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势利导开展敌情工作

1947年底，云南人民武装斗争的烽火已经点燃，为了及时掌握敌情，保卫党的组织免遭破坏，配合农村武装斗争及城市民主运动的开展，1948年3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决定在昆明抽调干部开展以情报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敌情工作，由市工委委员高志远领导并直接向郑伯克汇报工作。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总结经验，明确对敌工作的方针政策，规定应遵守的组织纪律，在敌军、警、宪、特中先后建立了一些据点，发展组织。

1948年6月，昆明学生奋起响应京沪学生开展反对美帝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的运动，7月，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革命师生近千人被捕。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从事敌情工作的同志及时摸清了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的预谋和监狱里刑讯逼供革命师生的重要情报，对保卫党的组织，保护革命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郑伯克从实际工作中感到必须加强敌情工作的领导，遂于1948年9月建立了敌情工作小组(又称敌工小组)。

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已成定局。为了加快敌情工作的步伐，于1949年3月又增派了干部参加敌情工作小组(此时敌情工作小组又称敌工支部)，仍由高志远领导。国民党反动派的和谈阴谋破产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于4月21日渡过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全国解放在即。党组织不失时机地抓住有利形势，改变过去“长期埋伏”的方针和单线联系的方式，实行多头并进、全面渗透、放开手脚、积极主动进攻。为保护昆明，迎接解放，加快敌情工作步伐。

1949年5月，高志远调思普区工作，由市委委员(1948年昆明市工委改为市委)赖卫民接替领导敌情工作，此后敌情工作小组又称对敌工作领导小组。1949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发动“九·九整肃”运动，镇压革命力量。这时，对敌工作在保卫党组织和革命群众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1949年12月9日昆明起义后，为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市委决定对敌工作领导小组一分为二：成立昆明市委临时军队工作委员会，其任务是：依靠党盟力量，巩固起义部队，发动组织起义官兵，保卫起义果实，迎接军事接管整编，成立昆明市委保卫部，其任务是：肃清特务，镇压反革命，粉碎敌人里应外合阴谋，保障昆明社会治安。经过昆明保卫战、镇反肃特、维持社会治安和迎军等紧张工作，1950年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3月4日成立昆明市军事接管委员会。至此，解放战争时期昆明党组织领导的对敌工作宣告结束。在此期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敌军警宪特中发展了党的外围组织盟员近千人。

开始，郑伯克提出对敌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打入敌人心脏，动摇、瓦解敌人”。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打进去、拉出来，钻到敌人的心脏里烧锅煮饭”。经过一段工作实践证明，“打进去”极为不易，即便进去了也只能担任敌营一般下层人员，很难掌握和获取敌人的重要情报。因为，敌人的军警特系统的基本骨干，都是经过专门学校和培训班毕业的。相反，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呈现分崩离析，促使敌营里大多数人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与出路，客观上出现了从敌人内部分化瓦解出二部分力量来为我所用的可能。1948年5月，刑警大队大队附潘少卿虽是军统的骨干，但他不得势，受排挤，又与敌工小组李荣光是表兄弟亲戚关系，我们通过教育争取他为革命工作，与敌工小组建立了政治上的联系。1948年7月，军统息烽五期训练毕业的李培霖，因跟踪共产党员不力，被军统滇站假烟毒案牵涉，关进法院，后被军统滇站开除，也被争取过来。敌情小组于1949年1、2月，先后两次向国民党在昆明的特务分子秘密投递警告信，指名道姓地要他们放下屠刀，靠拢人民，并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对敌政策，指明出路，从而加剧了敌人内部的分化。如中关合作所训练班毕业的军统特务郭荫南，在昆明刑警队任职，他在收到警告信后，看清了反动派即将灭亡的命运，便请长假离开了刑警队，到嵩明投奔游击队。敌情小组掌握情况后，要他回昆明参加敌情工作，经过实践考核，发展他参加了秘密进步组织“云南救国正义同盟会”。敌工小组通过各种关系，争取了一批类似上述情况的人员，再通过他们互相串连，在警察总局、刑警大队，甚至在保密局滇站的公开机关保防处里，都建立了一些关系。敌情工作小组用“拉出来”的办法，在警备总部军法处、省府警卫营、宪兵十三团、保安团、第六编练司令部等敌营里建立了关系，发展了秘密革命组织。事实证明，根据客观形势发展所引起的敌营的变化倩况，敌工小组灵活执行对敌工作方针，把“打进去，拉出来”及时改变为以拉出来为主，打进去为辅的做法是完全正确而行之有效的。

民主运动与武装斗争

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把昆明的“一二一”学生运动，“李、闻惨案”、“反饥饿、反内战”、“七一五”反美抗日等斗争中培养锻炼的大批骨干逐步疏散到农村和民族地区，加强农村根据地的建设。农村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爱国民主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1948年11月，中共昆明市委成立，省工委、市委根据解放大军向南进军的形势，加强了城市民主运动的领导，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和外围组织，进一步扩大反蒋统一战线。这些工作对扩大和巩固农村根据地起到了积极的配合及支援作用。

1948年初，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经过长期准备后，中共云南省工委在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烽火，人民游击战争在云南全省迅猛发展。昆明地区先后在路南、嵩明、寻甸、禄劝、宜良、安宁、富民、晋宁、呈贡等县发展了党的组织，组建人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了农村游击根据地和新的人民民主政权。

石林县的武装斗争1948年2月，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以石林圭山、弥勒西山等少数民族地区为重点，点燃武装斗争的烽火，逐步推向全省。在省工委和弥泸地委的领导下，石林县的武装斗争从发动群众“反三征”、组织秘密武装开始，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逐步发展成一支主力部队、游击队、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使石林成为滇桂黔边区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3年的游击战争中，石林2000多名优秀儿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所属二支队、三支队、十支队、一支队和六支队，足迹遍及云南大部地区和广西、贵州，有127位烈士为解放战争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经过武装斗争的考验，石林县的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先后建立了县委、区委、乡党支部和游击队中的各级党组织，建立了县、区、乡、村4级人民政权。组织了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石林县的武装斗争，是弥泸地区武装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并肩战斗，相互支援，石林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成为昆明市的革命老区县之一。

1948年冬，中共昆明市委对敌工作小组计划在嵩明县组织一支小规模的精干武装，在昆明外围的交通干线两侧山区，开展游击战，伺机袭军车、截军火、惩敌特，支援我根据地和城市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初，敌工小组派李荣光(民青成员)回到嵩明协助胡和光拉起一支10多人的武装。3月，队伍发展到百余人。部队番号“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嵩明游击大队”。4月中旬，队伍发展到200多人，大队即扩编为支队，下设3个大队，胡和光任支队长，群众称之为“胡支队”。5月，胡支队发展到700多人。胡支队的建立，受到了嵩明地下党的重视和省工委的关注。6月，省工委决定对胡支队整编，部队建立党支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三支队嵩寻游击大队番号。游击大队在中共嵩(明)寻(甸)特支的领导下，活动于嵩寻两县及嵩昆边境地区。10月，游击大队奉命编入边纵六支队，又转战于滇东北的沾益、宣威、会泽和贵州省的威宁等地。该大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工作队，在宣传发动群众，支援游击根据地建设，打击地方反动势力，配合主力阻击国民党溃军和迎接解放大军解放云南的斗争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宜良县城北部的马街(原称邑和乡)，地处宜良、嵩明、马龙、石林等县边界，是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区。为配合当时滇东南、滇东北的武装斗争，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开辟宜良马街的工作，在此地建立革命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1948年3月，省工委委员侯方岳通过嵩明四营叶河煤矿经理何辅臣的统战关系，派地下党员李长猛(云大学生)到宜良马街小学任校长，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发展组织。随后，又增派党员、“民青”成员到马街，由李长猛领导在马街一带开展工作。

1949年5月，在省工委、昆明市委的领导下，在工运、农运的基础上，一支由煤矿工人、贫苦农民和知识青年组成的84人的革命武装，在宜良县马街乡龚家营村正式宣告成立，番号为“滇桂黔边纵队嵩宜路武装工作队”。省工委委托昆明市委负责人赖卫民亲自到部队作指示和布署，送给部队《十大军事原则》、《古田会议文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使部队学习掌握了初步的军事知识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懂得武装工作队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明确了在4面均为白色政权、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掌握政治与军事结合，打有把握之仗，不打消耗战，积极组织群众和建立革命根据地。

1949年8月底，嵩宜路武工队改为武工一大队，宜路陆游击大队改为宜良县武工二大队，由宜良县工委领导。1949年9月，部队经过几次战斗，不断发展壮大。至12月，解放了明良煤矿和喷水洞发电厂后，武工一大队武器增多，青年职工踊跃报名参军，部队发展到700余人。

嵩宜路武工队先后经过夜袭嘉玲镇、智取白龙乡、老爷山剿匪、锄奸除害、追击国民党军残部等几十场战斗，毙、伤、俘敌几百人，缴获轻机枪10余挺，步枪、卡宾枪、手枪700余支，子弹数万发及大批军用物资。确保了地下交通线的畅通，保护附近电厂和煤矿的安全、完成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任务。

富民县是昆明通往罗次、武定、元谋、禄劝以及四川省会理等地的必经之路。1949年3月，云南保安司令部决定成立富(民)罗(次)联防大队，为云南省保安团准备后备兵力，镇压昆明附近的人民革命斗争。中旬，保安司令部任命段峻德为富罗联防大队大队长，到富民组建部队。段峻德曾在滇军十八师任过连长，1948年11月加入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青”。段接到任命后，立即向上级联系人朱华作了汇报。经组织研究认为：要利用这个机会打人敌人内部，以合法身分把这支队伍组建成“白皮红心”的人民军队。

6月，滇北地委派中共党员万荣仁到富罗联防大队做党出领导工作。根据段峻德的表现和要求，经万荣仁、黄宗毅介绍，组织批准段峻德入党，8月中旬，中共滇北地委批准建立中共富民县特别支部，任命万荣仁为特支书记，党组织又先后派了一些党员和民青成员到联防大队开展工作。9月中旬，省保安司令部在昆明召开保安联防会议，决定将各联肪大队整编人保安团，堵击边纵西进部队，进攻游击根据地。昆明市委获此情报后，立即指示富民特支要在参加联防会议的县长回富民之前，把队伍拉出去靠拢滇北游击根据地，尽量多带武器弹药和军需品。9月27日联防大队借“剿匪”之名，出发前往罗次，按“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的命令，10月5日，全队130余人，于当夜2点多到达禄丰县秧草地会合“边纵”西进部队，受到朱家璧副司令员的接见。自此，富罗联防大队加入西进部队，后整编为“边纵”西进部队第六团二营，转战各地，为解放云南做出了贡献。

1949年，在禄劝、武定两县山区，诞生了一支以彝族为主体，汉、苗、傈僳等各族子弟共同组成的人民革命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三支队二十五团游击大队。当地彝族人民亲切地称为“阿斯塔厄梭”(即我们一家人)。5月，禄劝彝族青年三支队二十五团团长张天祥，奉命率领二十五团进入禄劝、武定一带开辟新区。在军事打击地霸、反动武装的同时，广泛开展政治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先后在禄劝、武定两县山区建立了29个乡的解放委员会。

当二十五团进驻禄劝河外三乡时，汤朗的彝族青年、土司后裔金洪照派人到部队联系，要求带着自己率领的人枪参加解放军。经团党委研究决定，团长张天祥和团政治处副主任赵绶先(彝族)，亲自到金洪照家乡，讲明部队同意接收金洪照的50多人枪参加解放军，听候整编。

6月初，二十五团对金的武装进行整编、教育和训练。又有30多名彝族青年自愿报名参军。7月初，三支队党委决定在寻甸款庄马街(现属富民县)全面整训部队，金洪照率队前往，在支队代司令员杨守笃、政委许南波等领导的亲切关怀下，队伍发展到150多人，部队素质有一定提高。三支队党委决定，将这支队伍编为二十五团游击大队，下设两个中队，任命金洪照为大队长，李希明为教导员、张崇德为副大队长(后为张国彬)，韦家骧为副教导员，一批党团员和“民青”成员被派到连队，分别担任分队长、服务员、政治战士。

9月初，滇北地委从地方工作团又抽调一批党员干部到部队加强政治工作，游击大队正式建立了以李希明为书记的特别支部。这时禄劝中学和西康会理的一些进步学生，在地下党的组织下，陆续参加到部队中来，大队扩建了第三中队和政工队，发展为一支300余人的队伍。由于认真做好争取、团结民族上层的工作，连彝族小头人张宗俊兄弟两人，也带10余人枪参加了游击大队。云龙乡彝族上层开明人士杨汉森，其女儿杨国秀是抗日时期昆明中法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三支队二十五团来到后，杨汉森主动捐款献粮支援游击队。杨汉森被群众选为乡解委会主席，云龙乡成为禄、武地区一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

游击大队奉命由二十五团建制划归滇北地委领导后，担负了建设和保卫根据地的任务。禄、武革命新区，在二十五团到达后的2个月，在解放29个乡的同时建立了乡解委会。二十五团调离滇北后。滇北地委工作团在游击大队的配合下，对群众进行了发动工作，对解委会进行了调整、充实和加强。同时，还建立农会、妇女会、民兵等组织，开展“反三征”、减租、减息等工作。10月上旬，云龙乡古宜村恶霸地主普光祖组织反动武装，企图杀害地方工作干部，夺取武器，发动叛乱，当即被游击大队击溃。游击大队官兵把根据地当作自己的家，群众把子弟兵当作亲人，群众看到游击队像当年的红军一样，亲切地说“红军回来了！”

二十五团游击大队，从成立到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独立第二团，近10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支队和地方党组织交给的掩护、配合地委工作团打击地霸武装、巩固新区的任务，使这支武装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1949年9月19日，安宁县义兴乡、八街镇在中共安宁县特别支部领导下及峨山游击大队的支援下，在八街地区举行武装暴动，成立“义(义兴)八(八街)人民自救军”，宣布八街解放，成立“义、八人民解放委员会”。义、八地区52村有48村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八街地区武装暴动的成功，义八人民自救军和义八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立，使国民党安宁县和云南省当局大为震惊，急忙从呈贡县调来保安十六团进占八街，妄图扑灭安宁的革命烈火。在此情况下，经省工委同意，安宁特支从安宁、罗次调集部分党员、盟员于10月8日到义兴乡大营村，与义八人民自救军会合，成立安(宁)禄(丰)罗(次)游击大队，共400余人。10月30日，边纵九支队四十一团机炮连和一营400余人，在支队司令员余卫民、副政委袁用之率领下到达义兴乡；中共滇中地委通知昆阳县、峨山县派出武工队和基干民兵100多人前来支援。

11月5日，敌保安十六团向我赖乌包山阵地进攻，被我击退，敌死伤百余人。我方有4个同志光荣牺牲，12个同志负伤。赖乌包山战斗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粉碎了围攻峨山解放区的阴谋，保卫了义八、昆阳内九区游击根据地。11月27日，安禄罗游击大队、九支队四十一团的一个排与易门县武工队击退易门县常备中队李希尧部，解放易门兰英区；29日，接应易门县一中队禹鹏率队起义。

12月21日，安禄罗游击大队奉命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滇北护乡团一营。1951年1月9日，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独立第二团一营。这支武装的成长，对建立和巩固游击根据地，为云南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党组织先后派党员李德和、李群杰等到昆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昆华师范、昆华工校疏散到晋宁；昆华女中、华侨中学疏散到呈贡；昆华女师、市立女中疏散到昆阳。党的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昆师党支部等在各县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47年1月，云南党组织先后派党员杨策、周涛等到呈贡、昆阳、晋宁工作，在3县的中学师生中和农村积极发展党员、“民青”成员。1949年5月后，3县先后建立了县工委、县委和区工委组织。8月，省工委将呈贡、昆阳、晋宁划归滇中地工委领导。根据省工委的指示，昆阳等3县暂不宜搞武装斗争。党组织的任务是积蓄力量，在各县发展党的组织和外围组织；做好统战工作；在农村组织农会、妇女会等，开展反对国民党的征兵、征粮、征税斗争；在有条件的乡、镇，组成“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在学校中开展学生运动；做好省工委交给的转送干部工作任务。

1949年3月，峨山县党组织派党员吴禹文到昆阳县内九区对景真美地主武装进行争取改造工作，景真美不接受整编，将大部分人员拉去投靠蒋世才部队。5月，峨山党组织派一个工作组第二次到内九区发展农会、妇女会、民兵等组织，建立村人民政权。7月，滇中游击支队副政委王庚率一大队到昆阳内九区木柞村，帮助成立昆阳内九区人民政府，任命吴禹文为区政府主席，决定在全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吴在木柞、木杵榔村发展农民普同明等6人为中共党员，建立第一个农村党小组。10月，建立内九区武工队，武工队员60多人，队长柏自芳。武工队配合民兵，在九支队四十一团石宝玉排的支援下，于11月在石曹河击溃景真美地主武装，使内九区与峨山根据地联成一片。

1949年10月下旬，中共滇中地委扩大会议提出：“要求广泛发动群众，在各县立即开展武装斗争，做好建立各级政权的准备”。昆阳县于11月23日在宝山乡干海孜成立昆阳游击队，队员105人。12月上旬，经过3次战斗，打垮了反动武装护路中队70余人。12月11日，根据滇中地委10月扩大会议决定，在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滇中护乡第六团”，团长傅学义，政委董学隆(兼)，副政委陈述，全团300余人。晋宁护乡团于12月19日在竹园村成立，后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中护乡第七团，计200余人，团长杨鸿璋、政委杨策；呈贡县于12月16日在刘家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滇中护乡第八团，400多人，团长杨贵，政委王茂(兼)。12月22日，“边纵二支队四团(即九支队四十一团)到达呈贡。次日，呈贡护乡团、晋宁护乡团一部配合边纵二支队四团，在高登村后面和左卫与中卫村之间阻击从昆明溃逃的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在追击中，先后俘溃散官兵数十人，收缴机枪一挺，步枪数十支。

晋宁护乡团成立后，国民党晋宁县长勾结江川县县长等人组织“反共自卫游击军”，抗拒接管和解放。由于晋宁县委对常备中队的策反及统战工作，1950年1月5日，常备中队分队长吴嘉富(民青)在六街三印村率队起义，带领官兵100余人，到晋宁县城参加护乡团。昆阳、晋宁、呈贡护乡团的成立及发展，对打击地方反动武装，阻击、追击国民党溃逃军队，以及为云南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昆明城市民主运动的持续发展，为农村武装斗争输送干部和领导力量，在政治上、物质上提供了支援。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武装斗争的节节胜利，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动摇了云南反动统治的基础，有力地支援了城市民主运动的开展。

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以后，省、市工委把经过城市爱国民主运动锻炼的一批批昆明学生、工人、职业青年派到农村参加武装斗争。1947年“人权保障”运动后，学校中已暴露的党、盟员和进步师生100多人被撤退到农村工作；1948年，在大规模的城市民主运动中，特别是“七一五”反美抗日运动以后，省、市工委抽调大批党员骨干、外围组织成员、大中学校师生、工人和各种专业人员，投入农村武装斗争。1949年“九九整肃”前后，仅到滇中地区工作的昆明学生、工人、店员、文艺工作者就有500多人。至此，党组织历年从昆明及各地城镇抽调到农村工作的人员近万人。大批知识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入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武装斗争中，许多知识青年饮弹沙场。由于城市与农村斗争紧密结合，扩大反蒋统一战线与集中打击反动势力结合，依靠各族人民群众与争取民族上层人士相结合，昆明和云南农村的人民游击战争，得以迅速发展。

1948年11月，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上海局的指示，在中共昆明市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昆明市委员会，书记陈盛年、委员赖卫民、高志远。此后，由省工委直接管理和领导的昆明市的企事业单位和职业界的党组织逐步移交昆明市委统一领导。在各大、中学的党组织已恢复正常活动的情况下，市委认真总结了城市斗争的经验教训，把发展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与发展各种合法的、公开的群众组织结合起来，推动了城市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和农村的武装斗争。

昆明市各级党、盟组织依靠群众，千方百计地为边纵提供军需物资。为保证省工委、市工委(市委)与游击区的联系，基层党组织先后建立了多个从昆明通往全省各地的地下交通联络站，护送干部、转运物资、传递文件情报。其中仅从设在宜良县段官村的交通联络站，就接送过领导干部和青年学生1000多人，购买并转送7万多斤大米到路南游击根据地。铁路职工在朱枫等组织下，利用川滇、滇越铁路，向游击根据地运送人员、武器和其他物资，在铁路沿线设有接送站，保证了交通线的畅通。

云南反蒋武装斗争的迅猛发展，游击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扩大，有力地促进与推动了城市民主运动。昆明“七一五”反美抗日运动后，有1000多名师生被捕。虽然政府当局迫于各方面的压力陆续释放了这些师生，但昆明学生中处于第一线的党、盟员已经暴露，只得撤往游击根据地；“九九整肃”前后，昆明市数千名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也陆续转到游击根据地。大批党、盟员和积极分子到农村，既增强了游击区的力量，也更好地保护了干部。游击根据地的发展壮大，鼓舞和吸引着广大革命青年，到“山那边去”成为当时许多革命青年的心愿。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的指示》，要求蒋管区党组织“依靠群众，大胆细心地发动群众，既勇敢又谨慎地领导斗争，在斗争中建立和组织武装力量与农村游击根据地。”中共云南省工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继续领导城市民主运动，不断派遣干部到农村加强和发动农民武装斗争，两者相互配合，紧密联系。当时作为沟通城市与农村的秘密地下交通线，成为武装斗争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省、市工委从1947年8月至1949年底，先后建立了通往滇东北、滇东南、滇中等游击区、根据地的数条隐蔽的地下交通线，巧妙地突破了敌人的关卡封锁，从昆明源源不断地向农村传递信息、转送干部、转运武器物资等，有力地支援了农村的武装斗争。

1947年2月，为便于对路南武装斗争的联系和指导，省工委利用国民党行辕兵站总监、云南田赋粮食管理处兴办私立宜良光德小学正在物色教师的机会，派共产党员陈敬思、赵以群到宜良县城光德小学，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在光德小学建立了联络站，负责昆明与路南等地的交通联络，逐步形成了一条交通线。1948年2月，省工委在路南圭山、弥勒西山发动了反蒋武装斗争，建立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开辟了圭山、西山游击根据地。为了加强对游击战争的领导，又先后在昆明、宜良建立了地下交通联络站。在宜良段官村李士娘家建立了交通站，由毕恒光、董刚和学生许立、刘辉康4人为交通员；在宜良七星村董刚家中建立了七星村地下交通站。由董刚负责，先后发展了董克宽等4人为交通员，为便于交通联络，又在靠近火车站的时家巷建立了交通站；在昆明小堆子巷，由李士娘购房建立了交通站，并与地下党员朱华负责的晓东街联络站取得联系；为了防备七星村交通站暴露，造成联络中断，省工委指示由董刚在宜良大山后建立地下交通站，交由李浩负责，发展了李沛、李炳寿等人为交通员。上述交通联络站组成了一条从昆明通往滇东、滇南游击区的重要地下交通线。1948年3月，省工委选定四营作为通向宜良、路南、陆良、泸西、弥勒、罗平等广大游击区的一个地下据点，派林坚(党员)、钱达明(“民青”)到四营火车站，经过考察，吸收了火车站站长李家麟加入“民青”，建立了四营火车站联络点。

1949年6月，昆明市委指示：昆明郊区处在敌人统治中心的城市周围，可秘密发动农民掌握武器，但不宜开展武装斗争。郊区特支的主要任务是：打通城市东北、西北和南面(水上)的地下交通线，保证昆明与边纵活动地区的联系。根据市委指示，郊区特支决定由书记陆介福负责西郊工作；组织委员施万惠负责西、北郊工作；宣传委员汪润分管东、南郊工作。1949年8月，上述3个方面交通线的建立，已初步形成了一个秘密交通联络网，在“九九整肃”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1947年8月到1949年底，从昆明通往各地的交通线主要有：由昆明市绥靖路(长春路)——宜良光德小学——路南、泸西游击区；由昆明晓东街、圆通街——宜良时家巷、段官村——七星村、大山后——路南、泸西等地；由昆明五华山布珠巷——四营火车站——宜良马街——罗盘区；由昆明市小西门外红庙村——梁家河——明朗村——转安、禄、罗游击队；由昆明市北郊大羊肠村——麦地村——松花坝——龙头村——转嵩、寻游击队；由昆明篆塘——从滇池到昆阳古城——转送安宁，易门；由昆阳县城——转送玉溪、峨山、新平游击区；由昆明东郊的小石坝——大板桥——浑水塘——嵩寻游击区。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各条交通线上的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运送武器、弹药。

送往路南、泸西游击区的长短枪1000余支、轻机枪4挺和大批的弹药；送往罗盘游击区的长短枪100余支。通过滇池水路交通线，运送电台、武器、弹药到昆阳、安宁转游击区。护送领导干部及卢汉的联络代表，护送侯方岳、祁山等领导人10余次，往返于昆明——宜良——路南——泸西等地；护送省工委和边纵领导人庄田、林李明、郑伯克等往返于昆明至游击区；护送云南省主席卢汉的全权代表龙泽汇到游击区与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副政委郑敦会谈。

转送干部、师生、工人、职员、先后送往路南、泸西等游击区的师生、工人、职员达1000余人；送往罗盘地区的师生达100余人；昆明市郊区水、陆交通线护送干部、师生达500余人到各游击区。传递省工委的文件和指示、重要情报。先后送往游击区的药品10余箱；运送大米、银元(半开)、一大批革命书籍和地图(三卷)；同时还转移了一批经地下市委搜集的敌特照片和重要资料的收藏。1950年3月军事接管前后，这批照片和重要资料在搜捕敌特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白色恐怖下，交通员始终严守党的机密，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同志。昆明市郊区特支水上交通线的活动，引起了警察局四分局的注意，警察局连续两次传讯特支水上堡垒户、水路负责人李应贤。警察对其拳打脚踢，但他始终没有暴露组织秘密。1949年10月，马荣柱等为执行一项任务到嵩明阿子营，与游击队联络员杨兆斗接上头，在阿子营宿营，不料被县常备队包围，杨光斗被敌人抓住吊打。为了保护同志的安全，杨始终坚强不屈，只字未供。宜良段官村李士娘被捕人狱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和家庭的得失，敌人采用电刑、压杠和皮鞭拷打审讯，但她丝毫没有向敌人吐露任何实情。为了保护组织，保护被捕同志，她把责任全部由自己和家人承担，并说服其女儿在监狱中编造口供，承担责任，使敌人放松了对其他被捕同志的审讯，免遭敌人的酷刑。党组织在李士娘家建立交通站后，儿子、姑娘、儿媳、孙女都参加了接待过往人员的工作。李土娘从烧水、做饭、护理伤病员、洗衣服到筹备生活费用、传递情报都做了精心安排。“九九整肃”前后，从昆阳转送的410多名干部、师生，都是由昆阳街四铺47号傅学义家、安企村杨湛家、古城李祖德家全力做好接待。有的党组织还通过“农民翻身会”把群众动员起来，掩护过往人员的安全。党组织还认真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们对地下交通线的建立和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昆阳县委在古城这个转送点，首先通过社会关系做好几家士绅的统战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因此，从古城转送的160多名干部、师生，多数都食宿在开明士绅的家里。从昆明乘木船来的干部、师生得到李润墀全家人的热情接待，“九九整肃”事件后，昆明县政府派县常备队抓捕昆明市郊区特别支部书记陆介福，由于在国民党昆明县政府负责地下统战工作的吴盛虞及时传递情报，党组织能尽快将陆介福转移，使反动派的阴谋未能得逞。昆阳县城区在转送从昆明乘船转送来的20多名干部、师生，因下船后未接上关系，便自行向玉溪方向行走。他们在路上引起了国民党昆阳县护路中队谭怀义的怀疑，结果被全部抓捕，移送乡公所关押。县委得知这一情况后，即时派人做乡长尹宪邦的工作，经过争取教育，使尹不得不同意放行。党组织及时将20多名干部，安全转送到了玉溪、峨山、新平等游击区。为了保证联络站、交通员及护送人员、物资和传递信息的安全，党组织规定：地下交通员只能单线联系，不能发生横的关系；为了防止意外，规定了一套特殊的秘密的工作方法，如接头时的预约特征、信号、暗语等，以及万一暴露时的口供和对情报的处理等，事先都有周密的布置，保证了各项任务的完成。

建立敌工情报组织

1948年3月，为了及时掌握敌情，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在昆明抽调干部开展以情报为主要内容的敌情工作，先后派市工委委员高志远、市委副书记赖卫民直接领导此项工作：先后成立敌情工作小组，敌工支部，对敌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有吉星明、田培宽、田秉熙、朱人杰等。省工委提出对敌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打入敌人心脏，动摇、瓦解敌人”。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打进去、拉出来，钻到敌人的心脏里烧锅煮饭”。经过一段工作实践证明，“打进去”极为不易，即便进去了也只能担任一般下层人员，很难掌握和获取敌人的重要情报。根据解放战争我军取得重大胜利的有利形势，敌人内部分崩离析的情况，我们有可能利用矛盾，争取教育，分化瓦解，拉出一些人为我所用。

遂采取了“拉出来为主，打进去为辅”的工作方针。敌工组织开始曾用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青”及“新联”的名义，吸收敌营中转向革命且具备了条件的人员。不久，即发现它与敌工工作的特点不相适应，万一不慎，还会暴露这两个秘密外围组织。为了适应敌工工作的特点，按照共产党的原则建立既有革命性又有群众性的秘密组织，对开展革命工作更为有利。1948年8月，经省工委批准建立“云南救国正义同盟会”，随着形势的发展，1949年5月，经省工委批准，成立了“新民主主义军人同盟”(简称“军盟”)和“新民主主义警察同盟”(简称“警盟”)这两个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此外还在省府警卫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工作队”等一些秘密革命组织，分别采取严格认真考核、个别慎重发展、领导严格把关的办法，对敌人军、警、宪、特中适合条件的人员，发展为外围组织成员。至1950年2月，在昆明敌军、警、宪、特中发展了党的外围组织盟员近1000人。为了用公开合法的名义掩护秘密工作的开展，还在敌军中以同乡会、兄弟会等形式，吸收组织敌营中的群众。对一些身分特殊的人员，则只建立政治联系和工作关系，不发展参加党直接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1948年7月，昆明学生开展“反美抗日”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革命师生近千人被捕。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敌情工作的同志及时摸清了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的预谋和监狱里刑讯逼供的重要情报，对保卫党的组织，保护革命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

九九整肃”时，反动派逮捕了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土480余人，军统特务头子毛人风提出名单坚持要杀害200人，并企图借卢汉之手来实施这一阴谋，以便拉卢汉下水，迫使其反共到底。在此情况下，党组织一方面通过统战关系警告卢汉要绝对保证被捕人员的安全，一方面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开展营救工作。卢汉采纳了社会各方面的建议，巧妙地把看管审判权从保密局滇站移交到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卢汉又以案情重大为由，故意拖延审判过程，抵制了毛人风、沈醉杀害这批人的阴谋。最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卢汉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由代总统李宗仁电令卢汉“酌情从宽处理”，全部释放了被捕人员。

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党在敌人军、警、宪、特中的外围组织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在省府警卫营中发展很快。到1949年9月，在该营中已有党员4人，“民青”、“新联”成员60多人，“军盟”成员92人，“武工队”战士145人。做到营有党支部，连有核心组，排有小组。秘密掌握了这支武装。党组织从警卫营及其控制的人员中选派了重机枪射手，爆破技术员等，携带炸药、导火线、雷管、手摇点火机等器材到边纵参加战斗；省府警卫营营长李焕文(中共党员)派人将边纵驻昆联络站秘密购置的数千套军服、药品、武器弹药、文化用品等封装好，贴上保安司令部的封条转送到边纵；李焕文还从保安司令部取出3套军用地图交游击队使用，为支援“边纵”武装斗争起到特殊的重要作用。卢汉想不到自己的贴身警卫部队竟会直接、间接地为共产党所控制。

在警察系统，1949年9月，已有“警盟”成员70多人，各单位都有了“警盟”组织。昆明起义前夕，警察系统共发展了党员4人，盟员100余人。昆明市警察总局局长李志正，也在起义前夕参加了“警盟”组织，加上一部分中层警官，基本上可以为我所用。敌工组织利用敌警察机关的特殊职能，掩护开展革命工作。警察局里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利用工作之便，巧妙地取出已盖好公章的空白出入境通行证，供党组织转移下乡的同志使用，让他们能够安全顺利地通过敌人的检查关卡。

“边纵”游击队在禄劝县行军途中遭到地霸武装的伏击，被俘10余人，关押在禄劝、武定两县政府的监狱，共产党员利用保安十二团驻防该地之机，以团长名义出面，声称保安团要扩充兵员，把被俘的10余人要了出来，并将他们送回游击队。敌工组织还派人打入敌二十六军的谍报人员训练班，利用工作关系取得二十六军的电台呼号、波长和密码本交边纵使用。

昆明党组织还通过上层统战关系了解敌情变化，争取中上层人士，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敌工小组人员经常保持和知名民主人士、民政厅长、民盟成员的联系，起到了特殊的、别人不能代替的作用。如罗次县地下党负责人被罗次县政府逮捕，就是敌工组通过安恩溥出面疏通释放的。1949年9月，卢汉在重庆与蒋介石密谋准备在昆明大肆逮捕、镇压革命力量后，敌工小组通过杨杰和安恩溥及时了解到卢汉的一些思想动向，为争取卢汉，掌握时机，采取对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敌工组织经过长期工作，到解放战争后期，已经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军统在昆明设置的公开和秘密机构，人员分布和大部分军统人员的姓名、住址、面貌特征、照片等资料，同时还获取了保密局在昆明的潜伏应变计划及活动情况。使党组织和革命人民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从而发动群众组织起来保厂护产，防止反革命破坏。

12月9日，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奉蒋介石之命来昆，筹划布置国民党中央机关迁昆计划。卢汉乘机借张群名义于当晚8时在青莲街官邸召开有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八军军长李弥；保密局滇站站长沈醉等一批国民党中央在昆头目参加的紧急会议，一举扣押了这些头目。当天下午5时，卢汉把这项任务布置给其亲信绥靖公署特务队队长龙云青及省府警卫营营长徐振芳，要他们挑选可靠人员，执行任务，并严守机密。龙、徐二人共挑选了官兵21人，其中就有参加共产党秘密组织的19人(党员1人，“民青”、“军盟”16人，武工队员2人)。这些同志经过共产党的教育，接受任务后，严格保守了这一重要机密。当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军政首脑到齐后，他们扣压了这些反动头目，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务。

卢汉率部在昆明起义后，昆明市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及昆明的严重敌情，提出镇反肃特、保障昆明社会安定、保卫起义成果的中心任务。起义当局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由昆明市委派出保卫部的三名干部进入该委员会的公安处，直接掌管公安处的工作，依靠过去积累的资料和工作基础，从12月13日起在昆明展开了对敌特和反革命分子的全面搜捕。从昆明起义到军事接管。总共逮捕了敌特及反革命分子1290人。这对维护昆明社会安定，粉碎敌第二十六军、第八军里应外合进攻昆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昆明保卫战中，起义部队暂编第十三军三十八团团长李焕文，接受了中共昆明市委临时军工委“英勇杀敌，保卫昆明，保卫党组织”的命令，他身先士卒，在螺蛳湾血战中，坚守住了阵地，重创来犯之敌，受到了卢汉的表彰。以“军盟”成员为团长的三十三、三十一、三十七团也在团长的率领下浴血奋战，为“坚守待援”赢得了时间。敌军久攻昆明不下，而人民解放军又日夜兼程形成对昆明迂回包围态势，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只得仓惶溃逃，昆明保卫战于12月23日胜利结束。

昆明警察系统的起义人员，以“警盟”成员为骨干，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昆明保卫战，后又成立警察联合会，为维护社会治安，协助搜捕敌特，协助侦破三起凶杀抢劫案件等方面，均做出了贡献。

利用矛盾，促进发展

云南地方势力与蒋介石中央之间的矛盾，渊源久远，根深蒂固。蒋介石集团排斥异己的独裁政策，历来为地方势力所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在地方军警宪特人员中，不时都会表观出来。他们基于一定的乡土观念和桑梓情谊，在昆明的人民民主运动中，只要不触及其地方势力的利益，他们往往采取观望、中立的态度，在地方军政中下层人员中有的还对人民民主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随着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滇军一八四师在海城起义，六十军在长春起义，其余滇军或投诚或被歼，这对云南地方势力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与影响。党中央深刻分析蒋卢矛盾，制定正确政策，直接部署和进行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对起义、投诚、被俘滇军中下层军官施以反蒋爱国教育后大批资遣回滇，都对云南地方势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们在云南地方军警宪特人员中有着同乡、同事，同学、师生、旧属、朋友、亲属等等千丝万缕的关系。解放军胜利溶江后，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巳成定局，蒋、卢之间的矛盾逐步激化起来。以卢汉为代表的云南地方实力派逐步由“保已、拥蒋、反共”，转向“保已、拒蒋、容共”。在此形势下，敌工组织不失时机，把握机遇，充分利用云南地方势力与蒋介石中央之间的矛盾，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地方势力的军警宪特系统上，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逐步在云南省政府警卫营、绥靖公署特务队、保安司令部，保安团，警察局。刑警队等组织中建立了据点和情报网，开展了工作，逐步地把地方势力中存在的反蒋情绪汇入到人民反蒋统一战线的洪流之中，从而削弱、孤立和打击了国民党中央顽固势力。

在有利形势下，敌工组织不仅把握时机，提出“依靠下层，争取中上层，孤立反动顽固者”的正确方针。还针对敌人营垒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特点，提出恰当的对策和工作方法开展工作，从而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地方保安团队的下层土兵，实际上是穿上军装的贫苦农民，深受长官的压迫剥削，渴望解放。敌工组织通过同乡会，兄弟会，小先生互教互学文化等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通过各种公开合法活动，谈心忆苦，启发阶级觉悟，组织合法的经济斗争，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启发他们的民主意识，通过以上活动，吸收积极分子参加秘密的革命组织，把广大士兵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敌情工作在保安团队里的依靠力量。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在此形势下，敌营里的中上层人员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和前途。党组织适时开展政治攻势，发动群众，开展对敌军的分化瓦解工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先后争取了一批地方保安团队和军事机关的营长、团长，科长、处长，警察局的巡官、局员、分局长、大队附、总局长和其他特工人员靠拢或投向人民，有的经过严格审查还加入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

长驻昆明的宪兵十三团，历来是秉承蒋介石中央的旨意镇压民主运动，逮捕革命师生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和监视地方势力的御林军。1948年秋，云南籍的王栩调任该团团长，经过共产党的教育和地方民主人士的影响，在他确实表现有所进步后，被吸收参加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军盟”。之后，通过他做团里的云南籍副团长和几个尉官的工作，逐渐削弱了这个团的反动作用，最后这个团还积极参加了昆明起义。

第四运输处副处长杨友柏参加“军盟”后，在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配合下，利用矛盾，终于挤走了顽固效忠蒋介石的军统特务头目——副处长李家杰，促进和掩护了该处革命力量的发展。

1949年秋，蒋介石深感众叛亲离，为防范卢汉靠拢人民走起义的道路，特地布置保密局滇站加强对卢汉的监视。此时卢汉也成立了保安司令部情报组，蒋、卢互相搜集对方的情报。敌工小组乘机派遣“军盟”及“民青”成员程灿章等打入保安司令部情报组，程又利用与军统有关系的身份，两边传递情报，进一步激化了卢汉与蒋介石中央的矛盾，获得了卢汉的信任。

禄劝游击队在行军中遭地霸武装伏击，10余人被俘，关押在禄劝、武定县政府监狱。保安十二团驻该地区时，团长李焕文以保安团扩充兵员为由，把这些被俘游击队员从监狱里要了出来，使他们回到革命队伍。

“九·九整肃”时，敌人逮捕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400余人，特务头子、保密局长毛人凤提名要卢汉批准屠杀100余人。毛人风阴谋借刀杀人，并借此迫使卢汉欲罢不能，反共到底。对此，党组织一面发动社会各界力量积极营救被捕人员，一面通过与卢有亲戚关系，长期在卢汉身边工作的“军盟”成员、绥靖公署军法处军佐刘汉章做卢汉的工作。刘汉章向卢汉晓以大义，揭露毛人风借刀杀人的险恶居心；要卢汉谨慎从事，并建议卢汉应该争取到审判和管押的主动权。卢汉采纳刘的建议，报经蒋介石批准，把被捕人员的看管和审判权限，从保密局滇站要回交给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杨振兴接管。之后，卢汉以案情重大为由，借故拖延审判进程；最后利用蒋桂矛盾，乘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来昆之机，争得李批准由卢汉“酌情从宽处理”，终于将余下被捕人员全部释放。

人民解故战争迅猛发展，蒋介石反动统治摇摇欲坠，敌营内部惶惶不可终日。敌工小组按照党组织指示，向敌人发动了政治攻势，从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动摇、分化、瓦解敌人。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敌工小组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及时把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的真象，人民解放军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东北滇军的起义，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以及“边纵”解放云南60多个县城等重大胜利喜讯，在敌营中广泛传播，收到了很好效果。

1949年1、2月，敌工小组两次向昆明的军统特务投寄警告：信，指名道姓地要他们放下屠刀，停止作恶，靠拢人民，并向他们宣传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引起了敌特一片惊慌，从政治上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1949年2月12日，因国民党中央银行昆明分行拒兑金元券，引起群众不满，群众奋起捣毁中央银行。卢汉亲临现场，下令枪杀无辜群众21人。为此，党中央把卢汉列为甲级战犯，新华社发表短评《警告杀人犯》：

继本月12日国民党云南省伪主席卢汉下令屠杀挤兑伪金元券市民21人的大血案后，本月17日，在国民党伪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主持下，国民党伪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又下令屠杀了上海交通汽车公司3个领导反饥饿罢工的工人，造成了新的血腥事件。与此同时，万恶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在各地秘密地加紧逮捕和屠杀革命分子秘密处死或投入黄浦江中溺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现正重新逮捕一度交保释放的“未判决的政治犯”，并准备将他们秘密处死。而且这样做的，还不止上海和西安两个地方。这种情形，甚至国民党监察院也不加以隐瞒。该监院在本月15日的一个决议中曾经指出：各地特务机关不仅继续以政治理由非法捕人，而且他们的这种活动正在变本加厉。这是穷途末路的反动政府屠杀人民的新血债。对于国民党杀人犯们的这些惨无人道的罪行，全国人民，首先是解放区的人民已表示了正义的愤怒。

这些血腥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反动派由于他们濒于覆灭而装出来的虚伪的和平姿态，决不能掩盖他们正加紧屠杀和平人民的真实行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正因为日益接近死亡而十倍百倍地加紧对于人民革命的拼命反抗。这些血腥事件正教育全国人民去认识这个不可移易的真理。我们现在郑重警告那些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的国民党政治人物：你们如果连这种血腥罪行都不能立即确实的制止，那么你们就不能使人相信你们的任何言词，那么你们就不能表示你们与那些穷凶极恶的国民党死硬派有什么分别。至于那些杀人的凶手们，他们决不能逃避他们的全部罪责。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将追寻这些杀人犯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战争罪犯必须严惩，杀人者必须偿命，血债必须付出加倍利息。

当时，昆明的官方报纸封锁这一消息，敌工小组遂将载有《警告杀人犯》的一期《新华电讯》直接投送卢汉公馆，引起卢汉很大震动。

1949年11月，根据党组织部署，对敌工作领导小组利用各种渠道，向在昆的国民党军政警宪特中上层人员秘密投送《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和二野刘，邓首长的“四项号召”等，向他们开展政治攻势，规劝他们看清形势，投向人民，立功赎罪。接到这些投递函件后，很多人纷纷寻找出路，靠拢人民，表现进步；顽固分子有所收敛，敌特分子惊恐万状。有力的政治攻势为迎接昆明解放作了广泛的舆论准备。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国民党反动派业已拒绝接受和平条件，坚持其反民族反人民的罪恶的战争立场。全国人民希望人民解放军迅速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已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实现全国人民所渴望的真正的统一。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深望各界人民予以协助。兹特宣布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

(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各界人民，不分阶级、信仰和职业，均望保持秩序，采取和人民解放军合作的态度。人民解放军则采取和各界人民合作的态度。如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破坏分子，乘机捣乱、抢劫或破坏者，定予严办。

(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希望各业员工照常生产，各行商店照常营业。

(三)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所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

(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凡在这些机关供职的人员，均望照常供职人民解放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

(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须予以惩办。

(六)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凡自动投诚报到，并将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有抗不报到，或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窝藏不报者，须受相当的处分。

(七)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但是废除这种制度，必须是有准备和有步骤的。一般地说来，应当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并且需要人民解放军到达和工作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方才谈得到认真地解决土地问题。农民群众应当组织起来，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行各项初步的改革工作。同时，努力耕种，使现有的农业生产水平不致降低，然后逐步加以提高，借以改善农民生活，并供给城市人民以商品粮食。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

(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一切外国侨民各安生业，保持秩序。一切外国侨民，必须遵守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令，不得进行间谍活动，不得有反对中国民族独立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行为，不得包庇中国战争罪犯，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罪犯。否则，当受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

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希望我全体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切切此布。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1949年4月25日

以特殊的组织形式进行特殊的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昆明的敌情工作，由党的敌情工作小组(又称敌工支部和对敌工作领导小组)进行领导。而在敌营中，用什么组织形式把进步力量组织起来开展工作，是必须认真解决的课题。敌情工作和敌人直接打交道，在敌人心脏里进行活动，危险性很大。若直接使用党的组织去发展敌营人员，不利于党组织的安全；一律用共产党员的条件去要求迅速转向革命的广大军警宪特人员，也不现实。敌工组织开始曾用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云南民主青年同盟”(称简“民青”)及“新民主主义者联盟”(简称“新联”)的名义，吸收敌营中转向革命且具备了条件的人员。不久，即发现它与敌工工作的特点不相适应，万一不慎，还会暴露这两个秘密外围组织。为了适应敌工工作的特点，按照共产党的原则建立既有革命性又有群众性的秘密组织，对开展革命工作更为有利。1948年8月，郑伯克批准建立“云南救国正义同盟会”，其章程未明确提党的领导，只提反蒋爱国，着眼于利用云南地方势力与蒋介石中央之间的矛盾，是一个类似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1949年5月，经郑伯克批准成立了“新民主主义军人同盟”(简称“军盟”)和“新民主主义警察同盟”(简称“警盟”)这两个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此外还在省府警卫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工作队”(1949年8月由赖卫民批准成立)等一些秘密革命组织，分别采取严格认真考核、个别慎重发展、领导严格把关的办法，对敌人军警宪特中适合条件的人员，发展为外围组织成员，发挥其特殊作用。为了用公开合法的名义掩护秘密工作的开展，团结教育广大群众，还在敌军中以同乡会、兄弟会等一些为人们乐于接受的形式，吸收组织敌营中的群众。对一些身份特殊的人员，则只建立政治联系和工作关系，不发展参加党直接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

敌工小组充分利用在敌营内部的秘密情报工作关系、秘密据点和各种秘密进步组织，广泛搜集敌军政警宪特各方面的情报，掌握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当局的动向，为地下党组织争取昆明起义提供了可靠的敌情判断。

党组织还通过上层统战关系，了解敌情变化，争取中上层人士，收到了成效。敌工小组人员经常保持和知名民主人士杨杰，民政厅长安恩溥，民盟成员杨明、杨维俊等的联系，起到了特殊的、别人不能代替的作用。如罗次县地下党负责人被罗次县政府逮捕，就是敌工组通过安恩溥出面疏通释放的。1949年9月，敌工组从杨维俊处获悉卢汉在重庆与蒋介石密谋回昆明后准备逮捕大批革命人士、镇压革命力量的消息后，党组织及时采取了对策。通过杨杰和安恩溥及时了解到卢汉的一些思想动向，这为争取卢汉，掌握时机，采取对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贵阳、重庆相继解放。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失败，妄图凭借云南负隅顽抗，加强实施特务潜伏应变计划。7月前后，保密局即派遣一批专搞潜伏、暗杀、破坏的特务来昆，企图暗杀革命人士及进步力量；策划昆明一旦失守时纵火焚毁昆明，炸毁工厂及重要设施；并以交警总队为基础，勾结地霸土匪，组织反革命游击队，在滇西、滇越边境策动土司头子建立反攻大陆的基地和通道；在昆明则积极网罗地痞流氓等顽固分子，发展特务外围组织，企图派入工厂潜伏以备后用。敌特这些破坏应变计划及活动，均被我及时获悉，使党组织后来发动群众、护厂护校，保卫昆明免遭破坏有了较好的思想、组织准备，在国民党第廿六军军务处任通信参谋的党员俞舜民，将廿六军的电台呼号、波长及电报密码本抄写交送组织，使地下党组织能够随时掌握国民党中央军的动向。

敌工小组在长期工作中，早已动手搜集敌特在昆各组织系统及人员分布情况，与各条战线、各单位地下党、盟的基层组织分别进行调查，汇集了特务名册；并将各单位的机构、人事、档案、物资、财产等情况登记成册。为昆明起义时控制敌特行动、保护物资财产、以及起义后及时肃清敌特、接管物资财产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根据形势发展，适时发动政治攻势，从思想上动摇瓦解敌人解放战争时期，云南地方党组织，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宣传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宣传方式逐渐从秘密走向半公开或公开的形式，党的方针政策日益深入人心，不断鼓舞着昆明人民迎接解放的激情。各种形式的群众性宣传活动，对从思想上动摇瓦解敌人，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敌工组织利用各种关系、渠道，把解放战争的真实消息，辽沈、淮海、平津、渡江等战役的伟大胜利，滇军在东北的起义，“边纵”已解放云南60多个县城的喜讯，不断在敌营中进行及时，广泛，深入的宣传。1949年初，敌工小组向敌特指名道姓地投递警告信，使敌特惶恐不安。1949年2月12日，国民党中央银行昆明分行拒绝兑换刚发行不久的金圆券，激起群众不满，愤怒冲击中央银行，卢汉竞亲临现场指挥枪杀无辜群众21人。新华社电台播发共产党中央宣布卢汉为甲级战犯的消息后，当时昆明的官方宣传工具力图封锁这一消息。敌工小组即直接将登载这一消息的《新华电讯》投寄给卢汉本人，引起卢汉的震动。1949年11月底，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对敌工作领导令小组利用各种渠道，向在昆明的国民党上层人士秘密投送《约法八章》和刘、邓《四项号召》，掀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为迎接昆明的解放，进行了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