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军队30多万官兵，冒着狂风暴雪，在零下20℃的严寒中，流血牺牲，忍饥受饿，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连续八昼夜不间断地攻击，把战线向南推进达80－lbo公里，其前锋到达了三七线。

l月5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也是新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人民日报》第一版显著位置的大字标题是：《朝中军队发动新攻势，光复汉城向南疾进！》同时，发表了题为《祝汉城光复》的社论：“汉城的光复，又一次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强大。美国绝对优势的空军、海军、坦克和大地，在伟大的中朝人民面前，无论在进攻和防御中，都已证明无能为力。中朝人民军今天已经向全世界表明了自己是强大的和平力量。他们完全有力量消灭与起走美国在朝鲜的侵略军，恢复朝鲜的和平。”

社论在最后用前线指挥官的口气这样号召：“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把不肯撤出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

胜利的消息令中国百姓欢喜若狂，奔走相告。如果说在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的普通百姓还对自己的军队是否应该跑到异国去打仗，是否是强大的美国军队的对手持有一些怀疑，两个月之内三次战役连续的胜利，特别是第三次战役对南朝鲜首都汉城的占领，令在历史上饱受列强欺辱的中国人民第一次感到自己国家和军队是如此强大，特别是中国军队的交战方是有15国之多的外国联军，于是，对民族实力骄傲的热情骤然席卷了整个中同大地。

中国的苗都北京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在新年瑞雪飘飞的北京街头，工人、农民、学生和妇女们的游行队伍川流不息。庆祝游行的热浪立即蔓延到全中国的城镇和乡村。中国人民纷纷自发捐献出钱物慰问志愿军，各界团体以及青少年写的慰问信更是雪片一样飞向千里之外的朝鲜。

当国内的报纸到达朝鲜前线彭德怀手中的时候，他由于睡眠极少和紧张不安正处在极度的疲劳和焦躁之中。他看了报纸后，紧张与焦躁更加严重：“大游行，庆祝汉城解放，还喊口号，要把美国侵略者赶下海去……有些人只知道我们打了胜仗，不知道我们取胜的代价和困难。速胜论的观点是有害的。我们的报纸怎么能这么宣传？解放个汉城就这样搞，要是丢了汉城，怎么交代？”

彭德怀所说的“胜利的代价和困难”，是指自中国出兵朝鲜后三次战役打下来的损失。部队伤亡是巨大的，主力部队，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精锐部队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四十二等军，战斗伤亡尤其大。很多连队中的战斗骨干损失大半，基层干部的牺牲比例令人痛心。不少部队目前的兵员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在与武器装备现代化的联合国军作战中，中国军队赢得胜利的恨一伙办以有一次又一次地前赴后继不怕牺牲。正如美军战史中所描述的：“在地面密集的炮火和各种火器编织的密不透风的封锁下，在天空上铺天盖地的飞机的航空炸弹、凝固汽油弹和机关炮所构成的死亡的大网下，中国士兵一波一波地进攻潮水般涌来，在照明弹惨白的光芒中，联合国军士兵惊恐地看着这些后面的士兵踏着前面士兵的尸体毫无畏惧地向他们冲击而来，这些中国士兵义无反顾，毫不退缩。”彭德怀和其他志愿军将领都是经历过抗日战争和国内解放战争的军人，战争中的伤亡似乎已经不能再令他们过分地伤情；但是，朝鲜战争中中国士兵和基层军官伤亡的速度和数量已经超出了他们感情的承受能力。朝鲜战场上的每一次战斗的胜利都是用中国优秀的年轻士兵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作为这些士兵的指挥官他们对此刻骨铭心。

当中国军队的前锋越过汉江，继续向南突进的时候，彭德怀下达了一道顿时引起了各方激烈争论和迷惑不解的命令：“全军立即停止追击！”

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长距离的撤退，再次引发了西方阵营中政治态势的混乱。包括英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西方大国均因朝鲜战局的再次恶化，尤其是汉城的丢失，而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惊慌。盟国几乎异口同声地质问杜鲁门：联合国军是不是打不下去了？还不撤出那个该死的远东半岛？东京的那个傲慢的美国老头到底是个什么人？麦克阿瑟是反共的老英雄还是通敌的老间谍？

就在中国军队发动第三次战役，联合国军的前沿迅即崩溃的时候，麦克阿瑟给华盛顿发去一封电报，要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重新考虑他被否决了的针对中国的行动，扬言不然联合国军就要付出被迫撤退的代价。麦克阿瑟所说的“针对中国的行动”，是他在朝鲜战争一开始就提出的一系列扩大战争的主张：封锁中国的海岸，袭击中国东北的机场，蒋介石参战和骚扰中国东南大陆等等。对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来讲，麦克阿瑟电报的内容是预料之中的：面临战场上的失利，这个老家伙肯定会打来这样的电报，继续表达一个威胁性的信号：要么将战争扩大，要么就是失败。

战后，美军方有人重新读了战争时期麦克阿瑟打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数十封电报，得出的结论是：麦克阿瑟是一个脱离现实的指挥官；一个希望把战场上的每一个胜利都归功于自己，而不承担任何失败责任的指挥官。他的每一封电报都附加着这样的条件：要么给我我需要的东西，否则后果由你们承担。

l月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经杜鲁门总统批准，给在东京麦克阿瑟回电，电报措辞极为含糊：“不大有可能发生政策转变或其他外来不测事件以致有理由要加强我们在朝鲜的努力”，“封锁中国也要等到美国在朝鲜的地位稳定之后，同时还需要和英国等盟国的商谈”，“因为要考虑英国经过香港同中国进行的贸易和联合国的同意”。“至于对中国本土的攻击，恐怕只有待中国在朝鲜之外攻击美国部队时，才能授权进行”。电报明确拒绝了麦克阿瑟邀请蒋介石部队参战的要求。最后，关于朝鲜战局的发展，电报这样说：

“在保障体部安全和保卫日本的根本使命这一首要考虑之下，逐步坚守阵地，尽可能给救人以重大的打击。如果根据你的明确的判断，为避免人员和物资的严重损失而必须撤退的话，那时可以将你的部队从朝鲜撤至日本。”

麦克阿瑟接到电报后“愤怒之极”，他认为这是给他的一个“陷阱”，要求他做出“完全矛盾的选择”。什么叫做“逐步坚守阵地”，否则就“从朝鲜撤至日本”？

第二天，麦克阿瑟在回电中愤怒地说：要我既守住朝鲜阵地又保卫日本，我们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如果华盛顿不扩大战争规模，以美军现有的兵力，其部队在朝鲜的军事地位就支撑不下去。他说：“联合国军在长期艰苦的征战中已经精疲力竭，并因为那些无端指责他们在被曲解的后退行动中的勇气和战斗素质的可耻宣传而感到苦恼。士气在急剧下降，作战效率受到严重威胁，除非要求他们以生命换取时间这一政治基础，得到了明确的说明、充分的理解以及紧迫到了作战的危险可以欣然接受的程度。”

他再次向华盛顿的决策人物发出质问：“根据你电的合理解释，敌人的优势实际上倒是一个决定性的尺度。因此，我的疑问在于：目前美国的政策目标究竟是什么？是在于目前的有限时间内尽可能保持在朝鲜的军事地位，还是在能够实施撤退时就立即撤退以尽量减少损失？”

麦克阿瑟把前途描述得一片黑暗：“在受到非同寻常的限制和被迫面临种种困难的情况下，本军在朝鲜的军事地位是难以保证的，但是它能坚持一定的时间，直至全军覆灭，如果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这样要求的话。”

麦克阿瑟咄咄逼人的要挟和气势汹汹的质问，是给杜鲁门的一系列难题。公平地说，作为战场司令官，受制于本国政府的远程控制而不能随心所欲，是一件令一名担负战争胜负责任的职业军人很痛苦的事情。麦克阿瑟所提出的问题，连杜鲁门本人也无法果断地给予答复，原因很简单，整个美国政府都处在混乱的境地里。面临朝鲜战争的重大失败，美国究竟应该怎么办，没有人能对此下个结论。矛盾的本质是清楚的：和中国人在朝鲜的战争肯定是一场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战争。如果继续打下去，又怎样才能不动用美国和盟国更多的力量而胜利？有没有为避免盟国对欧洲安全的担心和对朝鲜问题的指责，迅速能在朝鲜战争中赢得胜利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朝鲜战争最好现在就停下来。但是，怎么才能停下来？用什么方式停下来才既符合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又令美国政府和美国军队不丢面子？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高官们对麦克阿瑟的电报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认为这是在公开指责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切经过总统所制定的方针是错误的。他们敏感地意识到：麦克阿瑟的这封电报是留给后人看的，目的是一旦事情到了一团糟的时候，他能就此推卸一切责任。

国防部年马歇尔看到电报中关于士气的说明时说：“一个将军埋怨他部队的士气之日，便是应当检查他自己士气之时。”

国务卿艾奇逊的反应更加激烈：“无需任问证明，找完全相信这位将军的桀骜不驯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而且对其总统的意图基本卜不顺忠！”

国务卿以官场的清醒说出了问题的实质，麦克阿瑟这个美军海外军团的指挥官和美国总统的矛盾已经超出了军事的范畴。

不管怎么说，杜鲁门总统在召集了一系州会议之后，还又准备安抚一下麦克阿瑟，目的是再静观一下战场形势的变化。

从战后披露的资料分析，杜鲁门和他的同僚们当时已经收到美军在朝鲜战场的现场指挥官——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将军传来的某种信息，这种信息的核心观点是：最后的胜利且不可妄说，但是美国人在朝鲜半岛坚持下去，并且在军事上给予中国军队某种打击，是完全可能的。

杜鲁门总统决定通过三条不同的渠道使麦克阿瑟安静下来。

一、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电报，重申华盛顿的意见，即：美国在朝鲜的长期坚守虽然不可取，但进一步争取时间将符合美国的利益。“要给中国人尽可能重大的惩罚，不撤出朝鲜，除非确实迫于军事上的需要”。

二、派陆军参谋柯树林斯去远东，和麦克阿瑟面谈，并且赴朝鲜调查战场的实际情况。

三、杜鲁门总统以私人的名义给麦克阿瑟将军发一封电报。

关于为什么总统给一个下属的海外司令官发去私人电报？

杜鲁门的考虑是：麦克阿瑟多次说，他的电报被参谋长联席会议截留，总统根本不知道。杜鲁门的私人电报为的是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总统是知道一切的，一切是总统决定的。

杜鲁门的电报十分冗长，除了对以往说过的观点进行了重复之外，基本上没有新的内容。但是电报至少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彻底地、再次地说明了美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即。不能扩大战争，冒引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又要在战场上有作为。同时，总统的私人电报还多少满足了麦克阿瑟将军的虚荣心。

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到东京与麦克阿瑟而谈，并已到朝鲜战场上亲自巡视，之后他特别听取了李奇微对战局前途的预测和具体的战术计划。当柯林斯回到华盛顿后，一系列政府决策开始果断地实施显示出美间政府对朝鲜战争的前途有了重新估价：签署增拨200亿美元作为国防费用的法案，使本年度军事预算增加80％，达到450亿美元；将征兵年龄从19岁扩大到18岁，并且延长服役期限；将国民警备师编入现役；加强军火生产，每年生产新型作战飞机5万架，坦克3.5万辆；策划单独对日本签订和约问题，加速武装日本。

美国不是要撤出朝鲜，而是要全面强化战争机制。

彭德怀的焦灼是有道理的：局势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我们取得了朝鲜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事实证明，真正残酷的战争还在后面。

然而，“我们无比强大”和“我们胜利了”的情绪已经从国内蔓延到了前线的志愿军官兵中。

“过了三八线，凉水拌炒面。”对极度艰苦的生活的埋怨，随着胜利的情绪产生了。打过三八线的官兵们有了一种设想：快打，快胜，快回国。“速胜”的思想让官兵们对战争急躁起来。

“从北到南，一推就完，消灭敌人，回家过年。”

于是，“一瓶牙膏主义”一时流行于正处在战争前线的中国军队中。

牙膏是奢侈的东西，中国士兵中很少有人使用，使用这种很文明的东西的，是干部，而且是团以上干部。

“一瓶牙膏主义”的意思很难明确地解释。一种解释是，预测或者盼望战争很快结束，最好是在一瓶牙膏没有用完的时间内。另一种解释是，朝鲜国土是狭长的，其形状像一瓶牙膏，就像挤牙膏一样，一鼓作气把美国兵挤出去算了。

第四十军开了一个会，想统一官兵的思想。这是这个军的师、团主官人朝鲜后第一次相聚，见面开着战场上的玩笑：“你还没到马克思那儿去报到？”

“彼此彼此，你也是王八活千年嘛。”

接着就交换礼物，是缴获的一些新奇的小玩意儿：咖啡牌或者大象牌的美国香烟，各种式样的打火机，精致得像玩具般的小手枪，金笔尖的派克水笔，能够聚光的手电筒。

说到部队目前存在的思想问题时，大家就严肃了起来。第四十军在战场上可以说是完成了任务，仗打得还可以，但是这些师、团长们心中还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就是在朝鲜打仗很“憋气”。伤亡不小，而且牺牲的都是能打仗的老战士，让人想起来难过。歼敌不多，三次战役加起来才万把人，和国内战争中一场战斗下来的歼敌数量没法比。敌人的机械化实在难对付，一个山头付出那么大的伤亡打下来，冲上去的时候，敌人坐着坦克和汽车跑了；夜间围住的敌人如果天亮前不解决，天一亮飞机坦克来了，就不能说解决敌人了，顶得住顶不住还是个问题。既然敌人怕死跑得快，那么就让他再快点，只要有炒面和弹药，干脆追着他的屁股打，赶羊一样一追到底，他下他的海，我回我的家。

和第四十军一样，各军都开过类似的会。会议记录被送到彭德怀那里，更加重了他深藏在内心的不祥的预感。

没有人比彭德怀更了解在朝鲜前线的中国军队所面临的巨大的困难。

第四十军打给志愿军司令部的电报中说：“部队极端疲劳，困难很多，三八线以南的群众跑光，敌人把房子烧了，粮食抢光，使部队吃饭、休息都很困难，体力大大减弱。后勤供应不上，部队急需粮食、弹药、鞋子等补充……”

一此时，志愿军全线拥挤在三八线以南的狭窄地区，所有部队都缺衣少药缺粮食。士兵中疾病蔓延，在渡过临津江时出现的大量冻伤还没有恢复，由于天气寒冷，部队没有御寒的棉衣，新的冻伤又大量出现。有一个师已经因冻伤使上千士兵失去了战斗力。后勤补给线已经延长至500-700公里，加上美军飞机的日夜封锁，运输工具又极端缺乏，前线的部队几乎处在令人担心的困境当中。

在朝鲜战争的后期，彭德怀已回国任职后，在一次作战会议上，他回忆了第三次战役后的情况：“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可当志愿军打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的时候，我环顾前后左右，确实非常害怕。当时倒不是考虑我个人的安危，而是眼看着几十万中朝军队处在敌人攻势的情况下，真是害怕得很。我几天几夜睡不好，总想如何摆脱这个困境。我军打到三七线后已向南推进了几百公里，本来后方的物资供应线就很难维持，这时敌人又派飞机对我军运输线猛烈轰炸，使志愿军的各种物资、粮食弹药的供应十分困难。空中有敌人飞机炸，地面对着美军的坦克大炮，左右沿海是美军的舰队，敌人不下船就可以把炮弹打过来。加之时值寒冬腊月，到处冰天雪地，战士们吃不饱穿不暖，非战斗减员日益增多。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志愿军随时有遭厄运的可能。我不能把几十万军队的生命当儿戏，所以必须坚决地停下来，不能前进，并做好抗击敌人反攻的各种准备。”

苏联驻北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实际上是斯大林在朝鲜的军事观察员。他对彭德怀突然停止第三次战役而极为不满。他把自己的意见告诉斯大林，指责彭德怀是“军事上的保守主义”，说他从没见过打了胜仗的指挥员命令部队停止追击敌人的，他的主张是“抓住战场主动权，乘胜追击，解放全朝鲜”。

彭德怀对这种指责火冒三丈：“拉佐瓦耶夫？他打过什么仗？第二次战役时我们停止追击，就是他不同意！我难道不想扩大战果追击敌人？可靠两条腿追四个车轮，能有什么结果？我难道不知道乘胜追击的道理？我们中国军队历来主张猛打猛冲，击溃敌人后应该追击，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但是，朝鲜有朝鲜的特殊情况，我军战斗减员和疲劳不说，朝鲜是个狭长的半岛，东西海岸敌人到处可以登陆，我们的战略预备队上不来，仁川的教训不能重复！彭德怀不是为打败仗才来朝鲜的！”

金日成对彭德怀放弃对敌人的追击更是想不通。作为北朝鲜的领袖，他惟一渴望的就是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实现统一全朝鲜的理想，但眼看着中朝军队已经打到三七线而停止了攻势，这令他无论如何睡不着觉。在和彭德怀的讨论中，金日成一再要求彭德怀命令全线部队“继续前进”，而彭德怀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兵力和对峙状态之后，认为必须休整才有可能发动新的战役。两个人因为意见不同而不欢而散。夜半，彭德怀的警卫人员说，金日成屋子里灯光一直亮着，于是彭德怀就给金日成送去两片安眠药。但是，彭德怀知道，金日成需要的不是安眠药。

1月11日，彭德怀和金日成就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

在君子里的巨大的矿洞里，中国军队一方有彭德怀、洪学智等，北朝鲜一方有金日成、朴宪永等。双方就苏联大使的“只要向南进攻，美军就会撤出朝鲜”的观点进行讨论，讨论时分歧极大，以致话里有了很浓的火药味：朴宪永：“只要志愿军继续向南进攻，美军一定能退出朝鲜。”

彭德怀：“真的吗？如我军去追，美军一定会退吗？”

朴宪永：“是的。”

彭德怀：“美军既然要退出朝鲜也好，这符合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所提出的要求。”

朴宪永：“如我军不迅速南进，美军就不会退。”

彭德怀：“你们的依据是什么？”

朴宪永：“美国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内部矛盾。”

彭德怀：“这是一个因素，但今天还不能起决定作用。如再消灭美军三至四个师，五至六万人时，这个因素就会变成有利条件。再过两个月后，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力量要比现在大得多，到那时再视情况向南进军。”

朴宪永：“到那时候美军就不一定会退了。”

金日成这时插话：“最好半个月内，志愿军有三个军向南进攻，其余休整一个月后再南进。”

这时，彭德怀开始克制不住自己的重重忧情了，他越说越激动：“你们说美国一定会退出朝鲜，但你们也要考虑一下，如果美军不退出朝鲜怎么办？希望速胜，又不做具体的准备，其结果将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就可能把战争引向失败！志愿军需要休整两个月，休整前，一个师也不能南进！如果认为我这个中朝联军总司令不称职，可以撤职！你们如果认为只要我们一南进，美军就会退，那么，我提议由仁川至襄阳线以北的全部海岸的警备和维护后方交通线，都归中国志愿军担任，人民军五个军团十二万人已经休整两个月了，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向南进攻。美军如果按你们的想象退出朝鲜，我当然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果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的南进计划南进作战！”

彭德怀激动的发言令在场的人息声屏气，陪同会谈的中朝双方的其他人员看此情景，都一个个地悄悄溜了出去。

毛泽东曾在1月9日致电彭德怀：“如朝方同志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以南进，则亦提议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则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

这封电报，说明了毛泽东对彭德怀停止进攻决定的支持。

当时，毛泽东认真分析了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的处境，并认识到敌人实力犹存，正肆机北进。至少，毛泽东对某些人认为“美军会退出朝鲜”的判断很不以为然，因为“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是毛泽东对战争对手本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

彭德怀把这封电报给金日成看了。

现在，彭德怀明确同意北朝鲜军队单独南进，金日成和朴宪水却说：“人民军没有恢复元气，不能单独南进。”

彭德怀：“那么去试验试验，取得点经验教训也是宝贵的嘛。”

金日成：“这不是好玩的，一试验就会付出几万人的代价。”

彭德怀：“不是说我一南进，美军就会退嘛。那么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我很难理解。”

彭德怀的意思很明白：中国士兵的生命同样宝贵！

在朝鲜战争结束很久以后，彭德怀于“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关押。身经百战创造了新中国的战将在其身陷囹圄的时候，回忆到他在朝鲜战争中的这段日子时写道：“我军将敌人驱至三七线后，敌人改变计划，从日本和国内抽调新生兵力四个师，又从欧洲抽调老兵补充部队，集结在洛东江的预备防线。从东线战场方面撤退之兵力亦集结于洛东江。总之，敌人一步一步在诱我南进攻坚，待我军疲劳消耗殆尽，再从正面反击，从侧翼登陆截击，以断我军后路。志愿军入朝后，不到三个月，连续经过三次大的战役，又值冬季，而且全无空军掩护，也未曾休息一大，疲劳之甚可以想见，战斗和非战斗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准备再战。”

彭德怀坚持志愿军在休整之后才能南进。

在第三次战役中中国军队前进了上百公里，战役开始时位于前沿第一线的南朝鲜军队损失也是巨大的。但是，连彭德怀都承认这个事实：美军几乎是不战而退的。志愿军的官兵都知道，三八线并不是他们打过去的，而几乎可以说是走过去的。美军大踏步的撤退实际上是按计划进行的大规模机动，从军事战略上说他们“溃败”是有些牵强的。凡战场上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撤退，精明的军事家必会十分地警惕，因为这往往是撤退后有计划的大规模反击的前兆。

历史证明了李奇微正是这么设想的。

如果几十万中朝军队继续南进的话，将正好落入李奇微的圈套。当时在三七线上，联合国军以遗待劳，已经在修筑起十分坚固的工事，等待中朝军队的到来。饥饿和缺乏弹药的中朝士兵将在补充充足的联合国军的火力网中大量伤亡，而且，联合国军随时会发动猛烈的反击，以其占优势的机动手段把中朝军队切割成数段。同时，善于两栖登陆作战的麦克阿瑟决不会放过从东西两边海岸登陆夹击的好战机，那样，中朝军队就要陷入灭顶之灾了——六个月前北朝鲜军队长驱直入而惨败，正是盲目南进的结果；一个多月前联合国军贸然北进而遭到失败也是刚刚发生过的事。

中国传统的节日春节即将来临，志愿军前线部队开始筹备过年的物资，国内来的慰问品也陆续到达部队。毛泽东向在朝鲜打仗的中国士兵发出“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指示，志愿军总部号召全体志愿军官兵开展“拥护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爱护朝鲜人民”的活动。

第三十八军率先提出“十条纪律规约”：一、尊重朝鲜人民，要当成自己的父亲兄弟姐妹一样看待。严禁调戏、侮辱妇女。

二、遵守民情风俗。进门脱鞋，说话讲礼貌，经常措厕所，不随便大小便，不在室内乱吐痰，保证室内外清洁卫生。

三、住房子要商量。要给群众留一定住处，不准强住，不得全部占光，不准强占灶头。对群众的东西，不论有无房主，均应爱护，妥加保管。

四、借用家具、木材、铺草要爱护，用后要还，损坏要按价赔偿，走时要道歉。

五、雇请向导民工，要按规定付给工资，态度要和蔼，严禁打人骂人，不得随便抓差。

六、爱护群众利益。不损坏一草一木，不拿一针一线，不随便吃群众的东西，不践踏一棵青苗。

七、借粮食、柴草要分清对象，遵守规定。按数付给柴票、草票，严禁翻箱倒柜混水摸鱼，一扫而光。

八、买东西要公平，按价给钱，不强买、贱买，不争购、赊账，严禁杀耕牛和六十斤以下的小猪。

九、宣传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回家。召开群众会议，宣传我军胜利，揭发美、李军罪恶，提高群众觉悟。

利用空闲时间，帮助群众劳作，以实际爱民行动团结群众。

十、关心群众痛苦，告诉防空办法，积极协助群众隐蔽粮食物资。加强管理，做饭、烤火，不得粗心大意，严禁烧毁房屋，不得随意玩枪误伤群众。

志愿军司令部认为既然是休整，不如抓紧时间把军官集训一下，即使是临阵磨枪也有一定效果。于是下达通知，由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主持，邀请苏联军事专家讲课，在中国的沈阳市举办一个由师、团长参加的诸兵种联合作战的集训班，参加集训的人必须立即回国。第三十九军军派吴信泉认为，在敌人说不定哪天就会反击而来的时候，从前线调大批师、团长回国，显然不妥当。况且，志愿军既没空军又没海军，虽有炮兵，但数量不多，口径不大，集训“诸兵种联合作战”，现在只能是纸上谈兵。但是，绝大多数指挥官认为，敌情的掌握是上级的事，能回国看看当然是好事。于是，在那些日子里，志愿军前线的军师指挥员都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乘坐过路的各种车辆开始向国内赶。其中不少人心中有另外一番激动，因为他们都是在全国解放后才结婚的，结完婚就出国作战了，中国人都说“久别胜新婚”，将与新娘重逢令这些指挥员一路上有了久已没有的好心情。

然而，就是在这时，一个关系到不久以后朝鲜战场局势的严重问题正悄悄地显露出来。

其时，美军在朝鲜前线的侦察活动十分颇繁，美第三师已开始向战线的防御正面调动，而中国军队的主力因正在休整，所以于前线的位置目前过于靠北，只有少量的部队突出在前沿，这种态势极容易在敌突然反攻时面临泞不及防的境地。

这一忧虑被从北京转达到了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在召集专门的会议研究后认为“敌人没有进攻我汉江南岸桥头阵地的企图”，而志愿军部队的部署还是按准备春季攻势的态势为好，特别是位于战线后部的主力如果太靠前不利于休整。

于是，一个关系着战争命运的提醒被搁置了。

这是彭德怀漫长的军事生涯中少有的判断失误。

失误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

事后的评论总会显得苛刻，更何况当时的战场形势错综复杂。如果说彭德怀没有预料到敌人会反击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彭德怀没想到的是，灾难会来得这么快。