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夜兰州的地下工作

兰州是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中心，也是西北政治、军事重镇。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把兰州建成了控制甘、宁、青、新四省的战略咽喉和西北反共基地的要塞堡垒。全国解放战争开始后，为粉碎国民党的进攻，配合西北战场的军事斗争，1945年9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重建甘肃工委(工委机关驻边区）。

一、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甘肃工委对党在兰州地区工作的指示和方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甘肃工委于1945年9月正式恢复，陇东地委副书记朱敏兼任书记，工委机关驻庆阳地区。1946年，为了配合西北战场的军事斗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迅速推动党在甘肃工作的发展，中共中央西北局在7月24日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甘肃地下党工作，决定：甘肃地下党应“采取大力发展的方针”，积极进行秘密活动，在有战略意义或可能开展游击战争的地区组织武装，建立根据地；在城市迅速派出干部恢复和重建原有组织，广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合法斗争。这次会议分析了党在甘肃工作的形势，明确了之后一段时间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提出了完成任务的措施，对甘肃党的工作特别是兰州地区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产生了重要影响。同年12月8日至1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再次召开会议，研究甘肃党的工作，印发了《西北局讨论甘肃工作的记录》。会议指出：“甘肃在整个西北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完成解放西北，作用非常大。”为此，“西北局要求在甘肃工作的全体干部党员，重视这种作用，并为甘肃及西北人民的解放，积极坚决地进行奋斗”，“目前甘肃工作的总方针是放手发展隐蔽力量，准备开展游击战争。”会议决定调整甘肃工委领导成员，朱敏调任三边地委副书记，孙作宾接任甘肃工委书记。会议提出为完成发展力量、开展武装斗争的总任务，中共甘肃工委在组织上与工作上应采取以下措施：

1 澄清党员思想中的混乱想法，派干部去传达目前形势及党的方针与政策。

2 逐渐改变过去千头万绪、单线联系的组织形式，恢复支部。依据各地组织情况，建立领导机关并加强支部工作的领导与党员的教育，培养大批当地新的干部，注意研究回番民工作，以适应新方针的要求。邻区各县党的领导机关视工作需要，逐渐由现在边区内部县委统战部转变成为各该县县委或县工委，并准备根据情况许可时撤出边区。

3 放手发展党员，并立即写出发展党的计划，提出具体的要求。

4 根据自然条件及党的力量等情况，将甘肃划成若干区域，以便具体布置各个区域工作。每个地区需配备一二个比较坚强的领导干部。

5 甘肃工委本身要精干，以便尽量抽调干部到各个工作地区去。

这次会议是7月24日会议的继续，它检查了上次会议以来党在甘肃的工作，指出了甘肃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了甘肃工作发展的方针和措施，推动了国统区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党在甘肃工作的指示精神，重建后的中共甘肃工委决定，恢复和建立党在兰州地区的组织，从边区派员进入兰州地区，深入了解各种情况，努力打开党在兰州地区的工作局面，为兰州人民的解放不懈奋斗。

二、兰州地区党组织恢复与重建工作的初步开展

中共甘肃工委恢复后，按照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于1946年初派苏星(张重鸣)到兰州，进行抗日战争胜利后兰州地下党的恢复整顿工作。张重鸣到兰州后，找到原来武都的地下党员、时在兰州农校任教员的王锐青联系工作，并委托王锐青帮助找工作，解决社会职业掩护问题。张重鸣在兰州无法立足，只得返回陕甘宁边区，甘肃工委试图恢复兰州党组织的工作没有取得进展。

194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关于甘肃工作的专门会议，确定了大力发展党的地下组织，积极开展秘密活动的基本方针。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甘肃工委于8～9月间建立了边区通向兰州的多条交通线，为党在兰州地区的组织恢复与重建，以及以后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年10月，中共甘肃工委决定派罗扬实为特派员来兰州主持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并确定了“以城市工作为主，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搞好统一战线和加强工人、学生工作”的中心任务。罗扬实带着甘肃工委组织部长陈成义交给的70多个党员组织关系，出边区、经平凉抵达兰州后，从杨春霖、王锐青处了解到当时兰州地下党员的情况，参照1942年以前党组织的线索，寻找党的关系，和原来的地下党员恢复联系，经与市区和榆中、皋兰等地抗日战争时期隐蔽下来的一些老党员进行了慎密的接触后，恢复了杨春霖、陆善亭、张一悟、梁朝荣、金焯三、王锐青等人的组织关系，并通过这些老党员培养和物色了一批进步分子。在初步恢复兰州党组织的同时，罗扬实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兰州及甘肃其它地区情况有了基本了解。1947年3月，罗扬实决定回边区向甘肃工委汇报近半年来的工作情况，并请示以后工作的方针。4月，罗扬实从兰州出发经过平凉，在平东工委交通员李义海的协助和掩护下，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进入陕甘宁边区。刚进边区恰逢敌人向陇东分区进攻，罗扬实随军北撤。此时中共甘肃工委也由庆阳向北撤到华池，后又撤到悦乐。在边战斗边转移的紧张环境中，罗扬实向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汇报了工作。孙作宾充分肯定了兰州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布置了下一步任务，同时指示罗扬实围绕皋兰、榆中、靖远一带活动，总的方针是以乡村工作为主，巩固发展党的组织。甘肃工委决定，兰州地区党的工作仍由罗扬实负责，不另派人。

同年5月，罗扬实带着甘肃工委对兰州地区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和方针，穿过敌人重重封锁和道道哨卡，从边区回到兰州。与此同时，为了加快兰州地区党组织恢复与重建工作进程，中共甘肃工委又派葛曼来兰州协助罗扬实开展工作。葛曼到兰州后，不仅恢复了一些党员的组织关系，并且在吴鸿宾、王新潮等共产党员的协助下，在兰州地区国民党党政军中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王教五、史耀新等几名上层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民主同盟在兰州的秘密组织建立了联系。

随后，中共甘肃工委又派柴学侃来兰州协助罗扬实工作。柴学侃按照甘肃工委“以兰州、皋兰、榆中为中心。以开展城市工作为主，同时开展农村活动”的指示，在榆中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党组织，并在兰州发展杨国智等进步青年数十人入党，为以后中共皋榆工委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针对国民党甘肃当局的反动统治，兰州大学进步师生在陈仙洲等人的组织领导下。于1947年6月2日上街游行，声援南京“五二○”血案受害学生。这一行动随即发展成为兰州地区大中学校师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

三、中共兰州地区支部和金崖支部等党组织的建立

1947年1月，罗扬实在兰州官升巷14号主持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兰州地区支部，并任书记，陆善亭、杨春霖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兰州地区支部成立后，积极联系和恢复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同时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使兰州党组织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同年2月，地下党员马永祥来到兰州，联络禹兆南等在兰州下沟开设旅店，作为兰州地下党组织和中共甘肃工委的联络点。根据甘肃工委指示，兰州地区支部把工作重点放到了郊区农村，在兰州等城市则尽量利用合法条件开展革命活动，积极整顿和发展组织。在大力发展组织、壮大党的力量的同时，对兰州各方面情况进行系统调查，加强对群众斗争的领导，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首先把组织发展的重点放在兰州近郊的榆中金崖地区。这里党的基础较好，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建立了党的组织，1940年6月甘肃工委遭破坏后，根据党的“精干隐蔽”的方针，有组织的活动暂时停顿，但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开展革命活动。根据兰州地区支部成员工作分工，支部书记罗扬实来到金崖从事组织恢复工作，兰州城区工作由陆善亭、杨春霖负责。

罗扬实在金崖通过金巨盈发展了十几名党员，经过考察恢复了一些党员的组织关系。在恢复、发展地下党员的基础上，罗扬实在尚古城、岳家巷、溧家湾、夏官营、来紫堡、胡家营、窦家营、麻家寺等区域内广泛开展工作，使榆中农村地下党的活动很快活跃起来。根据这一情况，罗扬实决定以金崖为中心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并于1947年5月建立了中共金崖支部，由金巨盈任书记。

金崖支部建立后，在罗扬实的指导和金巨盈的具体领导下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通过竞选在金崖建立了“两面政权”。国民党金崖镇镇长蒋宜中贪污腐化，肆意掠夺百姓，激起民众公愤，当地群众纷纷要求撤换其镇长职务。地下党员金焯三等人根据党组织安排，推荐地下党员周笃祜出面竞选镇长并获得成功，从而使这一地区的政权机关第一次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此后，蒋宜中到处诬陷周笃祜，致其被国民党县政府撤职。金焯三经罗扬实同意，继任金崖镇镇长。

根据兰州地区支部意见，杨春霖到皋兰进行秘密建党工作，1947年9月在皋兰石洞寺建立了党支部并任书记。石洞寺支部先后在皋兰中学和中堡、庄子坪、文山等地秘密发展了20多名党员。

到1948年春，兰州地区的共产党员人数已达八九十人。其中罗扬实直接领导的党员有46人(含新党员26人)，间接领导的近20人，葛曼直接领导的中上层党员13人。党员年龄构成基本上以青年为主体，同时也有张一悟、吴鸿宾等一批久经考验、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共产党员。在党员的分布情况上，注意到既有职业的广泛性，又有相对的集中性，使之更能适应城市斗争的复杂局面。至此，党为恢复和重建兰州地下组织的努力已初见成效。在以后的斗争实践中，这批共产党员成为组建中共皋榆工委的骨干力量。

1948年3月，中共甘肃工委召开会议，决定甘肃城市工作以兰州为中心，为解放兰州做准备。

中共皋榆工委的建立

一、中共皋榆工委的建立

从1946年11月甘肃工委特派员罗扬实奉命秘密来兰州主持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到1947年3月初步恢复党组织后，又经过一年的艰辛工作，在兰州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的条件已经成熟。1948年4月17日~27日，中共甘肃工委在庆阳元城子召开对外工作会议。马文瑞、张仲良、李合邦、李培福、李生华、赵怀璧、孙作宾、罗扬实、陈成义等参加会议，工委书记孙作宾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罗扬实等人的汇报，重点研究了兰州工作。

会议认为，中共兰州党组织的重建工作已经完成，建立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的条件业已成熟，决定成立以罗扬实为书记，葛曼(不久因另有任务由窦志安接替)、张生强为委员的中共皋榆工委。会议研究确定了中共皋榆工委的工作方针即：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大量发展党员，建立隐蔽点线，由点线到面，逐渐扩大活动地区；进一步掌握合法武装，准备配合解放军；在兰州市区精干隐蔽，主要开展搜集供给情报与准备内应工作。会议研究决定，中共皋榆工委的工作范围是：以兰州为中心，在皋兰、榆中、靖远、会宁、临洮、永登、景泰等县开展工作。

中共皋榆工委建立后，工委委员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分赴兰州、临洮、靖远一带工作。罗扬实负责兰州、皋兰、榆中、会宁及河西组织，张生强负责靖远组织，窦志安负责临洮北乡、洮沙、榆中南乡、华家岭地区的组织。

罗扬实是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他身材不高；长相瘦削，有一手裱糊顶篷(俗称仰衬)的绝活，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仰衬客”。

1948年4月，甘工委在庆阳元城子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皋榆工委，由罗扬实担任书记。张生强、葛曼(后改为窦志安)为委员。罗扬实和张生强、窦志安接受任务后，立即动身，准备尽快赶到兰州开展工作。

到兰州后，罗扬实即着手开展工作。他与随后到达兰州的张生强等人一起研究、制定了兰州、河西、榆中、靖远、临洮等地的工作计划，决定先到榆中金崖地区活动。工作全面展开后，窦志安也顺利地到达榆中。

1948年7月，罗扬实根据工委工作计划和张生强、窦志安共同商量决定：皋榆工委实行分片负责，由罗扬实负责兰州及榆中金崖地区，张生强去靖远开展工作，窦志安去临洮开展工作。罗扬实负责的兰州市区工作局面很快打开了。他以原来的线索为基础，成立了东区、西区两个总支部，由陆善亭、杨国智同志分别担任书记，下属一些支部，成员涉及范围较广，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作为皋榆工委的负责人，罗扬实认真贯彻甘工委的指示精神，根据党中央“放手发展、隐蔽力量”的总方针，在放手发展工农党员的同时，在大中学生、知识文化界、公教人员和敌军中下级军官中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对新党员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的战斗力，带领广大党员机智勇敢地开展对敌斗争。

皋榆工委成立初期把工作重点集中在农村，在组织发展过程中开展宣传、统战、兵运等基础工作。同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指出，甘肃要大力加强城市工作，开展工运、学运，加强培养干部等。中共甘肃工委根据西北局的指示，提出将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加强情报搜集工作，为解放和接管兰州做准备，并明确提出中共皋榆工委就是中共兰州市委，要求中共皋榆工委加强兰州市的工作，深入学生、工人和士兵中积极开展学运、兵运及统战工作。

11月15日，中共甘肃工委向全省党组织发出《甘工委关于敌区工作的通知》，从城市工作、党的工作、群众工作、游击战争、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关于城市工作，工委通知要求要有计划地进行调查研究和情报工作，要积极加强宣传活动，特别是党的城市工商业及对知识分子和敌伪人员的政策宣传；利用一切机会与条件，广泛地建立内区工作，不仅要在敌城防部队中发展力量，而且要在敌交通、企业、文教等部门发展力量。关于党的工作，工委要求要克服消极隐蔽及孤立地进行建党的倾向，要积极发展组织，加强党员教育。

群众工作要扩大范围，农村中应注意全体农民的工作，反对只发动贫雇农不注意联合广大中农的现象。工委特别强调，在城市，要大力开展工人、学生及城市贫民的工作，要有计划地吸收大批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及各种技术人员到边区工作或学习。

16日，中共甘肃工委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中共皋榆工委工作，强调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提出“思想进城、政策进城、工作进城”的要求并进行了具体部署。根据甘肃工委的指示精神，皋榆工委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将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与重视和加强城市工作结合起来，采取得力措施，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到1949年春，皋榆工委相继在兰州、榆中、皋兰、靖远、临洮等地建立了一批基层组织，发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使地下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壮大，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强有力的战斗作用，为解放后的兰州工作准备了大批干部和骨干力量。

二、皋榆工委所属党组织在兰州的建立及活动

中共皋榆工委建立后，始终把组织发展、壮大党的力量放在首要位置，认真贯彻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甘肃工委“应以发展新的为主，整顿旧的为辅”的方针，大胆而慎重地发展组织。到1948年底，罗扬实直接领导下的兰州、榆中、皋兰等地相继建立了一批支部，党员人数达100多名，同时还在临洮建立了一个支部，有党员二三十人。窦志安领导下的临洮地区有党员数百人。张生强主持下靖远党组织的整顿重建工作也基本完成，恢复了城关等五个支部。1949年春，皋榆工委在众多支部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兰州东区工委、兰州西区工委、兰州市学委、金崖工委。

1 东、西区工委的建立及活动

1948年7月，罗扬实根据中共皋榆工委工作计划，与工委委员张生强、窦志安共同研究决定：中共皋榆工委实行分片负责，由罗扬实负责兰州及榆中金崖地区。由于兰州市区情况复杂，为减少党组织之间横的联系，罗扬实结合对敌斗争的实际情况，以原来的党组织发展线索为基础，于1949年5月成立了东区工委和西区工委。

兰州东区工委1949年5月建立，由陆善亭、粱朝荣、王泽喜负责，下辖兰州广播电台小组、甘肃邮局小组、兰州志果中学支部、兰州大学附中支部、公路局支部、兰州大学支部、沈斌元支部、甄廷兰支部、王无逸支部和会宁支部等10个支部，党员主要是1948年以前发展的老党员，分布在敌党政机关、学校、银行、工厂、邮电系统等。

兰州西区工委1949年5月建立，由杨国智、满鸿遇、王善卿负责，下辖西北师范学院支部、兰州市中学支部、共和路(今金塔巷)小学支部、兰州文化界支部、阿干镇支部、兰州农专组织、法院支部等10多个支部，党员大多是1948年、1949年发展的新党员，党员主要分布在大中学校、文化界和部分敌党政军机关。

东、西区工委成立后，认真贯彻中共甘肃工委、皋榆工委的工作方针，大胆而又积极慎重地发展组织，进一步壮大党的力量。东区工委、西区工委以机关所在地而分，不是以组织发展范围区分。在发展区域上，采取见缝插针、尽量发展、计划开辟和自然延伸并举的积极态度，使党组织分布区域相当广大。东区工委负责人陆善亭通过广播电台的陆寰安，陆寰安又通过电台党员何谧在会宁发展了冯，冯又按要求在会宁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支部，使东区工委的组织发展超出了兰州地区。

东、西区工委在做好组织发展的同时，着重根据西北局、甘肃工委的有关指示，做了动员群众迎接解放、收集情报、建立统一战线、瓦解敌军的工作。东、西区工委组织党员油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向群众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戳穿国民党反动派蛊惑人心的造谣宣传，并把这些宣传品邮寄给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劝告当局认清形势，自觉地站到人民一边，从而为人民解放军顺利解放兰州奠定了群众基础。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中共皋榆工委要求各级基层组织尽一切力量搜集各类情报资料，为兰州解放和城市接管提供依据。东区工委党员王受天、王应蛟父子根据组织要求，做了大量的情报搜集、瓦解敌军工作。王受天通过培养，把国民党兰州市城防自卫队五中队队长汪治华发展为党员，汪治华又在自卫队中发展了一些党员。

2 兰州市学委的建立及活动

1949年初，甘工委根据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新形势，提出“思想进城，政策进城，工作进城”的指导方针，皋榆工委及时将工作重点转向城市，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群众运动和统战工作。他们以中央的正确方针为指导，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坚持秘密工作与公开斗争相结合，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努力开辟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在中共皋榆工委领导下，兰州各大中学校党的地下组织发展迅速，一大批优秀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兰州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继“六·二”大学潮、“二·二五”抗暴斗争后，兰州地区于1949年3月又爆发了“三·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广大进步青年学生不仅得到了锤炼，也显示了巨大的革命热情和无畏的斗争精神。

为了更加有效地发动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皋榆工委决定成立学生委员会。

1949年4月的一天，在乡师附小(现新桥小学)的小楼上，皋榆工委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罗扬实、杨国智、陈仙洲、程万里、刘敏。罗扬实主持会议，他说：

“党中央和甘工委指示我们，敌区学生知识分子不仅是我们进行各种工作的重要桥粱，而且是培养解放区各项建设人才的主要来源和解决今后新区干部困难的主要途径。为了真正开辟推翻蒋家王朝的第二条战线，就要广泛开展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群众性爱国民主运动。为了加强对兰州地区学生运动的领导，工委决定成立学生委员会。”

兰州市学委成立于1949年4月，陈仙洲任书记，程万里、刘敏为委员。学委主要负责兰州大学支部、兰州工校组织、兰州中学组织、兰州小学教员组织、兰州大学附中支部和西北师范学院组织等党组织工作。在工作中与兰州西区工委、东区工委协作配合。此后，学委计划将原来不相统属的各校支部、小组和党员重新调整编组，后因1949年7月学委遭到破坏，致使各校组织调整工作未能完成。

成立后的中共兰州市学委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了工作。一是发展组织，壮大党的力量，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学委在兰州各主要大、中学校积极活动，依托原有共产党员，发展进步力量，很快便有一批青年教师和学生加入了党组织。同时，遵照中共皋榆工委的指示，采取积极发展的工作方针，谨慎严格的工作方法，既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又有较高的党员质量，使党的组织和广大学生党员能够适应严酷的斗争环境。二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在人民解放战争向全国迅猛发展、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学委组织共产党员向广大市民群众、青年学生广泛宣传，油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革命进行到底》、《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著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进行张贴和散发，对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解除人民群众由于国民党长期欺骗宣传而对共产党的疑虑，挫败敌人阴谋，安定人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学委成立后，面对马家军阀的法西斯统治，领导广大爱国师生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8月上旬，陈仙洲、程万里被敌人秘密杀害在兰州大沙沟。

3 金崖工委和其它组织的建立及活动

从1947年5月至1948年4月中共皋榆工委成立，兰州地下党组织主要在榆中金家崖一带农村发展组织，建立支部，开展革命活动。

1949年初，根据中共甘肃工委指示，皋榆工委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为适应形势的发展，皋榆工委于1949年5月决定在原金崖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中共金崖工委，负责农村工作。金崖工委由陆长林任书记，杨春霖任组织部长，陆治安任宣传部长，所属党员多是农民，主要分布在榆中、皋兰的广大农村，下设12个支部。金崖工委成立后，计划在金家崖建立一个秘密电台，让宣传部长陆治安负责，但设备搞到并安装后未能使用，秘密电台最终没有建成。当时任金崖工委书记的陆长林在工委成立后，先后在邴家湾、尚古城等多处成立了党的支部。

三、中共陇右工委所属党组织在兰州的建立及活动

1947年2月，中共陇渭支部在陇西倾家门马家大山成立。同年4月，中共甘肃工委决定成立甘南民变工作委员会(甘南工委)，8月，撤销甘南民变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陇渭工作委员会(即陇渭工委)。1948年10月，中共甘肃工委决定将中共陇渭工委改为中共陇右工作委员会(即陇右工委)，陈致中任书记。中共陇右工委领导的党组织包括渭源、会川、陇西、临洮、定西、通渭、岷县、漳县及榆中、兰州等16个县市，共建立区工委9个，相当于区工委的片1个，党支部300余个，党员4370人。在兰州、榆中地区，中共陇右工委和中共皋榆工委密切配合，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中共陇右工委在中共皋榆工委力量相对薄弱的兰州地区大、中专学校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组织工作。在进步学生相对集中、思想活跃、倾向革命、具有反蒋民主运动光荣传统的兰州大学建立了教工支部，由历史系青年助教魏郁任书记，在西北师范学院建立了1个支部。由学生党员何荩臣任书记。

这两个支部建立后，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传播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消息，介绍北京、上海等地风起云涌的学生民主运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鼓舞兰州学生积极开展反蒋抗暴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兰州学生运动的一支劲旅。兰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其最后失败的命运，垂死挣扎，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疯狂镇压人民群众，兰州一时黑云压顶。

根据党的“隐蔽活动，分散斗争”的指示，魏郁在兰大宿舍召开支部会议传达党的指示精神，会后立即赴临洮等地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护校工作，准备迎接解放。

中共陇右工委在兰州还建立了兰州被服厂支部，甘肃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杨松轩任书记。这个支部带领所属党员和进步工人积极开展活动，搜集情报，为迎接兰州解放做准备。至此，中共陇右工委先后在兰州建立了12个支部。为了便于领导，经中共皋榆工委与中共陇右工委协商，中共甘肃工委批准，1949年5月中共陇右工委将在兰州建立的12个支部近200名党员的关系移交给中共皋榆工委。

水家坡夺枪——陇右党组织在兰州地区开展的武装斗争。

水家坡位于榆中县东南边缘，计划修建的天(水)兰(州)铁路南侧，两旁高山夹一道平川，是古驿道的重要站口。水家坡不仅是榆中县清源乡乡公所驻地，驻有乡自卫队，而且还有天兰铁路测绘队第八分站及护路队驻扎。乡自卫队和护路队都有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经常胡作非为，祸害百姓，令周围群众愤恨。“黄皮黑皮，都来害人，乌烟瘴气，不见天日。”黄皮指的是护路警察，黑皮指的是乡自卫队，这一在当时流传的顺口溜反映出人民群众对他们的痛恨。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人民群众殷切盼望自己的部队早日到来惩治这些害人虫。

在甘南农民起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陇右党组织，素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为了消灭这伙祸害乡里的害虫，夺取他们的武器装备以武装自己，陇右党组织决定派一支游击队来剿灭这股护路队和自卫队。陇右党组织军事部长郭化如带领游击队员龙得海先到水家坡一带实地侦察，获知国民党中央政府铁道部有两辆汽车拉着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将要来水家坡，当即决定由榆中籍的高健君等人带领游击队到水家坡消灭乡自卫队和护路队并夺取国民党铁道部汽车所运的枪支弹药，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武装自己的力量。

1948年8月的一天晚上，在陇右党组织负责人高健君、万良才、郭化如、毛得功等人带领下，一支由27人组成的游击队携带短枪、手榴弹从渭源出发，白天休息晚上行军，经过4个晚上的急行军于凌晨3点左右到达榆中县水家坡。游击队先派人潜入村内找到地下党员，进一步掌握敌人的驻防位置和武器装备情况。这时，国民党铁道部运送枪支的汽车还没有到来，根据敌人驻防情况，游击队决定兵分两路夺取护路队和乡公所的枪支。

一路由郭化如和杨友柏带领，准备袭击护路队。一路由毛得功和肖焕章带领，准备袭击乡公所。两路游击队在天亮以前同时行动。战斗打响以后，郭化如一路游击队先制服哨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俘虏了护路队警察。毛得功一路袭击乡公所时与哨兵发生了枪战，在击毙哨兵后乘势俘获乡公所乡政人员和自卫队队员。

水家坡夺枪，从开始到结束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共打死敌人2名，打伤1名，缴获长枪、短枪20余支，子弹500余发。战斗结束后，游击队经临洮安全返回了渭源。

水家坡夺枪，是解放战争时期陇右地下党组织在兰州地区领导的一次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壮大了游击队的武装，为兰州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陕西省委所属党组织在兰州的建立及活动

1948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城工委派崔扬来兰州开展地下工作。主要任务是发展地下党员、团员，建立党的组织；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搜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军事部署、作战计划、后勤供应等方面的军事情报，从而为兰州解放做好准备工作。

崔扬当时在西北大学上学，是中共地下党员及该校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崔扬动身赴兰州前，在中共陕西省委城工委所在地马栏认真学习文件，了解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任务，接受工委领导安排在兰州地区开展工作的具体任务。崔扬历经艰险抵达兰州后，先后开展了以下工作：

1 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建立党的组织

崔扬到兰州后，先与同学李振基取得联系。李振基在西北大学就读时，品学兼优，思想进步，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经过考察，崔扬于1948年底吸收李振基加入中国共产党。通过李振基，崔扬先后结识并吸收张学伊等人入党、何恐等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此基础上于1949年初在兰州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城工委兰州直属支部，并担任书记。

2 打入敌人心脏开展情报工作

崔扬家在兰州，其父人缘好，社交广泛。利用其父亲的社会关系，崔扬很快打入国民党第八补给区。第八补给区是西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后勤总部，国民党在西北地区军队的编制、人数、番号、主要军事长官、驻地、武器装备、战斗实力、战斗序列、军事工程设施、粮食和武器仓库等都有详细材料。崔扬打入第八补给区后在补给区经理处被服科工作，利用工作机会将很多资料带回家，抄录密写后送到党组织手中，为解放大军的顺利西进及解放大西北作出了贡献。

3 大力发展党组织，扩大工作范围

中共陕西省委城工委兰州直属支部成立后，陕西省委又派联络员侯承祖、交通员席超来兰州协助崔扬开展工作，直属支部的工作也开始向天水、武威等地发展。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后，第八补给区司令部迁往武威，崔扬以家庭离不开为由，请长假留在兰州。但兰州直属支部在武威的工作却未停止，崔扬利用这次迁移的机会派地下党员张学伊等人以青云中学训导主任身份为掩护前往武威。张学伊等人在武威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小组，同时组织进步青年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星海文艺社。党小组在组织进步青年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时，想方设法搜集河西地区敌人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情报，经汇总整理后派人转送给在兰州坚持工作的崔扬等人，使兰州、武威互相策应，各项工作开展得富有成效。交通员席超赴西安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途中，在天水受阻，后设法与西进的解放军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取得联系并随军西进。直属支部成员高明德等人受党组织委派，赴康乐开展统战及敌军瓦解工作。经高明德等人多方努力，担任康乐县议长的高龙舟协助解放军部队进城，使康乐县顺利解放。

4 抵制兰州图书馆西迁，保护人民财产

1949年5月，上级党组织指示兰州地下党在“大军来到之前，进行护厂护校，解放后，配合进行接收”。中共陕西省委城工委兰州直属支部广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挫败敌人的种种破坏阴谋，成功地阻止了兰州图书馆西迁武威。兰州图书馆是原国立西北图书馆，藏书丰富，典籍极多。地下党员李振基任图书馆秘书兼出纳等工作，利用工作人员的身份和馆长刘国钧的信任，在人民解放军挺进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甘肃省政府强令图书馆西迁武威、馆长刘国钧犹豫不决之时，在兰州直属支部的领导下，争取刘国钧，抵制图书馆西迁。在李振基等人的努力下，到8月26日兰州解放时，兰州图书馆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为了进一步瓦解敌人，迎接兰州解放，罗扬实不仅派人打入国民党兰州自卫队，基本上控制了这支武装，还指派梁朝荣等人做守城警察的统战、瓦解工作。

1949年6月的一天下午，梁朝荣来到兰州市公安局一副局长家中，说自己是吴鸿宾的朋友，从天水去青海出差，经过兰州，受吴鸿宾之托前来拜访，希望这位局长认清形势，做一些有益于老百姓的事，不要死心踏地为马步芳卖命。此人听后连忙点头答应。

在胜利的炮声中，罗扬实积极部署各级党组织大力宣传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策、主张，领导广大工人、职员和师生机智英勇地开展“护厂护校”斗争，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破坏。在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宪兵特务到处疯狂搜捕“共党头子”杨德厚(罗扬实解放前夕的化名)的叫嚣声中，罗扬实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冷静应付一系列突发事件，带领皋榆工委的同志们终于迎来了兰州的解放。

党在兰州的宣传统战工作

一、大力宣传党的政策

在迅猛发展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收复和解放了大片地区，攻占了一些重要城市。由于过去党的工作中心长期在农村，因此如何改造和管理城市，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课题。从1948年1月起的几个月时间里，中共中央全力解决新形势下党关于土改、整党、工商业、统一战线、新区工作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

1948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25日又发出《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要求全党切实注意做好城市工作。27日，中央发出《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明确指出：对于城市中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应当保护；应当坚决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工作方针，要把这个正确方针同那种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损害革命事业的所谓保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区别开来，不能把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4月8日，中央在《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明确规定了各地在执行党的城市政策时应注意的事项，主要是积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有计划地处理大城市的粮食和燃料问题；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等。

6月10日，中央批转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强调指出：必须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城市的重要作用，把城市看做是人民革命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绝不可少的力量，懂得进行大兵团作战不仅要依靠农村而且要依靠城市，懂得使城市生产更多的军需品和日用品来支援战争和繁荣解放区经济的意义。中共中央还在关于党的城市工作政策的文件中反复强调，在革命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候，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皋榆工委建立后，根据甘肃工委的指示，以中央的城市工作政策为依据，注意运用秘密工作与公开斗争相结合，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城市党员以多种方式广泛地、深入地向周围群众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刻印或手抄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党的有关工商业政策的许多文件，在兰州地区广大群众中广为传播。通过宣传，有力地提高了各级党组织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自觉性，使城市工商业者和普通市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使那些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深感不满而希望了解共产党有关未来前途的方针、政策的观望者，增加了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希望，坚定了同情、支持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立场和信念，使兰州地区尽管在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下，白色恐怖笼罩，但共产党组织在人民群众的同情支持下得以存在、发展，从而保证了地下党组织在城市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城市大力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的同时，皋榆工委遵照中央“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的指示，组织党员重点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宣传党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宣传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传中国共产党“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使农民群众对党的政策有了更多的了解，看到了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曙光，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国民党蛊惑人心宣传的影响，增强了对解放战争胜利的信念，为地下党组织在农村工作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许多群众在党的农村政策的感召、影响下，积极参与地下党组织开展的公开斗争，同情、支持党的工作，或掩护党组织开展活动，或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使地下党组织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机智勇敢地开展对敌斗争。

二、开展统战工作瓦解蒋马敌军

根据西北局、甘肃工委关于“广泛地建立统战关系”和同“大部分甘肃地方派中上层人士建立关系”的指示，皋榆工委各基层组织针对兰州地区国民党党政军系统派系复杂、矛盾突出，蒋介石嫡系势力与地方实力派向来不和且人心涣散的实际情况，通过各种渠道努力开展工作，重点向国民党甘肃军、政当局中上层人士展开统战攻势。地下党组织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分析解放战争形势，指出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必然灭亡的发展趋势，使不满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丢掉了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幻想。

为自己的未来、前途早作打算，使国民党党政军内部一部分主张民主和平，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进步人士认清了形势，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通过各种方式协助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皋榆工委对国民党甘肃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主要是通过吴鸿宾、康尔信(康君实)、赵定九等分头开展的。

经过大量工作，皋榆工委先后与史鼎新、陈伯鸿、王教五、魏自愚(原邓宝珊部参谋长)、周述之、许青琪(省参议员)、谢国泽、张玉田(省会警察局秘书)、李翰园(被服厂厂长)、高勉斋(考诠处秘书)、马霄石(民意通讯社社长)、马锡武(原东路交通司令)等中上层人士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并通过他们向社会各阶层人士做工作，其中有些人经过斗争的考验和战斗的洗礼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冬，皋榆工委书记罗扬实亲自会见了西北民盟负责人康尔信(时任国民党甘肃师管区中级军官)。1949年3月，皋榆工委先后发展康尔信、李般木、李占春等人加入了党的组织。由于西北民主同盟成员主要分布在兰州、陇南、陇右广大地区的国民党驻军中，多系知识分子出身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因此党组织通过他们开展积极有效的统战工作，策动起义，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

瓦解敌军是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皋榆工委及所属党组织根据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关于“目前不能采取搞兵变和过早暴露的办法(除不得已而外)，到一定时期全盘搞过来……先从自卫队、保安队中去进行”的指示精神，进行了周密而细致的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宣传和严格的组织考察，皋榆工委在兰州自卫队中发展总队副陈伯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卫队五中队队长汪治华也由皋榆工委所属地下党员王受天培养和介绍加入了党组织，汪治华后来又在自卫队中发展了一些秘密党员。经过地下党的努力争取，党的活动不仅在兰州地区及附近国民党地方部队中普遍展开，而且在华家岭的定(西)、会(宁)、通(渭)联防大队、补充一团、师管区平凉新兵大队(驻兰州，后移驻临洮)及榆中、皋兰自卫队中都有中共地下党员在活动。

这些部队在共产党员和进步官兵的共同努力下，在兰州解放前后大都光荣起义，有的还配合解放军临阵反戈。皋榆工委所属洮工委兰大支部党员黄世武在返回康县家乡后，策动国民党一支军队起义，在甘川边界对对山一带打游击，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四川。汪治华带领的自卫队在人民解放军进攻兰州时积极进行了策应。

对国民党正规军及师管区所属部队的瓦解工作，皋榆工委所属许多地下党员都做了大量工作。洮工委负责人窦志安在师管区直属部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在国民党驻华家岭的联防大队中也建立了党的组织，为边区运送干部大开了方便之门。1949年7月，在皋榆工委策划下，联防大队队长李西岳拉出队伍和养路工人、农民共同组织了华支纵队。

西北民盟成员积极认真地完成工委交给的主要任务——全力策动所在部队起义。1949年3月，西北民主同盟军事部长陆进贤策动国民党驻临洮二四五师四个连起义，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重兵镇压下，由于敌众我寡，起义失败。

1949年7月，康君实、李般木等人分头到陇右、陇南及陕西策动驻军起义，在陇右工委的大力协助下，8月11日促成师管区补一团、补二团、补三团及陇西自卫大队在漳县起义。此后，康君实、李般木等人又前往岷县，与国民党甘肃保安副司令兼师管区司令周祥初(民盟成员)商讨起义。经过周密的工作，在兰州解放，甘肃大部地区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全境解放指日可待的历史条件下，周祥初于9月11日率一七三师、甘肃保安二团、五团、补训四团及师管区直属部队在岷县起义。岷县起义以后，康君实、李般木又抵达武都，与陆进贤、马锡五、康冠五等人一起推动国民党一一九军副军长蒋云台起义。皋榆工委所属地下党员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凭着高超的智慧和胆略，经过与蒋介石、胡宗南势力的斗智斗勇，在错纵复杂的险恶环境中，促使蒋云台摆脱反动政客的游说和特务分子的纠缠，于12月9日率二四四师、二四七师一部及武都地区各县保安队武装起义，为甘肃全境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开展系统的社会调查搜集各种情报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向前推进，兰州地区的斗争形势也在不断发展。为了加强城市工作，使党在大中城市的地下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为迎接城市解放而努力，中共甘肃工委于1948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工委驻地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兰州地区工作，要求皋榆工委从配合解放和接管着眼，加快搜集各类情报资料。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着重指出：皋榆工委“首先要调查了解兰州市的各种情况，每个机关、学校至少要搞好我们的一个可靠人(党员或统战关系)”。为完成上级组织交给的任务，皋榆工委要求各级组织、党员不畏艰险，积极慎重地开展工作，尽一切力量搜集各类情报资料，为兰州解放做准备，为解放以后的接管工作提供依据。

皋榆工委首先通过统战关系，调查搜集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包括敌人在兰州地区的兵力、布防、工事、装备、调动、官佐等情况。兰州是甘肃全省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国民党统治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皋榆工委根据这一实际情况，通过各种渠道设法接近敌人军事政治机构。搜集其核心军事情报。在皋榆工委的安排下，西北民主同盟盟员康冠五利用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处科长的职务之便，把国民党军队在兰州地区的防御阵地、工事位置以及兵力配置图三次送给皋榆工委书记罗扬实。

皋榆工委所属东区工委党员陈毅生利用各种关系，搜集到国民党在平凉、临夏等地驻军、调动等情报。皋榆工委地下党员陆俊林等人还绘制了兰州市内国民党机关、据点、交通草图。工委所属地下党员汪治华以国民党兰州自卫队大队副兼中队长的身份，经常参加国民党的一些军事会议，主动和国民党城防部队官佐以及特务军官接触，搜集了国民党城防设施及驻军情报，由地下党组织派在自卫队当文书的王应蛟迅速转交工委书记罗扬实手中进行分析汇总。

兰州南山地区是国民党城防工事和兵力部署的重点地区，东起马家山、西至狗娃山、沈家岭，是国民党军队据守兰州的屏障，其驻扎兵力、火器配置、官佐构成等情况则成为天字号机密。根据工委书记罗扬实的指示，共产党员王受天利用自己长年居住南山山麓，对该地区较为熟悉的便利条件，多次化装改扮，以放羊、种地、抓药、走亲戚为名，到狗娃山、沈家岭一带侦察国民党军队修筑的防御工事和兵力状况。

西北民盟中的党员利用其多在社会中上层活动的有利条件，搜集了不少有关兰州地区的社会政治情报，如特务机构、机关档案、各党派及团体的社会构成等，成为地下党组织全面掌握兰州地区社会状况不可多得的情报资料。

皋榆工委还组织人力，成立社会调查组，系统地调查了解兰州地区的社会状况，包括地理、人口、文化教育、工厂企业、金融、邮电、存粮和水源等情况。银行系统的党员秘密发动一些进步群众，系统地调查了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甘肃的资本财产和业务情况，同时利用业务关系获取了兰州主要的官僚资本企业如甘肃贸易公司、西北面粉厂、西北毛纺厂、兰州机器厂及主要私营钱庄的准确资料。

各大中学校的地下党员分头整理了各校资产、人员师资、负责人的政治立场及背景等详细资料。在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担任公职的地下党员还向地下党组织提供了全省储粮情况。这些情报资料汇总到皋榆工委书记罗扬实的手中后，经过分析研究和筛选归类，再通过适当的渠道送到上级党组织和解放大军手中，一时不能送走或需要工委保存的情报资料，则由罗扬实用油布包好后装入缸中埋在其住处的羊圈地下，直到兰州解放后才挖出使用，为兰州战役的胜利实施和兰州的接管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皋榆工委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兰州地区展开的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有针对性的统战工作和全面、细致、准确的社会调查工作，使国统区地方党组织的战斗作用在兰州解放前夕得以充分发挥，保证了兰州战役的顺利实施特别是兰州解放后接管工作的顺利开展。

1 广泛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使兰州地区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掌握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斗志，增强了他们同情、支持人民革命战争的信心，壮大了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有效力量，使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马步芳封建军事集团的统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抵制、反抗中逐步走向垮台。

2 有针对性的统战工作，使国统区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得以不断扩大，一大批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倾向革命阵营的民主进步人士与地下党组织密切联系，以各种形式同情、支持党领导下兰州人民的解放事业，使那些不愿为国民党反动势力卖命的军界将领看清了人民革命战争的发展趋势，坚决地站在人民革命的阵营之中，避免了不该发生的流血冲突，加快了兰州人民的解放进程。

3 全面、准确的社会调查工作，使地下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攻兰部队及时掌握了兰州地区敌、我、友各方面的基本情况，为兰州战役的顺利实施和兰州解放后人民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迎接解放的革命斗争

一、城市工作方针的确定和落实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和西北战场的节节胜利，饱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甘肃人民受到极大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共甘肃党组织的领导下，从多方面积极开展迎接解放的革命斗争。

为贯彻西北局有关甘肃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共甘肃工委先后于1948年11月、12月在边区工委驻地两次召开扩大会议，深入研究部署当前及以后一段时间的工作。会议认真检讨了过去在城市工作方面的模糊认识，分析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及在兰州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明确了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

会议通过对解放战争形势的分析，预测兰州将在1949年夏季获得解放，要求皋榆工委从配合解放和接管着眼，把工作重点从农村逐步转向城市，大力加强统战工作、民族工作、群众工作和情报工作。会议分析了党在兰州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指出这里是甘肃省的省会，又是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党组织在这里有良好的基础，原有的很多关系可以继续利用。

会议要求皋榆工委“起码要在(1949年)上半年内做好接收的准备工作……，一个月一个月地做计划，着手从一个工厂、一个学校进行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在城市工作中应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即：

“①调查研究；

②学习政策和宣传政策；

③广泛地建立统战关系；

④建立党与群众的组织，群众组织可建立公开的和秘密的；

⑤学习如何管理城市工作”。

中共甘肃工委的这两次会议，标志着兰州党组织工作重点开始转移——由农村包围城市，以农村工作为主到以城市工作为主，从而为兰州党组织迎接解放、接管旧政权和建立新政权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国人民取得全国性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极其重要的报告，及时地提出了党所面临的各项重大任务以及完成这些任务的方针和政策。

关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会议认为，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国民党、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作斗争。全会要求全党同志必须高度认识这一转变的重要性，必须自觉地适应这一转变，反对一切与这个转变相抵触的思想。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甘肃工委立即派柴学侃到兰州向中共皋榆工委传达了会议精神，明确提出了“思想进城、政策进城、工作进城”的要求。皋榆工委积极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甘肃工委扩大会议精神，把工作重点转向城市，把主要精力放在配合大军解放和接管方面。

思想进城是政策进城、工作进城的前提和基础。兰州长期以来是国民党反动派苦心经营、作为控制甘、宁、青、新四省的咽喉和反共基地。从1948年起，国民党甘肃当局就加紧动员扩充兵力，增编正规军，增强其军事防御力量，同时征调20000民夫沿兰州南山一带修建永久性、半永久性防守工事。

为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国民党甘肃当局颁布“紧急治罪法”，成立“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召开“党政军应变座谈会”，强化特务机构并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为了安定民心，挫败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中共皋榆工委各级党组织通过亲友、同学、同乡等关系，采取各种形式，向群众广泛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统战政策，宣传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的大好消息，用种种事实戳穿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解放军的诬蔑，引导人民群众分清是非，使国民党蛊惑人心的反动宣传破产。

为了深入、广泛地宣传党的政策，皋榆工委秘密油印或手抄了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七大《党章》。

针对兰州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特点，工委还组织刻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在群众中广泛传播，虽称不上家喻户晓，但最大限度地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党的政策有了更多了解。

在全面宣传贯彻党的城市政策的基础上，工委特别对新解放区八项基本政策(即《约法八章》)进行了重点宣传，向广大人民群众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没收官僚资本；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

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的国民党各级政权组织的一切人员，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政府投诚报到、交出武器；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度，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通过对上述八项政策的宣传，不仅安定了民心，戳穿了国民党反动宣传的阴谋，而且解除了国民党下层官兵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疑虑。

为了进一步加强宣传攻势，兰州地下党组织还发动进步群众建立了“文艺耕耘社”(简称“文耕社”)、“星苗社”、“春雷社”等进步团体，帮助各群众进步团体特别是市立中学、兰大、师院等学校学生团体创办了刊物，主要有《文耕园地》、《星苗》、《春雷》、《新地》等，在各阶层群众中广泛传播进步思想，抨击时政，揭露黑暗，歌颂光明和进步。同时，地下党员还以散发传单、写信等方式劝告或警告国民党党、政、军官员，要他们认清形势，抛弃幻想，改恶从善，立功赎罪，自觉地站在人民一边，与反动势力彻底决裂。

在思想进城、政策进城，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及马家军阀的反动面目有了清醒认识，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更加拥护，党的政策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皋榆工委不失时机地做到工作进城，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马家军阀展开了一系列斗争，开展了反对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发行“300万元建设公债”的“三·二九”运动，兰州各中、小学教员的“罢教索薪运动”，“水烟工人罢工”等。为迎接解放，皋榆工委还组织广大地下党员通过统战关系，搜集军事情报，瓦解敌军，策动起义，开展护厂、护校斗争，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使上级党组织关于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使党在兰州地区的工作不断向前推进。

二、皋榆工委强有力的组织领导

中共皋榆工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甘肃工作的总方针是放手发展隐蔽力量”的指示，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指出，所谓发展隐蔽力量，就是说哪里有空子，有可能，就在哪里建立工作。上层也好、下层也好，且均采取就地组织，就地行动的办法。

1949年1月至8月26日兰州解放，根据甘肃工委重视和强化城市工作、壮大组织、努力发展隐蔽力量的指示，皋榆工委所属组织处于大发展时期。1～4月，兰州党员人数比1948年增加了8倍，皋榆工委在临洮、洮沙地区的党组织发展更加迅速。此外，皋榆工委遵照西北局和甘肃工委关于“开辟河西工作”的指示，于1949年春派遣一部分学生党员去酒泉、张掖、民勤、永昌、武威等地开辟工作。至1949年8月兰州解放，皋榆工委党员总数达到2100余名，其中兰州约300人，河西100余人，金崖工委近200人，洮工委1300人，靖远200余人，从而使民主革命时期兰州党的组织得到空前发展。为了保证党组织战斗力的发挥，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和扼杀，皋榆工委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措施，使工委所属党组织和每一个共产党员像钢刀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像火种一样在群众中闪闪发光，为兰州解放、接管奠定了组织基础。

1 加强党员教育，提高党的战斗力

皋榆工委所属党员绝大多数是1949年发展的新党员，农民、知识分子占多数。新党员对党的知识、秘密工作方法普遍了解和掌握得不够。为了提高党的战斗力，适应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皋榆工委把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加强党员教育、提高党的战斗力作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

为了增强广大党员对党的基本知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了解，皋榆工委秘密油印了党的七大《党章》、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的《论党》、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件，作为党员教育的基本教材，秘密传阅和学习，使大家对党的性质、任务、目前形势有了系统认识，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基本解决了党员不仅在组织上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的问题。

皋榆工委还要求每位党员认真看报纸，研究时事，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解放战争发展的进程，掌握敌人方面的动向和企图，做到知彼知己，避免工作的盲目性。在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的基础上，工委还对党员进行了组织纪律和革命气节教育，使每一位共产党员不管面临多大的工作困难，不管面临多么严酷的环境和考验，都能够面对现实，克服困难，在敌人的威胁和屠杀面前坚贞不屈，决不叛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党的组织不会从内部出现分化和瓦解，使每一个基层组织直至每一位党员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战斗队和坚强战士。

2 严密的组织领导和机智灵活的斗争策略

在解放战争进入全国性的战略决战阶段以后，处于国民党统治下的甘肃地区，马步芳封建军事集团和国民党党政机关虽惊恐万状，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但仍不甘心最终失败，因而，在四面楚歌中抓紧调兵遣将，抓丁拉夫，实行白色恐怖，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好不容易才登上西北军政长官宝座的马步芳狂叫“破产保产，拼命保命，挽救危机，确保西北”，颁布了《严禁共匪活动》、《户口连保法》、《紧急治罪办法》等一系列反革命、反人民的反动法令，极力强化法西斯专政，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使黎明前的兰州陷入极度黑暗和恐怖之中。

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和马家军阀的法西斯专政，中共甘肃工委于1949年5月22日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兰州工作，明确指示皋榆工委把接管城市做为当前的中心工作，做好迎接兰州解放的一切准备工作，同时研究部署了反击敌人进行大规模逮捕、屠杀和破坏的措施，要求各级地下党组织提高警惕，加强隐蔽工作，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避免无谓的牺牲。

皋榆工委认真贯彻甘肃工委的指示精神，为迎接兰州解放，最大限度地保存党的力量不遭国民党反动派及马家军阀破坏，采取了严密的组织领导原则和斗争策略。在领导方式上工委采取单线联络、分散领导的原则。工委三名领导成员，各自负责一个地区的组织与工作，基本上不发生横的联系。在所属下级工委负责人之间，也分别采取掌握一部分组织的办法，谁发展的党员就由谁领导、谁联系。

陆善亭、梁朝荣虽然同属东区工作委员会，又共住在一个院子里，但他们之间从不互相涉及各人的工作和组织关系。各个组织系统的党员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互相不暴露党员身份，组织上不发生横向联系。按照中央关于“学生党员多，设平行支部”的规定，皋榆工委在兰大、师院等校各建立了数个不发生横向关系的平行支部，在兰大有陈仙洲支部、李堆山支部、曹大武支部。前两个支部同属西区工委领导，然而彼此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另外，一些极端秘密的重要上层党员和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的党员，由皋榆工委负责同志直接领导，不和基层组织发生关系。

在斗争策略上，皋榆工委以上级党组织的正确方针为指导，坚持战略上大胆突破，工作中谨慎、严密的原则，运用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结合，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和马步芳封建军事集团的种种阻挠，机智灵活地开展对敌斗争。工委书记罗扬实虽家在兰州城区，但由于熟人多，附近居民成份复杂，因而很少回家。

为了便于工作，最终确定后五泉王受天住处为工委机关。罗扬实平时以糊裱匠作掩护，形势紧张时白天在后五泉帮王受天干农活，夜里进城开展工作。为了便于工作中的联系，罗扬实根据王受天及大儿子王应蛟在历次工作中的实际表现，将二人发展为党员，并将王应蛟安排在地下党员汪治华任队副的兰州市自卫大队当文书。工委在城区的各个联络点，都设有安全与否的标志和暗号。

联络员之间的接头更是慎之又慎。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工委成员也采取一些大胆的工作策略，机智灵活地开展工作。梁朝荣根据工委的安排，孤身一人赴兰州市公安局某副局长家中，向其讲解革命形势，劝其多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当时，为传达工委关于兰州市自卫队暴动的指示，梁朝荣与邓宝珊公馆地下党员接头，因暗号不对未果，只好按照罗扬实规定的第二套方案与省银行的陈毅生晤面，及时传达了工委指示。

三、护厂护校反对西迁

西安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准备进军甘肃。1949年7月10～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动扶眉战役，歼灭了国民党胡宗南部主力43000余人，使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由相对优势变为绝对优势。扶眉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西进，迅速挺进甘肃。甘肃国民党当局困兽犹斗，妄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被国民党反动派扶上西北军政长官“宝座”的封建军阀马步芳为了实现其充当“西北王”的美梦，倾其全力纠集一切反共势力，在准备与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决战的同时，下令兰州的工厂、学校和一些重要机关单位向西迁移，妄图在兰州失守后退守青海老巢。

在马步芳的授意安排下，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政工处多次召开兰州各工厂和各大专院校负责人会议，强迫这些单位立即西迁，叫嚣“如不西迁，以军法论处”。

为了减轻战争造成的损失，抵制马步芳的西迁命令，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及马家军阀的破坏，皋榆工委各级组织带领广大党员和群众，不怕艰险，不畏强暴，坚决而灵活地进行了反对西迁，护厂、护校，保护银行及城市公共设施的斗争，彻底粉碎了马步芳企图搬迁主要工厂和学校，裹胁工人、青年知识分子西去老巢的罪恶阴谋。

西北毛纺厂(后为兰州第二毛纺厂)广大群众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组成护厂队，提出“工厂是工人的命根子”、“我们绝不去青海阎王殿”、“谁来搬机器，就跟谁拼命”的口号。地下党组织通过进步工人在群众中秘密串联，宣传“青海马步芳统治得很严，我们不能去，……马步芳就要完蛋了，我们不能跟他走”。同时还大力宣传兰州即将解放的大好消息，坚定工人的斗争信心。

工厂财务科的包永庆用厂里“康乐牌”收音机，将每天收到的延安新华社广播的全国解放战争和西北战场的胜利消息，秘密在工人中间传播，鼓舞工人的斗志。工人群众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拆散机器，把一些主要零部件隐藏起来。

80多名工人手持马刀、木棍昼夜执勤，完整地保护了工厂设备。兰州面粉厂于8月10日在车工、地下党员傅的主持下组织起了护厂委员会，用厂内12条枪和木棒武装工人组成纠察队，全力保护全厂的机器、人员、房屋及其它设施的安全。在护厂委员会的组织安排下，工人们有的在围墙上拉电网，有的去挖防空洞，有的向房顶运石头，作为对付敌人的武器。护厂的准备工作开始后，由于广大工人齐心协力，不到三天就完成了任务，围墙全部拉上了电网，防止坏人进入，防空洞里安装了电话、电灯，厂外家属全部被安排到防空洞里隐蔽。8月24日，在兰州周围的激烈战斗中，有4名马家军士兵抬着两挺轻机枪要架在面粉车间楼上，企图和解放军负隅顽抗。根据地下党员傅的布置，厂内工人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使马家军将面粉厂作为据点的企图未能实现。

工人们对马家军说：“你们不要上楼，这里机器很多，楼上楼下都有电，稍不小心就会触电送掉性命。”吓得马家军士兵二话没说就慌张逃窜。虽然从8月17日起就有一个连的马家军盘踞在面粉厂，但在地下党员的组织领导下，全厂上下团结一致地同马家军展开机智灵活的斗争，到兰州解放时，工人生命及工厂财产均安然无恙。

兰州大专院校和科学教育文化机构的广大教职员工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对马步芳的西迁政策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教育部在兰州的直属院校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现甘肃农业大学前身)、西北农业专科学校(现已不存在)、兰州科学教育馆(现省博物馆)、兰州图书馆(现省图书馆)即兰州当时有名的“两馆四院校”成为解放前夕敌我双方争夺的重点。人民解放大军直指兰州，兰州决战一触即发之际，马步芳下令将“两馆四院校”迁往河西等地。

广大教职员工深知马步芳的残暴野蛮，不能公然违抗，只能拖延应付。他们共同研究制定了对付马步芳西迁的“一拖三要”策略，即拖延时间，要汽车、要器材、要经费。“两馆四院校”派代表向当局提出没有运输工具，东西运不了，人也无法走；没有器材，东西没法包装，没法运输；没有经费，职工和家属生活无法解决。此时，马步芳处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大量的金银财宝被他装入自己的腰包，确实拿不出更不愿拿出如此大的财力、物力，只能干着急无法解决。正是看准了马步芳的这一致命弱点，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各院、校、馆表示，不答应条件决不动迁，乘机把图书、仪器整装成箱封存起来。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地下党员李宝锐、沈斌元和广大教职员工组成护校队，一部分人在校内巡逻值班，保护学院，一部分人将图书、仪器和家属送到兰州大学防空洞里看护，同时还派教授马汝邻和办公室主任王志良利用熟人关系，到马继援(马步芳之子、国民党八十二军军长、兰州前线总指挥)处和国民党部队里打探消息，随时掌握情况，以便做好解放兰州的策应工作。

兰州各工厂、学校在护厂、护校斗争中，还特别注意了内部个别人趁混乱之机哄抢财物和进行破坏活动的发生。国立兰州图书馆于8月初把教育部拨发的最后一笔经费全部兑换成了30余两黄金，兰州战役即将打响之时，个别人以生活困难为由要求借支，想把黄金全部分掉，遭到地下党员李振基和馆长刘国钧等人坚决反对。兰州解放后军代表进馆时，30余两黄金完整无缺地移交到兰州市军管会。

兰州电台地下党组织为了确保三部发射机不受破坏，采取多种措施予以保护。地下党员陆寰安等不顾个人安危，和国民党特务进行了机智顽强的斗争。党组织要兰州电台地下党员疏散时，担当保护电台任务的石凤玉果断地留在电台，准备与电台共存亡，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电台。在别人劝其转移时，石凤玉果断地说，组织上让我保护电台，任务没有完成，我决不能走。

在保护电台机器设备的过程中，石凤玉忘记个人安危，与特务分子坚决斗争，因其党员身份暴露，被敌人残酷杀害。“八·二六”兰州解放前一周，电台台长命令工人把3台发射机拆卸装箱，准备西逃。在两台发射机被敌人装车运走的情况下，最后一台已装上汽车的发射机在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下，工人借故拖延，最终没有被拉走。9月7日，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音时，使用的就是这台没有被拉走的发射机。

四、“三·二九”爱国民主运动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不断取得胜利、国民党军队军事上节节败退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爱国民主运动此起彼伏，蓬勃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掀起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给反动当局以强有力的打击，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本来就不稳固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崩溃和垮台。皋榆工委在大力宣传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揭露蒋马势力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径，热情引导、教育、团结广大群众的基础上，使兰州地区在1949年春季以后掀起了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群众性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其中最著名、规模最大的是“三·二九”学生运动。

1949年初，国民党甘肃当局为了挽救其濒临灭亡的厄运，在向全省强征壮丁10万人、“安家粮”70万石的同时，又决定摊派300万银元的“建设公债”。消息传开后，激起甘肃各界群众的极大愤慨。兰州地下党组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由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大学以及各中学党组织领导广大学生与反动当局进行坚决斗争。经过地下党组织的秘密鼓动和串联，这场反压迫、反剥削爱国民主运动终于爆发了。3月29日这天，由西北师范学院甘肃籍学生发起，联合兰州大学、西北农业专科学校、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和兰州部分中小学学生2000多人。举行了以反对国民党甘肃省政府苛敛民财、发行所谓“建设公债”为主要内容的示威游行。这场斗争被称为“三·二九”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同年3月中旬，以省主席郭寄峤为首的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勾结省参议会，通过了发行300万银元“建设公债”的议案。消息传开后，西北师范学院郑国祥等一批进步学生在感到气愤和震惊的同时，表示坚决反对，遂由郑国洋草拟抗议省政府发行建设公债请愿书并首先签名。胡荣先、姜锐、曹希智、杨鸿儒也接着依次签名。然后由郑国祥、姜锐挨房串联，很快便有40多人签名，并送交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同乡会，要求召开会员大会讨论。中共陇右工委西北师范学院支部也以甘肃同乡会的名义公布抗议书，揭露省政府发行“建设公债”的目的是为了中饱私囊，伺机逃跑。在广大进步学生强烈呼声的压力下，受特务分子操纵的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同学会被迫于3月27日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会上，广大学生群情激愤，成立了领导斗争的机构——“反剥削行动团”，还决定联络兰州大学等学校一致行动，在29日这一天举行反剥削大游行，以扩大斗争规模，造成斗争声势。在地下党组织的指导下，这一活动的组织者设立了组织、纠察、宣传等机构，随后，中共皋榆工委在西北师范学院的地下党员朱新蕊立即到兰大等校开始了组织联络工作。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得知学生准备举行抗议活动的消息后，惊恐万状，急派省教育厅厅长宋恪、财政厅厅长李子欣前往西北师范学院进行“说服”工作，企图软化学生，瓦解学潮。宋恪等人在学生的围攻和质问下，理屈词穷，被轰出校园，其汽车玻璃也在十里店宪兵队门前被愤怒的西北师范学院和附中师范部学生砸碎，两旁群众拍手称快。

3月29日早晨，西北师范学院及其附中师范部、乡村师范学校、女子中学、兰州大学、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兰州助产学校和兰州志果中学(现兰州二中)等校学生2000多人，联合组成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分几路经十里店、中山桥、西关什字、新关城门(今广武门)、东稍门(今东方红广场东口)、中华路(今张掖路)向省参议会进发。参议会大门紧闭，议员们闻风而逃。愤怒的学生冲进省参议会以后，留下质询文件，用笔在正厅匾牌上书写“猪仔议会”、“帮凶议会”、“猪仔议员”等字样，然后转向省政府。省政府门前军警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政府官员避而不见示威学生，游行队伍即在省政府门前广场集合，高呼“反对发行300万银元建设公债”、“甘肃人民要活命”、“打倒郭椭椭”(椭椭系兰州方言对银元的俗称，因时任国民党甘肃省主席的郭寄峤搜刮民财而被人们称为郭椭椭)等口号，高唱专为此次游行示威改编填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张贴散发《告各界人士书》等传单，呼吁全省人民行动起来共同斗争。

请愿示威学生向国民党甘肃省当局递交了请愿抗议书和《我们的要求》，限24小时内答复。当晚，各校代表在兰州大学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并成立了兰州市甘肃同学联合会，向省参议会和省政府提出无条件撤销“建设公债”议案，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发行“建设公债”、省参议会必须在报端向全省人民致歉；停止征兵征粮，罢免为私利而违反全省人民公意的参议员；反对一切非法剥削等项要求。

学生代表严肃指出，如当局不答应上述要求，将于4月1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当天晚上，省参议会连夜举行会议，通过了撤销发行建设公债的决议。

30日，甘肃同学联合会派14名代表到省政府和参议会递交了请愿书和要求。兰州各报刊都报道了“三·二九”游行示威的消息。

31日下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迫于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派甘宁青考铨处处长水梓前往西北师范学院答复，省政府接受停止发行“建设公债”的要求，其他几项要求均可函咨办理，希望学生4月1日不要再游行。甘肃同学联合会又提出省政府要公开登报声明、取消发行“建设公债”并对学生要求作具体答复、召集来兰开会的全体专员、县长由学生训话以及保证全体学生人身安全等8项条件，限当日晚答复。

4月1日凌晨，兰州市市长孙汝楠前往西北师范学院答复，省政府接受全部条件，为保全“颜面不失”，惟请专员县长训话会改为“专员县长招待会”。当天，兰州各报以省主席郭寄峤答记者问的形式刊登了省政府接受学生条件、取消发行“建设公债”的消息。4月3日上午，由学生代表主持的“专员、县长招待会”在省参议会礼堂举行，有80多名专员、县长接受了学生质询。

4日，兰州各报发表“兰州市甘肃同学会启事”，公开宣告“三·二九”学生游行示威请愿向省政府、省参议会提出的停止发行300万银元“建设公债”等6项要求已获“圆满成果”，兰州市甘肃同学会反剥削行动团完成任务，结束活动。“三·二九”学生运动取得全面、彻底胜利。

“三·二九”学生运动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兰州进步学生为中坚，有各阶层人民广泛参加的一次反掠夺、反剥削、反压迫、捍卫人民利益的爱国民主运动。它迫使国民党甘肃当局停止发行300万银元的所谓“建设公债”，使甘肃人民免遭了一次大劫难，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震动了全省及西北国民党统治区。

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为此事曾密电蒋介石，惊呼“查甘肃情形复杂，共党帮会分子布满全省”，“故前有兵变，今有政潮，一发不可止”，哀求“钧座注意为祷”。

广大人民群众则群情振奋、斗志高昂，从胜利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看到了人民革命斗争的希望，坚定了胜利的信心。这一代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矛头直指国民党甘肃反动当局的爱国民主运动，给国民党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使兰州地区的人民群众特别是爱国学生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国统区第二条战线上的人民革命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兰州起到了积极有效的配合作用。

参加这次运动的广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在兰州解放前夕，或响应地下党组织的号召，参与地下党组织开展的各种对敌斗争，或组织宣传群众，为迎接解放积极努力。在“三·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直接影响下，临洮、靖远、张掖、武威等地相继爆发了“抗丁、抗粮、抗捐”斗争，使“三·二九”运动不仅为兰州解放，而且为甘肃全省乃至大西北地区的彻底解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与“三·二九”学生运动相呼应，3月29日、30日两天，兰州地区商业店铺基本停业罢市。水夫、车夫、邮电工人也部分进行罢工，更多的行业工人则以交通堵塞为借口，进行怠工斗争。继“三·二九”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之后，4月17日，兰州“一林丰”烟坊工人发起反对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罢工，其他水烟业工人纷纷响应，形成了水烟业的全行业罢工。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一起，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冲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浪潮，冲击和动摇了蒋马反动势力在甘肃的政治基础，使其面对人民解放大军的进攻态势和国统区人民的不满和反抗首尾难顾，惶惶不可终日。

与此同时，爱国民主运动的不断爆发使蒋马反动势力看到了地下党组织和进步民主力量的强大，进一步加强其法西斯统治。一时间，兰州地区警笛长呜，宪兵遍街，特务如麻，绑架、搜捕行动接连不断。兰州地区党组织的活动处于更加险恶的环境之中。

五、“7月大逮捕”与地下党组织的英勇斗争

1949年5月，青海省主席马步芳被国民党中央决定代理西北军政长官以后，兰州地区的扩军备战和法西斯恐怖达到令人发指、无以复加的程度。马步芳在原国民党军统、中统等特务机构的基础上，又调进大批马系特务骨干分子，实行“青海式”的军阀特务残暴统治，大肆搜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

7月下旬，国民党特务机构用跟踪盯梢、密探侦查等卑劣手法，获得了中共兰州地下党组织部分线索。国民党特务在全市范围进行了大搜捕，中共皋榆工委所属西区工委、兰州市学委遭到严重破坏。西区工委负责人杨国智、王善卿，兰州市学委负责人陈仙洲、程万里，兰州大学党支部负责人魏郁和中共甘肃工委交通员柴学侃等28人遭逮捕，中共兰州地下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

以陈仙洲、程万里为代表的兰州地下党员，身陷囹圄，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马家军阀残无人道的野蛮摧残和酷刑折磨。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面对蒋马特务的刑讯逼供，怀着对党、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必胜信念，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用生命和鲜血染红了黄沙沃土，染红了人民革命的旗帜，表现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中共皋榆工委兰州市学委书记陈仙洲于1949年7月29日夜被捕后，虽倍受酷刑，但不屈不挠，坚贞不屈，唾骂特务，教育同志。临刑前的8月10日夜，陈仙洲在狱中地上用手指写下遗嘱：“余为国为民，献身革命；大志未遂，身遭先死；时不假我，可叹可惜！革命大业，略俱端绪；解民羁绊，出民水火，我死民生，可庆可歌……。”这篇革命的遗嘱、战斗的檄文还没有写完，国民党反动派就将陈仙州惨杀于沙沟监狱，年仅29岁。

兰州市学委委员程万里于1949年7月21日被捕，被关押在广武门军统秘密监狱。军统特务头目刘鸿烈亲自对程万里进行审讯。面对敌人的淫威，程万里坦然地说“我的人格比你们高尚……”，程万里还在狱中写下了“横眉冷对刽子手，俯首甘为大众牛”的豪言壮语。程万里鼓励同室难友说，你们不论是否共产党员，都要挺住，不能当软骨头，到了这里，别想活着出去，我决不招出任何人……。

程万里虽然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敌人凶残地将滚油浇在他的肋骨上并把其两腿打断，他仍坚持爬到墙边用血写下“不为衣食不为官，人民生活怎忍看，被捕甘愿饮刀死，不负读书二十年”的诗句。8月9日夜，国民党特务用绳子将程万里勒死于沙沟监狱，年仅32岁。

朱亮是中共陇右工委地下党员，保安四团第二营营长，1949年7月被捕。由于朱亮是国民党现职军官，掌握一个营的兵力并有“拟机起义的动意”，因而国民党特务对他恨之入骨，施尽酷刑，最后竟灭绝人性地挖去了他的双眼，剁去了右脚。但朱亮严守党的机密，并用指甲在囚室的墙上刻下了视死如归的绝命书：“人生如梦，今生已矣！英雄自古有死，死是人生归宿，何必怕呢？”在兰州解放前夕的8月中旬，朱亮被敌人拉到大沙坪用刺刀戳死。

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大屠杀，使一批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倒下去了，但是，革命的旗帜并没有倒下，革命的烽火并没有因此而熄灭。“革命自有后来人”。中共皋榆工委不畏强暴，更加坚定地执行甘肃工委的指示精神，面对反动派的疯狂屠杀，采取了更加隐蔽、更加机智灵活的斗争策略，以配合人民解放大军解放兰州、做好城市接管为中心，积极勇敢地开展工作，采取各种方式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