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反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1941年夏，南方局派郑伯克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根据中共中央“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基本方针，把争取地方实力派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努力扩大反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当时的云南，蒋介石政府和地方的矛盾十分突出，市面上流行的有中央银行的法币，还有富滇新银行的滇票；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中央系银行，还有富滇，兴文、劝业、镛业、益华等地方系银行；军事上有中央5个军驻防，还有地方两个军和保安团；在昆明市街道巡逻的有中央宪兵13团，还有地方滇黔绥靖公署的宪兵队(即所谓中央宪兵和云南宪兵)；党政方面，有国民党中央属党、团系统，还有地方政府系统。总之，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系统，互相勾心斗角。卢汉上台后，政治上采取拥蒋保己的态度，一方面追随蒋介石镇压云南人民革命运动；另一方面，积极增强自己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蒋、卢之间继续存在着矛盾，进行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利用蒋、卢矛盾，实行区别对待，对以卢汉为首的地方实力派，采取又斗争又争取，以争取为主的方针。在“一二一”运动中，按照党的政策是集中一切力量，打击蒋介石中央嫡系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争取卢汉在一定条件下，保持中立，求得互相妥协和让步。经过斗争，在蒋介石被迫电告卢汉“忍让为怀，谨慎处理”之后，在由卢汉接受学生所提条件下停灵复课，取得“一二一”运动的重大胜利。

1946年的李、闻惨案，国民党昆明警备司令部霍揆彰造谣说，暗杀李、闻系云南地方势力，同时将龙云的副官处长杨竹庵抓捕，逼杨竹庵承认暗杀李、闻系卢汉指使，要杨竹庵交出凶手和中共地下党及进步人士名单，随即在昆明逮捕了所谓嫌疑人近百人，查封了40种进步报刊，以实现其破坏中共云南地下党、打击民主进步人士、清除地方势力的目的。中共云南省工委针锋相对，发动群众揭露敌人的阴谋，有力地支持和争取了云南地方实力派。7月21日，云南地下党组织昆明学联在街头散发传单，揭露特务头子唐纵在昆明抓捕龙云副官杨竹庵的阴谋。国民党反动派玩弄的种种阴谋破产后，霍揆彰又导演了“公审”罪犯的丑剧，枪毙了两名小特务作替罪羊。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发展，在城市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和云南人民武装斗争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鼓舞下，云南地方实力派经过地下党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几经反复，卢汉才终于由“拥蒋保己”的政治态度，逐步转变到“联共反蒋保己”的轨道上来，最后实现了昆明起义。

卢汉上台后，省工委派欧根、张子斋与张冲联系，让他们争取卢汉参加反蒋运动。护国元老白小松，在地方上层人士中有较高的威望，省工委派严达夫向他介绍解放区的情况，送进步书籍给他看，并通过省参议员唐用九(共产党员)的影响，使他充满爱国热忱，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不满，对青年学生的民主运动同情。在1948年的“反美抗日”运动中，他挺身而出，联络苏鸿纲、徐嘉瑞等发起签名，争取一批社会知名人士上书卢汉，声援学生。

1948年冬，省工委决定由郭佩珊、李剑秋、吴邦彦3人组成统战小组，郭佩珊为组长。郭佩珊直接联系新闻界党小组，这个党小组联系《人民日报》、《正义报》、《观察报》、《大观报》等地方报纸的共产党员和外围组织，宣传党的政策。这些报纸有时全文刊发党中央毛泽东的声明、新华社电讯，传播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等。李剑秋联系费炳、刘革非、张执中在地方军政人员中开展工作。吴邦彦联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的成员中开展工作。

1948年8月，省工委为了在昆明的军、警、宪、特中开展工作，批准成立了“新民主主义军人同盟”“新民主主义警察同盟”和“云南正义救国同盟”，对敌人营垒进行分化、瓦解、争取工作。领导和团结愿意靠拢人民的人员，利用合法斗争孤立和打击反动顽固分子。

1948年省工委决定由杨青田、唐用九、马曜三人组成统战小组，由省工委书记郑伯克直接联系。在省参议会内，开展了以维护云南地方人民利益的主张，团结参议员中的进步人士，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拥蒋分子。1946年4月1日，云南省第一届参议会正式成立工作。1946年夏，根据旧政协推行地方自治的精神，由杨青田、唐用九、马曜、甘舜、张天如、孙天霖、刘淑清等人组织发起“云南地方自治促进会”，得到地方势力严鉴、李星槎、李奂若、徐亚雄等大批参议员的支持。“地方自治”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滇人治滇”的想法，因此得到大批参议员的支持和参加。从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开始，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党组织通过扩大团结地方势力，争取以卢汉为首的地方实力派，积极开展“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支持以学生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

积极声援以学生运动为中心的爱国民主运动。针对国民党军警任意逮捕镇压昆明学生运动的罪行，1946年5月，在省参议会驻委会上，马曜等先后提出：“请减少驻军，以减轻人民负担及驻滇军队不得直接拘捕人，任意检查人、以维护人权”等提案，由于进步势力积极支持，参议员提出的维护云南地方权益，反对驻军(指警备司令部)任意捕人的提案得到了一部分参议员的支持。在李、闻事件中，省参议会驻委会紧急召开会议，参议员孙天霖、甘舜在会上发言：要求将凶手“缉拿法办”以明真相，并予肇事区直接负担治安责任者以惩办”，矛头直指霍揆彰：省参议会重申：国民党驻滇军队不得任意捕人和搜查居民，经过各方面的斗争，最后蒋介石被迫宣布霍揆彰撤职，由何绍周继任云南警备总司令，卢汉兼保安司令，并将4个保安总队改编为4个保安团，9月又扩充为6个团，归保安司令部指挥：自1946年7月何绍周任警备总司令以来，依仗他是何应钦的侄子，飞扬拔扈。卢汉为了增强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而他却处处受到何绍周的监视和掣肘。省参议会通过卢汉副官提供的情况，向国民党中央控告，揭露昆明警备总司令何绍周盗卖枪支、走私贩毒的罪行，迫使蒋介石于1949年2月撤销了云南警备司令部，调走何绍周，进一步扩大了反蒋爱国统一战线。

由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省参议会与省政府相互配合，不断抵制了国民党中央对云南的控制，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终于促使卢汉为首的地方实力派由“拥蒋保已”逐步转向“联共反蒋”的道路。

1949年，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妄图以云南作为“反共复兴基地”，蒋介石把胡宗南部，李弥第8军调驻云南，中央89军刘伯龙部也窜到滇东曲靖一带。为了抢占云南，桂系军阀头目白崇禧设立滇黔桂边区绥靖公署，派其亲信张淦为主任，派桂军303师进驻百色，准备入滇。

1949年6月初，白崇禧以华中军政长官的名义在滇桂黔边区设绥靖公署，其副长官李品仙电云南省政府称：“已派陆军303师进驻百色，并准备人滇协助剿匪”，卢汉复电拒绝，李品仙不予理睬，303师已有两个团进入云南富宁县，并向广南移动。1949年6月8日，马曜、刘淑清等21人在驻委会上紧急动议，经讨论一致认为：“(1)云南并没有匪，而是迫于拉丁征粮引起和剿匪剿出来的民变，还能再剿吗？(2)白崇禧想保存实力，将战火引向云南是个阴谋；(3)华中长官辖区不包括云南，西南各省已设有绥署，不必邻省代庖？当即决定先电告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请制止桂军入滇”，声称如得不到圆满答复，“滇民为争取生存，只好通电全省各县坚壁清野，团结抗御”。

1949年2月13日，围绕反对蒋介石把云南作为反共基地，省参议会驻委会一致通过咨请省政府停止新闻检查，卢汉最后同意：当时，除在昆的《中央日报》外，其余各报竞相刊登有关中共中央的真实消息。

1949年7月6日，省参议会驻委会迫使国民党中央驻云南军队的军饷用黄金兑换半开(滇铸银元)发放；抗议将五十三兵工厂迁往台湾等。通过以上斗争，把国民党反动派伪装“还政于民”的所谓“民意机关”逐步变成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争取民宅的民意机构，变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工具。

滇军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维持统治的支柱，它以云南讲武堂训练的军人为骨干，举行过辛亥云南重九起义，发动过讨袁护国战争，为革命立过功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云南省临委曾派遣一批党员到滇军开展政治工作，推进国民革命。抗战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云南地下党又先后派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到60军和58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党中央还专门从延安抽调党员骨干周时英、张天虚、薛子正、张子斋(白族)到184师工作，并在该师建立了秘密党支部。1940年底又派朱家璧从延安回云南开展滇军工作。

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把滇军全部调往东北。党中央对滇军的情况十分重视，1946年4月，刘少奇、朱德在延安亲自部署了争取滇军起义的工作。党中央专门组织了滇军工作委员会，叶剑英和军事情报部长李克农、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中共中央东北局先后直接领导这项工作。1947年3月东北局决定成立滇军工作机构，东北局联络部长李立三和吉林省军区司令员周保中直接领导开展对滇军的争取工作。曾受中共地下党教育影响的陈禄、白华首先带领一个加强连率先在东北投奔解放区；1946年5月27日，60军184师师长潘朔端、副师长郑祖志，参谋长马逸飞(中共党员)率部在海城起义。潘多次给曾泽生等人写信。指出他们面临的危险处境，要当机立断，争取光明的前途。

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滇军60军军长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编为人民解放军第50军，而滇军93军则在锦州被歼，国民党第6兵团司令官卢浚泉(卢汉的叔父)被俘，这对卢汉震动很大。卢汉的部队在东北已起义或被歼，而手中只有五、六个地方保安团的兵力，卢汉心里明白，国民党的垮台已不可避免，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后路着想，走向光明的道路。

云南是祖国边疆多民族的地区，中共云南省工委昆明市委注重领导和团结各民族建立了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在开展农村武装斗争中大批知识青年，脱下学生装，穿上民族衣服和少数民族打成一片，在生产、生活中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办好事，办实事。在互相了解、信任的基础上，帮助少数民族同胞组织“兄弟会”、“姐妹会”，开展为当地少数民族喜闻乐见的各种活动，逐步组织“翻身会”，从经济斗争引向民族团结、平等，为争取全民族解放而斗争。在民族工作中，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通过他们使党的方针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要求。

1942年，云南大学教师侯澄在路南中学教书，注意发现培养撒尼族青年毕恒光，把他带到昆明，进人中山中学，参加了“民青”，加入了共产党。1946年省工委派毕恒光回路南，在尾则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在群众中开展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路南农村，建立起地下党领导的工作据点和联络网。1945年，在云南省政府警卫营当连长的阿细族青年杨治庭回家乡弥勒后，在中学当军事教官，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回到弥勒西山组织起民族武装，参加发动武装斗争。由于各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极不平衡，党组织从实际出发，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注意做好民族上层的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注意尊重他们的利益，利用少数民族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间矛盾，争取他们中立或支持群众的革命活动。经过党的长期艰苦工作，联系团结了民族上层人物，反蒋民主人土，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云南武装斗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禄劝土司后裔金洪照，自动带领其保家武装50余人、枪，参加“边纵”三支队游击大队任大队长，放下其优裕的生活，在艰苦的游击战争中，与战士同吃同住同战斗，直到昆明解放，成为党的优秀军事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能够顺利发展，是与党的民族工作和统一战线分不开的。

深入敌营，建立据点，逐步变敌人的城市武装为我所用

从1946年开始，党组织便通过不同渠道在省府警卫营中开展工作，建立秘密组织。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1949年在该营建立了党的支部，并吸收该营营长李焕文加入中国共产党，该营三分之一以上的官兵参加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卢汉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贴身警卫部队竟会直接、间接地为党所控制，并随时准备按照党的号令行动。1949年“九·九整肃”后，党组织分析形势，认为卢汉今后有三种可能：一是彻底倒向蒋介石；二是进一步靠拢人民；三是脚踏两只船，观望局势，保存实力，与我讨价还价。我们要避免第一种可能，争取第二种可能，必要时准备动用警卫营的力量举行兵谏，迫使卢汉起义。

敌工组织还利用敌警察机关的特殊职能，掩护开展革命工作。警察局里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利用工作之便，巧妙地取出已盖好公章的空白出入境通行证，供党组织转移下乡的同志使用，让他们能够安全顺利地通过敌人的检查关卡。

“边纵”游击队在禄劝县行军途中遭到地霸武装的伏击，被俘十余人，关押在禄劝，武定两县政府的监狱，共产党员李焕文利用保安十二团驻防该地之机，以团长名义出面。声称保安团要扩充兵员，把被俘的十余人要了出来，并将他们送回游击队。

“九·九整肃”时，反动派逮捕了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480余人，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提出名单坚持要杀害200人，并企图假卢汉之手来实施这一阴谋，以便拉卢汉下水，迫其反共到底。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党组织一方面通过统战关系警告卢汉要绝对保证被捕人员的安全，一方面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开展营救工作。“军盟”成员刘汉章长期在卢汉身边工作，并与卢汉有亲戚关系，深得卢汉信任。

对敌工作领导小组布置刘汉章要他利用自己为该案主办军法官的特殊身份，做卢汉的工作，营救被捕人员。刘利用机会向卢汉讲明了毛人凤借刀杀人的阴谋，要卢汉慎重从事。当时被捕人员都交军统特务看管之下，生杀予夺大权掌握在军统之手，卢汉虽不准备杀害这些人也很为难。刘汉章当即建议卢汉首先应该争取到看管审讯的主动权，防止毛人凤狗急跳墙。卢汉采纳了刘汉章的建议，报经蒋介石批准，巧妙地把看管审判权从保密局滇站特务手中移交到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手中。卢汉又以案情重大为借口，故意拖延审判过程，几次抵制了毛人凤、沈辞杀害这批人的阴谋。最后在社会舆沦的压力下，卢汉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由代总统李宗仁电令卢汉“酌情从宽处理”，全部释放了被捕人员。

迎接昆明解放

敌工组织经过长期工作，到解放战争后期，已经比较全面地汇集了军统在昆明设置的公开和秘密机构，人员分布和大部分军统人员的姓名，住址、面貌特征，照片等资料，同时还获取了保密局在昆明的潜伏应变计划及活动情况。诸如准备撤退日公开暴露的特务及军统控制的特务武装力量到滇西或边境地区，策动土司头人和勾结地霸武装组织反革命游击武装，建立反攻大陆的基地和通道，发展新的特务分子潜伏待命；在国民党撤出昆明时纵火焚毁昆明，炸毁重要工厂设施等等。这些情报的获得，使党组织和革命人民有了思想准备，从而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护厂，防止反革命破坏。

在党中央，云南省工委和昆明市委的领导下，经过各条战线长期艰苦的斗争，昆明人民迎来了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11月15日解放了贵阳，分割了国民党军胡、白二集团。打开了进入昆明的大门，11月30日解放了西南最大的城市重庆。卢汉将军于1949年王2月9日在昆明宣布起义。

12月9日，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奉蒋介石之命来昆，筹划布置国民党中央机关逃迁昆明负隅顽抗的计划，卢汉乘机假借张群名义于当晚8时在青莲街官邸召开有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八军军长李弥、保密局滇站站长沈醉等一批国民党中央在昆头目参加的紧急会议，从而一举扣押了这些头目。当天下午5时，卢汉把这项任务布置给其亲信绥靖公署特务队队长龙云青及省府警卫营营长徐振芳，要他们挑选可靠人员，执行任务，并严守机密。龙、徐二人共挑选了官兵21人，其中就有参加共产党秘密组织的19人(党员1人，“民青”、“军盟”16人，武工队员2人)。这些同志经过共产党的教育，接受任务后，严格保守了这一重要机密。当晚待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军政首脑到齐后，他们以坚决准确的行动，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务。

昆明起义后，昆明市委根据当时的危急形势及昆明的严重敌情，提出镇反肃特，保障昆明社会安定，保卫起义成果的中心任务。起义当局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由昆明市委派出保卫部的三名干部进入该委员会的公安处，直接掌管公安处的工作，依靠过去积累的资料和工作基础，从12月13日起在昆明展开了对敌特和反革命分子的全面搜捕。在昆明起义到军事接管昆明的近三个月期间，总共逮捕了敌特及反革命分子1290名。这对维护昆明社会安定，粉碎敌第二十六军、第八军里应外合进攻昆明的阴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昆明起义后，蒋介石命令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合组为第八兵团，向昆明进行反扑，妄图扼杀起义。为提高土气，许诺攻入昆明后“自由行动三天”。当时，人民解放军尚远在黔桂境内，“边纵”部队亦分散在滇西、滇南各地，而起义部队暂编第十三军在兵力及装备上均远不如反扑昆明的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两个军。昆明形势万分危急。为配合卢汉将军的起义，云南地下党除电请中央令解放军驰援昆明外，并命令“边纵”支援昆明。昆明市委号召各级党盟组织及全市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组织昆明义勇自卫队，支持起义部队武装保卫昆明，进行了英勇顽强的保卫战。在战斗中，起义部队官兵为保卫起义成果、保卫人民生命财产而战，受到了昆明人民的爱戴和热情支援。暂编第十三军三十八团团长李焕文(共产党员)，接受了中共昆明市委临时军工委，“英勇杀敌，保卫昆明，保卫党组织”的命令，在战斗中，身先士卒，率领全团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在至关重要的南线螺蛳湾血战中，坚决守住了阵地，重创来犯之敌，受到了卢汉的表彰。以“军盟”成员夏际昌，王绍尧、朱德裕为团长的三十三、三十一、三十七团也在团长的率领下浴血奋战，为“坚守待援”赢得了时间。敌军久攻昆明不下，而人民解放军又日夜兼程并进，已形成对昆明迂回包围的态势，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只得仓惶溃逃，昆明保卫战遂于12月23日胜利结束。

昆明警察系统的起义官警，以“警盟”。成员为骨干，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昆明保卫战，后又成立警察联合会为维护社会治安，协助搜捕敌特，协助侦破三起凶杀抢劫案件等方面，均作出了贡献。

从昆明起义到军事接管的近三个月时间，是昆明社会发生急剧动荡变化的特殊时期。昆明市委领导全市各阶层人民，通过各方面的工作，终于使昆明安全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参加敌情工作的同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革命的需要，以大无畏的胆略，工作在敌人的心脏里。他们在白色恐怖下，认真执行党的对敌方针和策略，在实际工作中认真从敌营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步摸索闯出了一条开展敌工工作的道路，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第二条战线，配合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迎接昆明的解放作出了贡献。从事敌情工作的同志，无限忠诚于党的事业，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深入敌营，机智勇敢，默默无闻，全心全意地为革命工作。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昆明的敌情工作曾在历史上为革命作出了不可否认的卓越贡献。从事敌情工作的同志，包括原来参加国民党营垒后来转向革命的同志，以及支援过敌情工作的党外朋友，都为革命为人民作出过贡献。应该指出的是，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他们一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们受到了错处应该平反纠正，蒙冤受屈牺牲了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历史将为他们作出最公正的结论。

地下党在警察界的工作概况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昆明市警察系统包括总局和8个分局、4个大队(保警、消防、交通、刑警)，另有省警务处、警察学校等，共有警官400余人，警长及警土2400余人。这是一支镇压革命，欺压人民的重要武装。整个警察界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军统)滇站手中，滇站站长李毓祯、王巍先后担任过昆明市警察总局长，并安排了大批特务担任主要职务，警宫中也潜藏着—些经过特警班专门训练的特务分子。其中的刑警大队，名为刑事警察，实际上是以大队长周伯先为首的保密局滇站第四公开组，有队员70余人，另有试用，见习队员等共约100余人，专门干着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镇压民主人士及革命群众的反革命勾当。

昆明警察界的中上层警官，多数受反动统治影响较深，顽固坚持其反动立场。1948年，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有的表现犹豫动摇，少数则遂渐有虏觉醒。警察中的警长、警士等基层人员，多系从本省农村招募来的，他们出身贫寒，乡土观念重，对蒋介石强行改组云南省政府，把滇军数万子弟驱至东北打内战，是不满意的，他们经常受到警官的打骂和欺压，目睹旧社会“人吃人”的现象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状况，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他们虽然在长官的驱使下，被迫参加镇压学生运动，但经过学生的宣传教育，他们中的多数是同情学生运动的。有一个警察，在押送一名被捕学生时，私下将学生放走，自己也跑了；有的主动接触进步学生，提出参加革命的要求。因此，党组织认为在反动的警察界中，仍有开展革命工作的基础；在解放昆明的关键时刻，利用这支警察武装力量，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

1948年3月初，省工委指定市工委高志远领导昆明的敌情工作，专门在军、警、宪、特中建立关系，发展进步力量，掌握情报，为我所用。当时提出的方针是：“拉出来，打进去，钻到敌人心脏里烧锅煮饭。”按照我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在昆明警察界，力求实现瓦解下层，争取中层，孤立上层，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在组织上严守地下工作组织纪律，严格把关，个别吸收，单线联系，不搞公开或半公开活动。因此，在警长以下警士中，只是大力发展外围组织，但不发展党员。

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在警察中又采取了“建立关系，教育分化，发展下层，争取中层，利用上层，等待时机，为我所用”的工作方针。其具体工作是：

1 加强形势教育，提高觉悟，吸收进步可靠的下层分子参加外围组织。

2 了解警察系统内部情况，查清故特组织人员。

3 根据情况获取巳盖章的空白出境通行证供组织使用。

4 了解敌特逮捕、跟踪我地下工作和进步人士，镇压学生运动的情报，及时向组织报告。

5 了解我被捕被押人员情况，传递消息，并尽可能暗中提供保护。

在1949年6月以前，党在警察界的外围组织是单线、平行、多头领导的。介绍人是什么组织，就用什么组织名称。如有的用“新联”，有的用“民青”。到1949年9月前，警察界共有盟员约70余人，其中“新联”约26人，“民青”约15人，“工盟”1人，其余为“警盟”。

警察系统是敌人控制很严的单位，一些警察参加党所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是要冒很大危险的，他们绝大部分都能尽力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如“民青”成员周映邦，为了弄清警察局系统的特务情况，机智地从总局会计室工资册中，抄出特务名单，包括姓名、职务等情况。“新联”成员熊绍皋，以曾任内勤督察员掌握签到簿之便，向周映邦提供了部分特务名单。省警务处“民青”成员李德钦，通过管理档案之“新联”成员李佐臣，抄出警宫中“特警班”毕业人员名册(因在“特警班”受过训练的，都是军统特务)。各单位盟员，也基本上把本单位的领导人员、特务等情况，向组织上作了汇报，为掌握敌情和发展组织，提供了可靠材料。

解放前，敌人在汽车东站、火车北站、南站及碧鸡关，皆设有检查关卡，对我地下工作人员来往安全威胁很大。警察一、五、六等分局盟员，设法获取一些已盖章的空白通行证交组织使用。如1948年初，“七·一五”事件、“九·九整肃”前后，在几次由昆明向“边纵”输送干部中，这些通行证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的盟员甚至还亲自掩护我工作人员出关。

在情报方面，如“民青”成员李明昌，获得刑警队要逮捕傅翼声的名单后，及时转告了组织，使其得以安全转移。在“七·一五”事件前，各分局已奉命准备棍棒、石灰包、绳索、水龙头等工具，准备武力进攻云大、南菁，“警盟”成员均及时向组织先作了汇报。

1949年6月，市委副书记赖卫民接替高志远，领导昆明市敌工工作。为了适应全国即将解放的新形势，又提出在原有的基础上，在警察界要大力发展基层，争取发展中上层的方针，逐步变敌人控制的城市武装为我党实际掌握的力量，以便一旦需要，能听从我党号令行动。具体部署是：

1 印发了“警盟”章程，推动发展工作，章程宗旨指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争取全国早日解放，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

2 调整组织，把各条战线发展的，用不同组织名称的警察界外围组织成员，统一在“对敌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之下，编入“警盟”组织，参加“警盟”组织生活。警察界之外围成员，一律用“警盟”的组织名称。

3 加强“警盟”领导力量，除田秉熙外，又调来朱人杰分管“警盟”工作。随后又调来“民青”成员李世琼、李培源、李泽民等干部，参加“警盟”的领导工作。

4 改变过去只在警长以下发展成员的规定，可以在警察界中层人员中发展组织。

根据上述精神，在警察总局的科员、督察员，在各分局的巡官、局员中，只要弄清不是特务，政治历史清楚，积极靠拢我党的，都可以发展。一些中层人员，多是1949年6～9月期间发展的。当时分局长一级仅段文弼1人。

警察系统到起义时共有4名党员。盂端楷是上级转来的。11月，由田秉熙介绍，赖卫民批准，又发展了周映邦、李德钦、毕旺3人入党。

1949年10月，孟端楷提出可否发展警察总局长李志正参加“警盟”的问题，经“对敌工作领导小组”讨论，认为李志正政治上属于地方势力，而警察局又是重要的城市武装，为了在昆明解放时便于掌握控制警察武装，可以吸收共加入“警盟”。讨论后决定由孟端楷于10月底介绍李参加“警盟”。有几个分局长在起义后也参加了“警盟”

9月6日，得知卢汉赴渝的消息后，在警察局航检站工作的孔杰(“新联”)，及时告知周映邦转报田秉熙。党组织估计到形势可能逆转，及时采取转移人员等相应措施。“警盟”成员还提供了部分通行证，供转移人员使用。

“九·九整肃”事件期间，交通队的盟员，向组织提供每晚的巡逻口令，对敌工作领导小组在“整肃”期间，除转移了吉明星、段铁军外，其余人员照常工作，未发生任何问题。根据情况变化，为了巩固组织，曾暂时停顿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工作。

10月份，解放军已向西南挺进，为了做好解放昆明的准备工作，组织上布置一些“警盟”成员向上层人士散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七分局等单位的“警盟”成员，绘制了昆明市警岗分布图，各单位“警盟”成员设法将管区内的社会档案取出交组织上抄录保存备用(包括上层社会如国民党军政要员、资本家、社会名流的住址、财产等情况，也包括黑社会如小偷、流氓、帮会、姻馆、娼妓等情况)，为接管和改造旧城做好准备，还摸清各单位的特务及反动分子名单，布置专人监视其活劫；对重要文书档集、枪械、物资、器材等布置专人负责保管。为了防止昆明解放时遭受敌特破坏，还列出各管区内的重点保护对象，如电厂、自来水厂、银行、仓库、粮站、工厂、机关、学校等，采取相应措施。到起义前夕，警察系统所有单位都有了“警盟”组织，人员总数约120余人。起义后，为了加强对起义官警的工作，更好发挥警察这支城市武装的作用，“警盟”组织又继续进行发展工作，曾经发展了部分分局长及警察人员参加了“警盟”组织，总人数达170余人。

1949年12月9日，昆明起义。11日，赖卫民传达省市委决定：对敌工作领导小组分为市委保卫部及临时军队工作委员会两部分。保卫部掌管镇反肃特及维护昆明社会治安工作。指派朱人杰、团培宽进入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处(后增加吉星明)，掌管肃特工作；田秉熙掌管昆明警察系统的“警盟”组织并参与市人联警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以及社会治安工作。公安处及警察局实际成为我保卫部掌握的两个公开机构。当天，赖卫民还指派朱人杰接上李志正的“警盟”关系，并交待三项任务：

1 将已汇编成册的特务名单交李志正，要他“照单请客”，大力搜捕敌特。

2 维护好昆明社会治安，保证不出大问题。

3 调整各分局领导班子，尽可能安排“警盟”成员担任领导。公安处成立后，将李志正交田秉熙领导。

党组织及时向各单位“警盟”成员传达了镇反肃特及维护治安两大任务。全市警察在党组织的号召下，积极行动起来。周映邦等党、盟员，调任分局领导职务；各单位“警盟”成员，直接接受我保卫部交给的任务，尽职尽责协助逮捕管区内潜藏的特务分子，加强日夜巡逻及岗哨执勤，维护好社会铁序。

为了更有效地掌握警察武装，党组织指示由田秉熙领导组成以党员周映邦、李德钦为正副主任的“昆明市警察联合会”(简称“警联”)和以“警盟”骨干为领导的各分会，作为我党领导的“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警联”成为卢汉起义到接管这段过渡时期实现我党领导的维护社会治安的组织形式之一。其任务有：教育全体官警加强学习，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揭发捡举潜藏特务，确保昆明市的社会治安秩序，并积极做好迎军工作。

为了加强党对警察系统的具体领导，党组织专门从大中学校、义勇自卫队及服务行业的反特小组中，抽调20余名党盟成员(如马运春、冯育章、郑培禄等)，派入总局及下属各单位，担任政治指导员，开展时事政策学习，做好接管准备工作。

从起义至接管的3个月中，“警联”由于得到全市人民支持，也得到起义当局警备部队及全体官警的极积配合，严厉镇压反革命和敌特分子的破坏活动。云南起义顺乎潮流，深得民心，全市人民渴求解放，鼓舞了广大军警人员，积极行动起来投入保卫昆明的斗争，使昆明的社会治安秩序空前良好。

在昆明保卫战中，地处前沿阵地的警察局六、七、八分局，停止休假，严守岗位，加强站岗巡逻，并抽出部分警察武装，配合起义部队阻击进犯敌人，如总局“新联”成员李明昌，被派赴七分局组织了一批警察，在阵地上坚持了五天五夜，没有一人动摇；“警盟”成员王佐权等扼守玉皇阁电厂；市警局感化院，星夜赶制了大批石料，运送昆明修筑城防工事；市警局卫生科，组织救护队、担架队，救护伤员等，都为保卫战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此期间，也发生过几次重大案件，市委保卫部决定由田秉熙领导成立侦破指挥小组，由黄秉新(“警盟”)负专责，限期全部破案。如四川逃昆特务唐去非，勾结昆明流氓分子吴耀辉等人组成团伙，抢劫瓦仓庄8号王宅，将抢得的财物装上王家吉普车拉走，并打死王家一人。侦破指挥小组立即在两三天内抓紧侦破该案，报请临时军政委员会批准，将主犯唐去非、吴耀浑、张良相等三人枪决。另有一伙匪徒到云津市场后街，抢劫一姓李的洋纱老板，五分局接到报案后立即出动武装围捕，匪徒开枪拒捕，当场被击毙，并将其同伙多人分别缉捕归案。这几起案件的及时侦破，镇慑了敌人，维护了社会治安。

在迎军工作中，“警联”还担任了迎军筹备会副指挥，负责维护治安。公安处及警察局干警配合义勇自卫队，分段包干，严密防范，在万人空巷，盛况空前的迎军行列中，未发生任何问题。

回忆这一阶段的斗争，在全国胜利形势发展的鼓舞下，由于地下党组织的正确领导，“警盟”组织有了大的发展。到昆明起义时，地下党昆明市委保卫部巳基本上掌握了这支警察武装，在肃反及维护社会治安中，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昆明社会治安空前良好，人民生活安定，从而保障了昆明市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顺利地实现了军事接管。

地下党的兵运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云南地下党组织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对敌斗争的需要，在云南省政府警卫营这支有900余名官兵的部队里，逐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敌人的武装最终为我党所控制，为促进卢汉起义，迎接昆明解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不顾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和平和休养生息的愿望，蓄意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妄图一举消灭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并排除异己，以实现其反动的独裁统治。1945年冬，蒋介石乘全部滇军入越受降之机，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逼龙云下台，并强令全部滇军开赴东北充当内战炮灰，削去卢汉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的兵权，另委以云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

1946年2月，当年指挥千军万马显赫一时的卢汉，出于“保己、拥蒋、反共”的打算，坐视滇军数万官兵远离桑梓，随身带领该方面军的特务团回到昆明，出任省政府主席。卢汉正是以这个团为基础，建立了云南省政府警卫营，作为他的贴身卫队，担负云南省军政首脑机关省政府、云南绥靖公署、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及其看守所、武器弹药库、富滇银行金库，以及卢汉西山、翠湖私宅的警卫任务。

也正是在这个警卫营里，在其甫建之初，云南地下党便开始了秘密工作。之前，中共地下秘密党员朱家壁曾担任过特务团团长，在这支部队中有较大的进步影响，火种早已播下。

1946年3月，警卫营班长刘运宗(刘涛)，自越南回昆明后与其过去的同窗好友昆华工校学生李云(中共地下党员)相遇。刘运宗过去在特务团朱家璧亲自主办的军士补习班里曾受过进步影响，怀有爱国进步思想，在与李云的接触中，通过阅读进步书刊，逐步接受了党的民主革命主张，并接受了工作任务。经过严格考察，于1947年8月由李云介绍刘运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9月，刘运宗介绍营里另一班长李富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云南民主青年同盟”(“民青”)。10月，李剑秋联系刘的组织关系并领导开展党在警卫营里的兵运工作。

当时，党组织依然遵循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即“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要求刘运宗在不损害革命利益的前提下，取得其上级的信任，站稳脚跟，学会在敌人军纪控制森严、严禁秘密结社的军队里传播革命道理，发展建立革命组织的本领。

当时，警卫营第一任营长穆锦春与副营长龙云沛之间素有矛盾，穆以营长职位独揽人事、财务大权，不把龙云沛放在眼里。龙云沛因不能插手营里的事务而对穆不满，并仗着他与卢汉的姻亲关系而不卖穆的账。穆、龙互相倾轧。穆思想反动，布置亲信监视进步分子的活动，刘运宗在营内的活动一度曾引起穆的怀疑，这对党的秘密工作威胁很大。

依据党的对敌斗争策略“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势力”，刘运宗决定充分利用龙、穆之间的矛盾，争取龙云沛，打击穆锦春，只有这样才能在警卫营中站稳脚跟。

1947年10月，龙云沛举办婚事，四连部分官兵前去帮忙，留下事务长刘运宗在连里执勤。刘运宗集合星期天值班士兵安排补假，被穆锦春发现。穆借口追究刘未请示报告，将刘禁闭起来，并亲自搜查刘的书籍，企图加害于刘，进而追究龙云沛包庇重用刘运宗而达到将龙云沛挤走的目的。幸得刘运宗同室的排长郑运询的掩护，穆锦春搜查一无所获。龙云沛回营得知就事后，对穆大为不满，与穆大吵了一场，并迫穆释放了刘运宗，事后，刘运宗便向龙云沛检举揭发穆锦春私自动用原特务团的生产资金做棉纱股票生意中饱私囊，冒领，贪污粮饷，排斥打击昭通(龙系昭通人)势力等情况，加深了龙对穆的不满。龙云沛乘穆锦春贩运枪弹案发之机，向卢汉告发了穆的罪行，结果穆锦春被撤职查办，由龙取代穆当上了警卫营营长，并随后调走了穆的亲信。

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刘运宗通过这场斗争不仅保护了自己，站稳了脚跟，还进一步取得了龙云沛的信任，于1948年4月被提升为三连排长，在同年8月成立营直属特务排时又调为特务排排长，担任卢汉办公厅及翠湖住宅的警卫任务，成了名副其实的卢汉贴身卫队长。党在警卫营的斗争，首战告捷。

1948年4月，刘运宗介绍二连事务长张义、三连班长杨汉清参加“民青”。7月，刘运宗的组织关系转归中共昆明市工委负责人高志远领导的敌情工作组，由吉星明负责联系。市工委敌情工作组专门领导在“敌人心脏里烧锅煮饭”的工作。对警卫营的工作，高志远专门指示：“不要再等，要争取教育，发展组织，巩固地盘，伺机进攻，搜集情报，为我所用”。发展组织时，按照“发展下层，团结中层，争取上层”的原则进行。紧接着，在长期扎根串连的基础上，刘运宗便又介绍了下层士兵朱继洲、张忠贵、鲁以华、高家秀、李玉祥、侬玉柱，排长郑运询，军医殷俊才等参加了“民青”。

1948年9月，昆明市工委正式成立以高志远为领导的敌情工作小组(简称敌工小组)，成员有吉星明，田培宽。敌工小组认真分析总结了此前在警卫营的工作，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经验证明：在敌人控制森严的部队里开展兵运工作，应当绝对审慎秘密，方式方法不同于学运工作。根据党的“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打击顽图势力”的方针，党在警卫营的工作重点和基础是团结广大下层士兵。刘运宗根据组织要求，继续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与士兵打成一片，关心他们的疾苦，为他们排忧解难，仗义执言，向长官争职合法权益，与他们交知心朋友，谈心诉苦，并因势利导，启发其阶级觉悟，引导他们认识解放哉争胜利形势和日益高涨的昆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并在此基础上组织秘密读书会，传阅进步书刊，待时机成熟时即吸收积极分子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青”；还领导“民青”组织成员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古田会议决议》等党的文件，并定期传阅秘密刊物《新华电讯》。

组织同乡会，联络感情。这种形式易为一般在外吃粮当兵的士兵及下层官所接受。在同乡会中，广泛地把士兵团结在我们周围，从中发现并掊养积极分子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刘运宗利用招募新兵的机会，在新兵中组织了宜良、嵩明、晋宁、江川、华宁昭通等六个同乡会。

为了把士兵团结在我们周围，刘运宗还利且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以及自己身为事务长的合法身份，以稳定部队为由，说服龙云沛改善士兵生活，活跃士兵文化生活，成立伙食委员会，由士兵轮流担任采购，民主管理士兵伙食，用节余粮款及空缺粮饷购买肥皂发给士兵。同时利用伙食委员会这一公开合法组织秘密进行革命活动。1948年刘任排长后，带领全排士兵到西山卢汉住宅值勤时，还请渔民到警戒区内捕鱼分成，改善士兵生活，购买文具用品发给士兵学习文化。还组织“小先生”互教互，每周开一次学习评论会，启发士兵的民主意识。

1949年11月，敌工小组决定接收李富入党，介绍人为刘运宗，由田培宽负责为其办理入党手续，其组织关系由田培宽单线联系。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云南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力争按绥远方式实现云南局部和平解放。

4月，敌工小组增加成员，调整分工。4月初警卫营的工作转由田培宽负责。自此，敌工小组又称敌工支部。

为贯彻党中央指示精神，敌工小组研究了新形势下警卫首要的工作。认为：党在白区城市工作的主要特点是：党没有武装而敌人却掌握强大的武装。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争取云南的和平解放，敌情工作的首要任务应当是争取变敌人的武装为党所控制，在时机成熟时，按照党的号令行动。这应当成为我们在警卫营进行兵运工作的指导思想。

过去，我们认为哪怕是争取到一个班长，扛一挺机枪到游击队去也是好的，能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警卫营的秘密组织成员，一般都有这种思想，就连党员刘运宗，李富也都要求到游击队去“甩开膀子干一场”。党中央的指示，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不应当只追求争取部分的携械起义，这样反而会过早地暴露我们的力量，导致失掉地盘。相反地，我们应当稳定卢汉这支部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遇与条件，大力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巩固并扩大地盘，为达到变敌人的武装为党控制的武装而工作。

当时可以为我们所利用的机遇与条件，比比皆是，云南地方统治势力与蒋介石中央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蒋介石排斥异己，打击非嫡系力量的独裁措施，不仅引起地方势力的上层，而且也引起中下层的普遍不满。1946年滇军在海城的起义，以及其后滇军在东北的投诚，起义，还有云南游击战争的开展，无不对地方势力产生强烈的影响。云南卢汉的军事教导团就曾出现“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的标语。在地方保安团队的官兵中间，客观上存在着一股日益高涨的反蒋潜流。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方针得当，无疑可以把这股潜流汇集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中去。

东北我军在起义或被俘的滇军中下级军官中，施以反蒋爱国的教育之后，部分资遣回云南，利用其与卢汉的旧属关系，予卢汉以影响，争取卢汉走起义的道路。时值卢汉为求保住其生存地盘与蒋介石抗衡，竭力不断扩充地方保安团队的力量，大量起用回滇军官，如委任张秉昌为保安团团长，委任李焕文为警卫营营长等等。同时卢汉还采用东北回滇军官建议，仿照我军办法，在保安团队建立政工制度，以巩固保安团队。

除分析地方势力与蒋中央的矛盾之外，我们还分析了地方保安团队内部存在的矛盾。认为，不论在哪个层次的工作中，都要贯彻我党的“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一贯方针。蒋军内部的最根本的矛盾，是官兵之间的矛盾。广大士兵多出身贫苦农民，深受压迫、剥削，在军队里又受长官军阀统治的压迫、剥削，团结下层土兵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不如此，我们便失去依托的力量。此外在官长与官长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复杂的矛盾，诸如行伍出身与军校出身的互相看不起，卢汉的亲信与非亲信之间的矛盾也时时发生，竞连正职与副职之问也存在磨擦等等。

凡此种种，无疑都是我们在“化敌为我”的工作中可以充分利用的机遇与条件。

1949年3月，警卫营在原特务排(又称手枪队)的基础上扩建为特务队(连的编制)，有官兵90余人，专门负责卢汉的贴身警卫任务，队长龙云青是卢汉的外甥。特务队脱离警卫营，划归保安司令部建制。敌工支部乘龙需要干部之机，通过警卫营长李焕文将党员李富调该队任事务长，从而在该队建立了据点。尔后又乘龙云青需要政工人员之机，敌工支部通过李富向龙介绍，派党员刘彪进入该队担任政工人员，其组织关系由李富联系，协助李在该队开展工作。

同月，卢汉委任自东北回滇的李焕文为警卫营营长，李焕文早在40年代初曾跟随朱家璧工作。1949年11月，东北我军敌工部林坚布置李焕文携带被俘滇军将领卢浚泉(系卢汉的叔父)给卢汉的介绍信回滇，要卢汉安排李的工作，卢浚泉要卢汉搞“双保险”，一面向蒋介石要权、要钱，要枪以扩充实力，一面找共产党挂勾，寻求退路，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r李回滇后意欲参加游击队，后经早年认识的我党党员王子近劝说：“游击队有你一个不多，无你一个不少。担任警卫营长要职，我们求之不得。”李接受劝告，于3月正式到营就职。由我“边纵”驻昆联络员朱华(党员)与李联系，并发展其加入“新联”。9月，经市委副书记赖卫民同意，由田培宽介绍李焕文入党。

同年3月，吉星明介绍自东北回昆明的滇军军官何思恭参加“民青”，其组织关系由田培宽单线联系。同月，李焕文邀约其九十三军老同事何思恭进入警卫营担任政工室主任。

4月，警卫营划归保安十一团为第一营，原任务不变。李焕文升任十一团副团长兼一营(即警卫营)营长后，经组织指示，成立军士集训队，训练军士，并由组织派进“民青”及“新联”成员吕铿(7月在警卫营入党)、方旭(后入党)、沈光祖(后入党)、杨建勋、肖庆和、田蔚、曹远达、杨家福、刘实录、陈磊、瞿天真、吴东弼、侯萍、黄星、杨彭泽、张崇典等近20入进入军士队及警卫营任政工人员。

1949年5月底，高志远调离昆明至思普区工作，次月，由昆明市委副书记赖卫民接替领导敌工工作。自此，敌工小组又称对敌工作领导小组。

在此之前，党组织共有两条互不沟通的线在领导警卫营的工作，一条是敌工小组领导的刘运宗一条线，另一条是“边纵”驻昆联络员朱华领导的李焕文及吕铿等一条线。党组织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将朱华领导的一条线全部并归对敌工作领导小组，朱华联系的李焕文及派入营内的政工人员吕铿等的组织关系全部转由田培宽联系，从而实现了统一领导。

紧接着，在警卫营内成立党的支部，刘运宗为书记，接受对敌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由田培宽联系。李富也参加警卫营党支部，接受刘运宗的领导。刘运宗、吕铿、沈光祖三人又组成三人小组，每周集会一次，田培宽到会参加研究营内的工作。三人小组分工负责领导排以下盟员。刘运宗领导二、三连(刘此时已升任连指导员)，吕铿(任连指导员)领导机枪，迫击炮连，沈光祖(任连指导员)领导一、四连。以排为单位成立盟小组，以连为单位成立盟核心小组(三人小组成员分别参加)。于是，在组织上做到了营有支部，连有核心小组，排有盟小组，班无空白，从上到下地控制了这支部队。在宣传工作上，先由党支部及三人小组作出决定，再通过何思恭(“民青”)以政工室主任公开身份贯彻，特务队也参加。

李焕文就任警卫营营长及保安十一团副团长后，为警卫营的工作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掩护条件，党在警卫营下层官兵中的外围组织发展工作，此后有了很大的发展。1949年6月，对敌工作领导小组在警卫营内正式启用“新民主主义军人同盟”(“军盟”)的组织，稍后又适应士兵文化低，写自传有困难的情况，启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工作队”(“武工队”)的组织，开展组织发展工作。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横扫江南残敌，势如破竹，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已成定局。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众叛亲离。以卢汉为代表的去南地方实力派已由“保已、拥蒋、反共”逐步转向“保已、拒蒋、容共”。卢汉通过龙泽汇与“边纵”领导取得联系，为边纵提供了部分武器弹药。这些武器弹药就是由李焕文派革命力量较强的一、三、四连先后押送转交“边纵”的。这在警卫营及保安团的一些军官中，已是公开的秘密。

7、8月间，昆明上空弥漫着各阶层人民盼望早日解放的气氛。《山那边呀好地方》、《金凤子开红花》等等革命歌谣响彻大街小巷，毛泽东主席著作的油印小册子也已在街上公开或半公开发售。昆明局势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警卫营的官兵。

李焕文根据党的指示，在西站举办军土集训队，并由党组织派入的政工人员在集训队建立由吕铿负贵的歌剧队，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及组织发展工作。

党组织教育警卫营的党盟员，在形势顺利发展的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政治警惕。8月，由于对军士集训队的宣传失去控制，个别歌剧队员上政治课时公开引用马克思的言论，被一个顽固分子抓住不放，扬言要上告，后经李焕文出面调停才告平息。军士队结业时，又邀请驻地附近大中学校学生举行文娱联欢晚会。在这之后，特务队在五华山上也仿效邀约一些学生举办了一次文娱联欢营火晚会，大演大唱革命内容鲜明的歌舞节目。这些发生在卢汉鼻子底下的事，是得到了卢汉默许的。虽然如此，警卫营的党盟员，在欢声笑语盼解放的气氛中并未丧失革命警惕性，组织上仍然严守地下工作纪律。

后来，形势出现暂时的逆转，卢汉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发动了“九·九整肃”事件，全部歌剧队员(吕铿除外)迅速安全撤离了警卫营，大部分疏散下乡参加武装斗争。早在“九·九整肃”事件前，党组织就已自警卫营撤退了党员刘彪及方旭，让他们下乡参加武装斗争，因此，党盟组织成员无一暴露身份。

1949年7月底，特务队一名昭通新兵因不满特务队发放安家费不公平而开了小差，被副队长余永德及二分队长陆光灿抓回。余永德集合全队训话，扬言：“外边学生讲共产，闹革命，我们队里有没有？要闹就没有好下场，要开小差就象今天这个样子。”随即将新兵按倒，连打几百扁担。这个新兵伤重又未得到治疗，死后被强行掩埋，激起全队士兵的强烈愤怒。盟队员有的便提出：“以命抵命，干掉余、陆，到‘边纵’去。”

对此事件，倘若我们采取任何过激的反应，都会导致过早暴露我们的力量而最终使我们丧失警卫营及特务队这块重要地盘。因此，我们必须从全局的利益出发，因势利导，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田培宽与李富一起分析了形势，分析了龙云青与余、陆之间早巳存在的矛盾，决定抓住这一血的事件，广泛教育和团结士兵，在盟员中进行一次阶级教育，采用恰当的方式孤立打击余、陆。李富据此在全队中进行了艰苦深入的工作，并向龙云青投递匿名信，揭露余、陆暴行，要求惩办凶手，全部发放规定的安家费，以平民愤，稳定军心。龙云青回队得知打死新兵事件，又收到了匿名信，十分不安，随即追问并申斥了余、陆的行径。余、陆的威风受到了打击。龙云青也不得不全部发放了安家费。特务队党盟员及广大士兵从这一事件中看到了自己团结斗争的力量，受到了锻炼。

随后，李焕文在全营宣布：以后官长不得打骂士兵，不得吃空额，克扣士兵粮饷，实行经济公开，深得士兵拥护。1949年9月，我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追歼南逃之敌，西南的解放指日可待。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失败，仍作垂死挣扎，梦想凭借云南省横断山脉负隅顽抗。云南地下党组织及“边纵”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城市的民主运动日益高涨，这对蒋介石妄图在西南建立最后的反共基地是一个最大的障碍。为了防止后院起火，腹背受敌，蒋于8月25日由台湾赶到重庆，电召云南省主席卢汉赴渝面授机宜。

卢汉赴渝之前，布置省政府警卫营在五华山构筑工事；命特务队派出便衣到北教场附近侦察二十六军的动态及监视宪兵的活动；规定官兵一律不得外出，加强戒备，与各保安团保持联系，准备对付中央军对五华山的突然进攻。

9月8日，卢汉由重庆返回昆明。军统特务头子、保密局西南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也随即到达昆明，与保密局西南区副区长、滇站站长沈醉等组成“整肃”指挥部。9月10日，卢汉根据国民党中央的“整肃”令下令解散省市参议会，封闭除《中央日报》、《平民日报》以外的所有报刊，并开始逮捕进步人士。9月12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来昆坐镇，继续进行疯狂逮捕，企图通过逮捕审讯破坏云南地下党组织，然后，借卢汉之手杀害革命人士并进而迫使卢汉反共到底。

9月10日，李焕文得知卢汉下令进行“整肃”，立即通知吕铿、刘运宗、沈光祖、李长颐等党盟员，在组织内作好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突然事件，并听候行动命令。

一时之间，昆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几天之内，被捕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革命群众就达480多人。

面对这突然变化的风云，省市委对卢汉赴渝回昆后的态度作了种种估计：一是与我翻脸，彻底倒向蒋介石；二是投靠人民举行起义；三是继续两面讨好应付，保存实力与我讨价还价。当时蒋介石重兵镇守云南，解放军离滇尚远，卢汉两面讨好，左右周旋的可能牲较大。但要从最坏的方面作准备，防止卢汉翻脸不认人。为此，对敌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市委指示，及时向警卫营及特务队作了紧急防范部署：

1 要求党盟支部及全体党盟队员，必须坚守岗位，听从组织号令，沉着应战。

2 一切活动立即转入隐蔽，不到接头时间，不许接头。

3 停办军士集训队，立即撤退全体歌剧队员。

4 在党盟员中进行气节教育。

在工作部署上，谨防卢汉与我翻脸，必要时使用警卫营力量，乘敌在五华山召开军政首脑会议之机，实行“兵谏”，逼迫卢汉宣布起义。若卢汉西迁大理，则在行军途中相机扣留，迫其起义。

对敌工作小组亦根据上级指示调整自身组织，撤退可能暴露的吉星明，其工作由田培宽接替。田培宽所管警卫营的工作全部交王裕昆负责。

10月，局势未进一步恶化而呈现稳定的局面，为争取卢汉继续靠拢人民走起义道路，我党由防卫又转入了进攻。

对敌工作领导小组向敌军政警宪上层投递《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国民党军政警特人员接到信后，大为恐慌，纷纷托人联系找退路。

对敌工作领导小组在特务队建立“军盟”分支部，李富担任书记。

11月中旬，卢汉最后一批释放了“九·九整肃”中的被捕人员，局势已经明朗。在此前后，对敌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做好迎接昆明解放的准备工作：

1 警卫营、特务队应做好卢汉的保卫工作，加强驻地及周围的警卫，防止特务下毒手。

2 上下一齐动手，掌握好部队，做好作战准备。

3 汇集部队人员、武器弹药装备，军官简历及思想状况，政治倾向等材料，交组织备用。

4 各连排布置专人监视政治思想反动的军官，防止其捣乱破坏。

5 发动广大士兵保护好物资及文书档案。

截至1949年12月9日，警卫营内共有党员6人，“民青”、“新联”、“军盟”成员157人，“武工队员”145人，全部党盟成员304人，占全营官兵的1／3；其中，正副营长3人中有党盟员2人，正副连长12人中有党盟员9人，正副指导员13人中有党盟员12人，排长18人中有盟员13人，正副班长108人中有盟队员83人，事务长6人中有盟员4人，排服务员18人中有盟员15人，连部上士18人中有盟员10人，士兵732人中有盟队员114人，政工室、军需室、军械室、副官室、书记室、医务室等六个部门中有三个部门的负责人是盟员。特务队官兵共90人，其中有党盟员39人，占全队官兵的43%强，事务长以上人员共8人，其中事务长、副指导员和两个分队长是党，盟员，班长、军需、军械上士共11人，其中盟员8人。警卫营和特务队的党盟队员，已经按照党的号令，团结全体官兵，作好充分准备，迎接昆明起义。

游击战争烽火迭起

在内战危机严重存在的形势下，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央和南方局指示精神，除了继续抓好城市斗争外，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准备农村游击战争上。1948年2月，朱家璧等人接到省工委关于要他们回来搞武装斗争的通知，率领基于队七十余人，进入以弥勒西山和路南圭山为中心的弥泸地区，点燃了云南反蒋武装斗争的烈火，开辟了云南游击战争的第一个根据地。为迎战敌人的进攻，该地区组成了游击队。5月，这支人民革命武装命名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云南人民的解放军在战火中正式宣告诞生了，云南人民的解放斗争进入了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新时期。

一纵活跃在南盘江两岸，多次打退蒋军进攻，瓦解地方武装，使滇东南人民武装斗争日趋高涨，并扩展了滇东北游击根据地。与此同时，在滇南地区，省工委于1948年初派刘宝煊和方仲伯等到元江，组织武装斗争，建立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二纵队。二纵在滇南攻克了许多县城，歼灭了一批地主武装，队伍迅速扩大，并逼近滇中，省城为之震动。其它在滇西北，滇中地区的游击战争，也相继开展了。1949年7月，华南分局决定将滇桂黔边区所属游击队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的战斗力也增强了。

1949年8月，当人民解放大军向岭南进军的时候，云南境内的游击武装已发展到三万多人，各根据地内的自卫队，护乡团、民兵总数已超过十万人，游击战争遍布全省九十多个县，就是地处省城周围、滇池岸边的昆阳、晋宁、安宁等地，甚至昆明市郊十来公里的地方都有游击队的活动。各根据地在逐渐扩大和巩固，中共地方党委和地县人民政权，在许多地区巳先后建立起来了。以弥泸地区为例，弥泸地委及其领导下的陆良、泸西、弥勒、路南、邱北、师宗、宜良、马龙等县的县委都巳建立；泸西、师宗、陆良、弥勒、路南、邱北等县建立了人民政府，弥泸地区专员公署也已建立。地委、县委和专员公署、县人民政府建立后，围绕武装斗争这个中心，一方面积极动员青年参军参战，扩大人民武装；与此同时，又深入发动群众，努力增加生产，支援前线。另一方面，发动人民开展反地霸斗争，实行减租减息，减轻群众负担，巩固新生政权，保护工商业，恢复和繁荣城乡市场。通过武装斗争，扩大根据地；通过党委和政府的这些措施，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样，到1949年秋末冬初，在云南已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敌人已到了坐卧不安的地步，乃至有近七十人被国民党省政府委派做县长都不敢赴任，说明蒋家王朝对云南的统治已风雨飘摇，离垮台已为时不远了。

农村武装斗争的开展和扩大，得到了城市人民民主运动的大力支援。在党的号召组织下，大批的师生和工厂职工，纷纷走出课堂，离开车间，“到山那边去”，血战沙场。从昆明到游击区投身革命的师生，先后达二万多人；昆明各工厂的工人下乡参加游击队的也有数百人，兵工厂一百二十多名工人组成一个大队，开赴滇中游击区参加战斗。各行各业职工以不同方式支援武装斗争，电讯工人替游击队搞电台、修电台；化工厂的职工秘密地为游击队生产炸药；马车、汽车、火车、轮船职工秘密帮助运送地下工作人员、游击队员或武器弹药等物资。这些事都是在敌特严密监视下搞的，而却很少被敌特们发现。这说明人心所向，得人心者得天下。敌人尽管仍在疯狂挣扎，但已处于全民包围之中，前方有游击战士同它真枪实弹的拼杀，后方亦有百姓从它背后捅刀子，它极其孤立，愿替它卖命的人已极少极少，若再不改弦更张，弃暗投明的话，那等待它的就是只有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