肖岗快走，跟我到马三家子集合”。这一车干部紧随陶铸的车出发，告别沈阳奔赴马三家子。

当时已是26日的黄昏时分，沈阳城内枪声四起，街上行人绝迹，陶铸已是当日撤离沈阳的最后一批。他只带着从延安带来的随身之宝马搭子，乘一辆旧式的轿车，到了沈阳西部的马三家子，司机不辞而别溜回沈阳。

当晚，这些人就住在马三家子屯群众家里。陶铸也一样，被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睡觉、吃饭、办公，都在一铺小炕上进行。晚上九点多钟，肖岗到了陶铸住所，报告拟于次日凌晨去城西张氏屯找寻可慎兴所带领的那批冀中的同志。陶铸同意并嘱咐他路上提高警惕。

翌日凌晨，肖岗化装成当地人，头戴礼帽，身穿日本军大衣(这一打扮是市内工作时由省委统一发给的)，口袋里揣着手枪，经田间小道，边走边问，到张氏屯街上已经过午。街上过往人员很多，秩序混乱，但就是不见要找的同志们。转到后街，忽见几个冀中打扮的女同志，上去一问，正是冀中干部队的，她们是上街买豆腐，准备做晚饭的。

肖岗立即随他们到住地汇合，患难中团聚，大家很高兴，可是不见了可慎兴。原来干部队昨日下午到达张屯后，一面打尖休息，一面等车回来接；但从下午等到深夜，只听到沈阳方向枪声激烈，许多队伍和城里的居民向张氏屯拥来。可慎兴估计城内情况有变，心里十分着急。

他与干部们商定：待天一亮，由他只身进城，到城内了解情况，打探消息，干部队的行动必须等他回来，再作决定。可慎兴是冀东干部，语言相通，情况熟悉，再加上年龄较大，身材魁梧，长袍大褂一身，很像是当地的大商人，他一早出发，午前赶到城里，到省委机关一看，杳无人影，赶紧转到组织部和招待所原址，那里已经驻有打扮得不三不四的国民党地下军。

老可见情况已变，急忙出城，赶回张氏屯。全队赶紧吃了晚饭，在夜色朦胧中快步行进，到马三家子时已是午夜，见陶铸住室灯光还亮。当晚肖岗和可慎兴向陶铸报告：干部队已安全归来，陶铸听了也颇为高兴。

11月28日，在马三家子休整一天，陶铸亲自处理沈阳退出后的干部调整、分配事宜。为了加强沈阳外围各县的工作，不少原在沈阳市委系统的干部，被调到新民、法库、康平、彰武、前旗、库伦等各县旗。冀中来的干部，也在马三家子分配到各县旗。

沈阳市委由孔原负责组织，撤退到沈阳北郊财落堡，后转移到南郊陈相屯。

曾志在市委召集的紧急会议上得到通知撤出沈阳。陶铸和省委撤到那里，她也来不及打听，赶忙回区布置工作，要把搞到的一批军用物资运走，又遭到旧警察的袭击，牺牲了5位同志。到了市委预先指定的集合地点财落堡，才开了个小追悼会，掩埋了牺牲的同志。

中共党政军从沈阳撤出的当晚，有一些干部在撤退中被敌人杀害。由延安到沈阳的华奋(浙江人)，就是在当晚被叛变的公安队杀死的。有的区公安分局长是在与敌人的拼搏中杀出来的，有的区委书记是在被敌人包围后，经过苏联红军解救出来的。当时的情况是：中共党政军一撤，事先窥测着的敌人立即行动，群魔乱舞，包围和进攻中共机关，杀害中共干部和战士。

有的在政府机关或公安队供职的旧人员，立即撕下“革命”的面纱，成为哗变的组织者，打出了国民党的旗帜和番号，占领机关，公开宣布为蒋记国民党分店。一些在当地招募的新兵，也有在当天混乱中叛变的，也有的撤退中离开逃跑，或隐匿起来另作打算的，也有人撤退到马三家子以后，再跑回沈阳城里的。

但凡是经过中共思想教育的同志，多数是好的，他们在这一突然变化中，坚定地同中共干部一起撤出沈阳，继续战斗，有的人在混乱中向中共干部通风报信，使他们有所准备，采取果断措施；有的人在危难中把中共干部保护起来，护送出城；有的人则被有意留下，作为地下关系。所有这些同志，都成为经过斗争考验的东北解放初期的本地干部和先进分子。

在沈阳通往本溪的公路上，在东北局撤退的人流里，一辆破旧的老式黑色轿车吭吃吭吃地爬行着。车上坐着一个人，缩着臂膀，低头闭目，似睡非睡；对车窗外的一切似乎司空见惯。他就是以后在东北黑土地上大显身手的林彪。

1945年11月29日，东北局作出关于今后新方针的指示，指出：“目前我党已无独占东北之可能，必须改变计划”。“在过去的情况下，我们把主力干部和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及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及其附近，是正确的。现在由于情况的变化，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北满、东满、西满，即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路四侧的广大地区中，以中小城市及重要铁路线为中心，背靠着苏联、朝鲜、外蒙、热河，创造强大的根据地，面向长春路及沈阳附近的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以便在苏军撤退时与国民党争夺这些大城市。”

中共军队撤出沈阳后，还曾想在有利时机夺回沈阳。

当时，中共调往东北的干部、部队已经大部到达。苏方只允许蒋军于苏军撤退前五日内在沈阳、长春各空运1万人，而中共军队已在沈阳作了破坏机场的部署，苏军一撤，即可炸毁机场，阻止蒋军增援；同时沈阳城内的警察中有一部分内应力量。

根据这种情况，彭真、罗荣桓提出：据渝电，蒋军能空运到沈阳、长春的兵力各1万人，我军则可集中3万到4万主力(主要是三纵、四纵)争夺沈阳，集中1万主力威胁长春，“因此我们应积极准备参加争夺沈阳，以造成对和战都有利之局面”，“如蒋顽开到后，苏军即撤退，我即坚决争取消灭敌顽，先占沈阳，再夺长春”。12月7日，中央指示东北局，“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

蒋介石也想迅速接收东北，尤其是锦州、沈阳、长春等大城市。他命杜聿明加紧向东北进攻。

杜聿明在国民党将领中，也算一员名将。

杜聿明，字光亭，陕西米脂人，中学时就立志从戎，做一名爱国军人。杜聿明的表哥李鼎铭，是陕北著名开明绅士，堂兄杜斌丞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陕北民主革命的先驱者。杜聿明曾在李鼎铭的成家岔小学和杜斌丞任校长的榆林中学读书。1924年4月，杜聿明与陕籍青年阎揆要、关麟征等人一同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有陈赓、李仙洲、黄杰、侯镜如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黄埔军校内部也很快分裂成公开对立的两派。时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第一营第三连中校连长的杜聿明，前往南京投奔蒋介石，追随他最崇拜的“校长”。后杜聿明任陆军第四师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团团长，深得师长徐庭瑶的看重。

第四次“围剿”，因攻占霍丘城“有功”，被晋升为少将副师长。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中，他代替负伤的师长关麟征，指挥全师与日军血战三昼夜，以伤亡4000人的代价，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显示了杜聿明沉着冷静的指挥才能。

1937年，国民党军成立一个装甲兵团。蒋介石、徐庭瑶均看中杜聿明，任命他为首任团长。后装甲兵团扩编为陆军二○○师，杜聿明升任中将师长。第二○○师扩编为新编第十一军，又改为陆军第五军，杜聿明则升任该军军长，时年34岁。第五军是国民党惟一的机械化新军，下辖第二○○师、荣誉第一师、新编第二十二师，戴安澜、郑洞国、邱清泉分任3个师的师长。

杜聿明率第五军在著名的昆仑关战役中与日军血战18天，取得胜利。日军第十二旅团共死亡6000余人，其中班长及军官死亡2000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亦被击毙。中村正雄临死前在日记本上写道：“帝国皇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们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军更强的军队……。”

杜聿明后任中国远征军代司令长官，指挥第五军、第六军进入缅甸。在同古保卫战中，第二○○师与日军血战11昼夜，歼敌5000余人，写下了中国远征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1943年初杜聿明从印度奉调回国，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统辖云南境内的5个军。1945年9月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这就是杜聿明。

林彪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

蒋介石命杜聿明向山海关、锦州进攻。杜聿明于1945年11月8日到达秦皇岛，即开始了进攻榆、锦的准备。

国民党军这时集中的两个军，第十三军是全部美械装备，火力较强，第五十二军是半美械装备，火力中等。补给依靠秦皇岛及北宁路，较为便利。但经过八年抗战，除了少数高级将领之外，绝大多数中下级军官尤其是士兵厌战心理浓厚，因而士气低落。

特别是第八十九师一个连的被消灭，引起一些人的惊惧和混乱。这个连的连长逃回来说：“共军在东北接收了日本的武器，又有沈阳兵工厂大量制造武器弹药供应，火力非常强大，他们的战术神妙，战斗力坚强。在攻打沙河阵地之前，他们集中优势炮火将村落房屋工事在数十分钟内完全摧毁，全连死伤殆尽，因而阵地失守。”

同时，有一小部分冀东军区部队深入国民党军阵地内部，引起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与另一个师发生混战。到天亮后清查，未见一个中共军人，而国民党军自相残杀伤亡了不少人。

杜聿明决定集合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及师长、团长和那个逃回来的连长，亲到沙河。杜聿明问那个连长哪个村庄被中共打毁？连长先说北头的一个，进村一看无一间房屋被毁。

杜聿明问一老农：

“前天晚上这里打得怎么样？”

老农说：

“啊！打得好厉害！”

杜又问：

“这时你在哪里？”

老农说：

“就在这间屋里。”

再问：

“你怕不怕么？”

老农说：

“手榴弹打不到这堵墙，我蹲在墙脚下，破片也打不上。八路军一来就把村庄包围，你们老总慌忙跑出去，被手榴弹打死几个人，其余的都缴枪了。八路军打得可刁哩。从前日本鬼子大炮机关枪都打不过八路军。……”

再问：“炮弹有没有打到院内来。”老农说：“没有，只在东边墙上打了几炮。”杜聿明一看，是手榴弹的弹痕。杜聿明当即召集各官长研究，一致认为沙河战斗，中共军方面并无炮火，只有手榴弹。某连长是谎报军情。杜聿明当即重申蒋介石的“连坐法”，将某连长记处死刑，令其立功赎罪；并令石觉在二日以内用威力搜索，虏获中共人员以明了当面的情况。这次的侦察，增加了杜聿明向山海关进攻的决心，待第五十二军集中后，即占领山海关。

杜聿明即令各部队继续向北迅速前进，一天内打下绥中。杜聿明乘吉普车沿途超越部队向前走，听到部队中有许多官兵吵吵嚷嚷。有的士兵说：“长官真神气，在战斗行军中还召集官长开会。”有的骂：“他妈的，官长坐着车子跑，他不知道老子两条腿跑了几个钟头还未休息，又要加油跑。”有的骂：“这样一望无际的大坝子，要老子把腿跑断了也跑不完。”不堪入耳之言，沿途都可以听到，杜只有装作听不见，催兵前进。

杜聿明到达绥中后，饬令部队停止4日加以整补。同时运用各种手段侦察中共情报。得知当面仍属冀热辽军区部队，而林彪之主力已经由热河到达绥中西北某镇附近，并有指战员曾与绥中电话局通话了解情况。电话为国民党军高级情报参谋所截接，他一面伪称八路军套情报，一面即将情况向杜报告。杜聿明遂下决心在共军主力未集结以前，以主力迅速进击，一日之间占领了兴城、锦西、葫芦岛三个要点。

蒋介石连电嘉奖，鼓励他“击灭共军完成收复东北的任务。”

杜聿明又向锦州进攻。中共这时有计划地撤出，中间仅有局部前哨战斗，国民党军于26日晨即进入锦州。

杜聿明频频得手，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1946年3月上旬，国民党新六军新二十二师主力攻占辽中东南之肖寨门、三台子、七台子等地。第十四师进至沈阳以西大民屯附近，第二○七师推进至沈阳西北之公主屯附近；第五十二军第二师推进至沈阳西之皇姑屯附近，与进驻铁西区的第二十五师取得联系。

3月10日国民党军获悉苏军将于13日撤出沈阳，但并未收到苏军正式通知。已到沈阳以西之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利用沈阳前进指挥所的联系和便衣的秘密侦察，发现苏军撤退，即全部进入沈阳市，南面进占浑河铁桥，北面攻占北陵飞机场，并以汽车输送第二师第四团占领山梨红屯，另以一部攻占八家子。第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兼任沈阳警备区司令。同时，新一军之第五十师亦进占沈阳西之平安堡。

国民党军接收沈阳，除沈阳铁西工业区及沈阳兵工厂重要机器被苏军迁走外，市内水电通讯等设备均完整。当时，沈阳市工商界及居民，受敌伪14年的残酷统治，渴望过安定的生活，加上受国民党的虚伪宣传，视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为“正统”，对国民党抱有一定的幻想，因此国民党军才能安全顺利地接收了沈阳。

然而，正如当时流传的一首歌谣所说：

想中央，盼中央，

中央来了更遭殃。

人们说，国民党接收大员是“五子登科”，日伪官吏的位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他们都统统接收。

国民党进入沈阳市后，接收大员们开始了他们的所谓“正统”的统治。

3月13日，国民党当局强行解散沈阳中苏友好协会，捣毁新华日报社，拉走机器，查封《文化导报》，并下令逮捕编辑人员。

沈阳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后，创办了《文化导报》，很受沈阳群众欢迎。负责东北文化工作和统战工作的潘汉年，推荐民盟成员韩幽桐女士担任主笔，并请韩的同乡、沈阳银行分行行长、曾任马占山秘书长的韩立如担任报社社长。

国民党军占领沈阳后，潜伏警察局的我地下工作人员告知：“敌人要对《文化导报》人员下毒手，你们立即转移。”同志们烧毁文件迅速离开。但曾在南满医大学习过的于丹民，负责报社经济工作，忙于发工资，被敌人抓走，在监狱受尽酷刑而牺牲了。

3月17日，铁岭县和平请愿团来沈，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消除内战气氛，当即被逮捕。

国民党将日伪残余军警编为10个警察大队，另由西安战干团分子王丹招收地痞流氓凑集“建军”，横行市内外，鱼肉百姓。

国民党市政府推行保甲编组。

国民党政府向沈阳市征收军粮2000万斤大米。

国民党东北长官司令部命令在沈阳征兵5000名，直到9月末尚未凑足。

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下令，不准人民群众自行集会结社、游行、示威、限制人民自由。

国民党市政当局举行临时参议会的议员“选举”，营私舞弊，比比皆是。有一联保出席20余人，而当选者竟获108票。

国民党当局将原改编为东北保安第三团的沈阳民众自卫军重新组成“沈阳市民众自卫队”，在区、联保成立大队和中队，将市内18～45岁的男子全部编入。月末，还在全市逐户清查户口，发放“国民临时身份证”。军警在街头检查行人。

据统计，沈阳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各商号店铺除交纳正税外，还有慰劳捐、联防捐、警防捐等10多种。

国民党政府对田赋采用折币征实办法，每斤高粱折价3元，附加地方复员自卫经费2元，每垧地则征税900元，有的地区竟达2000元。有些农民打下的粮食不够交税，无以为生。

沈阳市百业凋零，一业独兴。据国民党市政府年度报告，市区妓馆共210家，在籍妓女1039人。

国民党大员们就是靠搜刮民脂民膏，过着纸醉金迷、荒淫腐化的生活。

在国民党占领沈阳期间，生产遇到了严重破坏，大批工人失业，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据统计，国民党接收的工厂，除部分军工厂进行生产外，429个民用工业工厂开工者只有54家，到1948年6月，减少到40来个。国民党市政府管理的16个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工厂，开工的只有11个。至于私人经营的工厂，因原材料不足，电力缺乏，绝大部分处于停工状态，大批技术人员流落街头，当小贩为生。

国民党政府在沈阳实行保甲制，以“联保连坐法”统治和鱼肉人民，人民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十分悲惨，鳏寡孤独、盲聋哑残无人过问，许多人沿街乞讨，在寒风凛冽的冬季饿死、冻死街头者，仅“救济院”的掩埋车每天就运出20多具尸体。

经济走向崩溃，给沈阳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由于滥发货币，1947年前，三种货币(伪币、红军票、东北流通券)同时在市场上流通，物资严重不足，造成物价飞涨。据对35种物品价格统计，1946年12月比1945年8月上涨68倍，1947年以后的物价，更是由天天涨到一天数涨。工商业倒闭，失业工人数量日益扩大，全市生活赤贫无靠者达49万人。

当时北陵区十保一份关于301户居民一周的生活调查报告记载：一等户4户，食豆面小麦，日二餐；二等户101户，食豆饼，日二餐；三等户108户，食豆腐渣和青菜，日二餐；四等户50户，食糠，日二餐，五等户38户，每日乞讨。

至于“卖儿鬻女者，随处可见；悬梁投河事件，日有所闻”。国民党沈阳市长在1948年5月的《市政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入春以来，物价飞腾”，“民生疾苦，于此为极”。

为求生路，人民纷纷奔向解放区，急切地盼望着沈阳的早日解放。

沈阳，鹿死谁手？人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