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武力改组云南政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欢庆胜利，渴望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建立一个独立、富强、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代表人民的意愿，团结全国民主进步力量，提出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与国民党蒋介石举行了重庆谈判，国共双方达成了《双十协定》，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意孤行，坚持一党专政，实行独裁内战的反动方针，蓄意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从而挑起全面内战。为了保卫人民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果实，为了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被迫奋起自卫，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你死我活的决战。在这场进步与倒退、革命与反动、民主与独裁、光明与黑暗的殊死决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同美帝国主义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浴血奋战，进行着英勇的斗争。中国革命进入了解放战争的历史时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当天晚上，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师生，在各校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下，在西南联大举行了时事晚会。共产党员、著名教授纷纷登台演讲，他们分析抗战胜利后远东局势的发展，中国如何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强烈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和独裁统治。9月4日，昆明文艺协会、《民主周刊》社等8团体联合发起，在西南联大召开昆明教育文化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3000多人参加了大会。闻一多、吴晗等在会上作了演讲，10日，有中共地下党员、民盟成员参与的在昆人士620人联合发出《和平建设新中国》的通电。

对于昆明人民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蒋介石深为忧虑，为了推行内战政策，建立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镇压昆明人民的民主运动，剪除与共产党建立了联系的云南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亲自指挥杜聿明发动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的政变。1945年9月，蒋介石命令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率领滇军前往越南接受日军投降，采取调虎离山计，以便搞掉龙云，全面控制云南。对于蒋介石的阴谋，中共云南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多次提醒龙云加强防备。华岗当面向龙云指出滇军入越的危险性，希望他提高警惕，滇军中的地下党员张文澄、宁坚向张冲建议，由张冲劝说龙云不能把滇军全部开进越南，以防突然事变，朱家壁通过滇军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提醒卢汉，指出“前脚一出门，后院就起火”的可能性；地下党员周新民也以民盟负责人身份面见龙云，揭露蒋介石剪除异己，控制云南的阴谋由来已久。

由于龙云对蒋介石的本质还认识不足，更主要是他想趁入越受降之机扩充实力、改善装备。因此，中共和各方人士的忠告和建议都未能引起他的重视。他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将第一方面军所属九十三军、六十军以及暂编第十九、第二十三师由卢汉率领赴越受降。党组织立即指示在滇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随军行动，继续开展工作。这时，留驻昆明的滇军仅剩独立第二旅的第三团和护卫五华山的一个营。

10月3日，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国民党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指挥所部发动军事政变，控制昆明。蒋介石免去龙云本兼各职，并将其挟持到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任命尚在越南的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又安排李宗黄为民政厅长并代省主席。

同时，成立以关麟征为总司令的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建立了蒋介石直接控制云南的党政军体系。蒋介石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除掉龙云这一心腹大患的最终目的，是要镇压云南的民主运动，稳定其发动全面内战的后方基地。

卢汉原系龙云部属，是云南地方实力派中掌握军权的重要人物，蒋介石对卢汉采取既安抚、利用，又监视、限制。他设置了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派亲信掌管，还派了嫡系部队以及特务、宪兵驻守云南。卢汉上任后则采取“拥蒋保己”的政治态度，一方面追随蒋介石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一方面积极增强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卢汉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不属于蒋介石嫡系。他的家庭是彝族的奴隶主，占有土地、奴隶和武器。他曾任过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军长、军团长和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卢被委任新职时正带领滇军在越南受降。

卢任省主席并不表明蒋对他特别信任。蒋预料到内战开始后西南将是后方，而云南则是这个后方的最重要的基地。要控制云南这块地方，就非要重用卢汉不可，通过控制卢汉达到控制云南的目的。但是，卢汉称雄割据的思想很突出，和龙云一样，想把云南搞成独立王国。蒋介石的方针是，又要利用卢汉这块牌子，又不能让其搞独立王国，称雄西南。采取的策略是先夺卢汉的军权，让他当个云南省空头主席，然后取而代之，拿掉他的主席的位子。

蒋介石明令在卢汉返回云南就职之前，省主席一职由李宗黄代理，同时把军事权交给杜聿明和关麟征，密令关麟征到海防统一指挥驻越蒋军，随时准备对付敢于异动的滇军，指派何应钦坐镇河内，对卢汉威胁利诱，软硬兼施。蒋介石自信云南的军政实权已交给了自己的亲信，昆明已无后顾之忧，假若前方的卢汉和滇军有所不满的表示，就可加上各种罪名，大兴讨伐之师，把云南地方势力赖以存在的滇军一举消灭，然后就可名正言顺地将自己的亲信李宗黄那个“云南省主席”前面冠上的“代”字去掉，成为名实相符的云南最高头头。

卢汉对蒋的预谋甚为不满，既然让他当主席，为什么先让别人代一下？卢汉的本意是想军权、政权一起抓，如果只让他当光杆主席，不让掌握军队，无异是要在一定的时候，杀他卢汉的脑袋。从这里可以看出，卢汉一上台就潜伏着对蒋介石的怀疑、离异与防范。

当时卢汉的心情很复杂，他内心既不愿意背离龙云，又不敢得罪蒋介石，更不甘心云南就此拱手让给蒋介石，他陷入深深的苦痛思索之中。当时摆在卢汉面前可供选择的路似乎有两条，一条是公开打起反蒋旗帜，率领慎军回师昆明；另一条是接受蒋氏命令，放弃兵权，回滇就任新职。卢汉考虑，云南经过八年抗日，人民苦痛已深，急需休养生息，打内战不会得到人民支持，再说，从越南回滇，沿途有中央军重兵把守，自己稍有行动，必然遭致数倍于己的蒋军的围、堵、追、截，不仅使地方残破，人民遭殃，滇军自身亦有被全歼的危险。看来这条道行不通，死路一条。

当然，蒋介石是最希望卢汉与滇军走这条道。至于后者，即使卢汉愿意放弃兵权，回滇就职，但是否能实现亦尚未可知。卢汉揣度，既然委有新职，又不明示何时就任，更不说新旧职务关系，这自然只是一种搪塞敷衍、伺机待变的安排，是一个暂时笼络人心的幌子，不可太过认真的。所以，卢汉经过仔细思索，考虑再三，面对当时险恶形势，他成竹在胸，暂时委曲求全，再图日后发展，公开表示“一切服从中央，听从中央的指挥”。这样，蒋介石终于暂时找不到吃掉卢汉和滇军的借口，只有另打主意了。

李宗黄虽是云南鹤庆人，但从1927年起他就投靠蒋介石，奉蒋之命在云南“清党”，残杀无辜，两手沾满人民鲜血，被人们遍街张贴标语，将其赶出云南，因此，他在云南声名狼藉，这次被蒋召回云南，委以代省主席重任，李氏自然又要猴儿耍戏，尽量让主子欢心高兴了。

所以，李宗黄一登台就勾结云南省警备司令关麟征等，对云南人民实行法西斯统冶。他们在各机关、各厂矿、各学校和各事业单位都安插了大批特务，唆使军、警、特、宪作科犯罪，任意妄为。通过清查户口和新闻检查等反动措施，严格限制和任意干涉群众的言论与行动自由，逮捕、关押大批青年学生和各方面人士，撤换了大批中学校长，许多教职员工被解聘。在经济上也借各种名目，肆意搜刮，巧取豪夺，搞得人心惶恐，民不聊生。

蒋介石、李宗黄等人并不就此罢休，他们为了发动内战，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正疯狂地进行各方面准备，这就不能不引起人民反对。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自由的斗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反动派实行血腥屠杀，导致了昆明“一二·一惨案”的发生。

惨案发生之后，立刻影响全国，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都相继发表声明，支持爱国学生的斗争，全国各大中城市亦纷纷响应，惨案制造者受到举国一致的谴责，云南人民掀起驱逐李宗黄的浪潮。面对迅猛发展的形势，迫不得已，蒋介石只好忍痛割爱，舍车保帅，将李宗黄调走，以平息人们的反对情绪。

李宗黄的被驱逐，为卢汉就任省主席提供了条件。一是有成命在先，二是代主席已经垮台，蒋介石只好让卢汉宣誓就职了。但蒋介石消灭云南地方势力的计划并没有因此放弃，以李宗黄主滇的旧梦虽已破灭，消灭滇军的新阴谋又将付诸实施。

蒋介石知道，卢汉与龙云关系非同一般，虽眼前龙云对卢汉有点不满，但这是暂时的，卢汉难成自己的忠实部下。因此，如果让卢汉继续手握兵权，必然日后将会出现拥兵称雄、尾大不掉的局面，与其遗患将来，不如今日除根，来个釜底抽薪，使卢汉难成气候。在蒋眼中不除掉滇军，云南问题不算彻底解决。但如何使滇军消灭呢？蒋介石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最后他决定将滇军主力全部调到东北战场，充当它打内战的炮灰。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滇军打胜了，他不仅可把滇军分割开来，分而治之，而且卢汉滇军得罪了共产党，就只能死心踏地跟随他；打败了，正好借共产党解放军之手把滇军彻底解决掉。这样，入越受降的滇军两个军八个师的武装，经过改编，八个师整编为六个师，称第一集团军，由蒋介石任命他信得过而云南方面又能接受的云南人孙渡率领，于1946年初用船经海路运往东北战场。

这样，卢汉手中的兵权被剥夺了，1945年12月回昆就职时，只带回了一个警卫营。就连这个小小的警卫营蒋系势力也不肯放过，竟下令要警卫营拨归警备司令部指挥，后来经卢汉派代表前去苦苦哀求，警卫营才得以保存下来。可见，卢汉主持滇政之初，处境并不妙，没有供其调派的武装力量，虽有一个保安司令的头衔，却无一兵一卒供其指挥，不过是个光杆司令而已；至于行政各部门的头头们，又多属蒋介石和李宗黄安排的人，对卢汉多有所掣肘，这类问题的彻底解决更需要时间，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弄巧成拙，于事无补。所以可以说，初当省主席时卢汉也是个光杆主席。

然而，不管怎么说，卢汉毕竟当了云南的省主席，他不属蒋介石的嫡系，云南的权仍在云南地方势力手中，尽管这种地方力量在1945年冬遭受摧残，元气大伤，几乎陷入绝境，但只要其火种保存下来了，它迟早还会再燃成燎原之势的。

谋发展暂且迁就

戎马半生的卢汉自然熟知手握兵权的重要性，又何以乖乖地交出兵权回省当一个光杆主席呢？难道他不懂在旧中国有兵才有权的道理吗？不是的。正因为他懂得这个道理，也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不要说他卢汉这个杂牌军的司令，在当时的处境和形势下，就是蒋势力圈子里的人，稍有不恭，使蒋不快，也难保不出问题的，这种事例在蒋介石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还少吗？因此之故，卢汉审时度势，瞻前想后，当前只能顺从蒋介石的安排，把军队交给蒋介石调去打内战，自己暂且任一个没有武装护卫和没有班底支撑的光杆主席，以图日后发展，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否则，如果当时同蒋介石来硬的，硬顶硬碰，恐怕不仅兵权保不住，连省主席这个职位也不可能到手。在蒋介石当政的近二十年中，这种事例也是很多的。所以，卢汉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当蒋让人向他传话说任省主席不能兼军职，任军职不能兼省主席，他表现得合乎情理，毫不在意。而当蒋介石亲自对他讲，东北急需兵力，拟调他的一个军，问他行不行的时候，他立刻表态说，既然是东北需要兵力，军队是国家的，全部调去好了。蒋介石听了高兴得不得了，马上站起来拍着卢汉的肩头说：“好！好！好！你真是模范军人”！这样，不费吹灰之力，云南的两个正规军就被调到东北内战前线去充当蒋介石打内战的炮灰了。

滇军到东北打内战，卢汉心里也是很不好受的。他后来在蒋介石要求下曾经两次赴东北安抚滇军，亲眼见到滇军被中央军分隔在各个不相连的驻地，不等部队到齐，来一个师派一个师，到一个团上一个团，既要和解放军打仗，又要防备被中央军并吞，上下左右前后均有牵制，处境险恶，使他感慨万千。他在公开场合都是按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口径，讲一些空空洞洞的话，只有在高级将领这个自己心腹的小范围里才能讲几句真心话，即便如此，有的话还不能讲得太明白，只能作些暗示，尽可能含蓄一点。如第一次视察时对滇军高级将领们说，要防备杜聿明(当时杜任东北保安司剿总副总司令，依照蒋介石命令，滇军在东北归杜聿明指挥)下毒手解决云南部队。杜聿明召开会议时，军师长不要一齐都去，军师长离开部队时要指定临时负责人。他还说，滇军和杜聿明的关系不是隶属关系，人事调动可先调后报。说杜聿明也可能不来硬的，会来软的，伤亡、消耗，不给补充，让你苍蝇吃翅膀，自生自灭。卢汉最后告诫滇军将领说：“只要你们两个军存在，云南政局不会变”。卢汉的主要目的在于要滇军保存实力，巩固地位。因为他这次视察是在潘朔端率领滇军184师于海城起义后不久进行的，当时军心不稳，既顾虑中央军把滇军分割吃掉，也顾虑其余滇军效法184师，跟着起义。

卢汉第二次赴东北视察滇军已是辽沈战役前夕。当时蒋军在东北虽尚有数十万大军，但士气低落，人心不稳，东北战局的形势已在向着不利于蒋军的方向快速发展，同时在省内的情况亦今非昔比，鸟枪换大炮了，他卢汉本身的思想认识也起了相当大的变化。所以这次他对卢浚泉、曾泽生、龙泽汇等滇军高级将领们的讲话，与上次大不相同了。他告诫滇军将领们：“你们在这里做事要机动点，不要做什么都要受人家支配，也不要什么事都要到云南来问我。卢汉视察回昆后曾对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谢崇文说：“东北形势十分紧张，我已对他们说现在我顾不了你们，你们也不要管我了。情况紧急时，你们自找出路吧！”

卢汉两次视察驻东北滇军都是蒋介石叫去安抚滇军、稳住已经动摇的军心，在这点上蒋介石和卢汉是一致的。但是目的却有很大差异。蒋介石要稳住滇军继续替他卖命打内战；卢汉则是希望保存滇军实力，以便蒋介石不敢小视他，这不失为他在云南巩固统治地位的一种助力。至于到了辽沈决战前夕，蒋氏自然仍希望滇军能为他的垂死挣扎拼命；而卢汉则完全不同了，他从滇军前途考虑，准他们自寻出路了。这是确确实实的同床异梦。

为前途忍辱负重

卢汉出任省主席之初，事事受到牵制。可以说当时他是说话无人听，做事没人帮，除了省主席这个头衔外，他什么本钱也没有。军事方面，云南仅有的四个保安总队掌握在警备司令霍揆彰手里，而霍是蒋介石嫡系，根本不把卢汉放在眼里。卢汉才就任，霍就派其参谋长刘叔琬向省府秘书长朱丽东说：中央指示军权要统一，省府警卫营和四个保安总队的经费，照旧由省府负责，而人事权和指挥权应归警备司令部。朱将此话转告，卢汉表面若无其事，不置可否，私下才同自己的人说，这样一来，我们出入省府，都要受检查了。经过力争、哀求，对方也考虑不可一下做得太绝，才勉强同意将警卫营留给卢汉。

行政人事安排方面，在李宗黄代省主席的期间，蒋介石、李宗黄已把他们的人大批安插在各个要害部门，为李宗黄正式任主席作好了准备。当时有所谓“五人核心小组”，即李宗黄本人和他的亲信伍纯武(省府秘书长)、申庆壁(省府主任秘书)、宁伯晋(国民党省党部书记)与蒋公亮(民政厅主任秘书)，一切阴谋计划多经五人小组事先敲定。由于“一二·一”民主运动，李宗黄被赶下台，五人小组亦不复存在，但各厅局、各专县行政大多仍控制在他们的人手中，CC特务(即中统特务)无孔不入，横行猖獗，卢汉要按自己的想法办事、安排人，困难重重。如卢汉任用亲近自己的杨适生做省府主任秘书，蒋介石和李宗黄的亲信张邦翰(继李之后出任民政厅长)等就掀起波澜，大作文章，打击排斥。张在省府会议上公开诬陷杨适生是“贪污集团骨干”，声称若杨任主任秘书，他们“羞与为伍”，迫使卢汉不得不让杨适生暂时回避。再比如卢汉委任严中英、杨炳麟、余建勋等原第一集团军军官到一些地区去分任县长、专员，张邦翰也从中梗阻，大骂这些军官“只会玩枪杆子，不懂行政也要来当行政官。”利用民政厅长的职权(解放前民政厅握有一定的州县官任免人事权)，横加干预，妄想阻拦。

财政方面，原财政厅长陆崇仁已随龙云一起垮台，会计长华秀声接掌财政厅。一来行政组织能力稍有欠缺，二来不属蒋李嫡系，云南财权很快落入蒋李亲信赵恩巨、厉德寅(他们原来就在税务、银行部门任职)等人手中，卢汉和省政府的经费也要受其控制，连龙云时代储存在昆明海源寺后山新华洞的物资，蒋帮封存之后也是交由任云南省税务局长的赵恩巨监管，卢汉的省政府不得过问。与此同时，云南所有外汇储备结存也完全被冻结，卢汉政府分文不准开支。

作为一省之长的卢汉，上台伊始，处于要兵无兵，当政无权，理财无钱的境地。这种情况能长久维持下去吗？这怎能不使卢汉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产生怀疑而逐渐滋生不满，乃至反抗的情绪呢？不过，卢汉还是很机灵的，他深知自己眼前处境，没有任何本钱与人抗争，只能忍耐，以待时机，慢慢发展。不但如此，还要尽可能表现得使蒋介石放心、满意，消除猜疑。不如此，就不可能有日后发展的希望，若稍有疏忽、大意，大难即刻就会降临。1945年底到1946年上半年时的卢汉，处境确实艰难。

抓机遇壮大自己

果然不出所料，卢汉日夜盼望的机遇，很快就接二连三的到来了。卢汉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壮大自己的机会，巧妙地进行活动，与蒋介石周旋。

第一个机遇是184师起义，蒋介石要他去东北安抚其余滇军。1946年5月30日，滇军第60军第184师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于辽宁海城起义，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行列。这是解放战争时期起义较早的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有巨大影响，对蒋介石震动也很大。蒋介石在震惊之余，不得不考虑稍微改变一点对付卢汉和云南的既定方针。他原来的方针是完全剥夺卢汉兵权，把国民党中央的法西斯专制统洽贯彻到云南城乡。

现在184师在调进东北刚满一个月的时间就宣布起义，这不能不叫他感到意外与恐慌，如果其它部分的滇军也跟着步184师的后尘，别的杂牌军又步云南军的后尘，那怎么得了？看来光给卢汉一个空头省主席不行了，还得放点实权给他，同时也利用他的威望和影响来羁绊滇军官兵，稳住内战前线阵脚。所以蒋介石急电卢汉到南京商量赴东北安慰滇军事宜。卢汉抓住良机，东北之行往返均在南京小住，一来对蒋表示忠顺，使蒋对自已有个好印象；二是争取蒋介石适当放权。果然，蒋三次接见卢汉，并约卢汉上庐山休息长谈，国民党中央政权行政院等各个军政部门的头目都争着宴请卢汉，各报纸也争相吹捧卢汉如何了得。卢汉这次活动是成功的，为他后来势力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二个机遇是“李闻惨案”。李公朴、闻一多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在全国都有很大影响。由于他们反对内战，反对法西斯专制，1946年7月被蒋介石指使特务暗杀于昆明。事件发生，举国一致同声谴责蒋帮，矛头直指蒋介石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不得已蒋介石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来昆明坐镇处理此案。

按照蒋介石旨意，顾祝同在昆明导演了一出“惩凶”的假戏，杀了“凶手”，免了霍揆彰的警备司令一职，以副司令何绍周任司令，四个保安大队拨归卢汉任司令的保安司令部指挥。卢汉明知处理有假，但装作不知，故意不予干预，好让顾祝同演戏，以赢得顾的好感而支持自己的发展。

卢汉这一招的确起了作用，案子了结后顾祝同说：“卢主席对此案不作任何主张，使我得到很多方便，工作顺利完成，我很感谢。”相信蒋介石也是很满意的。顾还提议建立云南绥靖公署，以卢汉兼主任，统辖全省军政，包括何绍周任司令的警备司令部也归卢汉指挥。何绍周见卢汉有中央大员支持，立刻表态说：他要“尊重老前辈”，与卢主席精诚团结。

成立绥靖公署的方案虽蒋介石事先已同意，但提出后遭到陈诚反对，蒋介石通令暂缓成立，并让何应钦函示何绍周(何应钦之侄，已过继给何应钦)以私人关系，尊重老前辈，服从卢汉指挥。这样，虽然绥靖公署暂缓设立，但卢汉已获得很大实权，从此他已不再是空头主席和光杆司令了，他不久就以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实权将四个保安大队扩编为四个保安团，在此基础上，短短一两年，保安团由四个发展成十几个，扩编为三个保安旅。可以说，“李闻惨案”的发生成为卢汉重掌实权的转折点。

第三个机遇是利用张群设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而苦于得不到四川支持的时候，卢汉积极支持他，让张在中央替自己撑腰，设法搞掉何绍周，把云南的军政警宪实权控制在手。如果说前两个机遇是别人制造而自己抓住应用的话，那么这第三次机遇则完完全全是卢汉自己寻找到而加经巧妙应用的。

1948年11月，为迎合蒋介石以西南为最后反共基地的需要，张群在四川组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希望得到西南各省支持。四川、西康的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王陵基等人，口头支持，行动不积极，张群对此很不愉快。卢汉得知，立即致电张群，表示赞同设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并拥戴张群为长官。张群得电，喜出望外，为鼓励川、康、黔省的军政首脑效法，张群偕夫人邀上述三省负责人齐到卢汉家商谈，卢、张之间原有友情又增进了几分。此后张群常常在蒋介石耳边替卢汉吹暖风，说好话，打包票，这不是没有缘由的。

前面说的云南拟设绥靖公署一案，因陈诚等的阻拦，迟迟未能建立；何绍周的所谓以私人关系服从卢汉也只是一句临时敷衍的话，况且他有何应钦这个大老板当后台，更是有恃无恐，胡作非为，久而久之眼里哪还有卢汉，甚至连早先开口闭口总念个不完的“尊重老前辈”的话，现在也耻于出口了；加上深知蒋介石绝对不会容许卢汉成为第二个龙云，所以，何绍周越来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许多该事前向卢汉请示报告的事，他背着卢汉就自作主张地干了，事后也不报告。

如所谓剿匪、抓人之类，很多都是自行决定干的，尤其让卢汉痛心的是，他背着卢汉私自将解决龙云时所收缴的大量好武器运出云南，不给卢汉的部队使用。何绍周还以“缉私”为手段，把获得的大批走私品，特别是大烟，占为已有，任意挥霍。云南人民对何绍周恨之入骨，卢汉也认为何是蒋介石安在云南的钉子，应找机会除掉。

张群、卢汉关系进一步密切之后，卢常在张面前揭何绍周的短，让张向蒋介石建议，把何绍周调走。张群果然不辜负卢汉希望，为了进一步笼络卢汉，他向蒋建议撤消警备司令部，成立云南绥靖公署，让卢汉出任绥靖主任，叫何绍周滚蛋。蒋介石接受了张群建议，到1949年初，云南地方军政就都通统归卢汉掌握了。

当然，云南警备司令部的撤消和何绍周的调走，不会仅只是由于张群一个人的力量，例如蒋介石的嫡系第26军军长余程万也可能在当中起一定作用。据谢祟文所言，他任保安司令部副司令以后，因工作关系经常接触余程万及其部将。余部师长石补天一次同谢聊天曾说余是有名战将，现在调来云南还要受何绍周指挥，真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啊。流露出对何绍周的不满。谢同卢汉商量，认为余、何矛盾可以利用，借助余程万，除掉何绍周。

卢汉指示谢崇文要多接触余程万，慢慢影响他，使他把消息不断通给蒋介石，这样才能拔掉何绍周这颗钉子。之后，谢向余讲述了许多云南地方典故，讲了卢汉的才干、为人等等，使余对卢产生敬意，对云南情况加深了了解，让他认识到云南非卢莫属，何绍周不仅左右不了云南形势，反而会起增加云南离心力的坏作用。

谢崇文还与余程万讨论了如何才能稳定云南后方和团结驻东北前线的滇军将士问题，尽可能使卢、谢的某些想法变成余程万的看法而陈述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撤消何绍周为首的云南警备司令部，调何绍周到贵州任职，另设云南绥靖公署，委卢汉为主任。这确实是出于稳定前方军心和后方民心的考虑，所以要笼络卢汉，然后再借助卢汉力量来暂时维系一下面临崩溃的蒋家王朝。

谢说，后来当何绍周得知是他通过余程万把情况通给蒋介石的时候，何曾扬言：“将来拿着谢崇文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云南起义后，余程万逃出云南而不敢去台湾，避居香港，蒋介石把发生起义的责任都归罪于他，派特务暗杀他。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可以证明在卢汉重掌兵权的活动中，余程万确乎起了某种作用，所以蒋介石要杀他，以发泄心中的怨恨。

卢汉得了绥靖主任的职位，进而再谋划发展，壮大用以抗拒蒋介石企图变云南为最后反共基地的力量。在卢汉正苦于无法可想的时候，张群再次发挥作用。张对卢说：委员长说你在东北损失了两个军，还你两个军，以保安团为基干重新编成。于是，卢汉在三个保安旅的基础上扩编为第74军和第93军。蒋介石此时何以变得如此慷慨呢？部分原因恐怕是因为60军长春起义，93军则在锦州顽抗到底而被解放军所歼，93军是由卢汉的么叔卢浚泉直接指挥的，他认为这证明卢汉叔侄是拥护他的，对卢汉的怀疑有所减少，所以让卢汉扩军。然而，卢汉历年来的种种作为，蒋介石终归不太放心，所以，让卢汉扩军的同时，他又指派嫡系李弥第8军开入云南，以监视卢汉，加强牵制云南地方武装的力量，妄想使卢汉乖乖地让他牵着鼻子走。

卢汉与蒋介石同床异梦，长达四年，如今随着卢汉觉悟的逐渐提高、力量的不断壮大和蒋介石的更加反动、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日趋崩溃，同床异梦就要结束，即将来临的将是各上一条船，分道扬镳，各寻自己的归宿了。卢蒋之间的矛盾，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变成了卢汉脱离蒋介石而举行起义的一种深刻原因和动力。

昆明的白色恐怖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人民民主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为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开辟了第二条战线。

这是国民党反动当局绝对不容许的，他们对云南的民主力量必然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在“十月政变”改组云南省政府后，云南与所有的蒋管区一样，出现了“遍地荆棘，满街狼犬”的现象，特务无孔不入，横行霸道。仅在“十月政变”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李宗黄、关麟徵等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一二·一惨案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快了全面内战的步伐。为了巩固后方，防止“后院起火”，反动派更加变本加厉地镇压民主运动，对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暗杀。南京政府发出密令：“武官在团以上，文官在县长以上，对中共及民盟分子可以密报、密捕、密决。”一时间，蒋管区乌云密布，到处腥风血雨，白色恐怖严重到了极点。至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各地逮捕了13000名反内战的工人、学生和市民。7月间，又封闭了主张反内战、要民主的文化团体和言论机关100余处。1947年，国民党中央社诬蔑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等民主党派，“均系循中共意志而行”，已成为“暴乱工具”。接着，又以所谓“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的罪名，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令解散。

在昆明，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也得到了蒋介石“权宜从事”的密示，被授予自行镇压、暗杀、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权力。昆明的特务机关据此拟定了黑名单，确定了捕杀对象。一时间，昆明阴森恐怖到了极点。然而，白色恐怖吓不倒革命者，他们认为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天快亮，更黑暗”。为了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他们继续英勇战斗。

当许多应该说话的人都慑服于专制者的淫威之下时，富于正义感的教授和同学们首先站起来了。

先是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四大学生自治会，联名召开时事演讲会，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在冲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以后，时事晚会于11月25日晚7时许在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如期召开，五千多名学生怀着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准备聆听四位教授即将发表的反内战演说。

晚会由联大学生自治会的常务理事王瑞沅主持。他在致开幕词时讲了大会的目的、意义后，即请联大政治系教授钱瑞开演讲，讲题是《对目前中国政治应有的认识》。

钱先生以国民党员身份，极力强调目前成立联合政府的必要。他说：“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否则内战无法停止，老百姓将增加无数不必要的痛苦。”演讲正酣时，东墙外突然响起了机关枪、步枪和小钢炮声，子弹从会场上空掠过，紧接着西边围墙外也响起了枪声。因事出突然，会场上曾一度出现惊慌，但大家很快就意识到这是军警包围了联大新校舍，进行骚扰破坏。在晚会主持人的组织和与会者们的配合下，会场很快平静下来。

继钱先生之后演讲的是联大经济系伍启元教授，他也是国民党党员。他对关于“财政经济与内战关系”讲题的一番阐述，可谓掷地有声，切中要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内战若继续扩大，中国势将失去建立现代化工业国家的机会，财政经济必将趋于总崩溃。”他认为要挽救中国的财政经济危机，实现现代化，就一定要制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

在伍先生演说时，墙外枪声再次响起来，但他却置若罔闻，继续从容讲演，听众也处之泰然，凝神倾听。破坏者们看到鸣枪放炮不能达到预期目的，于是穷凶极恶地切断会场电源企图阻止晚会的进行。幸亏晚会主持者事先估计到国民党可能会在这方面有所动作，已经作了应急的准备，所以在停电后，就马上点燃了备用的汽灯，使晚会得以继续进行，同时派人很快接通电源，恢复了照明。

第三位演讲人是费孝通教授。显然，费先生已为国民党军人和特务的捣乱所激怒，他一开始就向大家提问：“我先问大家，为什么我们要黑夜坐在这里开会呢？”接着自己回答：“为的是呼吁和平！”他深刻地指出，美国目前的政策实有助长中国内战的嫌疑，但是罪恶不在美国人民，而在美国的财阀和军阀，中美两国人民应该联合起来反对中国的内战。最后，费先生以激昂的声音喊道：“还是要呼吁和平！”群众高呼：“用我们的声音来反抗枪声！”他的讲演博得了与会者们的热烈掌声。

费孝通先生结束演讲后，云大、联大等大学的12个学术团体的代表向大会宣读建议书，要求大会通过反内战宣言，呼吁美国政府撤退驻华美军，立即停止干涉中国的内政。再致电美国人民，呼吁他们向政府抗议，停止用军火继续援助中国国民党政府，迅速退出中国内战的漩涡。当宣读的同学走下讲台后，听众中有一名着蓝衫戴眼镜，自称是“老百姓”、“姓王”的男子请求上台发言，他一上去就信口雌黄地叫嚣：“目前有人拥兵作乱，此系内乱而不是内战，自当设法予以平息。”

他的一派胡言使与会者怒不可遏，他是国民党云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此身份一公布无疑是火上加油，早已忍无可忍的群众将其驱逐出了会场。从此，“王老百姓”在昆明人民口中成了国民党特务的代名词。晚会最后一位演讲人是云大的潘大逵教授，讲题是《如何制止内战》。潘先生是民盟成员，他在讲演中极力强调从速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美国军队从中国撤退是制止内战的主要条件。

大会最后在《我们反对这个》的反内战歌声中结束。

散会之后，交通又被断绝，数千人在深夜的寒风中踯躅着，抖颤着。人民何罪，遭此轻侮与荼毒？昆明愤怒了！

学生在自己校内举行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集会，竟然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并以枪炮进行威胁。这是对人民享有的起码的民主权利最粗暴的践踏，此一事实，不仅为当时与会者及地区寄宿学生数千人所身历目睹，而且为昆明西北隅城内外居民所共知。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使广大学生再无法自忍，惟有用罢课这种方式来表达愤慨与抗议。正当各大中学校学生酝酿罢课的时候，中央社把学生正当的集会诬蔑为匪警，更加激怒了学生，总罢课成了学生的共同要求。

在联大新校舍，还不等学生自治会作出罢课决定，学生已开始行动了。新校舍的上课号令是敲击悬挂在大树上的半截钢轨。26日早，物理系的几位学生为响应罢课，一清早就将它解下藏起来，到了上课时间，学生们由于听不到钟声就不去上课了。这样，联大新校舍学生从26日上午开始，率先举行罢课。云大、中法等大学和邻近的昆华农校、昆华工校等校学生也纷纷起来响应，开始罢课。

11月27日，市学联召开各学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了全市3万大中学生决议总罢课。大会决定成立“昆明市大中学生罢课联合委员会”，该组织是全市学生总罢课的公开领导机构，此外，大会还通过了《罢课宣言》。该宣言是由中共云南省工委负责人建议起草，经罢联代表大会热烈讨论通过的，充分表达了广大学生和人民要求和平、不要内战，要求民主、不要独裁的共同愿望和对国民党当局压制民主，干涉学生正当集会自由的严正立场。其中第一类是政治主张，是长期奋斗目标；第二类是政治要求，获得相当结果就可以复课，也就是复课条件。这样就把罢课的政治主张和具体要求作了严格区分，有利于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社会的同情，使斗争处于有理、有利地位。这个宣言，是全市学生罢课期间的斗争纲领。《罢课宣言》和其他文告，由党的地下印刷厂制成数以万计的传单，散发到全国各地以至海外，为许多同情昆明学生爱国运动的报刊所转载。罢联的成立和《罢课宣言》的发表，使昆明学生的罢课运动有了统一的组织领导和正确的行动纲领，保证了整个运动的健康发展，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罢课后，广大学生斗志高扬。联大、云大、中法等学校的进步社团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以拥护罢课，反对内战、独裁为内容的活动。以联大为例，即可窥见一斑。“阳光美术社”刊出了反内战漫画，另外，“冬青”、“黑白”、“现实”等壁报和铅印的《文艺新报》都出了特刊，号召同学以高度热情积极勇敢地支持罢课。“高声唱歌咏队”开展歌咏活动，“剧艺社”和“新诗社”联合演出话剧和举行诗歌朗诵会，抒发其爱国热忱和斗争意志。与此同时，农校和中山中学也采取了别出心裁的活动形式，前者决议节省一顿菜钱捐给罢联会以支持罢课，后者以学生自治会代学校当局，主持升旗、早操和纠察等活动。

罢课初期，罢联会深深感到自己办报的迫切性。于是创办了铅印的《罢委会通讯》，12月1日出版第一期。该报是昆明罢联的喉舌，一经诞生，就以坚定的立场，百折不挠的战斗姿态，迅速而及时地报道反内战爱国民主运动的真相和社会各阶层声援运动的动态，揭露、驳斥中央社和国民党报刊的造谣中伤，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和压迫，公布罢联的主张和对政府的要求。该报的出版，冲破了国民党在昆明垄断新闻机关封锁运动的局面。此外，罢委会还在内部发行了油印的《罢联通讯》，印刷了罢课宣言、告同胞书、告美国人民书等各种宣传品，广为散发，并成立翻译组，把重要宣言文告译成英文，分送国际友人及寄往国外。截至复课时为止，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印刷和发行各种宣传品总数达一百一十多万份，组成了当时昆明进步舆论的强大阵容。

在罢联帮助和引导下，许多中学罢委会把同学的活动组织得井井有条，生机盎然。他们照常出早操，自修，赛球，唱歌，还开座谈会，出特刊，参加音乐会、演出等，有的还请大学进步教师和大学生到学校作形势分析的演讲。

罢联还组织了一百多个由大中学生混合编组的宣传队，每天上街宣传。其活动主要集中在近日公园、马市口、三牌坊、云瑞公园、小西门和各大电影院前群众汇集的地方，有时也深入大街小巷，向各界说明时事晚会真相，控诉国民党军队无理干涉学生集会自由的暴行，讲述反内战、争民主的重大意义。宣传队在市区许多地方刊出大版的街头壁报，如在近日楼闹市区办的大型壁报“人民化”和“民主”就拥有众多的观望者。而漫画、木刻以其形象生动的特征在宣传战线上独树一帜。漫画“匪警”揭露的是当地驻军向夜幕下的晚会开枪的情景，其他中央社造谣和关麟徵“道歉”等等，也被作为题材表现到漫画里。有一幅揭露国民党军政当局以“误会”掩盖屠杀青年罪行的木刻轰动一时，在群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宣传队还制作了一批短小精悍的剧本，如描写在内战中父子相残的悲剧《凯旋》、讽刺剧《匪警》等。这些剧本都组织了街头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时学生唱的歌曲，主要内容也是反对内战，呼吁民主。孙慎作曲、力扬作词的《我们反对这个》是最为流行的一首，其他如《告士兵》、《不能打》、《告同胞》、《八年时光》、《不买中央报》等，也都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同时，宣传队还组织了十几个访问小组，访问各校校长和教师，向他们诚恳地倾诉学生的愿望和要求，希望他们对学生的斗争给予更多的支持。

昆明总罢课后，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运的措施步步升级。李宗黄等执行重庆国民党中央的电令，采取“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的种种手段，镇压学潮。

他们先是动用其舆论工具《中央日报》、中央社等，连篇累牍地诬蔑攻击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派特务遍街张贴“反罢课委员会”的标语，接着又盗用联大外籍学生的名义，反对罢课。此外还出动大批武装特务，闯入学校强迫学生复课，撕毁墙报，捣毁校具，沿街追打、绑架学生，仅29日学生被捕被打事件就达40起。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学生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各种形式坚持罢课。他们不畏强暴的正义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大大鼓舞了学生士气，而反动派在其阴谋遭失败后已是恼羞成怒，惨绝人寰的流血事件终于发生。这就是“一二·一惨案”。在军阀党棍滥用职权滥用武力之下，法纪荡然无存，学府尊严扫地。青年无辜牺牲，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遭到践踏与迫害，即便昏昏欲睡、半梦半醒之间的国人也终至心痛惊醒而要有所振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